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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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四大家范文第1篇

——马致远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划分节奏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

马致远生于1250年，约卒于1321年，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大都(今北京)人。马致远以字行于世，名不祥。晚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曾任江浙行省务官。一生写了120多首散曲,其中《秋思》堪称“叹世”之作中的代表。被人称为“元曲四大家”之一，更被时人美誉为“曲状元”。

元曲：

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体式,如唐诗、宋词、元曲。《天净沙秋思》就是元曲中的一首佳作。元曲是继唐诗宋词后兴起的一种艺术形式,是一种新的诗体，包括杂剧和散曲两部分。散曲又分小令和套数。小令在元代又名“叶儿”,每首能独立,相当于一首诗或一阕词;由于它是能歌唱的文字,所以就有不同的曲调;每个曲调都有一个名称,叫曲牌,表示不同的谱式,规定着不同的字数、句数、平仄、韵脚。曲牌表示曲调,另有题目。小令的曲牌常是一个,即一首小令一个曲牌,但也有例外的。《天净沙秋思》属于散曲中的小令。

天净沙是曲牌名，秋思是题目。

《天净沙秋思》赏析 ——整体把握诗意：

枯藤缠绕着老树，树枝上栖息着黄昏时归巢的乌鸦，小桥下，流水潺潺，旁边有几户人家，在古老荒凉的道路上，秋风萧瑟，一匹疲惫的瘦马驮着我蹒跚前行。夕阳向西缓缓落下，悲伤断肠的人还漂泊在天涯。

《天净沙秋思》赏析 ——细细品味

元曲四大家范文第2篇

1、马致远朝代：元代。

2、马致远（约1251年－约1321年至1324年间），字千里，晚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原籍河北省东光县马祠堂村，著名戏曲家、杂剧家，被后人誉为“马神仙”，还有“曲状元”之称，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作品《天净沙·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

2、他在年轻时写诗曾献上龙楼，热衷过进取功名，但未能实现。马致远与关汉卿、白朴相近而稍晚，青年时期仕途坎坷，晚年不满时政，隐居田园，以衔杯击缶自娱，病逝于泰定元年（1321年）以后，死后葬于祖茔。马致远所作杂剧今知有15种，《汉宫秋》是其代表作，散曲120多首，有辑本《东篱乐府》。

（来源：文章屋网 ）

元曲四大家范文第3篇

汉字书法是中国独创的至高无上的艺术，它具有字形美、寓意美、字音美及易于传达信息等特点。中国的书法通过毛笔的泼墨挥洒，在保持达意的同时，使字体发生千变万化，衍生出篆、草、楷、隶、行及瘦金体等众多书体。中国古代大量的重要文献就是通过文字书法而传承下来的。磁州窑陶瓷制品上的文字书法不同于传统的纸上书法，它是在陶瓷的坯体上运笔，因此书写时应该尽量考虑到坯体的干湿度，克服运笔时的生涩，意在笔先、一气呵成、挥毫而就。又由于陶瓷器型高低不同且又多为曲面，故必须按体布局。这样才能既表达了书法的文学意义，又有文字书写的形象美及特定的器物装饰性。彭城陶瓷产品上文字装饰甚多，碗、盘、瓶、罐大多书写有文字，或写单字、或写成语、凡诗词曲、百家姓内容等，不一而足，书写内容则集艺术审美与民俗文化于一体，可雅俗共赏。彭城磁州窑文字书法装饰内容非常丰富，蕴涵着博大精深的内涵。由于画工书法水平不一，加之器物的形及火工效果不同，从而使成瓷后的陶瓷书法风格异彩纷呈，展现出灿烂夺目的景象。

磁州窑陶工们采用文字书法装饰形式，反映各种细微思想感受的同时，也显露出他们才华横溢的文学修养与高超技巧。一件宋磁州窑文字装饰枕上面写着“风吹前园竹，雨洒后亭花”。诗词对仗巧妙，寓意深刻，描述了窑工对诗意般的悠闲生活的向往（图1）。

金磁州窑红绿彩文字盘上写着“利市大吉”字样，笔意潇洒，书法意趣十分浓郁。表现了磁州窑陶瓷书法家为满足生意人的心愿写出的祝福语。（图2）另一件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诗词如意形枕，上面写着“水风轻苹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这里“水风”与“月露”对仗，“苹花”和“梧叶”对仗，“渐老”和“飘黄”对仗，道出了磁州窑诗人窑工对自然界变化的感叹与情感思绪。（图3）

