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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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范文第1篇
欧阳修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独自抚养他，非常不易。因为家境贫穷，母亲没有钱供他上学，便亲自教他识字。母亲还在院子里铺上一层沙子，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写画画，教欧阳修写字。
除了教欧阳修识字、写字，母亲还教他诵读古代文人的优秀著作，让他学习写诗。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欧阳修慢慢地长大了，家里没有书可读了，他就到乡里的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还将借来的书抄写下来。欧阳修的记忆力很好，往往书还未抄完，他就能背诵所有的文章了。欧阳修专心地读书、写字，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欧阳修小时候写的诗歌、文章，就像大人写的一样有文采。
十二岁那年的一天，欧阳修身背行囊，匆匆忙忙赶了一天路，又累又困。天快黑的时候，他来到襄阳城下，城门已关上了。他抬头看见城头有一个老兵在站岗，便拱手施礼说：“烦请老伯开门，让我进城好吗？”老兵问：“城下是什么人？为什么现在进城？”欧阳修说：“我是一个读书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想进城找个地方住一夜。”老兵本不敢违例开城门，但听出欧阳修是个很懂礼貌的书生，顿起爱怜之心，说道：“既是书生，我出一副对联，你对得出，我就让你进城；对不出，你就明天早晨再进来。”欧阳修答道：“遵命。”于是，老兵念道：“开关早，关关迟，放过客过关。”欧阳修一听这上联，看上去是老兵随口说出来的，其实这副对联连用叠字，非常巧妙，便回答道：“出对子容易，对对子难啊，请先生先对吧。”老兵大声道：“我是要你对的！”欧阳修笑道：“学生已经对过了。”老兵一想，恍然大悟，立即下城楼开了城门。
读到这里，也许同学们会问：“对联讲究的是字数相等，既然上联是十一个字，下联怎么是十六个字呢？”其实，这副对联是：“开关早，关关迟，放过客过关；出对易，对对难，请先生先对。”
[思维互联网]
同学们，欧阳修家里贫穷，但他依然刻苦学习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欧阳修范文第2篇
欧阳修文学造诣通达精深，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其于养生方面，亦有不少远见卓识，却鲜为人知。在《欧阳文忠集》和《删正黄庭经序》中，我们可以汲取良言妙策，获得深远启迪：这就是他提倡的“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以为顺乎“自然”法则，便是养生之大道。
欧阳修说：“唯不自戕贼，而各尽其天年。”意思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吃什么就吃什么，只要对身体没有损害，人就自然能够活到应该活的寿命。因此，专门去“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是大可不必的。但他也不否认对身体有益的“养内之术”，如“炼精气，勤吐纳，专于内守”等气功活动。
欧阳修信奉为人处事必须“任其自然”，他的儒风雅量常使人叹服。江邻几与欧阳修本来关系很好，然而却在《杂谈》一书中竭力诋毁欧阳修而抬高自己。当时梅尧臣对此事愤愤不平，认为江邻几狂妄自大，不近人情。欧阳修却毫不介意，处之泰然。后来，江邻几病故，欧阳修还亲自前往吊唁，为他撰写墓志铭，无一字之贬，时人看后深受感动。
英宗时欧阳修身居宰辅，手握重权，他不是千方百计地邀宠固位，而是积极地奖掖人才。他推荐三名可以担任宰相的人：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他们不但不是欧阳修的至交好友，反而与他均有前嫌，如吕公著在庆历年间曾极力攻击欧阳修，谎奏他是范仲淹的同党，为此欧阳修被贬谪滁州当了地方官。朝中争论濮王(英宗的生父)可否称皇父的问题，司马光的观点与他完全对立，王安石也极力反对他的看法。尽管如此，欧阳修毕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欧阳修待人宽厚，处事随和。仁宗时朝廷编修《新唐书》，先是列传部分由宋祁编撰。后来欧阳修中途奉诏进京，主修纪志部分，并完成对全书的总成。御史主张《新唐书》只署欧阳修一人姓名。但欧阳修却坚决不同意，这种胸襟坦白的精神，使宋祁大为感动。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此时尚是一介布衣，未为人知。欧阳修看了苏氏父子所著的诗文，如获至宝，大为赞赏，认为他们确是难得的人才。后来他向朝廷推荐，从此苏氏父子得以闻名。
欧阳修的“自然”法则，完全是遵循着人类的生命规律。比如，他认为最好的养生方法是“劳其形”，并将古代两位名人夏禹和颜回作了一番对比：“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萧然，卧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他，内不动于心，可谓至乐矣，而年不过三十。”所以欧阳修切中肯綮，总结出了“劳其形者长寿，安其乐者短命”的养生理念。
他在《秋声赋》中写道：“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人常有多忧多思之老，方壮遽老，方老遽衰，反之以长生之法。”他告诫人们过多的忧伤会伤害心灵，过重的劳动会伤其体形，一个人的智慧与体力是有限的，多愁善感则青壮年会加速老化，老年人就会加速衰竭。此所谓：“性烈之士多招疾患，情郁之人甚少高龄。”
欧阳修还称“才艺调养身心”乃是“自然”法则的重要途径。他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一代儒宗风流自命，博学多才，他结交“琴、棋、诗、书、画”五友，全身心投入在角色中，久而久之便自然见效，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标。
他有过“学琴祛疾”的神奇经历，在《送杨置序》文中写道：“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愉然不知疾之在其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
欧阳修范文第3篇
