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留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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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留侯世家范文第1篇
《太史公自序》可分为三部分：一为清晰地历叙了世系和家学之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之经历；二则以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及其著书的艰难过程；三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一个人若要写出像《史记》这样的巨作，想必一定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与不辞劳苦的耐心，当然在这般毅力与耐力的背后一定有着不得不写的缘由，才能支持着作者坚挺着耐住无边寂寞与漫长岁月。
然而，太史公写《史记》的目的是复杂的，在其著书过程中的一个变故使他更为坚定、更为心无旁骛地完成了这本巨作。以李陵之祸为节点，把他著书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写作缘由比较繁杂：其父任太史公时留滞周南而不得与从事，以至抑郁发愤且卒，《史记》乃为完成父亲临终之嘱托；“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父死，司马迁必为太史，《史记》乃宗族传统之延续；“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史记》乃太史职责之自律。第二阶段的目的相比之下较为单纯专注：往昔西伯拘h里，演周易；孔子龀虏蹋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他以古代圣贤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勉，“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自序的第二部分，由壶遂之问引出了太史公欲以《史记》上续孔子之《春秋》的想法，同时也为《春秋》之实质作阐述，它不仅只有讽刺之意，亦有夏商周之德，来纠正某些人对《春秋》的谬见。以《易》和《尚书》为例，表明并非遇到了类似于伏羲、尧舜的明君就无须著作，继而说明著《史记》的重要性。全序规模宏大，涉及范围广阔，除了政治时事外，还涉及医药（《扁鹊仓公列传》）、对外军事（《卫将军骠骑列传》、《南岳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文学（《司马相如列传》）、文教事业（《儒林外传》）、金融商业（《货殖列传》）、占卜（《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此外，太史公著《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以专题的形式记载和论述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
各序相互联系，引经据典。例如：《伍子胥列传》中“维建遇谗”可与《楚世家》相联；太史公论及墨家时就引用了《墨子》关于尚尧舜之道的言论。《世家》和《列传》，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价值观。例如：在《吴世家》中，运用正反论证以表明作者对太伯让位、季札不慕权力的高风亮节的赞许，和对吴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喋血残杀的嘲讽和反拨。在《游侠列传》中，作者记述了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不矜其能，不伐其德”救人于难，济人于贫，守信守诺的仁义精神。在《平津侯列传》中，王族大臣奢侈浪费争高强与公孙弘节衣缩食形成强烈对比，作者以此讽刺统治者的奢靡并提倡节俭的生活态度。
因自序是《史记》全书的纲领，故从自序来看，《史记》记载了大量与楚相关的史料，不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还是之后的“亡秦必楚”、楚汉相争都有很多相关的历史事件，这与以前我被灌输的观念不同。以前一直有个观念：历史上关于“楚”的史料很少，大多与其原不被中原认同并被视为南蛮有关。现在，也许我可以推翻这个错误的观念了，并免除它对我的干扰。
就个人而言，我对项羽这个人物很感兴趣，在读《太史公自序》的时候就惊喜地发现相关的篇目较多，这极大地提高了我日后读《史记》的兴趣。惊喜之余，我也对太史公记述历史的方法而感叹，他用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叙述楚汉之争这一大时代大背景下的历史，以小见大。其中，单是困扰、削弱项羽的部分就至少有六篇：《张耳陈馀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淮阴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田儋列传》。
史记留侯世家范文第2篇
2、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
3、译文：现在才进秦国，就贪图享乐，这就是助桀为虐。
4、用法：作谓语、定语，指为虎作伥。
史记留侯世家范文第3篇
独当一面，是一个汉语词语，一个方面。有时指一方的重任，出自《史记·留侯世家》。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成语独当一面的相关内容，供大家参考。
一、独当一面成语解释单独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 《史记·留侯世家》：“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
二、独当一面成语近义词独立自主 [ dú lì zì zhǔ ]
(国家、民族或政党等)不受外来力量控制、支配，自己行使主权。
自力更生 [ zì lì gēng shēng ]
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原来的情况而发展兴旺起来。
三、独当一面成语造句1、独当一面：单独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
2、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他很快就能在公司独当一面了。
3、哥哥进步非常快，刚进公司半年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4、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他现在可以独当一面了。
5、或者像德意志证交所那样能够做到他们一直坚持的独当一面?
6、经过多年的磨鍊，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7、他初出茅庐，哪有可能独当一面的能力?
8、市场推广、营运、财务管理、风险管理等范畴上独当一面。
9、为了训练我们在各方面都能独当一面，师父是不管她个人的口味。
10、实力雄厚的邮政机关，在各自的市场上独当一面。
11、从各方面看,他具备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
12、妈妈不在家时，小红就独当一面，操持家务。
13、他的能力足可独当一面，你可以放心地将这分重任交托给他!
14、体育广告在所有形式的广告里都独当一面。
15、他在自己独当一面的环境中才会茁壮。
16、他的才华高，能力强，独当一面毫无问题。
17、当年他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学生，经过这几年的工作歷练，如今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主管了。
18、由于我们都是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的邮政机关，在各自的市场上独当一面。
19、他的能力足可独当一面，你可以放心地将这分重任交託给他!