在元代磁州窑的碗、盘、四系瓶上，写有“春夏秋冬”的文字很多。书体有楷、隶、行、草等，笔法别具一格、潇洒流畅。写“春夏秋冬”四季，充满了磁州窑画匠与书法作者对一年四季大自然变化的热爱与感受。元著名曲作家白朴在《天净沙》就描述过四季变化十分动人心弦的场面：“春-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夏-纱橱藤簟，玉人罗扇轻缣；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冬-竹篱茅舍，淡烟衰草孤村。”元时文人们失去仕途机遇，但并未改变立志报国心愿。虽然表面上与世无争，浸于欣赏大自然四季分明的悠闲中，但表现出的精神世界却如此丰富多情。他们对自然世界赞美之情的流露，由磁州窑产品表现无遗。一件磁州窑文字书法罐上写出了画匠对“春夏秋冬”的具体感受：“春莺飞来红杏树，夏蝉却奔浓杨柳。秋天客饮黄花酒，冬日人吟白雪诗。”巧妙地将四季中人们的活动与时令色彩相映衬，淋漓尽致地描写出大自然春夏秋冬四季万物活跃、充满生机的景色之美。

彭城窑址出土的盘、瓶上还题写有“春花秋月”四字。古时文人对春天的花、秋天的月的描述，莫过于后唐李煜，一曲“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昨夜小楼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传唱多少年，成为流芳百世的佳句。元代文人面对破碎的山河，流失的岁月，也会怀着浓厚的乡愁，同样会发出相同的感叹，把对世间变幻的无奈尽揉入其中。（图4）

“风花雪月”原为元曲曲牌名，许多曲作者常常以风、花、雪、月四个题名创作，表达了元时文人士大夫借寓潇洒，放荡不羁的情愫。“风花雪月”一词在彭城磁州窑的文字装饰内容中大量出现。如碗、盘、瓶、罐上甚至器盖上均写有此语句。（图5）

北宋著名画家宋迪曾描绘创作出八幅风景作品以表达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分别为“山市晴岚；远浦归帆；平沙落雁；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称为 “宋迪八景”。到元时“宋迪八景”演化成非常流行的元曲曲牌，许多著名的元曲作家如马致远、鲜于必仁等都写过以此为题的曲调。在充满浓厚文化艺术气息的磁州窑窑场，磁州窑画匠也将宋迪八景的题名写在各类陶瓷器物上。现在收集到的已有“江天暮雪”，“远浦归帆”，“烟寺晚钟”，“渔村落照”，“潇湘夜雨”，“平砂落雁”等。

彭城出土的一件白地黑花梅瓶残件上，题写着元名作曲家马致远名作《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号东篱，河北大都人，是元曲四大家之一，曾被誉为“元曲状元”，曲意境开阔，情景交融，字字写秋，字字含思，被后世推为“秋思之祖”。

此前一件被拍卖的磁州窑白地黑花玉壶春瓶上写着“春人饮春酒，春丈打春牛”。此玉壶春瓶是盛酒器，但将春天饮酒与开始春耕生产联系起来，富有袅袅的春意，也是提醒饮酒者别忘春耕农活，饮酒后要马上开始做农活了。而牛由于歇冬，久不干活，已经变懒惰，这时需要用春丈（杖）打醒。古时从事陶冶生产的陶工画匠，同时也有家人事农，属于半工半农的生活方式，因此熟悉春耕生产，能够熟练写出此句。这样的词句极像一幅非常美的充满田园风光与诗意的绘画。

彭城墓葬出土一件写有完整的元曲内容的四系瓶，内容为：“晨鸡初报，昏鸦争躁，哪一个不红尘里闹。路遥遥，水迢迢。利名人都上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好，人不见了。”此曲为元曲著名作家陈草庵的叹诗之作。他的这首曲慨叹了人生苦短，抨击了当时世人蝇营狗苟的功名利禄思想。畅想当年元人一边饮酒一边欣赏酒器上的元曲，该是怎样一种情怀。饮酒者或许各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情绪，但他们就是这样在饮酒赏曲中获得精神排遣。（图6）

瓷枕上的文字书法装饰也非常丰富。磁州窑作为我国古代主要瓷枕产地，自宋、金至元、明时期，生产出大批瓷枕产品，并习惯在瓷枕上作画、题写诗、词、曲，以美化装饰或提高瓷枕的文学价值。由于瓷枕表面面积大，可以任由陶瓷书法家施展才华，书写出长篇的诗、词、曲内容，这样大批名人名家之作出现在磁州窑瓷枕上。现择要介绍几例。

