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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讲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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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讲诗词范文第1篇

于丹下课”:学术明星到底惹谁了

2007年3月4日,被誉为“超女学者”的《百家讲坛》主讲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新作《于丹〈庄子〉心得》,据媒体称在约10小时内签售15060册,比她2006年11月26日在此地签售《于丹〈论语〉心得》多了2460本。

然而,在现场签售气氛几近时,现场一位高个壮年男子在进入签售会场后,突然脱去了外套,露出里面白T恤上的字:“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他自称以这种方式进行“批判”。

3月5日,“批判”似乎开始升级。在新华网等知名门户网站,一则题为“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文章被置于显要位置,引人注目的是文章的作者徐晋如,自称是中山大学博士生,而作为文章的共同发起人的王晓峰、李森、杨D等十博士则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

十博士在文中声称“中国文化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他们解释说:“当白先勇用青春版《牡丹亭》任意涂抹昆曲时,人们不知已在釜上;当安意如用说诗词的方式去中国古代那些高雅的生命时,人们不知水已烧开;当于丹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来猥亵孔子时,人们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煮熟。在这些形形的掘墓人那里,我们除了嗅到死尸的臭气,何尝掬得一丝传统文化的芬芳?如果这也算一种文化基因改造,那么就等于是把人的基因改造成老鼠。北京的城墙拆了也许还可以重建,但一旦人们连对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敬畏都消失时,亡国亡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关于一段时间以来的通俗和庸俗及媚俗之争,十博士认为:“根本区别在于,通俗是用易于使人理解的方式讲述正确的知识,而庸俗和媚俗则是根据一般无知者的接受程度,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那些把人文理论庸俗化和媚俗化的人,要么是因为别有用心,要么是因为极度无知。于丹是后者。”

同时,他们也不无极端地指出:“当无良媒体人吹嘘于丹的书卖到250万册时,他们也许忘记了饭岛爱的光碟的发行量远不止这个数。”

在行文结束之际,十博士呼吁“所有有良知的媒体人,应对社会舆论予以正确引导,我们更希望,《百家讲坛》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

争议焦点:通俗解读还是庸俗歪解

其实,就在3月4日于丹新作热销当天,《中国青年报》刊文《〈论语〉可以庸俗化地阅读吗》指出“销书虽热,只能说明央视对民众的影响力,并不能证明于丹教授对《论语》的研究功力”。

作者在文中举例说,如对儒家经典中一再出现的“小人”,于丹“创造性地”解为“小孩”,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无须任何考证,这已不仅是“个性化表述”,而是十分不严肃的生拉硬扯、望文生义,对千年经典岂能搞这样的“现代化”?

然而,在各大网站的论坛里,支持于丹的声音不绝于耳。以新华网为例,有网友“小而大之”称:“感谢于丹做了功德无量的好事。她在那么少的时间里,让那么多的中国人知道孔子以及《论语》。试问,此前有哪一位学者、专家做到过?她讲的也许并不符合专家们的期待,但这有什么呢?她给你们铺了一条简易公路,各位学者、专家,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你们的学术殿堂里出来,把它铺成更宽、更平、更好的大路不就行了吗?干吗只站在路边指手画脚皱眉瞪眼?多么希望专家们学习于丹那份你们所不屑的勇气啊!勇哉于丹!壮哉于丹!愿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普及国学做更多贡献。老百姓是肯定你的。这就够了!”

另一位署名“我本善良”的网友发帖写道:“我没听过于教授讲《论语》,也没看过她的书,只想就事论事地说两句。于教授早就把自己的心得定在了比较低的位置,怎能说她的解读就是庸俗呢?即便她自己说是庸俗,也应该理解为一种谦逊。对于经典,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通俗化的理解和心得就不可以存在吗?不可以拿出来和别人分享吗?理查德・克莱德曼把古典音乐改编,使得多少不太懂古典音乐的人为之痴迷,从而爱上了古典音乐,难道他对古典音乐的演绎就是庸俗的?文化是多元的,因为世界上的人是多元的,所以没必要一味标榜经典、圣贤。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可以自得其乐。”

冷眼旁观:该反思的是《百家讲坛》

2007年第2期的《三联生活周刊》,曾以《子曰――从南怀瑾到于丹的通俗路径》为题,试图树立一条通俗解读经典之路。不可否认,以此为代表的媒体关注都让于丹的“心得体”靠上长期以来的“经典大众化”之路。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那些源源不断的质疑声、批判声。

其实,在于丹之前,另一位百家讲坛“制造”的学术超人易中天早已饱受各种声音“炮轰”。日前,笔者在南京部分图书市场采访时发现,易中天的著作均被摆放在显眼位置,同时,旁边还摆放着《且慢,易中天:易中天〈品三国〉现象批判》、《给易中天补牙》等图书,细翻时发现,此类图书均为出版社收集国内媒体以及知名网站的评论易中天的文章拼凑而成。

南京军人俱乐部某图书销售商向笔者透露说:“现在卖易中天书的热度有点降了,类似的评论书籍却是热销,像《给易中天补牙》都脱销好几次了。我感觉挺有趣的,现在有人写书出名,有人骂人也能出书。”

不久前,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芒博士曾对“易中天现象”发表看法说:“在启蒙方面,本身他(易中天)是一种尝试,但是目前他的讲解无法在解决中国道德的困境方面有所突破,作用自然也乏善可陈。”

