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历史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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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词汇自测定方法 汉字 起源 字测定方法
当代国内学者主要运用考古文物资料来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由此得出的结论因“对资料的不同定性及汉字起源在阶段上的不同认识而有所不同”[1]（P239），有“三千多年说”[2]（P16）、“四千—五千年说”[3]（P55～58）、“六千多年说”[4]、“七千—八千年说”[5]、“八千多年说”[6]、“九千多年说”[7]、“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说”[8]（P74）。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更多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说法，因此，笔者认为，仅仅依靠考古学的方法只能把年代一步一步向前推移，无法科学地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不可避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意大利著名语言学家阿里内（Alinei，Mario）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lexical self—dating）来测定印欧语言分化的具体年代。这种方法用于建构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新方法，弥补了我国汉字起源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因此，笔者试图提出基于汉字自身来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方法，称作“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本文讨论该方法的理论背景与基本观点，论证其理论可能性。
一、理论背景
20世纪90年代，阿里内等人根据“乌拉尔连续理论”[14]（P3～14）（The Uralic Continuity Theory）提出了“印欧语言研究的旧石器连续范式”[11]、[13]（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Paradigm for the origin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以下简称PCP）。他们认为，语言的历史要比传统理论界定的几千年久远得多，按照托拜厄斯（Tobias，P.V.）的观点，语言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距今250万～100万年的“能人时代”之前[15]（P87～94）。与语言一样，词汇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对所有语系及其语言的词汇发展进行历史分期（lexical periodization）[13]、[16]（P132）。
为测定印欧语言起源及分化的时间，阿里内在指出其它语言年代测定方法——如最早文字记录测定法、语音嬗变测定法、词源测定法、斯瓦迪士[17～18]（Swadesh，M.）的语言年代学方法（glottochronology or lexicostatistics）的各自特点及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作为文化与语言系统之间的接口（interface），词汇记录着言语社团无数次文化历史变革的轨迹，是言语社团历史的全景体现，词汇的历史对研究言语社团的历史与文化发展有相当大的价值，透过词汇这面镜子可以看清语言发展的整个历史。具体说来，一个词就如同一个考古现场，它揭示的不是某个单一时期的历史，而是像考古层位一样揭示了多个时期的历史，测定一个词产生的年代与考古一样，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层位与之对应。只要词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事件本身发生的年代可以确定，词产生的年代就可以测定。根据词的不同性质，词汇自测定方法区分了“历史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traceable referents）和“历史不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untraceable referents）。人类劳动的所有产物和绝大多数社会产物都产生于特定的时间，指称这些对象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是可测定的，而那些用于指称自然产物、先于人类存在的事物、情感和抽象概念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很难测定，甚至不可测定。
二、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的基本观点
（一）汉字的历史相当久远
阿里内等人提出的PCP了吉布塔（Gimbutas，M.）的“黑海——里海起源说”[19]（P155～198）和伦夫鲁（Renfrew，C.）的“小亚细亚起源说”[20]，认为印欧语言的分化时间不是红铜时代也不是新石器时代。印欧语言从原始印欧共同语分化成各种非标准变体或方言的过程极为漫长，到冰河时代结束时（距今约1.2万年），原始印欧语已经分化为原始凯尔特语、原始意大利语、原始日耳曼语、原始斯拉夫语、原始波罗的语。自旧石器时代以来，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就一直生活在欧洲[13] 、[16]（P135）。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多媒体；语文教学；语言美；图像美；意境美；科学适度
美是语文教学艺术的基础，语文学科包含着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美育因素，由此决定了语文教学必须成为审美教育的主阵地。语文教育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的能力，能够发现美、表述美、鉴赏美、创造美，能够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能力，以及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自身和投身实践的能力。
计算机多媒体为现代语文教学带来了无限生机，拓展了语文教学的时间和空间。现代教育技术是多元化、多样化地把各种教育材料结合起来，无论是图画、视频、历史地理还是宇宙人文等都可以呈现在学生面前，可以激发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理解力及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多媒体提供的大容量知识加上教师的旁征博引会使得课堂的文化底蕴更加深厚，向学生传递出一种知性美，为学生提供了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学习环境。
一、用多媒体书写展示汉字历史，让学生体味汉字的形体美
