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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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社会学范文第1篇
1.参与社会体育的热情不够高涨
有调查表明，在20~59岁这个年龄段（男、女）的成年人群体各有53.63%和63.96%的人不能达到每周进行一次体育活动。其主要原因分为：
（1）工作占用时间较多。
（2）没有形成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在60~69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群体不参与体育活动的原因分为：
1）没有形成体育活动的兴趣。
2）受家务劳作影响。但就现实情况而论，我国目前16岁以上人口的空闲时间已经是1900小时/年，显而易见，因工作忙或家务忙造成没有时间参与体育活动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主要造成人们不参与到体育活动中的原因是人们没有养成参与体育活动的习惯，不了解参与的意义和对参与体育活动没有热情。
2.年龄结构分布不均
我国目前参与体育人群就年龄结构来看属于凹形结构。即青少年和老年人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的热情比较高，而中年人的参与情况较差。青少年还处在学校教育阶段，直接接受学校的体育教育对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老年人的余暇时间比较丰富。另外，延年益寿、丰富晚年生活的需要，使他们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的热情也比较高；而中年人的工作、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压力都比较大，沉重的生活压力迫使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业余生活，导致他们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率偏低。
3.场馆的现状不适合
人们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的需要我们国家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小，公共体育场馆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大部分的体育场馆也仅仅是集中在一少部分的学校里，街道、公园、社区中的体育场馆寥寥无几,这给人们参与社会体育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二、影响我国社会体育发展的社会学因素
1.参与者对社会体育的态度
参加体育活动的重要因素包括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和乐观向上、积极参与的态度。缺乏体育锻炼的兴趣直接影响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积极的态度可以促进人们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而消极的态度则直接阻碍了人们参与体育活动。其中积极向上的体育态度是人们能够排除困难、持之以恒地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
2.参与者余暇时间
目前，实行了一周5天工作日后，我国群众的余暇时间有逐步延长的趋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大部分的时间也都被用于做家务、学习等上，参与社会体育的时间几乎没有，这对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3.体育场地设施
体育场所的质量和数量是影响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直接原因，其中包括公共体育设施，学校对外开放的场馆设施、街道的健身器材，公园内的活动场所以及森林公园等。但就我国目前的体育场馆设施来看，很难满足人们的活动需求，情况不容乐观。相对于体育较发达的广州而言，其室内人均活动面积仅为0.0025平方米，室外0.0112平方米，面积数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相差甚远。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规定的“到世纪末，城市公用体育用地1~2平方米，小学2.3平方米，中学3.3平方米”的标准也远远不能达到。
三、结语
发展社会学范文第2篇
>> 民办高校发展战略的转型与创新 转型发展之民办高校的时代选择 民办高校转型发展的问题研究 基于民办高校转型与发展问题的研究 北京产业系统复杂性演化分析 转型背景下排污权初始分配的复杂性分析与模式选择 民办高校发展现状分析 河南省民办高校转型发展研究 浅析民办高校转型发展战略思考 管理复杂性分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特征分析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民办高校办学的转型 创业型大学对中国民办高校战略转型发展的启示 民办高校转型期中的教师职业发展特点及对策 经济转型期民办高校长远发展的几点建议 我国民办高校实现转型发展的具体路径探析 转型时期民办高校学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 民办高校在转型发展中提升教学质量的思考与探索 民办高校的特色化发展 对民办高校发展的思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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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开放时代，2008（2）.
