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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的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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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的诗集范文第1篇

但是在中职的古典诗歌教学中,新的教学方法始终得不到应用(原因是多方面的),还是很久以前的老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教师担心职校生基础差,生怕学生理解不了,所以一节课基本上都是教师在讲,反复得讲,其结果只可能是多数学生听得昏昏欲睡。第二种方法是教师让学生反复大量地读。古人不是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之后再对学生的质疑加以适当的点拨,或教师对文章的精妙之处再加以适当地精讲。这两种方法都是多年前的普通中学的教学方法,在普中的教学模式基本被淘汰,也不适合中职语文的教学现状。现在中职生文化基础相对较差,且主要以专业课为主,很多学生无暇顾及文化课,他们在文化课不会花多少精力,更不用说枯燥无味还深奥难懂的诗歌了。

根据这一现状,我觉得运用比较教学法是一种较理想的教学古代诗词的方法,其效果比以上两种教学法都要好。所谓比较阅读,就是教师在教学一首诗词时,精心挑选题材、主题、格调、流派等相近或相反的一首,或两、三首诗词,拿来与之作比较。让学生在比较中掌握这首诗词与其它相关诗词在写法、主题等方面的异同。有了比较,就有了鉴别。在比较中,学生就能够鲜明、全面、深刻地,在较短的时间内理解、掌握诗词的要旨,并获得更多相关的知识。但应注意学生的基础,对于中职语文来说选取用来比较的诗歌不应太深奥、冷僻。

一、 将同主题的诗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阅读

在选取同主题上个进行比较阅读教学的时候应尽量立足课本,努力挖掘课文内的可比素材。当然《语文新课程标准》也指出:要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语文资源,优化语文学习环境,努力构建课内外联系、校内外沟通、学科间融合的语文教育体系。有些课文中的一些难点,教师尽管讲透讲彻,但其中蕴含的深刻含义,学生依旧似懂非懂,如能巧妙地借鉴课外的一些学生熟悉,耳熟能详的诗歌,进行比较辨析,能收到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的效果。例如:

我在讲授《春望》(诗圣杜甫《春望》一诗集中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诗风。诗人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见花落泪,闻鸟心惊。)这篇诗歌时,我就尝试学习孙双金老师在执教古诗《春望》时的方法:为了突出诗人忧国忧民情怀,大胆突破,补充了诗人的另一首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人为平复叛军而喜,为收复失地而狂,为结伴返乡而歌),与《春望》作对比性教学。两首诗一忧一喜,一首是忧极而惊,一首是喜极而狂,正反对照,突出诗人与祖国人民共呼吸,共命运的崇高人文情怀。他详教《春望》,略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悲一喜,一详一略,形成鲜明的对比,给学生以强烈的情感震撼。由此可见,借用学生易懂且熟悉的相近题材进行比较易激发学生的学习情感,拉近教材与学生的距离,使他们学得有趣,学得轻松,感到亲切,舒服。

二、 将拥有同一词牌名的不同时期的词放在一起比较阅读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增强对作品的理解,加深我们对作者的认识,我可以选取一片与与所学诗歌题材相同的作品来比较分析。同样一首《卜算子.咏梅》,陆游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让人感受到孤独寂寞的悲剧美,而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让人感受到乐观的积极的崇高美。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老师在执教《卜算子.咏梅》一词时,他有意引入了南宋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一词,并重新组合了词的教学顺序。课堂中,于老师先让学生自由读陆游和的《咏梅》,再让学生在比较阅读中体会这两首词中所蕴含的不同寓意。通过比较,学生们都有了不同的感悟。有的说:“陆游笔下的梅花让人感觉悲哀、悲伤,因为没有人来欣赏它,正如朝廷里没有人欣赏陆游一样。而笔下的梅花,写的是梅花的勇敢和坚强。”有的说:“陆游笔下的梅花比较孤独、悲观,笔下的梅花还有一种默默无闻,为别人奉献的精神在里面。”有的说:“陆游笔下的梅花孤苦伶仃,无人欣赏。而笔下的梅花十分勇敢,有大无畏的精神。”还有的说:“如果把陆游笔下的梅花比作一个人的话,就好像一个要走向生命尽头的人一样,非常地悲观和孤独……”从学生精彩的回答中我们不难发现,学生已通过自己的读和思,体会到这两位词人笔下的梅花的不同点,更清楚地理解了这两首词真正的寓意。

三、 将同一位诗人不同时期的诗歌进行比较阅读

即使是同一作者,他的诗歌在不同的时期,因人生际遇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色彩。如苏轼的诗歌一般来说是属于豪放派的,但他不同时期作品也有所不同,比如我们在学习他的《赤壁赋》时,我们可选择他不同时期创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来进行比较阅读。先从描写景物内容方面看,《念奴娇 赤壁怀古》写的景象气势宏大。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种景象是壮美雄奇的。看到这样的笔墨,内心也涌动起了惊涛骇浪,很有些置身于赤壁的感觉。也体验到了一种豪放的英气。在《赤壁赋》中,景象是柔美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富于诗意的柔美,总让人流连;觉不出孤单,反而感觉到一种诗意的栖居,让人艳羡。同样是黄州赤壁之景,但在作者的笔下却给人不同的感觉;其次在看作者的心境方面,在《念奴娇 赤壁怀古》中,作者刻画周瑜,用意在于他想建功立业,雄心尚在,豪气尚在。心境凝重又豪迈。在《赤壁赋》中,他平和多了,冲淡多了,给人一种特别超脱的感觉,心境更多孤独和自我的宽慰。

当然中职生的诗歌积累可能比较差,难于理解深奥的诗歌,我们可以先引用一些学生耳熟能详的诗歌,比如《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这样能够让学生更容易融入课堂,对我们的课堂产生兴趣,这样我们的课堂开展起来就容易得多了。

陆游的诗集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 《白石道人诗说》历来被认为是姜夔所作,但姜夔却在《诗说自序》中说此书得自山中“异人”。通过对姜夔及其友人的诗词分析,可知姜夔在淳熙丙午遇见隐士一事为真。《白石道人诗说》有可能是姜夔在他人的诗学思想影响下完成的。这与姜夔诗学思想的转变以及南宋中期诗坛风气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姜夔 白石道人诗说 伪托说 南宋诗坛 风气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2-79-82

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但对这部书的作者和来历还存在着一个疑问。因为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自序》中讲了一个神奇怪诞的故事,他称《诗说》一书得自“异人”。这种说法由于太过荒诞不经,以致后人皆以为白石伪托之辞。笔者以为,通过对姜夔生平经历的考索,可以证实姜夔在衡山遇隐确有其事。传说中包含的真实性因素可以揭示出姜夔诗学思想转变的轨迹。因此,淳熙丙午(1186年)是《白石道人诗说》的形成期,也是姜夔诗学理论转变的关键期。这与南宋诗坛风气由江西转向江湖诗风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自序》云:

淳熙丙午立夏,余游南岳,至密云峰。徘徊禹溪桥下上,爱其幽绝。即屏置仆马,独寻溪源,行且吟哦。顾见茅屋蔽亏林木间,若士坐大石上,眉宇闿爽,年可四五十。心知其异人,即前揖之。相接甚温,便邀入舍内,煎苦茶共食。从容问从何来,适吟何语。余以实告,且举似《昨日望岳》“小山不能云,大山半为天”之句。若士喜,谓余可人。遂探囊出书一卷,云是《诗说》:“老夫顷者常留意兹事,故有此书,今无作矣,径以付君。”余益异之,然匆匆不暇观,但袖藏致谢而已。问其年,则庆历间生。始大惊,意必得长生不老之道,再三求教。笑而不言,亦不道姓名。再相留噉黄精粥,余辞以与人偕来,在官道上相候。告别出,至桥上马,遍询土人,无知者。惟一老父叹曰:“此先生久不出,今犹在耶?”欲与语,忽失所在,怅然而去。晚解鞍细读其书,甚伟。常置枕中,时时玩味。好事者有闻,间来取观,亦不靳也。昔轩辕弥明能诗,多在南山,若士岂其俦哉?

