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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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东游范文第1篇

1、为：“是”的意思。

2、句意：这不是远看小而近看大的道理吗？

3、原文出处：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来源：文章屋网 ）

孔子东游范文第2篇

那是在孔子东游的时候，他走到荆山下，看到路边有三个小孩儿。其中两个小孩儿在玩，另一个在一旁看着，却不参加。孔子觉得奇怪，停下车问：“你怎么不玩呢？”

“现在的大游戏就是互相杀戮，小游戏就是互相损害，有什么好玩儿的？”小孩儿回答。

然而他毕竟是个孩子，不一会儿，也玩起来了。他把路上的土堆起来，筑出了一座小小的方形城堡，自己坐在城里，假装守城的将军。

孔子存心逗他，笑着说：“小孩儿，我的车来了，你怎么不让路啊？”

那个小孩儿不慌不忙，大声回答：“从古至今，我只听说过车避城，从来没听说过城给车让路的道理。”

孔子被说得一愣，一时不知如何反驳他，只好驱车绕过土城，又派人把那小孩儿叫来，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项橐。”小孩儿大声回答。

“你这么小，知道的东西倒不少。”孔子说。

“我听说鱼一出生，就能在江海里游;兔子生下来后，很快就能在地上跑;马生下来没多久，就能追逐自己的母亲;人出生没多久，就能认识自己的父母。这些都是天性使然，何必看人是大是小？”

孔子见项橐年纪虽小，说的话却很有哲理，不禁拍手叫好。

“我问您几个问题吧。”项橐说，“您说鹅和鸭为什么能浮在水面上？鸿雁和仙鹤为什么善于鸣叫？松柏为什么冬夏常青？”

“鹅和鸭能浮在水面上，是因为脚是方的;鸿雁和仙鹤善于鸣叫，是因为它们的脖子长;松柏冬夏常青，是因为它们的树心坚实。”

“不对！不对！”项橐摇头说，“龟鳖能浮在水面上，难道是因为它们的脚方吗？青蛙善于鸣叫，难道是因为它们的脖子长吗？竹子冬夏常青，难道是因为它们的树心坚实吗？”

孔子脸一红，不知该怎么回答。项橐又问：“那么我再问您，您说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地上有多少间房子？人有多少根毛发？”

孔子东游范文第3篇

文/刘永生

毕

一、出自姬姓，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周文王第十五子被封于毕邑(陕西咸阳市)，世称毕公高，其后遂毕氏。

二、为鲜卑族复姓所改。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南北朝时，北魏有代北复姓出连氏，随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定居中原，代为汉姓毕氏。

[家族名人]

毕 升 生卒年不详。北宋仁宗庆历时胶泥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家。

[地望分布]

河南河内郡，山东东平郡，山西太原郡，河南河南郡。

郝

一、以邑名为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商王帝乙时，子期受封于郝乡(山西太原)，其后以邑名为氏。

二、少数民族的姓氏、据《旧唐书・南蛮传》所载，唐王朝南方土蛮有郝、杨、刘三大姓。又汉代乌桓有郝氏。

[家族名人]

郝 隆 字仕治，晋代人，官荆州刺史桓温的南蛮参军。

[地望分布]

山西太原郡，陕西京兆郡。

邬

一、以邑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晋国有大夫食邑于邬邑，其后有邬氏。邬本为郑国之邑，后入周。晋国强盛时，辖地曾扩大到河南北部，邬邑一度为晋国所有。

二、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晋国司马弥牟为邬郡大夫。邬郡在山西介休县，其后有邬氏。

[家族名人]

邬 单 春秋时人，孔子弟子。

[地望分布]

山西太原郡，江西南昌郡。

安

安氏出自西域少数民族，略有三支：

一、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汉灵帝时安息国(伊朗东北部)太子安清，潜心佛学，来到当时的京都洛阳定居，其后有安氏。南北朝时又有安息世子来到中国定居，亦为安氏。

二、为鲜卑族复姓所改。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南北朝时，北魏有代北复姓安迟氏，随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定居中原，代为汉姓安氏。

三、为昭武九姓之一。安国故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一度归唐朝管辖，唐高宗永徽年间归附中原，后为安氏。

又，唐朝胡人安禄山本姓康氏，冒姓安氏。

[家族名人]

安期生 秦琅琊人(今山东省诸城县东南)，生卒年不详。受学于河上丈人，于海滨卖药，始皇东游，相谈三昼夜，赐予金帛，皆置之而去，留书以别，谓后千年求我于蓬莱山，始皇遣使入海寻之，遇风浪而还。

[地望分布]

宁夏凉州郡，甘肃武威郡，湖北武陵郡。

“青楼”最初是指帝王居所

“青楼”，旧时为妓院的代称，古典文学作品中将落难风尘的称为“青楼女子”。其实，“青楼”最早的意思为华美的房屋，指代帝王之居所。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随园诗话》载，《南齐书・东昏侯纪》：“齐武王于兴光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可见，青楼原先乃是帝王之居。为此，袁枚指出：“今以妓院为青楼，实是误矣。”

孔子东游范文第4篇

曲阜，历史悠久，古迹浩瀚，她曾是神农故都、黄帝生地、商奄故国、周汉鲁都，更以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而举世闻名。今天的曲阜，作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守望着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孔庙、孔府、孔林。

气势雄伟的孔庙，是后世人们追思孔子，祭祀先师的礼制庙宇，是一组具有东方建筑特色、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古代建筑群，被古建筑学专家称为世界建筑史上唯一的孤例，与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孔府，又称“衍圣公府”，是孔子嫡系后裔居住的府第，由于历代皇帝对孔氏子孙恩渥有加，不断加封修建，最终形成了官衙与内宅合一的典型明清建筑，被誉为“天下第一家”。位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的孔林，是孔子及其后世子孙的长眠之所，也是世界上延续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私家墓地。孔庙、孔府、孔林以其独有的特性成为享誉中外的中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

曲阜作为承载孔子思想、延展儒家文化的载体，除“三孔”外还有众多的文化遗迹，吸引着人们慕名来寻访。

圣水湖畔，踏一叶扁舟，感坤灵之气，作为孔子诞生地的尼山，因其“一山一水一圣人”的至美圣境而入围“好客山东高铁沿线最美十景”。寿丘，相传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诞生地，而作为其子少昊长眠之地的少昊陵，与其相伴前后。位于曲阜城东北高阜之上的周公庙，是祭祀西周初期思想家、政治家、鲁国开国始祖周公的庙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复圣颜回，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曾在“陋巷”独居，后人在其“陋巷”旧址建有颜庙，来祭祀这位德行兼备的先贤。

峪壑幽深，泉涧潺潺，在曲阜城东北的群山中，还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国家森林公园――石门山，这里自古就是文人雅士的精神乐园。唐代李白、杜甫结伴东游齐鲁，在此共赏美景，饮酒醉别。清代著名戏剧家孔尚任也曾在此结庐隐居，写下了传奇剧本《桃花扇》。

众多的文化遗产，是发展孔子旅游的宝贵资源。为此，曲阜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多措并举，大力推进古建筑维修、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文物保护工程，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完善景区管理服务标准体系，赢得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

