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之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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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之楚范文第1篇
五彩的丝线结成长命缕，饼上缀上五毒图，小儿额头画上雄黄，老人腰间挂上香包。盼望着安宁的人们啊，却终逃不过国破家亡的命运。
终究，逃不过。
……
商鞅能实行变法，因为他遇到了秦孝公——十年之后，国富民强；苏秦能连六国从亲，因为他说动了燕文侯——资助他游说六国，建立起合纵组织。与苏秦并列的人物张仪能成为秦相，因为他有秦惠王赏识——推行连横政策，终灭了楚国。
而他，他败了——败的如此不甘，却又败的如此无奈。
他出生于楚国贵族家庭，和楚王同姓。
他精通历史、文学与神话，洞悉各国形势和治世之道；司马迁《史记》说他是“博闻强志”，“娴于辞令”。
他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左徒比楚国的令尹只低一级。
他对内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号令，对外接待宾客，应付诸侯。楚王很信任他，还让他草拟法令，又让他出使齐国，联齐抗秦。
……
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的一生注定是不会那么顺利的——他的改革精神和措施，终于招来了楚国贵族大臣们的反对和嫉妒。
他终于逐渐被楚怀王所疏远。这究竟是因为貌美的郑袖目光短浅，是因为尊贵的子兰只想维护自己的贵族特权，是因为上官大夫靳尚妒贤害能，是因为张仪太过狡诈，还是因为楚怀王太过昏庸，才听信了那些谗言？他不想去探究，也不能去探究。
他的光芒一点点黯淡，仿佛就要被世人遗忘。
可悲可叹！当秦两次大败楚军之后，怀王终于想起了他。让他出使齐国，重修楚齐之盟。可当他使齐力挽狂澜之时，怀王却又听信了张仪的花言巧语，与秦联姻，再一次背叛了齐国。
楚怀王二十四年，楚赴秦迎亲；第二年，秦王邀怀王会于黄棘。
他无法眼睁睁看着在自己努力下国力有所增强的楚国这样投入秦的怀抱，他竭力反对。而黄棘之盟终究签订，他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
被逐出郢都，他心中苦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楚怀王二十八年，秦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重丘。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前299年，秦再攻楚，取楚八城。于此年，秦昭王“邀请”怀王于武关相会。
他力劝怀王不要赴会；怀王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怀王入关即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顷襄王三年，怀王死于秦国。
顷襄王六年，他写诗抒情，叹怀王之“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对子兰形成威胁。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他再遭流放。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淠喽?锲洳ǎ恐谌私宰恚?尾徊钙湓愣?f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ざ?ィ?烁柙唬骸安桌酥??遒猓?梢藻?嵊В徊桌酥??琴猓?梢藻?嶙恪！彼烊ィ?桓从胙浴
他终究没做到“??淠喽?锲洳ā保?裁蛔龅健安钙湓愣?f其酾”。
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郢都。
五月五日，他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向汨罗江。
五月五日，亡灵哭泣，电闪雷鸣！
五月五日，雄黄破碎，艾草遗野！
安详，他一点点沉入水中；沉静，他一点点回想：
如果没有郑袖，如果没有子兰，如果没有靳尚，如果没有张仪，如今会怎样呢？
如果当时他阻止了怀王去武关，那么现在又会有什么不同？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他，一个败者，会有人记着吗？
……
五月五日，龙舟竞渡。
五月五日，粽叶飘香。
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
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
苏秦之楚范文第2篇
关键词：张仪；实用；唯物思想；对立转换；历史意义
张仪，战国时魏国人，著名纵横家。他首创连横的外交策略，以之游说入秦，并被秦惠王封为相。学界对张仪的研究多集中在张仪的外交辞令和语言艺术方面，而少见有对其哲学思想进行解析或归纳。本文即针对张仪的言辞与行动对张仪的哲学思想进行探析。
一、张仪活动轨迹与哲学思想的铺展
张仪早年从学于鬼谷先生，司马迁《史记》说：“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①学成之后游说诸侯，但屡屡碰壁，最终入秦为相，并使其学术理想得以实现。张仪一生为相的轨迹迹大致有如下几个时期：
（一）游说入秦
据《史记・张仪列传》所记载，张仪任秦国相时，为先攻打蜀国还是先进攻韩国的出兵策略，与司马错展开一次辩论。他的策略是“挟天子以令天下”：
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因此他主张进军中原，攻伐韩国。这个时候他也许还没有考虑到事情的对立面，故而司马错指出：“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结果是秦王采取了司马错的建议，成功伐蜀，为秦国后来的统一打下了战略基础。但也正是通过张仪与司马二人的这次论辩，我们也大略了解了当时的各国的情况，这正是构成后来张仪采取“连横”办法，游说各国，确保秦国壮大的背景。
（二）破坏合纵联盟
首先他通过入相魏国的方式，通过游说使魏国归顺秦国，从而破坏了合纵联盟。其次他又通过诈骗的方式，破坏了齐楚联盟，将楚国孤立，并打败楚国。之后又一一游说韩、齐、赵、燕等国家，破坏合纵，为秦国的统一天下打造了比较顺利的外部环境。就此，他也奠定了自己在历史上的纵横家的地位。
（三） 惧诛相魏
这是张仪最后的时期。这个时期他把纵横家策略放在了自己身上。为了防止新上位的秦武王可能对自己的诛杀，他以“为秦社稷计”的理由请求离开秦国，重新回到魏国。同时又在魏国平衡了齐国对魏国的攻伐。可以说，在这一举动中他又以魏国为中心运用了他的连横策略以抵制秦国的“渔翁得利”。
总之，张仪一生以任相秦、魏为主，并在相的职位上运用他的纵横之术，游说各国，平衡了国与国之间的攻伐。张仪的哲学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铺展开来。
二、张仪哲学思想略探
探究张仪的哲学思想，主要是通过他的言论和行动，以及他“纵横家”的流派归属。
（―）倡导知的直接实用性
作为在动乱社会中的士阶层的一员，张仪所坚信的是对“知”的运用的直接实用。《史记》记载张仪受辱事：
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y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张仪从学于鬼谷先生，有自己的学术套路和哲学思想。《汉书・艺文志》载“纵横十二家，百七篇。”可见其流派学术著作之多。而《鬼谷子》作为其中一部书，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实用性。张仪自然也受到这方面影响，所以他对于受到不白之辱和妻子的责备时候，仍坚持自己的学说。认为只要自己的三寸之舌尚在，便“足矣”。
由此可见，作为纵横家的一员，张仪在对待学识的方面的态度，是要求知识要在其实用性中实现的。而他后来的游说，也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倡导知的实用性，他们在运用各种说辞的时候，以取得自身利益为基础进行论辩与游说，同时又能够为这个利益进行相应的舍弃。如张仪在游说魏王时的一套说辞，在魏国遭受一连串失败而秦国打败韩国的时候，首先趁机说魏国地势的不足：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戌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指出魏国的“四分五裂”之势。同时又指出天下人心所向：“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在这个大背景下，接下来便是要求魏国归顺秦国的话语，一方面是秦国的强，一方面的又是魏国的不足。最终实现了他的目的。
（二） 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