发展社会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市场转型；再分配；平等；社会分层与流动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的过渡时期，在社会结构的每个方面都面临着解构与重组的的重大难题。政府官员分配的计划经济时代已逐渐消逝于历史洪流，新的市场分配体制应运而生，中国经济结构正历经着重大的转型。
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成果的捷报频传，市场渗透所加剧的不平等也成为经济进步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并且随着市场自由的发展其不平等程度不断加深。经济收入的差别所导致的社会资源占有生活机会获得的不平等成为了滋生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而这种不平等的发展与中国市场转型这个大时期是密不可分的。笔者下面将从市场转型的大背景出发，探析其与不平等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
一、 倪志伟：市场转型的三个命题
中国正处于市场转型的典型时期，这也为学者们研究转型经济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观察机遇，倪志伟先生所提出的市场转型的三个命题便是对于中国转型经济研究的重要尝试。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包括三个命题与十个假设。其三个命题分别为市场权力命题、市场刺激命题与市场机会命题。其理论明确了在再分配系统中由市场产生平等的机制：如果工资不是由行政设定，而是由交易关系来确定，那么生产者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市场权力）；如果市场运作起来，那么人力资本回报可能会更多，而政治忠诚则无足轻重（市场激励）；如果在分配经济中存在市场，那么企业家身份是另一种社会经济流动的途径。
在最初的市场转型论提出后，倪志伟随后针对某些学者的批判修正了其观点。在行政精英等占有政治资本人群依旧拥有其优势地位而非被经济精英完全取代方面，倪认为其是由于分层机制的延续性所导致的，但这种延续性只是短暂的，它很快将被市场分层所取代。
二、 社会分层与不平等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形成的精英分层机制目前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市场转型造就了精英再生，行政精英丧失其优势，而企业家等经济精英占领了分层体制中的上流位置，撒列尼将其称为精英再生产，其强调的是精英的断裂；另一种观点是权力延续使得精英循环，原来的行政精英利用其权力资本与最快接触市场政策的优势将其行政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成功地保持了其精英地位，撒列尼称之为精英循环理论，强调的是精英的延续性。
1． 中国改革初的精英分层与不平等
无论是精英再生产还是精英循环，其问题的焦点在于资本的转换，而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转换的困难程度决定了该社会的精英转型是更偏向于那一种类型。
中国的改革浪潮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席卷而来，经济资本不断取代政治资本的核心地位，成为竞争的主要资本，但在此过程当中，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①也顺势产生。而这便是上述精英循环理论的现实影像。
在改革初期，中国政府在市场价格上实行“双轨制”办法，即政府与市场共同定价，企业拥有一部分自由定价的权力。而与这种双轨制同时产生的，还有严重的“官倒”现象。所谓“官倒”指的是政府官员利用“价差、汇差、利差、税差”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变为官员的私人财产。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介入，为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这时权力不仅与高标准的福利待遇相关，更是与巨额的财富之间形成了直接的联系。但是此时的不平等却没有扩大，这是由于精英的这种延续性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没有产生新的上下层巨大差异，而是从政治资本占有差异更替为了经济资本占有的差异。
2.平等的倒U型曲线发展
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直接生产者获得更多的利益，中间阶层不断崛起，新的市场机会使不平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加之以按劳分配的更公平的国家分配政策，个人与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减少。上述便是改革初期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得到改善的两个主要原因。
但随着市场渗透的不断深入，价格机制逐渐更多的由市场规律所决定，干部们的优势也逐渐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丧失，社会分层多以经济而非政治进行划分。特别是在现如今的中国，市场机会的不平等，个人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同导致了经济收入上的巨大差异，而经济收入的差异反过来又造就了生活机会，社会网络等各方面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形成了穷则愈穷，富则愈富的两极分化格局。
韦伯将社会分层的标准分为财富、权力与声望，在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更多的是以财富所形成了社会分层结构。经济精英代替行政精英成为新的上层群体，经济上的差异性导致分层复杂，两极分化严重。但不平等并非只存于精英群体与非精英群体之间，精英毕竟只是少数人拥有的上层地位，不平等更多的产生于由经济因素为基础所导致的不平衡之中。这就回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等发展呈倒U型的问题，由于市场渗透不断深入，大部分人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当中，在沿着市场向各个位置攀爬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地位上的分层差异性，使市场本身成为不平等的来源并且程度日益加深。
四、小结
总体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基本符合瑟伦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类型特征。在社会分层方面，精英再生产或是精英循环的争论仍然不休，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仍旧存在着许多分歧。笔者窃以为在中国而言应分为改革初与改革二三十年后来进行讨论，改革初由于权力的延续而形成了精英循环的局面，而后来随着市场渗透的不断深入，企业家们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精英，精英再生产成为了中国市场的主旋律。而这种分层与流通渠道的开放对社会平等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正负功能并存的一种状态。
上述笔者只是从社会阶层构成或形成过程来考虑问题的，从中我们还难以看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整体轮廓。对于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所涌现复杂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仍然是任重道远的难题。
注解：
① 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
参考文献
［1］ 周长城，2003，《经济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陈那波，2006，《海外关于中国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文献述评》，《社会学研究》。
［3］ 孙立平，2008，《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开放时代》第2期。
［4］ 刘欣，2003，《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理论争辩的焦点和有待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5］ 孙明，2009，《市场转型与民众的分配公平观》，《社会学研究》第3期。