张光芒博士也解释说:“百家讲坛的出发点是好的。”“好在它代表了学院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主流媒体三者的结合。”而这三者长期以来是处于一种“断裂”、“不搭界”的状态。

曾有评论指出,当下的文化现状到了“谁红骂谁”的地步,对此,南京大学中文系学者傅元峰博士说,“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此”。

傅博士分析说:“从表面看,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通过央视《百家讲坛》成名的学术名人们,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百家讲坛》。只要百家讲坛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易中天和于丹被制造出来,如果这个平台的节目理念不改变,批判的声音会越来越多。”

因此,他认为真正应该反思的是《百家讲坛》。“对于它这样的文化传播者来说,不是收视率高了节目就获得成功了,相反栏目的文化责任担当、栏目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阐发等是相当匮乏的。不客气地说,《百家讲坛》代表的是典型性文化症状。在这种前提下,仅仅去批判学术明星们,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于丹讲诗词范文第2篇

“黄鸟飞来立,摇荡花间雨”(欧阳修),一个张悟本倒掉了,好像摇荡得整个养生行业和健康产业都惊枝未稳,杯弓蛇影。“张神医”歇了,养生行业就不灵了吗?这却要说道说道。

单看张悟本的发迹史,简直是个奇迹。没啥文化,下岗多年的纺织工人,居然能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摇身一变成为名气最大的民间“国医”。显然,最单纯的人也会觉察到,他肯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自己的策划团队,有超级忽悠的本事,懂得商业炒作。虽然,人们无疑对他们的虚假无料,嗤之以鼻,可是,这个团队长了只好“鼻子”,嗅出了这个年代最大的市场:养生。

打量当下的养生市场,健康常识缺位,医疗关系紧张,民间信仰危机等,这些常规的元素背后,还有养生行业规则缺乏的问题。

与医疗不同,养生是个新兴行业,常常存在“有照行医,无照养生”的怪现象。这个新兴行业,且不说行业内部的明争暗斗,就说,缺少具体部门法和法规的规制,就很要命。

细分析,张悟本事件,既构不成诈骗罪,也构不成非法行医。论诈骗,他的数额不够大,况且,动机也不是单纯的诈骗,而是炒作名声;说他非法行医,他也没有行医,只是讲养生方法,主要依靠出书和电视节目赚钱,所以,他早早就摸清楚了法律规避的路子。“法律不溯及既往”,“法无明文规定不惩罚”,从这个方面看,很难定他的罪。如果不是他的绿豆秘方穿帮,人们还很难看出他的破绽。

康有为说,变事不如变法,变法不如变人。

如果,受众当初把张悟本的作秀,只看成娱乐节目,那么,问题还不大。可惜,不是。不难看出,人们在面对健康养生信息方面的急切,面对“人生八苦”中的“病苦”时,大都显得渺小无助,而且常常心性摇动,听风就是雨。都市白领、商业中人、老年受众,各自都需要养身之方、渊心之术,可惜,科学的健康常识普及,始终不足。

大部头古典医书,《内经》也好,《本草》也罢,人人知道那些是好东西,调养身心的上乘法门。可是,普通人没有闲暇,更加缺少门路趣入。养生科普,就成了大众传媒的一块肥肉。大众与专业之间,易于接受的大众性占了上风,养生专家们也常常标榜于丹和易中天,作为自己的噱头。

无疑,神医现象,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检讨。为一个新兴的产业穿针引线,媒体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如何做到中西医信息传递的均衡,如何让更严谨的医学专家讲出更加全面的道理,给大众呈现多元化,值得探讨。

养生,本来是个非常“东方”的概念,《史记》里说轩辕黄帝“且战且学仙”,后来求道广成子。黄帝他老人家也是在工作之余,偶有闲暇。抓紧时间学习养生。当然,不是简单的身心调理之术,还有,他对天道的追求和信仰。当然,我们不能苛求现代的养生专家和行业中人,也像华佗和李时珍一样,超拔尘俗,人山求道。在养身、调心之上,再来追求一种修为,相信也不是遥不可及。

养生,可以是一门生意,也可以是一项事业。对于这个新兴的产业和经济领域,养生行业内外的人们,需要给其更多包容心态和长远眼光,在现代商业模式与中同传统文化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为这个新兴的产业能够出现全新的可靠的养生品牌,探讨宽广的本土资源。

张悟本事件后,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锤,张神医和他的团队,招人责骂是自负因果,可是,媒体把目标大都对准了张悟本的虚假和社会的浮躁,很少有人关心养生行业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不好的人倒下了,不去说他,好的企业和专家如何走…来,值得期待。

于丹讲诗词范文第3篇

鲁迅先生曾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指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①。这句话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也是适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深刻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当前国学热虽然持续升温,但是古代文学受众范围比较有限,多数时候还是被束之高阁,这是影响其繁荣发展及文化建设功能发挥的最大绊脚石。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及学术普及工作,这些只是古代文学大众化问题上的一部分,对整个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关注者甚少,存在缺失。因此,大众化问题应该是古代文学教研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所在。

古代文学虽然离我们时代久本文由收集整理远,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是枯燥无味、曲高和寡的。很多时候,只要用心挖掘、品味,它就像一座古墓,充满了玄机和珍宝。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玄机和珍宝,它不是每个普通大众都能挖掘到的,但研究者能挖掘到。因此,本文所谈的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学者,而是进行学术普及工作,使古代文化在大众文化中占一席之地,雅俗共赏。这并不是要降低标准,一味迎合大众低俗需求,而是通过古代文学的研究、传承、传播使大众文化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提高大众文化品味。