20、经过一番努力，他已经有足以独当一面的实力了。
21、小王进步很快，现在她已能独当一面了。
22、一个与世偃仰的人，是不能担当大任，独当一面的。
23、研方面都可以独当一面，各自挺进世界舞台。
24、演员阵容强大，每位都是独当一面的演员，是难得一见的演出组合。
25、我们公司由于人手不足，所以每位同仁都必须独当一面地工作。
26、小李在同事中能力最强，我认为他可独当一面。
27、幼狮要到一年之后才能独当一面。
28、这也可证明忆声集团的子公司已各自发展成熟，在产、销、研方面都可以独当一面，各自挺进世界舞台。
29、我不知道，日后的我，是不是也会成长成这样一个人，一个人，独当一面，没有软肋。
史记留侯世家范文第4篇
据史料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就是今天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
孔子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岸边,就是今天孔林所在地。
据历史记载,孔子的祖先原本是殷商的后裔,故为子姓。周灭商以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
自孔子的六代祖先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氏。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的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字叔梁,名纥,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了9个女儿,他的小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孟皮,但是脚有毛病。
按照当时的习俗,女子和有残疾的儿子都不能成为家族继承人,叔梁纥晚年又与年轻女子颜征在生下孔子。由于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孕生育了孔子,又因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为丘,字仲尼,排行第二。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政治家,孔子去世后,历代帝王为表示对孔子的崇敬,不断给他追加尊称名号。
《左传・哀公十六年》中记载,孔子死后,鲁国国王鲁哀公亲自撰写悼词悼念孔子。他在悼念文章中说:“上天真是没有同情之心,舍不得留下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只留下我一个人占据着王位。我孤苦伶仃、内心惭愧,真是非常痛苦呀!孔丘,我尊敬的男子汉!你死去以后,我真是难以约束、严格自律。”
西夏仁宗三年(公元1146年),三月,西夏仁宗颁布命令:“尊孔子为文宣皇帝,下令各州郡都建立庙宇进行祭祀,庙宇规格很高,要殿堂宽敞、气势恢宏,像皇帝的宫殿一样。”
孔子的真实长相如何,历来争论较多。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史记》中采用的尺度是周朝时期的度量标准,一尺相当于现在的19.91厘米,九尺六寸就大约等于今天的191厘米。这样看来,孔子是位1.90米多的大高个子。
在《荀子》中记载:“仲尼长,子弓短”。荀子生活的时代离孔子不远,他的说法是非常可信的。
另据《韩诗外传》中的记载: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在各国之间往返奔波、非常劳累。在《礼记・玉藻》中有“丧容累累”之类的记载。孔鲋在《孔丛子・居卫》中记载子思评论孔子时说:“吾先君生无须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损其敬”。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孔子由于长期劳累奔波,他的真实长相可能是较瘦,没有胡须或者胡须较稀少,上身较长下身较短,稍微显得有点驼背,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天庭饱满,胳膊长气力大。
但是到了后来,一些史书记载就不够真实了,宋代《路史》引用《世本》的记载说,孔子“眼露白,耳露轮,口露齿,鼻露孔”,被称为“七露”。把孔子的相貌描写得相当奇特和丑陋,很不可信。
现在人们看到的“孔子行教像”,最早出自于唐朝著名的宫廷画家吴道子的手笔,把孔子描绘成浓眉长髯的人物,也不是真实的孔子。后世学者陈继儒在《群碎录》、清代学者杭世骏在《订讹类编》中都认为孔子本来无须,今天的画像多须,完全是错误的。
其实孔子也是文武双全的人。有记载说,孔子与他父亲一样勇力过人。
史记留侯世家范文第5篇
立锥之地指的是插锥尖的一点地方。形容极小的一块地方。也指极小的安身之处。出自《庄子盗跖》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以及《史记留侯世家》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
立锥之地成语故事：楚汉相争时，刘邦被项羽打败，就向谋士郦食其讨教。郦生给刘邦出主意分封六国那些无立锥之地的后人，讨取民心就可以战胜项羽。张良坚决反对郦生的这种做法，认为刘邦天下都还没得到，分封他们，他们就各自为政，没人帮他打天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
（来源：文章屋网 ）
史记留侯世家范文第6篇
[关键词]口耳相传 巫师 韵文 文献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3-0105-07
一、口传历史时期
语言的出现较文字更早，口耳相传理所当然地要比成文记事更早。但在人类初始阶段，口耳相传的内容并非传说，而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由于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只能凭着记忆一代一代地传述。
现代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及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人类社会初期，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过一个口头传播知识的时期（在当今尚存的无文字落后民族地区，口耳相传的方式仍然被广泛使用），它包括前文字社会和文字产生初期的人类社会。学术界对人类社会初期口耳相传这种现象的关注，最早是在比较文学领域，代表人物是北美学者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20世纪30年代，他们从对荷马史诗研究入手，提出了口头程式理论，对口头传播的特点从文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一理论现已拓展到对活态口头传统的探究中。
在我国，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也已比较敏锐地注意到了我国历史初期的口传现象。他在论述上古三代与后世历史知识传播方式的不同时，指出:“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文史通义・诗教上》）故而“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 （《文史通义・诗教下》）章学诚将文字著述取代口耳相传的原因，归为“官守师传之道废”，有其偏颇之处，但生活于300多年前的他，就已经注意到中国上古社会先民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有其独到之处。近现代学者陈梦家也认为：“古代历史，端赖神话口传，神话口传，遂分衍化；由于口传一事，言人人殊，故一事分化为数事，各异面目由于人与神与兽之间分界不清，故人史与神话相杂；由于神道设教，人史赖神话以传，故人史皆神话。有此三故，古史因具重复性与神话性。……故虞、夏、商三系本于一种传说。”[1]