发展社会学范文第4篇
浙江省2011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社会学试题
课程代码：00287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在社会发展研究中，主张“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的学术观点的学者是( )
A.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B.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C.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 D.梅奥(George Elton Mayo)
2.关于武士道精神与日本经济发展的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 )
A.N.J.斯梅尔瑟 B.M.J.列维
C.R.N.贝拉 D.C.葛斯
3.北美历史学家华勒斯坦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 )
A.再分配经济论 B.世界体系论
C.短缺经济论 D.地方市场论
4.推动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 )
A.技术进步 B.市场扩张和信息传播
C.人口素质和教育程度 D.国家对知识产权、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
5.在城市成长和扩张模式的理论模型中，1939年社会学家H.霍伊特提出了( )
A.同心圆模型 B.扇形模型
C.多中心模型 D.链条模型
6.现代民主的民主机制中，____________是民主机制的核心。( )
A.参与机制 B.竞争机制
C.制衡机制 D.司法机制
7.马克思·韦伯认为，____________具有其他宗教所没有的积极入世的文化精神。( )
A.天主教 B.东正教
C.新教 D.基督教
8.反对封建贵族教育和神学经院教条，而提出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自然人的思想家是( )
A.弗吉里奥 B.卢梭
C.但丁 D.薄伽丘
9.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标志事件是《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其作者是( )
A.牛顿 B.哥白尼
C.伽利略 D.布鲁诺
10.20世纪90年代以来，____________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工作前沿和工作重点。( )
A.沿海经济特区 B.沿海开放城市
C.中部地区 D.西部地区
11.我国的社会流动出现了合理化的趋势，从流动过程看，社会流动正在( )
A.从被动服从型向主动选择型转变 B.从消极控制型向积极吸引型转变
C.从单向型流动向双向型流动转变 D.从区域性向全国性流动转变
12.2001年，浙江省____________颁布了新的户籍制度，成为全国第一个较为全面开放城市户口的中等城市。( )
A.杭州市 B.宁波市
C.温州市 D.金华市
13.在中国当前现代组织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层面的城市化( )
A.将促进组织管理结构由纵向控制型向横向互动型转变
B.促进集权式家长制为基础的传统组织体系向分权式科层制为基础的现代组织体系的变更
C.将提高组织成员的革新和开放意识，为组织现代化提供具有较高素质的成员
D.将根治非正式关系畸形发展对组织运行的影响，并为组织现代化运行提供更多具有现代意识的主体
14.在贫富差距的测量中，基尼系数中把____________定为警戒线。( )
A.0.4 B.0.5
C.0.6 D.0.7
15.在调控贫富差距中的根本措施是( )
A.财富转移，通过“劫富”的税收
B.财富转移，通过“济贫”的社会保障
C.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
D.增加贫困者阶层的物质财富，增加富裕者阶层的精神文化财富
16.美国女科学家卡森在1962年出版的____________，是环境保护的一部划时代经典作品。( )
A.《静静的顿河》 B.《寂静的春天》
C.《沉默的森林》 D.《增长的极限》
17.新型工业化的后果是( )
A.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B.以知识经济为依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C.加强科学管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D.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18.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依据____________进行社会分层属于等级式社会分层。( )
A.社会身份 B.劳动技术分工
C.权力关系 D.市场关系
19.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其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动因是( )
A.经济的市场化 B.社会城市化
C.观念理性化 D.文化世俗化
20.有利于形成一种自我完善的动态平衡机制，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地区、单位、行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的社会流动，这是( )
A.结构性流动 B.横向流动
C.循环流动 D.代际流动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7小题，每小题2分，共14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1.发展经济学缘起的重要契机是( )
A.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B.保护主义理论的兴起
C.后殖民地扩张 D.殖民地衰落
E.东西方冷战的升级
2.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相比，依附理论的突破表现在( )
A.从历时态角度研究社会发展，探讨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B.从实际的历史进程出发来研究社会发展
C.强调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将会走不同的发展道路或遵循不同的发展轨迹
D.强调内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突破了先验色彩的宿命论
3.在城市分类中，按照城市功能特征可分成( )
A.工业城市 B.商业城市
C.资源复合型城市 D.政治中心城市
E.综合性城市
4.在城市化过程中，离轨行为增多的原因，从城市社会关系空间的角度可归纳为( )
A.工具理性的扩张
B.社会互动匿名性的增强
C.个人自主性增强
D.城市生态问题不断涌现
E.人际关系的疏离导致社会关系空间对个体支持和排斥的削弱
5.依据T.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任何现代性社会都会具有____________的特征。( )
A.市场经济 B.民主政治
C.大众文化 D.个人自由
E.重先赋身份
6.根据金耀基对转型期社会的分析，转型社会的特征是( )
A.异质性 B.失范性
C.形式主义 D.特殊性
E.重叠性
7.____________是属于现代组织的结构特征。( )
A.普遍主义的价值观 B.成就取向的评价机制
C.非人格化的工作关系 D.科层制的分权管理
E.专业分工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4分，共12分)
1.林南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
2.城市规划
3.理性概念的三重含义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6分，共24分)
1.简述泽林尼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再分配经济特征的描述。
2.简述城市社会关系空间带来的益处和问题。
3.简述世俗化的含义。