一、表面的热火朝天与深层曲高和寡的落差

当前国学热持续升温,古代文学呈现出了繁荣的一面: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国学启蒙课程,很多大学设立了国学班或国学研究院,北大、清华、复旦、人大等高校也曾纷纷开办国学班,全国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都开设了“大学语文”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众多“大学语文”课本中古代文学内容几乎都占绝对优势;古代文学教研和科研文章日增、研究角度、方法日益翻新,几乎到了“四海无良田的境地”②;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问题,如俞香顺在《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中提到“从文学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花卉也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放意识和当代意识”,“其研究的原动力或者说是归宿点都是为了提升当前博兴的‘花卉热’内涵,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从习焉不察的花卉中去了解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而增强爱国信念和民族自信心”③。一些古代文学及文化研究者也由象牙塔默默无闻的教授走向公众成为学术明星,引起了学界和普通大众对于学术大众化、学者偶像化的纷争。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大量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讲座或讨论版块,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参与,如百家讲坛。各种形式的解读经典、改写经典成为时尚,解读、改写经典的图书也尤为畅销,如《人生若只如初见》自上市伊始,便进入卓越网图书排行榜前十名,《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会后一个月内销量突破一百万册。很多优秀古代文学作品被拍摄成影视剧(如电影《孔子》《赵氏孤儿》等)且收视率一路攀升。以上使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大众对了解古代文学的热情十分高涨,古代文化经典也在逐渐走向人民大众。

但审视一下当前大众的阅读现状,中国古代文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据调查,“读过四大名著的大学生仅为5%,即便在中文专业的大学生里,这个比例也少得可怜”④,更别说在普通大众中的比例了。研究文章的读者更少,主要局限在学术圈内。书店里多数古代文学类书籍问津者甚少。如果大众了解古代文学多数靠讲座、影视剧、课堂讲授,缺少主动的原汁原味的文本阅读、品读,大众无疑只会徘徊在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边缘,难以抵达精髓。目前媒体对古代文学的传播、包装、炒作明显存在偏差,受众也经常是一笑而过,并没有对精神起多大影响。大学语文课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尴尬局面⑤,古代文学课程也好不了多少。文本阅读不足容易使其走向低俗化和物质化,是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的关键,成为国学热的硬伤。这注定目前的国学热只能是表面上的、隔靴搔痒式的。这些与当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和人民大众物质化、功利化的生活态度,以及科技的发展,文化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增多,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电子网络等传媒手段令人应接不暇,文化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有关。与古代文学自身先天阅读障碍(社会文化背景、字音、词义等)有关。与学术界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存在、学术抄袭剽窃和模仿翻新等问题比较严重,学术文章的论述空洞、乏味,真正创新性、价值高、实用性强的研究成果少有关。可见,当前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主要停留在表层,普通大众与真实的古代文学还有很厚的隔膜,大众对很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存在一定的误差、偏差,难以抵达精髓。

二、里应外合,推进古代文学走向大众、大众走进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道路涉及面广且漫长。王长华、杜志勇提出: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由研究者到普通受众一般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从产生成果——同行专家学者认同——众多学者结合自身体会广播于众——渗透到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形式。⑥在此过程中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整个传播过程都要注重实用性、通俗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不断提升自身吸引力

首先,要注重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下意义。所谓当下意义是指现代意义、实用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要考虑当下实际意义。古代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流派依据主观意志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不断注入新解。”⑦詹福瑞同时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生永远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⑧。那么古代文学中有没有对今天依然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呢?赵逵夫的《继承优秀文学遗产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李文英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阐释》等文章中有详细阐述。具体归纳如下:一是能为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社会准则、道德风尚、文化热点等追宗溯源,丰富发展其内涵;二是中国文学重人伦、重礼仪、讲“家国同构”“天人合一”以及其突出的抒情特色可以增进父子、夫妻、兄

弟、师徒、朋友等关系,是现代社会医治人情冷漠的一剂温补的汤药,如《论语》对于今人处理人际关系、人生价值观架构就有重要启发;三是大量描写自然,体现作者对生活环境深切关注,对大自然热爱的诗歌与散文不管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特征,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破坏严重矛盾的一种呼救;四是大量表现作者闲情逸致、坦荡胸襟的作品,可以涤荡现代人浮躁不安的心灵,成为现代人舒缓压力、心灵安宁的一副安神剂。五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使人端视自我心智,是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提高人生修养的一种途径。作为学者或教师能够深刻认识、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代现实意义,推进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这样古代文学作品在每代人心中是常新的,在每个研究者笔下也是常新的,对每个读者也都是有吸引力、有实际意义的。