因为这则故事讲的太过于迷离恍惚,令人难以置信。如姜夔所遇之人自称生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到淳熙丙午(1186)则已一百四十多岁。还有山下老父“忽失所在”之事,显然如同传奇。前人多以为这则传说过于荒诞不经,实为杜撰。如陈思《白石道人年谱》云:“《诗说》叙云若士庆历间生。案黄子耕《山谷年谱》云:‘庆历五年乙酉,先生是岁癸未月丙寅日壬辰时生于分宁县修水故居’,故若士云庆历间生。白石诗学山谷,得法于千岩。《诗说》一卷,谓为若士所授,渊源有自,谓得于南岳,尊之极矣。”[1](P618)夏承焘《姜白石行实考·著述》称:“白石自序谓丙午游南岳云密峰,得异人传授,盖其托词。姜虬绿录入《年谱》,张羽以之为传,皆误信为实事。陈谱谓黄庭坚生庆历五年,自序问其年,则庆历间生,异人实指庭坚。今案诗集自序,自谓初年学诗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篇中亦以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赞黄诗。又自序末曰:昔轩辕弥明能诗,多在南山,若士岂其俦哉?前人考昌黎石鼎诗序,谓轩辕弥明,实韩愈自寓,并无其人。此足证成陈说。白石甚重黄庭坚,而不满当时西江派之流弊,其故为廋辞,殆以此耶?”[2](P239)郭绍虞先生亦云:“此书《自序》谓淳熙丙午得之于南岳云密峰头一老翁,其为托辞固不待言。” [3](P92)J.Z.爱门森认为,姜夔伪托《诗说》为神仙所作是为了自高其说。[4](P8) 但前人很少对这则传说包含的真实因素进行认真的考察。笔者认为,这则传说包含了两个重要的信息,其一,姜夔于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在衡山密云峰(即云密峰)见到隐士。其二,《诗说》为隐士所作,传于姜夔。对这两个信息的真实性的考察对于了解《诗说》的成书和姜夔诗学思想的形成与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姜夔的诗词与韩淲的《书姜白石昔游诗后》可知,姜夔淳熙丙午(1186)确曾到过南岳云密峰,见到了隐士。姜夔的《昔游诗》中有三首咏及在衡山的经历。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首:

昔游衡山上,未晓入幽谷。欲识所坐舆,横板挂两竹。状如秋千垂,高下不倾覆。登山九千丈,中道多佛屋。一峰高一峰,峰峰秀林木。仰看同来客,木末见冠服。高台石桥路,寻常云所宿。下方雷雨时,此上自晴旭。紫盖何突兀,万里在一目。余峰六七十,仅如翠浪矗。北有懒瓒岩,大石庇樵牧。下窥半崖花,杯盂琢红玉。飞云身畔遇,揽之不盈掬。祝融最高绝,紫盖不足录。俯视同仰观,苍苍万形伏。惟余岣嵝峰,南睇半空绿。仿佛认潇湘,向岳流屈曲。高处惊我魂,翻思宅平陆。其东有雷穴,灵异谨勿触。云来绵世界,云去一峰独。僧窗或留罅,云入不可逐。绝顶横石梁,仙人有遗躅。山多金光草,夜半如列烛。灵药不可寻,吁嗟归太速。

衡山为真宫,道士饮我酒。共坐有何人,山中白衣叟。问叟家何在,近住山洞口。殷勤起见邀,徐步入林薮。云深险径黑,石乱湍水吼。寻源行渐远,茅屋剪如帚。老烹茶味苦,野琢琴形丑。叟云司马迁,学道此居久。屋东大盘石,棋画今尚有。古木庇覆之,清泉石根走。因悲百年内,汲汲成白首。仙人固难值,隐者亦可偶。追惟恍如梦,欲画无好手。

二诗可证姜夔确实到过衡山。第一首诗中提到了紫盖、祝融、岣嵝等峰,而岣嵝峰以东“云来绵世界,云去一峰独”,与《诗说自序》对照,可知指的就是云密峰。诗云:“绝顶横石梁,仙人有遗躅”,与唐李冲昭《南岳小录》所载:“云密峰……又有禹溪及隐真平、断石源、朱陵洞、丹崖仙人石室存焉”相合(唐李冲昭《南岳小录》)。而且姜夔还有两首词序证明其淳熙丙午(1186年)游历衡山的经历。如《霓裳中序第一》序云:“丙午岁,留长沙,登祝融。”(《白石道人歌曲》卷三)《一萼红》序云:“丙午人日,予客长沙别驾之观政堂。”(《白石道人歌曲》卷三)由此可知姜夔游南岳云密峰的经历是真实的。

“若士”是实有其人,还是凭空杜撰呢?姜夔的《昔游诗》其他篇章记载的都是早年游历各地的真实经历,这两首也不会是凭空杜撰的。第二首诗中的“白衣叟”,可能就是《白石道人诗说自序》中所说的“若士”。如果将二诗与《诗说自序》对比,还会发现许多相符之处,如《诗说自序》云:“余辞以与人偕来,在官道上相候”,而诗云:“仰看同来客,木末见冠服”,都说明姜夔与多人同游。第二首“问叟家何在,近住山洞口”与李冲昭《南岳小录》所载云密峰有“朱陵洞、丹崖仙人石室”相合;“顾见茅屋蔽亏林木间”与“徐步入林薮……茅屋剪如帚”相合;“叟云司马迁,学道此居久”与“问其年,则庆历间生”相合。此外,姜夔的好友韩淲的《书姜白石昔游诗后》云:“平生未踏洞庭野,亦不曾登南岳峰。因君谈旧游,恍如常相从……钱唐山水亦自好,奈何薄宦难从容。南高北高一千丈,潮头日夜鸣灵踪。应有隐者为识赏,青鞵布韈扶杖笻。君无诧彼我愧此,急还诗卷心徒忪。”(《涧泉集》卷六)韩淲为自己不曾登过南岳峰,身在钱塘却不曾遇见“隐者”而感到惭愧,这从反面来说可以证明姜夔淳熙丙午(1186年)在衡山遇到隐士之事并非凭空杜撰。但是《诗说自序》确实有夸诞不实之处。如诗中的白衣老人是在衡山真宫众道士处相遇,而《诗说自序》改成了在林中大石上。又如山下忽然不见的老人,也可能是姜夔杜撰的。姜夔在诗中说:“仙人固难值,隐者亦可偶”,可见他认为所遇见的只是年寿较长的隐士,而非仙人。

由于姜夔淳熙丙午在衡山遇隐之事为实,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诗说自序》所云老人授予白石《诗说》一事并非完全是托辞。首先,姜夔后裔姜虬绿将此事录入《年谱》,明代张羽将此事写入《白石道人传》,皆以为实事。虽然传说比较荒诞,但老人授予白石《诗说》一事并非绝不可能。其次,南宋以《诗说》为名的诗话并非只有一个,据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宋末吴陵也有《诗说》一书,《诗林广记》也曾引《诗说》材料一条,《诗话总龟》后集卷四十三也引用《诗说》一条。据郭先生考证,《诗话总龟》引者为《诗说隽永》一条。[5](P215)所以,衡山隐士有《诗说》一书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笔者由此推测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是山中老人《诗说》一书的基础上写成的。白石称“晚解鞍细读其书,甚伟。常置枕中,时时玩味。”白石在对《诗说》的反复阅读中受到启发,将书中观点与自己的诗学思想融合起来,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白石道人诗说》一书。

由于文献不足,以上论述目前只能停留在猜测的阶段,并不能当作确定的结论。然而,如果跳出《诗说》一书作者是否伪托的问题,而去思考这则传说所包含的真实性,则会发现新的意义。白石的《诗说自序》虽然写得迷离恍惚,看来荒诞不经,但也并不是凭空杜撰,因为前文所列的文献已经证实了姜夔《诗说自序》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不是虚构的,他可能在遇隐之事上有所夸张,也可能将自己所作的《诗说》伪托于衡山隐士,从而抬高自己《诗说》的地位。但无论伪托说是否成立,我们都不能否认这则传说中所存在的真实性因素:姜夔确实在淳熙丙午(1186年)到过南岳云密峰,见到了隐士。因而前人认为“异人”指黄庭坚或纯为虚构之说皆不能成立。再由这则传说中的真实性因素可以做出进一步的判断,即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年)为《诗说》一书的形成期,也是姜夔诗学理论转变的关键期。