对于张仪的行为，《孟子》作为儒家的代表有自己的批评：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②
“道行”是儒家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孟子在这里对大丈夫进行评价，也暗含了对张仪这种行为的不认同。然而身为相士，张仪首先要面对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实际事务的交流，尤其是在大国争霸，征伐不断的战国。因此从国家事务来说张仪的学说不会去像儒家那样去追求“礼”的建立，也不会像兵家那样，以鬼神之言壮军心。张仪等纵横家所面对的是是一个待修补的现实世界，是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这需要用国家的谋略去解决。因此，他的哲学思想中也显现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
这种思想并不是停留在认识论层面的，而是如上所言，是带有方法论性质的直接行动。如他对魏国形式的分析，人少，面积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国中没有天险可以凭据（“地四平”、“无名山大川之限”），四面接壤各国（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在形势上，一旦合纵结盟的道路断绝，魏国想不亡国都难。反过来如果归顺秦国，魏国不仅无忧，而且越早越好：“大王不听臣，秦下甲士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矣。”
可以说，魏国归顺秦国的举动，和张仪分析的客观冷峻的现实不无关系。而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能是对现实世界客观而冷静的态度的。这个态度便是来源于他对世界的唯物属性的认知。
（三）强调对立转换的辩证思想
对立转化，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哲学思想。道家如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阴阳家的阴阳转换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而在纵横家而言，也有这种对立转换的辩证思想，但有着自身的特色。
1.它使辩证思想具体化
《鬼谷子》说：“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③（《捭阖第一》）可见阴阳捭阖观念实际上是已经深深地渗入纵横家思想之中，更重要的是《鬼谷子》提出了对这个观念的运用上了，不过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的思路，主要还是强调主客体之间对应关系的相当上的。
在张仪行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特征，如他对各国的说服，也都是基于一定的军事胜利和外交胜利的基础，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外交成果。他的成功，也体现了这种依势而行，以高求大的思路。而这种哲学思路也用在了不同的层次上，如他相于秦，即用之于秦。秦国环境对他不利，他便用在了自己身上，借口“为秦社稷计”而避祸于魏国。总之看到了事物的不同层次和对立面转化的可能，并依照具体情形而行动，表明张仪对这个哲学思路的把握。
2.纵与横是对对立面的系列化
从表面看，张仪的“连横”是针对苏秦“合纵”的策略的。而这种 “合纵”的策略，则表现出一种对事物内部要素的重新组合以达到质变的哲学思想。
苏秦的“合纵”策略，是事秦国出于劣势的一种方略。如司马错指出：“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但张仪经过一番游说，使合纵联盟的内部国家逐渐脱离出来，并以秦国为中心建立联合，从而一举改变了秦国在大国争雄中的被动局面。
3.这种系列化的背后，还要求一种整体观
即张仪的游说大背景是整个中华民族不可挡的大一统趋势。所谓周手中的“九鼎”便是这个大一统的象征。尽管最初张仪的提议并不合宜，但他也明白要“挟天子”才能“号令天下”这一道理背后，是要求有整体观的。
正是有这种整体观的思路，他在游说各国时，便能对天下形势做出令对方信服的解释。如说服韩国：“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菽藿}。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地不过九百里”、“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从经济、军力、国力甚至战略，都分析的透彻明白，这种分析，必然是要由一个全局了然于胸的。
总之，张仪作为纵横家的哲学思想有着形而下的特征，强调用是其基调。
三、张仪哲学思想的意义
历史上对张仪的评判差距较大。有批评者，如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说到：
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
又如《蜀中广记》：
李权从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纵横，用之何为？”权曰：“……今战国反复，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④
也有赞叹者，前引《孟子》一段话，表明张仪在一些人心中的“大丈夫”形象。文人咏叹如《奉陪段相公晚夏登张仪楼》：
危轩重迭开，访古上裴回。有舌嗟秦策，飞梁驾楚材。云霄随L到，物象为诗来。欲和K山意，巴歌调更哀。⑤
这是针对他的言辞而言的。而回到张仪所处时代，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哲学思路的渊源以及得以接受的一些原因。
《周易》清人惠栋说《周易》最根本的特色是：“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⑥作为群经之首，《周易》对先秦诸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纵横家的思想自然也会受到它的影响。从张仪的行动与言辞来看，他的哲学思想明显表现出审时度势的特征。如张仪在楚国的死里逃生之后，并没有离开楚国，而是借机（怀王听从郑袖而释放张仪）对楚国进行一番游说，最终使楚王答应了归顺秦国。对魏王的说服也基于秦魏在同一时期的军事胜负所产生的形势变化。当然，更大层面的审时度势，是纵横家心中对天下一统的信念，如他所言：“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齐赵者，阴谋有合天下之心。”而细看张仪游说各国的说辞，都提及秦国对本国所能触及的地方，从而说明秦有统一天下的能力。这不仅仅是外交说辞，而是对于天下时势的判断。
从这一点上看，张仪的哲学思想，是与《周易》有着密切关系的。此外从战国的时代大背景来看，张仪的哲学思想也有其发生、存在的必然。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国追逐的时期，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当时的“士”阶层纷纷站出来阐述自己的学说以解救社会。他们可谓是代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以表达自己的治国理想和政治主张。在纷乱的社会，固然不可少对三代之治呼吁的，也有底层生产者自身利益呼吁者，但是群雄争霸的场面必然带来为扩大自身势力进行谋划的人群。兵家处理军事战争，而权衡之术，则需要纵横家来谋划：这便是纵横家产生并生存的土壤。同时相比于其他学说而言，由于采取了最现实的策略，依靠实际的政治力量和大国博弈，纵横家反而更明显地实现其解救社会的理想。正如司马光说道：“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⑦“致位富贵”，正是这个土壤所赋予纵横家的特别待遇。
礼崩乐坏，诸子争鸣的另一个结果是各家之间在互相攻讦中又互相交流，吸收对方学说。张仪的哲学思想，显然有“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意识的因子，也有对立转换的朴素的辩证观点的闪现。而最主要的，应该他所属的纵横家流派的崇尚现实实用的哲学理念，又标明了他的独到之处：审时度势的形而下特色――这无疑是先秦主子哲学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张仪哲学思想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本文所引张仪事迹，据司马迁著《史记・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②杨伯峻. 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1988：140-141.
