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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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1篇
作者简介：张宁（1991-），女，辽宁庄河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69-02
“陕军东征”是发生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现象，继1992年陕西文坛相继失去杜鹏程、路遥和邹志安三位优秀作家而陷入创作上的低潮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忽然涌现出一批达到了相当艺术水平的长篇小说作品，评论界用“井喷”来形容这些作品的出现，并且从这一年开始，陕西作家以其创作，对中国文坛尤其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地域化的写作特色和传统化的创作方法
纵观当代文坛，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作家在其作品中都以故乡为故事背景。例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刘震云的“河南延津”甚至余华的“我们刘镇”。在这一点上，陕西文坛的作家们也表现出了对故乡的依赖与热爱，“东征”的“三驾马车”中，《最后一个匈奴》的故事主体始终没有离开“肤施城”，而在《废都》和《白鹿原》中，“西京城”和“白鹿原上”也承载了全书的主要内容。作家们把故乡作为叙述的基点，站在他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上讲述一个宏大的故事，并且在书中处处流露出对故乡深深的热爱与向往。尤其在《最后一个匈奴》和《白鹿原》中，作家多次通过行走在山野之间的人物角色如杨作新、朱先生等人的感官，细致并充满热情地向读者展现了关中平原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此外，在叙述语言和人物的口语中，陕西方言也是层出不穷。在白嘉轩、庄之蝶、杨作新的口中，读者们听到了一个又一个陌生而带着陕北高原上黄土气息的全新词汇，尤其在《最后一个匈奴》中，作家更是几乎前无古人地大量收录了陕北的地方民歌“信天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东征”使得关中地区真正进入到广大读者的视野之中，成为当代文学一个不可忽视的素材。
而对传统文化和叙事手法的继承也是这一时期陕西作家在创作上共有的特点。在“三驾马车”中，《最后一个匈奴》和《白鹿原》被评论界冠以“史诗”的称号，在书中对风俗、文化、传说等等一切“传统”的体现俯拾皆是，而作为贾平凹第一部以城市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废都》却显然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法，并且在内容及思想意义上也与古典小说《金瓶梅》暗合[1]。这不能不说是陕西作家在创作上对传统的完美继承。而我们在书中随处可见的人们对故土的依恋，对城市文明的畏惧和排斥，又与20年代乡土文学中体现出的恋乡恋土情结构成了艺术手法上的继承关系。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陕西作家在20年代乡土文学的基础上又有所开拓，他们不再否定近代化、城市化给乡土中国带来的积极影响，顺应历史潮流，又充分刻画了人物复杂的性格与内心世界，表现出生活“侧面的本真”[2]，这正是“东征”作品在艺术上体现出的鲜明特征。
二、个体体验的关注与鲜活形象的塑造
相较于建国以来四十年间产生的许多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陕西作家们在创作中似乎更加乐于把着眼点放在对个体生活体验的真实反映上。不同于以往作品偏重于对故事的叙述和情节的渲染，“东征”作品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加以更多的关注，例如在《白鹿原》中，作家用大篇幅的文字来描写白嘉轩、白孝文、黑娃等人的复杂心理活动，而这一特征在《废都》中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等人的纠缠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同样地，在《最后一个匈奴》的下部中，对丹华、黑寿山、杨岸乡的心理刻画也同样能够体现出人物的复杂心情和艰难的思想斗争。可以说，对个体生存发展的近距离观察和刻画，是这一时期陕西作家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创作方法突破了过去把“现实”观念化、意识形态化，要求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自己的人生体验而不得不遵从“现实”的创作模式[3]，更多从心理和人性的角度去观照，这是对长篇小说创作方法上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洗礼。
真实反映了个体生活体验的作品，自然而然就塑造出一群血肉饱满、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非黑即白，这种简单粗暴的价值判断标准显然已经不能符合新时期读者的心理预期，也不能适应文坛对于优秀作品的要求。因而，“东征”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带有鲜明而又复杂的特征，很难有一个标准来对他们的善恶是非进行判断。例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鹿子霖，乍看之下似乎是一善一恶，一正一邪，然而白嘉轩——乃至于被视为“圣人”的朱先生也未尝没有过欺压田小娥冤魂的行为，相反，鹿子霖对孙子的照顾则处处体现出一位祖父的慈爱之心。同样地，《废都》中的庄之蝶在人前是鼎鼎有名的大作家，他对周敏等年轻人的提拔和优待也体现出长者的温厚。至于《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他与好友之妻黑白氏的偷情行为、他休掉发妻灯草的“负心”之举，我们也很难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正面人物应有的行径。笔者认为，优秀的作品中从来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而只有，也只能有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
三、陕西文坛的崛起与长篇小说的兴盛
通过“东征”，原本渐趋灰暗的陕西文坛得以重振，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则在于，陕西作家从此开始正式以光荣的姿态进入到中国文学评论界的视野中，并迅速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东征”的“三驾马车”中，《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而《废都》的作者贾平凹也以另一部长篇小说《秦腔》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加上此前已获茅奖的已故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陕西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因而此次“东征”在实际上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陕西文坛在静默的发展中最终成熟，并借由九十年代文化与市场相结合的重要契机走进了广大读者的视野中。这对陕西文坛是一个极大的喜讯，更为重要的是，对那些依然潜藏在民间进行文学创作的青年给予了重要的鼓励和支持。可以说，作为当代文坛上再也不能被“复制”的文学现象，发生在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无异于一阵西风，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支重要的力量。
陕西作家的成功同时也刺激到了其他省市的作家，这一刺激的最终结果，就是文学界迅速衍生出相当一部分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从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上来看，前三届的获奖作品如今读来在文笔上、内容上都稍显稚嫩，并没有体现出大气和成熟。而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则无一例外地或以其叙事之宏大，或以其表现手法之独特，或以其思想内涵之深邃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持久的回味。这些也许都得益于陕西作家这一次“东征”的刺激。因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将纯文学从精英阶层的小圈子里释放出来，走向了普通大众。从而使这种大众文化生产方式在中国成为可能。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大众文化的平面化、肤浅化、庸俗化问题随之而来[4]，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不再高高在上，而真正地成为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这些都是“陕军东征”带给中国文坛的深远影响。
发生在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现象，以其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新颖却又不乏对传统的继承的创作手法，将长期以来未受关注的陕西文坛推向了广大的读者。陕西作家所进行的对个体体验的真实表现，也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线。同时，在陕西作家崛起的刺激下，中国文坛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创作。总而言之，“陕军东征”也许难免有它所引发的消极一面，但总整体上看，这一文学现象对中国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2篇
现代社会文化文明对传统乡土文化文明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这部作品集中描写了两种文化、文明的冲撞与碰击。这里，作者明显对某些充满铜臭气的现代文明持批判态度，而对逐渐消失的“古朴野蛮”的传统乡土文化，则只能发出一声惆怅的感叹，抱着一点怀念，将那日渐消失的旧日文明，无奈地尘封在自己记忆里。书别描写了夏天义，为了培养孙子和孙女们对土地的感情，带他们到七里沟整地，孩子们不但偷懒，还欺骗他，说明夏家乃至清风街的“耕读传家”的齐家传统走到了尽头。书中，夏天义和夏天智，这两位“野蛮”宗法伦理的最后坚守者，与其说是死于儿辈们的道德折磨和心灵自虐，不如说，是过早地死在与“文明”世俗风气顽强对峙中的自我消减中，呈现在人面前的，是一个文化陌生的故乡。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包脓水――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秦腔・后记》）