如果把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一书的形成与南宋中期诗坛风气的转变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淳熙末年有一种强烈的要求脱出江西诗学藩篱的风气。而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郭绍虞先生在《宋诗话考》中说:“但此书论诗,脱尽恒蹊,在当时诗话中,亦确能独树一帜,于江西诗论披靡一世之后,《沧浪诗话》尚未流行以前,欲于诗话中窥当时诗论转变之迹者,当推此书矣。尧章虽从萧千岩学,顾又请益于同时前辈范成大、尤袤、杨万里等。《诗说》所言,当以得之杨氏者为多,特尧章更加以发挥耳。”郭先生对姜夔《诗说》在南宋诗论转变中的作用论述非常精辟。但他认为《诗说》受到杨万里的直接影响,是继承杨万里诗学而来,这个观点还值得商榷。据夏承焘先生《姜白石系年》,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年),姜夔以萧徳藻为介,首次袖诗谒见杨万里,杨万里许其文无不工,甚似陆天随,并以诗送往见范成大。姜夔作《次韵诚斋送仆往见石湖长句》。[6](P432)而据前论所知,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年)姜夔的《诗说》就已经形成。所以,与其说姜夔的《诗说》是从杨万里诗学变化而来,不如说是受到了此前诗坛上那种脱出江西诗学藩篱的风气的影响。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一中称:

近过梁溪,见尤延之先生。问余诗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熏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先生因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余曰:“诚斋之说政尔。”昔闻其历数作者,亦无出诸公右,特不肯自屈一指耳。虽然,诸公之作,殆方圆曲直之不相似,则其所许可亦可知矣。余识千岩于潇湘之上,东来识诚斋、石湖,尝试论兹事,而诸公咸谓其与我合也。

这则序文正作于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年),姜夔过梁溪与尤袤论诗之时。[7](P620)姜夔在序文中提到诗坛上“近世人士喜宗江西”的风气,又提到以“中兴诗人”所兴起的那种超出江西诗风束缚而自成一家的风气。姜夔说“东来识诚斋、石湖,尝试论兹事,而诸公咸谓其与我合”,可见他的诗学观念是在形成之后才与杨万里、范成大等人进行讨论的。他的诗论是先自得于心,后来又受到他人影响的,而非如郭绍虞先生所言:“得之杨氏者为多,特尧章更加以发挥耳。”

一方面,姜夔《诗说》的形成发生在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年),如果我们将这一时间与当时诗坛风气的变化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姜夔的诗学思想显然受到当时诗坛风气的影响。如尤袤曾编订《全唐诗话》,其序称:“余少有诗癖。岁在甲午,奉祠湖曲,日与四方胜游,专意吟事,大概与唐人诗诵之尤习。间又裒话录之纂记,益朋友之见闻,汇而书之,名曰《全唐诗话》。”[8](P46)甲午为淳熙元年(1174年)。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对南宋诗坛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其序称:“淳熙庚子秋,迈解建安郡印,归时年五十八矣。身入老境,眼意倦罢,不复观书,惟时时教稚儿诵唐人绝句。”淳熙庚子为淳熙七年(1180年),洪迈自言此时教儿唐诗绝句,亦可见此时风气。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在编纂之初还受到孝宗皇帝的大力支持,这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淳熙初年(1174年以后),杨万里就在《双桂老人诗集后序》中对诗坛上专守江西派藩篱而轻视晚唐诗的习气表示不满。[9](P434)此后的整个淳熙年间,杨万里一直对晚唐诗进行有意的学习,即使他号称“脱离江西及晚唐”之后的“诚斋体”,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晚唐诗风的影响。陆游的诗歌也受到诗坛风气的影响。后来他出于对文风与士风衰落的忧虑,极力反对晚唐。但是从他反对晚唐的哪些诗歌中,正可以看出淳熙年间是晚唐诗风的日渐炽烈的时期。如陆游作于淳熙八年(1181年)的《谢张时可通判赠诗编》云:“尔来士气日靡靡,文章光焰伏不起。” [10](P270)他淳熙十年(1183年)所作的《记梦》云:“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 [11](P283)一直到嘉泰元年(1201年),他在《追感往事》其四中又说:“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 [12](P463)由此可知,整个淳熙年间,整个诗坛风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突出表现为从宗尚江西转向了宗尚晚唐。

另一方面,我们从《诗说》的理论渊源也可以看出当时诗坛风气的变迁。《诗说》中的观点一部分来自于姜夔自己的领悟,另一部分是从江西诗派那里继承而来的。从江西诗派继承的观念如:白石《诗说》云:“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又云:“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显然与吕本中的“活法”说是一脉相承的。其“思有窒碍,涵养未至也,当益以学”显然也是江西诗派对于“诗歌要从涵养和学问中来”的观点。“《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与“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也与江西诗论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姜夔的诗论与前人相比更显得辩证和神秘、抽象和玄奥,给人故作高深之感。这是姜夔与前人不同的。如姜夔称:“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 又称“雕刻伤气,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过;拙而无委曲,是不敷衍之过。”(《白石道人诗说》)这显然不是江西诗派诗论,而是姜夔的诗论。这种神秘化和玄奥化的倾向是与姜夔的道家思想分不开的,代表了其独特的认识和阐述方式。这种变化也可能与诗坛风气的转变有关。

姜夔的《诗说》形成于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年),是在整个诗坛风气变化的影响下产生的。杨万里为南宋初期首举晚唐大旗的代表,而姜夔则是将晚唐诗风深入推扬的先锋。他是南宋中期诗坛风气由江西向晚唐转变的关键性人物。他的诗风入于江西,出于晚唐。他还与当时的江西派诗人和晚唐体诗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如他与“永嘉四灵”的前辈,也是永嘉晚唐诗风的开创者潘柽过从甚密,也与公认为“江西后派”的韩淲有密切的交往。因此,姜夔诗论的转变在整个南宋中期诗坛风气转变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7]陈思.白石道人年谱[A].丛书集成续编: 第37册[C].上海:上海书店,1994.

[2]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5]郭绍虞.宋诗话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J.Z.爱门森.清空的浑厚——姜白石文艺思想纵横[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郭绍虞《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5页。

[6]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陆游的诗集范文第3篇

诗中的柳,碧玉般鲜嫩新翠,似袅娜多姿、凝妆而立的少女,那茂密的、轻柔的、下垂的柳枝如绿色丝绦般随风飘拂,好一幅美丽的春柳图。柳正是以她这特有的丰姿吸引了我国古往今来众多诗人,犹如历来为人赞颂的“傲、洁、逸、节”的“花中四君子”一样,与中国古代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频频出现在古代诗歌之中。但诗中的柳已不是自然之柳,而是人化之柳,已被诗人寄予了各种情蕴。

一、春天的象征

宋代诗人晏几道在《生查子》中写道:“春从何处归,试向溪边问,岸柳弄娇黄,垄麦田青润。”春已归来,它在何处?它在岸边娇黄的柳叶中,在垄头青润的麦草里。简洁的一问一答,将春回大地带来的万象生机展露无遗。柳,在这里成了春天的象征。韩愈《早春呈张十八员外郎》中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在这里,带给早春勃勃生机的不正是满皇都的烟柳吗?

二、抒写对自然、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对于人来说,大自然的美既是丰富的,又是神秘的。自然山川不仅以其甜美的乳汁哺育着人的生命,而且以其瑰丽秀雅的风光愉悦着人的心灵。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向往着自然,渴望达到‘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的物我同一的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美丽的春天更让诗人留连往返。他们描写有柳点染的春景,抒发他们对家乡、对自然的热爱之情。

张问陶在《阳湖道中》写道:“百分桃花千分柳,冶红娇翠画江南。”正是柳与桃共同“画”出了江南迷人的春景。“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这是多么美丽的大自然风光啊!陆游在其《游山西村》中把自己的家乡描写成了青山环抱、绿水萦田、村村花柳的世外之境,怎不让人留连?

柳,不仅能点染春景,而且本身就非常可爱。志南《绝句》里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冯延巳《归自遥》中说:“春艳艳,江上晚山三四点,柳丝如剪花如染”。读着这样的诗句,定让人感受到春天的温暖与美丽。

三、抒写离情别绪

人的一生是感情的一生,在人的一生中,各种各样的感情纠缠着我们,常令我们不得心如古井,常起波澜。在这千万种感情之中,离情最为寻常,“人有悲欢离合”,人人都会经历。因此,离别成为古人在诗词中反复吟咏的主题。杨柳以它轻柔飘拂、依依的状貌,自然而然让人联想到依恋、难分难舍的情状;且“柳”与“留”谐音,所以古人送行往往折柳赠。“梁鼓角横吹曲”里有“折杨柳”,《乐府诗集》中有《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提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儿”;“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汗儿歌。”自此,柳就频繁地出现在送别诗中。柳代表离别,诗人借柳抒发离情别意。

周邦彦《兰陵王》“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指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在“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的背景下,送别友人,怎能不为离情所苦?