③（战国）鬼谷子著；岳阳，晓春注译. 鬼谷子.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7.
④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 三国志. 北京市：中华书局，1964：973.
⑤ （清）彭定求. 全唐诗. 北京市：中华书局， 1979：3693.
⑥ （清）惠栋. 易汉学. 上海市：商务印书馆， 1937：107.
⑦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北京市：中华书局，1976：99.
参考文献：
[1] （战国）鬼谷子著；岳阳，晓春注译. 鬼谷子.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2] （汉）司马迁著. 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1999.
[3] （晋）陈寿撰；陈乃乾校点. 三国志. 北京：中华书局. 1964.
[4]（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北京：中华书局，1976.
[5] （清）彭定求. 全唐诗.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6] （清）惠栋. 易汉学.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苏秦之楚范文第3篇
谜底：想和你去吹吹风
据《左传·桓公十二年》载：“楚伐绞……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城下盟”指的是在敌人大军压境下被迫订立的屈服条约，通过签订城下盟的方式达到和平休战的目的。谜面中的“欲订城下之盟”即表明了一种“想和”的态度。
“说客”，即游说之士，是劝说别人接受某种主张的人。一个好的说客离不开他巧舌如簧的口才，如战国时游说六国“合纵”联合抗秦的苏秦，应对“合纵”联盟主张“连横”战略的张仪，他们都是凭借一张巧嘴就能动摇国家根本决策的人。
在本谜中“说客”即充当一个谈判者的角色，目的就是要在不平等的条约下尽量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吹风”就成了谈判中至关重要的担当。
苏秦之楚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战国策 拟作 小说因素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2-0023-01
《战国策》是刘向杂采“中书余卷”汇编而成的一部书,其在记录一定史实的同时,经后世学者考证,亦混入了许多“非信史”的内容,这些“非信史”的拟作多为纵横后学之士模拟创作的游说教材或脚本。《战国策》在编订后,由于内容的博杂,致使后人对此书的认识,特别是对其部类归属的争论聚讼纷纭。《汉书•艺文志》把《战国策》列为“春秋”类以 “正史”来看待。而《隋书•经籍志》认为此书:“属词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将其归入“杂史”类。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引郑樵注曰:“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说,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者,足相紊乱。’”可见,这里已把“杂史”看成近似“小说笔记”类的文体了。而使《战国策》由堂堂“正史”归入不入流的“杂史”的原因究竟何在呢?笔者认为,《战国策》中拟作的存在,是使其性质出现争论进而转变的“罪魁祸首”。这一转变在降低其史料价值的同时却抬升了它的文学性,特别是拟作中蕴含着丰富的小说因素,对后世小说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小说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
《战国策》“拟作”通过形形的人物智慧,在表现他们深刻理智的基础上,进而对其人物形象加以刻画。如《秦策一•苏秦始以连横说秦王章》中自称“东周之鄙人”的苏秦,怀着追求“势位富贵”的梦想,以进取而自励,“乃夜发书”,当读书欲睡,甚至“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而且他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始终有着坚信乐观的态度,他孜孜不倦的从事政治、外交活动,有着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苏秦的形象称得上是战国时期“坚韧的、自信的、叱咤风云的”典型人物代表。此外,在其它拟作中也塑造了许多丰富的人物形象,比如《楚策四•魏王遗楚王美人》章中郑袖“面如桃花心如蛇蝎”的阴险小人形象;《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中唐且“不畏,面折廷争,能辩善对”而不辱使命的外交英雄形象。拟作中的这一小说因素对后世小说的发展特别是对以虚构与想象标榜的传奇小说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那些被塑造的人物形象至今仍给人们留下历久弥新的印象。
二、生动而富有感彩的语言
《战国策》一书,所记载的主要是纵横家言论,其语言的特点也大致为纵横恣肆、不可拘羁。但在一些拟作中,除此语言特点之外,还体现出更加生动且富含感情的特点。如《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章》中的语言特点就显得较生动形象,我们可以拿它与《吕览》文中语言的比较来论证。《吕览》文云:
列高听行乎齐王,善衣东布衣,白缟冠,颡推之履,特会朝雨,祛步堂下,谓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丽。”列高因步而窥于井,粲然恶丈夫之状也,喟然叹曰:“待者为吾听行于齐王也,夫何阿哉!又况于所听乎!万乘之主,人之阿亦甚矣,而无所镜,其残亡无日矣。
由此文看,当列高问其侍者关于自己的容貌时,其侍者曰:“公姣且丽”,只是简单的回答,感彩不甚明显;而在《邹忌修八尺有余章》中出现了邹忌对于其妻妾客的三问,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妾之回答:“徐公何能及君也!”,而客之回答亦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可见,三则回答都是在把邹忌与徐公对比之后得出的,而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原本平淡的语言突显出强烈的感彩。对后世小说语言在生动且蕴含强烈感情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外,在《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与《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等章中亦有精彩记述。
三、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
故事情节作为小说的要素之一,其巧妙安排是吸引读者兴趣的所在。《战国策》中的一些拟作为依托史实而创作,在充分发挥想象的前提下,合理而巧妙的故事情节安排更具文学性,亦体现着丰富的小说因素。如《魏策•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中记述了“唐雎不辱使命”的传奇故事,此文一开头即摆出秦王以强凌弱的态势,用明为“易”实为“夺”的伎俩欲霸占安陵而安陵君不许的尖锐矛盾,点明唐雎使秦的缘由。接着写唐雎入秦与秦王面折廷争的场面,其间还插入“秦王怫然怒”,唐雎“挺剑而起”等细节描写,从而在严谨生动的故事情节中勾画出一幅短兵相接的斗争画面,渲染出一派充满刀光剑影的紧张氛围,富于传奇色彩的情节亦使人们充分享受了审美的愉悦。此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与《秦王欲见顿弱》等章的故事情节亦跌宕起伏。
此外,在人物塑造与情节安排中还穿插着丰富的细节描写,使得人物刻画更加细腻、情节安排亦更加生动,因篇幅有限,在此简列,兹不赘述。
总之,《战国策》是刘向杂采“中书余卷”汇编而成的书,由于其来源博杂,其中混入了许多“非信史”的内容,大部分是纵横后学之士模拟创作的游说教材或脚本。这些出于非自觉的文学目的而进行的创作,在发挥想象与运用虚构手法的过程中却造就了小说的雏形,亦极大地推动了后世小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西汉)刘向.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清)阮元.衢本郡斋读书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陈其遒.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苏秦之楚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史记》 士人 形象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创造性地使用了“纪传体”的体制，即以人物活动为中心来撰写历史。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而在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中，有一类人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士。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的士人群像，不仅性格饱满，栩栩如生，而且为我们认识当时士阶层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士阶层在贵族当中是处于最末一层的。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日益受到冲击，而这一深刻、剧烈的变革对士阶层的冲击尤为严重，因此士阶层常常处于动荡之中。一方面， 因为社会变革的日益加剧，大批上层贵族的成员不断下降成为士人， 甚至是“降在皂隶”；另一方面，庶民中的一些人也可以上升为士。这样就大大扩充了士这一阶层。士虽然身为贵族，但是却没有恒产，通常是靠一技之长生存。在《史记》中，士这一阶层，主要可以分为文士和武士两类。