其次,无论是教研还是科研都需要注入人文关怀和审美体验,从而在提高人生境界、丰富情感上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古代文学本不应该是枯燥、难懂,甚至曲高和寡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需要心灵沟通、情感体验与人生感悟。古代文学有时候就是一座古墓或曾经无比繁荣的古城,教学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探索、解密,研究者和教师需要在如何抓住观众好奇心理、如何倾注情感上下功夫。很多当代学者会有这样的共鸣,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如叶嘉莹、顾随等),都是带着浓厚的学术情感、文化情感开展教学和研究的,而今天还有多少学者带着浓烈的情感进行教学和研究并体现这种情感和担当的呢?有了情感,古代文学就有了血和肉,就是活生生的了,就是通俗而不低俗的了。通俗的背后往往需要有研究者艰辛而高深的学术支持。所以,在古代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如何通俗的同时又不低俗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可以多编著一些通俗的古代文学知识读物,多写一些普及性文章,新编选一些适合当下的总集、别集,使古文底子、社会文化背景隔阂不再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文学研究者应该担负起将深奥难懂的经典通俗化、生动化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古代文学各领域里著名学者撰写了一套普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读物——《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叶嘉莹先生也曾萌生过普及古代诗词的愿望并身体力行,2007年中华书局和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根据她上课或演讲而整理的录音稿,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读本,包括《唐宋词十七讲》等。2013年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上中华书局出版了《诗词写作常识》《诗词格律》《怎样赏

诗》等“诗词中国”普及读物。这些书籍对于普及古代文学知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量少,宣传力度不够,受众范围有限。我们至今背诵的经典唐诗依然沿用清人孙洙辑选的《唐诗三百首》,两百多年过去了,它是否还适合当下的审美需要值得质疑。结合当下编选新的《唐诗三百首》及其他总集、别集也是极有必要的。学术普及意识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部分学者也不屑为此事。所以,学者们躬下身来,有意识的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喜欢的语言多编写一些古代文学通俗读物、结合时展多编选一些集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2.从受众方面看,要培养与引导并重,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一方面要“培养成熟的受众群体”⑨。受众文化和文学选择能力高低直接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历史上的文学大众化,繁荣了文学发展的同时也隐藏了对文学发展带来的致命伤害,主要表现在降低文学审美水平和质量上。为避免或缩小这种伤害,培养高素质的受众群体,加大对大众阅读的引导尤为重要。学校教育应该更加重视文言文阅读训练和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学习,承担起培养成熟受众的重任。研究者或教育部门可以有意识的做些阅读引导工作。199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读书文化节活动,主要目的是倡导读书风气、指导读书门径,由此产生了季羡林、张岱年等国内54位著名学者联合推荐的《人文经典应读选读书目》。可是十余年过去了,这样有力的引导工作我们却没有继续做好。各个层面有意识的进行传统文化、古代文学的宣传也很有必要,如在各种宣传品上印古代诗词名句、经典名篇名句,在城市街道旁印刷图文并茂的古代文学名篇。

3.充分利用现代媒体,使古代文学走出学术圈,走向社会大众

现代网络、传媒高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尽管目前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远不如其他领域深刻,偶尔还有些负面影响,但是在古代文学大众化的道路上我们不能无视或回避。在评议百家讲坛时有人说“高雅文化与现代媒体联姻,便找到了一种覆盖面最广和受众人数最多的现代传播的载体”。古代文学文本及其研究中的艰难晦涩往往为广泛传播带来困难,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中受众面最广,观众平均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大众化传播媒介,恰可以弥补文字传播的不足。电视、电脑等媒介集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艺术手段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把高雅文化中用语言塑造的间接形象转换为直观的视觉形象,能用通俗生动的方式消除文字那种需要通过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使观众容易接受,因而能扩大传播的广度。在这样一种现实趋势下,以高雅文化为内核的经典文学文化借助现代传媒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也就实现了高雅文化的大众传播。在网络化的今天,如何扩大古代文学与现代媒体的结合度值得思索。

吟诵、歌唱、说唱、讲唱、演唱等是古代文学较为常见的传播方式,对当前的传播依然有现实意义,《一剪梅》《虞美人》《雨霖铃》等被谱成曲后,其传唱之广泛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唱的程度,通过传唱大众既娱乐了身心,又获得了古诗词意蕴美之熏陶。今天,我们也不妨借鉴历史,重新为诗词谱曲,以古代小说等文学作品为基础编写剧本、歌词。

于丹讲诗词范文第4篇

而陈从周在世时,则自称:“我不是大师,我只是个杂家。”

让世界瞩目于“江南Style”

“改革开放以后,就有日本留学生被派到中国来。”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对我说,“其中到同济大学留学的,比如木津雅代。她当时是日本法政大学建筑系的硕士生,到同济大学做进修生,师从陈从周,研究中国传统住宅,以及园林设计和修复技术。还有现任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的高村雅彦。高村当年师从陈从周,研究中国的江南古镇,还研究城镇与水的关系。我每次遇见高村,他每次都津津乐道地讲陈先生当年是怎么教他中国文化的,包括喝酒抽烟。” 1990年,高村雅彦与上海同学李俊共同编写的《苏州周庄――水、乡、古镇》,在日本建筑专刊《文化、自然与人》杂志发表。而高村对中国江南古典建筑的兴趣,始终没有中断。目前,高村雅彦在日本的研究课题,许多仍涉及到中国古建筑,如今,他也经常来中国做调查。

1990年代获得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的张松认为,陈从周关于中国明清园林思想的研究成果,在海外得到了传播。“不仅是日本,比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明轩,就是一个明证。”张松说。

1978年,陈从周应邀赴美,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设计建造中国庭院式建筑明轩,在美国引起轰动。当时,贝聿铭为之鼓掌称道,并聘任陈从周为贝聿铭建筑事务所顾问,两人也成为莫逆之交。