流传下来的先秦时代的文献，关于口头传说时代的记载十分罕见。从一些现存的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材料中，可以找到一些我们先民在口传时代的影子。佚名的《彝诗史话》叙述了书写工具和物质载体产生前后的诗歌状况，其中有“古时的人间，诗歌有人吟，却无纸来记，无纸可记诗……在那古时候，如若无纸笔，用什么写诗，用什么写歌；至于写历史，就更加困难了。后来人世间，世间有知识，知识到处传。世间的男女，他们有知识，有了知识后……那些智者们，他们造出笔，他们造出纸，纸笔造出了，人世间的事，凡事可记事，故事可写了。”[2] （P288） 这段彝族古歌，以纸笔的发明为界限，纸笔的发明要比文字晚得多，因为没有纸和笔，所有的诗、歌及历史，就只能在人们之间通过口头吟唱的方式流传，我们可以想象，在前文字社会，历史的传播更是完全依赖口头传诵了。
同时，由于文字形成初期的不完善及社会发展进程缓慢等因素限制，在文字形成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口耳相传的方式仍然是社会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当然，无论在前文字社会或文字形成以后的时期，除了口耳相传，同时也存在着其他的知识传授形式，如中国古代的结绳记事，就是先民记事的一种方式。关于早期社会中存在的结绳记事的方式，摩尔根有形象的描述。据他介绍，在北美易洛魁人中，有一些古老的贝珠带，按照他们的说法，关于联盟的组织和原则已传述给这些贝珠带，因此便把这些贝珠带加以宣读或解释一番。一位巫师（不一定是首领中的人）将这些贝珠带一条接着一条拿起来，在两组首领之间来回踱着，同时宣读这些贝珠带上所记录的事情。按照印第安人的观念，这些贝珠带通过一位讲解人就能把当年传述给它的章程、条规和事例原原本本复述出来，只有贝珠带是这些章程等等的唯一记录。他们把紫贝珠带和白贝珠带合股编成一条绳，或者用各种颜色不同的贝珠织成有图案的带子。其运用的原则就是把某一种特殊的事情同某一串特殊的贝珠或某一个特殊的图案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对事件作出有系统的排列，也能记得准确了。这种贝珠绳和贝带是易洛魁人唯一可以目睹的史册。但是，它们需要一些训练有素的讲解人，这些讲解人能够根据各串或各种图案将其所隐含的记录表白出来。[3] （P137-138） 从摩尔根的介绍中不难看出，易洛魁人的巫师主要是依靠口头传诵的形式来传播历史知识，贝珠带只是他们采取的一种辅助手段，如果没有巫师的讲解，贝珠带记事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在文字产生的最初期，文字被掌握和使用的范围是极有限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是祭司掌握的，楔形文字总共有500多个符号，况且有些字符还有几种不同的意义，要掌握它极为困难，因此神庙内设有专门训练写字的学校，青少年在这里要花几年时间来学习楔形文字。而真正能够到神庙里学习的青少年又不是很多，他们即使学会了楔形文字，受字符数量的限制，也不能大范围地使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比我国的甲骨文大约早1700年左右。甲骨文的出现，已经是汉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了。从甲骨、兽骨到竹简、木牍，都是不易书写的材料，而这些书写材料的使用又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自上古至公元后3或4世纪，竹简、木牍一直是中国主要的书写材料。[4]（P60） 由于竹木笨重且难以制作，势必限制文字书写的发展，这就为口头传诵历史知识留下一个广阔的舞台。
因此，在前文字社会和文字产生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口头传诵历史知识是历史传播的一种主要方式。章学诚以战国为口传与文字著述的分界。战国诸子勃兴，诸子对上古一些口头传诵的历史有过不同程度的整理，在这个意义上，章学诚的认识有其合理性。但章学诚忽略了一点，战国诸子在整理上古历史的时候，材料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口头传诵，其整理结果又往往是在师徒之间口传心授，在这个意义上，战国时代包括之后的几百年间，历史的口头传诵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本文主要对中国早期社会中历史的口传现象进行分析。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以章学诚所说的三代及之前的前文字社会口传现象为主进行分析，统称其为口传历史时期。战国时期及以后的口传现象，就不赘述了。
二、口传历史时期的历史传播者：由巫到史
在口传历史时期，最早的历史传播者是巫师。巫史不分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巫师不但是天然的部落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唯一有资格传播部落文化的人，一些文化要传给部落子弟，一些文化则只能传给自己职位的继承人。“最初掌握历史的人，是氏族长、家长。满族有一句谚语：‘老人不讲古，小的失了谱。’其中的古，就是故事、历史、古规，如果老人经常讲古，代代继承，就能维护氏族的规范，否则氏族规范遭破坏，连氏族的谱系都会搞乱，婚姻、家庭关系也会被破坏。广西瑶族极其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但无文字，老人就以诗歌的生动形式，把瑶族的历史故事、英雄传说、农业生产、习惯风俗编起来，在过节、娱乐、婚丧等时候诵唱。”“除了老人、氏族长而外，掌握历史知识的人就属巫师了。”[5] （P332）
从现存的一些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材料看，最初的巫师没有经典，是以口授经典的方式保存知识的。彝族古代存在一个文化阶层――毕摩，他是彝族文化的中坚。所谓的毕摩，就是彝族原始宗教活动的主持者，他作为彝族自源文字的创制者和执掌者，掌握着诸如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天文、历法、地理等知识，身系一族之本位文化，是彝族社会的知识阶层和彝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作为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毕摩在纸笔形成前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历史知识。“最初的巫师并没有经典，而是口说经，如永宁纳西族的达巴、佤族的巫师就是如此。”[2] （P25） 从纳西族、佤族、彝族巫师的情况看，在口传历史时期，巫师作为最早的历史传播者，他们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因为处于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在口传历史时期，社会知识的积累尚不充分，最初的历史知识也十分简单。宋兆麟根据对永宁纳西族、佤族、凉山彝族、云南白族、广西瑶族等的巫师所做的调查，指出各族巫师掌握的历史多是关于民族历史、谱系的。以广西瑶族的巫师为例，他们具备的历史知识，“其中包括人类起源等神话、创世纪史诗、英雄史诗；掌握氏族部落迁徙历史和原因；通晓各氏族和家庭谱系以便确定是否通婚；能够背诵各氏族间的仇杀事件；掌握氏族部落的首领和其他人物事件，以及所供奉的神谱。”[5] （P332） 这些历史知识通过巫师们的口耳相传，在各民族之间历代相传，成为各民族早期历史的主体。在先民的历史知识中，家族的世系是最重要的内容。漆侠指出，“我国古代和周边各族，也同样都有自己的口头传说的历史。口头传说历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是，以父系为中心的父家长世代传承的情况。”[6]
