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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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女书范文第1篇
一、女书的形貌
有人说，20世纪文字界有两大发现，第一是甲骨文，第二就是湖南江永女书。女书，是发F于湖南江永县的一种神秘文字，它是为女性所特有的一种文字。
女书的著名研究学者宫哲兵教授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给出女书三个层次的概念：第一，是指女书这种文字；第二，是指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作品；第三，是指写有这种文字的物件。女书一开始的名字是由于它的字形像蚊子又像蚂蚁，所以被称为蚊子字、长脚文字或者蚂蚁字，后来学者将其例为“女书”。女书的形态隽美飘逸，形似当地女子柔中带刚的个性，而书写工具的随意性则可以使女书随时可以被书写，也就给予女性之间随时对话以可能。
女书物件有纸、书、巾、扇四类。女书是32开大小，是由黄草纸或薄型毛边纸材质构成的写有女字的薄厚不等的书本。这种书本还继承着中国古籍的某些特点，不分段落，无标点符号，全为手抄形式，比较朴素。另有一种精装的叫做“三朝书”，这种书是女子婚嫁的时候，女子的亲朋赠送的礼物。有布制的封底和封面，上面有丝线缝绣的图案。三朝书是女书代表作中最具经典性的文本。每本三朝书中只有三篇作品，多为倾诉思念或者新娘应如何为人处事等，由于女方对其十分珍视，故能长久保存。
二、女书的文字学意义
关于女书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在1991年江永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女书研讨会上，比较有说服力的是经过女书学者研究十年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女书比甲骨文字出现要早，是原始母系社会的产物。原因如下。
第一，纵观各地出土的刻划文字，都可以看到女书的踪迹。通过对古代各地刻划文字的对比发现，女书广泛存在。可以说，女书是当时的通用文字，因为只有通用文字才有普遍性。
第二，通过女书与甲骨文的文字学对比，发现异体字多于甲骨文，假借现象多于甲骨文，并且可以看出女书本身的字形特点。因为异体字和假借字越多的文字越古老，而就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和女书对比来看，女书之中的异体字和假借字要多于甲骨文，故女书要比甲骨文古老。刻划文字的特点是笔画纤细，粗细一致，没有波势，没有笔峰，呈斜形。而女书和甲骨文都有上述这些特点。但是，甲骨文在以后的使用中发展成为金文、篆书、隶书、行书和楷书，女书却一直保持着上述特点，而区别于甲骨文。以上皆可证明女书比甲骨文更加古老，只是需要继续接受时间的检验。
若这一论断可得到时间的验证，那么也可以证明当地女性无意识地希望自己可以通过学习女性曾经占统治地位的母系社会文字来提高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地位。
三、女书的地理历史环境
女书的通行地带是现今的江永上江圩、桐山岭和道县一带，这在战国时是楚越文化的分界线，自汉唐以来始终是湘粤桂三行政区的接壤之处，也是楚文化和越文化的夹缝地带。同时，宫哲兵教授指出，地图上小小的线是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的分水岭。所以说，江永一代虽然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却是多处地域文化的交汇处，更是汉瑶民族融合之处。
在这里，中央朝廷和封建势力控制比较薄弱，人们保持着原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即封建社会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由此可见，妇女较低的生活地位也是由于男女分工造成的，因女子不负责解决家中的粮食生产问题，所以自然被整日为农活劳碌的男子认为无能、麻木，只是其附庸而已。而使用女书的女性的生活除了美丽的自然环境就是手中的织物，所以对自然的模仿也是女书创作发展的一个灵感所在。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地理历史状况也是女书在江永得以流传发展的客观原因之一。
四、从女书中可窥见当地女子的卑微地位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一般都低于男性，她们大多为封建礼教束缚，在精神上处于被状态，这在江永一代更甚。当地采取的也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小农经济，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男人拥有至高的地位，女人却要终身坐秀楼，无法与外界接触，被称为“楼上女”。她们几乎没有什么人身自由，即使在出嫁以后也极有可能被男人当作货物一样“抵押”或者“典当”掉。丈夫去世后，她们又随时可能被家中的长者“转房”给家中未婚的男性。这种尖锐的性别对立使女性处于一种极卑微的地位。但是，当地的女性并没有就此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她们延续了可能是远古流传的近乎“天书”的女性文字，来相互倾诉心中的苦闷，表达她们对命运的反抗。
如唐宝珍的《自己修书诉可怜》有78行之长，诉说了自己五个弟弟病故，子女夭折，丈夫被抽兵后客死异乡，改嫁之后，夫又病故的凄惨身世，表达了其对妇女悲哀命运的控诉，摘录如下：
静坐空房无思想，自己修书诉可怜。
以前独花花为贵，到此如今不如人。
父母所生人七个，五个弟郎没一位。
千般可怜无气出，透夜不服刀割心。
五、女书的消亡及其保护
“语言的逐渐衰亡对使用该语言的群体来说，是一种损失，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有了多元文化才使得这个世界变得丰富多彩。”对于女书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女书消失，江永地区虽然建立了女书学校，由优秀的女书传人胡美月来教授，但还是由于不适应当地发展的需要而作罢。2002年，江永蒲苇县建立了女书生态博物馆和女书园，以一种文化遗产的形式以期引起外界的关注。还有学者提出，可以编纂女书字典或者是发扬女书书法，但由于研究女书者甚少，这些推广工作进行得比较艰难。
其实，将女书以一种大众文化的手段传播不失为良策，如先前上映的首部女书电影《雪花秘扇》就是很好的例子，只是需要在此基础上精致润色，以期提高大众对女书的认知。
江永女书范文第2篇
上甘棠村有1200多年历史，村名村址从未改变。这里是世界罕见的“双胞胎村”，村内及附近地带平均100人中就有一对双胞胎。
