易经占卦方法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易经占卦方法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易经占卦方法范文第1篇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台湾“国学大师”傅佩荣出席上海书展，为其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傅佩荣谈人生：哲学与人生》（第二版）造势。次日，他便要马不停蹄赶往重庆。

“我在很多地方讲《易经》，明天去重庆也是讲《易经》。讲《易经》有个特色，你讲完之后最后半小时做示范，数字卦，用数字来取代古代复杂的方法，用来占卦。我在全国各地讲这样《易经》的课至少讲过30场，每一场都有五六个人要上来示范，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不准的，从来没有。”上海炎热的夏日，依然西服革履的傅佩荣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即便是坐在酒店靠窗的咖啡厅，他也是一副随时准备登台的姿态。

翻开这位来自台湾的“国学大师”的履历，其上有关“主要作品”的介绍里，多少带有“心灵鸡汤”的味道—《傅佩荣谈人生：易经与人生》、《傅佩荣谈人生：心的旅程》、《向孟子问道》、《向庄子问道》、《向孔门弟子解智慧》、《领导处世智慧》……

他给“国学热”定了个30年计划，“从普遍推广，到回到经典，最终改善生命”。“改革开放经济要搞30年，搞文化30年最起码。”

台湾“国学”明星

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傅佩荣，在台大开设的“哲学与人生”课程，讲了17年。2005年后，他抢滩中国大陆国学市场，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书封上画着一个抽象的人脑在接受知识。

傅佩荣第一次到大陆公开演讲，是在2006年9月。线装书局将傅佩荣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的解读，分别成书五册，构成“傅佩荣解读五大经典”。基于新书宣传的考虑，图书策划公司借用他曾频频在台湾校园外演讲的功力，安排了演讲场所，并联络媒体，营造出迎接台湾“大学者”的气势。

十天时间，六个城市，十所大学—傅佩荣对当时受到的礼遇印象深刻，“南方开始，浙大、复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然后上海社科院、中国社科院，加起来总共十个学校，都讲国学。反应还蛮热烈，”傅佩荣回忆，“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对传统文化这么热衷的。当然里面可能有‘’的原因，要寻根、要补课。”

正是那次巡回演讲之后，有人找上门来。“最早是凤凰卫视，找我讲《国学的天空》。2008年上半年讲了137集，之后南方人都知道了，好像是广东人看得特别多。而且知道我这个人讲国学好像还蛮到位的，都会根据原典。后来在2009年上半年，上央视讲《孟子的智慧》，那才让大陆人都知道，这个人讲国学，好像还不错。因为央视有一定的号召力。”

他刻意回避了2006年与“国学超女”于丹的那段纠葛。当年的“十一”假期，央视 《百家讲坛》连续7天播出“于丹《论语》心得”，让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一举走红。但实际上，《百家讲坛》原本计划《论语》的讲习安排，是于丹7集，傅佩荣30集。于丹一上镜轰动全国，主播方因势利导，取消了傅佩荣的《论语》档期。

这件事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着傅佩荣的“成名之路”—他变成了大众心中的“台湾版于丹”。“那时候，只要于丹出一本《心得》，我的书明明是《的智慧》，书商也要把书名改成《心得》；于丹出一本《庄子心得》，我的书叫《向庄子请益》，书商还是把它改成《庄子心得》。弄到后来，甚至有人问我：你怎么跟风？”傅佩荣对这段过去十分介怀，到2009年上海书展，他甚至不掩其怒，公开声称：“别叫我‘台湾于丹’，我在台湾已经成名30年了！”

然而无论如何，借着国学的通俗化演说大红大紫之春风，傅佩荣还是红了。

出名后的利益纷争

成名自然会有“副产品”—书大卖、节目收视好，各地演讲邀约频频。经济收益上的事他雇用专人打理，然而早年因缺乏对大陆市场的了解而签订的一纸图书版权合同，因为各类书籍的大卖，逐渐让傅佩荣感到“分利不匀”—“因为一个无良书商，傅老师亏了不少钱。”一位了解事情经过的出版社编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早在2005年在大陆出版第一本书之前，一位大陆出版商到台湾找傅佩荣，商议到大陆出版事宜。直到第一本《哲学与人生》出版，看到书的傅佩荣才得知是“东方出版社”。“但我在台湾不了解大陆的情况。因为他是第一个到台湾找我的出版界朋友。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出版商，什么叫出版社，还有书号问题，台湾没有那个概念。台湾每一个人都可以申请正式的出版社，就是合法的。我很信任他，所以我所有的著作交给他处理。”