欧阳修(1007—1072)是北宋有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4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是跟着一直守寡的母亲长大的。欧阳修的父亲当过地方官,为人正直、好客。他在世的时候,家中门庭若市,经济也宽裕。他去世后,家境逐步贫寒,后来,竟到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地步。孤儿寡母在这样的境况下生活,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欧阳修的母亲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她家穷志不穷,靠自己辛勤劳动,一心养儿长大。欧阳修五六岁了,他母亲就教他读书识字,教他做人的道理。没钱买纸笔,就用芦杆代替,把沙铺在地上当纸,一笔一画教欧阳修写字。一年大一年的欧阳修逐渐懂事了。他很体谅母亲,一边读书,一边尽力分担家务。欧阳修尽管已经懂事了,但他不明白母亲怎么有那么大的决心和力量来抚养自己。一次,欧阳修问起了这件事。母亲深情地说:“你父亲死后,我能守寡抚孤,是因为我了解你父亲的品德高尚。我爱他,也爱你,我决心把你培养成像你父亲那样的人。为了你,再大的苦我也能吃。”之后,她对欧阳修又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欧阳修父亲的为人。
“我嫁到欧阳家的时候,你奶奶已经去世了。可是,我从你父亲对你奶奶的纪念中,知道他是个很孝敬长辈的好人。你父亲在家尊敬长辈,在外当官的时候,对公事严肃认真,从不马虎。他白天办公,晚上还要看公文和案件材料,往往熬到深更半夜。对于死刑的材料,总是反复调查、核实。他常说,人命关天,马虎不得。后来由于劳累过度,积劳成疾,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对我说:‘我不能看孩子长大了,希望你今后把我的话告诉孩子:人不要贪财图利,生活上不要过分追求,要孝敬长辈,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这是你父亲的遗言,望你好好勉励自己。”欧阳修听到这里,抽泣着对母亲表示:“我一定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后来,欧阳修做了官,任参知政事。庆历三年,他因积极支持范仲淹、维持新法被贬职。欧阳修的母亲说:“为正义被贬职,不能说不光彩。我们家过惯了贫寒的生活,你思想上只要没有负担,精神不衰,我就高兴。”
把美德、善行推介给你的孩子们;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只有它,而不是财富——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欧阳修范文第4篇
首先，在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上，提出了“穷而后工”的理论。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曾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或工也。”这种“穷而后工”论，是继承先秦“诗可以怨”（孔子语）、“发愤以抒情”（屈原），两汉“愤中形外”（刘安）、“发愤者书”（司马迁），齐梁“蚌病成珠”（刘勰）、“苦辛出好诗”（钟嵘），唐代“文章憎命达”（杜甫）、“心中愤气文难遣”（薛逢）、“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 （白居易）、“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等说而加以发展。《诗话》第10条“孟郊、贾岛以诗穷至死”、第23条“闽人有谢伯初者”“仕宦不偶，终以困穷而卒”、第7条郑都官（谷）、梅都官（圣俞） 皆以仅官至都官而卒等，即用具体而生动的事例又一次证明了“穷而后工”的观点。诗人为何“穷而后工”呢？ 一是仕途不畅达者即“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事者”，则集一生精力于立言以求不朽，故能长期处于“虚静”的境地，聚精会神地进行文学艺术创作。二是“穷者”有切身的生活体验，故能写出养尊处优的富者写不出的“穷苦之辞”。
题材应广泛。《诗话》第 27 条论韩愈云：“退之笔力，无施不可……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这是赞扬韩愈不受题材所限，说他无论那种题材都能入诗，且都能曲尽其妙。而对宋初一些人的限制题材的做法，则提出了批评。一褒一贬，表明了欧阳修对诗歌题材问题的鲜明态度。
表达技巧务须多样。如用典，欧氏就不偏执，故他说刘子仪写诗，有的“虽用故事，何害为佳”；有的“不用故事，又岂不佳”。因此，写诗用典或不用典皆可。再如用韵，欧氏也颇讲究，故其对韩愈工于用韵极为欣赏。另外，欧氏对晚唐周朴的“月锻季炼”“极其雕琢”的做法不仅不反对，相反，还对其佳句予以揭载，这也表明他对诗歌艺术技巧的包容。
在诗歌创作规律上，欧阳修借梅圣俞之口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如：“圣俞尝与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在这段话中，梅圣俞说的诗家的“率意”，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说诗人在作诗的时候，看起来很“随意”，好似冲口而出，不假思索；二是说诗人的诗作风格平淡自然，语言质朴浅近，好似不加雕琢。梅圣俞认为实际并非如此。一时的“随意”是平日苦思的结果，朴素自然的风格产生在千锤百炼之后。故其《读邵不疑诗卷》云：“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又其《依韵和晏相公》亦云：“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欧阳修不仅完全赞同梅圣俞的说法，而且还在《诗话》第4条举梅氏自己的创作实践以证之：“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即是说：梅圣俞诗歌那种闲远古淡的风格，貌似率意而成，其实构思极艰，是诗人平昔苦吟的产物。梅、欧提倡的平淡出于精思、朴素源于雕琢的观点，当来自唐代的皎然和韩愈。稍后于梅、欧的王安石的《题张司业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之论，则又当源自梅氏。梅圣俞和欧刚修还对诗作提出了“意新语工”的总体要求。所谓“意新”，指诗作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是“前人所未道者”；所谓“语工”，指通过艰苦的“造语”过程，写出巧夺天工的诗句。总之，“意新语工”包括了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统一。其中又特别强调“至善”的诗歌须“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即是说：“至善”的诗歌应当形象鲜明，新颖独创；同时也必须含蓄蕴藉，寓意深广，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
欧阳修范文第5篇
这天，丞相吴育来访。欧阳修把客人领进书房。刚坐定献茶，吴育突然发现墙上新添的一幅古画，便起身近观看。端详了好一会儿，吴育禁不住连连点头赞赏起来：
“这是正午牡丹啊，画得好，画得好！”
“你怎么见得是正午牡丹？”欧阳修不解地问
欧阳修范文第6篇