仓颉造字刻画其形，五千年历史的汉字是一种艺术性的创造，融合了数千年的文化精髓。运用多媒体课件，可以把汉字从象形文字到篆书、隶书、楷书的变化过程形象地展示出来。学生在学会汉字的同时，了解到汉字的历史，感受到汉字书写的无限魅力。如教学象形字“马”时，通过多媒体课件的演示，使学生看到“马”字的上半部分变成了一匹马的头和马鬃，“马”的中间部分的四条花纹变成马的四肢，“马”的后面变成了马的尾巴，一匹马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学生的面前。接着反向演示，马慢慢演变成大篆的“马”字，再慢慢演变成小篆的“马”字，接着变成隶书的“马”字，最后变成楷书的“马”字。每一次的演变，学生的眼里都会发出惊奇的光芒，在不知不觉中，就让学生体会到了汉字历史的变迁。
二、用多媒体朗读让学生感受汉语的音韵美
“三分文章七分读”，只有美读才能把语文作品的音韵之美体现出来。所以语文教师既是教师，同时又是“朗读家”和“表演家”，但是普通的语文教师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如果运用多媒体，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清平乐 村居》中，视频朗诵以平静缓慢的语调、恬淡悠然的基调、沉稳清晰的节奏来表现全诗，背景音乐舒缓悠扬，配图形象温馨，使学生充分感受到了辛弃疾重返田园的愉悦心情，在脑海中再现了自然和生活的美景，欣赏到了教材中美的因素，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达到了韵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以此激发了学生表现美、创造美的欲望。
语文是语言的教学，语言之美就体现在对语言的感悟和运用上。只有把语言细化到一言一行、一字一句中才是语言教学的最大目标。学生在欣赏完语言美之后，要感悟美、运用美，让自己置身于美景之中，与文中人物、作者融为一体，方是学习的最高境界，从而实现学以致用。
三、用视频图画展现语文的情感图像美
“百闻不如一见”，“闻见”是教学的基础。要想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共鸣，只凭教师的一支粉笔、一张嘴是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的。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就可以启发学生展开想象和联想，把教材中抽象的语言文字转化成有声有色的客观世界，从而让学生体验到文章的美。
如在《小抄写员》一文中：“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忽然发现床沿上靠近自己胸口的地方，横着父亲白发苍苍的头。原来父亲夜里就这样把头贴近了儿子的胸口，这时睡得正熟哩。”将这一段用视频制作成温馨的画面，再配上缓缓而出的课文语言，不需要过多言语，浓浓的爱子之情就洋溢课堂。学生含着热泪领悟到了爱的真谛，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洋洋洒洒的爱的感悟同时也流淌到了学生的笔尖。多媒体语文课堂让学生在赏心悦目的学习过程中，获得了审美情趣以及审美的价值观念。
四、音画结合触动学生心灵，流淌出灵动的意境美
多媒体视频可展现美的意境，如在《泉城》的影像资料中，趵突泉那咕嘟咕嘟往外冒的三股比吊桶还粗的清泉，如同三堆白雪；漫步在趵突泉公园倾听流水般的古筝音乐，看泉旁“天下第一泉”的石刻，能让学生感受那份历史的悠久；“趵突泉”飞走的“点”，体现着古代文人文雅之中的幽默。优雅的意境，无声的文化渗透，历史与美在画面中交汇、在音乐中流淌，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伴随着泉水汩汩涌出、哗哗流淌，使学生在耳闻目染之中就获得了美的享受和美的熏陶。
五、多媒体视频运用要科学适度
在课堂上我们要注意：多运用画面，少用电视视频。很多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电视视频不是更直接地给学生直观的感受吗？但图画和视频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启迪学生的想象力。
图画能启迪学生的想象力，因为图画给出的仅是一部分画面，能让学生在现有画面的基础上，展开想象，刻画出画面外的部分。而电视是最能扼杀想象力的，视频给出的图像每分每秒都在变化，学生来不及想像，只能被动地接受。视频把一些本该让学生想象的东西呈现了出来，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抽象力和独立学习的能力。如在四年级上册《蒲公英》中，如果没有画面，任凭教师使出浑身解数进行讲解：“一颗种子望了望下面的大地说：这黑黑的泥巴有什么意思！瞧，那金光闪闪的地方一定有数不清的宝贝……”却发现学生听得并不专心，如果给学生放一段电视动画，学生精神头是有了，可看完视频就会想：“哦，原来故事就是这样子……视频每分钟会给学生展示几十个画面，整个过程学生还没来得及想象故事的发展，即种子的心路历程，视频就已经把结果告诉了学生，并没有达到语文让学生会思、会说、会写的教育目标。
总之，在语文课堂教学中，适时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激起学生的新鲜感，训练他们的技能，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但我们在借助多媒体实施辅助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适时”“适宜”“适度”，这样才能使语文课堂真正地活起来，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发出夺目的光辉。
参考文献：
1.吴淑亮.校园教育[M].华文校园出版社，2010.9.
2.黄纯国，殷常鸿.多媒体技术与应用[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5.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汉字 图形化 标志设计 文化遗产
汉字，中国特有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虽然现在已经无法准确的推测出汉字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但是从最早的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就已经有了一些简单的文字和符号，最早刻划符号距今已经有8000多年。
在中国，在汉字产生之前最像是文字的符号就是陶文，陶文已经出土的资料很多，它不像甲骨文那样有成文的篇幅，只有单个的符号。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都出土了大量有陶文。其中属半坡陶文最早，距今大约在4500年前，这些陶文刻在一些陶尊上，按照实物的形状描绘而出，称为“象形文字”。字体的结构与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的象形字十分相似，但比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那些简单的石刻就是汉字的最早的雏形。从这些最早的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出，从汉字的源头起，汉字就和图形结合到了一起，种种的笔画就是众多图形元素的组合。随着几千年历史的风化和提炼，汉字还在慢慢的改变，很多字的笔画有所增减，无论是后来的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楷书以及现在的仿宋体、宋体字、黑体字，即使有些字也不再是最初的字形了，但就其“象形”的构字原则也延续至今，它“表意”的形式也保留了下来，只是更加精练、简洁、统一匀称，就如“人”、“田”、“山”等。可见汉字即便是经过了那么几千年的演化和改变，仍然继续保持其图形化的特征，穿插在洋洋洒洒的五千年文明史里，构筑了中华文明，并且延续光大了中华文明。
汉字是中国人一项伟大的创造，具备了丰富的想象力和概括力，它既可看做是一个信息传达的载体，也可看做是一件艺术品。汉字是图形元素的集合，若把一个字拆开来看，他的每一点，每一横，每一撇，每一捺都是一个简单图形元素；再把每一个字从整体来看，它又是一个完整的图形元素。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汉字当成是一种图形来对待，一种特殊的、有趣的、具有生命意义并蕴涵历史文化的图形来对待。
