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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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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照范文第1篇

[关键词]艺文类聚 鲍照 选录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093-01

《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类书,由欧阳询主编,武德七年(624年)成书。它与《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合称“唐代四大类书”,和其他类书相比,此书在辑存文献的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就是“事居其前,文列于后”,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也即事与文兼,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之功。全书约百余万言。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均注出处。所引诗文,均注时代。作者谙于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字标明类别。而其中对于诗的收录,应该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纂者的文学趣味以及其文学主张,也就具备了文学批评的意义。可以把此选录当作一种古代文学批评的方式。而此书作为一种官修类书对诗歌选录就一定会在客观上影响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及文学审美观,同样,对某作者具体作品的摘录,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意义。那么在唐代的这本官修类书中,对文学作品中诗歌成就最高的鲍参军诗的选录是否有其特色呢?

《艺文类聚》选录宋代作者26人,诗197首,其中以鲍照居多(42首),从此统计当中即可看出《艺文类聚》编纂者对鲍照诗之青睐。而这42首在《艺文类聚》中的选录如下:

卷一•天部 月城西门廨中诗(节选)1首

卷三•岁时 学刘公干体(节选) 喜雨诗(节选) 秋日示休上人诗(全选) 冬至诗(节选) 登庐山诗(节选) 登庐山望石门(节选)6首

卷二十七•人部 诗拟古诗之二上浔阳还都道中作诗(节选) 行药至城东桥诗(节选) 赠傅都曹别(全选) 送盛侍郎饯候亭诗(节选) 拟行路难之四(全选) 拟行路难之五(全选)6首

卷三十一•人部 赠顾墨曹(节选) 诗拟古诗之八(节选)2首

卷三十九•礼部 侍宴覆舟山诗(节选)1首

卷四十一•乐部 代结客少年场行(全选) 代出自蓟北门行(全选) 苦热行(全选) 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全选) 代东武吟(全选) 代东门行(全选) 6首

卷四十二•乐部二 代陈思王京洛篇(节选) 代升天行(节选) 代陈思王白马篇(全选) 代放歌行(全选) 代淮南二首(全选) 5首

卷四十三•乐部三 代白曲二首(全选) 中兴歌 其二,其三,其五(全选)5首

卷五十五•杂文部一 咏史诗(全选)1首

卷五十六•杂文部二 谜字诗(全选) 数名诗(全选) 建除诗(全选)3首

卷六十•军器部 赠故人马子乔诗其六(全选)1首

卷八十一•药香草部上 过铜山掘黄精诗(节选)1首

卷八十八•木部上 山行见孤桐(全选)1首

卷九十•鸟部上 代雉朝飞(节选)1首

卷九十二•鸟部下 咏双燕诗二首其一(全选) 代空城雀(全选)2 首

鲍照被认为是南北朝时期文人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诗、赋、骈文都不乏名篇,而成就最高的则是诗歌,对唐代的李白、高适、岑参等人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杜甫说李白的诗“俊逸鲍参军”便是如此。《艺文类聚》中对鲍照的诗、赋、骈文都有选录,从上面所列可以看出这些作品被收入《艺文类聚》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为全篇录入,如《代结客少年场行》《代出自蓟北门行》,其次就是节选,有些选录一两节,有些选录大部分,如《月城西门廨中诗》就只选了其中四句,而《代升天行》选了大部分。

《艺文类聚》由于其独创的体例整合了传统类书与选本的双重性质,因而具备了文学批评意义。对不同作家作品的选录,基本反映了选录者的文学趣味与文学主张。通过《艺文类聚》中对鲍照诗的选录情况的考察,这些被收入《艺文类聚》的作品中,可以分为山水诗、行旅诗、边塞诗、赠别诗、闺怨诗以及咏物诗六大类。其中,行旅诗、边塞诗、闺怨诗的数目占多数,而这些题材也代表着鲍照的艺术成就。同时也不难看出《艺文类聚》的编撰者在选录时很注重诗人的创作技巧。所选录的诗中都最能体现鲍照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而“选录”本来就是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整合了选本性质的《艺文类聚》,自然也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批评的意义,同时对鲍照具体作品的摘录,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郑俊.鲍照乐府诗研究[D].河南大学,2009.