4.简述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失序的具体表现。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1.比较分析三大不同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重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发展社会学范文第5篇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发展社会学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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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4761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双证融通改革试点现状调查 范心忆 《职业技术教育》 2014年第17期 6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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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4773 顶岗实习对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职业承诺影响及对策研究 饶雪梅 《职业技术教育》 2014年第17期 8600字
19824774 人格本位：高职课程发展的突破与超越 董奇 《教育发展研究》 2014年第11期 10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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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4785 农村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问题研究 计宏炜 沈亚强 《职教论坛》 2014年第16期 10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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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4787 农村职业教育“向农”与“离农”的选择悖论治理 金军 《教育与职业》 2014年第17期 10500字
19824788 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制度建设 张胜军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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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4789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重庆地区的经验数据 李勋华 等 《职业技术教育》 2014年第16期 7000字
19824790 探析成人高等教育学分制与收费的创新管理模式 李红亮 等 《中国成人教育》 2014年第12期 6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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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4792 我国终身学习立交桥的搭建：基于国际的视野 张伟远 《中国远程教育》 2014年第6期 9900字
19824793 论成人教育中社会资本的形成机理及其实现 孙立新 《职教通讯》 2014年第16期 8800字
19824794 退役士兵教育培训状况调查及满意度分析 丁耀 文东茅 《中国高教研究》 2014年第6期 11000字
19824795 我国继续教育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的多元径路 万嵩 《继续教育研究》 2014年第6期 10100字
19824796 创业教育与创业型大学制度创新研究 高福安 铁俊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4年第6期 8400字
19824797 新形势下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的困境及求解 胡天佑 《高教探索》 2014年第3期 9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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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4799 论中职学校德育特色模式建构 王伟华 陈丽君 《职教通讯》 2014年第16期 8800字
19824800 职校生技能竞赛的心理分析与策略 崔景贵 黄亮 《职业技术教育》 2014年第17期 8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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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4802 民国时期的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 谢长法 李红梅 《职教论坛》 2014年第16期 8800字
19824803 中华职业教育社与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 杨卫明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4年第18期 8200字
19824804 布卢姆菲尔德职业指导理论与实践述评 柳靖 柳桢 《职业技术教育》 2014年第16期 8800字
19824805 日本技术科学大学的办学特色及其经验启示 叶磊 《职教论坛》 2014年第16期 9800字
19824806 从德国职业教育立法考察我国职教体系法制化建设 张强 《职教通讯》 2014年第16期 7000字
19824807 国外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杨敬雅 刘福军 《教育与职业》 2014年第18期 7900字
19824808 德国企业参与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因素分析 徐聪 《职业技术教育》 2014年第16期 8800字
19824809 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辨析 申超 《全球教育展望》 2014年第6期 12900字
19824810 印度2012年“国家职业教育资格框架”述评 王为民 《比较教育研究》 2014年第6期 11700字
19824811 欧盟终身学习计划视域中的成人及其学习――基于科隆威计划的述评 蒋亦璐 《外国教育研究》 2014年第6期 10700字
19824812 美国生涯与技术教育改革概览 杨星 《世界教育信息》 2014年第11期 6100字
发展社会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区；社会资本；社区归属感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6-0347-01
一、社会资本和社区归属感的定义及相关理论
社会资本被认定为社会的一种“粘合剂”，影响和决定了一个组织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状况。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一种赋予成员信贷的集体财产，当成员在关系中继续投资时，它的功用也在得到维持和强化[7]；社区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发生场域和载体，社区社会资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掌握：一个是居民可以通过利用社区关系网络而获得和调动资源的能力；另一个是社区文化、居民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层面对于社区关系网络的构建及社区社会资本积累和发展的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包含社区关系网络、规范与信任[1]。而信任则是社区社会资本作用发挥的关键要素，只有社区居民间存在信任关系，社区社会资本才能发挥作用[2]。也因此，在衡量社区社会资本中，就包含了社区归属感和社会信任这两个维度[3]。综合此，林南将社会资本操作化地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7]P24。