在现代平面设计百余年的发展中，各国设计师都在寻找着自己的风格和方式，80年代以来，设计做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在中国迅速的发展起来。在中国现代商业设计中，汉字已经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成为重要的设计元素之一，在很多CI（Corporate Identity企业形象识别系统）、VI（企业的视觉识别系统）、DM行录设计、书籍装帧设计、以及广告形象设计等等中，它已经是成为了一种图形要素存在于整个设计领域中，并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的标志设计中，汉字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元素和识别载体，其意义更加重要。
对于标志设计，我们该怎样来完成汉字的图形再创造呢？就拿我们现实中得几个例子来看吧。
首先，我来看中国工商银行的LOGO，此LOGO是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设计系陈汉民教授设计的，LOGO图案整体为一个隐性的中国古代圆形方孔钱币，有一个形变的“工”字和一个圆环组成，体现金融业的行业特征，象征钱财即银行；标志的中心变形的“工”字，由中间左右对称断开，让整个“工”字突出醒目，巧妙的对成切断象征着银行和客户之间相互依存紧密联合作的融洽关系，并且与外圈相映成趣象征着团结合作、全面进去的态度和理念。中心“工”字图形既分亦合，设计手法灵动而巧妙，既是强调了“工”字，强化了图形的表达能力，又将中国汉字与古钱币形巧妙的结合到了一起，把两个传统的中国化元素同现代的设计相结合，不仅让汉字本身传达了信息，而且还赋予了图形的表现力，使整个文字图形活了起来，并且使他的文化韵味更加深厚。此时，汉字就象一个代言人，叙说自己也同样叙说背后的故事。由此可见，汉字的图形化运用必须是灵动的，深刻的，要深化它的含义，挖掘它的文化深度。这个继续深化的过程就是设计者本身的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探讨和挖掘汉字中国文化底蕴的过程。
其次，我们来看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由北京始创国际企划公司设计制作，名为 “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会徽主体为白色“京”字图形，底色为大红色，“京”字变形为一个向前奔跑，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设计与景观主任彼得·T·莫舒斯对其赞不绝口，他说：“第一眼看到这幅作品就被震撼了，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图案，那就是当世界另一端的人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就是中国的，能表达出基于悠久历史传统沉淀的现代感。”为何“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可以从全世界2000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并且得到国内外的好评呢？其最根本的就是，它所蕴涵着的深厚的民族气质和中国化的艺术特色。“京”字的变形即形象生动，絮絮如生又表现得含蓄而温文尔雅，即形象的体现了奥运会精神，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含蓄内秀的民族气质。让整个设计的图形语言、和文化韵味继续深化；就其形式来看，红底白印，整个设计以中国传统的印章（肖形印）为载体，直接明确地传达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世代传承的民族精神和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这样的表现形式就让整个设计的艺术性变得更加浓烈，强化了民族感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字的图形化除了要深化汉字本身的文化积淀的同时，还要把握住汉字图形的形式和内容统一，强化其艺术性，让我们的设计更具意味。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第4篇
文字的研究与文字的发明都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创举。继汉字的发明之后，在中华大地上，相继出现几种类似汉字的文字，它们是彝族的彝文，水族的水书，纳西族的东巴文等。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象形”，由此形成了以汉字为代表的象形文字体系。
研究象形文字，研究者的视野及其研究方法决定其研究达到的终极目标。马锦卫教授的《彝文起源及其发展考论》，是彝文研究史上一部踵武增华的力作。作者从多角度考察论证了彝文起源及其发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务去妄言，不是空谈，给文字研究学界奉献了一部言之有据、论之有证的彝文研究发展史。大体而言，《彝文起源及其发展考论》的作者在以下四个方面是下了功夫的：
一是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务去空谈，颇具司马、子云之风范。如该书第二章《彝文古代文献调查》，作者走访了云、贵、川、桂众多彝学专家，翻阅了各省市馆藏的彝文资料，确保所述信而有据，不是空谈。
二是古今文献比较研究相结合，从纷纭众说中去伪存真，务去妄言。如该书第三章《彝文的起源（上）》和第四章《彝文的起源（下）》，作者用了两章的篇幅，详细比较分析了前人对彝文起源的解说，从中推论出：“彝文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字，其产生时期可能是在古夷人时代，其产生年代至少不晚于六祖分支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1]（P.166）
三是从古彝文的形体结构分析中，归纳总结出彝文的构形原理和方法，从而确定彝文的性质。关于彝文的性质，彝文研究学界有象形文字说、表意文字说、音节文字说、意音文字说、表词文字说等等，而关于彝文的构形方法，历来有三书说、四书说、无书说、六书说、七书说、十书说等等。在该书第五章《彝文的性质和结构》中，作者多角度比较分析了前人的结论，认为：“彝文是表意文字”“彝文的造字结构有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变形五书”。[1]（P.170、172）这些看法，更符合彝文的特征。
四是通过对毕摩占卜文化与我国中西部出土的陶器符号（如仰韶、大汶口、良渚、大溪、龙山、半坡、三星堆）以及甲骨文的比较互证中，得出：“毕摩可能通过占卜纹路、刻划的分析、研究、记载，在日积月累中创造和传播了彝族文字”结论。 [1]（P.133）
要之，马锦卫教授的《彝文起源及其发展考论》，首次采用田野调查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彝文的起源、彝文的性质、彝文的构形法、彝文的规范、彝文与甲骨文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全书体大思精，论辩有方法，结论有理据，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
参考文献：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效课堂；初中历史；复习方法；课堂教学；高效性
新课改理念下，传统的历史边缘学科地位依然暴露，类似于会考科、非会考科的观念以及初中历史是边缘学科依然存在于很多学生的观念中。那么，应怎样指导学生掌握历史的复习方法，实现课堂教学的高效性呢？