新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的定性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语文学科的定性，新版《大纲》指出：“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对于学生学好其他学科、今后工作和继续学习，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至于语文学科的功能，新版《大纲》表述为“进一步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培养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注重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而在语文学科的实践技能培养功能方面，则继续强调要“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提高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
新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于语文及语文学科的定性兼顾了工具性与人文性、基础性与综合性，而依然强调其实践性品格。那么，作为中学语文学科教学载体的《语文》教材在编排选材上面就必须依据《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来展开。作为教材核心组成部分的课文选文，是教材组成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选文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教材质量的优劣。
在新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视野下，相对而言，中学《语文》的古诗文选文涉及的问题更多，不仅因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保存了文化传统的精髓，而且由于问世时间久远，其所涉及的文献学方面的问题要比其它类型的选文更为复杂。就笔者所见中学《语文》教材课文古诗文的选文，在文献学方面，诸如选文的版本、校勘、注释，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下文笔者拟以所见人民教育出版社各版初中《语文》选文《醉翁亭记》的版本为个案展开讨论。
一、“人教社”各版初中《语文》选文《醉翁亭记》版本简介
笔者所见各版初中《语文》选文《醉翁亭记》所据版本情况如下：
1.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五册所选《醉翁亭记》注释云：“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1]
2.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6月第2版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六册所选《醉翁亭记》》注释云：“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2]
3.1994年10月第1版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五册所选《醉翁亭记》注释云：“选自《欧阳文忠公集》。”[3]
4.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五册所选《醉翁亭记》注释云：“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4]
5.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2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册选文《醉翁亭记》注释云：“选自《欧阳修散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5]
从上可知，“人教社”各版初中《语文》选文《醉翁亭记》所据版本有《欧阳文忠公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和《欧阳修散文选集》三种。而各个版本的信息登录并不完整。那么，欧阳修别集的主要版本情况到底如何呢？
二、欧阳修别集主要版本概述
据祝尚书先生《宋人别集叙录·卷第四·欧阳文忠公集》云：“欧阳修著作，两宋刻印甚夥，已录前述，要之有诸集单刻本、多集合刊本（分合不一）、大全集本（《欧阳文忠公集》）、选集本（《文粹》）等四类。”[6]又云：“周必大编刊《欧阳文忠公集》，在光宗绍熙至宁宗庆元间。其跋曰：‘《欧阳文忠公集》……成一百五十三卷，别为《附录》五卷’。”[6]又云：“《欧阳文忠公集》出，欧阳修著作诸集单行、略无统纪、世无善本之局面遂告结束，而成为后代之通行善本。”[6]又云：“全集本旧说元代曾重刊，《天禄琳琅书目》卷六著录一部，称‘此书字法规仿鸥波，深得其妙，定属元时所重刊者。’……《四部丛刊初编》影印之本，向来即以为是元本”[6]。
以关键词“欧阳文忠公文集“查询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得知《欧阳文忠公文集》有四种。
第一种为日藏汉籍：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文集·第1辑”《欧阳文忠公文集》，日本古典研究会、东京汲古书院1978年9月出版发行，乃据宝历14年（1764）3月京都吉田四郎右卫门刊本影印。
第二种为日本宝历十四年（1764）刻本，三十六卷，10册。
第三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编1993年出版之“四部精要·19·集部四”之《歐陽文忠公文集/坡全集》合本。
第四种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影印“四部丛刊初编”本，分为6册，其封面题名亦为“欧阳文忠公文集”，亦是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据元刊本缩印。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第四·欧阳文忠公集》谈到欧阳修著作的“选集本”时云：“日本宝历十四年（一七），吉田四郎右卫门刻《欧阳文忠公集》三十六卷……是本今上海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著录。”[6]则日本宝历十四年刻本亦名《欧阳文忠公集》。抑或第一种乃影印出版时更名《欧阳文忠公文集》？而第二种岂是国家图书馆藏本名《欧阳文忠公文集》与上海图书馆著录本异耶？而第三种虽其“目录”首页之前页有“欧阳文忠公文集宋欧阳修撰一——五七六”字样，但其“目录”首页即有“欧阳文忠公集”字样。据此推测，此《欧阳文忠公文集》之底本亦是《欧阳文忠公集》，而仅在影印出版时更名《欧阳文忠公文集》而已。而第四种既明言影印四部丛刊初编本，则其名必为《欧阳文忠公集》。笔者未见原书，从“超星百万图书馆包库”查得商务印书馆同版重印（印次不明）之《欧阳文忠公文集》第二册之电子版，确认亦仅是影印时更名为《欧阳文忠公文集》而已。
三、中学语文古诗文选文需据善本