小说取名《秦腔》，并非是对这种地方戏曲和其艺人作描写，而是另有深意，它起到了一个文中暗线的作用：即把所有情节穿起来。文中，每当书中人物感情激荡起伏的时候，都会哼唱或聆听秦腔，通过它来完成情感的宣泄与净化。另外，秦腔是陕西的地方戏，是“秦人之腔、陕西之音”，它是陕西的地方代表文化之一。通过“秦腔”，作者试解析新世纪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生存状况。那些时常出现的秦腔唱词，隐喻地表明：秦腔最后已不可挽回地没落掉，就像往日的清风街，只能留下稍显空虚的记忆。
此部小说，贾平凹一反过去用情节构建小说的写作套路，改用琐碎的细节、语言来推动整个叙事，实在是一个创新。贾平凹曾说过：《秦腔》的难度在于写作手法上的创新，整部小说如同现代农村的“生理切片”，没有采用单纯的代表人物和经典故事来展开故事情节，而是用了细致缜密的生活细节来处理。“这是一种艺术的冒险，我很高兴，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们用睿智的眼光肯定了这种艺术冒险的重要价值。”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3篇
论文摘典:贾平凹一直在尝试粉西方小说观念的本土化和古代小说观念的现代化，以徽点透视式的聊天体去表述生活的日常性、琐碎性、原生态，以日常琐事、奇闻异事的破碎性、神秘性构建他的整体的愈象世界，站在乡土立场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他的艺术个性造就了他，但也阻碍了他对自身的超越。
当代小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实验的小说家都在努力提供新的小说观念。大体而言，这种“精神冲动”的源泉主要来自两种力t作用的结果:一种是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引进，一种是中国古典小说观念的复活。贾平凹是一个偏重于后者但不拒绝前者的作家。他的小说与五·四以来的小说艺术思维大幅度拉开距离，使现代化思潮、现代生活直接与中国古典小说美学接轨，它让我们看到了从魏晋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到唐代市人小说、明代世情小说和清末民初谴责小说的这一传统较完整、较和谐的复现。贾平凹还明确表示过他对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等人的接受，他一直在尝试着西方小说观念的本土化和古代小说观念的现代化，自觉而努力地去从传统和其它文化中吸取养料来充实自身的文化资源，促使自我文学走向独立自由。贾平凹的小说观念是非常庞杂的，每一个文学思潮中都可以看到他涉足的脚印，他的这种创造性整合占领了中国90年代小说观念难以企及的制高点。
看一个作家如何呈现“生活”，常常是打开一个作家文本世界的最佳切口。贾平凹的小说世界十分看重生活的日常性、琐碎性、原生态，这种审美追求是后现代语境中文本观念的重要特征，贾平凹的这种小说观念与这种时代语境似乎有某种暗合，如果我们回到汉语小说，回到我们民族小说传统的审美精神，我们又会发现这种审美追求恰恰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中国的小说虽然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这样宏大叙事的文本，但数盆极其有限，更多的是描述人的日常生活，表现人的生存愈趣或游戏人生的文本。小说的语言是“闲谈”，是生活化、个人化的语言，而不是社会化、公众化的语言。然而，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文化和语言慢慢地颠扭了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汉语体系，小说家学西方的思想也模仿他们的语言，这不仅使中国文化思想的传统被抛弃，而且让我们读中国小说时，其语感与读译文小说无异。贾平凹试图复活古汉语语境，用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来表述人生。他说，“我大部分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nC}l}生活”由于没有经过观念的预先阐释，便成不了“重大叙事”，而是“微型叙事”，其基本状态便是“琐事”。与这种小说观念相应，贾平凹采取他相应的小说的叙述方式。他说，“小说是什么?小说是一种说话，说一段故事。ff[3](P3)}我现在采取的这种写法，是一种聊天的方式。ffCa]贾平凹在此将“小说”与“说话”联系起来，明确表明自己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承接关系。贾平凹把“说话”方式分为两种:说书艺人式的“哗众取宠、播科打浑、渲染气氛、制造悬念、善于煽情”与领导干部式的“慢条斯理、拿腔捏调”。贾平凹认为“这样的说话，不管正经还是不正经，说话人总是在人群前或台子上，说者和听者皆知道自己的位置。ff[a]贾平凹指出这种叙述者横亘在故事与叙述接受者之间，既是中国古代由话本发展而来的白话小说的弊病，也是西方现代小说自我意识觉醒后在许多实验小说中的反映，贾平凹试图拉近甚至抹去叙述者、接受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做到叙述的亲切、自然、随意，追求叙述技巧的非表演性，也即技巧的隐藏，讲究“无技巧”，让人“看不出在做”，把“生活”与“故事”等同，离“技巧”于“故事”之中，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有它自身的技巧。”
为表达对生活日常性、琐碎性、原生态的迫求，贾平凹力戒叙述者的观念硬性播入，以清明上河图式的散点透视法去表现叙述的自然性。贾平凹把他的小说方式称为“聊夭”，他说，“聊夭，咱们聊上一夜，从开始聊茶到聊人，从这个话题转到那个话题，中间的转化是不知不觉的.贾平凹的小说所叙之事的自然转换，完全得力于视.tt的巧妙切换和滑移，随着事件的展开，视点不断地在人物之间移动，叙述者在叙述中不断地与某个人物同一又与某个人物分离，用夜盖整个生活各个侧面的视点群自然流利地表现了生活的多层次、多向度、动态发展的过程。他在造就生活场景的转换，但看不出在“做”，完全消解了叙述技巧的表演性，追求一种无技巧的境界。
与之相应地，贾平凹采用“反戏剧性”的叙述技法。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对于故事的消解。日常生活琐事成为小说的主体，化解了“戏剧性”所赖以维系的冲突的激化。如《废都》荃本上没有什么情节故事，虽然一场文字官司可以说是一条贯穿线，却处理得若断若续。二是事项间因果联系的淡化。各事项间相邻的因果联系在许多情节中都被切断了，但贾平凹并未因此而刻意强化这种非因果性并向后现代实验小说的“碎片拼贴”靠拢，他说，“我写小说时，写到一个事情，又回到别的事情，后来又回到原先那事情上去。BUJ他的“又回到原先那个事情上去”的努力使读者对故事的还原有了可能。三是悬念、机巧的摒弃。叙述的“生活化”使他的小说大多遵循日常生活流程展开，很少制造悬念，但他仍然保持了生活琐事的内在完整性，墓本上是叙述完一件事再去叙述另一件事，中断叙述也是他所否弃的。
贾平凹小说中的“事项”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日常琐事，一类是奇闻异事，两者的交错构成了他的独特的小说世界。这种体式既可追溯到中国古代小说中人鬼不分、现实与超现实并行的小说世界，又可将之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相连。但贾平凹对奇闻异事是将它们作为实在世界来写的。与扎西达娃的神秘世界在遥远的地方不同，贾平凹这部分世界就在我们身边，也与余华、格非在现代意识笼罩下的神秘不同，贾平凹联结的是中国志怪文学断掉了半个多世纪的传统。他的这种小说世界的营造是出于一种重建小说世界的完整性的考虑。在摒弃了靠情节来结构小说的作法之后，贾平凹转向了对“意象世界”的追求，理想是既要把生活碎片造成一个整体，又拒绝情节化。
意象世界是贾平凹探寻自身文化资很的落脚点。八九十年代之交，寻根与先锋文学思潮相继告一段落，文学队伍也随着走向分化，作家们在面临决择时都选择了各自方向和相应的文化资很。这种文学思潮同样也裹挟着贾平凹去寻找自身的文化定位。也许可以这么说，贾平凹在历次文学思潮中总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静观潮涨潮落，这也使得他有一种清醒的心境驾驭自己的航船，能以极具个性的追求立在潮头。在他的意象世界里，我们看到了对先蜂的追求，对传统的迷恋，既大雅，又大俗，极具兼容性。
中国的艺术精神根源于儒释道三种哲学，三家之中，道家最具精神内质。[’]贾平凹对此说深为赞同，他一贯的艺术追求是:“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捆最动人情趣，在存在之上构建他的意象世界。}(s7}s，从根本上看，意象的哲学墓础是东方的“天人合一”说，是东方生命哲学在审美领域的呈现，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贾平凹美学主张是对东方艺术精神的传承。在当代作家中，他一直以审美意识、文体意识的高度自觉而为人称道。与先锋派作家把对此的关注倾注在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不同，贾平凹在借鉴域外文化的同时，从东方艺术精神中选择了意象，注入了自己的理解与改造，形成了他的意象主义艺术观。《废都》是由诸多意象聚集而成的意象世界，废都本身，埙、奶牛、牛母、拾破烂的，以及作品中每个人物，它(他)们无一不是符号，不是意象，构成了一个超验的虚幻世界。《废都》一开头，你就随四个太阳的幻境不知不觉地进入废都的意象世界，在这个意象世界中，埙是地音，奶牛是天声，牛母是神鬼，拾破烂的是凡人。天、地、神、人，被贾平凹艺术地整合到废都这一意象世界中，恰似海德格尔迫求的天、地、神、人辉映合一的极境。
如前所述，贾平凹也很祟尚“世界的破碎性”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这两大90年代的小说观念，但贾平凹也有着解构之后重建的良苦用心，他有意在破碎的现实中重建意义的整体性，这使得他的意象世界呈现着整体性特点，这种整体性是通过“意”与“象”、“实”与“盛”的交融而体现的。的确，贾平凹写得很实，甚至实到很难再实的地步，与生活流亦步亦趋，充斥作品的都是诸如食色这类形而下的日常琐事，它们来自于经验世界，但贾平凹在他的小说中，诸如《废都》、《高老庄》、《土门》等都同时构建了一个超验世界，将形而下与形而上、经验与超验、不知与不可知、不言说与不可言说有机地胶结、渗透为一体。贾平凹的“意”与“虚”在他的惫象世界中承载着三种功能:一是作为小说的结构性因素，统摄着“象”与“实”，它或是作者意图的观念性的形象化载体(如《废都》中会说话的牛)，或者作为所指飘忽，指向多极的象征物(如《白夜》中再生人的钥匙)。二是与“象”、“实”构成解释性关系，如《土门》中成义的“阴阳手”，梅梅的“尾骨”、阿冰的“亮鞭”，它们都是作为现实中个体的缺隐而存在，对个体的行为施加影响。三是营造神秘气氛，如《废都》中的“四日并出”、《土门》中云林爷治肝炎的医术，它们超出经验世界的解释范围，但正如贾平凹自己解释的“要是故事性太强就升腾不起来，不能创造一个自我的愈象世界。}Ct]摆脱了戏剧性的束缚，贾平凹意象世界也另有一种魅力。