高效，就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用比较小的投入，得到尽量大的效率效益。何谓高效课堂？所谓高效课堂，就是在具体的一节课中学生能达到厚积知识、破难解疑、方法优化、能力提高、学习高效的境界。那么，在期末短短的两三节课里，如何帮助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以及对历史知识的整体、系统把握，对历史知识的梳理与应用？
一、“试卷结构”的分析
以“2011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质量检测初中历史考试说明”为例。题型和题量：
从题型和题量来看，初中历史的期末检测主要考查主干知识，基础性题目的比例较大，因而在复习中应加强对解题方法的指导。
二、历史复习方法的指导
（一）让学生学会记忆历史知识
《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学业质量评价标准》（以下简称《评价标准》）对学业水平达标的要求之一是“知道与了解”。新课程摒弃对知识的死记硬背，因此，教师必须让学生博闻强记，在脑海里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历史素质。比如我在讲授科举制的完善，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关键人物时，指导学生进行知识归纳：唐太宗——扩充国学规模；武则天——开始殿试，首创武举；唐玄宗——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考试内容。虽然这句话有点“恶搞”，但也反映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创新，学生在笑声中掌握了首创武举的人是武则天。另外我还从中点拨，武则天——武举，都有个“武”字，可以快速地记忆，从而实现课堂的高效性。
（二）让学生学会系统地掌握历史知识
历史学科的每一部分内容都是相互联系的，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并不彼此孤立。教师要注意教会学生把零散的知识纳入知识体系，进行系统的掌握：一是掌握“横”的线索，可寻找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或不同方面历史事物之间的联系，分析其相互作用和影响，并进一步归纳出这一时期的历史阶段特征。二是掌握“纵”的历史线索，可寻找同一大专题或小专题下的各时期中外历史相关内容进行联系综合，分析其相互关系，比较其异同点，分析其异同的原因、影响，并尝试将各部分知识迁移重组，形成“纵”的专题线索。如中国近代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我就用“横“的线索来进行梳理。
另外，面对外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抗争，中国近代化的探索的联系，我就用“纵”的线索来梳理。
这样，通过用两个表格的列表，就把9课书的基本的历史知识用“捉住主干”的方式进行梳理，从而使学生从心理上减轻负担，增强学习历史的兴趣和信心，从而实现课堂教学的高效。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应注意“纵”“横”交错。如果学生能像教师那样把教材分析透彻，既做到宏观把握，又做到微观细研，那么教学效率必然会大大提高。
（三）让学生学会阅读历史资料
学生现在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是教科书等文字资料。如何让学生快速有效地把握文字资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为此，对于课文，则要求学生做到“三步走”：首先，全面浏览课文，搞清有几目内容，有哪些专栏，有哪些图片、史料和表格；其次，细读每段课文，概括出主要内容，找出基本的历史知识要点，并向全班介绍；再次，精读重要段落，结合小字、图片、史料、表格、注释，加深理解，解答疑问。那么，在做题时要学会找出关键字词。
比如选择题：“魏主欲变北俗，……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家降黜。”它是指北魏孝文帝规定鲜卑族人必须接受什么（ ）
A.汉姓 B.汉服
C.汉语 D.汉字
解题思路和方法：首先通读全文，然后找出关键字，这道题目的关键字词有两个，“北语”“语音”，由此可得出答案选C。
经过一系列的训练，学生能比较迅速地统揽题目，把握到知识要点，从而大大提高了解题的速度和质量，轻松学习，高效掌握知识。
（四）结合单元测验卷，让学生学会解题思路的方法
在复习当中，针对每一种题型进行分析指导，特别是解题的方法、解题思路、回答问题规范化的分析和指导。
1.解选择题。正如前面所举的例子介绍到，要懂得查找关键
字词。
2.做配伍填空题，道理也是一样的。比如七年级上册有道题目，如下：
配伍填空题（每空1分，共5分）
（ ）法家A.兼爱、非攻
（ ）道家B.民贵君轻
（ ）墨家C.主张改革，提倡法治
（ ）儒家D.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 ）兵家E.事物都有对立面，能相互转化
看到这样的题目，首先是通读全部题目内容，查找关键字，如“法家”对“法治”；“兵家”对“战”；“道家”，对“对立面”，一下子5分的题目已经保证能拿3分，剩下2分，也很容易解决。
3.做材料解释题，要提升学生答题的审题能力，锻炼学生答题的语言组织能力，使其书写必须工整、规范作答，养成良好的习惯，有利于在考试中减少不必要的失分。
例如材料分析题：
材料一：下面是古代著名的中西路上交通图。
材料二：公元前1世纪的某一天，古罗马的执政官凯撒大帝穿着灿若朝霞的丝绸长袍进入剧场，在场的百官及贵妇人都惊叹不已，认为凯撒大帝的长袍美妙绝伦，于是穿中国的锦衣绣服成为当时男女贵族的流行时尚。
请回答：
（1）请说出材料一这条著名的交通要道的名称。它的开辟与西汉哪两位历史人物直接相关？（4分）
（2）这条路线会经过西亚、河西走廊、新疆、欧洲、长安等地，请按从东向西的方向排列这些地名。（3分）
（东）长安（ ）（ ）（ ）欧洲（西）
（3）你认为材料二的情景真实吗？请说出理由。（3分）
（4）这条通道在当时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价值？（5分）
解答读图材料题，可以根据问题看材料，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甚至有些答案能从材料中找出答案。学生通过读题、审题，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分析，明确该用什么知识来回答这些问题。答题的内容找到了，那么就要看分答题。有几分，就要答几点，这样也不容易因为没找到答题要点而失分。
总之，让学生掌握历史学科的学习方法和复习方法，教师就应具备高水平的系统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能力，并通过教与学的互动过程，把这些能力逐步转化为学生自己的能力，实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做到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大大提高课堂效率。
参考文献：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第6篇
【关键词】往来物 研究价值 社会实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自秦汉以降，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趋势，是汉唐文化流向朝鲜、日本和越南。受中国文化传播的刺激，日本不仅保存了许多中国已经散逸的汉籍，而且产生了大量用汉字写就的著作。平安后期以来，日本文化的创新能力逐渐增强，对中国文化的学习，逐渐从大量直接吸收、单纯仿效的阶段发展到有所扬弃、自我创作，将已形成的文化不断“日本化”的阶段。研究东亚汉文化和汉字文化之时，那些由外国人用汉字写就的书籍，也是值得关注的对象。往来物正是这其中极具研究价值的一类书籍。
往来物的发展及研究价值