也正因为柳代表着离别,所以柳自然勾起诗人的离情别绪。郑谷在《柳》里说:“半烟半雨江桥畔,映杏映桃山路中。会得离人无限意,千丝万绪惹春风。”姜夔在《长亭怨慢》里也说:“渐吹尽,枝头香絮,……难剪离愁千缕。”柳永在《雨霖铃》里表达的是与爱人离别时柔情如割,抑郁难排的情怀:“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转贴于

四、爱情的见证

爱情是一种纯真而又强烈的感情,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活动。但在封建社会,这种感情却常受到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摧残,常落得“物是人非事事休”、“柳”却依旧的结果。欧阳修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将失恋人那种失望、悲伤和满怀惆怅伸手可触般展现在我们面前,与崔护《题都城南庄》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的柳不就是那“依旧笑春风的桃花”吗?

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故事,不知让多少痴情儿女流下热泪。当经过“几年离索”的陆游、唐婉又在沈园相逢时,满怀愁绪的陆游看见那“满城春色宫墙柳”,引起的是巨大悲伤,强忍着彻骨之痛,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钗头凤》。四十年后,陆游重游沈园又写下“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客,犹吊遗踪一泫然。”爱人已梦断香消,人去园空。也许只有老柳还记得他与唐婉的相遇。漫长的岁月,长久的思念,痛苦悲伤无法排遣,沈园柳树也为之老枯,没有了柳絮,更令诗人伤心,怅然。

五、咏史怀古,抒发沧桑之感

中国古代诗歌“国身通一”、“民胞物与”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忧患意识,体现在古代许多诗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祖国前途的忧患,伤国事之危艰。尽管是“伤心莫问前朝事”,却常常借物抒发伤今怀古之情。柳,常是诗人们沧桑之感的触动物,成了历史的见证。

李白就在他的《忆秦娥》里表达了这种强烈的苍凉、慷慨的伤今怀古之情。“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昔日的繁华,而今俱往矣。只有柳色残阳依旧,为汉朝唱着挽歌。

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江雨霏霏,江草芊芊,春鸟啼鸣,烟柳笼堤,是台城一带古今相同的景色。然而昔日六朝的繁华却如梦幻般地消逝了,只有台城的烟柳,冷眼看着朝代更替,人事兴衰。“柳”正与李白《苏台览古》“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的“月”一样,成了怀古讽今的寄托物。

李商隐《隋宫》也这样写道:“於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隋宫的荒凉景象,隋堤上落满暮鸦的垂扬,不都是隋炀帝亡国的见证吗?诗人借古讽今,向晚唐昏庸的帝王含蓄地提出了警戒。

六、伤春,惜春,撩人情怀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美丽季节,曾赢得古代诗词作者的无数赞美;同样,春天的归去,也曾使许诗人词家为之一洒惜别之泪。而“撩乱春愁为柳絮,悠悠梦里无处寻”,柳也就成了诗人们伤春、惜春的寄情物,撩起诗人不同情怀。

陆游的诗集范文第4篇

主题词:卫校;语文教学;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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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国家提倡国学。中等卫生职业学校语文教材总计四册,包含许多国学内容。唐诗宋词是国学中最为耀眼的、最为璀璨的明珠。从李白的《将进酒》到苏轼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都可以从水系的谱系脉络角度划分归类。打破册数限制,我们沿着水系的迷踪溯流而上,可作如下解读:

一、卫校语文教学的长江谱系

长江包括楚江、荆江、浔阳江、扬子江等地段别称的干流,还包括岷江、涪江、澧水、沅江、资水、湘江等支流。涉及的诗人有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商隐、杜牧、刘禹锡等;宋朝的有苏轼、王安石、柳永、杨万里、陆游等,他们或吟诗或作词赋描摹歌颂秀美江山,有的干脆辞官不做归隐而寄情青山绿水。

在我们中等卫生职业学校语文教材里,情系长江谱系的文化大咖是李白和苏轼。

1.干里楚江天际流――李白与长江的情缘

李白不仅是热爱祖国的道德模范,也是广交天下朋友的旅行家级的铁杆驴友,更是情系祖国壮丽江山的国际文化名人。

复习小学至初中的文化知识,李白描绘讴歌长江谱系的诗作俯拾即是。例如《峨眉山月歌》:这是一幅千里蜀江行旅图,表露了对故乡的深切眷恋之情。而因为迎送友人,李白的诗在赠友的同时,往往又与祖国的秀美山川有不解之情缘,确乎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一点是其他任何诗人所无法企及的。如脍炙人口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李白的《赠汪伦》、《望庐山瀑布》、《渡荆门送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等等没有一首离开过长江流域的山山水水。

2.雪浪千堆淘英雄――苏轼的“长江胜景图”

正像李白的诗达到唐诗最高峰一样,苏轼的艺术成就则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屡遭贬谪且贬得最远的一位文坛泰斗。苏轼的诗词恰如其人,豪爽、豁达、乐观向上,他在被贬的任上,一面理政一面整山治水,一面又吟诗填词作赋为文,人与自然结合到苏轼的程度,确乎达到了“物我无间”的境界!

苏轼为在故乡的岷江是长江的正源而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正流露出一代文化大咖对长江的执着的民族情结。豪迈奔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是苏诗苏词苏赋苏文浪漫主义的基调。而作为豪放派词的开山鼻祖,最能代表苏轼一代豪放派词风的,恰是他老人家挥毫写下的歌咏长江的鸿篇巨著,选入第二册《语文》教材的,当然是他的为人们所传诵的代表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从如椽大笔描绘出一幅岩崖峨峨、雪浪重重的“长江胜景图”之外,又破天荒地在词中塑造了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儒将周瑜这一典型历史人物的形象,于写景咏史中抒发了无辜被贬、壮志难酬的概叹,真可谓是一石三写、一举多得。把长江摄录得如此波澜壮阔、声形并举的诗词确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怪乎俞文豹在《饮剑录》中要重重涂上几笔呢。

唐李白、宋苏轼以外,涉足长江的另一位超级明星非三星拱照“李杜白”中的白居易莫属。我们第二册《语文》教材选了白居易的《琵琶行》,诗中“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的秋情,“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的意境,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一道成就了白居易咏叹长江谱系的千古绝唱!

白居易《琵琶行》之外,吟唱长江的诗歌比比皆是,如著名的《暮江吟》、《忆江南》等等。从长江谱系角度,杜甫的《闻官军伐河南河北》、《登高》;崔颢的《黄鹤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王安石的《泊船瓜州》等等无不各得其宜,各尽其妙。由于篇幅有限,不再展开详述。

二、卫校语文教学的黄河谱系

黄河包括黄河干流以及洮河、渭河、泾河、洛河、汾河、泗水等支流。上古的黄河只称河,流域内水土尚未流失,人们在水草丰美的黄河流域繁衍生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国第一本诗集《诗经 周南 关雎》即是最好的明证。

仅就唐诗宋词而言,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王安石、陆游等都与黄河有着浓烈深切的情缘。

1.天上来水水不塞――李白与黄河的情缘

李白的江河情缘本来就是最浓重而不可分割的,在此再重续前缘,接着将李白与黄河的不解情缘说开去。李白是将黄河描述得最为壮阔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典型代表首推被选入我们中等卫生学校第二册《语文》教材的《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作者用黄河起兴,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烟波浩淼、奔腾不息的黄河杂糅一处,可谓是心有千千结、意冗万万重!类似的还可接到初中的《行路难》: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 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该诗虽透露出几多失意,几多彷徨,但就像冰期的黄河终会融释一样,一切的不如意又会像不舍昼夜的黄河水一样一去不返。

陆游的诗集范文第5篇

这些出自诗城奉节的著名诗句,承载了十几亿国人的集体记忆,奉节也成了国人诗韵共鸣的载体。在这里,仅唐代诗人杜甫就留下了480多首诗歌,历代著名诗人,如陈子昂、王维、李白、刘禹锡、白居易、苏轼、陆游等,都曾先后留下名句。

奇妙的地域环境,加上诗城所散发的人文氛围,令这座“浸泡在诗歌里的城市”凝结了无数人的神往。

如何将这一国人的意韵共鸣保护好、传承好,一代代奉节人不断延续着文化润城的诗意探索。

诗城之没

2002年1月20日。

奉节人永远记得这一天,无数双眼睛、耳朵等待着那一声巨响――三峡库区第一爆。

这一年,历史的脚步把奉节推向不可回转的节点。

包括奉节人在内的无数三峡儿女,为了国人的长远利益,告别故城搬迁到新的居所,这就是闻名世界的“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的三峡大移民。

受杜甫、白居易、陆游等爱国主义诗词的影响,这种爱国主义情怀,逐渐在奉节人心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而一代代传承。尽管不舍,但深明大义的奉节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于是出现了一个个的移民先锋。

2003年6月1日,随着三峡水位渐渐上涨,这座“浸泡在诗歌里的城市”在奉节人不舍的眼神里,慢慢“浸泡”在滚滚长江水中。

聚集在岸边的老百姓哭了,时任县委书记刘本荣也落了泪,但他的泪流得很矛盾。

“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是个败家子,千年的古城,就在我手里毁了、炸了、没了。”刘本荣说,“看着老百姓把窗棂捡回去,把砖头搬回家,我心里酸酸的。但一个新城在自己手里建起来,又充满了成就感。”

随后多年,乘船的游客问道:

“船老大,你的老家在哪里?”