鬼崽岭上散布和隐藏着上万尊表情诡异、造型奇特的石俑。古人认为：这些石俑是来自地府的“阴兵”，当地人至今对这些石俑心怀敬畏。
南方五岭中，最具有神秘色彩的都庞岭，位于湖南省永州市的江永、道县、零陵区和广西省的灌阳、恭城等县交界处。
除了地势险要，都庞岭最吸引人的，是那一个个扑朔迷离的传奇故事：山下的上甘棠村，千年来只有周家一脉，盛产大人物和双胞胎；道县西南处的鬼崽岭，据说住着阴兵，大大小小的石俑，可能是帝王墓，也可能是祭祀场所；江永县流传的神秘女书，是电影《雪花秘扇》中女书的原型，更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只有女人才能看懂的文字……
上甘棠
古村“盛产”双胞胎
尽管东西长度不到500米，但早在秦汉时期，都庞岭下的上甘棠村就已经是连接潇湘地区和桂林郡的要道。上甘棠村依山临水，沃野千顷，物产丰富，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时代开始，整个村庄经历过多个朝代，至今已逾千年。
现在的上甘棠村，有居民453户，共1865人。不过，除了7户是建国以后迁入的异姓之外，其他的都是姓周的原住民家族——他们已经在此居住了1200年。在当地，有一种带着排外色彩的宗族说法：上甘棠的风水中，“太师椅”上只能坐一个人，多了就会出乱子。所以，从村子建立直到建国前，上甘棠村都只有周氏一族。
上甘棠的周氏家族，在历史上颇具盛名。据说，早在唐朝天宝年间，这支周氏族人的先祖，为了平定南方十州的动乱，才从山东青州迁到湖南，唐太和二年（827年）迁居上甘棠村。从那时候开始，这一支脉的周氏族人开始影响中国历史，相继出过许多极具影响力的大人物。从宋朝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到现当代文学巨匠鲁迅（周树人），都和他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
周氏家族定居上甘棠千年，村名未变，村址未变，族氏血统未变，这在湖南全省乃至全国都属罕见。而千年的积淀，世代的传承，让周家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大量的古建筑财富——现在的上甘棠村，依旧拥有各个时期的古民居200多幢，古门楼4座，其中有400年历史左右的民居就有8幢，清代古宅民居更是多达68幢。
除了人文上的影响力，上甘棠村还拥有一个匪夷所思的名字：双胞胎村。在以这座千年古村为核心的沿线20多公里范围内，双胞胎出生率为世界罕见——高达1.05%，也就是说，100人中就有一对双胞胎。按照正常的自然规律来讲，10万～20万人中才有可能出一对双胞胎。从这个角度来看，上甘棠村双胞胎的出生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千倍。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此奇妙的生育现象呢？
答案至今成谜。不过，学术界倒是争议不断，有人认为，村前的谢沐河，河水里硒的含量非常高，还有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是导致双胞胎生育率高的原因；还有人认为，谢沐河上下游一带的村庄彼此间通婚较多，很可能这一带的居民天生就拥有独特的双胞胎遗传基因……
鬼崽岭
关于诡异石俑的猜想
都庞岭的神奇区域，并不只有上甘棠一处，在湘南道县西南那一段山脉里，还有一片诡异的区域，被当地人叫作“鬼崽岭”。
之所以有这样奇怪的称谓，是因为在这片山林中，散布和隐藏着无数表情诡异、造型奇特的石俑。后来，经过考古人员的调查和推算，居然发现此类石俑在地下还隐藏着更多，而地上地下的石俑加起来，起码有上万尊……让人惊讶的是，2008年冬天，这块土地遭遇冰灾，松林中一棵老桂花树被冰压倒，连根拔起的树根居然带出了38个石俑……
鬼崽岭的这些石俑，普遍不高，大多在40～80厘米之间，看上去让人望而生畏。它们造型简洁，又神态各异：有的石俑头部呈尖顶状，酷似戴着“战盔”；有的石俑绾着发髻、戴着头巾；有的石俑面部五官的刻画非常精细，身体的姿态造型或为立姿或为坐姿……从形象上看，他们大多是古代武士的模样，尽管身披盔甲，但空手者居多，只有少数是持刀拄剑的。
石俑群的西北方，有一块题为《栎头源坛神记》的石碑，碑文是一个名叫徐咏的贡生在清光绪29年（1903年）撰写的，由于年代久远，碑文内容有些已无法看清。不过，根据道县县志对这块碑文的解释，古人认为：这些石俑就是来自地府的“阴兵”，半夜会化为神灵行走世间，听到鸡鸣后，就会化为石俑……
在鬼崽岭附近生活的纯朴原住民，大多会讲述关于“阴兵”的故事，言谈中，多是充满神秘和阴森的恐怖之辞。村民们对这些怪异的石俑心怀敬畏，如果家中或是村里遭遇到大的灾祸或是战乱，村民还会带上纸钱香烛祭拜，求“阴兵”保佑。
关于这些年代久远的石俑的考证，引起过国内史学界的极大兴趣，甚至有人在多次考察后进行了大胆的推测：鬼崽岭是否是某个上古时期帝王的陵墓？比如，在道县去世的舜帝。
这样推断的最大根据，源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对舜帝死亡地点的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鬼崽岭距司马迁说的九嶷山大约10公里，而史记中说的“苍梧之野”，是指以九嶷山为中心的周边广大地区，再加上道县民间流传的许多关于舜帝南巡的传说，因此有史学家推断：舜帝死于道县，鬼崽岭极有可能就是他的墓地。
但最终，这个舜帝陵墓的推断还是被多项无法解答的质疑否定了：首先，如果这里是舜帝的陵墓，为何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再如，在我国，用石头雕刻物体起源很早，但没有发现上古用石头雕刻人像祭祀的先例，直至秦汉时期，国内才开始出现墓前竖立石俑或在墓里用石俑殉葬的现象，这样的做法普遍盛行，则是到战国时期才开始的。
尽管从考古学和历史学上推翻了鬼崽岭就是舜帝墓的推测，但鬼崽岭遗址暗藏着古代某个时期的隐秘祭祀是公认的事实。例如，在石刻群像旁，还现存清代乾隆年间重修的“禹王庙”遗址，石刻群对面的尖山岭山腰，还有一处“白像庙”遗址，这些庙址都表明，鬼崽岭曾是一处大型祭祀场所……
江永女书
只有女人才能读懂的文字
一直以来，都庞岭流传着一种神秘的文字，那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属于女性的文字，人们称为“江永女书”。女书的发掘地江永县，位于都庞岭下。
这种文字曾在清代中期广为流传——不过，仅限于妇女间使用，世界罕见。由于其具有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因此被国内外学者叹为“中国文字史上的奇迹”。
为什么这类神奇的文字会发源自江永县呢？
有一种说法是：自古以来，江永地区潇水流域的妇女喜欢聚在一起织布绣花，她们不能上学读书，也不能学习男字（她们称方块汉字为男字），为了把自己的苦难经历记下来，妇女们就在织布绣花图案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这种文字。在当地，妇女们都有着唱歌的习惯，她们聚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唱读传授女书……最后逐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女书文化。