往来物是初等教科书的总称，被广泛使用在平安时代末期至明治初期的庶民教育领域。早期的往来物是书信习作的范文集，江户时代演变为以传授历史、地理等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知识为目的的教材。现存最早的往来物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公元八世纪到九世纪，是唐朝与日本交流最为密切的一段时期。平安京（现京都）的营造、律令制度的建设，都透露出浓厚的唐朝气息。当时的日本人对唐文化的喜爱和倾倒，可见一斑。随着大规模遣唐使活动的展开，大陆文化大规模传入日本。这段时期，随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留学生和僧人，把大量的佛家经卷、文学典籍带回了日本，供人们写信时模仿和套用的参考书―书仪，就是其中之一。现有的研究表明，从奈良时代起，书仪就已经东渡传入日本，为当时的公卿贵族所爱用。朝廷的公文、贵族公卿们的私人书信，这些参照一定的写作规范、用汉字写就的文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流社会的公务活动和私人生活中。懂得文书的写作规范、能够写出一封得体合宜的书简，成为当时贵族公卿们必须掌握的一种技能。到了平安时代末期，出现了日本文人用汉文编撰的书简文例集。在学习唐文化成为举国风气的时代背景下，掌握了汉字和汉文学的贵族文人模仿中国的书仪形式，把生活中的往来书信编撰成书，这也是相当自然的一件事。不叫做“某某书仪”而是“某某往来”，或许是出于对唐文化的敬意，这其中恐怕也受到了本国文学意识的强烈驱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往来物出现了书简文例集以外的新形式。其淡化了礼仪规范的书信功能，侧重词汇、专业领域知识的传授，用于幼学习字、书法、官政常识、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等实用知识的启蒙。而江户时期最为多见的则是以商业知识为主题的往来物。究其原因，是随着社会商业活动的发展，商人阶层和负责处理商人事务的公职人员更迫切地需要了解相关知识。这类往来物内容简洁易懂，向时人传授社会生活和经营实业所需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掌握相关实用术语。明治时代初期往来物依然活跃在教育领域。例如佐渡地区的学童们，首先学习的就是往来物，然后才开始学习汉籍。①随着日本教育的近代化、统一化，往来物逐渐退出了教育领域，不再作为教材使用。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往来物不仅推动了日本教育的普及化，在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也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社会、日本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已开始了往来物的整理收集工作。明治三十九年（1906）五月，国书刊行会出版了《续续群书类从》。这部丛书收录了江户时代的书籍，其中《续续群书类从 教育部》一书内收录了七部往来物，自此开启了往来物百余年的研究历史。平泉澄、石川谦、石川松太郎等一批学者以往来物的历史研究为核心，收集各时代的往来物作品，回顾和总结了往来物的历史，阐述了往来物在日本教育史上的作用和意义。在这些基础上，近年来日本学界围绕往来物继续展开研究，其中江户时代和明治时期的往来物研究占了绝大多数，如对江户时期女性用书道字帖的研究、从江户时代的教育和文化角度对往来物展开的研究、从日语语言学的角度对明治时期往来物进行的研究等。相比较而言，对江户时代前的往来物研究则零散而不成系统，往来物还有很多有待研究和探讨之处。
我国学者对往来物的研究起步较晚。周一良（1984）从书仪的角度来阐明中日文化的密切关系，其中简略地谈及了几部有代表意义的往来物，可谓国内最早言及往来物的学者。②谭建川（2003）阐述了往来物在日本教育史上的作用与意义。③王晓平（2014）利用敦煌书仪对日本最早的往来物《云州消息》中的敬语进行了详尽的分析。④
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在其所著《日本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表示，往来物的发展实际上体现了日本这个靠外来文化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实现教育独立之前经历的历史变迁。对往来物进行整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理清蒙学教材的发展及其在教育史上的作用和意义，还有助于考察近代以前日本在汉字使用方面的情况。有一些往来物汇集了日常书信的词汇、单句、短文，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单词，其语言学价值也不容忽视。另外，往来物内容涉及社会日常生活的很多层面，有的以社会生活相关的节会、祭祀活动、礼仪往来等为主题，也有对某一个专业领域知识的介绍，如寺院的各种佛教活动、礼仪、宴游、茶会、历史，以及地理、书法的相关知识和学习技巧，对于还原社会实态、了解民生民情方面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高山寺本古往来》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作为最早的往来物之一，《高山寺本古往来》有其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该书原本收藏于日本京都高山寺，现收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寺院藏书多为江户时代以后的书籍，即使是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寺庙也极少有江户时代以前的藏书。这些保存下来的古书中室町时代的书籍要少于江户时代，镰仓时代的书籍较之更为稀少，留存下来的平安时代的书籍更可谓是凤毛麟角，而奈良时代前的书籍几乎已没有留存。究其原因，早期产生的书本总量非常少，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时光磨灭世间万物，一本书历经战乱、火灾、洪水、虫蛀、人为的损坏甚至遗弃，逃过这一切的灾祸，才有可能留存至今。这就让《高山寺本古往来》更显得弥足珍贵。
高山寺创建于十三世纪初叶，位于京都市右京区，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自中世以来，高山寺就以致力于学问而闻名，寺中收藏的典籍质、量兼备。明慧上人（1173～1232）和他的弟子们、以及高山寺的支持者们共同成就了寺中数量庞大的典籍收藏。高山寺不仅仅收集、抄写了大量的典籍，还编制了详尽的藏书目录，致力于书籍的传承。其中既有《鸟兽人物戏画》等日本“国宝”级文化财产8件，也有50余件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的手书典籍。其藏书多为佛教典籍，还有少量中国唐本和宋版书，如《齐民要术》、《华严三昧章》等。
《高山寺本古往来》的书写年代据推断为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是现存最早的往来物之一，书写者应为当时的山中僧人，具体已无法考证。全书计选取平安后期中下级贵族和朝廷官员的实际生活中的往来书信五十六封编撰而成，内容多为向对方借用物品、邀请对方赴宴、商谈人事诉讼、评论歌舞曲艺之道等。文中书信使用的并不是地道的汉文，而是一种“变味儿”的汉文形式。其总体形式仍是汉文，但是语法却不完全符合汉文的规则，夹杂有当时日语的语法特征，这种文体也被称为“变体汉文”。大约在公元七世纪下半叶，日本的文字资料中就出现了这种形式，尤其是平安时代朝廷的法令、公卿贵族的日记和书信多用这种文体。可以说，这种“变味儿”的汉文是日本从全面引进、熟悉使用汉字，到以本土固有语言对汉字消化和再创造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虽然《高山寺本古往来》采用的是书信集的编撰形式，但这五十六封书信都没有标注信件的书写日期、寄信人以及收信人等信息。与同期、包括后世成书的同类往来物不同，这部往来物虽然在材料整合上缺乏一致性，但以实际生活中的往来书信为素材编撰而成，从而使全书极具实用价值。文中内容涵盖面广，既有讲述音乐、歌舞曲艺等当时上流社会的风雅之事，也有讲述官吏日常政事、人事、刑罚诉讼等实务，还有向对方借用物品、邀请友人赴宴等世俗生活之事。对于现代研究者了解平安时代公卿贵族群体的政治生活情态和世俗生活样貌有非常重大的文献价值。