“就在水下60米!”

一句简单的回答,让多少人无语凝噎。

2300多年的历史文化和淹没的老城,给奉节罩上了一股浓浓的怀旧情绪。然而,望着这一切行将失去,倔强的奉节人岂能袖手旁观。

他们开始了一场接一场的文化保卫战。

复建载体

“诗城的淹没不可阻挡,但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比如老城的复建。”

从那声巨响开始,赵贵林就开始忙活了。这位刚退居二线的奉节县文化旅游局原党组书记,在老城的废墟中穿梭了半年之久。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形式为后人留下一笔财产,建一个诗城博物馆就是我的方式。通过展示各历史时段的奉节人,给历史留下一个横切面。”

赵贵林自筹经费,克服各种困难,谋划了“诗城博物馆”的建设。

“整个博物馆的建设和老城‘大东门民居’的保存,凝结了每一个奉节人的心血。”赵贵林欣慰地说,博物馆最初的建设资金都是亲戚朋友凑起来的,馆藏物件有很多是奉节人捐赠的。

2004年5月12日,诗城博物馆正式开馆,这里已成为奉节人对老城的一个念想。

与民间筹资建设相比,刘本荣的谋划空间更大,在新城的规划中,他设计了十个不同的文化广场,各自表现不同的诗文化主题。在最大的诗城广场,他还将老城的全景照片刻成浮雕,命名为“永远的回忆”。

“少陵广场纪念杜甫,诗仙苑和香山苑纪念李白……”在他的筹划中,甚至拟建的一家酒店,他也“干涉”,要求命名为诗苑酒店,并用诗文化来装修。

“奉节的文化建设要感谢一代代前辈的努力!”如今的奉节县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局长曾学军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些年来推出了一个博物馆群的建设,把从老城‘抢’出来的物件儿,分不同的主题予以陈列。”

于是,白帝城博物馆、瞿塘关遗址博物馆、夔门古象馆等相继落成,形成了由七个馆组成的博物馆群。

“对于文化的保存,我们还与县规划局联手,在新城建筑、广场、健身步道等建设上融入诗城的文化特色!”曾学军说,2011年12月10日,县文广新局和县规划局特地出台合作文件,更进一步来谋划新城的建设。

博物馆群、文化广场、各类建筑,使得奉节人睹物思乡,聊慰移民之憾。

当然,奉节在抓文化硬件建设的同时,也同步推进了文化软件建设。

兴办活动

“我们通过举办各种活动、编撰出版各类文化书籍和乡土教材,让诗歌和诗城文化留在人们心中。”曾学军说。

2010年12月16日,第四届中国三峡・奉节脐橙文化节暨首届诗城奉节诗歌节开幕。

来自北京、四川以及重庆的近40位诗人及诗歌理论家齐聚奉节,一睹诗城的文化风采。抱病在床的著名诗人贺敬之特地为大会亲笔书写了会标,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梁东出席了盛会。

在诗歌节上,奉节历经五年时间编撰的《夔州诗全集》于2011年1月面世,诗集收录了742位诗人的4464首诗,按历史朝代分为六卷九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夔州诗读本。

“我们把《夔州诗全集》赠送给来访的客人,同时也赠送给县里的图书馆,农村的农家书屋,让人民随时享受本地文化精品。”曾学军说,“同时,我们还组织和扶持包括作家协会、夔门诗社在内的13家文化协会,通过这样一支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来带动文化的发展,活跃文化氛围。”

2012年2月6号,奉节县实验中学。

“兄弟,你那一箱脐橙……”

台上,奉节人谢子清的诗歌朗诵飘荡在诗城上空。诗词作者是奉节县交通委员会的王英明。

台下,4000多奉节人在悠扬的配乐中感受着诗韵。

这是由县文广新局牵头、各协会协办的“迎春诗歌朗诵会”。

“真的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朗诵会,原本以为能来几百人就不错了。”奉节县作协主席杨辉龙说。

从2007年开始,杨辉龙联合各协会文化人,牵头策划了电视节目“书读白帝城”。节目播出后,成为奉节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也是全市区县唯一一家地方电视台播出的读书节目。

“接下来,这一节目要探索进社区、进学校、进基层,让文化与老百姓贴得更近。”曾学军说。

活动繁荣了文化氛围,让老百姓得以享受其中,而更为深远的探索仍在继续。

联姻旅游

2012年2月16日,奉节夔州古城文化产业园区,一片繁忙的建设景象。

“随着各方资金陆续到位,我们的建设速度逐渐加快,有望年底全部建成,明年初就可以投入运营。”正在工地督查的说。

2008年,为了发展文化产业,奉节县成立了巴蜀旅游文化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并启动了文化产业园区的运作。

旅游业是奉节县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了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奉节县政府拨款750万元,在白帝城风景区建设了这个占地53亩的文化产业园。

“通过搭建一个运作平台,再加上几个文化项目的支撑,依托白帝城风景区,文化产业园的发展前景可期。”曾学军说。

文化产业园区毗邻国家级风景名胜――长江三峡第一峡瞿塘峡和白帝庙、草堂湖等文化自然景观,与夔州古城遗址中的重要文化遗存太极亭和文 塔构成夔州古城文化圈。

“灿若繁星的文化旅游资源,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畅想未来,显得很兴奋。

陆游的诗集范文第6篇

【关键词】白居易;巴渝诗歌;内容;艺术特色

巴渝地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有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巴,乃古巴国所在地,治所在江州(今重庆);渝,乃指渝水,为嘉陵江古称。据《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1]P1忠州处于三峡腹地, 虽然荒僻, 但面对气势雄伟的长江, 背靠崇山俊岭,不仅有三峡胜景,还有许多历史遗迹, 更是天然的动植物王国,还有充满异域情调的民情风俗。忠州文化在巴渝文化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历代名人学士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在其地均有翰墨传世,白居易也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忠州任职将近一年多,他前前后后写下了将近120首优秀的诗篇。这些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挚,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以下将主要从两个大方面简单论述:

一、白居易的忠州诗的主要内容

(一)借助巴渝地区的自然景观抒发自己感情

白居易赴任忠州刺史之时恰好是阳春三月,此时的长江两岸,峰峦耸峙,草长莺飞。优美的三峡风光,使白居易惊喜不已。他沿途赋诗,描山绘景,触景生情,表达了自己对巴渝地区自然景观的认识,抒发了自己身处逆境的苦闷情怀。留下了几首动人的诗篇。例如《入峡次巴东》、《初入峡有感》、《夜入瞿塘峡》、《题峡中石上》、《滪滟堆》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例如《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自古飘沉人,岂尽非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长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 [2]P138这首诗是白居易平生第一次目睹了三峡的雄奇壮观写下的,并且将三峡的山高、崖险、水深、滩急、浪翻的雄奇之势,描绘得惟妙惟肖,令人如同身临其境。当诗人观赏到三峡的奇景之后,又联系自己的身世,不免触景生情,发出了“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的慨叹。抵达巫山后,白居易下船拜观神女峰,写下了《题峡中石上》:“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了诗人对巫山神女峰景观的赞美之情。接着进入瞿塘峡,正逢晚上坐船,惊涛拍岸,令人惊心动魄,作《夜入瞿塘》。白居易当描绘完峡谷的奇险:“岸似一双屏洽,天如匹练开”之后,接着便发出了“欲识愁多少,高于沌濒堆”的感慨,抒发了自己遭贬谪之后一直积压着的愁苦情怀。

(二)描述了忠州城面貌以及当地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

白居易在听到要从江州调到忠州这个消息后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他在《除忠州寄谢崔相公》一诗中写道:“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他认江州为“鸟笼”,可见在那里的生活是多么郁闷。在他看来,将要去的忠州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解脱烦闷的地方。但是当白居易真正到了忠州,面对如此荒凉之境,不得不让他心里有所落差,更多的是失落之感。所以,在他刚上任时期,他写下了很多关于忠州城面貌的诗歌,并且还反映出当地人民所生活的环境和一些生活习惯,当然,这些诗歌中也夹杂着白居易复杂的情感在里面,但更多的一种厌恶之情。这类诗歌的代表作有《初到忠州赠李六》、《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西楼夜》和《东楼晓》等。