巫师必须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这对巫师本身的素质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巫师多由见多识广的部落长老担任，即使在部落文明晚期，已逐渐转变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君主仍然被看作是知识的集大成者，中国历史上黄帝的例子就特别明显。黄帝是部落时代晚期的首领，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已经不完全等同于部落长老，更接近于后世的君主。在太史公的笔下，黄帝天赋极高，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他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治五气”，“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史记・五帝本纪》）据《世本》等的记载，皇帝任用雍父杵臼，其鼓、货狄作舟，挥作弓，夷牟作矢，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大挠作干支，伶伦造乐器，夷作鼓，仓颉造字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创造。从仓颉造字的说法来看，黄帝时代作为文明时代的开始是可以成立的，黄帝也无愧于“人文始祖”之称，中国的人文文化都可在这样一个部落联盟首领身上找到源头。这其中肯定有后人的牵强附会，但它传递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初期，部落首领是各种知识的掌握者，所以后人才会把所有的发明都归在他们身上，从春秋战国直到汉代，还有人不断将学术的源头追溯到黄帝，如汉代的黄老之学和后来出现的《黄帝内经》，都以黄帝为始祖。
巫师除了必须具备先天的素质外，也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巫师训练的内容，“包括掌握各种神话、历史传说；熟练精通各种祷词、咒语和经典；能主持祭祀、占卜和释兆；会施行各种巫术技能；掌握巫舞；会运用巫医；了解一定的天文、地理知识；熟悉各种鬼神形象、特点和职守等。”他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都是用来在具体的巫术活动中口头诵唱和表演的。同时，巫师之间知识的传授，本身就是以言传身授的方式进行的，“具体有两种方法：一是口头方式，即言传，平时由老巫师进行讲授；二是身授，即学巫者跟老巫师一起从事祭祀、占卜和巫术活动，既可观察又能协助，久而久之就掌握巫师本领了。”[5] （P53） 这种传授历史知识的方式，是人类社会口传现象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巫师是我国口传历史时期最早的历史传播者。
巫师之后，口传历史时期的历史传播者就主要是“史”了。我国古史中，巫史的分离大概是在商代。商代时史官已经出现，这是学术界较为认可的看法，陈梦家根据甲骨卜辞总结商代职官为三大类：臣正、武官和史官。其中史官类包括：尹、多尹、又尹、某尹；乍册；卜某、多卜；工、多工、我工；史、北史、卿史、御史、朕御史、我御史、北御史、某御史；吏、大吏、我吏、上吏、东吏、西吏。[7] （P521） 在史官中，陈梦家事实上是分为尹、卜、工、史及吏五类。按照陈梦家的这种观点，史官在商代社会已算得上是十分兴盛了，且其中许多职官（如尹、作册等）的地位已经很高。但需要注意的是，陈梦家对商代史官的描述是建立在对卜辞的解读上，在先秦文献中，关于商代的历史记载，“史”出现得很少，这就是说，甲骨卜辞与文献所反映出来的商代史官是有差异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商代巫与史的交替尚未完成，巫、史共同存在于殷商的宗教祭祀中，故在不同的文献中，史与巫出现的频率也就不同。
就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而言，巫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宗教神职人员，继巫之后出现的宗教神职人员，都与巫有着种种渊源关系。商代，在巫之外，宗教神职系统中也出现了史官群体。西周初，巫已退出了宗教神职的上层，史官群体代之而起，成为宗教神职系统的主要职官。巫、史演变表现为这样一种链条：巫―巫史并列―史。当然巫与史的交替，并不意味着巫的消失。就商代的情况看，巫、史的交替表面上是围绕着权力的转移而展开的，它反映的却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种趋势，即神职人员的职官化。而随着神职人员的职官化，口传历史时期的历史传播者，也逐渐成为政府职官系统中的成员。“史”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掌文字，但从最初的历史来看，掌文字的“史”在传播历史知识的时候，仍然主要依靠口耳相传，先秦时期活跃的“瞽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先秦史学研究中，“瞽史”之辨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关于瞽史的争论，郑玄认为瞽即大师，大师是瞽官之长。但他认为“史”不是单指太史。(《周礼注疏》卷37中郑玄注瞽史，瞽为大师，史为太史、小史，说明郑玄已不能确定“瞽史”的“史”究竟为大史还是小史。)韦昭认为瞽是大师，史为太史。孙诒让认为瞽为大师，史为大史。（《周礼注疏》卷26）近代以来，将“瞽史”分为“瞽”与“史”，只得到了顾颉刚等少数学者的认同。顾颉刚在《左丘失明》一文中认为，瞽和史是两种人，这两种人都是侯王近侍，多谈论机会，自有各出所知以相熏染之可能，其术易甚相通。[8] （P223） 徐中舒认为：“春秋时代我国学术文化虽有很高的发展，但有关历史的传习也还未能脱离这样的原始方式（只以口语传诵历史，以结绳刻木为辅）。当时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9] 王树民认为：瞽与史存在职业分工，“直到近代，许多民间艺人还是由瞽者来作，他们演述的内容，一般的是以历史故事或当时动人听闻之事为主，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发。瞽者的听力和记忆力比普通人都要强些，最适宜作音乐和演述故事的工作，古代还没有文字的时候，或已有文字而书写条件十分困难，那时要想保存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惟有利用瞽者这一特长，这样瞽和史就自然地结合起来了。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说能够流传下来，应归功于瞽史的作用。”[10] 暂不论他们对“瞽史”的解读是否确切，但就目盲、靠口耳相传的“瞽”与“史”并列，并且有“瞽史”这样的著作，就不难说明，直到春秋时期，历史知识的传播仍然是口耳相传与文字记载并行不悖。文字记载最终取代口耳相传，应该是在汉代以后了。