古典与传统缠绕着这片沃土，作为集中展现儒家文化之厚重根基的历史遗存，每天都吸引着大批的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今天的曲阜，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利用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率先举起了“孔子修学游”的旗帜。2006年，曲阜举办了首届孔子修学旅游节，作为中国第一个修学旅游节，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修学节庆活动，以其鲜明的主题、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较强的参与性和体验性，相继推出了成人礼、经典诵读、孔庙祭拜、孔庙祈福、开笔礼等仪式。主推启用了孔子六艺城、儒源孔子礼仪文化学校、曲阜师范学校等多个孔子修学游体验基地，学习中医、针灸、书法、篆刻、古琴等传统文化项目，参与礼、乐、射、御、书、数等孔子六艺技能活动，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好评，尤其是广大教师学生的欢迎，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已成为曲阜新的城市名片。孔子修学游，吸引了无数世界各地的学子们来沐浴中国圣贤思想的光辉，越来越多的人们把学习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地，锁定在这座具有数千年历史文明的“东方圣城"为进一步增强三孔景区的参与性、互动性和文化体验性，曲阜文物部门实施了“景区活化”新举措。策划推出了晨钟开城仪式、暮鼓关城仪式、祭孔展演和孔府戏台一系列景区演艺新品，免费向广大游人开放，大大增强了曲阜旅游的文化体验性。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当游客们站在万仞宫墙前论语背诵厅排队背诵论语时，人们恍然回首两千五百年前，聆听圣人的谆谆教诲。这是2013年5月曲阜推出的“背论语免费游三孔”的活动场面。凡是能在10分钟内完整背诵出《论语》其中30条的游客，可以免费游览孔庙、孔府、孔林景区。活动一经推出，立即成为各大报纸、网站、微博、社区的关注焦点，全国主流媒体、网络媒体、港澳台媒体都纷纷刊发相关新闻和发表评论，好评如潮。“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活动成为2013年度山东省旅游产业创新一大亮点和重大突出创意，被授予“山东省旅游产业创新奖”。2014年1月5日，在中国旅游协会和中国旅游报社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上，“背《论语》免费游三孔”项目荣登中国旅游风云榜。目前，”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活动已与全国各地国学培训机构建立了联系，吸引了大批国学爱好者前来挑战，成为各地国学培训班最青睐的传统文化教学平台。

“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自2009年以来，每年清明时节，孔子诞生地尼山都会响起庄严肃穆的雅乐，隆重举行尼山春季祭孔大典。除祭孔大典外，还有尼山书院明伦堂文化课堂，夫子洞前学童启蒙开笔礼等系列文化活动，让尼山春季祭孔大典成为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为贯彻落实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推进“彬彬有礼道德城市”建设， 2014年10月，曲阜策划举办了首届“百姓儒学节”，让普通百姓零距离参与祭孔朝圣活动，真正的让儒学文化融入百姓生活，让每个曲阜人找到传承文化的归属感和使命感。

曲阜不忘沉甸甸的历史担当和文化承载，牢记视察曲阜时提出的要把曲阜建设成为“首善之区”的殷切期望，以大力改善城市大环境为突破口，以“2711”工程为依托，坚持“古朴、典雅、大气、生态、人本”的原则，“保护复兴古城，优化提升老城，加快崛起新城”，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连续成功创建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为文化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最佳的软环境。

为了让人们更好的了解曲阜的古老历史，2012年5月，曲阜正式启动了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将该项目作为创建“曲阜文化经济特区”的重要支撑和全市“2711”重点工程之一。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后，将成为一个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近年来，曲阜还加强城市水系建设，将城区六大河系实现贯通，加快打造生态宜居水城。投资16.5亿元的蓼河二十里儒家文化产业带工程，以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五德”――温良恭俭让为主题，沿线建有十大主题园区及大蓼河商业街，既像一幅新版的“清明上河图”，又颇有“江北秦淮”的意境，致力于打造成为曲阜文化旅游的新景点。

今年，曲阜又启动了建设中国第一个文化国际慢城城市工程。以位于曲阜城市北部的九仙山和石门山这“两山”所辐射的区域为重点，以山、水、田、村“四要素”为生态格局，从绿化、河道治理、村落改造、建慢道、大亮化、大配套、百姓儒学工程和招商引资等工程入手，构建慢生态、慢生活、慢旅游、慢交通四大生态系统，让慢城的每一座村落、每一处山水、每一个细节都尽善尽美，打造田园牧歌式的宜游、宜居、宜业环境。

“慢是城之根、儒是城之魂”。建设中国第一个文化国际慢城，深层次品味、发掘儒家文化资源优势和良好的自然生态，将儒家文化融入到慢城建设中，既保护环境、又发展经济，既传承文化、又创新转型，既幸福百姓、又快乐游客。

在打造孔子旅游品牌的同时，曲阜还积极携手周边旅游资源，与泰山、趵突泉、临沂地下大峡谷、梁山风景区等成立了“山水圣人旅游同盟”和“济宁旅游联盟”，强强联合，资源共享，推进曲阜向旅游目的地转变。

曲阜，拥有独特的地理区域优势，京沪高铁的开通，更使曲阜成为贯穿中国南北文化旅游的重要节点。曲阜东站至北京、上海时间仅2个多小时，形成了南至广州，北至哈尔滨，东至威海，西至重庆的铁路网络；境内京福高速和104国道纵贯南北，日东高速和327国道横穿东西；济南―泰安―曲阜轻轨交通正在规划建设，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游客源源不断的送到这里。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曲阜旅游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旅游产业链条不断完善。目前，曲阜市拥有五星级酒店1家，四星级酒店3家，三星级酒店8家，星级餐馆5家。汉庭、如家、七天等经济型连锁酒店20余家。下榻曲阜，听暮鼓晨钟，感受夜色中“东方圣城”的魅力，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做一回阙里人，将是令人难忘的旅途体验。

成立于1984年的曲阜市三孔旅游服务公司，是一家集文化展览、旅游服务、餐饮住宿、祭祀演艺及旅游商品研发制作与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国有文化旅游企业，下设：曲阜国际旅行社、曲阜迎宾馆、孔府作坊、高铁曲阜东站游客服务中心等七家子公司以及设立在“三孔”景区十几处旅游商店，是全省唯一一家拥有文物复原陈列一级资质的企业。公司先后荣获“山东省青年文明号”“山东省旅游服务名牌”“山东省好客导游团队”“山东省旅游商品研发基地”“山东省消费者满意单位”“中国特色文化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公司依托资源优势，不断开发旅游新品，开拓祭祀祭典业务，相继承接了好客山东启动仪式、尼山春季祭孔、颜氏后裔祭祖、北京大学、台湾禅诗研经院、步长集团等祭祀庆典活动，成功打造了一流祭祀服务品牌。并承担了“三孔”景区的活化任务，推出晨钟暮鼓、开城仪式、祭孔展演、孔府戏台、成人礼等系列文化演艺项目，承担了2015年春节央视全球直播的孔府过大年系列活动，极大的提升了三孔景区的知名度，带给游客们更高层次的文化旅游体验。

曲阜，这座古朴典雅的东方圣城，弥漫着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气息。中国人的思想、情感、理念和个性，都能在这里找到渊源。因此，要了解中国的过去，理解中国的现在，探索中国的未来，就不能不了解孔子与曲阜。

曲阜，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无论是朝拜也好，寻根也好，游览也好――总之，曲阜，是中国人一生中必须去一次的地方。

孔子东游范文第5篇

大雪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并且在大雪的时候人们会有一些重要的习俗活动，那我们知道大雪节气的民间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2021大雪节气的民间故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2021大雪节气的民间故事寒号鸟

传说有一种小鸟，叫寒号鸟。这种鸟与众不同，它长着四只脚，两只光秃秃的肉翅膀，不像一般的鸟那样会飞行。夏天的时候，寒号鸟全身长满了绚丽的羽毛，样子十分美丽。寒号鸟骄傲得不得了，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漂亮的鸟了，连凤凰也不能同自己相比。于是它整天摇晃着羽毛，到处走来走去，还洋洋得意地唱着：“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

夏天过去了，秋天到来，鸟们都各自忙开了，它们有的开始结伴飞到南边，准备在那里度过温暖的冬天;有的留下来，就整天辛勤忙碌，积聚食物啦，修理窝巢啦，做好过冬的准备工作。只有寒号鸟，既没有飞到南方去的本领，又不愿辛勤劳动，仍然是整日东游西荡的，还在一个劲地到处炫耀自己身上漂亮的羽毛。

冬天终于来了，天气寒冷极了，鸟们都归到自己温暖的窝巢里。这时的寒号鸟，身上漂亮的羽毛都脱落光了。夜间，它躲在石缝里，冻得浑身直哆嗦，它不停地叫着：“好冷啊，好冷啊，等到天亮了就造个窝啊!”等到天亮后，太阳出来了，温暖的阳光一照，寒号鸟又忘记了夜晚的寒冷，于是它又不停地唱着：“得过且过!太阳下面暖和!"