提起《高山寺本古往来》，不得不说说它的书写介质。和很多往来物不同的是，《高山寺本古往来》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和另一个文献资料―《高山寺表白集》共存，以“背书”的形式展现在纸面之上。在平安时代，纸张尤其是好的纸张仍然是很贵重的，通常只用于抄写经书，于是，在用过的或者废弃的纸张背面继续书写，就成为当时的书写常态。即便时展到了中世，这种做法在贵族和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寺庙中依然很常见。
《云州往来》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同为日本最早的往来物之一，《云州往来》得到的评价更高。它被日本学界公认为是往来物的发端之作，兼具书信文的实用性和丰富的文学性。作为宝贵的学术研究资料，在日本文学、日语语言学、日本历史、教育史、书法史等研究领域均受到了重视。
《云州往来》的作者藤原明衡（989～1066）是平安中后期的大学者，汉文学造诣深厚。藤原明衡曾担任出云地方的地方长官，这部往来由此得名。
《云州往来》之前，日本文学史上也曾出现书简形式的作品，例如正仓院《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万叶书简、本朝文粹书简等。这些书简都是实际社会生活交往中产生的真实书信，用作书信写作的范文自然是并无不可，但因涉及的社会活动有限，无法为当时的公卿贵族们提供能够满足其社会交往以及日常生活各场合所需要的书信写作示例。而《云州往来》全书二百余封书信，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公卿贵族们社交往来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场景，如新禧贺正、设宴邀约、祝贺吊唁、邀请来访、馈赠礼物、请求帮助、照会告知、日常问候等等。《云州往来》大部分书信采用往复的形式，有“来”有“往”，便于模仿、利用；借用“互飞短札”的形式，对当时上流阶层的实际生活中的例行活动、仪式习惯等进行讲解、说明；书信中还大量使用了出自我国古代重要典籍如《诗经》、《后汉书》、《文选》等的词语，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像《明衡往来》这种既能学到书信写作的实用知识，又能掌握贵族实际生活中必需的社会常识的书籍，可谓“一石二鸟”，故而很快就从贵族文人的书案扩散到了年幼学童的课桌之上。
《云州往来》成书以后受到了当时上流阶层的认可和赞赏，上至天皇、亲王，下至公卿、僧侣，都相当重视这部往来。公卿贵族们认为《云州往来》文笔出色，并对它加以诵读和学习。三条西实隆（1455～1537）是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公卿贵族，在历史掌故、和歌、书法等方面都有相当成就。他的日记《实隆公记》中有部分言及了《云州往来》，也从侧面证实了《云州往来》在公卿贵族们中的影响。日记中的相关记录表明，后土御天皇持有《云州往来》一书，当时的书法名家、尊元法亲王曾经亲自抄写了《云州往来》，他本人也曾受无量寺僧正v济之托，给《云州往来》注音。在公卿贵族间的流行，让《云州往来》有了众多抄写本，其中有一些流传至今，为今人所得见。
《庭训往来》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日本南北朝时期到室町时代这段时间（十四世纪中叶到后半叶），武家子弟和富庶百姓的子弟，延请教师在家中授课，或去寺庙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庭训往来》编成于室町时代，成书后即广泛流传，是近代教育制度确立之前日本初等教科书的代表之作。“庭训”语出《论语・季子》，孔子的儿子孔鲤因敬畏父亲孔子，快步经过孔子所在的厅堂，受到孔子学诗、学礼的教诲。后世之人遂以“庭训、鲤对、过庭闻礼”等泛指家庭教育。《庭训往来》的命名方式，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全书由二十五封书信组成，采取每月一对往复书信、按照一月到十二月的顺序编排而成（八月共计三封），在书信礼仪规范的传授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书中内容涉及国家政事、家庭事务、士农工商之事、武艺、神祗、佛教、礼仪、军旅、衣服、器械、宴乐、疾病等诸多方面，所用词汇种类丰富。使用最多的是衣食住和职业名称相关词汇，最少的是文学相关词汇。不同类别的词汇数量的差距，表明了《庭训往来》的编写者注重该书实际功用的用心，体现了《庭训往来》生活本位、实用本位的特点。词语的罗列不仅仅提供了大量的词汇以供学习者记忆，同时也给学习者带来了诵读的节奏感与流畅感，这也是《庭训往来》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庭训往来》从内容上看包罗万象，既有书信礼仪的讲解，又有社会生活的礼仪礼法、世情世态的讲授。书中包含的大量衣食住和农工商、百工诸商诸艺有关词汇，以及谷物果树、器物工具、地方特产、匠人职种等，这些对任何一个阶层的人来说，都是需要了解的。《庭训往来》的生活化、平民化、百科全书的性质让它经久不衰，很快超越早于它出现的诸多往来物，更广泛地为时人所接受。书中所展示的社会风貌，也有助于后人还原当时的社会实态，了解世风民情。
结语
往来物涉及内容多为当时社会人应该掌握的常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民生风貌。通过研究这类书籍，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文献所没有记载的社会人情和风俗习惯。
晚清学者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时，曾在给友人李莼客的书信中指出：“彼国自撰之书，与中土可互证者尤多。”陈寅恪先生也曾说过，“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对往来物进行研究，既可以挖掘丰富的新资料，了解当时日本的社会风貌和民生民情，也可以为东亚汉文化和汉字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空间与资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讲师）
【注释】
①[日]黑石阳子：“佐渡地区的文弥净琉璃”，《佐渡乡土文化》，1993年第73期。
②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③谭建川：“日本传统启蒙教材―往来物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第7篇
项目地址 上海中山公园靠近苏州河的湖丝栈创意园
建筑面积 500m
建筑结构特点
半木明舍是为半木原创家具提供展示研究的空间，该建筑是具有百年历史的砖木结构的日仓库，并由数块70公分厚的笨重砖墙所围合，有如城墙般坚固与封闭，硕大的木结构梁柱记录着曾经岁月的沧桑，幽暗阴冷空间带着历史的烙印，有些古旧的沉重。清水砖墙质感丰富，改造时仅用清洁与修补的方法，以保留原有建筑的历史感。
空间秩序
整个基地平面呈长方形，原建筑的秩序很清晰，单面是墙，柱子把一排排的梁挑起，内板也如此。在平面规划上，遵照它原本的秩序关系，依据柱阵沿东西方向划分为二大功能区，右边部分是隐藏的办公室，左边部分是展示空间。进入内部主体空间，里面就像一个城。展厅的中间按“口”字布局，由四个有主体展示空间功能的半透明玻璃盒子围合，意味着“亭”。司隔两条水平镜面，反射室内空间制造出奇幻效果，如“榭”；中间部分用老房子拆下来的日地板重新加工，通过刨或切割，并铺装成地台形成开放式中央舞台。
“一人巷”