通过对贾平凹90年代四部长篇小说《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的整体阅读，可以看出贾平凹是一个敢于以道自任的作家，“他执着地选择当下社会变革给人们生存和精神带来的巨大展荡。n[!]W14，这些长篇始终贯注了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戒备和敌意，这基于他对现代商业文明的冷酷所给人梢神的挤压无法给人一种梢神上的家园感的深切体验。同时，他一面为作为梢神和生命之源的乡村之源的乡村文明的逐渐被侵吞唱着凄伤的挽歌，又不禁为传统中那些直至现代仍顽固地残留的东西异常痛苦。这使四部长篇充满了作家强烈的文化批判情感。贾平凹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当下传统文明走向的思索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他把自己所描绘的当代生活放在了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大文化背景下，放在了中华文明延绵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使他能在更宽阔的历史高度对“现在”说话，这是他对现实主义在当代的一个发展，也是当下很多作家身上所缺少的东西。超级秘书网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贾平凹 《废都》 女性形象 女性独立意识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九十年代中期，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小说《废都》引起了中国小说界一场毁誉不一，众说纷纭的文坛公案。
本文撇开诸多评论不说，仅从小说塑造的几个女性形象的女性独立意识方面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作品中几位主要女性人物不论身份、地位与文化背景如何，都有极其相似的特点，即女性独立意识的缺乏。下面笔者从解读《废都》中几位主要女性人物出发，对她们女性独立意识缺乏的表现以及形成的原因作简单的分析。
1 一群缺乏独立意识的女性
所谓女性独立意识，是指女性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消极地依赖于客观世界，不依赖于男人，能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然而《废都》中的几位主要女性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在物质生活中都没有一个是真正独立的，她们在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里，严重缺乏女性的独立意识，她们都把自己看成是男人的附属物，有的只想依靠男人来成就自己的目标，她们不知道只有自己才能成就自己，所以她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
牛月清——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丈夫的附属品
牛月清是西京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庄之蝶的妻子。她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传统式的“贤妻孝母”的妇女典型形象，以当好“庄夫人”角色为自己一生奋斗的事业。她把不能给丈夫生儿育女的罪加在自己的身上，从而对丈夫怀有愧疚的心理。她认为“男人再能挣钱，婆娘不会过日子，也是白搭。”“女人凭得男子汉，吃人家饭，跟人家转”的人生观念。身为人妻，牛月清嫉妒景雪荫，痛恨唐宛儿，但她没有直斥唐宛儿，没有赶走蔑视她的柳月。她的妒、恨、狠只是表现在杀死一只为庄、唐两人传情书的鸽子上。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说过“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是受压迫的，作为一个女人却是受尊重的。”对于已婚女性要受到丈夫的尊重，牛月清并没有认识到，她只知道作妻子的必须遵守从祖先世代流传下来的妇女伦理道德准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夫妻名分在她的思想中是很重要的，既然她是“庄夫人”，就要把当好这个角色为最大目标和事业，并且在为这一事业奋斗的过程中遗失了自己。她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女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要靠自己去掌握命运。
唐宛儿——在更换男人的过程中不断成为男人的附属物
唐宛儿是《废都》这部小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位女性。表面上看，她似乎是一位现代新女性，敢于追求她心目中所谓的“爱情”，敢于丢弃传统的家庭婚姻生活，然而她一路追求的新生活只不过是她在不断更换男人的过程，并且是她不断成为男人的附属物的过程。
庄之蝶并不是唐心目中的俊男型对象，然而庄之蝶是名人，也给了她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一个机会。没有意识到女性作为个体的独立自主和受人尊重的必要性，她只是认为女人只有在男人面前才具有存在价值。
柳月——依靠男人满足自己的物欲
柳月，她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女性物质化的化身。柳月是一个在都市生活中到处可见的农村来的保姆，她的爱情、婚姻，乃至生活中的事都具有一种有利可图的信条。柳月从一个保姆爬到市长儿媳妇的位置，从此她也就做到了让人不要看到乡下来的保姆的生活。她善于抓住身边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并用她的身体去依靠男人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可是在她付出代价所得到物质生活的过程中，她根本无视道德律令，也分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观，更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的独立人格和个体尊严。
阿灿——在与庄之蝶的中找自信心
阿灿是《废都》中倾倒于庄之蝶名声的另一位美丽女人。她不满自己平凡的丈夫和平凡的生活，对于庄之蝶竟觉得：“有你这么个名人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她把自己对向庄之蝶的献身看作是一种自信心的复活。在阿灿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却要到与男人的性生活上去寻找自信心的可悲性。
惠明——女人要在对男人臣服的前提下取得主动权
慧明，她对男人的心很了解，“喜新厌旧、朝三暮四”是他们的秉性，也懂得在生活上为自己的利益取得主动权。从表面上看，在惠明身上似乎已经具有了女性独立意识，但是这种“独立”是在男人世界里的独立，而没有上升到人类社会里来体现，这是不平等的“独立”，所以在她身上体现的还不是真正的女性独立意识。
2 女性独立意识缺失的原因
2.1 女性身体上的柔弱导致了对男权社会的臣服
如果女人都喜欢选择一个强壮有力的男人来依靠的话，或许有人会问：《废都》中的庄之碟并不高大也不俊朗，为什么又会有那么多的女性对他趋之若骛呢？是女人要求男性强大的标准在历史的演变中变化了吗？其实强壮有力的男人在女人心目中，仍然是她们在整个人类历史演变中选择男人的共性标准，只是具体的方面又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一个男人在体格上不强壮但是又得到女性同胞们的赞赏，那么他必定可以在其他方面为女性提供一个足以让她们值得信赖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经济、性格、道德等方面。九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更是有名又有钱的时候。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文化名人庄之蝶确实不是原始意义中强壮有力的最佳男人选择对象，但是他是名人，这种名人的效应可以创造出比体格强壮更高的价值，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女性欢迎的原因。
2.2 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使女性独立意识逐渐沦丧
中国的传统女性教育自始至终渗透着封建伦理的观念。礼教纲常，使妇女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遵行者和殉道士，使她们长期安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废都》中的女性人物就是贾平凹笔下一群“屈辱受动的客体”，她们缺少对自己的价值认识，也缺乏独立的人格。
2.3 女性独立意识的缺失使她们自甘成为男权世界的牺牲品
傅雷评价张爱玲的小说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是的，女性之所以要去依赖男人、依赖客观世界最关键的原因是她们自己想去依赖，造物主对任何一个刚出生的婴孩所赋予的精神意志是相差不大的。和男人比起来，女人可能会认为自己的体格不如男人健壮，所以自己整个儿在男人面前是柔弱的，她们不知道身体上的柔弱不代表意志上的柔弱。其实，新时代的女人应该是柔韧的，而不是柔弱的，“柔”是指生理上体质的柔弱，“韧”是指精神意志的坚韧。
总之，《废都》中的女性都是自觉地维护男权社会，她们在寻找爱情或生活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女性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和价值。所以女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社会和家庭中都实现其自我价值，这些才是女性追求幸福生活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废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种衍璋.《金瓶梅》和《废都》对读[J].内蒙古电大学刊，1995.2A：27-29.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5篇