坡《满亭芳》词文枕出土于彭城羊角铺村。 前立面画竹，后立面绘飞翔中的凤凰。内容为坡《满庭芳》词“香瑷雕盘，寒生冰筋，画堂别是风光。主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腻玉圆搓素颜，藕丝嫩，新织仙裳。双歌罢虚担转月，余韵尚悠扬。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脑乱愁肠。报到金钗坠也，十谓寻常。春荀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想象赋高唐。” （图7）

诗词曲文字枕在磁州窑枕当中亦占很大多数。经整理常见的词牌、曲牌名称有：《如梦令》、《山坡羊》、《满庭芳》、《红绣鞋》、 《朝天子》、《落梅风》、《庆东原》、《喜春来》、《人月圆》、 《点绛唇》、《月中仙》、《浣西沙》、《西江月》《雁儿落》、《快活三》、《喜春来》、《醉中天》等。其中有些诗词曲内容，在现有书籍文献中尚找不到出处，填补了古代佚失文学作品的空白。

在日本白鹤博物馆收藏一件磁州窑三彩刻花文字装饰豆形枕， 长48厘米，枕面设计成一本打开着的书。周围绿釉釉下刻花边饰纹，中间刻写出了一首充满愁怨的元曲，此曲曲牌叫“七娘子”，宫调为“中吕宫”。 “月明满院晴如昼，绕池塘四面垂杨柳。泪湿衣襟离情感旧，人人记得同携手。从来早是不唧瘤，闷酒儿渲得人来瘦，睡里相逢连忙先走，只和梦里厮驰逗。常记共伊初相见，特枕前说了深深愿，到得而今烦恼无限，情人虚着如天远。当初两意非轻浅，奈好事间阻隔离愁怨。似捎得一口珍珠米饭，嚼了却叫别人咽”。下半首的押韵与上半首进行了变调，这可能是元曲吟唱中常出现的现象。曲文中刻画了一失恋者充满种种忧伤与悲情的人物形象，描述了对过去相恋往事温情脉脉的回忆与留恋。情切切、意绵绵地将主人公伤感与怨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虽然充满了浓厚的悲鸣情调，但同时也是对人的感情美的讴歌。（图8）

磁州窑的文字书法装饰还采用了加笔与减笔的方式，以增添书法装饰的情趣与魅力。彭城最近出土的一件瓷盘上写着一首七绝诗，内容为：“龙楼凤阁九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我荣我贵君莫笑，十年前是一书生。”元时知识分子被断绝仕途门路，位到九儒十丐。后来虽然短时间开放科考，但对汉族文人仍有种种限制，文人落魄的景况未有根本改变。此文内容则是对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的褒扬与歌颂，也是对当时社会黑暗不公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法采用了减笔的书法技法，如“书生”的“生”字少了最后的一横笔，成为类似“牛”字的写法。我国古代有“讳”的制度与习俗。《公羊传•闵公元年》记载：“(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旧时对于帝王将相或尊长者不能直呼其名，称之避讳。如对皇帝的名号要避讳，即使与其发音相同的文字无论是读还是写均应改变。名著《红楼梦》中林黛玉在读到其亡母“贾敏”的名字时常将“敏”字读为“密”音，写“敏”字时亦减写一笔。彭城出土的这件瓷盘表明了元时存在“以讳示敬”风俗的具体体现。

许多耳熟能详的元曲曲牌如“沉醉东风”、“一枝花”（图9）、“蝶恋花”、“一半儿”等都写在彭城的陶瓷产品上。金元时期，诗、词、曲作品流行于庶民中，还有许多民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或演唱的艺术内容，并能够为人们随时上口吟唱。磁州窑画匠则将这些流行曲牌写在瓷器上。当然也可能产品上的这些曲牌名，是由客户订货时要求写上的。磁州窑的文字装饰还大量使用了白字书写方法。如“一声卖花声”与“一声甘丹(肝胆)”等元曲曲牌。有时陶工边写边唱时自觉不自觉写出，因为元曲的特点是在顺口念时往往是伴随着吟唱，带有唱腔读出。 还有的把整首元曲写在瓷枕上。(图10)。此外，明代磁州窑还有把文字刻写在茶瓶上。清代磁州窑的一件葫芦瓶，下面的部分画有竹子，上面部分写着诗句，情趣盎然，不失为精妙的一件陶瓷书画艺术作品。

元曲四大家范文第4篇

案，又称食案，是进食用的托盘，形体不大，有四足或三足，足很矮，古人进食时常“举案齐眉”，以示敬意。

俎，是长方形砧板，两端有足支地。古人食肉常把鼎中肉取出，置于俎上，然后用刀割着吃。《鸿门宴》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比喻受人欺凌、任人宰割。