同济大学出版社社长支文军对我说:“陈从周教授是同济大学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教授和文化大家之一,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建筑,弘扬园林建筑文化,成果著作影响力之大远及海内外,为我们国家、社会和后代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和宝贵的财富。陈从周先生作品享誉海内外,据不完全统计,出版了74本图书,发表的文章更多,不仅对于古建筑、古园林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还参加了大量的实际工程建造,作为推动中国风景园林艺术的开拓者,陈先生自觉敏锐的文化担当充分体现了我们同济文化精神的特质和当代学者的典范。”同济大学出版社自1984年创立以后,它的第二本书就是陈先生的《淑媛》,随后出版了《陈从周散文集》等图书,这次出版的《园林大师陈从周》再一次显示了该社对陈从周先生的“偏爱”。

来自南北湖陈从周艺术馆的林周良说:“上世纪80年代,南北湖开山炸石、张网捕鸟,以至于青山绿水满目疮痍、千疮百孔、飞鸟绝迹,有识之士扼腕叹息,幸得陈先生在大小报纸大声疾呼,并于1993年3月上书中央,呼吁停止破坏,终使南北湖石头不再疯狂,禽鸟不再惊弓,南北湖才得以成为浙江省的第一批风景名胜区。南北湖的人们没有忘记陈先生的丰功伟绩,现在每年约有50万游客参观艺术馆,我想陈先生这些年来仍然在南北湖醉心于他的江南水墨,寻觅着他的散文诗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林周良还说:“因为很久以前《淑媛》一书已经成为了我的案头读本,让我领略了汉字之美、园林之美、书法之美,并成为我工作中的一本工具书。”

让世界好奇并瞩目于江南生活,留住江南的诗意,成为了陈从周留给世界的一大贡献。

公认的大师级杂家

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鲁晨海告诉我,陈先生还讲 :“绿化绿化,就是绿色的文化,这是很重要的。你不到六十岁,你有多少文化?还不需要去造园。”1986年那个夏天陈先生讲到寺庙修复和造园建设时就这么说。“当时我感受很深,就是文化和知识之间的差异,我们只是学会画图是远远不够的。现在陈先生退休了,在家里最关心学校培养学生往哪个方向走,会不会从一个大学办成一个技校。”

“陈从周言说自己是‘杂家’,但我们公认他的‘杂’,都是大师级的。”许锦文教授如是说。在许锦文看来,陈从周工于书画,诗文俱佳。“他的国文受业于当年之江大学的夏承焘先生,诗文自成一体,尤其那些园林散文,更是绝响。至于丹青妙笔,可以说陈从周擅长写兰、竹。他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30岁时在上海开画展,1940年代出版《陈从周画集》,由张大千提签。”

与一般画师不同,陈从周为人作书画,从不取报酬。他曾经请人篆刻闲章两枚,一为“免费供应”,二为“丹青只把结缘看”。 1978年,在美国设计明轩的时候,他为贝聿铭写就一幅水墨丹青长卷,画成以后先带回国内,遍请当时国内的文化耆宿、书画名家为之题咏。这就是如今存放在纽约贝氏园的《名园青霄图卷》。

对于知音,陈从周从不吝啬笔墨。比如他与昆曲名家梁谷音的友谊,实为梨园佳话。陈从周对梁谷音的唱腔极为称道,甚至声称在写作、绘画乃至建筑设计之时,假若没有梁谷音的录音来听,脑子就仿佛石头一样转动不了。陈从周认为,东方艺术是缓慢的,而昆曲缓慢的节奏,正应和了文化人内心的节奏。1988年,梁谷音获得全国戏剧“梅花奖”,陈从周在一方端砚上亲自题刻――“画梁软语,梅骨清音”,赠送给梁谷音。他设计的豫园“谷音涧”,也与昆曲有关。某一天,梁谷音与陈从周正在豫园一处假山间行走,忽然梁谷音引喉而歌,遂又嫣然一笑。陈从周顿时如佛家悟禅,将这一片假山名之“谷音涧”。

“昆曲之美,不仅仅在表演艺术,其文学、音韵、音乐,乃至一板一眼,皆经过了几百年的琢磨,确是我国文化的宝库。我记得在‘文化革命’前,上海戏曲学校昆曲班邀我去讲中国园林,有些人看来似乎是‘笑话’,实则当时俞振飞校长真是有见地,演‘游园’‘惊梦’的演员,如果他脑子中有了中国园林的境界,那他的一举一动,便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陈从周在他的散文《昆曲美与园林美》中,亦曾这样提及昆曲与园林的关系。

一生所系是豫园

陈从周的弟子路秉杰教授说:“在陈从周老师九十周岁诞辰之日,我首先得做检讨,因为陈先生的纪念日搞错了,应该是戊午年十月二十五,太阳历公元1918年11月28日,原来用的都是27日,万年历上面十月二十五日不是11月27日,而是11月28日。”由于陈从周生前,电子版的万年历还没有普及,凭借记忆,陈从周把自己的阳历生辰搞错了,于是将错就错至今。

路秉杰还透露,陈从周早年的设计,乃至豫园东部的重建,成为了陈老一生的大事之一。路秉杰说:“因为陈从周和豫园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比老婆儿子都重要。我是觉得把这个事情和后代人说清楚,豫园西部还有一大片。”

路秉杰口中豫园西部的一大片,如今看来已是高楼广厦的钢筋水泥森林,决然不可能推倒后植水造园矣!陈从周一生所系是豫园,而留存的半个豫园,成为了故人的残梦。

“陈从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火种”

在《园林大师陈从周》的研讨会上,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对陈从周的评价,已到了推崇的程度。且看他是如何回答《财富堂》的提问的。

《财富堂》:陈从周先生的价值,是否在当代有足够的体现?是否对未来依旧有垂范?