摘要《秦腔》是一部“反史诗的乡土史诗”,是贾平凹对将要成为绝唱的农村生活作的“挽歌”。在小说中,贾平凹大量使用了陕西方言,使作品体现了个性化、乡土化、民族化的语言特色。同时,作者还采用了象征的手法,通过秦腔的衰败,象征了作家精神家园的颓败和失落,显露了作者写《秦腔》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忘却的记忆,失去根的哀叹,是一次寻根的过程。
关键词:贾平凹 《秦腔》 语言艺术 失落家园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的成功显示了贾平凹在艺术追求和精神诉求再一次向故乡家园的回归。
贾平凹曾在多种场合声称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20世纪70年代末初涉文坛的贾平凹带着浓厚的乡恋情结,创造了田园牧歌式的商州乡土文学。90年代,贾平凹小说创作有了显著变化,由乡村创作转向城市书写、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废都》、《白夜》等作品中都透射出作者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可见,贾平凹虽在城市生活多年,俨然已是一个城里人,但他却从未脱胎换骨,骨子里还是一个“乡下人”,他极力嘲讽虚伪、不学无术、惺惺作态的城里现代文明人,热情讴歌自己的故乡和故乡的人。小说《秦腔》开头借乐师口说:“很多城里人,当官的、当教授的,其实都是农民,而有些农民其实都是些艺术家。”在城市里,作家只有困惑、迷茫、痛苦,鲜有快乐。1997年贾平凹回到了阔别已久、朝思暮想的故乡。经历了情感的困惑与悲虑后,作家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灵栖息地,最终他的“乡土情结”和“乡下人意识”再一次把他的目光吸引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使他寻觅到了丢失已久的精神家园。满载着对故乡的无限眷恋,怀着一颗感恩和敬畏的心,他开始了《秦腔》的构思和创作:
“商州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决心以一本新书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
《秦腔》在艺术手法上,大胆舍弃了“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典型化”叙述方式,采用了原生态的表现手法。贾平凹用原生、拙朴、粗俗作底色,把农民作为生活的受难者和精神的受难者的真实生存状态呈现给了读者,并发掘出其中人生的、社会的、民俗的意蕴和生活的、心理的情趣。乡人、乡情、乡音、乡土的秦腔艺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村社会原生态,寄托了作家长久以来魂牵梦绕的理想中的“故土”的深沉怀念,以及对带着传统农耕文化烙印的秦腔的赤诚热爱。
贾平凹在谈到《秦腔》的创作时说:
“农村的文化形态就表现在日常琐碎生活之中,表现在那些看似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里。以往许多写农村的作品,写得太干净,像是把树拔起来,根须上的土都在水里涮净了。”
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审美观念,贾平凹在语言艺术上开始逐渐摆脱他后来十分憎恶的学生腔而注意自己的语言艺术。这种对语言艺术的锻造使他认识到了方言的价值,使读者能看到乡情民俗,听到乡音土语。在《秦腔》中,贾平凹大量吸收了一些方言词语,并且改造了一些方言,使作品散发出迷人的色彩。这些词语看似粗鄙,但却沉淀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生动传神,意味深长。如:
①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
②几天不听秦腔,心里空空的,耳里口里都觉得寡。
③来时我还怕你老封个脸。
④梅花说:“停电了,电又停了!”立时黑暗中一片寂静,大家都在原地不敢动,梅花在划火柴,在找煤油灯,喊:“翠翠,把厦屋墙窝子里的煤油灯拿来。”
例①中的“泼烦”,意思是繁琐,例②中的“寡”,意思是很淡,例③中的“封”意思是“板着脸”。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土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效果很奇特,韵味一下子就出来了。例④中的“厦屋”是关中和商洛的一种特有的民居。这种房屋通常建在正房之后,整个院落中心地带一侧,靠院墙建立。院墙是用土打出来的。厦屋的特点是“一面流水,没有屋脊。”这就是所谓的“陕西怪”之一的“房子半边盖。”这种房屋是关中人独特的生活景观。民居的发展变化,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与民俗风情。随着生活的日趋现代化,这些词汇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也将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这些日常生活词汇与民俗事项的日渐消失,意味着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一个时代的过去,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情趣和集体心理的消失。贾平凹在小说中对行将逝去的日常生活词语的呈现,使其小说整体上显示出一种悲凉的怀旧的温情和强烈的失落感。他在进行着复活日常语言中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民俗词汇的努力,体现了其独特的民间文化价值立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审美体验和情感评价。这些看似挺土的语言词汇,经过作者的锻造,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修辞效果,给读者以全新的审美享受,而且也实践了作者原生态地、不加雕琢地把一群乡民泼烦的日子纤毫毕现、一丝不掉地呈现给读者看的艺术追求。贾平凹这种力求完整保留乡土原汁原味的自然主义写作态度,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使命感。随着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故乡的风俗、故乡的语言、故乡的情感必将发生重大改变甚至消亡。作家无法挽留现实,但却可以忠实地记录历史。
《秦腔》的另一语言艺术特征是作家有意识地将时间艺术、抒情艺术的音乐融进符号艺术、叙事艺术的小说之中,使之成为小说艺术极有活力的表现手段。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语言,可以直接在人物性格、心理刻画、环境描写中表现出来,以秦腔曲牌之丰富,要选择来表现人物的各类性格、各种心情,简直游刃有余。在《秦腔》中,秦腔音乐和锣鼓节奏可以用来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来营造气氛,用来表达书面文字难以表达的言外之意。贾平凹对声音一直是比较偏爱的,他在作品中对声音效果的追求近乎苛刻,他认为作品“首先要在语言上合我的意,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挑字眼、修辞,甚至还推敲语感的节奏。喜欢念给人听,念的过程中,立即能感觉出什么地方的节奏、语气有毛病,然后再做局部调整。”贾平凹不仅认识到声音与意义的关系,而且将这种关系上升到有意蕴,上升到有意味的形式,上升到情感与创作者的全部生命体验之中,使语言适合自己的生命状态,契合自己的感受。因此,可以说贾平凹的语言相当风格化,首先是这种不可重复的生命感受与语言的内在声音结构形成的格式化。其次,作品中对秦腔曲牌的反复运用,也是一种大胆的艺术尝试,它使作品在阅读上有了一种立体的效果,对烘托人物命运和生活气氛起到了悲壮的作用。贾平凹写过散文《秦腔》一文,他对秦腔作为一个地方古老的剧种对人的情感作用、性格熏陶、民情民俗的情感等有深入的研究,对秦腔艺术理解很深,所以能够非常准确地以秦腔作为乡土文化消解的观察点,这对小说的粗犷的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另外,《秦腔》还采用了象征手法,从而增加了小说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意象的复杂性。秦腔是《秦腔》的魂脉,它是秦川大地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是作为小说艺术存在的重要标志。秦腔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艺术,还象征着传统的道德、风土人情。秦腔由兴而衰,是当今社会深刻变化的结果。秦腔是乡土生活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秦腔与乡土人情、乡土审美难以割舍分离,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下,秦腔走向了衰败和没落,它与古老乡村文明一样,难逃被抛弃的命运。这里虽然有崇高和悲壮的意味,但也流露出现代化过程中的孤独、尴尬和无奈。秦腔是小说的主旋律,作者通过象征的手法,将秦腔艺术与个人的命运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秦腔》中的夏天智是传统艺术的守护神,是乡土文化之魂,是乡土道德的忠实信守者和最后传人。他酷爱秦腔,义务地宣传秦腔,秦腔是他一生离不开的生命音符,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正是对秦腔的这份挚爱,才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坚守传统道德观念,在清风街享有美誉,有面子的他怎么也接受不了自己的儿子与儿媳离婚。离婚,这个在儿子看来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却使夏天智感到面子全无,从此精神一蹶不振,最终带着遗憾、愤怒和羞愧离开了人世。夏天智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他的死象征着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瓦解。