箸，夹食的用具，与“住”谐音，含有停步之意，因避讳故取反义为“快”，又因以竹制成，故加个“竹”字头为“筷”，沿用至今。

古代炊具

鼎，最早是陶制的，殷周以后开始用青铜制作。鼎腹一般呈圆形，下有三足，鼎的上沿有两耳，可穿进棍棒抬举。可在鼎腹下面烧烤。

甑，是蒸饭的用具，与今天的蒸笼相似。甑里装上要蒸的食物，置于锅上，水煮开后，蒸气透过甑底孔眼将食物蒸熟。

古代酒器

尊，是古代酒器的通称，作为专名是一种盛酒器，敞口，高颈，圈足。尊上常饰有动物形象。如国宝“四羊方尊”。

爵，古代饮酒器的总称，作为专名是用来温酒的，下有三足，可升火温酒。

觥(gōng)，是一种盛酒、饮酒兼用的器具，像一只横放的牛角，长方圈足，有盖。如《醉翁亭记》：“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

古代家具

席，古人常“席地而坐”的一种坐具，由芦苇、竹篾编成。如成语“管宁割席” 。

床，古代的床“床”指的是坐具，它极矮，读书、写字、饮食、睡觉几乎都在床上进行。《孔雀东南飞》：“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

榻，一种供人坐卧的家具狭长而较矮的床。如《滕王阁序》“人杰地灵, 徐孺下陈藩之榻”。

中国古典文学体裁之元代戏曲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元代是戏曲的成熟期。出现了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等一批优秀的作者，也出现了《窦娥冤》《倩女离魂》《梧桐雨》《汉宫秋》等一批优秀的作品。

各个剧种的剧中人物大部分由生、旦、净、丑等不同脸变化的角色行当充任。

戏剧中的男角叫“末”，正末即是男主角。扮演女性人物叫“旦”有正旦（剧中女主角）、小旦等之分。扮演性格或像貌上有特异之点的男性人物叫“净”也叫 “花脸”，扮演性格诙谐的人物叫“丑”。

元曲四大家范文第5篇

一曲歌罢，一位老人拄杖而出，秋风吹散了他的发髻，混沌的目光望向天边。曲中有真意，何须唱出来，但若不唱出来，谁又能知道陋室之中，居住着的是已经快八十岁，依然吟唱不止的散曲家张可久呢？

张可久字小山，1270年出生于普通家庭，因为出身格局不高，接触的也多是下里巴人，所以，张可久一直为改变现状而苦苦努力。但努力并不是一两天就能看到结果的，在他豪情万丈为人生打拼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却以另一种方式，一点点消磨着他的志向。

古时曾有孟母为儿子三次搬家的故事，张可久的母亲却没有那般见识和魄力，换言之也没有经济能力搬家，周围都是嘈杂的小酒馆、小戏楼甚至小妓院等等，不谙世事的张可久并没有能力进酒楼逛妓院，因为学坏也是需要本钱的，但耳朵却是不受限制的，小戏楼里夜夜欢歌，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张可久在夜夜苦读时，也耳熟能详学会几首歌曲，偶尔还能唱两句。这种三心二意的学习状态，注定张可久想通过仕途改变命运，就变得遥不可及了。

每个人都有梦想，张可久也不例外，他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怎奈成绩一直不理想，连个秀才都没选上。

都说三十而立，结果他快四十了也没有在任何领域有所建树，但若说一点成就也没有，还真是冤枉他了，彼时他已经在戏曲界混出点名气来了。那么，他怎么会在戏曲界混出名了呢，这也太不靠谱了，说好的梦想呢？

环境可以拯救一个人，环境也可以堕落一个人。颇有文采的张可久，耳濡目染学会了唱小曲，于是以票友身份偶尔也去戏楼客串，偶尔也为他们写词曲。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渐渐地，张可久竟然对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散曲产生了兴趣。

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张可久不用通过调研也能熟悉百姓们的生活场景，所以由他创作出来的散曲，不仅词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唱起来也是韵味悠长。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直想在仕途有所建树的张可久，结果却在演艺界燃起星星之火，虽然离大红大紫还差出几条街，毕竟混个脸熟，虽然努力的方向错了，但也算没有做无用功。

小曲能娱乐心情，却不能养家糊口，开门就是柴米油盐，如何解决生活困境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学历也就制作不出简历，没有简历也就无法应聘工作，所以张可久只能打球，在各个政府部门客串临时工，做些文字工作挣点小钱勉强糊口。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写散曲，张可久也交了几个同道中人，其中就有著名散曲家马致远，虽然囊中羞涩，但张可久还是决定通过穷游来访友。