寒号鸟就这样一天天地混着，过一天是一天，一直没能给自己造个窝。到了大雪时节，北风呼啸，阳光也失去了往日的温暖。寒号鸟没能混过寒冷的大雪节气，终于冻死在岩石缝里了。

程门立雪

杨时，字中立，是剑南将乐人。小的时候就异常聪颖，善写文章。年纪稍大一点后，专心研究经史书籍。宋熙宁九年进士及第，当时，河南人程颢和弟弟程颐在熙宁、元丰年间讲授孔子和孟子的学术精要(即理学)，河南洛阳这些地方的学者都去拜他们为师，杨时被调去做官他都没有去，在颍昌以拜师礼节拜程颢为师，师生相处得很好。杨时回家的时候，程颢目送他说：“吾的学说将向南方传播了。”又过了四年程颢去世了，杨时听说以后，在卧室设了程颢的灵位哭祭，又用书信讣告同学的人。程颢死以后，又到洛阳拜见程颐，这时杨时大概四十岁了。一天拜见程颐，程颐正闭着眼睛坐着，杨时与同学游酢(音zuò)就侍立在门外没有离开，程颐已经睡醒的时候，那时门外的雪已经一尺多深了。德行和威望一日比一日高，四方之人事不远千里与之相交游，其号为龟山先生。

大雪节气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大雪节气，通常在每年的12月7或8日，其时视太阳到达黄经255度。《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至此而雪盛也。”大雪的意思是天气更冷，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时更大了，并不指降雪量一定很大。相反，大雪后各地降水量均进一步减少，东北、华北地区12月平均降水量一般只有几毫米，西北地区则不到1毫米;大雪，雪的大小按降雪量分类时，一般降雪量5—10毫米。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都降到了0摄氏度或以下。往往在强冷空气前沿冷暖空气交锋的地区，会降大雪，甚至暴雪。可见，大雪节气是表示这一时期，降大雪的起始时间和雪量程度，它和小雪、雨水、谷雨等节气一样，都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

大雪节气的养生小知识早卧迟起

日常起居无非就是睡觉、起床，怎么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虽然是个看似很简单的睡觉，但是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呢。大家都知道大雪节气以后的天气更加寒冷，所以一些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也会早早起床去锻炼身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等太阳升起来以后才可以出去锻炼，因为早上的气温更低，如果不注意保暖很容易着凉引起疾病，所以要晚些再出去锻炼。注意帽子手套围巾戴好，避免贼风侵袭而生病。

饮食保健

大雪节气无论室内还是室外的空气都显得特别干燥，所以这个时候的蔬菜水果是不可缺少的，它们可以帮助补充身体维生素可以预防上火引起的疾病。而且日常饮用水量也要足够，不可以觉得自己不渴就不需要补充水分，缺少水份不光身体会生病，而且我们的皮肤也会没有光泽。所以蔬菜、水果、白开水是这个冬季必不可少的。

多喝水

孔子东游范文第6篇

关键词：康有为；乐教；国乐改良；以西化儒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2.003

[CDF10〗

作者简介：黄敏学（1983～），男，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王旖轩（1980～），女，文学硕士，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兰州 730070）。

收稿日期：20121130

清末民初，康有为无疑是学术思想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不仅是今文经学大师，亦为吾国近代倡导新式学校音乐教育之第一人。正如其于1898年在《请开学校折》中所言，“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术、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1]，把音乐作为新式学校中的一门普修课程。事实上，对中国音乐历史发展和音乐教育的实施，康氏在前的早期著作中即有所阐述，并于1891年创办万木草堂讲习礼乐，进行音乐教育实践。变法失败后，康氏流亡印度，继续苦心规划其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修订完成集中反映其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名著《大同书》，进一步阐发其音乐思想，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步骤。同时，他在各种讲学笔录中对中西方音乐均予讲论，是其音乐思想最为生动鲜明的体现。

一、儒家乐教与康有为早期礼乐思想

综观康有为的乐学著述及其音乐教育实践，可知其之所以提倡音乐教育虽受国外重视音乐教育之影响，然其思想实质却是植根于儒家传统乐教思想，与之一脉相承而又有所深发，注入新的时代因素。

在1886年所著《教学通义》一书中，康有为提出，“夫礼乐不兴，治何能洽？不待礼乐而治洽，则礼乐何用？何必兴哉”，而如今国运衰颓，列强环饲，若要国力强盛，抵御外辱，则必先振兴礼乐，“食不必精，要可以抱；衣不必绣，要可以暖；礼乐虽不及先王，要可以移民”[2]，这无疑是对《乐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吸纳与继承。在1898年所撰《与沈刑部子培书》和他在万木草堂的授课笔记《万木草堂口说》中，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礼乐的重要性，对宗周礼乐文明表现出无限眷恋与追思，“三代之学不教人博闻强识，而惟以戈戕（戟）、诗书、琴瑟、干羽和习之，有旨哉。后世礼乐既亡，嗜欲群攻之，所余毫厘义理，又为训诂、辞章所蠹，纵论及此，不能不慨然而追思三代也”。[3]有清一代学者专事考据而于乐教实践重视不够，康氏对此亦深表惋惜与不满。在《万木草堂口说》“乐学”一节中，他不仅对中国音乐发展历程进行简要回顾与概括，亦开宗明义地指出“礼乐皆本于人情之所不能已，阳明谓戏本能择忠孝者有补”，之后是诸如“《诗》皆入乐”，《书》教胄子，专言乐”，“《周礼》有乐，乐言、乐舞、乐器甚精”，“乐是孔制，孔子去黄帝三千年，或以为六千年”，“六代乐皆孔子作”，“晏子传其学，弦诗三百、歌诗三百等是”[4]等有关先秦礼乐的论述。虽不过是剽袭他书的只言片语，且讹谬甚多，但也反映出康氏“修起礼乐”的迫切愿望。而对于西洋乐理，康氏亦有所发挥，“五声二变，外国亦同，外国半声即二变”，“索拉古勒明，即古国之宫商角徵羽，又有佛西二变声”，“外国有三品八级”，“吕阴，律阳，外国分刚柔、半刚半柔、三刚八柔、二刚七柔”，“欧洲乐太大，非中声”[5]等，当然也只是些言之不详的最浅近的乐理基础知识。

同时，对于宋儒乐学，康氏仍毫不留情地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予以驳斥，他首先指出，“宋用弦过竹，元明用竹过弦，而乐乱矣”；其次以为“宋儒发义理而不甚言乐，朱子与元定，学而不精”[6]，而后进一步指出朱熹与蔡元定讲论乐学之谬误，“朱子与蔡西山亦言乐，但以十六调求之，仍未得圣人制乐深意，因十六调以琵琶起故也”，“孔子之乐，自朱子而尽削之，所谓不非而非”，因此，“孔子之乐，逮晋已亡……及宋而尽亡”，最终造成“今中国言礼乐，俱与士人不相关，不独不下庶人已也”[7]礼坏乐崩之颓局。正所谓“宋贤未通礼乐之本，较量律吕，求古乐之复，则古乐不可复。于是弃乐黜歌，暗蹈墨学，而不知乐为天籁，歌为人性，卒不可禁，则声、凶声、慢声、哇乱声四出嘈奏，士大夫无雅乐可托寄，乃悉归之，则适以荡佚风俗”。[8]