文士则如“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①苏秦之以一己之力促成六国合纵，使强秦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又配六国相印，叱咤风云。毛遂之自荐出使楚国，促成楚、赵合纵，声威大震，并获得了“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美誉。张良之圯上受书，斗智鸿门，下邑奇谋，兵围垓下，劝都关中，假托神道，明哲保身，无不体现了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能力。武士中荆轲喜好读书击剑，为人慷慨侠义。秦灭赵后，荆轲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事败被杀。荆轲临行前，许多人在易水边为其送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场面十分悲壮。豫让为了替智伯报仇，伪装成受过刑的人，进入赵襄子宫中修整厕所，伺机行刺赵襄子。失败后，他又不惜把漆涂在身上，使皮肤烂得像癞疮，吞下炭火使自己的声音变成嘶哑，再次行刺被抓后，请求赵襄子把衣服脱下一件，让他象征性地刺杀，之后仰天大呼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纵观《史记》中塑造的一系列士阶层的人物形象，虽然他们身上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性格因素的复杂性，但仍然具有许多的共性。
首先，他们都具有立身扬名的宏伟理想。如苏秦，如李斯，一个跨六国相印，促成六国合纵；一个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秦丞相，制定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不甘心一辈子庸庸碌碌，隐于山林，因此他们选择投身于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想要出人头地。而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因而努力奋斗，欲成就一番事业。所以他们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慷慨悲壮。即使是那些被司马迁所批评的“刻薄少恩”的不通人情的人物，其中也有很多具有努力上进、勇于进取的精神。如提出“推恩令”而为汉武帝所赏识并拜为郎中的主父偃，就信奉“生不能五鼎食，死亦为五鼎烹”。而李斯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得时勿怠”、“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世之情也”。吴起为了当上鲁国的大将，不惜杀妻来获取鲁国大将之位。他们这种积极进取、渴望建功立业的决心以及追求，与那种逃避现实、追求隐逸生活的处事方式大异其趣，表现了他们的雄心壮志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气魄。
第二，他们都具有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史记》一书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大多具有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即使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也能够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决不放弃。司马迁在《史记》中热情讴歌了这些在困境面前能够不放弃，最终能够超越自我，具有顽强毅力的士人。如他在《苏秦列传》中写苏秦最初游说秦国一统中国，但是却失败了，回家之后，其兄弟妻嫂等等都对他讥笑嘲讽，“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苏秦卧薪尝胆，闭门读书，用锥刺股的方式激励自己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最终苏秦实现了他的抱负，成为六国的宰相，衣锦还乡。再如《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初时家境贫寒，“常从人寄食饮”，常常受到别人的歧视，就连屠夫都不讲韩信放在眼里，对韩信百般侮辱，甚至说：“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韩信审时度势，认为成匹夫之勇只会吃亏，于是从屠夫胯下钻过。但是这并没有浇灭他心中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凭着超人的毅力，忍受了巨大的痛苦，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在楚汉战争中屡建奇功，为刘邦称帝立下了汗马功劳，萧何称赞他“国士无双”。这些人物身上无一不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勇于进取的精神，他们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即使身处逆境，屡受挫折，仍然能够奋发向上，刻意进取，体现了一种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慷慨激昂的气势。
第三，他们身上还有一股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中华民族自古灾难深重，他们有的为了道义、有的为了名节、有的为了权力、有的则为了知己者而与命运进行顽强的抗争，这其中蕴含了崇高而又悲壮的精神特质。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则表现了他们对于黑暗的社会、腐朽的政治、残酷的命运的顽强抗争，表现出一种崇高而又悲壮的美。毛遂在国家危难之际，大胆自荐， 凭借其“强于百万之师”的三寸之舌，促成了楚国与赵国的合纵。晁错为了振兴当时的社会经济，力主施行削藩政策，而这一举措引起诸侯大臣的猜忌怨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被腰斩西安东市。荆轲不畏强秦，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在易水送别之时，则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气壮山河，慷慨激昂。虽然荆轲的刺杀以失败告终，但他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之气，则一直影响着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如骆宾王在《于易水送人绝句》中对荆轲赞誉有加：“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壮冠。昔时人已没，至今水犹寒。”《史记》中的这些士人们，他们虽然身处逆境，饱受挫折，但是他们身上那种不屈服于困境，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则一直支撑着他们去面对一切困难。
第四，他们同样都具有气吞山河、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当时的儒士把仁义看做是重于生命的东西。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②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③孟子则更加明确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④他们敢于面对、勇于担当的行为，体现出其崇高的献身精神。司马迁则在《报任安书》中大声疾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些士人们的塑造，也体现了他的这一壮烈的生死观，即生得轰轰烈烈，死得感天动地。如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被楚平王下令处死，他的兄长伍尚则选择了与父亲一起赴死，而伍子胥则忍辱负重，选择逃亡，伺机报仇。所以司马迁对伍子胥这种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还有一些士人，他们为了正义和尊严慷慨赴死，死得其所，决不贪生。再如荆轲刺杀秦王的行动失败后，虽然“身被八创”，当仍然“倚柱而笑，箕踞而骂”，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千百年后的我们，依然为荆轲的这种毅然赴死的精神所激励。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我们塑造的这些或高尚，或悲壮的士人群像，他们的嬉笑怒骂，他们的忠肝义胆，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他们的士为知己者死，不断激励着后世的仁人志士，成为我们立世的楷模。这些倾注了司马迁感情的士人形象，同样寄寓了他对自己忍辱负重、舍身修史的崇高精神和沉重的悲悯之情。
注释
①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1909.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71.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163.