三、口传历史时期历史知识传播的特点
由前文可知，巫师口耳相传的知识主要是：人类起源等神话、创世纪史诗、英雄史诗；氏族部落迁徙历史和原因；各氏族和家庭谱系；各氏族间的仇杀事件；氏族部落的首领和其他人物事件，以及所供奉的神谱等。如黔东南巫师所唱的丧葬风俗歌《焚巾曲》，其内容十分庞杂。它除了唱述死者的出生、成长及恋爱婚姻等情况外，还包括有洪水神话和兄妹结婚的原因以及民族的来源、民族的战争与迁徙，此外很多民俗及某些历史缩影。[11] （P195） 这表明，口头传说的内容主要是为了保存母系、父家长制时代氏族显贵们的家族历史，这种情况，不限于中国古代，世界其他诸族也同样如此，因而它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口头传说的历史起源甚早，著名盲诗人荷马所歌唱的《伊里亚特》、《奥得塞》 两篇史诗，就是有关古希腊英雄时代亦即父家长制时代的历史。史诗中所提到的一些情况，如古代城堡等，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因而这个传说的历史并非无稽之谈，其中不少是可信的。
从人类历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从我国周边各族和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演变情况来考察，最原始的历史编纂形式是以氏族显贵人物为中心的编年史，是从父家长制转变为奴隶制，从口头传说转变为文字记载的历史。
口传历史时期，先民们主要是通过琅琅上口的韵文来传播和保存氏族世袭等方面的历史，这从最早的文字记载都是韵文可看出一些端倪。“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观《列子》所载，有尧时谣，孟子之告齐王，首引夏谚，而《韩非子・六反篇》或引古谚，或引先圣谚，足征谣谚之作先于诗歌。厥后诗歌继兴，始著文字于竹帛。”[12] （P227） 先民们采用韵文的形式来传播知识，主要因为韵文是有韵律、有节奏的形式，易于记忆，易于传诵，易于传播，能弥补古时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口耳相传容易走样和淡忘的不足。
在先民们所采用的韵文中，最重要当属诗歌。“从历史和考古学的证据看，诗歌在各国都比散文出现较早。原始人凡遇值得留传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都用诗的形式记载出来。这中间有些只是应用文，取诗的形式为便于记忆，并非内容必须诗的形式的。”[13] （P1） 古诗最初的功能是记载性的、实用性的，而非情感性的。[14] 口传时代先民以诗歌记事，也可以在少数民族中找到一些影子，如瑶族：“作歌记实，是瑶族人民记载本民族历史的传统方式。他们的歌，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自己的历史：‘信歌’，记述了瑶族人民的迁徙史；‘历史歌’，记述着瑶族内部不同支系的来历，揭示了瑶民族形成的进程；‘纪事歌’，记述了他们苦难的经历和辛酸的往事；而《桃源峒》、《梅山峒》和《千家峒》三首古歌，则记述了瑶族的最早源头，成为多数史学家确认瑶族源于‘长沙、武陵蛮’说的有力旁证。有些歌谣，如纪事歌《里八洞》所记述的‘里八洞’衰落史，比《连州志》所记的更为详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纪事歌就是瑶族的历史文献。”[15] （P8）
文字出现初期，先民们采用琅琅上口的韵文来记载历史知识，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口头传播。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以文字形式呈现出来的“诗”，在当时则是“乐”，是用来诵唱的。《诗》300篇全为乐歌。今存《诗经》中《雅》、《颂》各篇大都出于宫廷，不少篇章就是为某种需要配合祭祀、宴饮仪式而作的音乐，即使是从民间采集得来的《风》，也经过太师整理而配以音乐。据春秋战国有关文献记载，诗歌通常是借“乐”来传播的。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吴公子季札来聘于鲁，观于周乐，鲁襄王使乐工为之歌舞，所奏乐章和所观歌舞全是今存《诗经》的篇目。[16] 所以朱自清曾指出孔子时代，诗乐开始在分家。从前是诗以声为用；孔子论诗才偏重在诗义上去。[17] 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有为数众多的韵文出现在各种文献中，“就韵文而言，在春秋时代，虽然没有集成的专书，但是像《诗经》一类的歌词，仍然散见于群经诸子之中。例如《左传》中之‘晋舆人诵’，‘宋城者讴’，‘鲁国人诵’，‘（宋）筑者讴’，‘郑舆人诵’，‘莱人歌’，‘齐人歌’，与《诗》之‘国风’的体裁几无二致。此外如《晋语》（二）中之‘暇豫歌’，《孔子世家》中之‘去鲁歌’，其词调亦无异《诗经》中之歌曲，惟更通俗而已。到战国时代，《孟子・离娄》的‘孺子歌’，《荀子》的《成相》与《赋》，《燕策》中的‘渡易水歌’”，[18]（P382） 这些“诵”、“歌”之类的韵文和《诗经》广为先秦时代的贤达所征引和传诵，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口头传播仍然是知识传播的重要手段。
口传历史时期，先民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口耳相传中传播者在复述传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传说的内容有所编辑加工，所以同一素材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传播者中就有了不同的内容，这造成了同一史事在流传过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版本，我们以流传甚广的“赵氏孤儿”为例进行说明。
关于“赵氏孤儿”最早的版本出现在《左传》中：（成公五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按：庄姬，赵朔之妻，赵朔为赵盾之子，赵婴与赵庄姬是夫叔与侄媳通奸）。五年春，原、屏放诸齐。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听。成公八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谗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s为铡A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庄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五年）
而到了《史记》中，司马迁在《晋世家》、《韩世家》 中采用了《左传》的说法，在《赵世家》中则又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赵氏孤儿”的版本：屠岸贾是晋灵公的宠臣，晋景公时出任晋国的司寇，他以治“灵公之贼”为名，诛灭弑灵公的赵盾之后赵朔等赵氏家族成员，赵朔之妻是成公姊，她带着遗腹子躲在宫中，屠岸贾索于宫中，赵氏的门客程婴、公孙杵臼大义救主，公孙杵臼牺牲自己，程婴带着赵孤躲入山中，赵武长大后在韩厥的帮助下，赵孤（赵武）杀了屠岸贾，恢复了赵氏。(注:限于篇幅，这里并未全列引文，具体引文见《史记・赵世家》。)