善本，原指古籍诸版本中，比一般本子优异的刻本或写本。近代文献学大家张舜辉《论版本》一文中引清末张之洞《輶轩语·语学篇》“读书宜求善本”条云：“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又云：“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钞）。”[7]简而言之，是精校、精注的旧本、足本。中学语文所谓古诗文选文必据善本，意指语文教材选择古诗文进课本，其底本必须选择精校精注的本子。那么，“人教社”四个版本的选文《醉翁亭记》是否依据了善本呢？
上文谓1982年版、1988年版和2001年版“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1994年版“选自《欧阳文忠公集》”，2007则“选自《欧阳修散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据查，《欧阳修散文选集》为陈必祥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唐宋家散文选集”丛书之一本。陈必祥在《前言》中说：“本书的选文依据四部丛刊本。在题解、注释方面参考了有关欧阳修散文的一些选本，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某些研究成果。”
而《欧阳文忠公集》最晚出者为“四部丛刊本初编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般而言，图书出版尤其是古籍，后出转精者多。而现在多种欧阳修集整理本或选本亦多以“四部丛刊初编本”《欧阳文忠公集》为底本，则可见其确实为善本。据笔者查阅，《四部丛刊》最近一次重印为上海书店据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1926）版重印，时间为1984至1989年。而集部重印时间为1989年3月。
据上文所述，以选文需依善本的原则，“人教社”版《语文》教材各版在有关《醉翁亭记》版本出处的注释应补充完善为：
1.1982年版：“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2.1988年版：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3.1994年版：“选自《欧阳文忠公集》，上海书店影印四部丛刊本，1989年3月第1版。”
4.2001年版：“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上海书店影印四部丛刊本，1989年3月第1版。”
5.2007年版：“选自《欧阳修散文选集》（陈必祥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而欧阳修诗文的各种整理本，全集的最新校笺本为2009年出版的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该本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而以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藏本为主要参校本，并适当参考其他版本，洵为后出转精之善本也。
四、“让泉”也，非“酿泉”也
在“人教版”各版初中《语文》的课文《醉翁亭记》中，“酿泉”两见，为“酿泉也”与“酿泉为酒”。糜华菱先生早在1984年第10期《语文学习》就撰文《考实》指出，前边的“酿泉”应为“让泉”，指泉之名；后边的“酿泉为酒”不误，乃“酿让泉之水以为酒”之意。
朱东润先生《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选录欧阳修《醉翁亭记》，谓“《四部丛刊》影元本《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十九”[8]，而注释第一处“酿泉”云：“水清可以酿泉。酿，原作‘让’，据别本改。”[8]。笔者未亲见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集》。然据此可知，“四部丛刊本”第一处作“让泉”也，非“酿泉”也。洪本健教授的《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一处即作“让泉”，第二处作“酿泉”。如此便是也。[9]
于此，亦可见中学语文教材古诗文选文必据善本之重要性之斑也。
五、余论：教材修订要紧盯最新学术动态
人民教育出版社自1982年版至2007年版的初中《语文》教材，25年间刚好有5个版本，平均5年一个版本，即5年修订改版一次。这样的频率还是很快的。当然，这样的速度频率适宜与否另当别论。如果以后教材再修订，涉及到古诗文选文的文献学方面的问题（版本、校勘、句读、注释等等）要详细修订，使之越来越完善。欲达成此目的，则需要紧盯学术界研究的最新动态，注意最新研究成果并加以吸收运用到教材中。
依此速度，人教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将很快又出新的修订版，如果《醉翁亭记》依然在选文之列，那么，笔者以为，在更为完善的整理校笺本出来之前，洪本健的《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当做为选文的最佳版本依据。则其选文出处的注释应该是：“选自《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编.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2]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一室编.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3]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一室编著.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4]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5]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6]祝尚书著.宋人别集叙录[N].中华书局，1999.
[7]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组编.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N].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8]朱东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欧阳修范文第7篇
某顿首，师鲁十：兄书记：
前在京师相别时，约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头奴出城，而还，言：不见舟矣。其夕，及得师鲁手简，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约。方悟此奴懒去而见绐。