《秦腔》中的女主人公白雪是秦腔艺术的精灵,秦腔文化是白雪的魂魄。白雪用秦腔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并把自己的一生都托付给了秦腔,她是秦腔艺术最忠实的捍卫者。然而,白雪的结局是不幸的,她所在的单位秦腔剧团解散了,她也下岗了,最终沦落到只为丧事而歌的地步,后又惨遭丈夫遗弃,更加不幸的是她生下来的女儿是个怪胎没有屁股眼。这样作为天使化身的白雪,她前面的道路似乎将会变得更加艰难了。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她的身心劳累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到的。虽然我们主张艺术取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提炼和加工,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但是,我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将《秦腔》中的白雪和现实生活中的贾平凹前妻韩俊芳联系在一起,并且惊奇地发现二人竟然是如此的神合。贾平凹的前妻韩俊芳温柔美丽、贤淑大方,原是陕西省丹凤县秦腔剧团的花旦,贾平凹在前期“商州系列”作品中一直把她当作天使的化身,大加礼赞。后来两人因为矛盾,离了婚,女儿和妻子一起生活。当他再次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棣花街时,睹物思人,怎能不想起自己曾经朝夕相处、青梅竹马的妻子。贾平凹是一个重感情、善怀旧、多愁善感的人,因此与其说他是对白雪未来的深深忧虑,毋宁说是对自己前妻前途命运的叹惋、担忧和默默地关注。因此,秦腔和白雪不仅仅是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和艺术的精灵,他们还是天地之间的灵物,是秦川大地上人们艺术与生活智慧的结晶,他们象征着故乡的精神家园。秦腔的衰败、白雪的悲剧象征着贾平凹苦苦寻觅的精神家园的失落,那种带有原始的、纯朴的人际关系的故土的消失,让作家感觉到了极大的失望、苦闷、迷惘和焦虑。
《秦腔》中的张引生是作者用心刻画的一个极具神秘色彩和奇异功能的人物。他在清风街是一个爱情的失败者,生活的失败者,又是一个生理功能残缺者和预言家。他对清风街各种人物了如指掌,体现着传统乡土文化社区中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和彼此不设防。作家借助于这个人物,把传统的客观叙述无法表达的思想和感情传达给读者。张引生是孤独者,又是清醒者,他对美和品位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暗恋着清风街上公认的天仙一般美丽的秦腔花旦白雪,但是因为得不到白雪而自残。他的灵异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为作品带来了叙事的空灵和解密的功用,同时也迎合了中国读者对神秘文本的阅读期待。
贾平凹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他的“乡下人”意识使他无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使他对城市文明带有极大的偏见和排斥,于是他很想到故乡商州寻找心灵的慰籍。然而,故乡的山还是那山,故乡的水还是那水,可是故乡的人却已经变得让他不认识了。贾平凹作为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故乡已然是最熟悉的陌生体。因为熟悉才会有疏离,因为陌生又有了审美的距离。也许故乡毕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所以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又由于各种原因,故乡已经不再是记忆中的故乡了,所以也就有了审美距离。《秦腔》是怀旧的、哀婉的表白,是一种无奈的挽歌。它是贾平凹对行将逝去的故乡的纪念碑,也是他漫长的精神旅途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他一贯视为精神家园的乡土的失去。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意欲告别、忘却故乡的心态以及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深深地忧虑和迷惘。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07JK158)。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2] 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3] 肖云儒:《〈秦腔〉贾平凹的新变》,《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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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时薇、王家平:《〈秦腔〉的方言与关中文化风俗研究》,《当代视野》,2009年第4期。
[6] 贾平凹:《贾平凹与穆涛七日谈》,《贾平凹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6篇
《伤痕》：文学开始复苏
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就文学创作而言，当时出现了因小说《伤痕》而命名的“伤痕文学”，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
在阅读被禁锢了很久之后，人们对文学表示出狂热的爱。1978年举行了首次全国短篇小说评选，获奖小说多为轰动之作。小说阅读成为民众集体回忆的载体、感情宣泄的渠道，也成为反思历史的依凭、思想解放的契机。
几乎与这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同时出现的，是作家对现实的关注。1979年蒋子龙推出《乔厂长上任记》，开“改革文学”的先河，小说中具有强烈热情与强悍性格的英雄厂长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国家的发展。
八十年代，“文学青年”十分光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出现了遍地开花之势。很多年轻人以亲近文学为荣，那个时代也是文学期刊最繁荣的时期，《十月》、《收获》、《当代》等备受宠爱。 中国文学和文化都处于兴奋状态：朦胧诗歌、星星画展、伤痕文学、先锋文学、探索电影、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热、沙龙聚会、文学青年等等，这些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事件，已经成为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的标志或符号。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随着“大型文学刊物”的广泛发行而普及，电台的连播更使长篇小说成为许多人每天的盼望，报告文学的兴起使公众的关怀有了集中的表达，诗歌狂潮使青年人的感情找到了寄托，“寻根小说”激发了全社会对本土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小说形式的探索也对整个知识界产生冲击，文学阅读增进了公众人生体验的深刻性。文学成为那个年代异常活跃、积极的文化因素。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精神家园；人文关怀
贾平凹是一个时刻都背负着精神重负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表现出追寻精神家园的强烈意味，从文化寻根、人性反思、都市文化批判到超越乡土与都市文化而直探人类文明本源，作家进行精神探索的心路历程在其小说创作中留下深深的印痕。贾平凹这些年来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或心理轨迹，其中既有绝望的批判，又有矛盾而困惑的进退两难，从中传达出现代人精神无处扎根的感伤与茫然以及失去精神家园的焦虑，贾平凹的精神探索和文化价值追寻充满矛盾困惑和走向迷茫虚无，这其中蕴涵着贾平凹的文化人格及其内在矛盾冲突。
一、营造精神的乡土
阎连科曾深有感触地谈到：“作家精神的故乡，就是产生一个作家独有的一种精神的那块土地。我们只有找到了那块土地，才能使我们的种子在那里种植和结果。贾平凹也深怀感念地说：“商州成全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商州成了他创作的根据地，他产生了这么一个妄想：“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从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干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在时代变化不息的思潮里，贾平凹始终在自己的世界中开拓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理解，坚持着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商州不仅是生养他的故乡，也是他的文学创作沃土。商州不仅成为贾平凹认识世界、历史、人生的一个法门，而且还是贾平凹精神世界的一个“乌托邦”。故乡永远是人类心灵的家园。“故土”和“家园”的回忆已不仅是一种心灵获得暂时安慰的手段，更是一种获得力量的途径。贾平凹从小在农村生活了19年，长大后，读书写作进城，城市文明使他有了新的视角。在极大的变化和文明反差中，回视曾经生长的乡土，乡土迫使他逃离，乡土又令他魂牵梦绕。在告别乡土的过程中徘徊反顾，寄情于村野，托志于乡情，从乡土文明中挖掘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商州世界与他的生命有着一种内在的交融与对应，商州情结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念，成为他观照和反思都市生态的参照尺度，贾平凹在困惑与浮躁中构筑着自己心中的商州乡土圣地，以此对抗现代文明，坚守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贾平凹的《山地笔记》就带着浓厚的乡恋情结，以充满真挚与热情的孩子般清澈的眼光回望滋育他成长的苦难而饱含温情的故乡母亲，用散淡纡漫的笔调创造了温情脉脉的田园般的商州乡土氛围，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温馨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好了歌》、《二月杏》、《厦屋婆悼文》、《晚唱》等反思讽喻型作品受到的批判让贾平凹感到异样茫然，也促使他寻找创作上的变化，他找到了“心灵根据地”，用“商州系列”构筑乌托邦式的商州世界，并进行文体试验，刻意追求形式的自觉，把拙厚、古朴、旷远的美好追求与中国农业文化的优美之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乡风民习的挚爱和对纯朴人性的赞美。从此，他魂归商州，从商州故土及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文化之根和精神家园。随后，贾平凹一方面进行文化寻根，另一方面反映时代的变革。《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浮躁》这四部反映农村生活变动的小说在普通农民浸着古风的日常生活情态中，通过商州农村变革与传统文化人格的冲突，传达出时代变革的律动。对变动着现实关系的态度，最直接地牵动着人们对传统的态度，对于商州，贾平凹有着复杂的感情，从文化的依恋走向文化的批判，又努力在文化批判中寻找着文化的精魂。