《左传》、《史记》 之外，汉代学者刘向也提供了两种关于“赵氏孤儿”的传说，一见《新序・节士》，其中关于“赵氏孤儿”的叙述，与《史记・赵世家》的记载相似，它主要昭显程婴、公孙杵臼的义薄云天，于韩厥的事迹言之不多，二者只是在文字上有个别字词的不同。一见《说苑・复恩》，其中的记载，文字上《史记・赵世家》多相同，主题与《史记・韩世家》相同，突出的是韩厥不忘赵氏提拔之恩。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史记》在《赵世家》与《晋世家》同时保留了两种“赵氏孤儿”的说法一样，《说苑》对“赵氏孤儿”的记载，在《复恩篇》与《贵德篇》也是迥然不同。《贵德篇》中，智果谏智伯应防备祸患时说：“夫s氏有车辕之难，赵有孟姬之谗，栾有叔祁之诉，范、中行有亟治之难，皆主所知也。”所谓的孟姬之谗，应是《左传》所谓的赵庄姬进谗言打击赵氏，这与《左传》的论调略同。
汉代之所以会出现多个关于“赵氏孤儿”的不同记载，是由先秦两汉历史口耳相传的特点决定的。(注:陈梦家说：古代历史，端赖神话口传，神话口传，遂分衍化；由于口传一事，言人人殊，故一事分化为数事。参阅《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因为口耳相传，所以先秦典籍的形成本身就是动态的，一种典籍最原始的面貌是什么样子？何时何人编成？汉代人都不十分清楚，他们也无法看到一部完整的典籍。[19] 所以，在汉代学者对前代文献进行整理时，同一史事往往就有不同的版本流传，《左传》、《史记》、《说苑》、《新序》 中关于“赵氏孤儿”的不同记载，反映的就是这个特点。
先秦时期历史相传以口耳，到战国开始述旧闻而著于竹帛，《左传》中很多材料就来自“传闻”。[20] 春秋各国史官留下的编年记注，其中包括承告的材料，多为提纲式，如《春秋》体，而在这种提纲体外，‘本事’另有传承形式，比如瞽涞拇诵，以及聆听这种传诵的国子学生。春秋战国之际，这些口耳相传的本事逐渐被记录为史记了，左丘明的工作，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21] （P91-92）
历秦汉，对先秦口耳相传之历史一直处于整理中。战国后，陆续有三代时典籍成书，儒家所谓的六经也开始出现。秦统一六国，焚书坑儒，非史官所藏之典籍多为秦火所烧，之后项羽火烧秦宫，焚书之余存，亦难免灰烬。然当时之书主要依赖口耳相传，秦始皇、项羽之火，于三代以来书籍的毁坏，并无史传所言之惨烈。
西汉政权中汉惠帝时首开大规模整理旧书籍的端绪，史称：“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讫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谓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政府既置写书之官，对口耳相传的典籍进行文字记录，但这些以文字书写的材料在民间流布不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史记・滑稽列传》）所以汉人“故欲学者皆口说，非师师相传，其学无由”，[22] （P39） 知识的流传仍然以口耳相传为主，《左传》的传布也不例外。
《左传》中主要的材料来自“传闻”，西汉初《左传》又无写定之本，不同的传本在记事上肯定存在差异。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也曾以口传史料为著述的重要来源，如写荆轲刺秦王，材料就是来自朋友相告：“公孙季公、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史记・刺客列传》）写韩信，就亲临淮阴，从当地人那打听关于韩信的事，“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仍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史记・淮阴侯列传》）司马迁或许就是从文字记载材料和口耳相传的材料中，看到了关于赵氏孤儿不同的说法，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实录精神，为我们保留了两种关于赵氏孤儿不同的记载。
汉代官方虽然设了书写之官，书写之官把在民间口耳相传的知识用文字记载下来。“在昔政府既置写书之官，而民间流布不易，故欲学者皆口说，非师师相传，其学无由，故最重家法。”可见口耳相传仍然是历史传播的重要手段，如儒家重要的典籍《孝经》在汉昭帝时仍然以口头传诵形式流传，“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汉书・艺文志》）为什么口诵呢？如前文所述，文本的流传在当时是特别困难的。可以说，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汉之前包括汉初，经典主要依赖口耳相传而无文字定本，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传统学术一直强调“文”（文字材料）与“献”（口头传诵）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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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留侯世家范文第7篇
关键词：曹刿 真实性 “竖子不足与谋” “肉食者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1-0092-02
一、《曹刿论战》是否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左传》中的曹刿即《史记》中的曹沫，古今中外很多学者是赞同这个观点的，从班固、鲍彪、司马贞到杨伯峻、陈奇猷、李零，以及日本的泷川资言，都认为二者是一个人。《史记・刺客列传》记曹沫劫齐桓公事，《战国策・齐策三》也说“曹沫奋三尺之剑，一军不能当”，两书都写作曹沫；而《管子・大匡》《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三年》作曹刿，四库本《考证》引《韩非子》“曹刿匹夫之士，一怒而劫桓公万乘之主，反鲁侵地”（今本《韩非子》无此句），亦作曹刿。刿从岁得音，《说文》岁“从步戌声”，戌与末古音同属于阿摄阴声，可相通假。
典籍描绘的这两个人的形象也有吻合的地方，从曹刿的身上，仍然可以看见曹沫的影子。《史记・刺客列传》云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人物的主要特征是“勇力”，而长勺之战鲁国战胜齐国后，鲁庄公问战胜的原因，曹刿回答“夫战，勇气也”，强调勇气在战争中的作用。但两人既然为一人，性格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左传》是经过加工的，不能完全视作史实。《左传・僖公元年》说“讳国恶，礼也”，《春秋》是鲁国国史，记载的时候必然要有所避讳，在讲授的时候也是有选择性的，所以《春秋》的记载存有夸饰和隐蔽的成分。首先关于曹刿为将的事情，曹刿作为一介平民，贸然进见，鲁庄公即任命他为将军，不合情理。其次，曹刿见了鲁庄公，“乃入见，问何以战”，直接问凭借什么来打赢这次战争，鲁哀公便如实地回答，中间缺少鲁庄公接受曹刿并允许其问话的过程。这次战争齐军败退也未必是“三而竭”导致的。《谷梁传》记载：“不日，疑战也。疑战而曰败，胜内也。”《集解》说：“疑战，言不克日而战，以诈相袭。”意思是鲁军不在约定的日期交战，而通过偷偷的袭击取得战争。又据《管子・大匡》的记载，在柯之盟前，管子评价曹刿说：“曹刿之为人也，坚强以忌，不可以约取也。”“坚强以忌”就其勇力言之，“不可以约取”也是说曹刿这个人不讲信用。柯之盟前，齐、鲁的上次交往就是长勺之战，管子对曹刿的评价也应是从这次战争后得出的。从这点来说，《左传》中树立的曹刿的形象是靠不住的，《左传》关于曹刿的记载更应该归入传说。除了我们上面说的为鲁国讳之外，顾炎武还解释说：“以汤、武之仁义为心，以桓、文之节制为用，斯之谓律。律即卦辞之所谓贞也。《论语》曰：‘子之所慎者战。’长勺以诈而败齐，泓以不禽二毛而败于楚，《春秋》皆不予之。”[1] （P.12 ）这种观点认为对于战争来说，没有仁义道德之说，取胜为根本，所以《左传》并没有对以诈取胜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实际上，顾炎武也是从《公羊传》得出的结论，却没有解释《左传》隐晦史实的原因。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实事求是，以诈取胜虽并不可耻，但隐藏以诈取胜的作法不值得称道。