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332.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
苏秦之楚范文第6篇
《药雨古化杂咏》著录一枚，认为“‘分布’二字未必即《食货志》注‘分布流行’之意。明此布之准一分也。称‘布’称‘分’，于此始见”。②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图一五四即此枚。
日人奥平昌洪《东亚钱志》云：“分即，与豳同，为周之先庆节所居，春秋以后属秦，今陕西省州三水县是也。或云分即汾阳之汾省，汾阳，晋地，后属赵，今山西省汾州府汾阳县治是也。”③
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与发展》图版拾捌：4刊载的一枚“分布”，也是录自《药雨古化杂咏》著录的一枚，文内43页“中期布”表内列出“分（），秦，陕西县”。④重印附裘锡圭先生来信云：“页43中期布地名‘分’（）,所据仅为‘分布’一品，此品颇可疑，即使可信，‘分’也不见得一定是地名，即使是地名也不见得一定是。此一字关系布铸分布情况，不可忽视”。⑤
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著录一枚，认为“面文称布，尤为特殊。按分为汾省，即战国之汾北，在今山西宁乡之东，襄陵之西，太平之西北也，与韩平阳为邻，亦属韩地。盖仿魏布之制，而加以变化者。其曰分布，谓汾地所铸之布化也。”⑥显然，郑家相认为这种形制的布是仿魏的韩布。
朱活《古钱新探》将其与“阴晋一NFDA7]”一同列入平首布钱III型II式。由此可以看出，朱活倾向是魏布。⑦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著录4枚“分布”（1443－1446号），分别重12、11.5、11.2、11.5g，⑧为上海博物馆藏品。《上海博物馆藏钱币•先秦钱币》著录两枚（296－297号），分别重11.4、11.6g，⑨应是上列《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诸品之中的两枚。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中国历代货币》52页著录2枚，注明“韩布”。⑩
《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分布”条下说明是“战国早中期青铜铸币。铸行于魏国，流通于三晋等地。……‘分’通作‘汾’，古水名，源自山西宁武县西南，流经静乐、阳渠、文水、临汾，至河津县西入于黄河，其下游流经魏境。‘布’为先秦货币名称”。[11]这是主张将“分布”二字拆开，“分”为地名，“布”为先秦货币名称。
何琳仪《桥足布币考》倾向“分布”读为“汾布”，“布币自铭为‘布’，战国货币中仅此一见”。汾即汾城，战国晚期属韩，此前属魏。[12]
根据货币铭文综合情况考察，我们曾怀疑“分布”的“布”不是指“布币”之布，而是一完整地名，确切地点还可再研究。[13]
由于这种布的确与一般布币和桥足布有所区别，“分布”二字写法特别，不少学者，尤其是古文字学者对其可靠性基本持否定态度。我曾在《先秦货币通论》中予以介绍，还特意假设前提“如此品没有问题”云云，也未能逃脱批评，认为“书中沿用了个别伪品，如112页的‘分布’桥形布”。[14]
1991年中国钱币博物馆曾接受王树伟先生捐献一枚，重10.73g（图1）。
北京市钱币博物馆展览一枚，重11.9g。 [15]
2003年，中国钱币博物馆又征集到一枚，重11.33g（图2）。
两枚布币的锈色及质地，不象是赝品，因存有争议没有报道，等待再发现。
2005年5月，中国钱币博物馆又征集到两枚（图3、封二上）。据说发现时两枚粘连在一块，留下的粘连痕迹很清楚，一枚背面留下另一枚“分布”字迹。绿锈红斑，颜色自然古朴，声音低沉。我们轻触地面听声音时其中一枚（重13.2g）足部居然断裂。根据断面出现腐蚀层次观察（封二下），此布不大可能是赝品。两枚分别重11.84g（图3左）和13.2g（图3右，此枚足断，锈厚）。据悉，这两枚布出自河南长葛、鄢陵一带，以前也发现过。据说先后在这一地带发现有百枚左右。但目前所知，这种布币我们见到实物和报道者（包括传世品）只有10多枚。
由此，经过分析判断，我们收藏的几枚及见于著录的“分布”应该不是赝品。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下列三点理由：
1.颜色质地不像赝品；
2.重量特征基本一致；
3.上海博物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收藏及相关著录、论述是经过慎重考虑作出的选择。
但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货币，其归属如何确定，个性特征如何解释，的确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笔者在此谈谈对这一问题先后考虑过的意见，供大家讨论、研究。
根据“分布”形制、文字均与桥足布有别的实际情况，我们曾考虑是否属于晚出货币，即战国晚期三晋以外之国货币或者秦汉以后之物。可是，战国晚期布币类均为方足布，也没有充分证据说明是三晋外哪国货币；秦汉以后，除王莽时期出现比较特殊的布币外，铜币均为方孔圜钱，不大好将“分布”这种形制的货币插入其中。也就是说，任何时代不可能凭空突然出现这种形制的货币。所以，经过比较，还是觉得将其归为战国布币类比较合适。
关于“分布”二字的理解，我们一直主张为地名。
“分”可读如“汾”，分布即汾布。布，帮母鱼部。北，帮母职部。布、北二字双声。魏国西部有地名汾阴、汾城、汾北，都与“汾”有关。以前我们倾向郑家相提出的“分布”为“汾北”的意见。《战国策•魏策三》：“子能以汾北与我乎。”过去多主张汾城在汾水北，故称“汾北”。顾观光《国策编年》隶于周赧王九年(前306)，相当于魏襄王十三年，属战国前期。
后来，我们曾注意到，“分布”或可读为山西汾水流域的“汾陂”。分读为汾没有疑问。如《楚辞•九章》：“分流汩兮。”《考异》：“分一作汾。”布，帮母鱼部。陂，帮母歌部。二字双声，韵部鱼歌旁转。如佗（歌部）或作宅（铎部），宜（歌部）或作且（鱼部）。[16]布、甫均从父声，从甫声之字可与从皮声之字相通。例如《庄子•应帝王》：“蒲衣子。”《释文》：“崔云：‘即被衣’。《淮南子》曰：‘齿缺问道于被衣’。”《庄子•天地、知北游》：“被衣。”《尸子》作“蒲衣”。[17]是布、陂可通之证。《水经•汾水》：“又南过大陵县东”下注：“汾水于县左迤为邬泽。《广雅》曰：‘水自汾出为汾陂’。其陂东西四里，南北一十余里，陂南接邬。”杨守敬按：“《广雅》水自汾出为派。王念孙谓，《众经音义》［十七、二十三、二十五］三引同。《水经注》水自汾出‘为’下，当有脱文，是也。今拟定之曰，水自汾出为派，积而成陂，谓之汾陂。”[18]陂指水，也指坡。《说文》：“坡，阪也。”“陂，阪也。从阜，皮声。一曰池也。”段注：“陂与坡音义皆同。”《说文》：“阪，坡者曰阪。”段注：“坡陂异部同字。”《释名•释山》：“山旁曰陂。”此汾陂“南接邬”，在邬北。邬指邬县，春秋晋置，西晋末废。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复置。北齐又废。其地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北邬城店。[19]汾陂在其北面，汾陂一带的水面、陆地或山坡可能都可以称汾陂，战国属魏的版图。[20]