就其本身而言，女书脱胎于方块汉字，是方块汉字的变异。经过研究，女书基本单字共有1700多个，其中借源于汉字而造的占80%，暂不明来历的自制字占20%。女书字的外观形体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秀丽清癯。乍看上去，好似甲骨文，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女书作品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书写在布面本上，或者扇面、纸片，以及布帕上。
江永女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江永女书 传统精神 现实意义
1 中国文化中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强调的是中国地域内由中华民族的祖先所创造并经中华人民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使得任何人看见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包含的具体种类十分之多，这里举一些最为典型和鲜明的例子。一是古玩器物等，典型的有景泰蓝、景德镇瓷器、玉器、如意、古兵器或者是鼻烟壶等；二是文房四宝琴棋书画等，包括笛子、二胡或者是琵琶等乐器，也包括毛笔、砚台等文人用具，除此之外，还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国象棋、甲骨文以及国画和太极图等；三是传统文学，主要包括唐诗宋词等诗词曲赋，以及四大名著等，事实上，这些传统文学提供给现代产品设计的思路是最为丰富和精彩的；四是各个地方的风俗文化和民俗等，如一般性的婚假丧葬礼节或者是鞭炮、饺子、门神等过年用品；五是特色更为鲜明和突出的地域文化，最典型的如大漠风情、蒙古草原、天涯海角或者是塞北、岭南等。这样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无论是在物质形态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非常有内涵，能够相当广泛的应用到各行各业的产品设计当中去，包括服装、建筑、食物或者是装饰等，对于产品设计而言可谓是不可或缺的丰富资源。
2 工业设计中的产品概念
产品设计是一个将人的某种目标或者是某种看法通过美好的形态或者是方式表达出来的创造性活动过程，现代产品设计的要点就在于对时代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充分表达和代表，因此在产品设计过程当中就必然需要将产品的形态、色彩、材料以及空间等各个方面的具体因素都考虑进来，基于此来对产品的基本造型形态以及大致的设计方向进行确定。对于产品而言，设计的基础还是形态因素，形态决定造型设计并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而形态当中的形强调的是产品的基本外在形状，态则是强调产品相对内涵的内在神韵，产品设计只有做到形神兼备，才能够真正达到和实现产品设计的基本目的。
3 产品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因素的现实意义
科学技术和网络通讯的飞速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使得人们不再单纯的满足于一般性的温饱，而是对于生活质量、生活品味以及生活层次有了更高的追求，在这样一种现实的状况之下，产品设计及有必要通过新思路和新想法来开拓市场，尽可能的设计出在物质形态和思想上都有更好表现的产品来，这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各大生产厂商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3.1 对传统文化图案进行抽象和简化
对传统文化图案进行抽象和简化是产品设计当中非常常见且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现代设计当中对于传统图案的简化使得图案本身能够更加的简洁有力，同时仍然能够保持传统图案的基本形态，这样一种经过一系列简化、取舍、整合过程的再设计，最终使得传统图案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同时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为产品较大程度加分。这样一种状况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北京奥运会火炬的设计，运用到了祥云这样一个非常具有东方古典美的传统图案，图案为云，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一直被视为祥瑞之物，加之形象本身的优美、流畅和饱满，更是使得祥云的文化概念能够更好的在奥运会这样一个场合充分表达设计师对于产品以及整个大环境的理解与认识。总而言之，祥云图案无论是在基本立意还是在造型色彩上都充分表达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意义，加之其立体浮雕式的工艺设计，更是使得整个火炬显得更加的高贵典雅和厚重沉稳，而红色和银色的对比则能够产生更加鲜明的对比和视觉冲击效果，尤其还值得一提的是火炬本身的造型，其灵感与设计思路同样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纸卷轴。
3.2 实现产品表象与内涵的和谐统一
在产品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因素并不意味着产品设计和传统文化的简单结合，而是需要深层次的来挖掘产品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将传统文化因素应用于产品设计来实现再创造。也就是说，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处理和再创造并最终应用于产品的基本前提就是设计人员本身对于传统文化有准确的充分的认识，这样才能够熟练而准确的将一些工艺类型的图案转化成为图形，使得图案能够更加具有现代特点和时尚性，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表达现代产品的特点。这里同样结合具体的例子来进行说明。青花瓷是中华民族非常具有特色的陶瓷艺术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青花瓷在产品设计当中的运用已经远不局限于陶瓷，而是更为广泛和丰富的运用到多种其他行业当中去，包括工业产品设计、视觉效果传达以及建筑或者是服装设计等。