从浙江鄞县出发，张可久背着简单行囊，怀里抱着把破琵琶，一路走来一路唱，因为所唱词曲均为原创，既不存在侵权，还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相比于其他卖唱的流浪艺人，张可久还是比较靠谱的。

散曲是元曲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元曲在整个元代，都是比较流行的，所到之处，人人都能哼几句。就像鱼儿游进了大海，张可久自信满满，因为这是他的强项呀。所以，张可久漫游江南名胜古迹，又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安徽、湖南、江苏等地，走哇走，唱啊唱，正在兴头上，收到家书催他回家。

“西风信来家万里，问我归期未？雁啼红叶天，人醉黄花地，芭蕉雨声秋梦里。”张可久想着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回家了。可是，临回家时他才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寻访马致远，结果痴迷于传播散曲而忘记拜访朋友了。

王徽之夜访戴逵，人家是乘兴而来兴尽而归，可年近花甲的张可久呢，简直就是中国最强大脑，早把朋友忘记了。

张可久痛定思痛，发现自己做人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做任何事都没有从一而终，梦想也好生活也罢总是跑偏，就没有一条道跑到黑的。

有点小才却只限于写小令，唱个小曲却一直半红不紫，散曲虽然流行却只限于茶楼戏院，根本没有报酬，临时工作更是麻绳串豆腐提不起来。

人生七十古来稀，如果再这样下去，人生岂不是一事无成。穷游几年回到家中的张可久，把自己这些年写的小令收集整理，不弄不知道，一弄吓一跳，竟然有800多首，张可久喜极而泣，总算有能拿得出手的成绩了，他把整理出来的作品集取名为《张小山小令》。

张可久拿着自己的作品，找了许多家出版公司，都没有人愿意出版。彼时元朝动荡不安，老百姓们有时连饭都吃不饱，谁还会捧着本散曲空着肚子唱啊。而这时的张可久，虽然已是退休年龄，可是为了能够自费出版作品，快八十岁的他，又在税务部门找了一个兼职，总算凑足钱圆了出书梦。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一首小令，名义上是感叹古今兴衰，实则表达了自己厌倦尘世，渴望隐居的生活态度。

张可久重新规划了自己的生活，他想有个简陋的茅舍，不需要太华丽，但必须要有诗书万卷，然后喝着自酿的松花酒，品着自煎的春水茶，幽雅恬静，诗酒自娱。想“静静”的张可久，再也迈不出流浪的脚步，再也没有力气为生活奔波，就像小令里写的那样，他终于过上想象中的隐居生活，简直比神仙还逍遥。

元曲四大家范文第6篇

五岳独尊——泰山，想必大家并不陌生。我有幸攀登了五岳之首泰山，这个无数伟人都攀登过的名山，让我刚到万分自豪和荣幸。

孔子曾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叹。张养浩在元曲《登泰山》中写道：“万古齐州烟九点，五更沧海日上竿。”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人来写诗赞美和表达对泰山的喜爱。

泰山，泰山是中国五岳之首，古名岱山，又称岱宗，位于山东省中部，济南、长清、肥城、泰安之间。其南麓始于泰安城，北麓止于济南市，泰山主峰玉皇顶，海拔1532。7米。泰山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又是天然的艺术与历史博物馆。此山经常是皇帝设坛祭祀祈求国泰民安和举行封禅大典之地。第一个在此举行大规模封禅仪式的是秦始皇，在泰山封禅祭祀被人认为是天神必将赐予吉祥的“符瑞”，这便形成泰山大典的历代传统。

我们坐了一上午的车，下午才来到泰安，我们想马上登山，就打了一辆出租车，出租司机说“好不容易来一次泰山，怎么不到别处走走，明天凌晨去爬吧。早上还能看到日出，那样多好呀，我拉你们到岱庙去逛逛吧！”我说：“太好了，快带我们去吧！”

我们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岱庙，起初我不了解岱庙，就向导游阿姨询问了一下岱庙。她告诉我们：“岱庙是泰山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为道教神府，是历代帝王们举行封禅大典和祭祀泰山的地方。他还与北京故宫、山东曲阜三孔、承德避暑山庄并称四大古建筑群。这中国四大古建筑群其中我们山东就有两座，这真是山东人的骄傲呀？”

