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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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范文第1篇
摘 要：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把现代主义艺术的表现性与现实主义艺术的写实性融合为一，把热切的拥抱现实与超现实的象征、隐喻和寓言结合起来，从而把现实的外在生活化为内在的自觉表现，创造了一个基于社会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表象的充满寓言、象征和想象的多维审美空间。
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是继郭沫若、闻一多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也是20世纪中国诗歌中最有力的、以现代目光重新感受和想象了中国大地的苦难与希望的诗人。无论从创作实践，还是从诗歌理论上看，艾青无疑都是20世纪现实主义诗歌大潮中堪称标志性的诗人。
从在丁玲主编的《北斗》（1933年第2卷3、4合刊）上发表第一首新诗《会合》至1941年3月从重庆奔赴延安，是艾青诗歌创作的早期阶段。就像许多伟大的诗人一样，艾青初涉诗坛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气度和风范：他早期的诗歌既包含了现实主义的悲愤与深沉、浪漫主义的抒情与追求，也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技巧与变异，达到了现实性、理想性和现代性的有机统一。尤其是他早期作品的深沉而忧郁的现实主义抒情风格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现实主义是中国新诗中最早形成的一股诗潮。、刘半农等先行者在试验新诗时，就已显示出关注社会民生、忠于现实的特色。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更是高擎“为人生而艺术”的旗帜，大力提倡写实主义，并以《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等刊物为阵地，推出了徐玉诺、朱自清、叶绍钧、郑振铎、王统照等诗人，形成了早期“实诗派”。面向生活，反映现实；讴歌进步力量，反抗黑暗统治；语言朴素、通俗、口语化等成为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和诗歌理念。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诗在继承“现实的、战斗的传统”的同时，进一步密切了新诗与时代和人民的关系，但对诗艺的忽视，又往往使其流于“幼稚的叫喊”。现实与艺术的矛盾使这个时期的新诗陷入了短暂的困顿。
艾青的适时出现为新诗走出困境带来了希望。1932年，艾青从法国马赛回到他深深眷恋着的祖国，面对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没有躲在自己内心的港湾中顾影自怜、自吟自唱，而是把自己的艺术追求与社会现实融合在一起，以一颗真诚而敏感的心，用朴素而富有感染力的诗歌的语言塑造典型性格和典型形象。发表于1934年5月《大堰河——我的保姆》，以伤感和怨愤的调子歌颂了用乳汁养育自己的贫穷农妇，向不公道的世界发出了强烈的咒语。这首诗震动了诗坛，成为诗人的成名作，从此“艾青”的名字进入了我国现代诗歌史。翌年，艾青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大堰河》，收入《大堰河——我的保姆》《巴黎》《芦笛》等诗作九首，这些诗歌深深地根植于现实主义的土壤，又走出了平铺直叙的狭小圈子，自觉地吸收浪漫主义的营养，并与现代主义中的某些合理因素相结合，以沉郁的抒情和丰富的意象另辟蹊径，不仅提升了现实主义诗歌的艺术品质，使现实主义诗潮得以深化，又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现实主义作品是以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感染人，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艾青认为，“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①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思考，他的诗都来源于他对现实语境的直接经验，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诚挚关心，显示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艾青的诗歌作品始终是那“伟大而独特时代”的产物。感受时代的脉搏，倾听时代的呼声，紧跟时代的步伐，把个人的悲欢与时代的悲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鲜明有力地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声音，表现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真切认识，是艾青的早期现实主义诗歌的基本内容。他说：“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来写诗。”②出于这样的创作动机，艾青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特征，具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性。1937年至1940年，是中华民族遭受苦难最深重最残酷，又是反抗战斗最激烈最悲壮的年代，这个时期的艾青几经辗转，“满怀热情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从南部到西北部——延安”③，这一段流浪，使他一方面接触到了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的现实，更使他深刻地体察到了中华民族所蕴涵着的伟大的精神和力量。他在此期间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以北方生活为主，表现了灾难深重的民族命运的，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车》《补衣妇》《我爱这土地》《旷野》等；另一组是以诗人激昂的情绪为中心，以太阳和火为主要象征物，表现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如《他死在第二次》《给太阳》《吹号者》等。那绝望的《死地》也“依然睁着枯干的眼／巴望天顶／落下一颗雨滴”；那滚过黄河故道的《手推车》所发出的尖音也“响彻着／北国人民的悲哀”；那“万里的黄河／汹涌着浊浪的波涛／给广大的北方／倾泻着灾难与不幸；／而年代的风霜／刻画着／广大的北方的／贫穷与饥饿啊。”贫穷与饥饿、愚昧与闭塞、战争与死亡像阴影一样缠绕着这个古老的种族……现实主义的真实、深刻，在他的这些诗歌中得到了饱满、强烈的和木刻般深挚的表现。
这些一再激荡着读者心灵的作品，挟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注、对光明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甘愿为祖国献身的殉道精神滚滚而来，不仅令生活在苦难的中国大地上的读者产生了强烈共鸣，而且还以陌生的文本魅力，为读者提供了新的的审美经验，体现出20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诗派深化的实绩。
二
艾青早期的诗歌创作，一方面继承了从新文学之始开始的对中国现实及其命运的追问，另一方面将这一追问延伸到了纵深处。阅读艾青的诗作，常常相伴而来的是感动、伤痛、沉重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他哀叹中国现实的凄惨、黑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他忧虑危亡中民族的命运：“旷野啊——／你将永远忧虑而容忍／不平而又缄默么？”（《旷野》）；他赞美赞美中国民众的宽厚、坚韧：“在时代安排给我们的／——也是自己预定给自己的/生命之终极的日子里，／我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圣洁的意志／准备着获取在战斗中死去的光荣啊！”（《吹号者》）……个人的痛苦与不幸被他融入民族的悲哀与时代的痛苦中，忧郁悲苦的调子倾吐的是整个民族灵魂的哀痛，这使他的诗作获得了丰厚的历史内涵。
丰厚的历史感和深厚的民族忧患感已经足以支撑起这位杰出的民族诗人了。但是，艾青现实主义诗歌的审美价值远不限于此，其艺术触角继续延伸，已经深探到人类灵魂的最遥远处：宇宙和生命本体。如果说他早期诗歌中的民族忧患感表现为生命的现实存在，那么由对于宇宙和人生的体悟而获得的生命悲凉感则表现为生命的意识存在。这种生命的悲凉感在艾青早期的诗作中体现为挥之不去的忧郁的基调。
“忧郁”是构成艾青诗歌艺术个性的基本要素之一。艾青的诗中一再回荡着忧郁的调子，不仅《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诗郁积着深深的忧伤，甚至在歌颂光明的诗如《向太阳》等作品中，也同样交织着忧郁悲怆之情。在艾青的忧郁里，生命的悲凉感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抹去的情感底色。这种抒情基调是诗人敏感的心灵对民族苦难现实和人民悲苦命运的回应。当诗人在20世纪30年代刚刚登上中国诗坛时，心境中就已渗透着一股前途莫测的茫然，他心中萦绕着这样的诗句：“走过了路灯的/又是黑暗的路”（《路》）。在《生命》一诗中，他甚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知道/这是生命/让爱情的苦痛与生命的忧郁/让它去担载罢/让它喘息在/世纪的辛酷的犁轭下/让它去欢腾，去烦恼，去笑，去哭罢/它将鼓舞自己/直到颓然地倒下/这是应该的/依然，我的愿望/在期待着的日子/也将要用自己的悲惨的灰白/去衬映出新生的跃动的鲜红”。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生命的理想境界是存在的，但必须用自己的悲惨的灰白去衬映，表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凄凉感。抗战爆发后，全民族的抗战热情曾使诗人为之振奋，想要拂去往日的忧郁，但心境的深处仍潜伏着生命的悲凉感。1939年创作的《他死在第二次》，虽然注入了战士为国捐躯在所不惜的爱国情思，但仍然没有忘记对宇宙生命的哲学拷问。在诗的第十节《一念》里，诗人写下了对于生命的哲理性感受：“活着，死去/虫子花草/也在生命的蜕变中蜕化着……/这里面，你所想起的是什么呢？”诗人接着回答说：“多少年代了/人类用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土地/又用土地养育了/自己的生命/谁能逃避这自然的规律。”诗人的用意非常清楚：生命本身无法求得至善至美的崇高理想境界，只能是生的苦役与死的永寂的轮回。即使诗人怀着巨大的热情投进太阳的怀抱时，这种生的哀戚感也未能被拂去。