究其原因，康氏从音乐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自隋龟兹苏提婆旦执琵琶入中国，始行变孔子之乐。盖孔子之乐用竹，始诸笛；而琵琶之乐用弦，以弦变竹，而宫商角羽之四声皆非真矣，所谓名存而实亡也……汉至今日，不独孔子之古乐亡，即晋之荀勖八十四调，隋之苏盛、杜达二十八调，宋之范镇、朱子、王恕司十六调，元之九字调俱亡矣。今日只有七调。今之所用纯是回部之乐，今之琴律从琵琶起，非复古琴矣。今日乐律乐器俱亡……道光以后有乱弹，有二簧，有梆子，皆亡国之音，今只有此三调而已。陕甘俱重之，今听乱弹、二簧，知乐者能无惧乎？”[9]如此的礼乐沦亡与“亡国之音”论，对中国音乐史的发展历程进行种种肆意曲解与误读，不由使我们回想起这与朱子遗绪汪烜的论乐言论，何其相似乃尔。何况康有为一直是站在今文经学反理学的立场上，而在兴复古乐的问题上，处于近代的康有为的认识反不如其前辈如毛奇龄、江永、凌廷堪、徐养原等欤？

二、维新时期康有为国乐改良思想的形成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正如黑格尔所言，“凡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康有为看似与时代矛盾的音乐思想背后必然有其顺应时代需求的合理性因素，否则他也无从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康有为的音乐史观予以全面分析，方合乎历史唯物主义。

首先，康有为贬斥今乐的目的断然不是为了恢复孔子时代的所谓“古乐”，因为在他看来，孔子之乐已是荡然无存，千载而下，安有复兴之理？“今言教学，皆不泥乎古，以可行于今者为用。朱子曰：‘古礼必不可行于今，如有大本领人出，必扫除而更新之’，至哉是言也”。[10]可见其真实目的仍在于借孔子之名以行托古改制之实①，即朱子所谓“大本领人”。这是他在维新变法中的惯用手法，人所共知，毋庸赘言。因此，在康氏看来，我国的礼乐圣意没有为国人所继承，却在泰西各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得到长足发展，并在清代以后开始反哺华夏民族音乐，不由使我们又想起了康熙时代盛行一时的“西学中源”论。故康氏有言：

泰西之乐有七音，亦同中国五声之变……外国乐律与中国极相合，所谓天也……外国燕饮会谈皆有乐律，大得孔子之教。[11]

今西人礼拜堂犹有琴弦乐歌以应讲经之节，听讲者又舞蹈赴之，其学亦于每日中以一时学乐习舞。释氏讲经，亦有钟声以为之节，绕行膜拜以习其礼，盖有三代之遗意焉。惟吾中国吾儒家独无之，嗟夫！周之国子属于乐正，意深矣。令吾生于三代时，吾气质岂若是哉？于是益念先王之教治不容已也。[12]

而此时的中国已是“歌舞既尽，礼乐皆衰，故中国于今乃可谓为无歌乐之国可矣”，“道光后有乱弹之乐，遂召红（洪）匪之乱，此亦一原因也”，怎不让人痛心疾首。

其次，正是为了师法孔子音乐教育之伟业，使乐教在“制造新国之才”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创设音乐诸科，购置礼乐器以供师生演习，“今拟先购钟、磬、鼓、琴、瑟、管数事，以时习之，以宣血气而导和平，庶几不失古人以乐为教之意，亦安定遗法也”[13]；还亲自编创《文成舞》一套“以授生徒”，门生梁启勋回忆在师门演礼学乐之情形，称其场面宏大，歌舞升平，“钟磬齐奏，干戚杂陈，舞姿英发，礼容甚盛”，可见康有为在改良国乐的过程中身体力行，“鄙人咏仁蹈德，鼓舞轩鼚，愿为协律，再赓《天马》之乐章，乐写歌诗，愿作中和之乐职”[14]，非为纸上谈兵，大言欺人耳。

复次，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康有为在上书光绪帝要求废科举、兴学校时，极力主张仿效外国学校体制，把音乐作为一门必修课程，而非像洋务派学校那样只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吾国周时，国有大学、国学、小学三等，乡有党庠、州序、里塾之分，教法有诗书、礼乐、戈版、羽籥、言说、射御、书数、方名之繁”，“臣不引远古，请近校于今欧美各国，而知其故矣”。[15]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痛定思痛，在20世纪初成书的《大同书》中，曾经设想出一个从出生之前的胎教，直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学校音乐教育体系。在人本院中，“终日常有琴乐歌管”，“盖声音动荡，最能感人，其入魂尤易，但取其最中正平和者，常以声乐养其耳，必能养性情而发神智”，“产室常有人鼓琴于将产已产之时，产母未能自由之日。其琴诗之作虽有时亦听众母之所欲，其琴诗旨意，皆仁爱慈祥、恺悌中正、和平安乐之音”[16]；在育婴院中，“婴儿能歌，则教仁慈爱物之旨以为歌，使之浸渍心耳中”[17]；在小学院中，针对儿童好歌的特点，“当编古今仁智之事，令为歌诗，俾其习与性成”[18]；在中学院中，康有为主张“可以学礼习乐矣”，“乐以涵养其性情，调和其气血，节文其身体，发越其神思”[19]；而在最高学府大学院中，“以大学更重德性，每日皆有歌诗说教，以辅翼其德，涵养其性，而所重则尤在智慧也”。[20]

最后，《大同书》中集中体现出康有为的音乐教育思想。《大同书》是康有为维新改良思想最为重要的理论著作，以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公羊学“三世说”为基础，把传统儒学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同说与西方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相结合，设计出一套人类社会由据乱世而入升平世，再由升平世进入太平世，从而实现世界大同的乌托邦。从其对音乐教育作用的认识看，则仍是儒家乐教思想的延续，即音乐教育所重首在育德。不过，基于其进化论哲学观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目的，其音乐教育旨在发扬古人以乐育人之圣意，并非为恢复古代礼乐的僵化之质，而是要“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家界为天民”、“去类界爱众生”，其所言“礼”亦非封建等级之礼教，而是明显带有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中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之“世之公理”。虽然康有为对“乐”没有给出明确说明，但绝不是已走向僵化没落的宫廷雅乐，而是因时世变化而变化的、具有资本主义道德伦理思想的新音乐。在1898年编成的《日本书目志》中，他还开列出百余种学校唱歌书、音乐理论书、歌集、曲集等供国人参考，并借此指出：

日本为东方乐国，谣俗冶化靡靡，然侠风激昂俊上，时有夏声，周遍上下。施及士夫，采听风谣，亦足以闻声知政焉。日人自隋唐时来学乐，效吾诗章，其作者雅健有可采者。惟地邈音殊，学之良苦，郐邾陋小，终不能抗衡大国。然日人之苦思好学，善师法人之长，故学中、学西，转圆捷疾。[21]

由此可见其“制礼作乐”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正所谓“中国他事尚或有可存，惟戏乐则太钝下湿涩，无一可比人者，当泛扫一空而甘心折节，舍己从人，尽以泰西为师，更无疑义者”。[22]同时，康有为也认为“复古乐，弊在六律度过求古人尺”[23]，“中国之礼乐俱亡，以太尊古之故”，“讲求乐律之大，近今泰西亦最盛”[24]，“今欲复乐学，古人遗迹犹可推求（番禺陈兰甫京卿《声律通考》，据荀勖笛《开元乐谱》以追古乐，披析甚精，今据以之考《律吕正义》续编）……房庶曰：以今之器采古之声，亦何不可”[25]，可见其绝非空言复古，而是要求乐随世改，只要能遵循孔子以乐育人的圣意即可，“蔡邕谓以人声为主，求其感发人性情。总之求其加法相生，不必泥古无定也，要之有度便是”。[26]何况对于民间音乐，康有为也绝非一味否定，反以童谣、民歌皆太古元音、出于天籁，“孺子歌谣多用韵语，按控合节，全出天籁，为诗学所自始，实太古之原音也，今苗人有歌，秋雨庵多录之，其风致与《三百篇》无异，其音节与古乐府相类，然则诗歌固人道所不废，亦地球各国所尚也……读其《旧约》所载，其散漫逾律，发于天籁，与中国楚骚略为近焉。此皆最古之体格，不可绳之以律者也”[27]，可见其音乐思想是发展而非僵化的，与其变易进化的自然观和社会史观是相一致的，具有明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正如其于《孔子改制考》中纵论中国音乐历史发展大势所言：