让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千年古槐树，据说是泰山老母亲自栽种，虽然只是个传说，但我对古树的真实年龄还真有些好奇，我是在2010年暑假去的，现在想想也就只记得那么多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宾馆里，很早就睡下了，在凌晨，忽然又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原来是要出发了。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向泰山进发，这次来泰山的主要目的是看日出的，听人说，泰山早上的日出是最美的。我们选择早上登顶，出发时只有凌晨4：00左右，街上有很多登山的游客，那时，天还没有亮，只有借助手电筒那微弱的光照照明，我们整整爬了2个多小时，刚开始爬山时我体力充沛，心想这有什么难的，对我简直是小菜一碟，就快速的往山爬，不一会儿我就累的没有力气了，越上越累，只能走几步停几步。好不容易来到玉皇顶，有人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觉得那可未必，这次上山可把我累的不轻，爬山真的没那么容易呀！

等我们爬上时，天已经亮了，我们和那游客都在焦急的等待美丽的红日升起，可是等了很久，连太阳的影子都没有见着，不一会儿，天公不作美，天上下起了大雨，我们就什么也没看到就匆匆地下了山了，这可是我人生一憾呀！

元曲四大家范文第7篇

“综合性”是中国文化，特别是技能型的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大特征。

[关键词]中国画，戏曲艺术；发展；综合性

中国画简称“国画”，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中国民族绘画，是东方绘画的代表；中国戏曲，尤其是京剧，被称之为“国剧”，在世界剧坛独树一帜，与中国书画、中医中药并称为“三大国粹”。中国绘画与中国戏曲有着与生俱来的艺术血缘和亲密关系，二者无论是在审美形态的艺术理论上，还是在表现手法的实践中，都有着相通相类之处。通过对中国画与戏曲艺术发展史的梳理、研究，比较二者的同一性及生发原因，以期求得有益的启示，进一步影响和推动当代中国画的发展与繁荣，这是一个十分必要的课题。

一、中国画艺术发展中的综合性

近代美术史论家郑午昌把中国美术发展阶段概括为四个时期：先秦为实用期；三国、秦汉为礼教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为宗教期；五代、宋、元之后为文学化期。

中国画坛在唐代之前，基本上是“画工”(匠人)一统天下，无论是先秦壁画、战国帛画以及秦汉功臣画像的制作，无一不是“画工”所为。前汉尚方画工毛延寿、“六朝三杰”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以及“画圣”吴道子等都是这一队伍中的杰出代表。画工们的任务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与油漆匠、木工等“百工”同类，属于当时的服务行业。他们地位低微，一般文化程度不高，因此他们多是画技单纯、分工明确，虽然在当时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但作者的名字却很少能留传下来。

五代、宋、元之后的“文学化”，是指画家队伍的成分发生了变化。一些有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介入画坛，开始他们只是将画画作为业余的消遣，后来随着社会风气的提倡，文人士大夫逐渐把绘画视为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这种文人绘画发展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样式，被尊称为“文人画”。关于文人画的产生，各家论说不一，而多数归宗于唐代的王维。王维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兼画家、音乐家，自谓“当世谬词客，前世应画师”。王维的山水画初师吴道子，由于他自身的文学修养和晚年生活环境的改变，使他的画风有别于当时主流山水艺术的追求。王维晚年耽老信佛，退居田园。这一时期他多画雪景、捕鱼、村墟、晓行、渡口等，这些也正是他晚年诗中的题材。他在画法上多取平远构图，创造性地使用了水墨渲涮，首先采用了“破墨”技法，改变了当时流行的青绿山水派刻画勾斫之痕。正是这种水墨样式的产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画意象观念的发生与发展。而自元明以后文人画中的用印，则应是由单纯水墨所派生出的补充，堪称丰富中国画艺术形式的伟大创造。此后，文人画到宋代苏轼时更加大张旗鼓，论画有“得意忘形”“以形写神”之说。至元代异族统治，当时的文化精英远朝廷而亲山林，他们将文人画的发展推向极致，出现了最具代表性的“元四家”。题款作为文人行当本色，自元代以后也逐渐愈演愈烈，清人钱杜说“元人工书，虽侵画位，弥觉其隽雅”。至此，中国画之诗、书、画、印相结合的传统形式已初步形成。明代董其昌以禅喻画，提出“南北宗论”，标榜士气，推崇“南宗”，集文人画之大成，把文人画的内涵全部具体化为王维的绘画风格，以至王维被尊为“南宗之祖”，文人画也几乎成为当时中国画的代名词。