这一特点表明：从一开始，艾青的诗歌创作便具有了世界的眼光，他的诗作汇入了世界诗歌的潮流，成为20世纪世界诗歌的一部分。
艾青早期诗歌所表现出来的世界潮流、民族传统与个人气质的交汇，显示出了中国新诗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
艾青一贯追求和坚持现实主义，但并不拘泥于现实主义的单一模式，而是有所突破，有所开拓。他的诸多诗篇把现代主义艺术的表现性与现实主义艺术的写实性融合为一，把热切的拥抱现实与超现实的象征、隐喻和寓言结合起来，把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与社会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从而把现实的外在生活化为内在的自觉表现，创造了一个基于社会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表象的充满寓言、象征和想象的多维审美空间。正如法国诗人贝尔娜所说：“艾青从一开始就是写实派，但他不是僵硬的，教条的，这是一种自由的现实主义，开明的现实主义，进取的现实主义。”④也就是说，他在恪守现实主义本质规定的基础上吸收了多种文学流派的营养，使现实主义在艺术上具有多种色调和开阔的格局。
艾青是在西方象征主义、印象派的熏陶下走上诗坛的，他读过声称要“从恶中发掘美”的《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的诗，喜爱希望成为“通灵者”的写过色彩绚烂的《元音》的兰波的诗，这使艾青在创作伊始已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有了一定认识；但同时他又始终不忘自己是“大堰河”的“儿子”，一直在为脚下这块多难的土地和贫苦的人民唱着深情的歌。20世纪30年代，面对新诗创作已经形成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而现代主义方兴未艾的局面，艾青自觉地担负起了创造性综合这一新诗发展的历史使命，使自己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个将现代主义的手法、浪漫主义的激情和现实主义的蕴涵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诗人。
艾青的这种融合集中体现在他对诗歌意象的捕捉上。艾青早期诗歌中所采用的意象，其外延相当丰富，就是说，他的诗歌是以现实主义手法对生活作真实的艺术再现。1937年初的作品《太阳》中有这样诗句：“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仅描绘了一种光明来临的具体化感觉，还强烈地暗示着光明时代到来时那种不可阻挡的雄伟气势。再如《死地》里有句“大地已死了……/它死在绝望里；/临终时依然睁着枯干的眼，/巴望天顶落下一颗雨滴……”以大地作象征的形象，刻画出人民在大旱之年痛苦绝望的情绪。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更是运用意象的典范，集中描述了她一生悲苦的经历：“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几个意象分别以坟墓、瓦菲、荒园、石椅这些物象的直观表现烘托出诗人对保姆大堰河悲惨身世的感念。这些意象注入了作者的主观感受，融入了诗人的情与感，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诗中的意象描写已经不是单纯的写实了。
艾青诗歌意象外延的丰富多彩是与其内涵的深刻相一致的。例如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一开头就创造了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阴冷、凄怆的气氛和意象：“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接下来用拟人的手法写道：“风，/像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紧紧地跟随着/伸出寒冷的指爪/拉扯着行人的衣襟，/用着你土地一样古老的/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这里的“风”和“雪”既是对大自然景象的如实描写，又是当时惨遭战乱的社会现实的艺术写照，不仅仅表现了自然界寒冷，更是对政治气候和民族命运的暗示，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为诗篇后面倾诉心曲，抒发忧国忧民的深情做了铺垫。再如《乞丐》，为了表现中国劳动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流离失所至于沦为乞丐的惨状，对乞丐的神态和一些特征性的动作做了细致的刻画：“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从这些意象中既可以感受到乞丐那种饥饿的痛苦和渴求食物的欲望，同时又使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的旧中国黑暗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四
“如果说郭沫若是中国新诗中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戴望舒是中国新诗中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那么艾青则是中国新诗中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在艾青的创作中，现实主义诗歌得到了最高体现。”⑤艾青的诗一面是对现实世界的诅咒，一面是对理想世界的徜徉和依恋，诗中所展示的视野的开阔与辽远、蕴涵的丰富与凝重及意象的圆融与透彻，无不显示出对此前现实主义诗学探索的深化和超越。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上对于中国的汉诗写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和规范意义。
艾青同时又是现代新诗发展的一个集大成者。他的诗歌始终关注着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同时又把眼光延伸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突出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显示了诗人的博襟和宏大的艺术视野。
别林斯基说：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信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诗人的伟大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艾青的伟大正在于此。
① 艾青：《诗与时代》，《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页。
② 艾青：《诗与宣传》，《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③ 《艾青选集·自序》，《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页。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范文第2篇
开场词
女：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
男：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晚上好
女：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男：纵横几万里，千古遗韵响彻神州
女：诵读经典诗文，营造书香校园
男：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华夏文明
合：今天，在这国庆到来的前夕，我们欢聚一堂，举办“庆祝国庆暨中华经典诵读晚会”
女： 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主持人xxx
男：我是主持人xxx，今天出席晚会的有
女：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和老师出席我们的晚会
男：现在有请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xxx主任为晚会致词
女： 非常感谢xxx主任的致词，接下来我很荣幸地向大家介绍担任本次决赛的评委，他们是
学院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xxx教授
学生处xxx处长
中文教研组xxx副教授
中文教研组xxx副教授
中文教研组xxx副教授
男：下面宣读本次决赛评分规则，通过初赛、复赛的层层筛选，最终产生了本场决赛的15名选手，他们将分为四个小组，依次当场评分。比赛主要从“诵读内容、诵读能力、舞台形象”三方面进行评分
女：其中诵读内容：要求选自古今中华经典诗文和各地富有人文特色的名人名作，体裁不限，格调健康2分；
男：诵读能力：要求普通话语音准确，语调正确2分；吐字清晰洪亮，节奏韵律恰当，表达流畅，能准确把握作品内涵与风格，感染力强4分，共6分；
女：舞台形象：要求脱稿诵读，衣着得体，仪态大方，精神饱满， 形体语言得当2 分，总分10分。
男：本次比赛设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6名；
女：下面有请1号选手 他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 》
男：第一小组的比赛现已告一段落，虽然比赛分数仍在紧张统计中（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学仍意犹未尽，不过请稍安勿燥）现在又请 同学为大家带来一曲《 》
女：非常感谢 同学的天籁之音，让我们回归到紧张的比赛中吧！接下来有请第二小组5号选手 ，他为我们带来《 》
男：紧张的比赛告一段落。下面有请xxx教授为此次比赛做点评，大家欢迎。
谢谢xxx教授精彩的点评。
女：下面有请xxx副院长讲话
男：经过紧张的角逐，比赛终于决出了名次，下面我宣布，获得三等奖的是： 请 为他们颁奖；获得二等奖的是： ，请 为他们颁奖；获得一等奖的是： 请 为他们颁奖；
结尾
女：口诵经典传文明
男：腹有诗书气自华
女：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千古传诵
男：长篇小品、时文新诗，推陈出新
女：诵读中华经典，让优女的民族文化在我们血脉中流淌。
男：诵读中华经典，让坚毅的民族精神支撑我们人格的脊梁。
合：愿五千年文化瑰宝更加璀璨夺目，愿社会主义文明大放异彩。
男：同学们，今晚的晚会即将落下帷幕，非常感谢今天参赛的选手、演出的同学及全体嘉宾
女：同时向为晚会付出艰辛努力的老师、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男：xxx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庆祝国庆暨中华经典诵读晚会”到此结束！同学们，再见！