而对于社区归属感这个概念，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认为归属感就是个体具有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产生出强烈的“我群体”的一种心理状态。由此，学者单菁菁将其定义为“具体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既有对自己社区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的感彩，主要包括对社区的投入、喜爱和依恋等情感”[4]。作为群居生活的人而言，对集体的归属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对所在社区归属感的培养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对社区有归属感，作为社区主体的居民才会积极地投入到社区关系网络中来，努力维系和发展这个网络，从而获得和发展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还可以提高居民间的人际信任，促进社区信任水平的提高[5]。下面，我将以自己在社区中的亲身实践经历，以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分析当前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缺失与社区归属感缺乏之间的联系。
二、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表现
（一）社会转型期，社区关系网络突变和不稳定性影响了社区资本的聚合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传统的“单位制”体制解体和单位福利分房制的终止，原来有单位承担的生产、服务功能逐渐由社区承担起来。社区不但承担着向社区内成员提供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的职能，而且还是社区成员获得心理、情感满足的重要场所。但由于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服务设施、服务项目的不完善及社会各项体制的束缚，使社区成员在社区内的人际交往、相互认同等需求并不能获得及时的满足，社区社会资本的利用和调动存在不足，使得社区关系网络也较为单薄，从而造成了社区成员对社区归属感的缺乏。
（二）社会制度中的硬伤分化、消解了社区关系网络，不利于社区资本的嵌入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速了城乡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并入住社区。但是由于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使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很难与城市居民享有相同的权益，使其无法从心理上真正融入社区；同时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排斥和标签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对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因此，社区流动人口这个群体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很难嵌入到社区固有的关系网络中，社区的社会资本的构成由此变得单一和有限。
三、城市社区归属感缺乏的原因分析
居民在社区居住的年限、彼此相互之间的关系、对社区的参与情况等因素是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主要指标。结合当前我国社区具体情况分析，造成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缺乏的可能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对社区的管理行政化的干涉过多，居民对社区的总体满意度低。
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低会造成居民对社区的总体感受和主观评价不高，影响居民在社区的居住情绪，很难对社区形成“家”的情感。这主要是因为在现行体制下，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色彩浓厚，很难发挥好其在社区关系网络中承上启下的作用，维系和发展社区关系网络，进而更好的开拓社区社会资本。同时，我国城市社区的各项基础设施不健全，社区内的各项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使得是居民对社区有一种不信任和排斥感，影响社区关系网络的稳定。
（二）现代化和工业化对城市社区原有关系网络的冲击，使得社区居民之间的关联程度低。
在社区中，居民是以“户”为单位居住在一起，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冲击使得原先的“单位社区”关系逐渐淡化，居民间的社区网络关系失去了原有的共同利益点，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加上现代化社区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单元化、独立化和封闭化，这使作为独立个体的居民很难从亲友以外的人那里获得所需的各种资源和支持，这种现象在社区的年轻居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缺乏目的性和积极性。
社区参与不仅包括对社区治理事物的参与，还包括对社区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志愿性活动的参与。现代化快节奏的生活、邻里关系的淡漠及社区组织功能的薄弱，使得居民在社区事务的参与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漠然和排斥，甚至对社区组织的不信任。
（四）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得社区人口的异质性强。
随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口涌入城市，使得社区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人口的异质性增大，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也因此不断加强。本地居民对新入居民的排斥和不尊重；新居民对本地居民的漠视与不信任使得社区的关系网络变得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断裂和扭曲。进而，直接影响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聚合和开发。
四、小结
社区归属感作为一种心理情感，始终贯穿在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中，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情感支持，满足社区居民的身心需要，从而增强居民相互间的信任、情感和依赖[6]。社区归属感的缺失会导致社区社会资本的缺乏和不完善；社会资本的短缺反过来也会影响居民对社区的认可、信任和支持，即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因此，社区社会资本存在的不利问题和影响因素，在解决其途径中，也可以将社区归属感作为考量因素，进而有利于社区更好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社区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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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社会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全球化;社会风险;社会稳定
一、全球化与全球化社会风险