乐声要眇，其传最难，以其音阶铿锵，寄之于声，易于变失……通计古今乐，无能久存者。汉以后文字日备，然自汉至元三百年前之乐，无一存者。即乐器，亦自琴瑟易而筝琶，今则筝琶亦废。曲声之存于今者，最古仅有明嘉靖之昆曲，然自梆子、乱弹出后，亦几等广陵散矣。嘉靖去今仅三百余岁，若嘉靖前之乐，则无几微之存。汉章帝谒鲁孔子庙堂，尚能陈六代之乐，安有黄帝、尧舜至章帝将三千年，而《咸池》、《韶》乐乃能存乎？观墨子之所改，故知孔子之制作明矣。《韶》乐托之于舜，有揖让之盛德，民主之大公，尤孔子所愿望，故《春秋》录之，制氏传其铿锵鼓舞是也。[28]

三、康有为国乐改良思想的

定型及其历史影响

由此可见，在哲学思想上，康有为一方面深受《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辩证法思想影响，另一方面又受西方进化论和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影响，形成其独到的“托古改制”、“张三世” ②、“通三统” ③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其借用《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又附会《礼记·礼运》中“大同”、“小康”的说法，以人类社会最终会演进到“太平世”，即“大同”社会的政治主张，强调“言教通治，言古切今”，依附今文“三统”说以力主变通，揭橥孔子改制以宣扬变法革新。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主义无疑是其音乐思想的重要来源。而对西方先进文化的不懈追求与利用西乐改造华夏旧乐，“追复古而是正之”，以期恢复孔子时代的雅正之声，则是康有为音乐思想之理论基石和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在1904年写就的《丹墨游记》中，康氏极为透彻地阐释了其论乐之旨：

孔子六艺，以乐为一，其言治国尤重之。既非墨教，何事弃乐。不意宋儒汛扫之至此也。今西乐之琴，既和且平，可谓得雅乐之意……然则可谓吾辽世千年已亡之雅乐，而今欧人续之可也。故西琴者，吾直谓之古乐返魂焉。中国古乐亡于隋，唐代以龟兹之筝琶，皆非为我物。然则今乐之宜扫荡，而宜代以西乐，吾可直谓之逐去异族而光复可也。今欧人他乐有铙、鼓、角、吹，虽粗厉猛起，乃我汉世军乐，亦可谓之复古。且置之万国竞争之世，以乐感民，奋厉廉峭，乃以发尚武之神……至于歌乐，吾则一概汛扫而更张之，摧陷廓清，比于武事，而以西乐代之……吾欲推求而张以八十四律，则庶几盛德太平之音复见，以传于后太平世乎！然此渊永眇微之音，亦非今日与国民共之者也，故西乐决宜尽行也。[29]

在他看来，近代中国不但国力孱弱、武备不修，音乐艺术则更是一落千丈，几成“无歌乐之国”。不过西洋音乐虽然美听，究其实质不过是“古乐返魂”，西洋音乐中优秀艺术形式，乃是华夏古乐影响所及，“亦可谓之复古”。因此，中国理应改弦更张，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更应该全面学习西洋音乐，“西乐决宜尽行也”。

而且，康有为还一反传统地认为乐非为礼之附庸，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不仅要以乐辅德，更要以乐开智，“所重尤在智慧也”。开智、制造新国之才是康有为资产阶级教育改革主张，而“以乐开智”更是发前人所未发，亦可视为吾国音乐智育论之萌芽，这与传统封建乐教思想也有着质的不同。为此，康有为再度祭起汉儒“审乐知政”的大纛，多次强调礼乐关乎国运隆衰，为政者不可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借此为其以西化儒的改良主义思想张本：

皆奏军乐，其乐声清哀而不壮，此西班牙所以弱也。吾昔游南洋，听印度、霸厘、廓尔喀、缅甸、爪哇诸乐皆哀咽，如泣如诉，真亡国之乐也。欧北诸国乐，皆古铙，吹以笳角筚篥，多屈折而加高之，故声最雄壮。所谓夏声，必大发扬蹈厉，宜其强哉……时久在南洋，日听亡国之乐，故闻声而能辨之，乃叹闻乐知政为不谬也。昔万宝常闻隋乐而决隋亡，吾昔甚惊其神明，由是观之，乃正无奇异，不过备闻兴亡之乐，则自能审音知变耳。今观班乐之比于欧北诸国，亦可鉴也。[30]

夫乐者，感物而动，故治国之音雄以乐，乱国之音乱以厉，亡国之音哀以思。吾尝游印度、缅甸、爪哇、安南而闻其乐，哀涩呜咽，断续不成声，信乎亡国之乐也；又游突厥、暹罗、波斯而闻其乐，哀紧乱嘈，信乎乱国之乐也。然闻欧乐则高明广大，庶几夏声，虽强武豪激，非韶奏石声之和平，然真治强之乐也，乃知先圣谓象功昭德，应政而作，非迂论也……今之亟亟议乐歌者，为应接外使，润色文明也，实则为步武泰西，俾与齐同耳。以外人有国乐，则吾亦不可无国乐云尔。[31]

综上所述，结合康有为音乐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音乐实践活动，笔者以为，其音乐思想与19世纪中叶在欧洲兴起的艺术教育思潮也是不谋而合的。“所谓艺术的教育学说，其中大约包含艺术教育论与美的教育学二大部分”，其要点有：

第一，为以艺术为有价值者而取为教育的内容的思想……到了今日，则更以艺术为教育的内容的一部分，而认它与其他的部分智育、德育、体育具有同样的价值；

第二，为以艺术教育的内容互及趣味与创作的两方面的思想，这是美的教育论者以及儿童本位的教育论者共同的主张，其目的在养成趣味与创作力；

第三，为尊重国民文学、历史、图书、唱歌、手工、体操等的教材的思想；

第四，为视教育活动自身亦为一种的艺术的思想。[32]

在艺术教育思潮中，特别强调文化价值中的美与艺术美为人生价值的重要方面，不仅可以陶冶性情，而且可以培育国民品质，提高国民道德修养，甚至具有相当的经济实用价值。如现代艺术教育运动的先驱英人罗斯金即以为“现代之社会的、国民的堕落之原因，实由于艺术界之堕落，本此见地，遂欲培养真挚的艺术心，以振起社会国家之气运”，“艺术的人生观，因人具有忠实敬虔之情，故唯藉此乃能解救现实教化之灭裂与颓弊。总之拉琼士（罗斯金）之说，是对于十九世纪过重功利的社会，欲从高尚的艺术作内部的救济，其中具有热烈的情绪，但非专为学校的艺术教育而发，乃属于一般社会的艺术教育论”[33]，这与康有为及其后继者梁启超以西化儒的“乐教”思想何其相似乃尔。康氏在游历欧洲，遍观各国之乐后有言：

以我所游各国，皆闻其歌乐，诚德国为冠矣。瑞典之歌，高唱入云，顿挫浏亮，真可绕梁三日。不知古之秦青何如。盖瑞典在六十度，地度极高，故歌喉亦极清高。此诚天然，无与争锋，虽欧土各国犹甘逊之，况于吾华乎。[34]

在业师的影响与感召下，梁启超亦屡次强调音乐教育之时代功用，且尤为注重儿童音乐教育，从娃娃抓起，以此贯彻其维新时代的“乐教”思想。在《变法通议》中梁氏提出儿童教育的内容、方法与步骤，其中尤其强调应当效仿西洋和日本，注重音乐艺术的熏陶与养成：