女： 再见！
出场顺序表
1、xxx 祈祷
2、xxx 英雄碑颂
3、xxx 再见康桥
4、xxx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5、xxx 安塞腰鼓
6、xxx 我爱这土地
7、xx 再别康桥
8、xx 祖国啊，我为你自豪
9、xxx 你是人间四月天
10、xxx 我爱这土地
11、xx 祖国啊，我可爱的祖国
12、xxx 无歌的金钟花
13、xx 面向大海 春暖花开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范文第3篇
一
贯穿诗组的具有审美意义的是艾青所独特的“忧郁”。
文学艺术上，最基础的美。产生于对比，这种美的对比，在艾青抗战诗组中，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情感基调中，如果把忧郁的情感比做贯穿整体诗组的低音旋律，那么，这种忧郁是艾青诗歌所呈现的独特的美感的坚实的基础，是一种个性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悲剧性意义的朴实、含蓄性格的高度的沟通与共震。如：“由于你们的／刻满了痛苦的皱纹的脸／我能如此深深地／知道了／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的／岁月的艰辛。／而我／也并不比你们快乐啊／――躺在时间的河流上／苦难的浪涛／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流浪与监禁／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最可贵的日子／……”因此，这种个性与民族情感融合的忧郁，增强了艾青诗歌的对于人民的感染与吸引，同时，产生在这一共震基点上的诗歌的说服力。也是激昂的情绪和更高层次上的热情的主旋律赖于奔驰与飞翔的依据。那么，忧郁是低音的厚重，通过它。来与进发的激情的高音主题相对照，就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引领作用，从而产生巨大的艺术唤醒与感召力。艾青的忧郁，是诗神缪斯出于偏爱之心而赋予他的独特的艺术性格气质，它使艾青成为大诗人。与他同时的七月派诗人大多受艾青诗风影响很深，但都不能获得艾青独特的深沉而又激扬的忧郁。艾青表达忧郁的艺术手法又是主客观相互交织印证的。既有像上边举例的直接用“我”的形象象征和印证民族的忧郁。而更多的是用外部景象、意象和人民形象痛苦与悲惨的氛围的营造来透射、暗示自己的忧郁，这除了个体与群体融合沟通的诉求外。还有一种艺术上的原因，这就是诗歌艺术内在的有益的制约性，即无论诗人怎样的描绘客观，最终都是为诗人自己塑像。唯有此才能凸现诗的个性美，即颠倒科学叙述语言，让“太阳向我滚来”。这毫无损于诗歌的社会价值，而是社会及美学让诗人通过自己艺术个性的呈现而代表大众发言。艾青的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更展现出了他所挚爱的象征主义的风采，即用气氛烘托、表现情感。如《手推车》“在黄河流过的地域／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手推车／以唯一的轮子／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穿过寒冷与静寂／从这一个山脚／到那一个山脚／彻响着／北国人民的悲哀”，而较长的《北方》整篇几乎都是暗示诗人情感的外部情景气氛的渲染和描绘，其忧郁情绪自然而然地从诗句之中渗透出来。
这种忧郁的感动因素行进到长篇《向太阳》之中，燃烧成了激情的火焰。而且像一个主题的反复的变奏，从“一我起来”到“三昨天”完成了诗人形象的自我觉醒、自我审视、自我调整这样一种孤苦徘徊、低吟回旋的过程。为全诗的、辉煌的“四日出”和“五太阳之歌”准备好了一切燃烧的材料。这种焚燃忧郁的激情是壮观的：“是的／太阳比一切都美丽／比处女／比含露的花朵／比白雪／比蓝的海水／太阳是金红色的圆体／是在扩大着的圆体／……／凡谷／从太阳得到启示／用燃烧的笔／蘸着燃烧的颜色／画着农夫耕犁大地／画着向日葵／邓肯／从太阳得到启示／用崇高的姿态／披示给我们以自然的旋旋／……”从审美的角度，没有忧郁的美感，便没有激情的美感，而低沉的忧郁必须上升到崇高的激越，才能使二者的美都尽情地披露出来。三十年代颇有成就的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李金发等人，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而戴望舒做得比较好的只有《我用残缺的手掌》。
从抗战诗组整体来看，这种从忧郁到激越的情感抒发。形成一个完美的过程，《复活》是宣告，《雪落》是低诉，《手推车》、《北方》、《乞丐》是探求，《向太阳》是奋起、是抗争、是。而最后。《我爱这土地》是沉思，是铜钟大吕的余响。这正符合一部交响曲的整体结构。
二
短诗与长诗的组合，短诗冷峻的内聚的意象语言张力同长诗热烈的外扩的意象语言的“铺排”形成诗组抑扬顿挫的宏大节奏。形成整体性的建筑美。
在这一组诗里，短诗如《手推车》、《我爱这土地》。艾青做为以文字为材料的艺术家，做为塑造诗歌形象的语言大师。是非常注重在短诗这种形式里进行诗歌意象的锤炼。而使其具有深刻且丰富的内涵。《手推车》表现了一种形象和感情的巨大的内聚和概括，它抓住最富有象征意义的独轮车的轮子的悲凉的响声和沉重的车辙，短短几句，就勾勒出一幅场景宏大的“北方流民图”，而这幅图画色调既单纯又丰富，它是一种音与画的交织：“在冰雪凝冻的日子／在贫穷的小村与小远村之间／手推车／以单独的轮子／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穿过广阔与荒漠／从这一条路／到那一条路／交织着／北国人民的悲哀”，那种车轮单调的声响对我们比音乐更具有一种内在的撞击力，那北方寒冷的原野的车辙的锋锐的线条，就如母亲身上的道道流血的伤口。艾青笔下这幅悲凉的图画，不是卑微的和简单的令人怜悯的，它有一种主客观融为一体的宗教性的苦难的氛围。在艾青看来，由苦难和由对苦难的抗争所产生的美，比幸福带来的美更美，它是一种崇高的美。特别是车轮、车辙“彻响”、“交织”作为经典之句，使诗歌产生了概括基础上的巨大的艺术张力。而更重要的是，这些精句。自然、朴素，呈现出一种口语式的生活化的散文美，丝毫没有孤僻、冷峻的感觉。使读诗的人的感情很容易和诗人的感情相贴近。《我爱这土地》，短短十句。却浓缩了“鸟”的歌唱、“暴风雨”、“河流”、“林间”的黎明等诗的形象。它们在一起组成了一幅激荡不安的“田野鸟鸣图”――艾青是画家，他的诗具有浓郁的油画风格。而这幅画动感十足，而且色彩丰富。那么，这首短诗也就凝缩了诗人浓厚的爱国主义的土地情感，这种情感的巨大的语言张力是建立在它具有典型的恒久的意义上的。因此，它被广泛的传颂。与艾青短诗的浓缩与凝聚形成鲜明的美学的对比的 是他抗战诗组中长诗的诗句的扩展、铺排、主题的反复强调、情绪的多层烘托、色彩的堆积和渲染，如：“太阳／从远处的高层建筑／――那些水门汀与钢铁所砌成的山／和那成百的烟突／成千的电线杆子／成万的屋顶／所构成的／密丛的森林里，出来了……／在太平洋／在印度洋／在红海／在地中海／在我最初对世界怀着热望／而航行于无边蓝色的海水上的少年笔时代／我都曾看着美丽的日出／……”。如果说《手推车》是对于细节的近景的放大和特写，那么，《北方》和《向太阳》是以场面取胜的全景式的宏大描绘。如果说前者的“短”是引导人们沉思的，那后者的“长”。则是鼓动人们奋起与前进的：“太阳／它更高了／它更亮了／它红的像血／太阳／它使我想起法兰西……／…美利坚的革命／想起 博爱 平等 自由／想起……德谟克拉西／想起《马赛曲》 《国际歌》／想起 华盛顿 列宁孙逸仙／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人物的名字”。艾青在每首诗中，其诗句的排列是有意识地把长短句加以对比而使其产生形式上的节奏美的。那么，从抗战诗组整体来看，这种长短句结合而形成的节奏美发展成了像交响乐一样的篇章之间对比的建筑美了。
三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范文第4篇
【关键词】意象;传承性;打通;古诗今用
现代诗歌虽然高考不考，但也很有学习的必要。无论是正确价值观的确立，还是情感的熏陶，无论是想象，鉴赏能力的培养，还是品位的提升，现代诗歌都是很好的材料。
为了在功用意识和提高语文素养的互补中找到切入口，笔者力求引导学生找到古今诗歌共同特点。以便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文学是有着很强的记录性的艺术，在几千年中国诗歌史中，从《诗经》《楚辞》直至清代诗歌有着清楚的一贯线索，而且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新诗虽然突破了格律束缚，但由于民族潜在的审美的心理作用，迫使新诗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关注古代诗歌的传统。现代格律派诗，新诗中意象的运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再者，新诗体制上虽然欧化了，但于本民族成员对于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规律的认识和倾注的情感，在根本上也有共同之处，所以新诗的表现形式很快就靠近了民间和古典，在许多新诗中都有传统意象的运用。因此在新诗的学习中也能提高古诗的鉴赏能力。
我们用打通古今的方法指导学生学习诗歌，除了实现了各种语文能力培养的目标外，还实现了以下几个具体目标。
1.让学生认识到古诗在我们的新文学中没有死去。诗学的永恒性告诉我们，诗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与“千里明月来相思”是共同拥有的心态，古人对明月的感慨与今人对明月的体会是一脉相承的。
古诗是古典文化的灿烂星辉，也是我们现代生活的“抒情者”，所以学古诗与现代诗都具有当下现实意义。
2.让学生明白古诗与现代诗一样都是传达人类感受和情愫的直观语言。古人以“柳”写别离，今人也用“柳”描述分别。“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在“志之所之”“吟咏性情”方面古今是一致的；想象手法的运用也是相同的；其安顿性情，在提升品位上古今诗歌也同功同效。
3.打通古今障蔽学诗歌，让学生认识到古今嬗变只是一个动态的流程。古今文化是相续的，而不是截然分开，懂得古代就明白了现代；明白了现代也就懂了古代，打通古今学诗歌，可以让学生懂得古代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从而更加热爱民族的传统文化。
4、努力让学生学古论今，古为今用，在真切的体验中去感受民族文化内蕴，在古诗中寻找现代人的情感，让古诗为现代人抒情。
在教学中我们采用了以下几点做法：
1 寻找现代诗中的古典意象
古今诗歌都着眼于意象表情达意，古典诗歌中有很多意象代代相习，反复使用，又被赋予了特定的涵义。