全球化指以经济的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发展与联系为动力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全球范围内全方位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它涵盖资源、财政金融、劳动市场、生产、销售、商品市场、消费模式、交通通讯、信息、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民族文化、科技教育、价值观念、民主政治等一切领域。这种全方位的全球化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情况下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其内部根本矛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向社会主义实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体制渗透,为自己创造进一步发展空间的资本扩张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位的概念,既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是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国在经济上的日益同质化,要求不同的国家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必然会全方位地影响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全球化具有双重化的效应:一方面,当代的全球化改善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又使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全球性的社会风险。
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社会风险纷繁复杂,根据贝克等人的观点,与传统工业社会的风险相比,风险社会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风险的普遍性。风险社会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反映的不只是某个地区,某个领域发生的问题,也不只是某些人群的个别感受,它是人类在走向现代化和迈向全球化中所遭遇到的共同问题,是一种普遍性的集体反映。因此,新型的风险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风险一旦发生,其作用范围将跨越地理的界限,在世界某一角落发生的风险很快就可以波及世界其他地方。全球化背景下各类资源的加速流动以及各国家、人群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加强,也造成了风险的普及性。 二是风险的不可感知性、不可预测性。现代风险超出了感知的层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风险的冲突点与始发点没有明显的联系,有时人们甚至生活在远离源头的地方,却同样未能幸免。跟传统社会不同,在当代的风险社会中,风险变得极其复杂,不可控制、不可预测。社会风险一方面后果巨大,往往是灾难性的,不可挽回的,但另一方面爆发的时间可能是一瞬之间,不可精确预测。三是风险的扩散性和破坏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风险具有更快、更强的扩散性。
二、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
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成为了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代的基本国际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就是不断融入世界、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方面非稳定因素在增长,全球化是与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经营方式的转变等结伴而行的。这就必然要全面地牵动整个社会关系,造成经济关系重组和利益的失衡,而这种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重组或调整关系的到位,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一长期发展过程中,种种非稳定因素会滋长起来。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着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交互作用和影响。
1.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全球化为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带来了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也成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化的助推剂。为了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国实行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然而,我们看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在不断提高: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从总体上看,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可以避免社会僵化,使社会保持必要的生机与活力。但当贫富差距超出合理的范围,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稳定同社会成员对社会现实状况的满意度密切相关,社会成员对社会的满意度越高,社会就越稳定,反之,社会就越不稳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差距过大必然会伴随着社会不满的大量增多,已成为了我国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严重破坏社会稳定。
2.思想文化面临的挑战。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变化,而对外开放,全球化过程加快,必然要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家之间封闭的疆界逐渐被打破,国与国在全球范围的交往日益频繁。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构成威胁。全球化加剧了各异质文化尤其是东、西方文化间的冲突,给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问题。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的交融一方面使各异质文化之间相互融合,同时随着各个国家、地区、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接触增多,交往频繁,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增强,不同文化的差异和特征明显地凸现出来,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发生着猛烈的碰撞,由此引起了文化上的冲突。而这一影响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外来文化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这必然影响我国的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导致原有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想联系纽带及控制机制的弱化,从而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
3.利益群体的分化。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以及社会成员间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改变,是当前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影响因素。全球化又加速了这种分化。社会分化为各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并有各自的利益和需要。随着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和社会经济市场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各利益主体在占有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在不同地区、行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不断扩大在这个阶段,人们的角色又在不断变换,利益关系在不断调整,从而使得人们内心世界矛盾和冲突加剧,如果得不到调适,使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得以缓解,就可能导致思想消极。