伍江:我觉得,陈从周先生对于中国园林,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贡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凸显出来。他的园林,他的书画,他的文章诗词,都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这样一个在文化方面对中国有这么重要的研究和贡献的人,是同济大学的骄傲――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有这样的老师。人是会死的,但是陈先生的贡献和学问是不会死的,以后陈先生会从我们认识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曾经在相当一段时间被边缘化,被破坏,甚至有被毁灭的危险。很多人说陈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最后的大师。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又不是,因为正是他这一点星火,再过几代人又会蓬来,因为中国的文化不是谁想灭就灭得掉的。要想达到陈先生这样的高度,一两代人可能暂时还做不到,但是没关系,中华文化能够存在几千年就可以继续存在几千年。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一小批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使得中华文化不会断。

《财富堂》:园林大师、古建筑学者、书画家、散文家、曲友,陈先生生前亦自称杂家。你认为陈从周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哪些方面?

伍江:文化,一个大的文化概念!今天中国面临着非常好的形势,对于中国文化的崇尚和推崇至少是最近大半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华文化的前景,另一方面也再一次认识到了陈先生的历史地位。研究陈先生不能仅仅从他的作品来看,更多的应该是从历史的地位来看。他的作用不是一两个园林,不是一两首诗词,而是对整个中华文化快要断裂的时候把它接上了,这一点非常地了不起。我自己也在同济大学学了这么多年,也有机会直接求教陈先生,现在发现陈先生给我们的是大部分老师给不了的,这是对个人的,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对整个中国文化的价值。

《财富堂》: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如何传承接续陈从周?

于丹讲诗词范文第5篇

今年,由全国妇联等单位主办的“新生活、新女性”2009年现代女性大讲堂在北京开讲,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于丹回忆起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喊什么喊,看把狗吓得

1989年,我就业了。第一份职业是什么样的呢?在那一年,我们遇到一个新的政策,大学生要下放。当时,我被分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我是古典文学先秦两汉方向的硕士生,这份工作和我的专业非常对口。但是,因为要下放,所以我带着户口来到了北京南郊一个叫柳村的地方――艺术研究院下属的印刷厂。那时候在锻炼中表现得很好,就可能陆续回来,反之,可能就多待一阵子。这是我的第一份职业。

那时候内心落差非常大。上小学到硕士毕业,十几年问,我在学校过的日子,跟大家印象中的中文系女生一样,浪漫得不着边际,恨不得不吃不喝,光凭吸风饮露吟点诗,然后像林黛玉那样埋埋花瓣日子就能过下去了。我那时候长发披肩,每天脑子里全是诗词歌赋。

我下到柳村,拎着一个塑料网兜,里面放着脸盆,叮叮当当地走在一条土路上,那条土路很长,土路两边有很多骨瘦如柴的大狗。我往前走,狗不停地冲上来,吓得我腿肚子转筋,哇啦、哇啦一边喊着一边往里走。走了一半,出来了我在柳村认识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叫张金锁的农民,他看了看我,很不满意地嘀咕了一句说“喊什么喊,看把狗给吓得。”我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读的卡夫卡都白读了,这才是真正的黑色幽默。第二个反应是说,我还行啊。我也能杷狗吓着。我从那以后就不怕狗了。

进了柳村以后,住在场院上,四间小屋住着九个不同高校分下来的硕士毕业生,四男五女。开始在印刷厂干活后,我们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一一见不着字。我们念了那么多书,却要在这个地方干纯体力活。女孩子是用汽油擦油墨,男孩子是扔纸毛子,裁下来的废纸边。那时候思想特别简单,油墨滚子的油积多了之后让我们擦,别人都是简单的把油墨擦擦就行了,我们硬是把滚子擦白了,而且一棱一棱,都成多棱体了。工人本来就看不起笨读书的人,就说“瞧,让你们干点活儿,把这圆的擦成多棱体了,这不都报废了嘛。”当时觉得特委屈,真是好心办了坏事。后来,又给女生重新派了个活儿,把厚厚的一摞铜版纸,从地上抡起来。第一次抡,抡了一下,手上就同时出现十几条血口子。那个活多重啊,我们肩膀又没有劲,但是还得天天那么抡啊。

我对那段岁月心怀感恩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可不是干个一两天,我是干了一年半。但是我要跟你们说,这一年半中我悟出了什么。我一直认为,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我对那段岁月心怀感恩。我在那里学到了三种东西。

第一阶段是迅速地接受现状,建立自己的起点。

人不要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啊,多不公平啊,我今年听人家说,怎么就我们这波倒霉孩子赶上金融危机了,我们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要带户口下放的,我们也赶上了,你能改变现状吗?不能。既然不能,就要迅速地接受下来,不要怨天尤人、怨声载道,要学会接受现状。但是接受不是消极、被动、唉声叹气地去忍受,接受里包含着一种行为价值的建立。