让学生在现代诗中找出这些意象，再去链接它的古代意象的含义。如《再别康桥》中，惆伥失落、珍惜美好人生的意象，在古诗中也有许多。如“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冷寂寞；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的这一句诗“以老之意极矣，然只说夕阳，并不记自己所以为妙”（《清施补华仙见佣说诗》），诗人徐志摩化用夕阳这一传统意象，写出了离开母校时内心的淡淡伤感。再如“金柳”这一传统意象带给我们离别伤感，在古诗中也能找到许多踪迹。像“杨柳岸晓风残月” ，“羌笛何须怨杨柳”，“杨柳青青江水平”，都是写离别的伤感，《再别康桥》中将“金柳”意象着穿着盛妆的新娘，别离这妖娆美丽的新娘，诗人的淡淡感伤与爱悦交织在金柳之中，表达了丰富的情感。再如：舒婷《双桅船》中“雾”的意象，象征人生的困惑、挫折，古诗中也具有情感的朦胧、惨淡、前途迷惘，理想的落空方面也有明显的沿袭性。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的“雪”“风”“小油灯”等等意象，让学生一一列出，理解在本诗的含义之后，再去找相应的古诗句中相关意象加以对照，在此过程中学生对许多物象的文化定位就有了清楚的认识。在古今诗歌的薰习中濡染了传统文化。
2 将现代诗改写成古诗
老师先将《再别康桥》第一节改成：
康河去漫步，招手别云天。
康桥夕阳中，晚霞红灿灿。
我们只要求压押韵，和大致对仗，同学们仿照着去改写，韵脚可自已去找。有的同学改到：
再别康桥
康桥夕阳中，晚云红胜火。
金柳荡艳影，青荇摇柔波。
清泉彩虹梦，星辉长篙歌。
挥手悄离别，夏虫也沉默。
有的同学只改出一句：
1.寻梦撑长篙，漫溯青草处。
2．悄然笙箫声，夏虫亦沉寂。
3．泥上见青荇，招摇在水底。
学生在改写的过程中，即体会到了现代诗的韵味，又破译了古诗的神秘，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不再认为古代与现代是隔着一条鸿沟的两岸。不再认为学古懂对现代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依据古今诗歌的传承性，在现代诗中提取意象，找出韵脚，改写成古诗的大体形制。这种方法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
3 到现代流行歌曲中寻觅古诗踪迹
让同学们行动起来，每人找一首用古代诗词中的句子创编的流行歌曲，来演唱或吟诵:
《在水一方》（邓丽君）源于 《蒹葭》（《诗经。秦风》）
《涛声依旧》（毛宁）——源于《枫桥夜泊》（唐。张继）。
《三千年的留言》（周俞民）源于《关关雎鸠》〔《诗经。国风。周南》〕
《还珠格格》主题曲源于《上邪》（汉乐府民歌）
《送别》（李叔同作词）源于《雨霖铃》（宋柳永）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散文;语言锤炼;生动化;句法;策略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0-0076-02
散文句法介于常规性和模式化之间。实用文体、新闻文体的句子恪守句法规则,讲究语言规范,用严整的句子传递实用信息。例如学术论文追求结构的完整性、修饰的复杂性、表达的逻辑性。这种语言特点在小说、戏剧等叙事性作品也有体现,以叙述和描写为底色的叙述话语,陈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过程等叙述要素,织造生动完整的故事情节。正因为这种表述特点,所以不可能大量嬗变汉语语法规则。诗歌句法是陌生化的,大量突破常规语法习惯,以高度的跳跃性和极大的破坏性作为句子运行的准则。散文则是介于常规性和陌生化之间,既整体遵守语法规则,又在局部上适当打破语法规则。散文文体特征决定句法适度突破。散文根本上抒情性文体,基本目的是宣泄和展露主观情绪。但散文抒情不是孤立的抒情,而是依赖叙述人文活动和描写人文环境。因此,描绘人文信息和营造审美氛围是散文的两扇羽翼。为了达到这种美学追求,要遵守语言规范传递信息,也要突破规范创造美感。散文句法的基本策略:略显零碎、适度错乱、微量省略。
一、零碎:少许切分完整句子
整句和散句运用于不同文体。实用文体的整句较多,学术论文的外形单调粗笨,缺乏娇美之态。如“如果我们把这种知识分子对国家和命运的过于积极的关怀视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流,那么,这种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还毕竟不是一回事。一种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有悄悄的开始滋长,它既表现出知识分子对现实改革进程的急功近利的态度,也反映出他们对重返政治中心的虚幻热情。”一般情况,以叙述为主的小说、戏剧,整句的运用也较多。诗歌是零碎的,用标点符号或诗行将复杂的句子切分成几部分。散文也常常把复杂句子分解,但是不象诗歌那样支离破碎。而是对整句进行少许的切分,既不妨碍语句的流畅性,又可以把外形由笨拙变匀称,产生视觉美。
散文切分句子有两种常见情况。分别是:一是切割句子的主干。是把主语、谓语和宾语的顺序体系打破。原来体系用标点符号分割,成为不同的句子。台湾作家刘墉《富翁的大屋檐》:“从前有位善心的富翁,盖了一栋大房子,他特别要求营造的师傅,把那四周的房檐,建得加倍的长,使贫苦无家的人,能在下面暂时躲避风雪。”这处句子的断切非常出色,实际是两个句子,一是“从前有位善心的富翁盖了一栋大房子”,一个是“他特别要求营造的师傅把那四周的房檐建得加倍的长,使贫苦无家的人能在下面暂时躲避风雪。”把两个完整的句子用逗号分隔开来,而不用句号,显得句子与句子的更加连贯。然后把“从前有位善心的富翁”和“盖了一栋大房子”切分,这是主语和谓语的切分。二是切割句子的枝叶。是对修饰语分解,将多重修饰语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单元,化复杂修饰语为简单修饰语。这种情况最常见的是定语和状语的切分,白桦《寂寞的呼兰河》:“回到哈尔滨,找到了萧红读过书的原东北特别市第一女子中学,目前仍然是一所中学,正在大兴土木,据说要修建成现代化的实验中学。”这个句子是定语分解,按照正常的语序,“萧红读过书的”、“目前仍然是一所中学”、“正在大兴土木”、“据说要修建成现代化的实验中学”都是原东北特别市第一女子中学的修饰语。但此处不是罗列,将后面三个定语放在后面。
散文切分句子要适可而止。诗歌为了营造意象,常常对句子进行大量切分,产生十分零碎的语言碎片。这符合诗歌的文体特点,不适合散文的叙述需要。李钢《樵夫石》:“一个挑柴的汉子/站在山脊上张望/岩壁的老藤和林中的粗枝上/悬挂着他的童年/和他父亲的一生/而他祖父年轻时打响的/一声尖厉的唿哨/可还在山谷回荡/不然那群野鸽子为什么惊飞/莫非云空下盘旋着一只苍鹰”,典型地体现诗歌语言零散的特点。但在散文中,这种语言显然过于零碎。下面的切分较为合适:“一个挑柴的汉子站在山脊上张望,岩壁的老藤和林中的粗枝上悬挂着他的童年,和他父亲的一生。而他祖父年轻时打响的一声尖厉的唿哨可还在山谷回荡,莫非云空下盘旋着一只苍鹰,不然那群野鸽子为什么惊飞?”少量分解更适合散文的语言风格。
二、错乱:适度调整语言顺序
不同文体的语言顺序不同。句子正常的语言顺序是先主语后谓语再宾语。定语是名词的修饰语,状语是动词、形容词的修饰语,补语是动词、形容词的补充成分。定语和状语一般提前,补语一般置后,这是常规性做法,是语言通顺的保证。新闻文体、实用文体、小说、戏剧一般要求通顺流畅,语言错乱是行文的禁忌。于此相反,诗歌为了追求独特的语言效果,经常将正常的语序打乱,营造出浓烈抒情氛围,有些诗歌如朦胧诗的语序甚至十分错乱。散文追求语言表达的效果,没有一味死守死套僵律,适度地变化语言顺序。但这种成分位置的调整是很有限的,是在局部范围内的调整和变化。一般情况之下只对修饰语的位置调整,很少对主干成分进行调整。
修饰语位置的改变有两种情况。分别是:一是修饰语提前。定语和状语提前最常见,这样做为了强调某些内容,使被提前的修饰语成为整句的核心句。刘心武《在胡同里转悠》开头写道:“春秋,我最喜欢在北京的环城马路上骑自行车漫游;冬夏,我最喜欢到北京老城区的胡同里转悠。”正常的语言顺序是:“我最喜欢春秋在北京的环城马路上骑自行车漫游;我最喜欢冬夏到北京老城区的胡同里转悠。”“春秋”、“冬夏”都是状语,这里提到句子前面,一方面强调动作行为发生的时令。另一方面,语言的节奏感加强,符合散文语言的特点。二是修饰语置后。定语和状语置后较为常见,何其芳《黄昏》:“马蹄声,孤独又忧郁地自远至近,洒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我立住。一乘古旧的黑色马车,空无乘人,纡徐地从我身侧走过。”“洒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是状语后置,“空无乘人”是定语后置。后置的修饰语具有语言魅力,后置使得修饰语成为相对独立的语言单位,这种脱离状态使得修饰语成为核心和重点,这是正常语序下修饰语达不到的语言效果。修饰语置后产生舒缓自然的语言节奏,斯妤《凝眸》:“窗外,雪夜的路灯扭曲,拉长,微微摇曳如蜡烛。”其中“微微摇曳如蜡烛”就是状语后置,语言自然畅达。置后的修饰语常常是比喻句,刘白羽《日出》:“这时间,那条红带,却慢慢在扩大,象一片红云了,象一片红海了。”居中的两个比喻句都是“扩大”的状语,放在它的后面,语言效果很不错。
散文中主干成分打乱很少见。散文句子的打乱要适度,如果枝叶成分和主干成分同时打乱,就会造成语言颠覆之势。这是诗歌需要追求的美学效果,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啊,你/蓬发垢面的,/是不是/你的家/――那幸福与温暖的巢穴――/已被暴戾的敌人/烧毁了么?/是不是”, 抒情主人公问询的实际上是:“那幸福与温暖的巢穴是不是你的家?”,此处将宾语“你的家”移前,将主语“那幸福与温暖的巢穴”置后。问询的第二句“那幸福与温暖的巢穴是不是已被暴戾的敌人烧毁了么?”更是大幅度语言秩序的调整,特别是“是不是”后置,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常见的,更多的出现在诗歌中和对话当中,但是在散文中不宜多用。
三、缺失:适当省略句子成份
文体对句子完整性要求也不同。同样的道理,实用文体、新闻文体、小说、戏剧更多地使用完整句子,较少地使用残缺的句子。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有一段语言:“绿色中飞驰的小车急速绕过一个抛物线似的大弯道,把弧线内一座巨大的化工厂甩在后面,重新转入笔直的路面,在平原上继续向南飞奔。道路两旁晃过一排排青杨绿柳,那枝叶被雨水洗得油光鲜亮;成对的燕子翻着低掠过雾气腾腾的麦田,用它黑色灵巧的剪刀裁剪密麻麻的雨丝……”就体现了这种观点。残缺的句子往往出现在诗歌中,省略一些句子成分,会加强跳跃性。同时也会预留出信息空地,增强读者的想象空间,提高诗歌的审美品位。散文也是间于二者之间,视行文需要酌情取舍、适当省略,是散文语言生动化的必要措施。散文虽然不追求过度残缺,但适当省略可以避免罗嗦和重复。
散文成分省略存在一定语言环境。余秋雨《白发苏州》中有一段:“苏州是我常去之地。海内美景多得是,唯苏州,能给我一种真正的休憩。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志烦乱,那么,苏州无数的古迹会让你熨贴着历史定一定情怀。有古迹必有题咏,大多是古代文人超迈的感叹,读一读,那种鸟瞰历史的达观又能把你心头的皱折慰抚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这些文人大多也是到这里休憩来的。他们不想在这儿创建伟业,但在事成事败之后,却愿意到这里来走走。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这段文字省略了不少地方,而且都恰到好处。“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省略主语“苏州”,避免不言而喻的重复。前文已经说过,苏州是作者“常去之地”,而且在那里作者感受到了都是美好的,所见的是苏州人说话的“柔婉”和形象的“姣好”,欣赏了苏州园林的“精雅”,目睹了街巷的“幽深”,这些所闻所见使得苏州“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因此,这里紧连上文的,省略苏州当然比不省略的效果强多了。下文讲到题咏古迹是文人们超迈的感叹时,谈到读一读这些题咏会让心胸平整豁达。此处,“读一读”后面就省略了宾语“题咏”,这是高度清醒的行文处理措施。“看得多了”当然也是指的“题咏”看得多了,可见作者驾驭文字的宜繁即繁,宜弃则弃的文字修养,这正是散文语言生动化好技巧。