现在，这种货币在豫中南发现，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币上的地名“分布”很可能与这一地带的地名有关。
根据有关记述，豫中有汝水，颍水，支流有汾水。
《水经注•汝水》：“汝水又东南，迳奇P城西北，今南颍川郡治也。逅出焉，世亦谓之大(氵隐)水。《尔雅》曰：河有雍，汝有濉H辉逭撸汝别也。故其下夹水之邑，犹流汝阳之名，是或濉(氵隐)之声相近矣。亦或下合(氵隐)、颍，兼统厥称耳。”
《水经注•(氵隐)水》：“汝水于奇P城西，别东派，时人谓之大(氵隐)水。……别汝又东，迳征羌城北。水南有汾陂，俗音粪。汾水自别汝东注，而为此陂。水积征羌城北四五里，方三十里许。”杨守敬按：“陂在今郾城县东南。”今郾城在古郾城稍北。
郾城与“分布”发现地较近。如发现地与此布的铸造和流通区域有关，那么，“分布”也可能就是附近的“汾陂”。
郾城，过去本来是姬姓胡国的所在地。姬姓胡国即《韩非子•说难》所云受郑武公侵伐的“兄弟之国”，后不知所终。有学者推测“鲁哀公八年（前487）以后，胡事不再见于史籍。从春秋、战国之际楚师在郑地少有活动的迹象分析，姬胡亡于郑的可能性要大于亡于楚。”[21]郾（或作鄢）城一带曾经属于魏国的版图。[22]前375年韩灭郑前后，郑的部分土地已先后属魏。
《史记•礼书》：“汝、颍以为险。”《正义》引《括地志》云：“汝水源出汝州鲁山县西伏牛山，亦名猛山。汝水至豫州郾城县名逅。《尔雅》云‘河有眩汝有濉，亦汝之别名。”
《史记•苏秦列传》：又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V。”郾，徐广曰：“在颍川。于仪小！薄此饕〉曰：“音偃，又于建反。《战国策》作鄢”。《正义》曰：“陈、汝南，今汝州、豫州县也。”
《汉书•地理志下》：“魏地，觜、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氵隐)强、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B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 师古曰：“郾音一扇反。B音偃。”
由此可见，郾城附近的“汾陂”战国时期曾经属魏。
此布之“布”字与楚系文字“布”构形相似。尤其是所从的“巾”上多一小横，虽也见于侯马盟书的“帅”，[23]但目前多见于楚系竹简：[24]
如布币属魏，文字接近楚风，当是便于与楚交往，即布形基本为桥足布形，而文字采用了楚国文字风格（或受楚影响）。
郾城一带后来为楚所有，当不晚于楚怀王六年（前323）“使柱国昭阳将兵攻魏，破之于襄陵”（《楚世家》）前后。此布铸行上限估计早不过魏迁都大梁之时，即公元前362年（梁惠王九年）。前362－323年这段时间，与魏铸桥足布的大致年代在战国前期也是吻合的。[25]
楚与郑、三晋及分晋后的魏韩经常发生战争，郑或魏、韩南面的土地也一度属楚。如：
《史记•六国年表》：悼王三年（前399）“归榆关于郑。”四年“败郑师，围郑。郑人杀子阳。”《楚世家》悼王九年“伐韩，取负黍。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肃王“十年（前371），魏取我鲁阳。”威王“十一年（前329），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魏闻楚丧，伐楚，取我陉山。”怀王“六年（前323），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襄陵，“县名，在河东。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可见，像大梁、榆关与陉山这些本属于三晋与郑的土地也一度属楚。包山楚简“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据考证为公元前320年，[26]韩灭郑为公元前375年，鲁阳公所加固的郑城显系已属于韩的“郑韩故城”，是楚曾经占领这一地带的明证。郑韩故城东周铸铜遗址内还出有楚大布陶范。长葛一带也发现有与魏“梁夸NFDA7]百当”桥足布同出的“郢称”楚金币。[27]所以，“汾陂”一带一度也曾属楚。
如“分布”是楚币，可从下面几点理解：
一是布币形制与桥足布有所区别；
二是文字风格与桥足布有别，而与楚文字接近；
三是楚国也曾铸行过长行大布，为的是便于与中原交往；
四是楚国北进中原与魏国交往最多。
如将其定为楚币，年代与桥足布接近，为的是与魏国交往，这就为重新认识楚国的货币经济、政治军事增添了新的内容。它与楚大布当有类似之处。鄂东有与铜钱牌一同出土的布币。[28]这些都是楚为与北方三晋进行交往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货币。
“分布”究竟属魏还是属楚，目前还难以断定，有待进一步发现与研究。我们估计属魏的可能性较大，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属楚。オ
注释：
①如朱枫辑《古金待问录》卷三（1769年写刻本），倪模《古今钱略》卷五（1877年刻本）等。
②方若《药雨古化杂咏》，1925年铅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重印。
③［日］奥平昌洪《东亚钱志》，1925年铅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重印。
④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⑤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1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重印本。
⑥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131页，三联书店1958年。
⑦朱活《古钱新典》84页，三秦出版社，1991年。
⑧马飞海总主编、汪庆正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⑩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历代货币》，天津杨柳青画社1990年。
[11]《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209页，中华书局，1995年。
[12]何琳仪《桥形布币考》，《吉林大学学报》1992年2期，收入《古币丛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
[13]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14]吴良宝《钱币学姊妹新篇--简评与》，《中国钱币》2002年1期。后来作者列入可疑品，见其著《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15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5]拓片为王纪洁女士提供材料。