(三)反映当地风俗民情的诗歌

唐代的忠州是以巴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积聚区,巴人的风俗文化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他们都喜欢歌舞。《太平寰宇记》载:巴渠居民“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为乐”。竹枝歌古称竹枝、竹枝曲、竹枝歌、竹歌,是一种具有乡土气息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民歌,因“《竹枝》本处于巴渝”,故又称之为“巴渝曲”,“巴渝辞”,“巴渝歌”。白居易在忠州从政之余还开始对竹枝歌舞这一风俗感兴趣,并且还注意收集民间歌谣,创作了《竹枝词四首》,对后世文人创作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如《竹枝词》其二:“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和《听竹枝赠李侍御》:“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暂听遣君犹怅望,长闻教我复如何。”这两首诗歌的内容都明显带有巴渝地区文化的特色,既写出了巴人善唱竹枝歌的风俗,同时诗人也将自己作为其中的角色之一,从而表达出一种哀伤的情调。

二、白居易巴渝诗歌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诗歌向来以“诗风俗众,老妪能解,儿童能歌”的俗白而著称,其诗歌语言平易通俗,流畅自然。他还善于将写景和抒情结合起来,显得自然得体。他在忠州期间,善于学习民歌,使诗歌的特点更加清新自然,贴近生活。从整体上来说,白居易在巴渝地区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善于运用比拟手法,语言有含蓄美

白居易在忠州的不少诗歌很善于运用比拟手法,从而更好地借物抒情。如他写的《鹦鹉》:“竟日语还默, 中宵栖复惊。身囚缘彩翠,心苦为分明。暮起归巢思, 春多忆侣声。谁能坼笼破?从放快飞鸣。”诗人以鹦鹉来比喻自己,表达出一种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同时,白居易的语言一向被认为比较浅显易懂,缺乏意境,但是他写的忠州诗的语言风格中却带有含蓄之美。比如他的《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就对荔枝作了生动形象的描写:“夕讶条悬火,朝惊树点妆。深于红踯躅,大校白槟榔。星缀连心朵,珠排耀眼房。紫罗裁衬壳,白玉裹填瓤。”诗中还以“面白似潘郎”比喻杨使君,暗示自己与杨使君均有荔枝一样的禀赋,而却被贬在遥远的南方,远离京都。全诗描写形象生动、语言含蓄隽永、寓意深远。

(二)抒情和写景紧密结合,情景交融

白居易三峡及忠州诗中有很对诗歌都是在描写外界美丽的自然景色的时候, 他往往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使情与景结合在一起,让人感觉到“一切景语皆情语”。例如《夜入瞿塘峡》:“瞿唐天下险,夜上信难哉。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逆风惊浪起,拔(竹念)暗船来。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诗中“岸似双屏合,天如匹练开”句十分形象地揭示出了瞿塘峡的奇险。由这样的艰难险境诗人不禁联想到了命运的多见多难,因此,由景生情,最后一句,出了“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的感慨。同时本诗还能以屏风、匹练喻山峡之险狭,已颇警拔,而诗人更即景设譬,以滟滪堆之高,喻自己愁绪之多,真可谓妙手天成。前人喻愁,多用水。如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白居易却能匠心独运,跳出窠臼,创造出喻愁的崭新意象,这样使得抒情效果更佳贴切。

总之,白居易在巴渝期间写下的诗歌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诗歌艺术具有特色,值得深一步地探究。

【参考文献】

[1]熊宪光,王广福,宁登国.巴渝诗词歌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2](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宋)乐史撰,王文楚校点.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陆游的诗集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满族诗人 兆勋 杨钟羲 《雪桥诗话》 《熙朝雅颂集》

清代满族诗人兆勋,铁保称其为清代北方诗派的代表诗人,评价他为“诗宗贾岛狂”。对兆勋的诗作进行全面分析,可以看出兆勋求险怪寒瘦、幽深奇异的境界,在清诗中别具一格。

一、兆勋研究概述

《钦定八旗通志》:“《牧子诗录》一卷,《不堪持赠吟咏》一卷,兆勋撰。牧子是编《诗录》一卷,盖其旧友福增格为之编次,乾隆戊寅序而刻之,末附有诸诗家评语及所赠诗。其《不堪持赠吟咏》一卷,则为兆勋晚年续刻而成。”[1]

铁保《熙朝雅颂集》卷八十九收录兆勋39首诗作[2]。

法式善《八旗诗话》:“兆勋字佑,一字牧亭,又号牧牛子,满洲人。有《牧牛子诗录》、《不堪持赠吟》。尝自谰其诗云:‘余诗如寒蛩吟衰柳,其声涩而凄;又如青草池蛙,分明聒噪,而夕阳雨后,却是少他不得。’其《不堪持赠吟》自跋:‘半窗冰雪,残腊将归;老境寂寥,偶作一二短章,不过湖边茅屋下消遣不净妄心。学殖荒陋,不敢谬拟韩子;而梦中抚掌者,那得有孟郊其人耶?果如释氏有再生之说,定补偿今生不读书公案。’”[3]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卷四十一简介兆勋,收录其《不堪持赠吟》自跋,收录摘句:“a足卧云岑,高吟抱明月。”“明日送春兼送别,雨中烟柳湿长条[4]”。《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五十八介绍兆勋诗作《牧子诗录》,其友福增格为之编次。收录摘句:“月明作秋色,柝响夜操权。”“月照梨花诗梦冷,隔帘人影瘦春灯[4]”。

张菊玲等辑注《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收录五绝《山中春兴》和五律《暮秋即事》两首诗:“兆勋,字佑,一字牧亭,又号牧牛子,因先世居长白山之栋鄂地方,又号栋鄂牧子。乾隆年间在世,生卒年待考。他与永忠、永、敦诚等满族贵族的闲散文士关系密切,经常参与他们的诗酒活动。撰有《牧子诗录》、《不堪持赠吟》等诗集。”

李雅超校注《白山诗词》收录兆勋9首诗,其中五律2首,分别为《客馆春夕同絮斋听雪》、《秋夜杂咏》[5]。五绝4首:《秋夜听雨》、《山溪种藕》、《郑村》、《山中春兴》。七绝3首:《山中秋日》、《半园春夜》、《送春日别友》。

张佳生《清代满族诗词十论》评价兆勋诗作:“兆勋诗以景物和感怀为主,格调冷峻,多凄苦之语。”[6]以《秋日病中作》为例。

孙诚《董鄂氏人物传略》:“兆勋,字佑,一字牧亭,号牧牛子,又号栋鄂牧子,隶满洲正红旗,姓董鄂氏。其先世居辽东董鄂(今辽宁桓仁),以地为姓。为乾隆年间人,生卒年代不详。因家道中落,寒屋苦读,于学‘钩深剔隐,无所不窥。而为文不尚矩度,顷刻数百言。诗则镂胸_肾,不惊人不休也’。性喜清幽,远避尘俗,却乐与诗酒为伴,其《偶吟》诗中有‘无琴静亦好,有酒乐何如’,‘外人懒与见,惟伴一床书’等句。”[7]

兆勋诗宗贾岛,追求幽深奇异的境界,在清诗中别具一格。其《牧儿》诗曰:“野花簪箸笠,蓑衣报晓露。牛背一声笛,吹瘦斜阳树。”又有《山中春兴》诗曰:“开窗快举尊,青山与我侣。寂寞邻家看,杏花寒不语。”反映了作者钟情于自然风物的志趣。其《暮秋即事》诗云:“不咏大刀头,幽怀怅未休。一林黄叶雨,千里白云秋。空馆留渔伴,寒溪饮牯牛。浩歌谁共赏?斗酒妇能谋。”则表现出诗人有志报国无法实现的怅惘,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嘲解。

兆勋与同族、同宗的铁保、玉保昆仲及诗人福增格等友善,互有赠答。诗作有《牧子诗录》一卷,有旧友福增格为其编辑,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作序并刻印,集后附有诸诗家评语及所赠诗。参领白衣保称其诗境如“雨花春晚,萝月秋深”。铁保有《兆处士牧牛》诗。玉保赠诗亦效其体云,“闻说牧牛子”。堪称是对兆勋家境及性情的真实写照。

二、兆勋诗歌研究

《雪桥诗话》卷七收录并评价兆勋的诗作:

铁冶亭《雪夜读牧亭》诗云:“牧亭遗稿半凋残,一u昏灯抱影看。读到孟郊清绝处,雪花如手打窗寒。”玉阆峰《题家牧子诗集后》云:“闻说牧牛子,奇穷乏往来。鹑衣风落絮,茅屋壁生苔。宇宙诗肠隘,烟霞醉眼开。胡琴何处碎,白首老金台。”“午夜披残稿,高吟得未曾。思深虫语砌,室暗鬼吹灯。刻镂心如发,摩挲句有棱。何人铸贾岛,学步愧难胜”。牧亭名兆勋,字佑依,一号牧牛子,有《牧亭诗录》一卷,赞侯侍郎为之编次,乾隆戊寅序而刻之。其《不堪持赠吟》一卷,则晚年续刻也。自跋云:(见前)[8]

该则收录兆勋的6首诗,分别为:《秋夜听雨》、《春夜客中即事》、《山溪种藕》、《郑村》、《山中春兴》、《送春日别友》等6首诗。同时收录白衣保的诗句,杨钟羲其诗作“意象寒瘦,与牧亭亦复笙磬同音”。

铁保《读乡前辈遗诗感赋》:“何处牧牛子,穷愁并断肠。夕阳一声笛,天地久低昂。性证寒山净,诗宗贾岛狂。冰花结成字,展卷梦魂凉。”[9]据铁保和玉保的诗歌对兆勋的评价,可看出兆勋家境贫寒,性喜清幽,远避尘俗,却乐与诗酒为伴,手不释卷,尤喜贾岛的诗歌,擅长选取寒瘦的意象,营造幽冷的意境。

根据前人评价,结合对兆勋诗作的分析,可看出兆勋诗歌以冷色调为主,而这种冷色调既是他的诗境,又是他心境的自然流露。他的诗所选季节很多在秋季,即使他选择春日,也不是春花烂漫的风景,而是别有一番愁绪;所选时间以夜晚为多,即使所写为清晨,也带有阴冷的意味;所选地点,以山中、郊外居多。

(一)分析杨钟羲《雪桥诗话》中收录的兆勋诗作

《郑村》:“明月照花阴,归禽栖野树。暝色暗空村,犬吠烟生处。”在万物消歇的时候,明月照着花阴,归禽栖于野树。“花阴”和“野树”营造出阴冷的意境。尤其后两句,一个“暗”字,将暮色笼罩中村庄的寂静展现出来,不料,犬吠声打破了这种寂静,使得意境更为幽冷。

《春夜客中即事》:“客馆邻萧寺,春灯红冉冉。模糊睡起僧,打钟不记点。”写旅居在外,客馆紧邻萧寺,寺院的春灯红红地照着,给客舍之夜带来几许温暖。这首诗充满生活情趣,写睡眼惺忪的僧人,刚刚睡起,就惦记着敲钟,让人忍俊不禁的是,连几点都忘记了。为兆勋的诗作增添了一抹亮色,变为暖色调,显露了乐观积极的情绪。

《山溪种藕》:“岸柳环溪渚,童子采拳蕨。春风二月忙,藕花种明月。”拳蕨即蕨菜。《说文通训定声》:“蕨,初生如蒜苗,无叶,专似鳖脚,亦似小儿拳,故曰拳菜。”明月:犹言次月。《陔馀丛考・明月・去月》:“次年曰明年,次日曰明日,而次月未有称明月者。左传,郑人相惊,以伯有为厉,齐燕平之月,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然则次月亦可称明月矣。”山间小溪四周,长满了柳树,在垂柳袅娜的岸边,一群儿童采摘着拳蕨。“春风二月忙”,一个“忙”既写出了儿童紧张忙碌的劳动景象,又衬托出了春风给山溪和岸柳带来的生机和活力。“藕花种明月”,“明月”在这里表示下个月,即三月,似乎又有所指,将儿童早出晚归、繁忙的种植场景勾勒出来,真是一幅情趣盎然的儿童山村早耕图。

《送春日别友》:“吟怀离绪酒难消,花落松斋倍寂寥。明日送春兼送别,雨中烟柳湿长条。”面对离别,感伤的酒很容易使人沉醉,这种醉意久久难以散去。在落花的松斋,使得寂寥加倍向诗人袭来。明天,说再见的不仅是春天,更有在暮春时节将要远行的朋友,春雨潇潇,烟雨迷离,淋湿了柔柔的柳条,柳条显得愈发修长,犹如离人的愁思,被柳条牵引得更加绵长,让人不禁想起王维的“渭城朝雨徘岢荆客舍青青柳色新”。可见,兆勋善用凄苦之语,表现寂寥之境。

《秋夜听雨》:“凉宵山馆寂,野客衣冠古。背影坐秋灯,垂头听夜雨。”头两句的形容词达到了诗人追求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凉宵”,一层秋雨一层凉,凄凉的秋夜,山馆死一般的沉寂,“野客”带有萧索的味道,他穿戴着古朴的衣冠,给人无比沉重的感觉。秋灯照着孤独的背影,低着头,想着遥远又悠长的心事,听着夜雨嘀嘀嗒嗒敲打着窗子。秋雨下的景物,涂抹上幽冷的色彩,一如诗人的心境,比秋雨还要幽冷。诗人在感慨平生,抒发自己的寂寥与凄苦,形成孤瘦凄紧的风格。

通过杨钟羲收录于《雪桥诗话》中的诗作分析,结合兆勋的诗作,可以看出兆勋的诗歌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描写景物的,另一类是感怀的。在描写景物的作品中,如《山中》、《客馆春夕同恕斋听雪》、《秋村杂咏》二首、《村居即事》、《初夏》、《秋夜豆花亭》、《郑村》、《牧儿》(即使是清晨,也带有冷色调)、《春夕赠狮峰隐者》、《春夕僧舍》、《春夜客中即事》、《春日》、《山中春兴》、《春日自题窗壁》、《春夕客中忆郑村杂咏》二首、《半园春夜》、《河上》、《送春日别友》、《野寺看花》,既有乐观明朗的暖色调,更多的是阴冷寂寥的冷色调。在感怀的作品中,如《感年》、《感怀完颜明远村》、《秋日城西远望》、《秋日晚过香岩寺》、《暮秋即事》、《秋日病中作》、《秋夜听雨》、《春日玉麟洞口》、《山中秋日》,诗人感慨平生,叹遭际的坎坷,抒发自己的凄苦之情。可见,杨钟羲对兆勋的诗作评价是准确的,他的诗主要追求险怪寒瘦、幽深奇异的境界,时而也有明朗的色调,这样就更全面了。

另外,《半园春夜》:“如云往事思层层,不睡从教酒量增。月照梨花诗梦冷,隔檐人影瘦春灯。”《客馆春夕同絮斋听雪》:“空馆少欢情,寒灯照影清。樽前酒有色,窗外雪无声。不许牵愁去,偏教送客行。旅怀真欲碎,不睡到天明。”《秋村杂咏》:“堕月悲檐马,删诗守夜灯。多愁还似雁,有妇不如僧。节近花增色,窗寒酒欲冰。自怜贫气骨,耻受外人憎。”“檐马”:即屋檐所挂之风铃。又称“檐铎”。陆游诗:“檐铎摇风破昼眠。”又称“檐铃”。施枢诗:“晓窗风细响檐铃。”这些诗篇体现的是凄苦的心境,营造的是幽冷的意境。

(二)通过白衣保诗作看兆勋诗歌“意象寒瘦”的特点

《八旗诗话》载:“白衣保字命之,一字鹤亭,满洲人。耽诗好游,与兆勋、傅雯为山友,与戴亨、国柱为诗友,西山名刹皆有手迹。晚官荆州,借江山以资笔墨。诗近体为工,七言与丁卯相埒,五言VV乎有偏师捣长城之概,非时辈所及。”[3]

杨钟羲称白衣保诗“意象寒瘦,与牧亭亦复笙磬同音”。《游万松山》先把凄苦的心境展示出来,“尘寰苦难居”,既然尘世充满艰苦,实难久居,还是去深谷吧。本来想在深谷中寻求解脱,却是“怪鸟避人飞”,鸟呈现出一副怪异的姿态,与人也是极为不和谐的,“避人飞”,鸟儿似乎觉得,正是人的到来,打扰了它们原本平静自然的生活。《送僧归盘山》,“迤逦开荒径,殷勤扫白云”,盘山之中开辟出蜿蜒的路径,艰难地前进,拨开一层一层的白云。在盘山上,与僧相伴的是仙鹤,因为“林空”,而林空恰恰营造了荒凉寂寥之境,这一意象的选取,将山居的幽冷显露出来。想象着的打坐的蒲团之夜,念经声隔着几道岭都能听见,这一意象同样传达出空寂的意境。《秋雨书怀》渲染了楚天寥廓的秋雨中,“雁低飞”的情景,“穷巷”与“薄寒”对举,“居有竹”与“管无衣”对举,将秋雨的凄凉与幽居的穷困衬托出来。“孤帆落”与“一犊归”,从远景回到近景,将“烟波浩渺”的辽阔与“蓑笠平原”的孤寂结合起来,表达作者秋雨思乡的情怀。

对比兆勋与白衣保的诗作,正如杨钟羲评价的那样,“意象寒瘦”,二者诗作有相近的意境和风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兆勋诗歌以冷色调为主,“意象寒瘦”,这正是他的诗境,更是他心境的自然流露。因此说,清代满族布衣诗人兆勋的诗歌在清诗中别具一格。

参考文献:

[1][清]李洵等主校点.钦定八旗通志(第3册)(卷十百二十).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2079-2080.