散文句子成分省略是少量的。诗歌苛求句子的破碎,讲求残缺美,是诗歌语言魅力的集中体现。海子《麦地》:“吃麦子长大的/在月亮下端着大碗/碗内的月亮/和麦子/一直没有声响”。显然第一、二行都缺少成分。“吃麦子长大的”缺少中心语,和“端着大碗”这个动作缺少陈述的动作对象,二者就是人。正是因为这种残缺和破碎,加大了语言跳跃性,产生独特的美感。散文不同于诗歌大量残缺,只是少量的、局部的省略。屠格涅夫《乡村》:“一条坡度和缓的深谷。山谷两侧各栽植数行柳树,它们的树冠连成一片,下面的树干已经龟裂。一条小溪在山谷中流淌,透过清澈的涟漪,溪底的碎石子仿佛在颤动。远处,天地相交的地方,依稀可见一条大河的碧波。”实际上是我“透过清澈的涟漪,”看见“溪底的碎石子仿佛在颤动。”显然,“我”、“看见”省略了。“远处,天地相交的地方,依稀可见一条大河的碧波。”也省略了主语“我”。
参考文献:
[1]陈思和.鸡鸣风雨[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61.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范文第6篇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语言博大精深，中国的汉字蕴意深刻，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对于后代传承文化精髓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今的大学学科当中语文学科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主课课程之一，语文教育一直贯穿于小学到大学教育当中。语文教育涉及到诸多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有着相应的影响力，做好大学语文教育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定位对于强化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增添语文教育的趣味性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本文就详细的从以下几方面内容进行分析。具体分析如下。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其教育的主旨就是品德教育。在语文学科的文学作品当中通常体现着作者的人文思想，这些人文思想中渗透出来的价值观对于大学生具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品德意识，进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点从几个方面能够看出，首先，在大学语文的课程设置当中，很多很多都是围绕着语文这一学科自身来讲的，不论是古代文学教育还是当代文学课程，这种课程设置的方式就会将大学语文教育局限于狭窄的发展空间当中。这样既不利于语文课程的良好发展，未能积极贯彻好国家相关教育方针-开展多学科教育的要求，将多种学科教育综合起来的教学方式才能充分的发挥各学科的教育优势。其次，大学语文课程当中的文学作品对于学生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文学作品都有着固定的人物形象，比如雷锋、张海迪、爱迪生等等，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能够起到巨大的励志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有别于其他学科，然而教育的宗旨都相同，都是为了帮助学生实现某种目标，大学语文课程当中的励志教学就能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近些年很多教育工作者都前赴后继的涌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中，但是这些思想教育工作的展开实际上并未取得有效的成果，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显著，这样也就使得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走入发展的瓶颈期当中。然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定位于大学语文课程当中，正是一种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在语文教学中的文学作品能够很大程度上疏导学生的心理，比如课文中的一些优秀诗词、美文，学生可以通过对此的学习提升审美观，形成一颗良好的心态来加强与同学和教师之间的交流。同时，文学作品中的励志内容也能够让学生潜在生成对比心理，由此认识到自身的幸福，保证乐观的心态，逐渐形成优良健全的人格。
二、大学语文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分析
近些年来，国内外的形势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从思想政治的视角上进行分析，文化教育的大环境下对于当今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和心理特征等均发生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影响也越发明显。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也带动了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与创新需要国际中的技术交流，随着各类交流的广泛深入，一些西方国家企图借此机会向我国渗透。我国社会现阶段正处于经济的转型期，此阶段的种种变化均能够通过人们的思想意识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予以体现。党的十七大召开将腐朽思想列为了查办的重点，然而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仍然屡禁不止，比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都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下对青少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教育是立国之本，其中的德育教育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大力倡导，然而直至今日教育的情况仍然不乐观，而教育基础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因此，只有在关键的阶段打好教育基础，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2]。目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目前以理论教育为主，而教育形势也是应试教育，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的教育均过分注重理论的灌输，盲目追求教学效果，完全是为了完成“教学”而教学，明显忽视了应有的人格教育。思想政治的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教育，它应该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渲染，通过一系列的感染教育来实现教育的目的。而当前的教育模式显然有悖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只是为了完成教学指标强行灌输，不能言传身教进行情感的投资的思想政治教育显然难以达成要求。并且存在着思想品德教育方式单一，学校思想品德的教学内容局限于课本的现象，然而教师在教学中只是比较形式化的阐述思想品德教育，这些形式上简单的教导，往往会造成学生对思想品德的理解上的失误，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添学生的反感心理，尤其是对当代的大学生来讲，其思想政治观念已经基本形成，心智也较为成熟，因此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当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这是因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当前依然停留于知识理论层面，做不好良好的渗透，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三、强化语文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议
随着国民经济的进步，文化也正在逐步发展，现阶段人们越来越逐渐重视学校教育。然而良好的大学语文教育是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良好途径。因此，语文教师应当，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并进行大胆创新，通过文学作品的教学来潜移默化渗透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在不知不觉的学习中有效树立正确的思维观念与道德意识。
（一）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