[2]胡文文.鲍照咏物诗说[J].沧桑,2008(01).

[3]钱仲联.鲍参军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陈古成.孔芳:论鲍照的诗歌艺术[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7).

鲍照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南朝文学虽从整体来看主观情感和审美特质获得普遍突显,但传统儒学思想和伦理意识也必然影响到文学创作。在南朝文学作品中,我们时常可感受到文人们心中那强烈兼济之志和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患。他们无法掌控政权的快速更迭,与忠君相比,他们更倾向于用誓死报国的热情和对民生苦难的忧患来体现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意识产生和彰显时期,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性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扬,对文学本身的关注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现象。但文学的存在与发展是极其复杂的,不能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之外,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南朝文学虽从整体来看主观情感和审美特质获得普遍突显,但传统儒学思想和伦理意识也必然影响到文学创作。本文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梳理,具体考察兼济情怀和优患意识在南朝文学中的彰显。

1南朝文人兼济情怀的袒露

    南朝文人的兼济情怀大多表现在他们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作品中。南朝边塞题材的作品多在文人拟乐府诗中以《效古)拟古》、(古意》这样的面目出现,也有部分诗人是在酬唱赠答中即事名篇,如萧子云《赠吴均诗》、裴子野《答张贞成皋诗》等。据当代学者统计,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创作过边塞诗的诗人共计64人,创作总数达162首,其中以梁陈两代为多①。可见,在南朝,尤其是梁陈两代,边塞诗的创作己蔚为风气。当然,无论从作家人数、作品数量还是质量上看,南朝边塞诗均无法和唐朝相比,但南朝部分诗人大胆的尝试,已经使南朝边塞诗成为唐代边塞诗兴盛的前奏。南朝边塞诗多描写边塞风光和战事,表达征人思乡离别之苦,寄寓作者誓死报国、收复中原之志。

    备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南朝文人,其最高理想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南朝对北朝的战争胜少而败多,偏安一隅的江南领地日益锐减,国都建康岌岌可危。因此,南朝不少文人强烈地期望着驱逐人主中原的异族,收复已经失去的半壁河山②。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兼济之志充分体现在边塞诗中,尤以鲍照和吴均为代表。鲍照和吴均都属于“才秀人微”之人,他们自负才学、汲汲功业,然而出身的寒微使他们在那“士庶天隔”社会里颇受歧视,备受打击。出色的文学才能又使他们常借边塞诗一隅来表达“兼济”报国之志。如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六)、《拟古诗八首》(其三)、《代东武行》;吴均《人关》、《胡无人行》、《边城将诗四首》、《古意诗二首》等。我们不妨以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和吴均《人关》为例管窥他们的报国热情:

        羽徽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萧鼓流汉思,放甲被胡霜。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婿,角弓不可张。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

    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疡。—宋·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①

        羽檄起边庭,烽火乱如萤。是时张博望,夜赴交河城。马头要落日,剑尾掣流星。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梁·吴均《入关》 

   鲍照并无边塞生活经验,只在军队当过文官,《代出自蓟北门行》一诗可能是他以宋魏在元嘉二十七年爆发的战争为背景,参考前代边塞诗的描写,再通过自己的想象写成的。他在诗中强调,只有在时局危难之时才可看出臣子的气节,只有在世事混乱之中才能识别忠良;投躯献身报效君主,即使战死,身为国疡也心甘情愿!可见他对祖国的热爱,收复中原的决心。鲍照一生怀才不遇,此诗寄寓了他的慷慨不平。吴均曾跟随萧宏的军队到过北伐前线,是一位有过边塞军事生活体验的诗人。《人关》开始极力渲染战事的紧急,民族的危亡,最后一句直抒胸臆,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和鲍照一样,我们从吴均的诗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誓死报国的热情。