二、从“肉食者谋”到“竖子不足与谋”
《鸿门宴》一文中，“竖子”被注作“小子”，含有詈语的意思。张鹏丽、陈明富同志采用宋王圣美的“右文说”，进一步申说，认为“小”这个义项取于声符“豆”。文中说：
“豆”的形体一般较小，因而“竖”又含有“小”义，也即“未冠者”“孺”“僮”之义。[2]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首先《说文》中从“豆”之字，没有一个字的义项和“小”有联系。后起字中，有些字有“小”义，如《玉篇・豆部》之“[]”，《广韵・宥韵》之“[]”，《登韵》之“[]”。但是从“豆”之字还有“大”义，如《易・丰》：“丰，大也。”《玉篇》：“彭，盛也。”而且“丰”“彭”不仅出现早，其“大”的义项也很早就已产生。其次，文中说“豆”形体一般较小，但铜器中的敦、鬲、盂等体积和豆相差无几，为什么单用豆作形符？
张文冠同志曾就上文进行反驳，也认为从“豆”引申出“小”义是不正确的。他对“竖”意义的来源进行了重新探索，认为“竖立”意是后来才引申出来的，其本义是“用绳索牵拉俘虏”，进而认为“竖”成为詈语，是因为：
“竖”本义源于“臣”，谓“内侍”“僮仆”。“内侍僮仆”属“役人贱者”，地位低下。又，“僮仆”多是年幼之人，古人以小为卑，故“竖”常为人所鄙，由此“竖”引申出了表示贱称、蔑称的用法。[3]
最后仍旧认定“竖子”是“小子”的意思。
但我们认为将“竖子”解释成“小子”未必准确，在当时还有“小竖子”的詈语，《史记・平原君列传》“白起，小竖子耳”，《风俗通义》卷七“为小竖子所慢”，如果“竖子”本是“小子”之义，前面再加“小”字，岂非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他说的“地位低下”为我们解释“竖子”提供了一条思路。
我们认为“竖子”作为詈语来源于“地位低下”，而与“以小为卑”没有关系，这可从《曹刿论战》中的“肉食者谋”得到印证。杜预注“肉食者谋”云“肉食在位者”，孔颖达疏：“孟子论庶人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是不得食肉，故云在位者也。”“肉食者”指统治阶级，身份高贵；“竖子”指被统治的“庶人”，身份卑贱，所以又称作“”。从统治阶级的眼光来看，当时社会上层的普遍意识不是“肉食者鄙，不能远谋”，而是“竖子者鄙，不能远谋”，是说僮仆的身份卑贱，见识短，没有高卓的目光，不值得与其共谋大事。《史记・留侯世家》刘邦骂郦食其“竖儒几败而公事”，司马贞《索隐》注：“高祖骂郦生为‘竖儒’，谓此儒生竖子耳。”在《郦食其传》中又注“竖儒”说：“竖者，僮仆之称，沛公轻之以比奴竖，故曰竖儒。”先用“竖子”解“竖”，后用“奴竖”解“竖”，即“竖子”等同于“奴竖”，“奴竖”成为詈语的原因是社会地位卑贱，也与年龄无关。《康熙字典》：“凡卑鄙者皆曰竖。《史记・留侯世家》：‘竖儒几败乃公事。’《晋书・阮籍传》：‘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竖子”“竖儒”的“竖”是指“卑鄙者”，同样用身份地位低下来解释“竖”的詈语来源。所以，“竖子”“竖夫”“竖儒”中的“竖”都是“卑贱”的意思，只有“竖”含有詈语的成分，“子”“夫”“儒”是一般名词，是“竖”的修饰对象。
所以，“竖子”中詈语成分应来源于身份地位，“竖子”应该解释成“卑贱的人”。
参考文献：
[1]陈垣.日知录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史记留侯世家范文第8篇
《史记》是司马迁毕生的精力写的一部著作。记录了中国从夏朝到司马迁的时代这么多年的历史。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史记深刻读书心得收获2022，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史记深刻读书心得收获1从秦始皇到唐朝这一段期间，是这本书的重点在这里面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李广为将廉洁，常把自己的赏赐分给部下，与士兵同吃同饮。他做了四十多年俸禄二千石的官，家里没有多少多余的财物，始终不谈购置家产的事，深得官兵爱戴。李广身材高大，臂长如猿，有善射天赋，他的子孙和他人李广学射箭，但都不及李广。李广不善言辞，与人亦以射箭来赌酒为乐，一生都以射箭为消遣。李广爱兵如子，凡事能身先士卒。行军遇到缺水断食之时，见水，见食，士兵不全喝到水，他不近水边;士兵不全吃遍，他不尝饭食。对士兵宽缓不苛，这就使得士兵甘愿为他出死力。李广射杀敌人时，要求自己箭无虚发，所以非在数十步之内不射，常常是箭一离弦，敌人应声而亡。也由此多次被敌人围追，射猛兽时也由于距离太近而几次受伤，但李广从不畏惧。
这么一位可敬的大将，在最后还是自尽了，哎，这是可惜中的可惜。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历史中的宝书，可贵的史书。
史记深刻读书心得收获2在许多本老师规定的海量阅读书籍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史记》，因为它的里面有一个个能改变人心灵的历史故事。
《史记》中有三大类：本纪、世家、列传。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平原君列传》中的《赵胜惜才》，体现了平原君赵胜的知错能改和珍惜人才的高尚品格。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汉朝的太史令，我很佩服他，首先是因为他能博览群书，归纳出这么多的`历史故事，是很了不起的。其次是因为他能在富有哲理的历史故事后，加上那几句振奋人心的话，真是让人无法挑剔，赞叹不已呀!
在《韩信被杀》的故事之后，太史公写道：假使韩信能够谦恭退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自恃自己的才能，那就差不多了。我以前一直以为韩信是一个英雄，原来他也有狂妄的一面，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从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才能的人，既然已经显现出了自己的光芒，就不要太骄傲，不然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史记》里有许多这样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人生的道理。这本书振奋了我的精神，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启发了我的人生，还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的心灵!