在大学语文课程当中分析相关文学作品，然而这些文学作品中都具备着作者情感的写照，以及作者的人文关怀，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都凝聚着一定的价值观，大学生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能够对一些自然规律产生明确的认知，有利于拓展知识面及提升认知和培养审美情操。在语文课本中的作品全部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传承和发扬着我国的特色文化，其中的无私奉献精神、吃苦耐劳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等等内容都深刻体现出积极乐观和健康向上的良好情操。比如《论语四则》一文，语文课程当中的人文思想情况不同于单纯的思想教育灌输，在《论语四则》当中既是一种儒家思想的传播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内容，讲的就是人才的造就和国家的治理问题，提出了人才的形成需要先经过一些艰难困苦的磨练，而不应该贪图享乐，否则将一事无成。文章言辞有力，道理说的透彻朴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适当的将思想政治教育定位于大学语文教育当中有利于帮助学生由内而外提升综合素质与情感道德意识。由此可见，教师只有在教学时潜移默化的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才能更好地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二）改善传统教育方式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社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要求学校教育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才能真正的将思想政治教育定位于语文教学中。例如采用人本教育的方式，所谓的人本管理的思想品德教学，实际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本”在人本管理中实际有两方面含义，第一方面，目的和中心，也就是指学生本身是管理活动开展的主体，一切管理活动都要以学生作为核心来开展，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主要前提。第二方面是根本的意思，也就是说学生本身是思想品德教育课管理活动的根本。所以，人本管理的思想品德教育课中心是让学生得到全面的解放，包括学生的思想、性格等方面，意在以学生为中心，关心学生、尊重学生、培养学生。从教师的管理目的来分析，要尽可能的发挥学校师生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从管理内容来分析，语文教师要通过人本化的思想品德教育课管理方法，实现高校师生的自我课堂管理。从管理方法来分析，是要通过积极的鼓励、充分地信任与理解来进行管理的。
（三）通过大量阅读来提升学生人格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范文第7篇
能把文字操纵自如，使它述说一切，甚至述说一般不易表达的事情，并充满未尽之意，充满神秘的，不曾表明的企图，这比动用一些死语旧词更为困难。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0高二作文最新整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2020高二作文最新1中国贵为礼仪之邦，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更不乏关于法制的思想，先秦时期的法家可为是中国法制的首创，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影响之深远，秦王嬴政靠的便是法家思想，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其实关于法的思想五千年的历史一直深深存在着。
法律和自由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拥有和承载的，实施法律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让人们得以安稳的生活，谈及法律总是会给人以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正是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社会才变得井然有序，正是由于法律的存在，我们的权利才得到应有的保障。
作为当代的中学生，我甚感荣幸，目睹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改变，也深深感觉到中国法制进程的巨大进步，300多部法律相继问世，“依法治国”更是写入宪法，这是值得国人骄傲的事情，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让法律与我们的成长同行，有些人认为法律离我们很遥远，而我觉得其实法律离我们非常之近，那些轻视法律作用的人，我想是没有意识到法律重要性的人，法律的正在作用在于实现公平，正确规范人的行为建立社会准则。
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经济也是迅猛发展，在物质生活受益的同时，我们的道德开始沦丧，作为一个爱看时事新闻的我，经常会浏览到人们因为道德沦丧而做出让人唾骂的事情，这是普遍的，而且一直会发生，如今我们的国力是强大的，可是人们的道德开始逐渐丧失，这让我痛心不已，中学生违法的事情更是比比皆是，聚众斗殴、抢劫、--等等违法行为，在中国的中学校园里是常常发生的，为什么当今中国已经步入了法治大国，为何还有许多违法行为出现呢，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常常讲要遵纪守法，遵纪是基础，我们不要忽略遵纪的作用“以小见大”的道理我想人人都懂得。刘备有言道：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现在小小的放松以后也许会酿成大祸，何必要等到法律的制裁而懊悔不已呢。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在校园中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中学生，在社会上做一个守法，文明的好公民，在面对权益的威胁时，要勇敢的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敢于用法律同邪恶势力做斗争，同时又要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准则。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让我们内心受到深深地震撼，一是我们的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这是欧洲启蒙运动杰出代表康德的一段话，它深深反映了法则对于我们意义是重大的，同学们让我们从此刻起，踏上与法同行的道路。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2020高二作文最新2一个人，应当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亦或是一匹染了胭脂的若水，流连波转，无一抹静的姿态。正如北岛先生所言：“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当一个人。”
在这人世间，有些路是非要一个人单独去面对的。每一条走过来的路，都有不得不这样跋涉的理由，都有不得不这样选择的方向。即使我与我的灵魂相距如此之远，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
萧红，那抹呼兰河畔落寞的红。她的一生绝不说得上是热闹的，流浪时，饥寒交迫下她把甚至想偷隔壁面包圈的念头写进文章里，又痛苦地剖析自己的“堕落”。得到一个饺子的兴奋，独自走在冬日大街的落寂，春日里洗洋芋的欢喜，她将这些走投无路的绝望、形影不离的孤独感、细微的些许感动，纷纷诉诸笔端，读之如见当时景，柔弱的身躯里风骨弥坚。虽默默承受这暗黑漫长之路，她却从未割舍过对故乡的热爱，她将痛苦淬炼，将热爱凝聚，写下著名的《生死场》。
萧红在生死场中说：是山么，是山你就高高的!是河么，是河你就长长的!她从不叩问命运，仅凭单手只笔，以满腔的热爱，对抗命运的孤独。
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遥横亘千里，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
藤缠树上，树立藤上，枝头吐绿，树倒了呢?找不到另一颗能缠的树，只会在尘埃中埋葬生命。这是藤的悲哀，也是无数“藤人”一族的悲哀。生活在这个世界而不知其要义，如同身处巨大的图书馆却不阅读书籍。那么，你还在等待什么?要知道，戈多如今还未等到答案。与其等待别人的搀扶和指引，不如自己动手，自渡才是要义。
三毛曾说：如果有来生，我愿做一颗大树，从不依靠，从不寻找，是啊，在风雨中成长，静默安详，总有一天，会撑起一片阴凉。
每一个独特的个体在与外界融合的过程中总是寒气逼人的，你大可像鲁迅般感慨“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然而若能在自渡、体悟一切之后对生命有所润色，在心灵留下修饰的痕迹，方可成就一身，拨云见日。
唯有自渡，才能渡过心中的万丈迷津。才能闲听花落，坐看云起。
2020高二作文最新3冯友兰先生说：“并世列强，虽新不古，希腊罗马，有古无今，惟我中华，亘古亘今。”历史承载着文明，文明寄托着梦想，有历史的民族才有灵魂，有文明的民族才有未来。
我出生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下邳。它仅仅是一个人口8万、面积100多平方公里的小镇，它的面积甚至不及徐州市的百分之一。但是它却有着一段绵长、炫目、精彩的历史，走进下邳，就像走进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
翻开下邳志，我们的先辈在这片土地上筚路蓝缕，留下无数的珍贵记忆。当禹夏之时，奚仲在这里开邑建国。惟战国纷纷，下邳更得嘉名。圯桥进履，黄石教育孺子以诚信;土山三约，关公表率天下以忠贞;卧冰求鲤，王祥楷模后人以孝悌;元嘉北上，刘裕慨然许宇内以统一。嘉言懿行，滋润着下邳遗民;允武允文，丰富着下邳精神。
诚信、忠贞、孝义、勇于任事就是我们的先人作出的标准示范;中华之德的厚生、爱民，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民主、法治之道，无不在这儿彰显。抚今追昔，继往开来，今人将在文明的轨迹里有为于当下。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中国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
天人合一不由孔孟所传，用之于汉而汉旺;陆王心学亦大不同于程朱理学，用之于明而明兴。传承传统文化，不应仅仅满足于形式上的禹行舜趋，唯宗圣人威仪，更应该以一种果敢的变革精神，不卑不亢，与时俱进，与世俱进，谱写传承与创新的华章。撷取先人人本主义要旨，用之于日新月异的当下，正是我辈不可推卸之责。
然则，作为古城下邳的后世子孙，放眼古今中外而不囿于一隅，增强对家乡历史、先民创业艰辛的认知和理解，增强对故土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增强爱家乡爱祖国的感情，在认知历史中体悟文明，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凝聚社会正能量，构建和谐家园，负有一肩担当之义。
梁启超先生说：“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富则中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健精神脊梁，肩负时代使命，同心协力为梦想而奋斗。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就是我眼中最美丽的地方。
2020高二作文最新4是什么，轻轻地将我内心的烦恼带走，让我如此阳光?是什么，悄悄地在我曾经懵懂的目光中注进了成熟，让我走得沉稳、坚定?是什么，不知不觉地在我的人生画页上，添上了精彩一笔，让我的生命如一颗明星在广袤的天空璀璨夺目?