二、失园者的焦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对失落的家园的苦苦追寻。贾平凹浮躁不安的灵魂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飘荡，不断地寻寻觅觅以安妥自己的灵魂。从《废都》开始，透露出一股浓重的迷失家园的沮丧感。《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和《高兴》这些长篇小说表现出贾平凹对精神归宿的痛苦追寻。
与其说《废都》表达的是作家一种文化批判态度，不如说是作家对失落的精神家园的痛苦追寻。《废都》中的庄之蝶集迷醉与清醒于一身。小说主人公庄之蝶在“废都”中由颓废而不甘沉沦到迷途，则代表了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焦虑。庄之蝶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也想有所作为：“我觉得我并没有完，将有好的文章叫我写出来，写作或许能解脱我”，他不止一次地呼喊“我要写书啊！我是作家，我很想静下心来写我的书！”，身为知识分子而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痛苦、无奈、酸楚溢于言表。他想抗争，却无法突围和超越自我，最后却在温柔乡里难以自拔，放纵，寻找感官刺激，他失去了麻木，在放浪形骸、自暴自弃中实现自我消解，结果，他毁了自己，也毁了他所爱的女人，庄之蝶最后试图逃离西京，隐喻着他企望精神突围和灵魂自救，却中风倒在车站，他的出走并没有找到精神归宿。庄之蝶对人生的痛苦和焦虑，暴露了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和作家心灵的痛苦无助、精神的迷茫，对现实的困惑失去精神家园的悲凉，《废都》表达出对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的焦灼。
《废都》还通过牛的境遇表现出强烈的“生存焦虑”，牛的话语背后是无比的苍凉、孤独和寂寞，灵魂的无所依靠，精神的无所寄托。牛哲理性的话语提醒现代人因脱离自然的天性而导致的人种和身体病变。作家是借牛对现代城市文明进行反思，站在农耕文化的基点上来批判、否定城市文明，以警诫世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和迷恋，防止人的本真生存价值的丧失，“作者对当代城市文化的一种悲怨、失望之情，而愈益反衬出作者的乡村、自然、田园情结之浓烈，寻找精神家园的焦灼。”
如果说《废都》表现了贾平凹对失去精神家园的痛苦与悲怆，《白夜》则表达了作家追寻精神家园而不得的悲哀。《白夜》写了在物欲横流的现世中一批小人物的抗争与沉浮、寻求与悲欢及他们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以颜铭等为代表的对现实物质生活的追求与失败，和以虞白等为代表的精神贵族们的悲凉和孤独的命运，而兼具白天与黑夜即雅与俗双重性格特征的夜郎试图超越自我再生，却像精卫填海那样成为非人非鸟，找不到应有的精神归宿，他们都在都市之海中浮沉、挣扎着。《白夜》寄寓了作家深切的人生感受和严肃思考，注目于当代文化转型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灵魂的痛楚与蜕变，探寻的悲剧表达了作者深重的忧世情怀和内在精神的彷徨。
在《废都》、《白夜》这两部以西京城为背景的长篇里，贾平凹对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和现代城市文明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价值批判，尤其是深刻地揭示了人们置身于当下消费社会中精神异化、无家可归的生存处境。于是，作家把目光投向了城市与乡村的交界地——仁厚村。《土门》写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突，寄寓着作者对理想生存方式的思考与追求。《土门》通过成义的毁灭和仁厚村的消失，真实地再现了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胜利，仁厚村的必然消亡象征着农业文明的没落，整个西京城在物欲支配下呈现出的冷酷与浮躁，作者同时展开对现代城市文明和传统农耕文化的双重批判。城乡文明都是残缺的世界，理想的生存家园在哪里呢？作品提到了神禾塬，它是一个理想的生态乌托邦，作者在寻求一种独立、健全的文化理想来调和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冲突。然而，无家可归如丧家之犬的仁厚村人在寻找生存的归宿，梅林找到的却是母亲的子宫，“呵，我们没有家园了，不是真正的家园而暂居这里的阿冰也没有了家园和生命。真正的狗没有了，我们成了又一群丧家的犬，我们将到何处去，何处将怎么等待着我们呢？”这种慨叹，传达出的是双重文明意义上的无家感。人们在寻找新的家园，然而却又疑惑、茫然。乡村城市化，既可以反映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能表现人的选择的困惑。“《土门》把背景放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揭示了乡村的城市化问题，对城市文明的野蛮无情和乡村文明的保守落后进行了双向批判，同时表现出在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时下，人们的选择与困惑。作者既认识到城市文明的发展标志着时代的进步，却又满怀对城市文明侵吞传统农耕文明的焦虑。
《土门》和《高老庄》是贾平凹精神旅途中的两部重要作品，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以及中国人普遍的无归宿感，留下了作家心灵探索的轨迹，他在城与乡之间挣扎着，寻找着。作为精神上“被抛于都市”的作家，贾平凹痛切地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尤其是坚守文化理想与寻求精神超越的重要。因而，贾平凹创作《高老庄》，进一步在文化选择的困惑与矛盾中寻找文化理想与精神家园。回到高老庄是人们在城市与城郊寻找精神归宿而不得之后的无奈之举。《高老庄》展示文化的冲突，进行文化的审视和反思。《高老庄》体现了贾平凹精神还乡的尴尬，诗意的乡村看不见了。《高老庄》暴露了存在于贾平凹精神深处的一种文化迷茫和困惑。他留恋着乡村，但又痛感它的种种弊害，乡村严峻的真实在他笔下流出，揭示着人种退化和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表现的是作家对于人类生存的一种焦虑与忧患。从都市里进行精神突围的子路回到《高老庄》仍逃不出精神重围，子路又要回城了，要出走了，要再度去继续他的精神漂泊和文化追寻，家园不在，正映衬着精神上渴望家园存在的巨大心灵伤痛。子路的还乡是贾平凹长期以来致力于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一种艺术的呈现，子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寓含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文化选择的矛盾与困惑，这意味着创作《高老庄》时的贾平凹是痛苦的，进退失据，但还无法摆脱内心的精神困境。这种回归与逃离的悖论，是一切具有怀乡情调的乡土作家所面临的难题，也是贾平凹创作中长期存在的难题之一。一方面，他对乡村的民间传统和精神文化充满着眷恋，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化的弊端充满着失望。
贾平凹在《怀念狼》中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命力萎缩和精神危机的焦虑。作品表现出一种人类生存、人存在的焦虑，一种生命的困惑与恐惧，甚至一种人类生存的荒谬感。“寻找狼”的过程本来出于保护目的，最终变成对狼的杀戳过程。这一过程却尽显现代物质文明面对自然和人类生命本真的无奈和尴尬。作家正是出于对人类文明走向的忧患意识，对人类自身的生命状态的改善和强化表现出深切关注。《怀念狼》是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思想矛盾和精神冲突的一个继续，作品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境地，作家由对现实的忧患与批判转向了对人类环境与生存的忧患与批判，这应该说是贾平凹文化关注的深入，是他自觉的文化探寻领域的扩展。展现出作家对人类文明的疑虑和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隐含了作家对当下人类困境的忧虑和对东方“天人合一”观的怀念。
真正宣布了乡土家园失去的是《秦腔》。“《秦腔》是贾平凹行将逝去的故乡的纪念碑，也是他漫长的精神旅途上的里程碑，它记载着作家30年寻找的心路历程，也标志着他一贯视为精神家园的乡土故乡的失去。在《秦腔》中读者能感受到作者面对30年来农村变化时精神与情感上的强烈困惑。经历着情感的困惑与悲虑，作为精神流浪者的作家在为自己寻找一种心灵栖息，他把最后的目光投向了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当他面对以往的熟悉时，竟然惊恐，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慰藉，作者对变化着的时代有惊恐感，对乡村世界及其文化即将消失这一事实怀着惊恐。贾平凹写作《秦腔》时满怀着内心的惶惑和悲怆，他复原了这个世界，却对这个世界不安心，对故土的现状和未来充满迷茫。
乡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发展到今天正在经受着深刻的裂变，当下的农村，不可避免遭受着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新一代农村也不可避免要面临古老的农耕文化的解体，现代化带给人民的，不仅仅是幸福的承诺，它被遮蔽的灾难时时在其进程中显露出来，现代化不是令农民失去家园便是直接摧毁文化传统，它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深的精神困境，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处于两难境地。贾平凹一直关注乡土精神的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展示乡村文化的尴尬境地，对正在蜕变的乡土精神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家园已被摧毁，还乡寻根的可能性正逐步丧失，精神家园已失却，使作家感到滞重、困惑与绝望，贾平凹在《秦腔》中写出了处于式微瓦解状态的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凭吊和惋惜，这表现了贾平凹对都市对乡村的冲击，现代对传统的侵蚀的深深忧虑，表达了他思索和展示文化转型所致的思想困惑和价值冲突。
