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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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范文第1篇

儒家发育于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此时国家分崩离析，生灵涂炭。抒难解患、救民水火是诸子百家共同的追求，其中尤以儒家为甚。徐复观先生说“：儒道两家的基本动机，虽然同时出于忧患，不过儒家是面对忧患而要求加以救济，道家则是面对忧患而要求得到解脱。”儒家的救济是儒者们始终努力的目标，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也是培养这种救济的精神。

一、儒家的沉重责任

《大学》一书开宗明义的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欲明明德，则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始终是儒者所应遵从的原则和所当承担的责任。《论语》有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者只有自身的德行甚高，方可旁及他人。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由此可见，儒家强调和重视的是推己及人的修身原则。不论是人生而正直还是戾恶，儒家始终相信人可以通过修身得以提高和完善，而后才可进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这就是出世。儒者的所学所修，皆以出世为所求。“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不论怎样，儒者都应存救世之心。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坚定不移地以济世苍生为己任，努力推行孔子的仁政。他四处奔波，游说诸侯，即便被时人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也矢志不改，还自信的认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也？这种强烈的兼济天下的追求，自孔子开始便成为儒家始终如一的精神。《论语》中在记载了诗人对孔子的这样一个评论。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儒家的学者常常有这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概，他们带着对国家命运的挂念和关注，主动承起担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和责任。

二、儒家意识的魏晋之变和艺术的兴盛

儒家自孔子开始，一直强调严格恪守道德准则，把自我的价值体现在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中。两汉大一统的时代，这种观念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被那时的士人尊奉。待到东汉末年，国家动荡，政权崩溃，礼制失坏，他们在出仕无望的情形下，“从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魏晋之际，玄学盛行，士人所面临更多的是现实问题，诸如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权衡。对此，嵇康完完全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努力的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闲适愉悦的、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从嵇康留下的诗文中，可以体会他的那种理想：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古风，吹我素琴。咬咬黄鸟，顾俦弄音。感悟驰情，思我所钦。（《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八首之十三》）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八首之十五）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四言》十一首之一）这些都表达了一种闲适自然、悠游畅然的情绪，而嵇康所希冀的生活正是如此。我们在诗中可以感受的到超越于尘世之外的那种清冷的明净，嵇康的性格也是像他的诗一样的真率切直。嵇康的诗是他审美情趣的一种表达，他的生活也充满着审美的情趣。嵇康精于音乐，能书善画，是一个艺术修养很深的人。嵇康希望的就是摆脱世俗的系累和礼法的约束，进入一种理想的艺术生活，他所追求的人生则是一种如诗如画的人生。这时的嵇康已经身在儒家的传统之外了，或许更确切的说那个是儒家传统体系已经瓦解，无所谓在不在其中。而嵇康最激烈的主张莫过于“越名教而任自然”，他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最终给他招致了杀身之祸。因为他越是自然和真率，就越是反衬出名教的虚假和伪饰。严格的说，嵇康已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士人，因为他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士人一样深受黄老思想的影响，而嵇康更是厌恶荣华名利，排斥出仕。

焦朋振六翮，罗者安所羁？浮游泰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云汉，饮露师琼枝。多谢世间人，息驾惑驱驰。冲净得自然，荣华何足为。（《述志诗》二首之一）泽雉沥野草，灵龟乐泥蟠。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与阮德如》）在这些诗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厌仕情绪，他不愿意追求利禄，也不参与政治争斗，他只想要一种玄学化的人生。可嵇康的被杀，已经证明这样一种道路在当时的行不通。魏晋社会之现实与正始士人之心态有着很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左右了这些士人的命运。比之嵇康，阮籍更有一种儒家入世的志向，而后来他却佯狂避世，苦闷终生。嵇康的好友山涛，则积极入世，小心谨慎的接近权力中心。他处世深沉稳重，不像嵇康那么刚直峻急；他好老庄，却“不肯以谈自居”。事实上，山涛的人生观依然是儒家兼济天下的入世态度，可是他也像嵇康一样崇尚玄理，爱好自然，只不过对于山涛而言，他可以将这两个方面调和的很平衡。在六朝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士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仕与隐的选择。出仕可担起兼济天下的责任，但自身的生命安全会受到很大的威胁；退隐可保全性命得以安身，但意味着放弃了儒家的责任并且生活因没有俸禄而显得拮据。嵇康之死，阮籍之狂，山涛之仕，或多或少都为这种矛盾所左右。而恰恰也是在这个时代，清谈之风盛行，议论玄理亦成士人所好。玄言诗因此而兴起，山水诗和山水画开始出现，私人园林进入士人生活。诗画园林艺术的繁盛自然有个体之觉醒的因素在其中，但无论如何也少不了社会动荡带给士人的刺激。因为担起儒家的责任愈是艰难，深处困境的士人便愈是要寻求现实之外的超脱。

三、儒家责任和艺术精神的调和

盛唐时期的诗人王维，身居高位，可是寄情山水，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他的诗歌清新自然，淡泊明净，正可以调理庙堂里带来的焦虑与动荡。中唐时的裴度，二十年间四度为相，几乎系社稷于一身，可他面对“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东都之胜概。”而到了白居易那里，艺术精神则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之中，甚至盖过了兼济之志成为他人生的主导。被贬江州之前，白居易以济世匡正为己任，可在这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后来，他在《中隐》一诗中基本上表明了他的态度：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白居易远离政治中心，依然在地方任职，有时是权职有时是闲职。不过这时他的心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处一世，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总是难以两全，所以在他看通了这个之后，出处对他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既不愿辞官归去彻底放弃兼济天下的责任，也不愿意投入政治彻底抛开独善其身的情趣。因此，他选择了两者的折中，即他所谓的中隐。白居易在恪尽职守地完成公务之后，便向自己的内心寻求解脱———这就是所谓的“身心相离”。他关注的重点不仅再是外在现实的盛与衰，还有个人生活的适意，精神境界的超越和自由。#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