吾未克游西域，观于其塾与其学究，顾尝求之于其书，闻之于其人，其与今日之中国，何相反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35]

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和其血气”，“使无厌苦”，这与其业师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更何况还可以利用“歌诀书”来开发儿童智力，普及科学知识，增进爱国情怀，“令学子自幼讽诵，明其所以然，则人心自新，人才自起，国未有不强者也”。[36]我们且看梁启超为8—12岁的儿童所开列的一张学校课程表，其利用音乐教育来贯彻业师以尊孔重教的政治主张可谓昭然若揭：

每日八下钟上学，师徒合诵赞扬孔教歌一遍，然后肄业……五下钟散学，师徒合诵爱国歌一遍，然后各归。每十日一休沐，至日，师徒晨集堂中，祀孔子毕，合诵赞扬圣教歌一遍，各散归。[37]

此外，梁启超也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对国民性的改造与培育，在他看来，“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识者所同道也……吾中国向无军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后《出塞》，盖不多见，然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国运升沉所关也” [38]，“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中国乐学，发达尚早，自明以前，虽进步稍缓，而其统犹绵绵不绝……本朝以来，则音律之学，士大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39]因此，“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其后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之一沈心工在1905年出版的《小学歌唱教授法》中亦言，“世人往往以泰西之音乐，为不合于吾国民之风趣，而大加摒斥，可谓愚甚。世间万物，皆有新陈代谢之机，否则立致腐败。嗟乎，处此二十世纪开明之时代，犹以古来之音乐为优美，而条用各种古曲以教儿童，其不足以感发心志，又何待言乎”，“欲感动一时之人情，必制一时适宜止音乐，此自然之势也”。[40]次年，立宪派代表人物汤化龙在为《唱歌教育集》所写的序言中亦以传统音乐“仅为朝廷张皇太平之具，蚩蚩者流，概付诸不识不知之数……妖则尊鬼神之权而替人治，则剥醇厚之性而长颓风。沿迄于今，村夫里妇之讴歌，芜秽支离，率不出于妖之外”，而“扶桑岛国，吸星宿之流而扬其波，音乐专科，永定学制。三尺童子，束发入塾，授之以律谱，教之以歌词，导活泼之神，而牖忠爱之义，浸输灌，养成能独立、能合群之国民，黑子弹丸，一跃而震全球之目”。[41]甚至连清朝的学部官员都直接提议“古乐存者，仅十中之一二，欲复兴之，良非易易，故鄙意谓不如袭用外国音乐，较为便捷”。[42]可见在清末西乐潮涌、国乐不振的历史大背景下，更兼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首倡之，全盘输入西乐以改造华夏旧乐的思想意识遂如春风化雨，深入人心，于是以“全盘西化”论为主导的“中国音乐改良说”也便应运而生。

结语

康有为在尊孔的旗号下力图恢复孔子时代传统乐教的音乐思想，其实是在欧风美雨和明治维新的影响下，以西学中源论为据，援西入儒，以西化儒，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艺术教育思想引入儒学，从而化合出一种具有鲜明近代中国文化形态特征的新儒学，西学与儒学在康有为的思想世界里呈现一种相互发明、交互阐释的复杂关系。因此，康有为的音乐理论及其音乐实践虽然没有匪石等人的激扬文字，没有沈心工等人的躬亲自示，但仍旗帜鲜明地立足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立场，远追欧美，近采日本，知西洋音乐理论之盛，技艺之精，以此来改造华夏旧乐，重塑国民性，“有以陶畅其性灵，舞蹈其手足，故人多成材”，“如今者，亦必遍游欧美，尽聆乐音，乃能正乐也”，进而借兴复礼乐来发挥其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孔子之道乃大行于欧美，而反失于故国也。今学者更当光复故物，以求成材矣”。 [43]此即康有为国乐改造思想之精髓，亦为其后“中国音乐改良说”之肇始。中国新音乐的曙光，已遥遥在望，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在清末民初西潮激荡下的中国新音乐运动中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注释：

①《桂学答问》：“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其心为不忍人之仁，其制为不忍人之政。”

②《南海师承记》：“《春秋》托始于据乱世，中而升平世，进而太平世。”

③《南海师承记》：“孔子立三统范围万世。尚忠、尚质、尚文，所谓三统也。”

[参考文献]

[1]康有为.请开学校折[A].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98.

[2]康有为.教学通义[A].康有为全集（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7.

[3]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A].康有为全集（第一册）[M].384.

[4]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95.

[5]同[4]，97.

[6]同[4]，97.

[7]康有为.南海师承记[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84.

[8]康有为.日本书目志[M].康有为全集（第三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40.

[9]同[7].

[10]同[2]，137.

[11]同[7]，184—185.

[12]同[3].

[13]康有为.长兴学记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30.

[14]康有为.复教育部书[A].康有为政论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867.

[15]同[1].

[16]康有为.大同书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97、202.

[17]同[16]，205.

[18]同[16]，208.

[19]同[16]，209.

[20]同[16]，213.

[21]同[8].

[22]康有为.瑞典游记[A].康有为全集（第七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80—481.

[23]同[4]，96.

[24]同[7]，183.

[25]同[13]，130.

[26]同[4]，96.

[27]同[7]，175.

[28]康有为.孔子改制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31.

[29]康有为.丹墨游记[A].康有为全集（第七册）[M].：466—467.

[30]康有为.西班牙游记[A].康有为全集[M]第八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79.

[31]同[14]，862.

[32]蒋径三.西洋教育思想史（下册）[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64.

[33]雷通群.西洋教育通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410.

[34]同[29]，466.

[35]梁启超.变法通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01.

[36]同[35]，115.

[37]同[35]，122—123.

[38]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M]：101.

[39]同[38]，106.

[40]沈心工.小学唱歌教授法[A].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M]：218.

[41]汤化龙.教育唱歌集·叙言[A].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M]：152.

孔子东游范文第7篇

一般的观光客，携带食物、酒囊、美人以及沉甸甸的钱包，乘坐香车宝马，道听途说而来，仿佛要在大自然的台阶上举办人间盛宴似的。他们实则是来度假或野炊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固然也是文人对世俗生活所寄托的理想，但他们即使两袖满风，那只象征着超凡脱俗、天外来音的浪漫主义之鹤，也不会拒绝成为承载一颗灼灼诗心穿云渡月的坐骑。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霓为衣兮风为马”，《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李白，不正是这样纤尘不染地一夜飞渡镜湖月的？同样，一般的观光客纵然在每一处雕栏画栋、绿树影壁刻写“到此一游”，以企望自己的名字深入人心，但一阵风吹过，不动声色的风景就忘掉了他们。胸有城廓的文人从画山绣水的长廊走过，信手写下的文字却可能点石成金，与日月同辉。这是他们贡献给人间风景的昂贵无价的礼物。“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楼，在千年的江涛枫影中与一首唐诗唇齿相依。我甚至无法判断一座建筑与一首诗，谁更有名。只是这在水一方的灯火楼台，几经兵荒战乱毁坏修复，已非真身；人去楼空，那涂写在青云之上的古诗却众口相传，一字未改。据说李白登斯楼，都不得不按捺住技痒：“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更使后来者明白什么叫做登峰造极。高山流水，如一架安置于悠悠岁月膝头的古琴，寂寞地回想失传的谣曲。做山水的知音，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亦成为历朝历代文人不惜踏破铁鞋而追寻的一种幸福。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泱泱五千年，我几乎找不出比李白更飘逸洒脱的旅行家。他与注释山川物貌的徐霞客不同，徐霞客以拘谨的脚印测绘一张忠实于原著的地图，而叱咤风云的李白，简直是借山为樽，掬水为酒，举案齐眉，誓邀大自然与己同醉。“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这位以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自诩的精神富翁，揣着一颗拳拳赤子之心，就像揣着一份所向披靡的通行证，信手往白纸上写半阕绝句，就足够向茫茫月夜兑现出仗剑远游的盘缠。李白25岁以后，即出蜀，历夔汶，登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又先后北上洛阳、太原，东游齐鲁，南巡安徽、江苏、浙江，游踪所及，几半中国。直到他42岁应唐玄宗征诏赴长安，整个青春，都零沽为在山水之间托钵化缘的游资，“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怎样一种奢侈，五湖四海，三山五岳，是其慷慨解囊的对象。而根据他沿途留下的诗篇，即足够编小半本地理书了。