在文人画家看来，中国画可称“大家”者，必是诗、书、画、印之通人，因为绘画技巧是形而下的，决定画品优劣在于画家的品格与修养。没有文化素养的画人是“画匠”。中国传统绘画进入文学化时期，由文化人参与的综合性成为一大特征。明代大画家徐渭即是其中之典型。徐渭字文长，号天池、青藤。他自幼聪颖，多才气，天资纵逸，为“越中十才子”之一。但他生平屡遭不幸，怀绝世之资而逢不偶，有济世之术而无以施展。他修养广博，在诗文、书法、戏剧和绘画诸方面才能出众。徐渭的戏曲论著《南词叙录》、杂剧《四声猿》等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徐渭的花鸟画以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泼墨淋漓；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花木形象中，着眼于生韵的体现，同时抒发“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悲愤与抗争，把写意花鸟画推向了能够强烈抒写内心感情的高境界，把笔墨的表现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中里程碑式的画家。徐渭的作品《墨葡萄图》中，描绘了因无人采摘而已干瘪的野葡萄，隐现于点点泪痕般的墨叶中，整幅画的笔墨激情奔逸，给人以走笔如飞的感觉，在画幅的左上角以他特有的草书题诗一首：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款书之下一方鲜红色的用印使整幅画顿时明亮起来，产生出“高墨犹绿”的效果。同时，印文“湘管斋”三字使人联想到画家“斑竹千泪”的遭遇以及“戏曲人生”的情怀。诗书画印一体的强烈抒情性，使《墨葡萄图》成为体现文人画“综合性”的典型代表作品。

二、中国戏曲艺术发展中的综合性

京剧大师梅兰芳讲：“中国戏曲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包含着剧本、音乐、化妆、服装、道具、布景等因素，这些都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才能成为一出完整的好戏”。中国戏曲是以表演为中心，多种艺术元素综合的艺术，这一特点与诗、书、画、印相结合的文人画相较，中国戏曲更彰显其综合性。它本身即是在综合各种艺术形式的过程中形成，之后又始终不断地在综合中发展，其综合性的增强往往是剧种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标志。另外，一如中国画的发展，文化人的参与和支持往往成为戏曲艺术变格、提升与成熟的关键条件。

中国戏曲的产生，应和古代的优人表演有关，司马迁在《史记》中讲述的“优孟衣冠”里已含有扮演人物的因素，“优人”或“优伶”的称谓即来源于此。另外，我国远古有着非常发达的鬼神文化，戏曲与古代巫术表演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些戴着面具的巫觋的载歌载舞更具有戏曲的特征。先秦时出现的抵角戏，到两汉时成为宫中“百戏”之一种，其中的一个节目《东海黄公》已呈现初具规模的故事情节，包含有一定的戏曲因素。唐代的参军戏和歌舞戏也都是以歌舞和说白来演出故事情节。宋代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已有了专门演杂技的“勾栏”，当时说唱文学的发达也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对戏曲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戏曲成熟的标志是南宋的南戏和金代的北曲杂剧。在此之前，无论参军戏、歌舞戏或是宋杂剧，只有极其简单的情节，缺乏一种叙事艺术上的支持。到了南宋，民间的大量传说、轶闻与历史故事，经过一代代说唱艺人的加工改编，故事情节已经相当丰富，南戏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宋杂剧和说唱文学相结合而产生。南戏的 剧本由书会才人进行创作。书会是当时专门为南戏、说唱等民间演出编写本子的组织，如温州九山书会、杭州古杭书会、苏州敬先书会等。北方的情形与南方相似，所不同的是北曲杂剧产生在金后期，一如文人画的发展，北曲杂剧最辉煌的时期在元代，所以后人往往称之为元杂剧。北曲杂剧四折的结构与戏剧冲突的起、承、转、合四个阶段相一致，元杂剧的作品也常常按照这种布局来安排情节和场面。此外，北曲杂剧的音乐也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在短短的百年左右，元杂剧产生了众多第一流的作家和作品，后人因此把元曲与唐涛、宋词并称，成为一代之文学。在元曲作家中，有号称“天下夺魁”的《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还有“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家，其作品《窦娥冤》《汉宫秋》等已成为戏曲文学的典型。元末明初，出现了一部影响很大的南戏作品《琵琶记》，这应被看做是士大夫文化对戏曲艺术的延伸与改造，从此，南戏被文化人所关注，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学识、修养和品位投入南戏中。到了明代，南戏开始登堂入室，当时被称为“传奇”。

当北曲杂剧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一种文人雅玩的案头文学，中国南方的文人们参照北曲的音乐改造了昆山腔，使之成为一种清丽、高雅的新昆山腔，并很快风靡全国。在这种情势下，文人们开始大量写作昆曲剧本，这种创作已不再是“书会才人”迫于生活而从事的职业，而是如创作文人画作品一样凝聚个人情感的雅事。文人或者高级官员闲暇时客串唱戏甚至成为一种时髦的风雅之事。昆山腔传奇从明代后期至清代初期都处在繁荣之中，这一时期同时出现了“南洪北孔”两位天才型的作家――杭州的洪舁、山东曲阜的孔尚任，他们的代表作品《桃花扇》《长生殿》在北京引起轰动，继而长演不衰。