l临行，台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师鲁人长者有礼，使人惶迫不知所为。是以又不留下书在京师，但深托君贶因书道修意以西。始谋陆赴夷陵，以大暑，又无马，乃作此行。沿汴绝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荆南。在路无附书处，不知君贶曾作书道修意否?
及来此问荆人。云去郢止两程，方喜得作书以奉问。又见家兄言：有人见师鲁过襄州，计今在郢久矣。师鲁欢戚不问可知，所渴欲问者。别后安否?及家人处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旧疾平否?
修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又不遇恶风水，老母用术者言，果以此行为幸。又闻夷陵有米、面、鱼，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笋、荼，皆可饮食，益相喜贺。昨日因参转运，作庭趋，始觉身是县令矣。其余皆如昔时。
师鲁简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盖惧责人太深以取直尔。今而思之自决，不复疑也。然师鲁又云暗于朋友，此似未知修心。当与高书时，盖已知其非君子，发于极愤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为何足惊骇，路中来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师鲁又云非惠亲，此又非也。得罪虽死，不为忘亲，此事须相见可尽其说也。
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门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问所言当否而已。又有深相赏叹者，此亦是不惯见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见如往时事久矣!往时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有义君子在傍，见有就死，知其当然。亦不甚叹赏也。史册所以书之者，盖特欲警后世愚懦者，使知事有当然而不得避尔，非以为奇事而诧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无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骇也。然吾辈亦自当鲍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闲僻处，日知进道而已。此事不须言，然师鲁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处之如何，故略道也。
安道与予在楚州，谈祸福事甚详，安道亦以为然。俟到夷陵写去，然后得知修所以处之之心也。又常与安遭言，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彤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师鲁察修此语，则处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贬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为大不为小。故师鲁相剐自言：益慎职，无饮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语。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饮酒。到县后勤官。以惩洛中时懒慢矣。
夷陵有一路，只数日可至郢。白头奴足以往来。
秋寒矣，千万保重。不宣。
修顿首。
(节选自《欧阳修集》)
【赏析】
宋仁宗景年间，革新派代表人物范仲淹知开封府，当时丞相吕夷简执政，升官得重用的多出其门。为人正直的范仲淹看不过去，就上了一份《百官图》给吕夷简，并上书批评时政，劝谏仁宗疏远吕夷简。
吕夷筒知道后大怒，遂与开封府的某些人达成同谋，指证范仲淹“离间大臣，自结朋党”。宋仁宗架不住吕夷简等一再鼓噪，就把范仲淹贬至饶州。
处分决定公布后，本来和范仲淹关系一般的秘书丞余靖第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吕夷简马上把他归人范党，于是余靖也遭到贬职，
太子中允尹洙听到这个消息，也上了一道奏章，于是尹洙也被贬为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税监。
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才30岁，他看到高若讷也跟着吕夷简一伙儿诋毁范仲淹，便写了封信去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不但不替无辜的范仲淹等辩白，反而落井下石。高若讷这把这封信当作罪证上交朝廷，于是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县令。
尹师鲁，欧阳修的挚友，一生怀才不遇，郁郁而终。
他们是好友，两人同是被贬，尹洙在欧阳修被贬后，对欧阳修的情况有所不解，就写信询问。于是欧阳修便写下这封信回复他的询问。把言事得罪朝廷视为固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在贬所欧阳修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凸显泰然的心境，充满积极向上的气概，凝成一股气韵萦绕于字里行间。
全文行文朴实，如叙家常，充满理解，对于同遭贬谪的朋友而言，这便是最好的鼓励和支持了。此文不见欧阳修一贯豪壮磅礴的气势，不见大开大合的曲折，而代之以反复亲切的慰藉、叮咛，细腻入微的表白、鼓励。拉家常，叙衷肠，文字婉转周密，感情真切动人，作者措辞选用了不少日常生活用语，如白头奴、家兄、家人、老母、米、面、鱼、梨栗、桔柚、大笋、灶门老婢等，这些词语显得亲切平易。另外，多用松弛自由的散句，也增添了行文的平易自然，舒缓亲切。
【练习】
1 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者 见：我
B 虽韩文公不免此累 累：负累，缺点
C 以惩洛中时懒慢矣 惩：惩罚
D 使有而一人就之 就：触犯
2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 昨日因参转运 因利乘便
B 到县后勤官，以惩洛中时懒慢矣 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
C 非以为奇事而诧人 闻其音而知其姓氏
D 然师鲁又云暗于朋友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3 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不同的一项是( )
A 感激不避诛死 B 夷陵有一路，只数日可至郢
C 其心欢戚无异庸人 D 见有就死，知其当然
4 下列分析概括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 作者没有在京城给师鲁留下书信，只好再三托付王君贶写信时顺带告之自己的情况，接着就向西出发了。