伴君如伴虎，李白在长安城里度日如年，很快便拂袖而去，恢复了中断三载的浪游生涯，重新与山水为伍。在他心目中，低眉折腰事权贵是莫大的耻辱，在一隅城池中勾心斗角是对生命的浪费；与之相比，同慈眉善目的山水共处则简单得多、平等得多，同大自然琴瑟相伴、诗酒唱酬，是无上的光荣。李白背叛了长安，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其美丽的一次背叛。

孔子东游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庄子，刘辰翁，评点

刘辰翁（1231—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人，曾大量评点过诗文，所著《南华真经点校》[①]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庄子散文评点，开后世《庄子》散文评点之先河。与林希逸“条分而缕析”的批评方法不同，刘辰翁的评点较为灵活，主要是以直观感悟、随手批点的方法，运用生动形象而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向读者揭示出《庄子》散文的艺术魅力。他说：“庄子文字快活，似其为人，不在深思曲说，但通大意，自是开发无限。”（《齐物论》）[②]其评点文字长短不齐，多则几句，少则三言两语，甚至一字，但语短情长，耐人寻味，很有启发意义。正因为刘氏的评点表现为即兴随感式的，所以就显得较为散乱，缺少系统性和理论性。再加上刘氏曾评点过大量诗文，又评点过小说《世说新语》文学艺术论文，因此其《庄子》评点受诗歌和小说评点的影响较大，在概念的使用上显得丰富多彩，使人较难把握。如他在评点中常使用像“痛快”、“奇俊”、“洒脱”、“清丽”、“气象”、“洁静”等一类的词，如果读者缺乏一定的审美鉴赏经验，就很难体会这些词所蕴含的真正涵义。但刘氏毕竟长期涵容于评点鉴赏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因此在评点《庄子》的过程中，这些特点又时时反映出来。仔细推敲其评点，可以发现刘氏主要抓住了《庄子》散文的以下几个特点来进行鉴赏的。

第一，庄子善于描摹人物，叙述故事，体察物情，能画出“不尽之意”。《庄子》一文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既有作者理想世界中的人物，也有现实中的人物；既有帝王将相，也有普通百姓；既有儒家圣人，也有江湖大盗；既有神人、美人，也有畸人、丑夫，各行各业、各种身份的人融汇在一起，俨然一幅形态各异的群生图。他们各有性格，各有口气，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充分展现了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和表现能力。林希逸在《口义》中已注意到《庄子》散文这一特色，每一“画笔”来称之。刘辰翁继承了林氏的说法，常以“画意”来评论《庄子》。如《大宗师》篇谓驼背人子舆闲适得很，蹒跚地走到井边照着自己的影子，他认为这“极是画意”。《天运》篇谓“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他认为这是在“画馀意”。但刘辰翁又在林氏基础上作了较大的发挥，他每每抓住庄子人物形象中最传神的东西，将人物的性格特点及精神面貌传达给读者，以达到“若点眼睛便活”（《齐物论》）的效果。如在评点《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一段时说：“语其游，语其神，亦犹儒者气象，可以想见。”便抓住了神人“游”和“神”的特征，从而将“犹儒者气象”的神人形象揭示了出来，让读者去领会、体悟。在评点《齐物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一段时说：“三句画子綦已尽，并与形骸之外者著之矣。”认为这几句话不但将子綦的形象完整地勾画了出来，更重要的是将他身体之外的东西也“画”了出来。评点《养生主》“庖丁解牛”说：“写得提刀四顾踌躇，亦觉此老神气独王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林希逸最早对其艺术特征进行阐述说“画出一个宰牛底人”。而刘氏的评点，更将庄子笔下的“庖丁”形象活灵活现地还原给了读者，让人觉得此人就在面前，言行举动神气活现，可谓传神写照、画龙点睛之笔。刘辰翁还发现庄子善于运用符合人物性格的语言、动作和心理活动等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如在评点《人间世》“颜回见仲尼请行”一段时说：“看他写出回口中语，不过二三十字，别是谆至貌恻。”认为颜回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不过二三十字文学艺术论文，但其敦厚的性格、忧戚的神态和内心活动已显现出来。评点《德充符》篇“申徒嘉与子产”一段对话时说：“其为子产语，虽等闲杜撰，亦古意雅甚。”认为子产的话虽杜撰出来，却有其时代特点，并与其地位身份相符合。当子产被批评得“蹴然改容”时，他评点说：“笔下写出子产惝怳自失之状”，子产的神态、心理活动跃然纸上，读之不觉使人失笑。可见，刘辰翁是以评点小说的手法来评点庄子的。因此他在评点过程中经常将《庄子》与小说联系起来。他批评人们说“从浅至深，句句是道，今人作小说看了，喜其文而已。”（《山木》）其实，刘辰翁也未尝不这么做。他在《马蹄》篇就一会儿说：“起语突兀，本是小说家。”一会儿又说：“小说家时时有之。”在《徐无鬼》篇更直截了当地说：“虽小小说，亦必有情致。”刘氏以小说评点的方式来评析《庄子》，无疑能揭示出庄子散文的独到之处。

刘辰翁进一步认为作文如同画画，只将画面画出还不行，还要留有馀地，留出想象的空间，让人读之有不尽之意。他认为庄子在叙述故事、体物状情时，常常能画出“不尽之意”。他在评点《山木》篇“庄周游乎雕陵之樊，睹一异雀”一段时说：“作文如画，画者当留不尽之意，如执弹而留是也，此间妙意在捐弹而走。” 刘辰翁在这里指出，《山木》篇先写“庄周”执弹而留守于栗树之下，接着又写他“捐弹而走”，终于没有将弹发出，这正是《庄子》像画家那样“留不尽之意”。在评点《天地》篇“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一段时说：“眼前事物，外意第杂，说亦不可及。抱瓮之状与橰之为物，曲折备具于其往复、俯仰、缓急，如忿然作色?Γ允巧猓谘酝狻！比衔铀栊吹恼庖还适拢嫦拭鳎次锎瘢宋镨蜩蛉缟摇巴庖獾印保芏嗖痪≈猓灾痢八狄嗖豢杉啊薄S惺彼纸庵只安痪≈狻背浦盎乓狻保纭短煸恕菲幸欢巍翱鬃蛹像跤锶室濉保峁鬃颖焕像蹀陕浣萄盗艘欢伲嵛灿小翱鬃蛹像豕椋詹惶浮绷骄浠拔难б帐趼畚模赖闼嫡馐恰盎乓狻保蛭蒜乓饣觯允刮恼赂右馕渡畛ぁS肓窒R菀谎乇鹣不丁镀胛锫邸贰按罂猷嫫币欢问榛獾奈淖郑?