到了柳村以后,我们就想一定要建立属于自己最有特点的价值。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在车间干着活,听见有人给我们车间主任拿了一个书稿,说你们谁能看懂医古文呢,校对一下这个书稿。犹豫之后,我说:“宋主任,让我看一眼行吗?”我是学先秦的啊,我翻开那本书,看见久违了的汉字,亲切的感情不能言语。我把和我一同下放的北大研究先秦文学专业和古典文献专业的两个男生叫过来,说咱仨能把这个活干了吗々车间主任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批了半天假。我们就在堆纸的小阁楼上,坐在小板凳上,把那本医古文给人家校完了。这一下子,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样了。我现在想想,一个刚刚从大学里出来,趾高气昂的学生,到基层去和工人、农民交交朋友,真的是挺好一件事儿,他会告诉你朴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你要从这个生活里面发现当下的乐趣。第一个阶段是接受现实,建立价值。第二个阶段,你不仅要有价值,而且要有生活的信心。

既然你现在走不了,为什么要咬牙切齿皱着眉头在这里呢?我们不能快乐地在这里吗?想通了这个问题,我们开始在那儿和大伙交朋友。我们用电炉子煎鸡蛋,我记得黑灯瞎火的,我给他们煎鸡蛋,拎一整塑料袋。他们吃着,觉得不错,说就是不够咸,我就顺手拿起盐袋给锅里放了点。吃了一晚上鸡蛋,门外的鸡蛋壳堆得跟小山似的。有意思的是,第二天上午我们才发现洗衣粉和盐放一起了,我们煎鸡蛋放的是洗衣粉。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这事儿很严重啊,以我们吃的洗衣粉的量,可能喝口水就能吐泡了,但是也过来了。你说人的心理暗示挺有意思吧,给他多放点洗衣粉,居然觉得盐够了。我们当时过得挺乐呵的。我们当时拎的大砖头的录音机,听崔健的摇滚,吼1234567,唱花房姑娘……一个浪漫主义的梦想可以精彩飞扬的年代。所以,当把一个根本没有离开校园的,―下子给扔到村里后,你会发现不仅有价值,而且有快乐、有尊严。

第三个阶段,就更高级点,你说你日子也过好了,也挺乐呵了,是不是该去建立你自己个人心灵上那一种真正带有光芒的、属于未来的那种人格和品质了?所以第三步是心灵价值系统的建立。

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柳村写的,用手写的。我们一帮同学写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书,叫《东方闲情》,讲中国文化。比如说下棋、赏画、品茶、听戏、古玩、金石篆刻,是一种东方人的玩赏。我落笔写的那一章题目是《红曲书上》e音)“曲书”就是地毯,红曲书上是演昆曲的地方。

时隔18年之后,我后来写《游园惊梦・昆曲艺术之旅》,很多人都说你怎么写昆曲呢,我想说更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写这些东西了。那会白天肯定是要上班的,我把长长的头发盘起来,穿上靴子,穿上工作服乐呵呵地去干活。到下午五点来钟,下班了,女工们一起洗澡,洗完澡以后,那么厚的头发得晾,我就骑着我二六的小自行车,在柳村田埂上一圈一圈地骑。

我们出村的地方有一个西瓜摊,五六毛钱就能买一个,把西瓜放在车筐里,夏天是白布的裙子,春秋是牛仔装,在村里骑着,看的是炊烟,看的是麦浪,听的是孩子奔跑和大嗓门的农妇一起嬉笑的声音。大概有半个多钟头。头发也半干了,回到我的小屋里,把西瓜一切两瓣,拿勺子吃一半,然后坐下写我的书稿。写着写着就听见场院上热热闹闹的人群,然后灯亮起来了,人逐渐都散去了。我写到晚上十一二点,拎着一把高背大木头椅子,走到场院上惟一的一盏路灯下坐着,很悠游地想想今天的日子,把剩下的半个小西瓜吃完,然后回屋睡觉了。日子过得很田园。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一份职业直接进入了艺术研究院,直接就坐在那里看稿子,也许就不是今天的我。我可能会很矫情、很脆弱,不堪一击,我会陶醉在自己的风花雪月里而愤世嫉俗,抱怨这个世界给我的太少,不公平。

会少了什么呢?感恩。

于丹讲诗词范文第6篇

令我惊讶的是马瑞娜竟然用了“教育资源”一词!如果不是素有家教自觉的家长,“教育资源”恐怕仅限于出现在教育行政管理者或教育专业人士口中。我国有注重家教的优良传统,但大多的家教是一种自发状态,家庭教育资源是人生首位教育资源,但了解家庭教育资源并能合理配置的家长却是凤毛麟角。家庭教育资源包括了对子女发展造成影响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所有内容,如:家庭文化及成员的职业、经济条件、信息、自身教育水平及观念、家庭成员和子女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家长对子女的具体指导、教养方式等等,都是。有家庭教育资源配置意识且能做到合理配置并科学利用者,在近现代家教史上,比较有影响的要数、梁启超和傅雷三位。他们不仅子女教育得很成功,其家教理念还形成了家教经典,即《家书》《梁启超家书》与《傅雷家书》。不过从家庭教育资源整合、挖掘和利用的角度看,曾、梁两公显得更有特色。