4 实例分析
本文当中结合湖南江永女书在产品设计当中的应用来进行深化说明，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元素，一方面是考虑到湖南江永女书与相当广泛范围行业内的产品设计都有较深的渊源，另一方面也因为女书自身的特殊性、典型性和因素性质都十分突出，因此下文当中将在简要介绍女书的基础之上较为详尽的来分析女书这样一种中华传统文化因素与现代产品设计之间的现实意义。
4.1 湖南女书
湖南女书据称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因此在特殊之余也就有了更深的审美特征和文化内涵，在与现代产品设计交叉看待时，主要考虑的则是女书本身的造型和内涵特点。湖南女书最早出现在中国湖南省的江永县，既是我们国家人类史上神奇的文化现象，也是牵涉面广且信息量大的一种文字，因此能够集艺术性、历史性、文化性、审美性以及符号性等于一身，在现代已完全失去实用价值的女书，当初在中国湖南等地曾以一种孤独而鲜活的方式，浸润了女人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漫长的岁月里，见证了女人的快乐与悲伤，成为女人生命中最温暖的慰藉。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特点，使得湖南女书能够在高度要求创新和特色的现代产品设计当中独放异彩。
女书文化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特别的女性精神，在应用于建筑、陶瓷或者是服装等特定领域时，往往需要通过能够反映女书文化的视觉符号来实现，这样才能够使得目标产品更加具有风格和感染性，同时又不乏时代特点，最终获得受众的认可。女书从基本外形上看呈长菱形体势，显著的特点就是字右高左低，右上角为整个字的最高点，而左下角则相应的是整个字的最低点，整体上通常是从右到左从上到下，没有标点但是排列整齐，笔画线条纤细一致、潜力婉转，非常能够体现女性的柔美和优雅，加之其图案使用灵活多变，尤其是点画，近似于圆点，但是介于规则和不规则之间，因此特点更加鲜明。
4.2 湖南女书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根据上文当中阐述的女书特点，女书较多应用于首饰设计当中，具体设计方式较为多样，如直接进行利用，将首饰的形态和女书的字体造型保持一致，基于此来保持首饰的艺术魅力；也可以对女书字体进行置换，也就是对女书字体当中的部分笔画进行变形，应用相对流行的折衷主义、几何形或者是流线形等，使得饰品显得更加简洁和有韵味；还可以对女书字体进行变异延伸，即根据现代化的社会环境特点来将整个女书字体符号打散重组，甚至可以将月亮或者是星星等简单物体的形象来和女书进行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把传统简单化、符号化，笔者认为其实很多看不见的层面更重要。
女书在旅游产品设计方面又有新的思路，简单来说就是进一步考虑了色彩因素，将女书文化和红黄黑青等基本装饰色进行结合，来表达更深层次的感受，如红色表示热情和喜悦，金色象征尊贵等，这样一种结合主要是希望突出女书地区的服饰用色特点，更为良好的突出地域性和民族特色。
结语
通过以上说明和分析可以看到，发扬传统贸易，推行民族品牌，对现代设计来说意义重大。在工业产品设计当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绝对不仅仅只是中国传统元素和产品的简单结合，而是需要在对有形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无形的传统文化精神有充分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有效结合，这样才能够真正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品来。而如何做到这一点，就还需要设计师在理解和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发掘和探索。
参考文献
江永女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女书 三朝书 装帧技艺 传承保护策略
上世纪80年代至今，学术界对女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女书文字本身，研究女书文字的文献有1700多篇；而对于女书形式和载体的关注，研究文献却相应少得多。 在已有的对女书文字的保护传承和应用中，某些书法家把女书字写成书法作品使其得以传承，而对于女书字运用最多的又是她的外形，如运用女书文字为原型而设计的首饰，还有把女书文字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图案，设计成家具的装饰以及产品的外包装，但这些设计还处于尝试阶段，运用和推广尚不够普遍。女书的载体具有浓厚的本土文化底蕴，是女书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女书研究来说，这一领域可开拓的空间很多，亟待有志愿者深入探索。
一、“三朝书”是女书文化最重要载体
“三朝书”是流传在江永等地的由新娘的母亲或女伴亲自制作、用女字书写送给新娘的婚嫁礼仪用书，收受“三朝书”的新娘终身拥有，可以婚后自己书写。“三朝书”既可以书写女书作品，也可以夹放女红针线、绣花剪纸图案和绣花时垫底的蚕丝片等，既是书，又是“箱”。“三朝书”专用于新婚贺三朝即“三朝礼”，其由来植根于江永女性婚嫁习俗的传统，“三朝书”包含着新娘与赠予者浓浓的情谊：或离别不舍、或倾诉苦情和友情。“三朝书”装帧精致秀美，其制作过程的每道程序也极其考究，充满着女性的情感与智慧。
“三朝书”内页的设计由女书正文、剪纸包角、吉祥八角花装饰、空白页等部分组成。内页的数量取三的倍数，一般为9―15 页。红色的剪纸和吉祥八角花的装饰设计均彰显着“三朝书”“三朝回门”的特殊喜庆之意。 有的“三朝书”页芯精心绘有特定的“八角花”图案作装饰，题材内容由民间绣样石榴、莲花、佛手、金瓜、蝴蝶、凤鸟、万字符等多种基本图案构成，这些图案多采用白描的形式，可在八角之内随意变化不受限制。
“三朝书”用于封面设计的材料与当地女红常用的材料、颜色及当地民众的着装色彩相关，多用蓝、红为主色调的土织布，蓝色象征着沉稳内敛，红色象征热情，当地居民对于这些颜色的选择，体现了她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沉静质朴的审美取向。还有的“三朝书”更是在每一页的页眉和页脚都饰有红花剪纸抱角，一来可以保护书页，二来有呼应内芯花纹装饰之意，突出了其应用于喜庆场合的气氛。
“三朝书”书脊装帧的形式在用线上较为讲究。它右侧的书脊采用手工缝制装订，一般是大小相等的六个呈“回字纹”图案排列，其线脚细致、考究，一半在封面、一半在封底上。装订须穿双线，双线须平直整齐，体现“好事成双”的吉祥寓意。在装订的过程中线不能重复，一条线分两个方向来订。“回字形”的书脊装订设计巧妙，其走形是一去一回，恰好隐喻当地新娘“三朝回门”的习俗。