建筑的是一个小菜场，外部比较杂乱，而且也正处于上海的中心。在原有入口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设计了一条狭长的巷子(设计师称它为“一人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入口进入展厅的时间拉长，把外面杂乱的环境清除掉，用平静的心态进入这个展厅。“一人巷”很窄，光线比较幽暗，绕过城墙，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
“亭”
整个空间用了大量的镜子，让整个氛围“水平如镜”，以表现室内园林般的意境，形成“亭”与“水”的关系。空间极宫戏剧性，多条小径相互交叉，人在展厅如江南园林般飘渺，也有些迷宫般神秘。与“一人巷”入口不同，进入大厅后无固定流线方向显示，走走停停，有叫会迷失，有时会相聚。在这里家具是舞台的主角：同时洁净中性的界面处理也能轻易转换功能，用以其它表演展览之用。
玻璃亭子表面贴了一层膜，亭子会随光线的变化，内部光影也会相变化。如外面的光线比亭子强，亭子会变得飘渺，反之，亭子会变得很通透。亭子在光影下呈现的现代轻盈与具有历史厚重感的砖墙形成对话，这也解释了设计时所考虑的“轻”与“重”的关系，即历史上的东西有时太过沉重以至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包袱，而难以被年轻人接受，同时也需要为我们的过去与今天的我们之间寻找条联系的线索。
尊重旧空间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第8篇
着名考古学家夏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三个标志和要素是青铜器、城堡和文字。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看,夏代的青铜器和城堡都很成熟。考古成果证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所以,可以称得上信史的《左传·宣公三年》和《史记·楚世家》关于“禹铸九鼎”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不仅《左传》《史记》对此事有记载,《墨子·耕柱》《易林·小畜之九》《拾遗记》等古籍资料,都说大禹曾经“铸九鼎”。
夏王朝时期,作为手工业生产的一部分,青铜器铸造业得到了发展,在冶铸技术和器物造型方而,具备一定的水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从夏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铸、凿、铃、锨、戈、爵等各种工具、武器和容器。特别是在公认是属夏王朝时期的河南堰师二里头遗址内出土了大批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容器,是我国到目前为,发现时间较早、出土批量较大的青铜器,其中青铜爵、青铜鼎、青铜等空腔器,采用复合式陶范浇铸而成,反映了当时铸铜技术已相当进步。此外,还发现了增锅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完全有能力制造复杂铜器。从技术而言,夏人铸鼎是可能的。能够冶铜制鼎,是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
城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黄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蛋尤,因之筑城。”即是认为筑城在黄帝时代就开始了。
《世本·作篇》说:“鲸作城郭。”《吴越春秋》说:“鲸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鲸作城。”《淮南子·原道训》说:“昔者夏鲸作三初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通志》说:“尧封鲸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初之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说:“处土东里魄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看来,认为夏部族的首领鲸和禹是始作城者应是历史文献的主流。
20世纪70年代中期,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主持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提出了该城址为夏代禹都阳城。从2002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一一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又在这里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城址,而积约30万平方米。其北墙城壕长630米,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址围护其中,二者关系极为密切;还发现夯土基址和玉礼器等遗存,为夏代禹都阳城提供了更重要的佐证。
但是,在此之前,却一直没有找到夏代文字的确凿证据,所以,一般认为商代的甲骨文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众所周知,周人沿袭了殷人的语言文化和文字。殷人用的语文由甲骨文可见,用的正是雅言不差。而《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经拥有成册的文献了。文字文化的传袭功能是最强大的,在《论语》为政篇、八信篇中,孔子再三指出,在礼制上“周因于殷,殷因于夏”,三代文化相袭,这种传袭是依文献进行的,所以夏礼、殷礼,他都能说一些,只叹惜“文献不足”。这表示,夏、殷都是有文献的,只是传下来的太少。
既然“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经拥有成册的文献了。那应该是和夏代同时的,因此即使保守点推测,汉字在夏代已然形成,并进入书册实用阶段,有可能殷人的文字最初本就是向夏人学习的。
在传世典籍中,屡有夏代文献的记载,其名称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禹之总德》《仲尬之告》等。据已故学者李启谦先生的研究,仅以先秦典籍引用《夏书》为例,《左传》引用15次、《国语》3次、《吕氏春秋》1次,19条材料所记夏代事迹者共32则。Cal如果再加上引用的《夏礼》《夏时》《夏令》等文献,在先秦典籍中是存在很多夏代文献的。例如:
《国语·周语上》:“《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中》:“《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做曰:收而场功,待而备褐。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司里。”这也是夏的月令。《吕氏春秋·谕大》:“《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墨子·七患》:“《夏书》曰:禹七年水。”《墨子·非命下》:“《禹之总德》有之曰: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从这些先秦典籍引用夏代文献的情况可以证明,夏代应该是有文字的。因为夏代的文字没有保存下来,所以东汉的学者郑玄才在《诗谱序》中说:“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虽然“篇章泯弃,靡有孑遗”,但也不是就找不到证明。
春秋鲁太史引《夏书》有“辰不案于房”的记载,说在夏代房宿位置上发生了一次日食,人们击鼓奔走,惊恐万状。这次日食,现存《尚书》把它系在仲康时期的(((JCL征》篇:“椒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这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说明夏代对天象的观测相当细致,并有文字记载。