B 作者正面回答了师鲁的三疑。一是师鲁怀疑欧阳修有自疑之意，二是怀疑欧阳修不了解朋友，三是怀疑欧阳修不是不孝，欧阳修都一一予以否定，旨在说明自己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态度坚决。
C 近代也有因为正直敢言而被贬的人，但某些人被贬后便放荡纵酒。自称我只做大事不做小事。
D 作者集中恳谈了自己被贬后的思想，决定直面人生，勇对逆境，既不“戚戚怨嗟”，也不“傲逸狂醉”。向老朋友表示了自己坚守正道。始终不渝的心迹。
5 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其夕，及得师鲁手简，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约。方悟此奴懒去而见绐。
(2)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
(3)史册所以书之者，盖特欲警后世愚懦者，使知事有当然而不得避尔，非以为奇事而诧人也。
【参考答案】
1 C(惩：改掉)
2 C(c均为表顺承的连词；A前者表原因的介词，后者表凭借的介词；B前者为表目的的连词，后者为表凭借的介词D前者为介词，对于；后者为介词，在)
3 A(A古义：感慨激愤，今义：为别人的好意或帮助而对他有好感；B古今意义均为“几天”：C古今意义均指“平常的人”：D古今意义均指“应当这样”)
4 C(“做大事不做小事”错。应为“做大事不拘小节”)
5 (1)当天晚上，等到我收到了你亲手写的便条，才知道你停船在河边等待，怪我不派人相送赴约。我才想到是那个仆人懒得去送行，用谎话来欺骗我。
欧阳修范文第8篇
关键词：《春秋》大义；纪传史体；体例；体裁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7）01-0010-04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源头，其所蕴含的思想旨趣被称为“《春秋》大义”。宋代是《春秋》学与史学并为显学的时代。宋儒相率极言《春秋》大义，宋代史家以《春秋》大义为修史的思想指导也蔚为风气。因此，宋代纪传史体在体例和体裁两个方面都深受《春秋》大义影响。
一、宋人对《春秋》大义的认识
《春秋》大义即是《春秋》历史叙事中所体现的儒家等级礼法观念。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和社会伦理标准，儒家等级礼法观念以“尊尊”、“亲亲”为至高原则。从这种原则出发，《春秋》笔法主要表现出四方面的“大义”，即“正名”、“尊王”、“攘夷”、“正统”四个方面。宋儒对这四个方面的内容都极为重视，进行了大量阐发。
第一，“正名”思想。孔子是儒家等级礼法思想的奠基者。他把“正名”看成是礼乐秩序的基础。具体来说，就是认为“正名”与刑罚之政密切相关：“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①孔子之所以著《春秋》，就是希望通过历史记述对礼乐崩坏之事正名，揭示违反礼法等级秩序的事件中的应有名分。举例言之，周代的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春秋时的吴、楚都未臣服于周的统治，其国君自称为王，但《春秋》从周代礼法等级秩序出发，认为吴、楚是蛮夷之国而称其国君为“子”；齐国国君自称为“公”而僭越了周王给予的封号，《春秋》于是称之为“侯”；宋国虽弱，但因为是殷商之后、中原正统，故《春秋》以“公”称宋。这些记述虽与史实相去甚远，却正是《春秋》矫正礼乐崩坏的正名之举。
欧阳修是宋代推崇《春秋》“正名”之旨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正名”是为政之始，是达到政治完备的必要前提，说：“正名立制，言顺事成，然后因名迹以考实，而其文章事物粲然无不备矣，……孔子言‘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为政必始经界’，岂虚言哉？”[1]欧阳修还进一步认为孔子著《春秋》就是要通过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正名来达到明辨善恶是非的目的，他说：“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1]
第二，“尊王”之旨。春秋时，周天子的权威已名存实亡，但《春秋》仍根据礼法等级秩序推崇其至尊地位。《春秋》鲁僖公二十八年记曰：“天王狩于河阳”，而实际的情形是晋文公于这一年举行践土之盟，并在盟会上传见了周天子。《谷梁传》释《春秋》曰：“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狩）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史记・晋世家》也称：“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从礼法角度而言，诸侯召见天子是对天子尊严的极大践踏，所以《春秋》才以“狩于河阳”来掩盖天子受诸侯之召赴会的耻辱。
宋代《春秋》学特重“尊王”之义。北宋初年，泰山先生孙复大力提倡《春秋》尊王之义。孙复身居国子监直讲之职，关心现实政治，对北宋政权完成天下一统抱有期望和激励之心，因此作《春秋尊王发微》，专门阐述《春秋》之尊王大义。宋儒普遍认同孙复所言《春秋》尊王之义。北宋经史大家欧阳修曾作《春秋论》和《春秋或问》，同样把尊王看成是《春秋》大旨，并且自立新说，从尊王角度重新解《春秋》所记史事。胡安国是南宋《春秋》学的代表人物，也特重阐发《春秋》尊王之义，既从礼法思想角度倡言尊王，又从政治角度鼓吹王者独尊与君主专制。
第三，“攘夷”之义。《公羊传》较早指出《春秋》“攘夷”之义。“成公十五年”论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孔子注重礼乐制度，故据此认为诸夏优于夷狄。“攘夷”成为《春秋》笔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从中原礼乐文化角度而言，吴、楚处在文化边缘地带，因此《春秋》无视吴、楚国君以王自称的史实，而称其为“子”或“人”。
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在集中阐发尊王之义的同时也不忘攘夷之义，强调《春秋》贬斥夷狄、反对少数民族侵扰中原的宗旨。一方面，二程认同《春秋》经传“进于夷狄则夷狄之”的观点。程颐解释《春秋》桓公二年“滕子来朝”之语，称：“滕本侯爵，后服属于楚，故降称子，夷狄之也。”[2]另一方面，二程言理，斥责礼法沦丧、混乱失序，而将“夷狄”作为这种状态的代称和表征。所谓“后世人理全废，小失则入于夷狄，大失则入于禽兽”②之类的说法不仅把礼法等级秩序视为“人理”，也把夷狄看成是人理荒废的状态。
宋室南渡之后，来自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更加强烈，胡安国等人治《春秋》，将攘夷之义提升到了更为显著的位置上。胡安国在《春秋传序》中阐发《春秋》要旨，明确提出“用夏变夷”即是《春秋》的一大要旨，还认为攘夷是孔子的“治中国御四夷之道”，使攘夷与尊王并列成为《春秋》学阐发的重点。
第四，“正统”论萌芽。《春秋》大义暗含有正统观念。《春秋》之尊王攘夷，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否定作为夷狄的吴、越之王，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三王”之中立周为正统，实际上含有正统观念。