是你，又湿又重地扎入了我童年的记忆，像沉入墨水瓶底的一片羽毛，我喜欢紧紧地抱住你，感受你噗噗的跳动，击打着我的口，犹如我的另一颗心脏，推动我的一腔热血，四肢百骸。
阳光下的你更是风情万种，借了风的梳子一遍又一遍梳理你的秀发，它飘飘扬扬，拂过了我的脸颊，渗入了我的内心。我抱着你庞大的腰身，听着你的心跳，想象着张公将马系在你的身上，你那上千年的秀发与我的青丝随风起舞，相融一体。催促着时间快马加鞭，好让我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和你在一起。
后来长大了，烦恼也缠住了我，我失去了与你在一起的机会。每当趴在课堂上昏昏欲睡时，我总相信在下邳古镇上有一位绿色长发的少女面容憔悴地等着我，盼着我，思念着我。而每当这时，我内心的每一个犄角都会变得金光灿灿起来，我总会精力充沛，即使我听不进老师说的每一句话，即使午后的阳光抚摸着我，哄我入睡，我也总会全神贯注，专心致志，我要衣锦还乡，我要补回这些年来对你的愧疚，和你内心的失落，我要你不再面容憔悴，我要你风风光光地与我在一起。
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面对阳光时，没有了你的婀娜多姿，总感觉苍白黯淡，想上世纪初的黑白默片;面对无限风光时，没有你的陪伴，总感觉扑面而来的幸福像黑夜中忽逝的闪电，只有一瞬间的灿烂便消失得不可寻觅。可是我淡淡的忧伤中自有其无限的柔情蜜意。我盼望着与你一起共睹柳树抽芽，我盼望着享受你遮天蔽日的绿荫。我盼望着与你一起惊讶于小草这神奇的吸管把苍黄大地的水分变成绿色的油漆，我盼望着与你一起欣赏漫天大雪将太阳逼成一轮幽幽月色的离奇，然后陪你一起老去，相依为命。
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电闪雷鸣，丘峦崩摧!上帝温柔地抚摸着你，天使轻轻地将你带走，最终你还是放心不下我，你用你那最后的身躯为我挡住狂风暴雨，让我安然入睡。
在这个弥漫着烟岚的季节，我回到了你的身边。一抹朝霞晕染在晨曦之中在你矗立的碑墓前，我想，无论今后我漂泊何处，你都与我相伴。
终于发现，我不能没有你——下邳的古槐树。
2020高二作文最新5既已是深夜，天边的星星渐渐地沉溺了，突然像是远离了我一样消失，原本明亮的逗点却湮没在浩瀚的天穹之中，再也不见。
风瑟瑟地吹着，无情地掠过我瘦弱的身躯，丝毫没有怜悯之意。偶尔远处的树叶零零散散地落在我四周，却是死一样沉寂。
是，我只是一颗瘦弱的树苗，卑微得，映入不了人们的眼帘，夜晚，是最令我难过的时候，我只能守着孤寂，独自躲在角落，整理凌乱的思绪……
深秋，这个读起来都有些凄凉的字眼。谁能和我一样感受，那份无尽的凄凉与彷徨?无数次的想，是哪个淘气的孩子带着欢笑地来到这里，给予了我这渺小可怜的生命，注定饱受磨难却也成不了参天大树。
风依旧刮得树梢沙沙作响，像是一曲婉转悲凉的深秋小调……一滴冰凉的液体忽的浸入了我的身体，我不禁打了个寒颤，随后，接二连三的雨滴重重地砸在我身体上，我感到无力的痛，与却丝毫没有听到我痛苦的，愈下愈大……
连绵的秋雨，仿佛我的泪滴串连成线，停不了，也止不住。
忽的，一阵清香迎面拂过我的脸庞，沁人心脾的美好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舒畅，我抬起头，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不远处，大片大片的小雏菊簇拥在一起，在寒风中笑着，闹着，生长着，金灿灿的一片，那么璀璨，那么闪耀夺目。本以为他们不会再开放，没想到，他们那么坚强地长着，绽放着最美的容颜……
我不由地向它们投去钦佩的目光，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一样，挺直了腰。大口呼吸着湿润清新的空气，感受着深秋的雨的独特的味道，清凉的液体注入我的身体，感到一股由内心深处散发的能量，骨子里的阴暗的尘埃，也随着雨水的冲刷，一起消失不见，
隐隐约约，听到了心底的呼唤：我是一棵树苗，只要努力过，我也必定带给人们一片阴凉……
是，只要我努力着。
我还是沉沉地睡了，梦里，看见一棵茂密的大树挺拔的立在那儿，那么巍峨雄壮，他的周围开满了鲜花，孩子们正围绕着它嬉戏打闹……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范文第8篇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⑥,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一位优秀诗人不管接受多少外来诗歌艺术的影响,都离不开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艺术的支撑。2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人从“打开国门看世界”进入“从世界回首故国”。创造社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与稍后周作人的《<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颇能表明这一历史性转折,也可以理解为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穆木天留学日本,从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开始新诗创作,但他没有一味陶醉于“异国熏香”,而是审视和反思新诗自身,主张“民族彩色”。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批评“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周作人明确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并认为汉语诗歌的字词组合及修辞方法具有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即是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无人过问”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调和”,而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只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⑩。穆木天从对“诗国”艺术的勘探中,提出“纯粹诗歌”的要义有四:(一)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诗不是说明,而是表现;(三)诗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这显然是对的新诗理论的反拨。如果说穆木天的“纯粹诗歌”已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契合点,那么周作人特别强调的“融化”概念,则是实施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融化”,是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新诗由于发生了诗歌语言传统之力与现代诗歌艺术方式的双重危机,因而“融化”意味着新诗向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转化。新诗从“模仿”到“独创”的实现,是一个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诗国”中汲取母乳,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一方面使“拿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真正为汉语诗歌艺术所汲收和消化。新诗彻底摆脱“模仿”的印记,表现为回归母语的自我消解。“独创的模样”,固然要使汉语诗歌的特长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视着世界诗歌潮流的艺术折光。“融化”发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诗艺的相通之处。譬如,19世纪末西方开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称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周作人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真正的中国新诗”正是以复苏汉语的本性与孕发更多的诗意为目的,与以前的“新诗”划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一种是从诗形切入,试验作汉语形式的新诗。1926年4月新月社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提倡“诗的格律”,无疑是对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然而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译意,具体指“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听觉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瑏瑡。中外诗歌在视、听觉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处,但汉语方块字有着自身独有的组织结构和美学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诗的视觉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现了与字母文字不同的语境方式和操作程序。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论者和教科书中所说是“中国古诗传统与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考察当时在《诗镌》、《诗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节的“豆腐干块诗”,包括被认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难说体现汉语诗歌的“格律”,更谈不上与汉字词汇的诗意方式融于一体。光图有词句的整齐排列,而缺乏炼字炼句炼意的工夫,就建构不起汉语诗歌意义生成系统的优化结构和诗意空间。这种不能发挥听、视觉方面的汉语诗歌特长的“格律”,难免有西洋“格律”的汉译化之嫌。朱自清评论“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瑏瑢。当然,他们有些作品,如闻一多的《一句话》、《收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较切入现代汉语的音乐节奏,自然流畅,在整饬中求变化,避免了因对字词的相等对应的刻意追求而出现的滞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瑤。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台湾诗歌不单填补了“”期间诗苑的空白,同时也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对话,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倘若对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就会疏忽汉语诗歌转变的内在逻辑。台湾五六十年代诗歌在变动的多元格局中呈现着生机,运用现代技巧进行自由的精神创造,已成为诗坛风尚。所谓“台湾新诗长达近二十年的论战”,表面上看是围绕传统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冲突,实质上“离心力”也受着传统之力的制约。创世纪诗社以“新民族之诗型”为要旨,他们虽像游向大海的鱼,因对新异感的热恋而表现了对传统的远离,但飘泊的游子最终心系本土的语言和诗歌艺术。从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这一过程的深刻体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免不了带有试验性,但实现汉语诗歌转变需要在充满探险精神的试验中实现,关键在于这种试验能否催促汉语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种“无根”的试验,必然带来诗歌的“失血”,并因“飘泊无依”而生命孱弱。
台湾诗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纪现代诗人的口语叙述的影响,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语化诗风,与戴望舒、卞之琳的现代诗风一脉相承。现代汉语自由体诗的口语化,是一个动态的诗学概念,不仅使诗性言说处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同时还能注入和激活诗的现代汉语的质素和精神,消解新诗创作中挥之不去的译诗化印记或模仿痕迹。艾略特曾称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我们已有卞之琳把“戏剧性处境”、“戏拟”的方式运用于诗创作中的成功经验。曾专修过戏、演过戏的痖弦,擅于把“戏剧性”化为诗的因素,活用为一种睿智机巧的口语叙述方式。在痖弦的诗中,这种戏剧性表现又自然融汇于民谣写实的诗风之中,形成了诗人的自然淳朴而又谐谑或嘲讽的现代口语抒情腔调。诗的“戏剧性”,旨在构成诗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诗人进入“乞丐”的体验角色,充当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叙述口语,既具有浓厚的民谣腔调,又是充满戏剧性氛围的诗性表现。于俗常的喜剧调侃中构成讽喻人生的无奈和悲剧的深刻意味。痖弦独特的叙述口语方式,表面上通俗轻松,且带有一种甜味,而骨子里却是深沉的,包含着传统的忧苦精神。