[16][17]高亨纂著《古字通假会典》677、661页，142，690页，齐鲁书社，1989年。
[18]《水经注疏》53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19]参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32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
[20][22]可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33－34页，地图出版社，1985年。
[21]何浩《楚灭国研究》241页，武汉出版社，1989年。
[23]《侯马盟书》宗盟类序编一六•三，字表319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
[24]可参考汤馀惠主编《战国文字编》545页布及从中之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64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5]何琳仪《桥形布币考》。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
[26]王红星《包山简牍所反映的楚国历法问题》，《包山楚墓》上册531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27]朱京葛、喻战勇、王军《河南长葛出土加盖戳记的楚“郢爰”》，见河南2004年《中州钱币•总第12期》，又见《西安金融》2005年1期。
苏秦之楚范文第7篇
廉、李二人之史书地位评价自不待言，然而名列在前的白、王二人却史传简略，评价多低下。尤其名列其首的白起，虽然“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但同时更被贬称为“杀神”、“人屠”，后世帝王所赞历代忠臣良将，白起更是无缘入选。
白起初次崭露头角，是在公元前294年攻韩之役，攻下新城的白起被晋升为“左更”。次年伊阙之战，白起又大败韩魏联军，连拔五城，斩首24万，生俘魏将公孙喜，一战成名。
公元前280年，秦军大举攻楚，攻楚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白起率领，攻向楚国重镇鄢（今湖北宜城西南）：另一路由蜀守张若率领，直至巫地、黔中，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两路互为声援，使得楚国不能首尾相顾。
楚军主力在鄢与秦军大战，白起攻城不下，遂采用水攻，在鄢城百里之外建立水坝，壅西山长谷水为渠以灌鄢城，滔滔大水从鄢城东北角冲开城墙一贯而入，“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
次年，白起再次乘胜攻楚，夺取安陆，并攻陷楚国郢都，大举进兵洞庭湖边，遂迫使楚国仓皇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从此，秦国以郢为南郡，白起因战功而被封为武安君。
此时的战国大格局中，曾经一度的超级大国魏、楚已经日暮西山，东方唯一的超级大国齐国因秦国连年的连横外交，也始终不与秦国正面为敌。
在阻碍秦国一统六合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强敌只剩下了一河之隔、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民风彪悍、军力齐整的赵国。
公元前260年，秦军在左庶长王率领下，进攻上党，虽然秦军主帅为王，但赵国朝堂之上，真正恐惧的还是白起。
平原君认为，白起之善战，简直到了“无解”的程度，上策是“可与持久，难与争锋”，为此平原君推荐了心目中最佳的统军将帅人选――勇鸷而爱士、知难而忍耻的老将廉颇，并制定了避免与秦军野战、坚守不出的正确战略。
廉颇率军抵达上党地区后，直赴长平，这里是上党至邯郸西南交通要津，只要长平不失，秦军则不能涉足上党，更遑论直扑邯郸。
这里地势为丘陵，丹河及其支流分布其中，西有高平关、长平关、故关等群塞可固守，河谷平川便于大军调度辎重运输，极端利守而不利于攻。
老成持重的廉颇，将自己的大营设在今高平东南丹河东岸大粮山一线，并预计高平西北丹河一线为主战场，并设下空仓岭、丹河与百里石长城三道防线。
秦军在王率领下，于六七月间突破赵军第一道空仓岭防线，一鼓作气抵达丹河西岸，然而在此却未能再进一步，整整对峙了3年之久。秦军远道而来，粮食辎重运送不利，士气越发低下。
然而，就在廉颇的战略即将开花结果的时候，秦国的外交战略再次成为了决定战场天平倾向哪方的“场外因素”――秦王令人“使千金至赵为反间”，成功地使赵孝成王将廉颇的正确战略视为畏缩不战，以名将赵奢之子、年轻气盛而又缺乏实战经验的赵括取而代之。在得闻消息后，秦国朝堂大喜过望，迅速秘密派遣白起至前线取代王。
在整个长平战役之中，白起率领秦军共歼灭俘杀赵军45万之众，使得在东方六国之中当时军力最为强盛、抗秦意志最为坚强的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白起经长平一战，名声大振，然而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他的赫赫战功，很快引发了秦相国范雎的嫉妒，他唯恐在崇尚军功的秦国朝堂之上，出现一个危害自己专权的跋扈将军。恰逢其时，心惊胆战的韩赵两国此时才匆忙拾起外交离间这个武器，试图阻止战场上步步紧逼的秦军。
传说著名纵横家苏秦之弟苏代，特地受命抵达咸阳，与范雎密谈，言白起若乘胜灭赵，“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确实，长平之战后，赵国生力军已经基本覆灭。公元前259年10月，秦军再次攻占上党，王率军一路攻击武安、皮牢，司马梗率军一路进攻太原，白起自领中路准备直下赵都邯郸。
没想到两月后，秦王听从范氏之言，下令退兵，理由是秦兵在外久战疲劳，应班师休养，并应允韩赵两国割地求和“割韩垣雍，赵六城”。
然而秦退兵后，赵国撕毁了和约，不愿献出六城，更派虞卿前往齐国，准备联齐抗秦。秦昭襄王自然勃然大怒，准备起兵再度伐赵，令白起再次统军出征，但白起却出乎意料地抗命不遵。之所以会发生这样违抗君命的犯上之举，一方面固然是对范雎不满，更深层次原因是出于纯军事形势的考虑。
白起认为，秦国已经失掉全胜之机，他对秦王说：“长平之战后，赵军大败，秦军士气旺盛而赵国恐惧沮丧，正好一气呵成。然而大王却选择退兵，厚葬死者，厚养伤者，重赏有功将士，大宴功臣，举国上下一片欢庆，已经失去了长平之战时的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势。而赵国自长平之战后，以哀兵必死之志，大修战备已经一年，又用丰厚的财物与外交游说交接燕、魏、齐等国，此时伐赵，实不属最佳时机。”