“三朝书”的装帧及纹饰都采用民众熟悉的吉祥图符，极具乡土人情味，它充分表达了赠予者的深情厚意，集中体现了当地民俗文化的本土特点。
二、“三朝书”的制作流程
“三朝书”长度略小于 16 开，宽略小于 32 开，这样的开本尺寸刚好迎合女性心理，同时也有利于文字的书面布局。“三朝书”封面设计的材料多用红色蓝色为主色调的土织布，采用“回字形”的书脊装订设计。三朝书的制作流程如下：
（1）内页制作。将一张宣纸裁剪成多张长宽23厘米的正方形内页，再对折长略小于16开，宽略小于32开的合页纸。内页一般为3的倍数，一般9-15页。内页上包括八角花图案和女书文字。“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八角花图案都是吉祥图案，充满求吉祈福的美好寓意，以恭贺新娘美满婚姻。
（2）封面也叫做“书衣”。封面一般采用黑色、深蓝色自织或机织土布制成。将封面材料裁剪至大约是一页合页纸的2倍大小。制作者将提前制作面浆，把大小相同的土布粘在一起，并且在中间夹入质地较硬的纸片。
（3）上下红布包角制作。将红色棉布裁剪出两小块，长度约为布料长度的1/6长，宽度约为布料宽度的1/5宽，缝到之前做好的蓝色粗布上下两边的中间位置，先用平针将小块红布四面缝好，再在内圈沿着事先用粉笔画好的笔迹缝上特殊足形针法。
（4）缝上装饰花带，在封面和封底两面的外1/3处缝制各装饰花带一条。花带与女书载体织带在图案和织法的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
（5）封面内层制作，也称衬里。做里子的布料多为蓝绸缎布或蓝、黑、红色棉布，中间还夹有一层较硬的垫布，其缝制方法跟当地妇女做“统被面”的方式相似，将线藏于布内。
（6）书脊“回字纹”缝制。先用划粉在封面（平摊书衣）的中缝画出“回字纹”，一般是6个大小相等的“回字纹”图案。再沿着笔迹缝制“回字纹”，采用是手工缝制的特殊双线，将布与事先裁剪好了的宣纸按“回字纹”缝订在一起。下针的线脚考究，一半在封面、一半在封底上。线在订的过程中不能重复，一条线分两个方向订，第一次只选择缝一个方向一半的线形，先在封面缝“去线”后再在封底缝“回线”，然后再从另一个方向回针，于两边缝至中间完成。
三、“三朝书”的传承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16年7月，本团队在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及周边村庄上江圩对女书及其载体三朝书进行了田野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
（1）“三朝书“原有的社会功能逐渐衰减。在旧时代，当地女性把自己对要好的姊妹“老同”的思念和祝福写在亲手缝制成的“三朝书”上。如今因为信息时代的发展、交流和通讯媒介的不断更新，当地女性表达情感所寄托的媒介有了新形式，“三朝书”传情达意的形式逐渐被现代通讯媒介取代。
（2）社会关注导向的偏差。许多研究学者只关注女书文字内容本身，对女载体等形式特征缺乏足够的重视，将女书的载体和内容拆分开来，很少有人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研究视野。
（3）民众保护意识淡薄。一些保存有“三朝书”的人家意识不到“三朝书”的价值所在，学者及研究人员来到女书流传区进行走访研究，并且带走很多宝贵的原始的“三朝书”资料，以至于现在很难在当地找到原始的“三朝书”；此外，一些当地人民为了生计致使一些“三朝书”以转卖等方式流失。
（4）制作材料难寻。“三朝书”的封面设计简洁朴素而大方，材料一般是采用黑色、深蓝色自织或机织土布。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的解体改变着人们的衣着现状，因而土布难寻。在调研地，课题组在江永县几乎所有的布店以及缝纫店都难以寻到土布，好容易才在女书园所在的农民家里找到了一块土布，但其面积不是很大，无法满足做成一本“三朝书”封面的需要。
（5）制作成本较高。三朝书的制作工序包括内页，封面，上下红布包角，缝装饰花带，封面内层，缝制书脊“回字纹”，这个过程繁琐，每一道工序的制作都很考究，制作耗时长且对技术要求高，制作成本也较高，以致人们不愿学习制作。
（6）制作人员较少。当地懂得制作“三朝书”的人不多，擅长者多是女书传承人和女书传承世家；且擅长者年龄偏大，其中还有些人因为长期不做的缘故已经有些生疏，年轻的女书传承人制作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四、“三朝书”的传承及保护对策
女书文化是当地女性的智慧结晶和手工创作，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笔者依据上述“三朝书”所存在的现状，提出一些传承保护策略的建议，希望能为“三朝书”的传承及保护尽绵薄之力。
（1）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政府应该加大对女书载体的保护力度，如在女书载体保护方面播出专项资金，用于对女书传承人进行技术培训以及方法学习，并对女书传承人在物质给予支持，避免女书传承人因生活压力而放弃对女书的传承和保护。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加强对“三朝书”传承人的关爱和帮助，避免目光短浅、竭泽而渔地对“三朝书”掠夺式的搜刮。鼓励传承人在传承三朝书内容的同时，也将三朝书的制作工艺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
（2）善用多媒体加大宣传力度
正确利用多媒体，对女书文化的价值进行宣传介绍，增加当地民众和往来游客对女书文化的保护与宣传意识；对于女书重要载体“三朝书”，可以利用媒体进行介绍，详细展示其制作流程制作方法，使人们了解其中细致的制作要求，领略其独特的装饰艺术。展馆陈列与多媒体展示将静态动态“三朝书”呈现于人们眼前。
（3）举办培训班
“记忆”可以使女书文化保存下来，写入历史档案；但是将其写入教育，写入民族记忆是另一种“延续”的方式，让文化遗产以人为载体得以活态延续。1让女书文化进课堂、进教材，可以有效地使女书文化得以延续；女书传承人亲近学者亲近学生。让女书传承人走上讲台可以很好地保证女书文化“原汁原味”地传播和传承。
（4） 开发“三朝书”衍生品
①将“三朝书”设计元素合理“嵌入”到应用产品中。关于女书文化产业可持续化发展的建议，陈红初教授（2013.05）指出“拓宽载体；元素重组；分解再造。”在实践中，可以将“三朝书“精致的装帧艺术和设计元素提取出一部分，将体现女书文化内涵的女性习俗，女红技艺，女性节日等书面视觉化，二者相结合，应用于产品之中。