“新民族之诗型”揭示了汉语诗歌艺术的内涵:“其一,艺术的,非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意象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学之特异性,以表现出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国自由体的口语化离不开新诗的汉语艺术传统,不可不发挥汉语“意象”、“意境”和“东方味”的优势。应该说,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创世纪”诗人更明显地表现了发扬汉语诗歌传统的艺术自觉。早期作为现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诗风回归传统;郑愁予被公认为台湾诗坛最富有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人。他们致力于汉语诗歌的美丽意象和音韵流风的捕捉,把握汉语字词组合和修辞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离别磨亮”(郑愁予《水手刀》),“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乡愁》),像这种现代口语的抒情诗句,因意义的敛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艺术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视诗的音乐性的传统,将古典诗词的声韵音色的美融于现代口语的自然韵律之中。余光中批评某些现代诗读起来“不是哑,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现象,认为“艺术之中并无自由,至少更确实地说,并无未经锻炼的自由。”瑏瑨现代诗人不是着眼于字面的抑扬顿挫,而是以文字来表现情绪的和谐,以现代人的感觉和情绪融入诗的音节和节奏,情绪的起伏跌宕构成诗的韵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独创形式,构成了内在情绪与口语音节的高度融一。
实现古典诗词艺术向现代汉语诗歌转化的难度在于向内心的突入,对现代口语的诗性表现功能和审美趣味的开拓。洛夫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寻求“真我”口语意象。他在诗集《无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称这辑诗最大的特征,“是尽可能放弃‘文学的语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语言’”。这既避免了诗的语句的“枯涩含混”、意象的“游离不定”,同时诗意也“不致僵死在固体的语义中”。当然,生活口语以实用的传达为目的,诗的语言乃是表达,是一种审美形式。洛夫多年来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诗与中国悟性的禅的相通中寻求口语意象的内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语言”与禅的“拈花微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诗人认为,只有放弃对语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诗才能摆脱虚假浮出水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无法回归人的自性。可见“自动语言”与“拈花微笑”都是企图表现潜意识的真实。洛夫采用这种表现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动语言”反逻辑语法的倾向。他着眼于禅的悟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心灵感通的契合点,发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无穷之意趣的审美效果。洛夫主张的“约制超现实主义”,更融入了现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内涵的现代汉语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类经验的本身,而且又不断改变平常习惯语言的意义。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证。
尽管还不能说台湾诗坛已经产生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寻求回归和再造传统的艺术经验,却也呈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建设的动人景观。
四、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特征的形成,对新诗体形式再度误读还是着力探寻?
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台湾40年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世纪初诗体解放属于语言形式本身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而达到诗体语言的解放(自由)。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栖所),是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现象,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显示了新时期中国人的心灵的苏醒,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张扬。在艺术上,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相衔接。特别是戴望舒诗歌讲究旋律和意象的朦胧美,穆旦诗歌的凝重和现代知性———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或心灵感应。诗人的群体意识与“代言人”,是有着明显界限的不同概念。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如牛汉的《华南虎》、《梦游》,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有赠》,邵燕祥的《五十弦》等,总是以强烈深厚的个人情感的诗性抒发,表现了对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经验的凝聚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要遵循个人化的抒情。只是体验的角度不同。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现代诗人,当年就是以个人化抒情而步入诗坛,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朦胧诗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朦胧诗人又不能调整自己,确立新的正面现实的勇气和位置,势必使诗丧失了原先的震惊效应。倒是舒婷抒写爱情、杨炼吟咏历史等诗篇,留下了较长的回音。朦胧诗的批判精神和个人化抒情的风格,不会过时。朦胧诗对新诗体虽然没有多大突破和创造,但在意象营造中充满才情和奇想的隐喻方式,具体清晰而整体朦胧的特征,仍是对新诗的汉语艺术特性的发挥和创新。我们不能认同朦胧诗“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的说法,瑏瑩至今尚未发现朦胧诗中有模仿西方诗歌的迹象,这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尚属罕见。从朦胧诗中仍有名句传世这一事实,也能说明这些篇什已经具备现代汉语诗体形式的某种特征。朦胧诗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将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传统继往开来。他们远离“社会中心”,避开尘嚣,为世纪的落日铸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构心灵———语言的栖所,展示承受人类苦难的灵魂。
诗如何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真实存在,表现生存体验的原生态?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在后新诗潮兴起与海峡两岸发生诗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了口语化叙述的诗风。这种客观陈述的诗性言说,直接进入生命存在,表现生命的脉息,敲击存在的真髓,更能显现诗歌语言的真实和本色,消解了传统抒情中容易出现的浮夸和矫饰。后新诗潮对诗风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适应这一新的表现领域的客观陈述的转型,起了启动和推动作用,而在叙述方式上则带有随意性、翻译性语感化的倾向,消减了诗的形式价值。特别是有些青年诗人的才华浪费在对“不可知的生命内部”的探索。当后新诗潮匆忙演绎西方诗的“后现代”时,台湾那脉口语化叙述的诗风,由于历经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寻民族语言本性的过程,则以初步入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姿势,影响了大陆诗歌的语言转型。林染、冯杰等一批中青年诗人对台岛诗风很快产生感应,潜心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体验,凸现诗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和本土气息。90年代新潮诗人也开始自我调整,正面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如同属对女人的爱情体验,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与被称为“黑洞意识”的《女人》组诗明显不同,诗人从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中探测“黑洞”,表现了对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的痛苦体验的深度。一种诗风并不单单因为起于新潮而盛行,还在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拥有母语的力量。
一种新的诗风的流行,可能意味诗的新变和发展,但并不表明诗的成熟。90年代诗歌因赶“风”、随“风”而导致大面积“仿制”、“复制”的现象,乃至使叙述口语变为诗人圈里的“行话”,造成诗歌语言的飘浮或套式。所谓“口语”也成了读者难懂的“咒语”。新诗的语言形式,成了20世纪尚未很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不管是口语化叙述还是个人化抒情,都只是作为一种诗性言说的方式,具有传达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意味的可能,但建构相应的语言形式,却是需要反复琢磨、独具匠心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过程。新生代诗人以“现代汉诗”自诩,但又很少有人重视对现代汉语诗体的探寻。他们以“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证瑐瑠,以在“一张白纸”上标新立异为荣,认同世纪初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这似乎成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劣根性表现。至于还抱着“左”的新诗传统,“九斤老太式”地数落新时期诗歌的论者,却也不讲诗的语言形式,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只有那种饱经诗坛必要忧患而又长于艺术涅*$的诗人,终究悟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真正含义;只有那种操守纯正的诗歌艺术、走着自己寂寞的路的诗人,懂得要写什么样的诗。真正优秀的诗篇,总是离不开汉语艺术的独到、精当、奇妙和高超的表现力而动人传世。
正如世纪初诗体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建设,新时期诗歌的本质意义的回归,必然也伴随对诗的语言形式的探寻。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收获。
注释：
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页。
②参见《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11页。。
③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
④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⑤郭沫若《凤凰·序我的诗》,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1卷4期。
⑦郁达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
⑧《创造月刊》1卷1期。⑨《语丝》第82期,收入周作人《谈龙集》,北新书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自跋》,北新书局1927年5月版。
11。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7号。瑏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语,上海复兴书局1932年版。
14。艾青《诗论》(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纪弦《现代派的信条》,台湾《现代诗》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