宋代《春秋》学特重“正统论”。北宋时，欧阳修首先明确提出正统论源自《春秋》。欧阳修称：“正统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当东周之迁，王室微弱，吴、徐并僭，天下三王。……仲尼以为周平虽始衰之王，而正统在周也。”[1]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政治格局中，欧阳修敏锐地觉察到《春秋》尊周而贬斥吴、楚有正统论意味，因而指出历史事实上的三王并立状态在《春秋》记述中变为周天王独尊就是一种正统之说。
到南宋时，偏据的政治现实促使学者更加重视辨明正统，以此说明南宋政权的合法性。朱熹将正统论上升为《春秋》的基本思想，认为《春秋》所体现的大义不外乎明尊王、辨夷夏的正统思想，称：“《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③朱熹因此不满意《资治通鉴》不合正统之义，“病其于正闰之际”，④着意编纂《资治通鉴纲目》，为其手订突显正统之义的《凡例》。
二、《春秋》大义对纪传体体例的影响
体例是史书的内部结构，宋代大量史著的体例安排都反映出《春秋》大义的影响。
首先，《春秋》的“正名”思想影响了一些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安排。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创立“家人传”。司马迁著《史记》，用“本纪”记述诸侯和贵族。班固著《汉书》，将诸侯、宗室和后妃放入“列传”。欧阳修之前的正史，沿用班固的做法。欧阳修著《新五代史》设“本纪”记载割据政权，又在“列传”中专门立“家人传”记录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宗室和后妃。《新五代史》的做法较之前代正史分类更为细致。《新五代史》的这种体例即源于欧元修的《春秋》“正名”思想。
欧阳修推崇《春秋》的正名思想，在撰述《新五代史》的过程中，根据五代政权更迭频繁、割据政权迭出的时代特点，别出心裁，将正名思想贯穿于该书体例的设计。纪传史体祖述马、班。按照《史记》体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宗室与后妃和其他割据政权应列入“本纪”，如果按照《汉书》体例，则应当为之作传。但《新五代史》一改前人传统，立“家人传”记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宗室与后妃，而为其他割据政权立“世家”，创造性地将《史记》和《汉书》记述诸侯、宗室和后妃的体例融为一体。从编纂思想角度来说，欧阳修将“五代”纳入正统统序，而把“十国”排除于正统，因此通过“家人传”和“世家”来区分正统与非正统政权的名分，以此正名。
可以说，《新五代史》设立家人传和世家，是因为欧阳修对五代和十国政权的历史定位不同。欧阳修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政权列入正统统序，为其君主立本纪，而为其宗室、后妃立家人传，紧接本纪之后，显示出五代宗室与后妃在礼法上的地位高于他人。
欧阳修认为十国不是正统政权，但是五代之君也没有足够的地位将十国视为夷狄，因此秉承“《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世乱则疑难之事多，正疑处难，敢不慎也”[3]的态度，将十国置于高于夷狄而低于五代政权的地位。欧阳修效仿“《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通过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也就是通过世家的撰述来对乱世非正统之君拨乱反正。其具体的做法是，在世家中，除对东汉（北汉）有“异辞”外，不书十国封爵、朝贡。也正是因为欧阳修给予了十国特殊的地位，因此为其立世家，使得其在历史编纂中的位置高于夷狄的附录，而低于五代的本纪。
其次，宋代纪传体史书继承了《春秋》为尊王而讳书的叙述规则。为尊者、亲者隐去不光彩事迹的讳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较为普遍，宋代盛行《春秋》尊王之义，讳书风气尤重。欧阳修作史即多用讳书。钱大昕曾论《新五代史》对周世宗的讳书，称：“周世宗之才略，可以混一海内而享国短促，坟土未干，遂易他姓，洪容斋认为失于好杀，历举薛史所载甚备”，但欧阳修则对其好杀行迹“多芟之”。[4]欧阳修并没有为后周隐讳的必要，但因为其将后周列入正统，所以叙事时多有讳书，这种做法无疑与《春秋》讳书的示范和《春秋》大义的影响有关。
宋儒多著当代史，因为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此类史著讳书更多。王称在《东都事略》中记载“靖康之变”时，隐讳徽、钦二宗遭金人俘虏之事，而记为二帝“北狩”：“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道君皇帝出郊。三月丁巳，道君皇帝北狩。”“丁巳，道君皇帝北狩。夏四月庚申朔，皇帝北狩。”所谓“皇帝北狩”的说法，正是对《春秋》“天王狩于河阳”的模仿。
再次，宋代纪传体史书以附录之体记载少数民族，是受《春秋》“攘夷”观念影响。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创立“四夷附录”之体，专门记载契丹等少数民族。司马迁著《史记》，将对少数民族的记述归入“列传”，《新五代史》之前的正史一般沿用这一做法，只有《晋书》设立“载记”记录非正统政权，少数民族政权也被归入其中。欧阳修改变以往正史将少数民族归入列传的做法，另创“四夷附录”。欧阳修认为春秋时期夷狄与诸夏并立而孔子贬斥夷狄，他说：“昔者戎狄蛮夷杂居九州岛之间，所谓徐戎、白狄、荆蛮淮夷之类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类并侵于中国，故秦以西戎据宗周，吴、楚之国皆僭称王。《春秋》书用子，《传》记被发于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为幸。”[1]在宋代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欧阳修将《春秋》的攘夷思想发挥得更为激烈，甚至视夷狄为掠夺成性的禽兽，称：“夷狄资悍贪，人外而兽内，惟剽夺是视。”⑤因此，欧阳修坚决反对少数民族威胁中原汉族政权，在《新五代史》的体例上贬斥少数民族，将对契丹、回鹘等少数民族的记载放入卷末的三卷“四夷附录”。王称著《东都事略》，沿用了《新五代史》的这一体例，在全书卷末设附录八卷，记载辽、金、西夏、西蕃、交趾。
另外，宋代的《春秋》正统观对一些纪传体史书有重要影响。萧常著《续后汉书》，正统思想成为其体例设计的重要原则。萧作帝蜀汉而伪魏、吴，所以该书只为蜀汉君主立帝纪，为蜀汉之臣立列传，以显示蜀汉的正统地位。其记载魏、吴人物的体例，则示其为僭伪：其一，萧作将魏、吴君臣全部列入“载纪”，表明其为僭伪。其二，魏、吴“载纪”一律以人物姓名标目，即使君主也不例外，通过否定其地位来否定其政权的正统性。
马令作《南唐书》三十卷，采用纪传体，“其书首《先主书》一卷，《嗣主书》三卷，《后主书》一卷，盖用《蜀志》称主之例。”[5]又立有《诛死传》一卷、《归明传》一卷及《叛臣传》一卷。