傅佩荣逐渐意识到书商的“商业化”操作。“他纯粹做生意，所以我这本《哲学与人生》，不管卖多少本，永远是第一版。出版商不愿意写卖多少本，他有抽税的问题，所以这种做法就不太合理了。读者永远买到第一版，封面一直换，出版社一直换，再换个书名，我看到的总共有8个封面，他说他只负责5个，另外3个是盗版的。这个出版商换5个封面，好几个出版社，永远第一版，永远不说印了多少本。读者就问我说怎么你的书买过的书名都不一样，我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说，根本在我控制之外。”据傅佩荣自己了解，书商所给《哲学与人生》版税只有前面的3万册，而该书第一版“至少卖了20万册”。

易经占卦方法范文第2篇

一、宴会与郊游的紧密结合

曲江游宴曾是唐代享有盛名的宴饮形式之一，自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持续到唐僖宗乾符年间，历时170余年。曲江宴是指唐时考中的进士在放榜后于曲江亭接受皇帝所赐的宴席，又名曲江会。曲江宴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曲江游宴种类繁多，情趣各异。例如，按照古人“曲水流觞”的习俗，众人环坐于弯曲的溪流两旁，置酒杯于上游流水之中，流至谁前则罚谁饮酒作诗，众人对诗进行评判，称为“曲江流饮”。在安史之乱以前，唐代各级署衙都在曲江两岸修筑亭馆台榭，以供宴会游赏之用。天宝年间，萧嵩家的私庙逼近曲江，不得不移往他处，玄宗还在诏书中安慰道：“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与卿思之，深避喧杂。”野外聚宴是这一时期宴会形式的时尚潮流，也是唐代休闲风俗的重要内容。“曲江游赏”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休闲文化形式。

至唐僖宗时，也在曲江宴中设“樱桃宴”专门来庆祝新科进士及第。每当到了曲江关宴大会时，长安城内的达官贵人都会到曲江亭子选择东床佳婿，场面热烈非常，“钿车珠鞍，栉比而至”。这一天也是长安普通居民的盛大节日，在开宴前几天，就已是“行车骈阗于江头”，而到了开宴时，更是“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车马喧阗，人流杂涌，繁盛无比。朝廷教坊的伎乐赶来表演，甚至皇帝也会到紫云楼垂帘观看。宴会结束后，便移乐泛舟，开展丰富多彩的游艺活动。

野外聚餐多选在节日期间进行，中和、上巳和重阳“三令节”时，人们最喜游宴。曲江岸边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绿树环水，烟水明媚，是当时最著名的游赏胜地。所谓“百官游宴，多是长安、万年两县有司供设。或径赐钱给费，选妓携觞，幄幕云合，绮罗杂沓，车马骈阗，飘香堕翠，盈满于路”，就是关于当时游宴的描写。

除了官方举办的类似于“公费旅游”的游宴之外，曲江也是私人聚宴的最佳场所，游宴为平日被世俗烦扰羁绊的人们提供了放松身心的时机和地点。《剧谈录》说，到了夏日，这里“菰蒲葱绿，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好事者赏芳辰，玩清景，联骑携觞，不绝于路”。天高云淡，碧草茵茵，四时佳节之时，长安豪侠少年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鞍，并辔在花树下往来游赏，仆从捧执酒器跟随在后，遇有胜景随时停下，驻马而饮。“春景暄妍，策蹇驴出都门，贳酒一壶，藉草而坐，醺醉而寐。”赏美景，饮佳酿，以天地为家，随时酩酊大醉倒在绿草中酣睡，也只有唐人才有如此洒脱不羁的放达之举。

船宴是一种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宴会形式，也是宴饮和旅游活动的绝妙结合。顾名思义，宴会的地点是在船上。唐代宫廷贵族，于节令庆典或春秋佳日，喜爱乘舟泛于水上，举办船宴之余，往往伴随着观赏水域胜景。这种宴会对文人墨客来说，同样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李白《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诗云：“摇曳帆在空，清流顺归风。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行云且莫去，留醉楚王宫。”杜甫《城西陂泛舟》诗云：“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荡漾，百壶那送酒如泉？”白居易在其洛阳履道里宅中，凿有池水，也曾在船上宴请宾客。唐文宗时，河南尹李待价在上巳节举办了一次游宴赋诗活动，邀集当地名噪一时的文士才子登上彩舟，共享盛宴。宾主十六人时而饮酒赋诗，时而泛舟游赏，直至日落西山，才尽兴弃舟上岸。嘉宾之一的刘禹锡乘兴作诗描绘道：“洛下今修禊，群贤胜会稽。盛筵陪玉铉，通籍尽金闺。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鹭振，歌响杂莺啼。历览风光好，沿洄意思迷。”