道理虽然明晰恳切，但秦王已经拿定主意，依旧派五大夫王陵率军伐赵，于前258年正月败于邯郸城下。
秦王后以王取代王陵，并再次增兵，但依旧无法攻克邯郸，又遭遇魏国公子信陵君率领各国联军来救。情急之下，昭襄王两次派范雎前往白起府上求其出马，然而白起竟托病不出。这种消极怠工之举，再加上范雎落井下石，大进谗言，使得秦王暴怒不已，亲至其府邸，要求其承接虎符，领兵出战。
苏秦之楚范文第8篇
文言文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高考试题中也占相当的分值，因此，文言文教学显得很重要。笔者认为是文言文离学生生活年代久远、文言语感不足和学生语法知识匮乏致使理解和掌握文言文不到位。鉴于此，教师教授学生一些基本必备的语法知识，让其掌握语法本质的东西，会取得不错的效果。
【关键词】
语法知识 基本必备 词类活用 特殊句式 高中文言文
文言文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高考试题中也占相当的分值，因此，文言文教学显得很重要。笔者认为，造成理解和掌握文言文不到位的原因，主要是文言文离学生生活年代久远、文言语感不足和学生语法知识的匮乏。
其实，不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在词类划分和句法功能方面都大致相同。因此，在文言词语的活用和特殊句式的讲析方面，完全可以引入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即句子的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成分。句子正常语序的规则是定语加在主宾前，谓前为状谓后补。用对应的符号可表示为：（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例如（主动学习的）学生[总比被动学习的学生]进入（学习的）状态。而句子成分中，主语一般由名词或代词充当，谓语由动词或形容词充当，宾语由名词或代词充当，定语为形容词或数量词，状语由副词或介宾短语充当，补语由形容词充当。如果学生掌握了这些语法知识，利用它来辨识文言词语的活用和特殊句式就容易多了。
既知此，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词类活用。所谓词类活用，就是指某类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具备了另一类词的语法特征，并进而产生出和语境相适合的意义。若某类词（名词、代词除外）出现在主语位置上，它就活用了。下面举例来说明：
（1）盖其又深，其至[又]加少矣。（《游褒禅山记》）
动词“至”处在主语的位置，是主语的一部分，此时它已活用为名词。
（2）沛公[欲]王关中。（《鸿门宴》）
楚左尹项伯者，[素]善留侯张良。（《鸿门宴》）
名词“王”处在谓语的位置，临时具有动词的语法特征，它已活用为动词。形容词“善”则已活用为动词。
（3）将军[身]披坚执锐。（《陈涉世家》）
形容词“坚”“锐”在句中处在宾语的语法位置，具有名词的语法特征，均已活用为名词。
除上述词类活用的一般情况外，还有使动、意动、为动三类特殊情况。
所谓使动，是指谓语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不是主语发出的，而是主语使宾语发出的，即“主语使宾语怎么样”的意思。例如，
（1）今欲并天下……制海内，子元元，臣诸候，非兵不可。（《战国策·苏秦连横约纵》）
（2）项伯杀人，臣活之。（《鸿门宴》）
（3）疆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天论》）
名词“臣”，动词“活”，形容词“疆”（通“强”）、“贫”均处在谓语的语法位置上，并且谓语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也都是由宾语发出的或所具有的，可分别译为“使……成为臣子”“使……活”“使……兴盛”“使……贫困”。
意动，是指主语主观上认为宾语具有了谓语所表示的性质状态。例如，
（1）孟尝君 客 我。（《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
（2）成以其小，劣之。（《促织》）
名词“客”、形容词“劣”均在谓语的语法位置上，并且谓语所表示的动作作为或性质状态都是主语的一种主观认识，并没有使宾语发生事实上的变化，可分别译为“把……当作客人”“认为……低劣”。
为动，是指主语为（替）宾语施行某一动作，简言之，主语为宾语而动，即“主语为宾语怎么样”。例如，
（1）等死，死 国 可乎？（《陈涉世家》）
（2）广陵太守陈登得病……佗 脉 之。（《史记·滑稽列传》）
动词“死”、名词“脉”均在谓语的位置上，并且谓语所表示的动作行为都是主语为宾语施行的。可分别译为“为……而死”“为……诊脉”。
前文已提及现代汉语的正常语序，那就是“主谓宾，定状补，定语加在主宾前，谓前为状谓后补”。文言文中，倘若宾语置于谓语前面，状语置于谓语之后，定语置于修饰的中心语之后，那它们分别就是宾语前置、状语后置、定语后置了。例如，
（1）宾语前置
自书典所记， 未之 有也。（《张衡传》）
“大王来何 操？”（《鸿门宴》）
噫，微斯人，吾[ 谁 与 ]归？（《岳阳楼记》）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师说》）
一句中，“之”作“有”的宾语，前置了。
二句中，“何”作“操”的宾语，前置了。
三句中，“谁”作“与”的宾语，前置了。
末句中，“句读”“惑”分别作“不知”“不解”的宾语，前置了。
（2）状语后置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劝学》）
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张衡传》）
又七年，还[自扬州]。（《伤仲永》）
一句中，“于水”作状语修饰“寒”，后置。
二句中，“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作状语修饰“饰”，后置。
三句中，“自扬州”作状语修饰“还”，后置。
（3）定语后置
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廉颇蔺相如列传》）
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劝学》）
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石钟山记》）
得遗金（一饼）。（《乐羊子妻》）
一句中，“可使报秦者”作定语修饰宾语中心语“人”，后置。
二句中，“利”“强”作定语分别修饰宾语中心语，“爪牙”“筋骨”，后置。
三句中，“铿然有声者”作定语修饰主语中心语“石”，后置。
四句中，数量词“一饼”作定语修饰宾语中心语“遗金”，后置。
综合以上所析，只要教师教给学生一些词类和句法的基本必备知识，使之掌握其规律本质，在文言文阅读和考试中，无论碰到何种形式的词类活用和倒装，都能迎刃而解，大可不必再去讲授语法方面概念性的东西以及细分词类活用和特殊句式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