课题组在何红一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实践尝试，制作了一组女书剪纸作品，于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展出。其中一组为对轴卷轴，卷轴之外为颉长的菱形边框，菱形四角配以剪纸图案，该图案来自于八角花图案组成元素（蝴蝶），内阴刻女字，两组四字女字成语一对，装裱为一幅（中华女书、传世珍宝），展览在去年山东济南国际会展中心展出，受到民俗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除此以外，笔者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②注重产品文化价值。“三朝书”衍生品的开发要承载其所蕴含的独特女性文化内涵及装饰理念，从中创造出新价值。
③注重产品的实用性。可以将其应用于装饰摆件、创意家居、生活用品，尽量做到大众化普及化，试着将“三朝书”“请出来”。
④注重不同群体的选择。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年龄段以及文化程度的差别在“三朝书”应用领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所以在考虑可行性的前提下可以在“三朝书”衍生品的设计过程中考虑进去该差异性。
“三朝书”是女书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装帧精美，简单大方却独具民族文化内涵，为“三朝书”增色不小。在女书文化日益得到重视的今天，尤其需要加大对“三朝书”的保护力度。如何让其更好地传承与推广，让其走向大众，还需做更多更进一步的研究。
江永女书范文第5篇
1 我国文献资源共享环境的现状分析
以1990年北京图书馆正式对外发行机读目录产品为标志,开始了我国图书馆数据资源的共享。1993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又建成了第一个地区性公共图书馆自动化网络ISLAIS;中科院系统的文献资源网络形成了该系统的资源共享网络基础,直到目前最有代表性的先进局域网———中关村地区教育科研示范网(NCFC)也已开通运行。另外,一些文献资源网络如CERNET等均与因特网实现了联网并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1]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的文献资源共享环境不容乐观,目前尚存的诸多不利因素(如发达城市与落后地区的巨大差异等),严重影响着文献资源的共享。主要有:(1)我国文献资源的收藏整体水平不高,重复收藏、闲置浪费现象严重;(2)普遍存在着资金不足、经费紧张的问题。这主要是经费投入的涨幅低于书价的涨幅所致;(3)低效、传统服务手段的落后,增加了检索的困难,难以了解库存情况;(4)各馆没有采用统一规范的系统,各自独立建库,网络建设仍处于“单干”的局面,检索范围仅限于本馆馆藏;(5)书目数据库质量不高,各馆没有建自己的特色数据库,即便是有自己特色的各馆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不协调的问题。
上述问题严重制约着文献资源共享,要想在短期内都得到解决,对于我们中小型图书馆来说是不现实的。如何寻找有效途径,尽快适应文献资源共享环境,才是我国中小型图书馆必须考虑的问题。
2 建立特色馆藏是我国中小型图书馆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与大型图书馆不同,我国中小型图书馆普遍陷入了经费紧张的困境,因而不可能像大型图书馆那样实行“藏用结合”的原则,而是坚持“藏以致用”的方针,利用有限资金,建设、开发各自的特色馆藏,联合本地网站,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这样,不仅可为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特色服务,同时也可为各地需要此类文献者提供服务,为建立网络环境下的文献资源共享体系打好基础。
特色数据库是根据特色文献资源开发的具有独特内容的数据库,地方文献数据库就是特色数据库的一种。它将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资料集成一库。[2]我们中小型图书馆要想得以发展,就必须办出自己的特色,建设好特色数据库,实现图书馆间的资源共享。从共享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各馆的特色馆藏,就没有其它馆的存取,因而,就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在网络这个大环境下,建设特色馆藏,开发特色文献是中小型图书馆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时代进步的必然。
3 我馆地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
我馆是一所地处湘南边陲、潇水之畔的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近10年来,我馆通过多种途径(如直接与李达的夫人石曼华女士联系,得到了石女士赠送给我馆的有关李达的珍贵文献资料)重点收藏了许多地方文献。先后成立了零陵文化研究室、永州名人资料室、永州地方文献资料室,系统收藏了康熙、乾嘉、光绪年间的《永州府志》、《零陵县志》等古、近代史志以及现代的各县县志和其它专项志。除地方志外,我馆还刻意收藏了有关永州名人(如柳宗元、怀素、何绍基、杨万里、李达、陶畴等人)的系列文献资料。另外我馆收藏了中南民族学院宫哲兵先生在江永县境内发现的一种女性奇特文字资料《江永女书》。当这一发现公布于世后,世界为之震惊,外地学者纷纷前来考察研究。如德国一语言学家和清华大学的赵丽明女士等专家学者专门到《江永女书》发源地上江圩、铜山岭等地考察研究。近几年来,利用我馆的地方文献,永州市先后两次成功地举办了全国性的柳学研讨会。1990年,全国杨万里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我馆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并编制了专题索引,被收录进《映日荷花别样红———全国杨万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得到了广大专家和研究者的好评。1992年市里举办怀素书法研讨会,我们又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碑帖书法资料及史料。1993年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摄制组来到永州拍摄系列专题片,我馆与市馆及时为摄制组提供了大量有关柳宗元的系列文献资料。1998年,湖南省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对我馆评估检查,专家组对我馆的“永州地方文献资料室”、“零陵文化研究室”、“永州名人资料室”非常感兴趣,称之为“特色菜”,并鼓励我们继续保持和不断加强。1999年我校中文系成立舜文化研究室,研究点就设在我馆的零陵文化研究室内,我们的地方文献资料又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笔者也有幸被特聘为研究员之一。2000年我市在宁远县九嶷山举办祭舜暨舜文化研讨会,我馆又为该次活动提供了大量资料。正是由于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引来了全国各地乃至港、澳、台胞和一些驻外华侨来九嶷山寻宗祭祖,从而扩大了永州古城的影响,加强了我市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促进了我市经济、文化的发展。