晚清第一名臣不仅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开掘家庭教育资源,而且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独创了一套家教理论和方法。文正公对子孙温言细语,不厌其烦,言传身教。一般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但曾氏后裔历经百余年不衰,至今绵延至第8代,有突出成就者多达240多人,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留给子孙的“慎独则心里平静,主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爱则人高兴,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等教诲遗训,几成后世子孙的行为准则。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的梁启超也是一位巧用家教资源的典范。他在教子育女上全面投入尽心尽力,其所育九个子女有三个“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航天专家梁思礼于1993年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子女也各自取得了骄人成就: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编有《艺蘅馆词选》;三子梁思忠是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次女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四子梁思达是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曾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职;四女梁思宁是革命军人。梁公之后可谓个个品德高尚,人人才华出众,学有所成,都是对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栋梁之材。梁启超的家书中娓娓道出的亲子之情,是其家教理念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梁启超语言平实,贴近寻常百姓,其引导子女通过各自努力在不同领域做出不俗业绩的经验,在当今仍富有时代气息和借鉴意义。

但我们似乎不能说马瑞娜家庭是个幸福家庭。马瑞娜离婚已近10年,在我们眼中是个不完整的家。但英国人的婚姻观和我们有很大差异,这个家里无论是马瑞娜还是孩子们似乎从未有过缺少一位家庭成员的暗淡情绪,她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弃她们而去的那个人。从某种角度看,婚姻现状也是家庭教育资源,且是对家庭有着重要影响的资源之一。两个女儿看上去比一般的孩子更疼妈妈。令我特别感动的是:每晚洗澡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女儿下楼来煮好咖啡端进浴室里共享。第一次我看到三个杯子中有一只奇小无比超级可爱,便问煮咖啡的小女儿“你的?”答曰:“不,妈妈的。”说完还无奈地耸耸肩宽容地笑着:“没办法,她就是喜欢这只小杯子!”我也哑然失笑。这个14岁的小丫头这时候俨然是个溺爱孩子的小母亲!料想这时候的马瑞娜,浸泡在温润的浴液中,在芬芳的水气里,轻轻呷上一小口女儿煮的咖啡,恣意享受着孩子反哺的母爱,那是何等的幸福、惬意!反顾自己从未受过女儿如此“厚爱”,还禁不住心生几分醋意。

大学学历的马瑞娜现在是全职母亲,靠政府补贴和间或的文字校对工作贴补家用,没有工资收入。与一般家庭主妇不同的是,马瑞娜除了掌管整个家庭的内政外交及买汰烧实务之外,还独自承担着教育子女的重任。也许正因此,马瑞娜才会有家庭教育资源的概念。现在想来,马瑞娜其实还真用了不少心思来配置有限的资源,实施她的家教计划。每天早晨孩子们上学时,马瑞娜都会雷打不动地站在门口与她们一一吻别,母女相互祝愿“精彩一日!”然后她伫立路边,目送孩子们上学直到拐弯不见了才回到屋里,之后开始每日家务。在我看来马瑞娜根本算不上是家务好手:动作谈不上麻利,安排谈不上机巧,成绩也不十分理想。如果卫生检查,恐怕连“尚清洁”都得不到。但马瑞娜真的每天都很忙碌。无论多忙,她每天中午都要蜷缩在沙发上看一会儿报纸,无论多忙她每周都要去两次图书馆阅览(她还是一个读书会的负责人);每周三下午还要和孩子们一起上一次拉丁文课。我从未见过亲子同堂补课,很是好奇。从前常常听英语老师讲“拉丁”词根,感觉拉丁文似为英文之母。出于好奇申请旁听一次,受到热烈欢迎。老实说拉丁文课堂上,马瑞娜也算不上是好学生:回答问题常常出错,有时被老师指正,有时要孩子提醒,但毫无疑问是最认真的学生,并且有不懂就问的好习惯。课间还有提前准备好的茶点,师生同饮,这个家教课无疑成了马家幸福的学习时光。

英国孩子周末补课的很少,马瑞娜两个女儿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学了一种乐器,但两个兴趣课都安排在周五放学后而非周末,因为马瑞娜家的周末很紧张。周六全家去购买下个一周的食品和日用品,周日全家去教堂做礼拜。购物或礼拜回来往往已是下午一两点,但每次回到家都很兴奋,不是买到了物美价廉的东西,就是见到了好久不遇的朋友。我总觉得英国人的矜持是在派对时摆出来的造型,实际上很多英国人生活中的兴奋点很低。马瑞娜母女仨放肆的笑声有时能将屋顶刺破。英国人的星期天午餐一般都是一只背上涂点牛油、码上土豆的烤鸡,每次礼拜回来打开烤箱总能听到一家的惊叫和大笑,次次如此。我实在纳闷:这莫非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足常乐”?知足常乐正是家庭幸福的关键。

家庭教育资源是一个构成较为复杂的结构,有主客观之分。家中的影响者构成、文化程度、职业构成、经济与社会地位、学习条件、居住条件及书报音像资料等属于客观性资源;而家庭的教育观念、教育态度、教育方式、家庭气氛、学习气氛、家长期望、学业支持等属于主观性资源。这些宝贵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运用培育出了无以数计的新生,也造就了生性各异的子女。民间有“一娘生九等子”之说,“九”是古汉语中的极数、阳数,也是个虚数,言其多。多子女家庭中子女的人生之路则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家庭教育资源中包孕了子女发展的若干基因,这在多子女家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家庭同样有全面发展的潜能,多子女家庭更利于将潜能变为现实。多个子女之间既可能有性格上的迥异或互补,也会有社会角色的互补和呼应,并为家庭教育增添新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