唐代女子的开放和洒脱不输男子，女子钟爱的春游野宴就反映了当时女性的休闲生活。唐玄宗时，仕女结伴赴郊外野宴，成为一种时尚。其一被称为“探春宴”，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探春宴多在孟春时节进行，参加者多为贵族或富家年轻女子。届时，她们相约做伴，载着帐幕、餐具、酒器美食等来到郊外踏青游玩，然后选择一处美景所在，搭起帐幕，摆设酒肴，享用美食佳酿的同时，开始行令猜谜、吟诗作对等休闲活动，直至日暮方归。另一种是上巳节（又称女儿节）前后举办的一种野宴，女孩子玩累了就选择一处席地设宴。由于这种宴会是在裙帐中进行的，故称为“裙幄宴”。仕女游春时，绿衫红裙，极尽美艳之能事，“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就是说姑娘们在踏春赏玩时，看到好花，就随地坐下，以草地为席，四面插上竹竿，各自解下红裙，将裙子联结起来挂在竹竿上，连在一起挂成一座帷幄，形成临时的饮宴幕帐，她们就在其中宴饮赏花。此举在今天看来，亦能称其为浪漫、时尚，放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并未被时人斥为荒唐、不合礼数，恐怕只有在唐代，才会出现如此大胆和开放的女性吧。

二、宴会与文艺的巧妙融合

唐代贵族官僚和文人雅士在举办宴会时，往往伴之以各种观赏性节目和游戏。

首先是音乐、舞蹈类的娱乐表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有一幅唐人所作的《宫乐图》，展示的是一群唐代宫廷女子作“时世妆”打扮，一边宴饮，一边演奏乐器以助兴。唐代观赏性音乐文化十分发达，广泛吸收、融合了全国各地的声乐流派，并大量借鉴西域乐曲风格，音乐文化空前繁荣。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描写江边女子弹琴之声悦耳，其乐宛若“大珠小珠落玉盘”，一个流落尘世的歌女尚且有如此水准，其他宫廷乐官的造诣可想而知。在舞蹈方面，由于西域舞蹈艺术的东传，唐代的舞蹈因而种类繁多，美不胜收。舞蹈艺人的技艺也臻于完美，据《乐府杂录》记载，唐代的表演性舞蹈中，健舞节奏感强烈而明快，动作潇洒而流畅，如棱大、阿连、柘枝等；软舞动作抒情柔美，节奏舒缓，如凉州、绿腰、苏合香、团圆旋等。宴饮之余，欣赏着优美的歌舞表演，着实令人如醉如痴。

唐人宴饮，多有歌舞伎相伴。唐代明确规定：“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之伎于庭。”乐伎在宴席中佐饮，十分常见。很多贵族家中蓄养乐伎，供宴饮寻欢。例如，白居易家中蓄养了红俏、春草、小蛮等多名舞伎，他在《谕伎》诗中说：“浊泪夜黏桃叶袖，酒痕春污石榴裙。莫辞辛苦供欢宴，老后思量悔煞君。”诗中对这些供人戏弄欢娱的女子蕴含了深深的怜惜之情。

除了观赏音乐舞蹈，唐人饮酒兴酣时，还会参与歌舞娱乐。唐太宗有一次设宴款待武功仕女，酒兴正酣时，“老人等递起为舞，争上万岁寿，上各尽一杯”。不H如此，唐太宗还亲自带头起舞，一次设宴款待群臣，“太宗酒酣起舞，以属群臣，在位于是遍舞，尽日而罢”。大臣王常日饮酒，“枥多名马，家有伎乐”，并曾在酒宴上自唱自歌，神气豪迈，恣酒不羁。从中，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唐人狂放率真的个性，洒脱不羁的真性情。

另一类属于饮酒技艺和游戏，这些休闲小游戏使饮酒过程变得十分生动，列举如下：

（一）酒令

唐人酒令艺术丰富多彩，且有雅、俗之分。白居易将“雅吟”与“俗饮”对比，作诗云：“香浓酒熟能尝否？冷澹诗成肯和无？若厌雅吟须俗饮，妓筵勉力为君铺。”韩愈也曾写道：“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令，惟能醉红裙。”唐代酒令不下二十种，有高雅的文字令，有简便的筹令，有传统悠久的占术，还有直接抛打等俗令，名目繁多。