江永女书范文第6篇
〔关键词〕徐耀芳 表演艺术
由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创作演出的湘剧《书香天下》无疑是一出精彩的好戏。能把我省江永己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女书” 搬上湘剧艺术舞台，而且剧情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人物鲜活，讲述了“女书” 传承的传奇性，充分体现了编剧胡红一先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高度责任感；对于这种不是古典戏又非现代戏的近代作品，把戏排得如此好看又富于戏曲特色，充分体现了导演张杰先生的深厚功力和对作品戏曲化的追求；富有浓厚湘剧特色又不失创新的湘剧高腔唱段和有着浓厚地方风味的伴奏音乐和插曲，为戏大大地增添了色彩，为人物的塑造增添了动力，作曲家王湘强、何益民、杨向东与杨展洪几位先生与女士功不可没；还有，运用女书笔画构成的舞台设计也十分高明和吸人眼球，舞蹈将戏曲和地方舞蹈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既烘托了剧情又好看，配器、服装、造型、音响和灯光等都很不错。真的让我大饱眼福，看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当然，整台演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台演艺精湛和整齐的好演员，而在整台演员中，扮演婆婆的贺小汉教授让我惊奇， 这位以演娃娃生、花旦和武旦著称的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竟又演起了老旦，且又演得那么好和那么到位，是我想象不到的。然而，扮演一号人物芸草的徐耀芳女士更使我眼晴一亮，因为有了她的精彩表演，才使得这出戏取得了成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专家的好评，但这个人物的塑造难度相当大，是一个很难演的角色，说一句实话，她确实演好了一个难演的角色。
为什么说芸草很难演呢？我们不妨对芸草这个人物作一番分析。首先是年龄跨度大，涉及的行当多。这出戏一共是六场加序幕和尾声，芸草在序幕中还是一名少女，第一场《喜丧》成了青年，第二场《生离》与第三场《割爱》成了中年，第四场《断悟》成了壮年，第五场《认亲》与第六场《互谅》成了老年，尾声《书香》成了暮年，年龄由十多岁到七八十岁，即由十多岁的妙龄少女，到二三十的青春女子，从四五十岁的中年寡D到古稀之年的鹤发人瑞。如果用湘剧旦行中的行当进行规范的话，恰好涉猎了其中的花旦、闺门旦、正旦和老旦等行。我们知道，戏曲中的不同行当有着不同的演法和技艺，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一个演员要在一出戏中同时表现四种不同的行当是很难很难的；二是出场多、唱腔多，戏的份量太重。在出场方面，全剧六场戏加上序幕与尾声，共有八个场景，她八个场景都要出场，且基本上都是芸草的戏；在唱腔方面，全剧二十个左右的中型和大型唱段她一个人唱了十段，全剧三百多句唱词她一个人唱了近两百多句，特别是第六场中的[那年母子骨肉分] 唱段就长达五十句，没有非常好的嗓子与唱功，莫说要把每段每腔都唱好，能全部将其唱完就不简单；三是这出戏既非古典戏又非现代戏，芸草这个人物既无水袖又无甩发，很难运用戏曲中的表演程式，缺少也很难用上塑造人物的技巧与手段。戏曲的表演要发于内而行于外，特别是旦行，许多动作和身段都是离不开水袖的，没有了水袖和甩发，作为戏曲演员不但表演不习惯，而且许多“形外” 的表演便很难达到；四是用嗓的问题，湘剧的花旦、闺门旦和正旦要求用小嗓，老旦要用大嗓（本嗓），小嗓要用脑腔共鸣，大嗓要用胸腔共鸣，芸草因为年龄跨度大，涉猎的行当多，所以大嗓和小嗓都要用，脑腔共鸣和胸腔共鸣都要掌握。在同一出戏中要做到这些，难度也是相当大的；五是对女书缺少了解，缺乏女书传承人的生活。女书是一种很神秘和富于传奇色彩的特殊文字，它流传于江永一带的妇女中。女书是如何传承的，女书传承人的情操和情趣是什么，我们都很陌生，也没有这种生活。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对于演员来说，没有了这个源泉，就失去了创造角色的唯一依据！
江永女书范文第7篇
农村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目前有两种通行做法:一种是用如录音、录像、摄影、摄像、文字记录等方式，把那些难以延续发展，濒危的项目保存下来，但是这些资料难以长久保存，如录像带的老化、图像复制会产生失真等，政府经费投入不足，使不少文化馆的技术装备不完善，一些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能得到有效的记录和整理，甚至一些已经记录和整理的“非遗”资料，面临损毁和再次流失的危险；另一种是为文化遗产创造和提供适宜的环境，让它以人为载体得以活态延续，但是年轻人为生活所迫，纷纷转业,从而出现传承困难、后继无人的现象。除此之外传统的博物馆展出方式也有它的局限性，不能充分全方位的展示这些艺术遗存。这些传统的技术保护手段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研究以数字化技术为先导，推动数字化技术在保护传统工艺变革与进步，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新的升级和活力，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新媒体对民间艺术保护的方法
1.民间美术及传统手工技艺文化遗产