可以看出，马令模仿《三国志》称吴、蜀君王为“吴主”、“蜀主”的做法，将南唐君王称为“先主c”、“嗣主Z”和“后主煜”，以辨明其僭伪性质。马令设《诛死传》，记录南唐被君主冤杀的贤臣，意在指斥南唐君主滥杀，他说：“南唐享国日浅，可名之士无几，而诛死太半。……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为国而自去其股肱，譬诸排空之鸟而自折其羽翮，孰有不困者哉？”⑥马令通过立《诛死传》记录南唐君主的无道之举，从而体现出对非正统政权的贬斥。马令的正统观也影响到《南唐书》中其他一些类传的设立。马令据《春秋》君臣之义，贬斥背主投敌之臣，立《叛臣传》，但是又立《归明传》，C偶锹寄咸仆犊勘彼蔚拇蟪肌6杂谕样叛国投敌的历史人物，马令将其归入不同类传，是其正统观念使然。《归明传序》称：“呜呼！生草昧之世，事偏据之国。君臣上下，扌卸已矣。及其一G圣人之化而得其所归，则何异于离屋之幽，即天日之鉴哉！故南唐之士事皇朝者皆谓之归明。”由于马令以北宋为正统，因此对叛臣区别对待，叛归北宋者入《归明传》，其余则入《叛臣传》。
三、《春秋》大义对纪传体体裁的影响
体裁是史书的外部形式。《春秋》对宋代纪传体体裁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正统论促进“载记”类史书的发展上。“载记”类史书中有很多采用纪传体，但往往又要作一定的体裁变化，以使政权之正闰相别，因此形成了纪传体的变体。宋代的《春秋》正统论，不仅使“载记”类史书数量剧增，而且形成了一些纪传体的变体形式。
首先，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宋代载记类史书的发展是正统论流行的产物。《四库全书总目》论说载记类史书称：
五马南浮，中原云扰。偏方割据，各设史官。其事迹亦不容泯灭，故阮孝绪作《七录》，“伪史”立焉。《隋志》改称“霸史”，《文献通考》则兼用二名。然年祀绵邈，文籍散佚，当时僭撰，久已无存。存于今者，大抵后人追记而已。曰“霸”曰“伪”，皆非其实也。案《后汉书・班固传》，称撰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为“载记”。《史通》亦称平林、下江诸人，《东观》列为“载记”。又《晋书》附叙十六国，亦云“载记”。[5]
《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载记类史书曾有“伪史”和“霸史”的名称，班固和《东观汉记》使用“载记”之名，《晋书》首先在正史中设载记。所谓载记，就是记载非正统政权的史体。
宋代《春秋》正统论大盛，载记类史书也得以发展。欧阳修具有强烈的正统观念，将载记之名又改为伪史，在《崇文总目》中设“伪史类”，又与宋祁在《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伪史类史书“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6]欧阳修论及立伪史类的旨趣说：
周室之季，吴楚可谓强矣，而仲尼修《春秋》，书荆以狄之，虽其屡进，不过子爵，所以抑黜僭乱而使后世知惧。三代之弊也，乱极于七雄并主；汉之弊也，乱极于三国；魏晋之弊也，乱极于永嘉以来；隋唐之弊也，乱极于五代。五代之际，天下分为十三四，而私窃名号者七国。及大宋受命，王师四征，其系累负质，请死不暇，九服遂归于有德。历考前世僭窃之邦，虽因时苟偷，自强一方，然卒归于祸败。故录于篇，以为贼乱之戒云。[1]
欧阳修指出设立伪史类的依据是《春秋》正统论，他认为《春秋》以周为正统而贬斥吴、楚，是为了“抑黜僭乱而使后世知惧”，从而达到劝惩效果。从三代以至北宋建立之前，出现了战国、三国、东晋南朝、五代几个“乱极”时代，僭伪政权层出不穷，因此有必要著录“伪史类”史书发挥“贼乱之戒”的作用。晁公武应当受到了欧阳修的影响，在《郡斋读书志》中也设有伪史类，从宋人的政治立场出发，著录自晋至金记载“伪政权”的史书。而宋代载记类史书的数量也较前代大为丰富，仅《四库全书》收录宋人专门记载南唐史事的载记类史书就有六部。
其次，宋代载记类史书在纪传体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形式变化。宋代的载记类史书没有统一的体裁体例，有的采用纪传体，有的根据所述内容采取较为特殊的体例，有的没有条目只是叙事，但都体现出正统思想。
龙衮著《江南野史》，实际上采用纪传体的体制著述，但为了区别于正史，而不称纪传体，做了一些调整。主要是只设传而不立纪，采取这种体裁形式，是为了将南唐君王和大臣采取相同体例予以著录，不用纪传予以区分，以表示不承认南唐君王的合法性，并且仿《三国志》称吴、蜀君王为“吴主”、“蜀主”的做法，将南唐君王称为“先主c”，“嗣主Z”，“后主煜”。
陆游所著《南唐书》也是纪传体，与龙衮、马令的南唐史著述不同，为南唐诸帝立本纪，但是陆游的这一做法并不违背宋人的正统观。陆游解释自己为南唐诸帝立本纪的原因说：
昔马元康、胡恢皆尝作《南唐书》，自烈祖以下，元康谓之“书”，恢谓之“载记”，苏丞相颂得恢书而非之曰：“夫所谓“纪”者，盖摘其事之纲要系于岁月，属于时君。秦庄襄王而上与项羽，皆未尝有天下，而史迁著于“本纪”，范晔《汉书》又有《皇后纪》。以是质之，言“纪”者不足以别正闰。陈寿《三国志》吴、蜀不称纪，是又非可法者也。苏丞相之言，天下之公言也，今取之自烈祖而下皆为纪，而用史迁法总谓之“南唐纪”云。⑦
可见，陆游赞同苏颂的观点，认为本纪之体只是因时君编年纪事，“不足以别正闰”，马令、胡恢的《南唐书》不为南唐诸帝立本纪违背了本纪的立意，因此陆游才仿效《史记》立《秦本纪》和《项羽本纪》、《后汉书》立《皇后纪》的做法，为南唐诸帝立本纪。
郑文宝作《江表志》，体例较为特殊。《江表志》共三卷，每卷著录一位南唐君主，仅记录君主之事，列“皇后”、“皇子”、“宰相”、“使相”、“枢密使”、“伪王”、“将帅”和“文臣”姓名。实际上是仅立本纪，略去列传，又将传主姓名附录于本纪的一种纪传体变体。而这种体裁的目的，则与将南唐视为伪政权的正闰之辨有密切关系。
另外，陈彭年撰《江南别录》，不设条目，体例同于一般记事文章，索性将纪传混为一体，彻底从史体角度否定了南唐的正统地位。《江南馀载》作者不可考，也同于《江南别录》之体。
总而言之，宋儒热衷于探讨的“正名”、“尊王”、“攘夷”及“正统”等《春秋》大义，对宋代纪传史体在体例和体裁两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史学现象。
注 释：
①《论语・子路》。
②程颐、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七《伊川先生语三》。
③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十七册。
④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李宾老》。
⑤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回鹘传下》。
⑥马令：《南唐书》卷十九《诛死传》，《四库全书》版。
⑦陆游：《南唐书》卷一《烈祖本纪》，《四库全书》版。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
[2]程颐.河南程氏经说[A]//二程集[M].中华书局，2004.
[3]欧阳修.新五代史[M].徐无党注.中华书局，1974.
[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5]永等.四库全书总目[M].中华书局，1965.
[6]W阳修，宋祁.新唐书[M].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