[2][清]铁保辑,赵志辉校点补.熙朝雅颂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1407.

[3][清]法式善著.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517,517-518.

[4][清]张维屏编撰,陈永正点校.苏展鸿审定《国朝诗人征略》.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612、1181.

[5]李澎田主编.李雅超校注.白山诗词.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254-255.

[6]张佳生.清代满族诗词十论.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91-92.

[7]孙诚.董鄂氏人物传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252-254.

陆游的诗集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西爱情诗 比较

一、精神价值上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爱情构成了西方人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全部,爱情就是一切。诗人Richard crashaw诗云:“Love,thou art absolute sole Lord of life and death.(爱,你是生与死的至高无上的唯一君主。)”。朱光潜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西方诗人中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诸人虽亦以交谊著,而他们集中叙友朋乐趣的诗却极少。”西方文化中的这种价值取向对西方爱情诗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诗人比较喜欢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他们常常将所恋的对象视为某种精神境界的象征。“西方诗人在追求女性时很热情,富于幻想,常常把她们比作天使、女神、明亮的星星、皎洁的月亮、灿烂的太阳等”。比如,但丁的抒情诗集《新生》,抒发了自己对贝亚德的爱恋,他将贝亚德描为天使,在她身上充满精神之美和使人高贵的道德力量:“看来你是一个神祗从天上来到大地/来显示神奇。/叫看到的人显得那么适意,/令人感到一种甜蜜从眼睛到心里,/似乎从她口唇里一个灵魂转移,/如许温存,又满含爱意,/……”;歌德的《五月之歌》,以春潮奔涌般的情感歌唱爱情:“哦,爱啊,爱啊,/灿烂如金/你仿佛朝云/漂浮山顶!”,诗人热烈抒发对恋人的爱慕之情:“我这样爱你,/热血沸腾/你给我勇气、/喜悦、青春,/使我唱新歌,翩翩起舞。”又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十八首:“能否把你比作夏日璀璨?/你却比炎夏更可爱温存;/……你如仲夏繁茂不凋谢,/秀雅风姿将永远翩翩:/死神无法逼你气息奄奄,/你将永生于不朽诗篇。”这些大诗人们重视爱情给自己带来的精神力量,其最终目的是使自身人格得到补足或灵魂得以升华,而不一定与所恋的女子结合。

而中国传统诗歌主题的围绕的轴心不是爱情,而是国计民生等在我们看来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爱情在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并且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能允许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总纲,“言志”,在当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和志向。所以诗歌历来强调“治国,安家,济天下”传统,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要写重大而严肃的题旨,没有个人化的私人情感空间,写“家务事”、“儿女情”是不行的。翻阅中国文学史,就会发现,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定位——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忧国爱民,这显示出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编撰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价值支点。“把屈原、杜甫、陆游诸人的忠君爱国爱民的情感拿去,他们诗的精华便已剥丧大半”。只有潦倒无聊、穷途末路的文人才会寄情于声色。中国历史上的圣贤英雄都有一个特点,和女色无染。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以赢得妇女的爱情为荣。可以这样说,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往往把美好的爱情理想与幸福寄于仙境或来世,有诗为例:“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山中答俗人》)

二、表达方式上

钱钟书对中国古诗有如下评说:“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我们以为词华够鲜艳了,看惯纷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它的素淡: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是低言软语(P16)。钱钟书此说用来描绘中西爱情诗差别特别适合,既说中国与西方诗在感情的表达上大体呈现出想逆的样式。中诗往往讲究含蓄隐晦,表情达意委婉多致,充分借助环境因素,以物起兴,借境烘托,被表达的主体似隐似现,或了无痕迹,让人难以揣摩,大多创造出一种“无我之境”或“超我之境”,中国的诗人善于细腻而含蓄地表达宫闱女子的心理状态及其微妙变化,情感外显平静如水,波澜不惊。如建安诗人徐干的《室思》,“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这种情感不是如烈火燃烧,不是波澜迭起,而是细水长流,绵绵不绝。而西诗则往往表意直观明了,或激烈张扬,其情感奔涌如暴风骤雨,汹涌澎湃,常常是以主体感发而始,虽然也借物渲染烘托,但目的均在凸现主体,创造出一种显性的“有我之境”。如罗伯特·彭斯《一朵红红的玫瑰》:“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所以在选择表达爱情的语言语境上,东西方诗人的差别也很突出,西方诗人的爱情故事大多构筑在高山之巅、大海之上:中国诗人多把爱情故事安排在庭院深处、沓无人迹的小路,甚至寂静的只有两个人的夜空下。总观全体,正如朱光潜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曾说;“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

三、表达的内容

中西爱情诗的不同,在内容表达的首先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西方爱情诗多以追慕爱人、赞美爱情为主要内容,中国古诗则着重表达与恋人的相思恨别、悲欢离合。众多西方爱情诗大半写婚约之前对爱的渴慕,长于写“慕”,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多,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雪莱和勃朗宁诸人的短诗,都是描写“慕”的佳作。他们擅长细致地描摹自己所恋对象的音容笑貌,尤其是对于女性,往往采用写实的手法,由衷地赞美她们那温柔的目光,红润的脸颊,充满爱意的嘴唇,在微风中波动的金发,秀雅的风姿等等。而中国古典诗人则往往采用传神写意的手法,将人、景、情融汇在一起,不求形似,而追求神肖。

中国爱情诗写婚前热恋的少,大半写婚姻之后之情,善于写“怨”,其中的绝大多数都不着意描绘自己对恋人的追求与颂扬,而多是抒发相思恨别之情,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所以闺怨诗、送别诗、悼亡诗在中国古代爱情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闺怨诗,大多表现了征妇、商妇、官妇独守闺房,对离家在外的夫君的思念之情,也有的表现弃妇、宫女的寂寞伤春或怨恨之情。这一类的诗在中国各个朝代都屡见不鲜,《诗经·卫风》中的《伯兮》就是一首写妇人思念征夫的诗,“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东汉十九首之一《行行重行行》以“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表达了深切的思君之情。曹丕的《燕歌行》“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以一种如泣如诉、娓娓动听的笔触,细腻动人地揭示了思妇忠于爱情、望夫速归的内心世界,最后两句“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以两星隔河遥望的爱情传说,来暗喻自己和丈夫两地相思、不得相见的凄苦境况。

四、小结

中国的哲学里,大自然的人鱼鸟兽,花草树木等万物均是有生机灵气之物,大自然包罗万象,生生不息。物境,人境生机勃勃,人居其中又与其声息相通,如庄子言“与天地并生,与万物齐一”。物与人的情感相互感发,物态,物情与人的心情交融合一,传统美学不着重主体情感的单向投射,而是主张主体、客体之间的双向交流。“我”在“物”中,“我”有审美情感,也有感情移注,但并非“我”制约“物”,而是“物”感召“我”,反馈“我”。而“文贵含蓄”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中的传统观点。老子的“大音希声”和庄子的“至乐无乐”,都很自然地引伸出了“无言之美”的审美理论。自魏晋后,一大批著名的诗论家如陆机、刘勰、钟嵘等都极力推崇诗歌的含蓄美。唐代以后,人们已把“言有尽而意无穷”当成艺术追求的目标。刘禹锡提出“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司空图更是着力推崇“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样的文学审美崇尚到宋代,经梅尧臣、欧阳修、苏轼、严羽等人的提倡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古代爱情诗之所以体现出朦胧含蓄之美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诗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2]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方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