翏翏一语，便有描摸，其下不过山林二物，举其概甚疏，杂以七八者字，而形与声若不可胜数，妙在于喁一语，映带前后皆活，重出愈奇，调调刁刁又画中之远景，形容之所不尽也。

很明显，刘辰翁的欣赏视角与林希逸有所不同，林希逸认为此段文字是有声诗，庄子居然能将“天地间无形无影之风，可闻而不可见之声”画得出来！而刘辰翁虽然也欣赏庄子“形与声若不可胜数”的奇妙，但他却以“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为更妙，认为此句语映带前后，不仅使风之形象、情状再度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更重要的是带出了后面“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一句，而此句是画中的远景，给人以朦胧缥缈之感，实是画画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是用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所以“形容之所不尽”。刘辰翁抓住“画不尽之意”这一点来分析此段，无疑更具有艺术魅力。

第二，庄子的散文极有“味”。刘辰翁是以艺术鉴赏家的眼光对《庄子》进行审美观照的，因此在他看来庄子的散文极具诗情画意，含蓄蕴藉、富有意味，故刘辰翁每以与“画”紧密联系的“味”这个传统的诗歌审美范畴来评价《庄子》。梁刘勰早在《文心雕龙》中就已使用“味”、“馀味”、“滋味”等概念来进行文学批评了。如他在《隐秀》中说：“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深文隐蔚，馀味曲包。”在《声律》篇中说：“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风力穷于和韵。”在《体性》篇中说：“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钟嵘在《诗品·序》中正式提出了“滋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他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强调诗歌要达到“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唐司空图则在《诗品》中进一步提出了“味外之味”、“韵外之致”的审美理论。此后批评家每以“有味”、“无味”来品评诗歌，认为这是诗歌应达到的艺术境界。南宋以来，人们经常把诗歌中的一些批评概念引用到散文中，以此来丰富散文的鉴赏理论。林希逸开始使用“味”这个概念来品评《庄子》了。虽然用得不多，但很有启发性。如他说：“笔势如此起伏文学艺术论文，读得透彻，自有无穷之味。”“虽然一转，甚有意味。”认为从形式上说，庄子的文章技巧性很强，很有意味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此数句极有味”、“此语尤有味”又认为庄子的语言韵味无穷，很值得人们细细品味。“味”更是刘辰翁在评点诗文时一个很重要的审美范畴。他每以“味”来品评诗歌：“绝句难作，要一句一绝，短语长事，愈读愈有味为正。”（《唐诗品汇·历代叙录》）他更在林希逸的基础上大量使用“味”来评点《庄子》。如他在《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一段下评点说：“设客以见主人，语有味。”《人间世》孔子教训葉公子高时有“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一段话，刘辰翁评点说：“此意人人晓得，只不似他能言，有许多馀味。”这里的“味”、“馀味”即语有不尽之意，也就是刘勰说的“馀味曲包”、钟嵘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思。刘辰翁又以“味”来评价庄子的“譬喻”。在《口义》中林希逸每以“奇特”来赞赏庄子的譬喻，而刘辰翁更多的是品味庄子的譬喻，如《在宥》篇“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一段，他评点说：“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言物有不同而以类相感，人事皆若此，比为狐兔、松柏之喻，又有味。”认为以“狐兔、松柏”之类的比喻来说明治人的危害性，值得人深思，意味无穷。评点《外物》篇“胞有重阆”一段时说：“胞有重阆，直指空阙处也。室无虚则塞其竇矣。妇姑勃磎，狹路博则不得也。大山、大林见者畏其阴森，眩其广莫，皆神者不胜耳。譬喻切近有味。”认为这些譬喻贴切自然而有意味。又在《则阳》篇“触蛮之争”的寓言后评点说：“以为实固无理，以为虚亦或可厌，最是以意实之，而其理确，然无不实。但见有味，愈广而愈不厌也，读者超然，愈有所醒。”认为此譬喻虚虚实实，很有味道，虽然作无限夸张，却能使读者超然醒悟。除了使用“味”、“馀味”外，刘辰翁还使用像“滋味”、“讽味”、“风味”之类的词来评点《庄子》。如在《山木》篇“庄子行于山中”首段评点说：“极浮世薄恶之滋味。”在《徐无鬼》篇“吴王浮于江”一段说：“但譬已警，添董先生又高，未有无风味者。”这里“滋味”、“风味”是与“味”同一意义的审美范畴。在《田子方》“温伯雪子适于齐”一段说：“规矩龙虎体状得似，所谓嵬岸抑扬者，两语深中人心，时时讽味不绝。得于人者，可以无怪，施于人者，可以戒之又戒也。”是说庄子刻画得很具有讽味意味，能使人引以为戒。“讽味”一词无疑很好地?得髁俗印柏獍迥钡奶氐恪?

第三文学艺术论文，庄子散文又具有“奇”的艺术特征。林希逸在《口义》中曾多次以“奇”来评析《庄子》。刘辰翁继承了林氏这一说法，也每以“奇”这个审美范畴来评点《庄子》。如《德充符》篇有语云：“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他评之曰：“语奇。”是赞其用语之奇。《骈拇》篇有语云：“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他评之曰：“其所谓性，即所谓德也。其言扶疏，其字错落重出，初非有意，亦非无谓者，故其所以为奇也。”是赞其用字之奇。《德充符》中有“王骀”一人，他评之曰：“‘王’字林作王天下之王固奇，只作王骀之王更奇。”是赞其起名之奇。评《列御寇》篇“郑人缓也”一句曰：“个般起语，便是庄子撰得奇。”是赞其起语之奇。然而刘辰翁绝不认为庄文之“奇”仅限于这些细微的地方，他更认为《庄子》具有“意奇，文奇，事又奇”的多重审美特征。他在《齐物论》中评点“罔两问景”的寓言故事时说：“影已无形之物，罔两又非影之比也，寓又寓者也。意奇，文奇，事又奇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达生》篇有“祝宗人说彘”的寓言故事，是庄子让祭祀官与猪对话，他评之曰：“玄冠说彘，皆奇事也。”在《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一段后又评曰：“两‘藏’字已怪，又夜半又负走，何其奇也。”在刘辰翁看来，庄子这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寓言故事，无不具有奇特的艺术魅力。而且他更以为像《齐物论》篇“庄周梦为胡蝶”、《徐无鬼》篇“郢人运斤成风”之类的寓言故事，更有出人意料的“奇又奇也”的美学特征。“梦觉齐人物、齐小大、齐是非、齐生死，齐尽在是矣，奇又奇也。”（《齐物论》）庄周梦蝶的一个小故事，居然无所不“齐”，真可谓“奇又奇”。然而，刘辰翁又认为，庄文之“奇”并不只是单一意义上的“奇特”，它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因素，因此他又以“神奇”、“怪奇”、“奇俊”、“奇诡”等具体意义的审美范畴来评论《庄子》。如《德充符》篇有语云：“刖者之屦，无为爱之。……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他评之曰：“娶妻不使，本非以形不全，故经他变化，无不神奇。”意思是说娶妻者免除服役，与前文形不全没有关系，但经他变化，前后意思联系了起来，可谓“神奇”。《至乐》篇有语云：“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文学艺术论文，其意蹶蹶然恶之。”他说此事实在可称“怪奇”。《天运》篇有语云：“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他说这里所表述的意思，实可谓“参差奇诡而近于物情”。《马蹄》篇末谓马因受到人为的约束而学会了盗智，他就指出这番话真可谓“奇俊”。刘辰翁将“神”、“怪”、“诡”、“俊”等因素引入到“奇”中，大大丰富了庄文“奇特”的思想内涵，也使《庄子》散文“恢诡谲怪”的特征得到了很好的揭示。另外，刘氏还认为，庄子在行文中能将平凡转化为奇特，善于化“腐朽为神奇”。《徐无鬼》篇有“子綦有八子”的寓言故事，他评述说：“前所言，未奇也。虽鹑、牂语，亦未奇也。至盗刖之鬻之，则奇矣。”《徐无鬼》篇先谓子綦的儿子梱没有任何功劳而有“将与国君同食以终其身”的征兆，这未足为奇；继谓子綦父子“未尝为牧而牂生于奥，未尝好田而鹑生于宎”，这也未足为奇；及谓使梱去燕国，途中为盗贼所掳获，“刖而鬻之于齐，适当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终”，则奇矣。可见，庄文能从平淡无奇中转出奇，刘氏的这一说法对于后人的文艺创作，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刘辰翁将诗论与小说理论的审美范畴引入了庄子散文评点，开启了庄子文学研究的新纪元，对明清庄子散文评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今人重视。

[参考文献]

[1]刘辰翁.南华真经校注.台湾：严灵峰《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