《竹书纪年》有夏果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如果这一记事可信的话,那末至迟在公元前16世纪初,我国就有了流星雨的记录。干支纪日法是我国传统的纪日法。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称,它与干支纪年法一样,用干支相匹配的六十甲子来记录日序,从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六十天为一周,循环记录。干支纪日法的起源是很早的。夏朝末期的帝王有孔甲、J靓甲、履癸深>等,都用天干为名,说明当时用天干作为序数已较普遍。
夏朝的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左传》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这是说特定天象大火星黄昏中天时,夏历为三月;而“夏数得天”是说夏朝的历数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所以孔子主张“行夏之时”。曰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
人们熟知的夏历,即《夏小正》,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事历书。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保存了我国最古老的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论语·八信》说:“夏礼,吾能言之,祀不足征也。”《礼记·礼运》说:“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从这些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孔子可能是从夏之后裔的祀国获得叫《夏时》的文献再加以整理的,故人们多认为《夏小正》是孔子及其门生考察后所记载下的农事历书,所收录之有关夏朝的也多是物候等文化讯息。
着名学者陈钟凡
先生有《幽风·七月为夏代文学证》,从述作、时令、典礼、体制、诗歌起源五方而论证《诗·幽风·七月》为夏代文学,其中“以时令言之。《七月》所纪人事、物候,考之《戴记·月令》,先后差池。按之《夏小正》,乃多吻合。试详征之……”[8]非常有说服力。 从历史记载的资料来看,夏代的文化已经很发达,是不可能没有记录语言、促进思维的文字的。《吕氏春秋·先识》甚至说,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果迷惑,暴乱愈甚”,乃载其图法奔商……这表明,夏代不仅有文字而且已有图书典籍。.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古文字的实物是甲骨文,出土于殷商后期都城的殷墟,距今大约3200年左右。甲骨文的文字结构已从独体趋向合体,基本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文字形象简古、劲健挺秀。甲骨文应该是一种已经相当成熟而且非常系统的文字,已能很好地充分地记录语言、表情达意、传递信息。所以它不可能是一种创立不久的文字,必然经历过一段不短的发展历程。甲骨文显然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从甲骨文成熟的程度和传承关系看,中国的文字存在应该更为遥远。
《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领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领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领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其间可还有1700年的时空呢!
上古传说中的仓领造字虽然不可考,但也给现代人提供了中国文字起源的文化线索。从考古材料来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上世纪30年代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发掘的龙山文化陶片中就发现了一些符号。半坡文化遗址发掘的“人而鱼纹盆”是当时文化的典型作品,人而鱼纹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
郭沫若先生认为半坡及星宿海彩陶上的符号是原始文字。他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说:“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考古工作者在登封王城岗的夏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关于夏代文字的资料。例如,在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陶器上,发现了一些文字资料,它们刻画在碗、钵、豆、瓮等陶器的底部或肩部,是在陶器烧制前刻画在胎上的,其形体结构较大汉口文化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又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在西城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件夏代初期的泥质黑陶平底器,器底上有一个陶胎烧制前刻画的文字。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像两手有所执持,可能是“共”字,它大概代表该陶器所有者的族氏。这个字已然不是刻画符号,甚至超越了象形文字的阶段,是个会意字。这一发现,或可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在夏代初期我国就已经有了文字。
汉字历史的悠久性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从仰韶文化到大汉口文化,原始文字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国现巳发现的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这样成熟的文字,应该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的。
力的发展状况去推究,可以推断汉字在殷商以前的夏代就应该初具规模了。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就大胆推导说:“汉字有一万年的历史。”从龙山文化的黑陶尊外部表示太阳初升景象的合体字来看,汉字最晚或当出现在距今约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最近几十年,学者们研究了原始社会晚期与奴隶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的刻画或彩绘符号以及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上少量符号,以为可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新的依据。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画符号,郑州大学教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画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到了商代,汉字已经成熟,不仅字的数量多,而且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