4.弱势群体边缘化和贫困化趋势。在全球化进程中,弱势群体边缘化和贫困化趋势的加重却是不容忽视的。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这些弱势群体不仅难以改变自己被“弱化”的命运,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他们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甚至连仅有的一点生存空间都可能被相距遥远的“他人”所占有。贫困对社会造成的后果无疑是破坏性的,它会对教育的成效、健康和就业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5.导致对外依赖性。虽然全球化表达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与彼此融合的状况,但是,这种相互依存并不是均衡的,它实际上体现了不同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的权力地位关系,而这种权力与地位的非均衡分布势必会带来不平等的结局。由于全球竞争和资源非均衡分布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突出和显化,全球不平等的现象也日趋严重,这正是世界范围内各种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领域宽广、合作的方式多样,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密切性已经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涉及各方相互依存程度的“平衡性”问题却更加突出。过多地对外依赖会造成平衡性的严重丧失,而当不平衡达到极端时,相互依存则将会失去双向性,从而转化为单向的依赖,这将使一方的发展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严重影响。对于加入全球化体系中的我国来说,在不对等的全球相互依存中,容易形成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单向依赖。
三、实现社会稳定的途径
1.构建灵敏的社会预警机制。社会预警是指依据对社会发展稳定状况的判断,按照社会系统整合关系的模型分析,对社会系统运行的质量和后果进行评价、预测和报警,将不稳定事件化解于未然。对威胁社会稳定的一些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提前做出准确的预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发出预警信号并采取应急的保障措施,是提高社会管理质量的重要保证。随着社会矛盾的频发和加剧,社会预警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
要建立社会信息收集和处理机制,及时、全面、准确地收集和处理各种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信息,以便政府部门能够识别危机的最初状态,对其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出预案。必须成立主持社会风险监控、预警研究与应用的专门机构,对每一层级的危机预防管理机构实行综合管理。利用电子政务环境下建立起来的计算机网络通信平台,通过完整的政令传播及信息交流体系,建立起同电子政务危机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危机管理系统,从而切实有效地对危机的预防和治理过程进行高效的管理和控制,实现社会危机的有效预警和及时处置。
2.建立健全利益整合机制。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和谐,核心在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和谐。抓住了利益关系,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统筹协调好了利益关系,就把握住了工作关键。
首先,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以解决基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协调好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差别,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使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得到合理补偿,让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增量为多数群众所共享。要公平地反映和协调城乡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反映和协调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在坚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兼顾最大多数人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其次,建立诉求表达机制。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在完善政府的的同时,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提高公民利益表达的普遍性,大众传媒以其影响的广泛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弥补了政府部门的不足,丰富利益表过的渠道。对于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和决策,实行听证制度。社会公众可以就有关问题,直接陈述意见,以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
再次,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社会保障是为保障民生以及促进社会进步,由国家和社会以立法为依据出面举办,由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组织实施,对因各种经济和社会风险事故而陷入困境的人群以及有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全体公民提供的、福利性的物质援助和专业服务的制度。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和社会文明的标志。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为社会成员提供可靠的“安全网”,而且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减震器”。是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社会制度。因此,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其符合国情,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又使公民得到充分保障。
3.构建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控制机制,就是社会对其成员思想和行为的规定,影响并通过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除了运用好社会的经济控制外,还须通过政治法律、思想文化、道德习俗、社会舆论等控制方式实现社会的扶正去邪。国家政权、法律、法规、纪律、军队、警察、政策和策略等控制方式,是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我们称之为硬性控制。这些控制方式是维护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思想文化、道德习俗、社会舆论,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还包括宗教等,则主要通过灌输、教育、潜移默化、宣传鼓动等方式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言行,以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可称之为软性控制。社会控制系统中的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是彼此关联、互相补充、不可或缺的。当前要充分利用社会控制机制,通过经济和政治控制、思想道德控制、社会文化控制和社会民风民俗控制保证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