元曲四大家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元四家；董其昌；文人画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085-01

中国绘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到了元代出现了著名的“元四家”，“元四家”的绘画对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山水画在元代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元四家”的成就集中体现了元代中国山水画的成就。“元四家”是指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四个画家，元四家在继承了传统的基础上，将诗书画印结合，在绘画上“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开创了中国绘画的新主张，新追求。下面我们对元四家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分析。

元四家之一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浙江永嘉（今温州人），年轻时为小吏，为道教的上层人物。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好的文化修养，还是当时有名的元曲作家，喜游山玩水，为他最终成为山水画大家奠定了基础。黄公望的代表作品有《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等。黄公望的山水画给我们一种平和静穆、意境幽远的感觉，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画家在作画时的沉着冷静和下笔从容的姿态，其艺术气质与绘画功力居元四家之首。

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浙江嘉兴人。师法董源、巨然，兼成、郭熙。于书法上主要学习怀素与杨凝式，诗书画印造诣很深。吴镇生活在元代的社会底层，元代社会的动乱和各种矛盾，使吴镇非常痛苦，这些都使他寄情于书画诗词。吴镇的绘画常用重墨湿笔，构图奇险。主要作品有《双桧平远图轴》、《松泉图》等。

倪瓒，字云林，号懒瓒、云林子等，江苏无锡人，出身富豪，有较高的地位，后家道中落，为官府敲诈勒索，失去了悠闲舒适的生活。在艺术创作观念上继承坡的文人画理论，消弱绘画的教化功能，强化艺术创作的“自娱”性。其代表作品主要有《水竹居图》、《山阴丘壑图》等。作品给人以荒疏与冷清感，构图的简约、笔墨的剔透松灵、意境的天真幽淡等对明清文人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赵孟頫外孙，浙江吴兴人。明初出仕为官，官至泰安知州。社会地位优越，交往广泛，不甘寂寞，以致后来死于胡惟庸案。四家中独王蒙的画风与黄公望、吴镇、倪瓒的简约逸笔不同，王蒙的绘画呈现繁茂特点。绘画具有苍茫沉郁、浑厚华滋的艺术效果。代表作品有《青卞隐居图》、《春山读书图》等。

中国画到明代董其昌取得了总结性的发展，董其昌在总结其人的创作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南北宗”论。董其昌字玄宰、香光居士，号思白，上海华亭。书法学颜真卿、虞世南、王羲之、钟繇。绘画讲究笔墨韵致，标榜文人士气。首倡“南北宗”论，南派推王维为宗，北派推李思训父子为宗，扬南抑北，对后世绘画发生了重大影响。代表作品有《高逸图轴》、《云山小隐图》、《关山雪霁图》等。

无论是“元四家”还是明代的大画家董其昌，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都有着鲜明的文人画创作观念蕴含其中，那就是重道而轻器，重笔墨，轻造型，注重书法文人的情怀。传统文人在儒家的“游于艺”、道家的“逍遥游”的影响下，具有鲜明的文人特点。他们的创作或出于宣泄精神、或出于抒写怀抱的需要而创作，以“墨戏自娱”的态度进行创作，提倡“逸笔草草”，反对“刻画细谨”，这种“重道轻器”的创作观念，影响了传统的文人画的发展。

在传统文人画中体现出的“超然淡泊的人生态度”，以及重气韵重笔墨的创作原则对后世绘画仍有积极而巨大的作用。比如“元四家”的的黄公望，在历经人生磨难后，以一种淡泊的人生态度投身山水画的创作，在他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超然的人生态度与艺术审美追求，画面井然有序，风平浪静，如同世外桃源般的艺术画面给观众无比静穆的感觉，这样的绘画追求，绘画创作观念对后来的中国画的创作与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如倪瓒，清乾隆皇帝曾言：“元四大家，独云林格逸尤超。”其艺术思想、艺术风格十分突出，独辟溪径，别具一格。正如他说：“断送一生棋局里，破除了事酒中杯。清虚事业无人解，听雨移时又听风。”我们在吸取“元四家”和董其昌等传统文人绘画的创作时，可以在创作态度的超然，笔墨的韵致等方面大胆汲取，以便用于我们的艺术创作中，而于其中的比如对人生的漠然，对生活的消极态度上要避免。

陈师曾在《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一书中有过精辟的解释：“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无论是“元四家”中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还是明代的董其昌，对社会对人生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于书法和绘画上颇有造诣，正是如此，由于他们的出现，为文人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