史记深刻读书心得收获3《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史记让我了解到了许多故事，如：为人们尝百草的神农氏(炎帝)、平定天下大乱的轩辕氏(黄帝);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大禹。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射伤齐桓公，但还被齐桓公重用，完成了齐桓公当时的春秋霸业，这体现出了齐桓公的大度，才让诸侯臣服他;廉颇与完璧归赵的蔺相如故事，蔺相如在渑池相会上维护了赵惠文王的尊严，赵王让他当了大官，他也知道廉颇嫉妒，但为了国家利益忍气吞声，最后竟让廉颇主动负荆请罪。辅佐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的大将军韩信在少年时因别人威胁，忍受了胯下之辱，也受过一位漂母的恩惠，当上大将军后不忘报恩，送了那位漂母许多酒菜，还赏给她一千两黄金
看完《史记》就仿佛看了一步宏伟的历史巨片，深深的被其中的人物所吸引了，也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不愧是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深刻读书心得收获4喜欢在边缘与缝隙中窥看历史。
喜欢把历史读成小说，也就把《史记》读成小说。《史记》写男子也写女子，写男子不吝笔墨，写女子一笔带过;写女子多_荡，也多真性情。《史记》于我历历在目的也便是这些女子。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褒姒任性不知轻重;然天下不负幽王，而王自负。曾看过无名氏《烽火戏诸侯》，画中褒姒就像观音低眉，正如佛经云：“仪容婉媚，庄严和雅，端正可喜，观者无厌。”或许这是后世对褒姒的一种阐释，___也好，_荡也罢，全归于禅意。
《史记》不写妲己形貌，看过只是很简单地知道纣王沉迷于她的美色，听信过她的话。但许仲琳《封神演义》谓其：“乌云叠鬓，杏脸桃腮，浅淡春山，娇柔柳腰，真似海棠醉日，梨花带雨，不亚九天仙女下瑶池，月里嫦娥离玉阙。”真真尤物!妲己成为经典也都使世人心思。
女子如水，君子当如器。可中国对女子历来缺乏宽容与平和，不但男子对女子，女子对女子也不过如此。那些烟视媚行的尤物常常引起他们本能的嫉妒，嫉妒而生亲近之意，一旦不可企及，便本能地恐惧，又生贬抑之心。妲己成为了狐，女子们也并未像最初的狐一样受到尊敬与膜拜，倒是为“红颜祸水”之说制造了那么一点点可疑的佐证。便痛恨那些古代风气，于女子而言，全是轻蔑与禁欲的压抑。
记得蔡姬故事：“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望伐。”也背诵过“齐侯以诸候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至此，不由大笑桓公也有此狼狈滑稽。其实，_荡却无邪，才是女子本色，只会让人觉得是美的，而_荡无邪的绰约处子，更是女子中的极致。我爱的就是蔡姬轻狂如处子，天然情性。蔡姬故事，《史记》未详写，也正因这简略，则惊鸿一瞥，随意怀想之间尽是明媚与凄艳。
骊姬二字极佳，骊可为好马，也可为猛龙，骊姬之骊为骊戎之骊，也并不妨碍我将她与好马与猛龙连起来想。先秦女子之名，可同鸟兽虫草，有时候是这些名字在刻画它们各自的主人，以兽为名的女子，只观其名，似乎就是有了兽类的野性以及这种野性天赋的属于自然之子的骄傲与高贵。而且骊姬为人险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若以旁观者的眼睛来看，不失为另一种美;自然，这样的女子，于当下流行文学的小说作者倒是好材料。
讨厌卫子夫，大概是先听了“金屋藏娇”，如此，卫子夫成了凭借美貌趁机而入的第三者。到底我在为阿娇不平。卫子夫是个大花瓶!或者是宁静演的那个卫子夫实在让我失望。可卫子夫的下场也不好，有些狼狈，《史记》女子们也大抵如此，得善终者少。而她们也不过亲自充当了是古代中国女子的谶言罢了。
女子降生本是福气，女子的敏锐，朴拙，凌厉，温和，才艺，美貌，诸般种种，是女子的福气，也应是人间的福气，但为何这诸般种种却是一具埋葬在灵魂深土下的腐尸，无论曾经有多么绚烂光华，却已朽烂着并长存着，常常在她们沉睡时游离成恶梦，妆扮成她们醒来时猛然发现的躺在身边的骷髅。最是谁喂养了她们少女时代的?其实那些本是一种极致之美，少女的美好而惨烈，惨烈是因禁欲。那些，让她们无法回首，回首之时，人世已深。这无端秀色，当真好没来由!
鲁元公主若不曾被爸爸刘邦几次踹下车，我也不会觉得她是可怜可爱的;而我所喜欢的那个卫子夫，却一定是个夏夜里将萤火虫关进骷髅壳里的少年女子;刘陵聪慧，有辩才，最终死陷囹圄，父亲刘安也留下了鸡犬升-天的传说，却不知长生一梦醒，淮南草木又深了几许。
史记深刻读书心得收获5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宝库中有这样一本书，它记载着伟大祖国的复兴，记载着中华民族艰辛的历程，记载着从征讨蚩尤到舜传晓位，记载着本纪、世家、列传。这本永不腐朽的经典就是《史记》。
作者司马迁用卓越的手法，独具匠心的技巧，锻造出了这本文学史的巨作。
在千百精彩绝伦、扣人心弦的列传、世家与本纪中，涿鹿之战是最令我记忆深刻的。
相传，在一个战火纷飞、各路诸侯相互讨伐、民不聊生的年代，黄帝出生了，他生来奇异，在襁褓中便会说话。那时神农氏败落，早已力不从心，于是，黄帝操练士兵，平息了各路诸侯。后来，蚩尤发起战乱，黄帝训练出一批如狼似虎的士兵来到涿鹿和蚩尤展开大战，眼看蚩尤就要战败，他便请来法师，生起大雾，扰乱军心，黄帝并不紧张，凭借着才能与智慧，打造出了指南车，大败蚩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