在湖南，挑、绣、染、织工艺最为突出，比较著名的有湘西凤凰的苗绣、湘西北土家族的十字挑花，还有土家、苗、侗、瑶四大织锦，其中土家锦以他们世代相传的打花铺盖（土语称西兰卡普）闻名于全国。这些织锦刺绣都拥有大量独特的、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图案花样和刺绣针法。对于这种平面文化遗产的保护可采用高清晰度的平面扫描仪或数字相机对相关文物进行数字扫描和数字拍照，之后再利用Photoshop、Flash或3Dmax图像处理技术对这些二维图像进行处理及分析，建立图案数据库和计算机辅助设计数据库，利用数字化来实现图案式样的再利用和再创作。湖南还有长沙铜官窑釉下彩绘瓷器、隆回县滩头年画、江永瑶族乡木版纸码、湘西滴水雕花床、衡阳的香火狮子和湘西一带的傩戏面具。雕刻在湖南也很普及，除各类石狮子以外，还有永顺塔卧的石雕牌坊和宁远文庙的石雕龙凤柱及浮雕柱础。还有竹根雕、竹簧雕也是湖南一大特产。对于这些传统手工艺可以利用影像数字化的方式，采用例如数字化硬盘录像机、硬盘录音机、数字音频工作站DAW等数字记录设备将一些民间工艺的历史流变和制作过程、工艺存在状态进行录像录音，还可对民间艺人以及民间生活方式进行数字化记录，对民间艺术品类及其传播方式、制作工艺进行数字化编程进入数据库后保存。“在虚拟的数字博物馆里，可以活态文化的方式展示各种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的具体内容和民间艺术的精髓”③。
2.口头文化、表演艺术文化遗产
湖南有湘剧、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武陵戏、荆河戏、巴陵戏、湘昆、长沙花鼓戏、邵阳花鼓戏、衡州花鼓戏、常德花鼓戏、岳阳花鼓戏、永州花鼓戏、阳戏、花灯戏、傩戏、苗剧、侗戏等19个地方戏剧剧种。但在当今城市化现代社会转型中，“剧团或解散或合并，演员或转行或退出，各剧种基本处于萎缩甚至濒危状态:辰河戏濒危，‘这几年基本不演出了’；巴陵戏‘再不抢救就会失传’；阳戏、侗戏等只在极小范围内演出；湘剧每演出一场都要赔钱……”。④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对即将濒危的艺术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我们可以运用视频音频技术，对著名的民间艺人的经典唱腔和表演进行录制，制作成VCD、DVD光盘，进行数字化处理，不仅可以实现永久性保存，还能够进行大范围的传播，这是对现有戏剧遗产强有力的保护。除此之外还可以对传统表演艺术进行再创作和再开发。在把民间艺人的经典唱腔和表演进行录制后，将数字化的相关舞蹈动作与音频做成动作和音频库,开发出基于动作库的舞蹈编排系统和声音驱动的智能舞蹈编排系统。这样既可以保护各种重要舞蹈戏剧文化的视觉效果与声频,还可以在传统表演工艺和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数字化合成，并且可以补充更多的相关图像、视频、声音等元素，以增强戏剧的表演效果和艺术性，为观众提供更好的、更生动形象的视听效果。运用三维数字化设备和软件对文化遗产相关的原生态环境进行三维建模、材质渲染等仿真性设计与展示,实现3D动画、全景全息等多样化呈现方式。
新媒体对民间艺术保护的现实意义
江永女书范文第8篇
无声的诉说
最近,一部以“女书”为题材,以女性为关注点的现代舞作品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以舞蹈方式从女性文字“跳”到女性心理,为当代女性献上了一份特殊的关怀,成为一个别样的点缀。
《女书》是被誉为“香港舞林掌门人”的当红编舞黎海宁于2007年创作的一部作品,并且凭借出色的演出夺得两项“香港舞蹈年奖”。黎海宁是舞评家公认最杰出的华人编舞家之一,被“云门舞”的林怀民先生誉为“最厉害的华人编舞家”。而演绎这部作品的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被誉为“当代香港艺术灵魂”。
“女书”是中国湖南省江永县一带所独有的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种只在女性之间流传的文字,是全世界迄今发现的唯一女性专用文字。这种绣写在扇子、手帕上的独特文字也仿佛是她们之间沟通的“密码”。当她们去世之后,这些记录了女性一生的辛酸苦辣的纸帕巾扇便随之一同埋葬,或者用火烧掉,代表一个人喜怒哀乐的结束。
身为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的驻团编舞,黎海宁坦言她以“女书”为题材创作这部作品,是因为过往少有以女性之间的关系为主题的舞蹈作品,同时也是因为被女书所显示出的那种纯粹的女性情谊所吸引。《女书》所表现的内容还从女性文字引申到女性写作,这对黎海宁来说也是一个熟悉和亲密的世界,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位作家,直至离世前最后的一段日子她仍不断地写作,并从中找到独立和自我表达的途径。黎海宁希望透过这部舞蹈作品向她的母亲及其它这样的女性致敬,她说:“我想探讨那些为寻求自由和幸福而搏斗的女性的生命。”
随着《女书》演出的开始,观众仿佛跟随着舞者走回了古代村落,把那些隐匿心底的小秘密与小期盼用肢体进行着无声的述说。更为难得的是,《女书》的创作团队深入到湖南,收录了一位年逾古稀的女书传人何静华老人吟唱的段落,在这段音乐录制后不久,老人便与世长辞,也令这段乐曲成为了绝唱。在作品的第二部分,舞蹈编排的重点则转到了现代生活之中,有大量篇幅是描述男女之间的纠缠,例如讲述现代社会中大批男性占主导地位,令女性要在男性掌控的社会中寻求生存。所以舞剧在第三部份尝试探讨女性能否从纠缠当中走出来,孤独地存在,寻回一种纯女性的感觉。但这对于黎海宁而言也是最困难的创作部份,因为她从描述过去与现状跳转到了对于未知可能性的探讨。
开场的素衣女子,与手中的白扇和红布密切交流,在油画般强烈的视觉中,用肢体将心事撰写成秀丽的文字,咏叹着女人的命运;中场灯光和音乐切换,时空骤然变成现代,黛玉般柔弱的女子摇身变作黑衣性感女人,她们在男伴的牵引下款步走上舞台。柔弱的外表下,是勇敢的心;而黑衣露腿的大胆下,女人们在男权社会的舞步中渐渐走失……
优雅的反叛
《女书》没有在圈定的题目里打转,而是毫不犹豫地跨了出去。编导没有沉溺在柔肠寸断的女性情感中,而是聪明地将演出的编排转向了现代――男女共舞,主次分明。在玩转世界的男人面前,女人犹如提线木偶,放弃了判断和思考,以男人的审美趣味活着。相形之下,“女书”的女权意识尤为可贵――它反压迫、反垄断、反强权、反侵占。女书是一种无声的反抗,是没有宣战的斗争,是乖张的姿态,是团结的意志,是对男人优雅而彻底的转身。
节目单上的内容分段,似乎给整个演出蒙上了另一层纱。舞蹈分为11段,依次为:她们、我们、她/她们、我、她、你、我/他、她们、她/我、我/你、我们、她。这看似简单的分类使整个叙述文本更加多元。编导以这巧妙的文字游戏向我们昭示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人的身份的多重性。每个人都是“你我他”,都是“我们和他们”中的一员。人的一生都在这些身份之间来回转换。每个人都相对地存在着,对于自己来说是“我”,对于别人来说却是“他”;当“我”爱上“他”时,“他”就变成了“你”;而当“你”离开“我”时,“我”又变成了“你”眼中的“她”。这样的替换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在这里,一个人有了更多的可能,获得了无数分身。黎海宁让我们从另外一些角度看到了自己――那个陌生的、还没有被认识的自己,那个矛盾着、痛苦着、喜悦着和悲伤着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