作家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的观察分析与思考担忧，形象地反映在其对清风街乡民的生活描写中，小说以凝重的笔触对当下农村作了全景式的展示，贾平凹为家乡立的这块碑文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贾平凹在矛盾和痛苦的心态中，讲述故乡的现实，讲述乡亲在现实中的转变，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巨大、深刻变化。作品讲述了农民从土地剥离的解脱与无奈，失落与无助，期待与努力。现代人与土地的关系正在面临着破裂和毁灭。作者寻根的过程其实也是失去根的哀叹，就像一曲绝唱。秦腔成为一种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精神情感的载体，是传统文化的精神符号。秦腔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精神意向消失，是一种纠结太多矛盾的尴尬。夏天智、白雪、王老师等对秦腔精神的坚守也无法挽回秦腔衰落的局面。贾平凹很关注社会变革对农民的传统心理与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强烈撞击以及引发的后果，“小说表现了作者对传统村社文化的“仁义礼智”的精神的失落和现代商业文明的急功近利行为的茫然。”深爱着故土的作家内心已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感伤与困惑，贾平凹的乡土情结经历了一个感伤与焦灼的阵痛，《秦腔》表达出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带给人们的生命情感的无归宿和精神飘游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困惑、眷恋与挽留、叹息，表达了对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的焦虑。
如果说《秦腔》展开的是一群在家园中生活的农民，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挣扎的心灵故事的话，那么《高兴》无疑是在继续追寻这些开始脱离自己的土地到城里谋生的农民的心灵之旅。贾平凹诠释的是农民工在城市里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浪、漂泊。都市的扩张和现代文明的侵蚀，使乡村的可耕土地越来越少。生存困境和都市的诱惑，使这些身份难以确定人开始了都市的漂泊生涯。他们离开故乡便开始了身体与灵魂的飘泊，他们靠捡破烂维持生计，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作品着重描写了小人物刘高兴的悲喜剧。刘高兴努力地活着，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城里人，刘高兴在坚韧中享受生命的自在和生活的情趣，内心却隐藏着深深的伤感、落寞与悲凉。作为光棍汉的刘高兴，他来城市的目的，除了找到另一个肾、挣了钱做城里人，另一个目的是寻找他的爱情。可那仅有的浪漫是沉重的，颜色灰暗，迷茫痛苦。刘高兴为这一份不太可能成为婚姻的爱情付出了全部，甚至同伴五富的生命。失去了五富，刘高兴仍然在城市漂着。农民所具有的坚韧性又使他毅然、决然地继续留在这个城市里“去不去韦达公司，我也会呆在这个城里的，遗憾五富死了，再不能做伴”刘高兴在以后的日子里还能得到什么？他以后真的能成为城里人吗？能寻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吗？值得深思。
三、魂归何处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是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文学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作为文学的时代条件，它们的丰富性必然在历史转折时代尤为明显。时下正处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他焦躁不安的灵魂时刻在历史和现实、现代和传统之间游移不定与漂泊，从特有的中国文化困境中作艰难文化选择和反思。贾平凹执著精神家园的求索和追寻，随着贾平凹对时代、人生感悟的日渐成熟，他在小说中表现的追寻家园的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贾平凹长篇小说范文第8篇
摘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思潮的发展离不开外国作家的影响，“异域作家与中国”的关系研究也因此成为中国学者不断关注和探讨的课题，马尔克斯作为一个广泛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的外国作家应该受到重视。以文化研究的视角，简要指出了马氏在本土与中国的所处的境况和对马氏译介及研究现状做一番梳理。通过选取中国两个代表作家与马氏的比较分析，用事实证明中国大批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创作方面的变化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吸收和创新引起的。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志码：A
一 马尔克斯在中国的命运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当代著名作家，1954年开始登上文坛。除一些中篇小说外，迄今为止写了15个短篇小说和4个长篇。他的许多作品都引起了文坛的强烈反响或争议。至80年代末，马尔克斯作品先后获得一次哥伦比亚全国文艺家协会奖，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这都是极其难得的荣誉。尤其是《百年孤独》对世界文坛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这部小说已被译成三十五种文字，此书仅在阿根廷就再版不下四五十次，畅销世界各国，销售量已达一千万册以上，这在西班牙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20世纪50年代初，马尔克斯于《观察家报》上发表《第三次辞世》等十余篇短篇小说，由于政治原因，整个社会陷入动乱之中，他便辍学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产生了一系列的经典作品，我们将这些创作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创作：表现个人对死亡的忧虑，写了一些富于哲学意义的作品。主要有《死亡联想曲》(1948)、《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1948)、《兰彼罗的眼睛》(1951)、《有人弄乱了玫瑰花》(1952)、《枯枝败叶》(1955)。
中期创作：20世纪六十年代的小说作品，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倾向，具有否定现实以及个人对死亡的忧虑。主要作品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恶时辰》(1962)、《格兰德大娘的葬礼》(1962)、《百年孤独》(1967)o
后期创作：马尔克斯早中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些过渡性作品，主要有《家长的没落》(1975)、《一张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迷宫中的将军》《十二个旅居国外者的故事》《爱情与魔鬼》(1992)、这些作品的魔幻色彩慢慢减弱，现实主义的成分则显著增强。
二 马尔克斯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
马尔克斯走进中国，始于1977年。1967年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问世了，在西班牙与学界引起了轰动，当即获得了拉丁美洲最高文学奖，这本书迅速译成了英文和法文，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77年《世界文学》杂志介绍了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和《百年孤独》，这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由于中国政治气候的影响，马尔克斯的一些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在中国是与广大读者无缘见面的。
之后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变：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逐渐以开放的眼光来看世界，文学界也重新活跃起来，各国文学蜂拥而入，马尔克斯也真正地光临中国。随后，《读书》、《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等杂志发表评价马尔克斯的作品。
1983年是马尔克斯走进中国关键性的一年，由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共同举办了“全国加西亚・马尔克斯及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讨论会”于五月五日至十一日在西安举行，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道路及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他的主要作品的内容及意义和对他的重要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从此以后形成了对马尔克斯的研究热：《哥伦比亚的骄傲――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刘瑞常载《羊城晚报》1983年4月，《爆发与反响――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舒大沅载《花城》1983年第三期，随后，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拉美作家的作品进入了我们的新华书店、图书馆和私人书架，中国读者容易接受马尔克斯，与他的文学作品分不开，一定程度上基于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陌生，马尔克斯他了解中国，当他担任拉美记者时曾多次前往新华社驻古巴分社，阅读新华社编发的西班牙文电讯电话，而1990年10月15日，他以一个普通旅游者的身份从日本东京到北京，下榻北京国贸大厦，更为马尔克斯走进中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目前中国研究马尔克斯的专著数量不多，主要有：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达索・萨尔迪瓦尔著)、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陈众议著)、《马尔克斯》(于凤川编著，辽宁出版社，1998)、《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张国培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朱景冬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这几本侧重了他的生平、创作道路及各个时期主要作品的内容及意义，对作品的艺术特色都作了评述。这几本专著对于进一步开展对这位作家的研究，深入了解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道路都有一定的帮助。