在一批江苏出土的唐代金银中，有一件金龟贞《论语》玉烛筒，有酒令银筹五十枚，正面刻有文字，上为《论语》词句，下为饮酒对象及酒量。行酒方式有四种，“饮”为自斟，“劝”为敬酒，“处”为罚酒，“放”为重新下筹。例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自饮十分。”“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任劝十分。”“与尔邻里乡党乎。上下各七分。”“乘肥马，衣轻裘。衣服鲜好处七分。”这批珍贵的酒筹使人们对唐代酒令有了清晰的认识。

骰盘令是从樗蒲、双陆等博戏游戏中发展而来，以十只骰子齐掷，自掷骰的人起，依采数饮酒。白居易《就花枝》诗云：“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且算欢娱逐日来，任他容鬓随年改。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自量气力与心情，三五年间犹得在。”

抛打令则是用香球或杯盏，类似于今天的“击鼓传花”。行抛打令时，主宾皆回环而坐，巡传香球，以乐曲定其始终。当曲急近终时，便相互嬉戏抛掷，中者须起舞。常用的传球巡杯曲和舞曲（游戏背景音乐）有《抛吕帧贰兜餍Α贰断隆贰赌走》《舞引》《红娘子》等。

（二）射覆

这是一种类似于占卜术的猜物游戏，通常在瓯、盂等器具下覆盖某一物件，让人猜测。射覆是文人雅士宴集聚会时一种玄妙而又有趣的休闲方式。《汉书・东方朔传》曰：“上尝使诸数家射覆。颜师古注曰：‘于覆器之下而置诸物，令射之，故云射覆’。”射覆看起来似乎是猜谜，其实是用易经占卦占出来的。射覆时将某个物品覆盖起来后，如扇子、笔墨、香囊、盒罐等生活中的常用品，让预测高手通过占筮取得卦象，通过对卦象的特点做变化分析，确定出被藏物品的特征：数量、形状、颜色、尺寸、特性等。《红楼梦》中写道，姐妹们在大观园中偶尔以诗文进行射覆，是先用诗词文章等隐喻某一事物，射者猜度，用以隐喻该事物的另一诗句或掌故揭出谜底，须是饱读诗书之人才能参透其中奥秘。文人墨客喜欢射覆，贵族妇女通常也十分青睐于此。李商隐的《无题》描写射覆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也许诗人正是贵妇人的座上嘉宾，此诗大概就是在这种绮丽的情境之下生出的感叹。

（三）投壶

投壶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做的一种投掷游戏，作为礼仪在春秋战国时期较为盛行。那时，成年男子崇尚骑射，宴集聚会时射箭成为必备程序，之后流行用箭投酒壶代替，久而久之，投壶就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据《礼记・投壶》记载：“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以盛酒的壶口作标的，在一定距离间投矢，以投入多少计筹决胜负，负者罚酒。这种活动与古代的射礼在形态、意趣、方法、规则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可以说，投壶是一种以矢代箭、以壶代侯的具有射礼色彩的游戏活动。投壶也是宫人消磨时间的娱乐，王建《宫词》诗云：“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玉腕劳。”宫女分成两群赌樱桃玩，玩投壶玩得手腕酸疼。作为唐代宴会上受欢迎的休闲方式，士大夫投壶，常伴以饮酒、赋诗以助雅兴，如“阉令促传觞，投壶更联局”，就是指酒宴上的投壶。据《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记载，给事中丁公著说：“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

（四）藏钩。

据《酉阳杂俎》记载：“汉武钩弋夫人手拳，时人效之，目为藏钩也。”据称，汉武帝宠妃钩弋夫人的手里紧握一只钩子，于是，民间流传起了藏钩之戏。周处的《风土记》记载了其玩法：“藏钩之戏，分为二曹。若人偶则敌对，人奇则奇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鸟’，以齐二曹人数。”参加的人分为两组，如果人数为偶数，则互相对峙，如果是奇数，就让一人作为游戏依附者，随意依附一组，称为“飞鸟”。游戏时，一组人暗暗将一小钩（如玉钩、银钩）攥在其中一人手中，由对方猜在哪人的哪只手里，猜中者为胜。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写道：“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岑参的《敦煌太守歌》云：“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花蕊夫人《宫词》云：“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好是圣人亲捉得，便将浓墨扫双眉。”宴会上玩藏钩，不是罚酒，而是用墨画花脸。《宫词丛钞》中说：“欲得藏钩语少多，嫔妃宫女任相和。每朋一百人为定，遣赌三千疋彩罗。”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