至于研究马尔克斯的论文为数不是很多，总体说来，90年代以前主要以翻译和评论为重点，90年代以后的研究比较繁华，主要以评论和述评为主，这些评论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多少可以弥补专著的一些方面所缺乏的遗憾。
首先看研究主体。总的说来，研究马尔克斯的队伍零散而广泛，上至一些从事专业工作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对马氏的研究颇有贡献，有的甚至是主力军；下至一些普通的读者，在翻阅马尔克斯的某些作品后发表一些鉴赏式的评论和感悟。
接着看研究对象。对马尔克斯其人其作的研究涉及多个层次：有从总体上把握其思想艺术特色、有的用发展的眼光探讨其艺术思维和创作走向的；有针对某一类或一部作品做详细具体的解释的；有研究其生平对其创作的具体影响的；有研究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学者影响等等。虽然研究马尔克斯的论文和著作不是很多，但已涉及到他和他作品的诸多方面，也可以说是庞杂广泛。
综上所述，30多年来，中国的马尔克斯研究已经取得了可人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研究队伍还不够稳定，研究者的视野还不够开阔，选题较为狭窄且多有重复，观点的原创性不够等等。但我们相信，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对马尔克斯这位大家的研究会进一步走向深入和繁荣。
三 马尔克斯与中国当代作家
世界文学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巨匠，诸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普希金、海明威、卡夫卡等，他们创作出的一些经典之作，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脚印。马尔克斯或许难以与这些文学大师媲美，但由于历史的机缘，在80年代这一特定的时期，他成为中国文坛上红得发紫的几大外国作家之一，几乎“影响了一代中青年作家”。这是新浪网介绍老村的经
历时提及的：“两年后，回省军区教导队去报到。这时他蓦然发现：在山里真是孤陋寡闻，这几年里，南美大陆的马尔克斯以及美国的塞林格在文学界大为风行，整整影响了一代中青年作家。”
事实的确如此，他与艾特马托夫、卡夫卡、海明威一起被王蒙视作“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四位外国作家；”张炯也认为：“这时期对中国作家影响最大的三位外国作家，恰恰又代表了世界文学的三个主要潮流。这就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奥地利已故作家卡夫卡。”
上述几家之言足以充分说明马尔克斯在新时期的巨大影响：马尔克斯的灵魂，已经渗透到中国作家的心灵深处，尤其是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作者清单，他们包括贾平凹、莫言、余华、格非、阿来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但这些话毕竟比‘较抽象，本文将用事实就马尔克斯在中国的影响加以阐述。当然，“影响并不局限于具体的细节、意向、借用、甚至或出源――而是一种渗透在作品之中，成为艺术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并通过艺术作品再现出来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这些影响需要我们细细体会。
贾平凹。他的早期作品创作是以农村青年男女的纯洁感情为素材，表现青年人对爱情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但他的写实分格还是很明显的：透过美丽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这类作品具有深刻批判性。不久，他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开创了一系列商周系列小说。在这些小说中，贾平凹以商周的民间文化为背景，在写实的基础上揉进了种种民间传说中怪异神奇的故事，使自己的作品带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谈及这种变化的原因时，他直言不讳的谈到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他说：“我首先震惊的是他们在玩熟了欧洲的那些现代派的东西后，又回到拉美，创作了他们伟大的艺术。再是，他们创作的形式，是那么大胆，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什么都可以拿来写小说，这对于我的小家子气简直是一个轰隆隆的响雷。”这段话是贾平凹对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观的最好体会，基于他的这种理解，贾平凹对马尔克斯的借鉴和吸收主要是创作观念上，他选择了自己熟悉并热爱的商周作为写作背景。我们知道：商周位于秦汉文化和楚越文化的交界处，兼容我国南北文化所长，又因为它远离都市，未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这样以此为基础写出的《商周初录》、《商周在再录》、《商周又录》等，既展现了我国民族文化丰富的内涵，又完整地保存着民族的特点。这些小说与当时中国文坛的小说创作手法大不相同，引起了文坛的震动，这也是奠定贾平凹在中国文坛的独特地位的根本所在。
正是在马尔克斯的影响和启示下，贾平凹坚持了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尤其是在创作思想方面的接受，注意到了“民族性”这个根本性的方面，创作出了很多反映地域文化的经典优秀作品。譬如《九叶树》、《古堡》、《浮躁》、《公公》、《村祖》、《废都》、《地》、《佛关》、《白浪》、《土门》、《走虫》等等，这更引起了他对马氏的热爱和敬佩。但必须强调一点的是：他的后期的作品坚持并创新了魔幻现实主义这种手法。长期以来外国的作品爱阐释哲理、宗教等，而贾平凹尽量把这种形式化为中国式的。把中国的和外国的融化在一块，然后再添加中国自己的东西，譬如佛呀，道呀等等，耐人寻味。这也是贾平凹的作品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经久不衰又一根本所在。
莫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凭借一个神化世界，浓缩了拉美的百年历史和被现代文明遗忘了的孤独痛苦的历程。他从一个小小的立足点走向世界，走向成功，使莫言认识到地区主义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在时间上是无限的。莫言意识到：“我想我如果不去创造一个，开创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区，我就永远不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如果无法深入进我只能生长的土壤，我的根就无法发达蓬松。”马尔克斯唤起了莫言的民间意识和乡土意识，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开始频频回眸故土，到了《白狗秋千架》，他正式打出了“高密东北乡”的旗号，在那块熟悉的土地上，他胸中的淤积多年的陈年旧事，连同那些活生生的感觉印象如同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莫言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两座灼热的高炉面前，建立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山脉。创作了一系列东北高密东北乡的作品，譬如《大风》、《复仇记》、《筑路》、《白棉花》、《欢乐》、《球状闪电》等等，展现了高密东北乡人民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死恩仇、男欢女爱、抗敌卫家等鲜明的主题。
在马氏的影响下，多热尔图写下了东北密林中鄂温克人的野性魅力，郑万隆在黑龙江大山关注着猎人和淘金者的命运，山东半岛的张炜，云南的阿城，山西的郑义等也都在各自的领地内孜孜不倦的开垦这脚下的厚积的“文化岩层”。他们立足于家乡本土，从而展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但新时期曾经接受过也许还在接受马尔克斯影响的作家决不仅仅止于上面提到的数人。这些中国作家不仅吸收了异域的艺术世界，而且又固守自己的民间立场，借鉴他人之长来开拓自己的艺术领地和艺术风格，走出了一条条可喜的创新的成功之路。
综上所述，这样一个在国内外拥有各种荣誉的名家，穿过火热的80年代和90年代，今天仍在我们的视野中像恒星一样在闪光。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看待他，该向他借鉴些什么，又该剔除些什么……很多很多的问题都等待我们自己去分辨和去探讨。相信也将会有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这一深具研究潜力的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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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国培，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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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严慧，论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小说[J]，枣庄学院论坛。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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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朱大可，马尔克斯的噩梦[J]，中国图书评论,2007，
注释：
[1]伊夫，《老村：有尊严地自由写作》，
[2]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3] 张炯，《世界格局中的当代中国文学》，《文艺争鸣)，1986年第3期。
[4]张铁夫主编，《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