    南朝通过边塞诗作表达兼济情怀的文人还有很多。如孔稚硅“左碎呼韩阵,右破休屠兵。横行绝漠表,饮马瀚海清”(《白马篇》)、江淹“绮帷生网罗,宝刀积尘埃。思君出汉北,鞍马登楚台”(《步桐台》)、虞羲“拥旎为汉将,汗马出长城”(《咏霍将军北伐诗》)、裴子野“吾生悠逸翩,抚剑起祖征”(《答张贞成奉诗》)、刘孝威“顿取楼兰颈,就解邪支裘”(《陇头水》)、庚肩吾“誓师屠六郡,登城望九峻”(《登城北望诗》)、戴篙“丈夫意气本自然,来时辞第已闻天。但令此身与命在,不持烽火照甘泉”(《度关山》)等等。从以上作品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三点信息:第一,他们多用乐府古题,借两汉抗击匈奴这一事典来寄寓自己的报国之志。他们希望能像两汉英雄一样长驱直入开疆拓边、建功立业;第二,他们在酬唱赠答中也会以边塞题材的诗歌向他人表白自己的报国意愿;第三,他们游览山水,登高北望时,偶尔也会想到祖国的半壁河山,心中的兼济情怀也不由喷涌而发。

    此外,南朝文人的兼济情怀还可以在他们“志不获骋”的压抑之作中得到表现。如鲍照在《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六)》中感叹,“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蝶蹼垂羽翼!”;江孝嗣在《北戍琅邪城诗》中也说,“丈夫许人世,安得顾心臆。按剑勿复言,谁能耕与织”!这从另一侧面说明,南朝文人在忧患自身命运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并不是麻木不仁,而是希望为国效力。

2南朝文人忧患意识的彰显

    文人的忧患大体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优生患死的个体忧患和关注国家、民生的社会忧患。此处所谈忧患即为后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自屈原始,中国文人始终怀有一颗对下层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之心,一直保持着一种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魏晋以后,随着社会的动乱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作家们对社会和人生的忧患更加张扬。到南朝,有学者认为这种忧患呈现出淡化乃至消失的趋势,笔者认为这是相对的,与建安文人相比,南朝文人的忧患确有所淡化,但并未消亡。在南朝作家中,仍有很多人是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的,他们关心现实,忧虑民生,更希望着能替国君分忧解难。这种忧患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时有体现,就连一向心高气傲的谢灵运偶尔也会在其作品中关切百姓之疾苦,如他在《北亭与吏民别诗》中说:“常呼城旁道,更歌忧逸民”。

    郁郁不得志的鲍照更是怀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的乐府诗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记录了受压迫人民的苦难生活。如他的《代东武吟》诉说了一位久经沙场、功勋显赫而却被弃置的退伍老军人的不幸遭遇,折射出作者对出征士兵苦难的同情,对君主寡恩的愤慈和对战乱的怨恨;他的《代贫贱苦愁行》一诗用白描手法叙述了下层贫穷人民生活的艰难,“长叹至天晓,愁苦穷日夕。盛颜当少歇,鬓发先老白。亲友四面绝,朋知断三益。空庭惭树营,药饵愧过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他的乐府诗还对因战乱而引起的征人思乡和夫妻离别进行控诉:如《代东门行》、《代悲哉行》。还有范云,他曾于齐永明十年出使北魏时路过黄河,作《渡黄河诗》,中有“空庭堰旧木,荒畴徐故膛。不睹人行迹,但见狐兔兴”之叹,写出了历经战乱后的荒凉,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忧患。就连宫体诗人王僧孺也有《伤乞人诗》,原诗是:“少年空扶辙,白首竟填沟。苇席何由足,寂蕾不能周。自顾非好乞,行且欲包羞。劳君款曲问,冒此殷勤酬”。这首诗流露出作者对沦落为乞丐的穷人的深深怜悯之情。再如何逊的一首《见征人分别》:“凄凄日暮时,亲宾俱伫立。征人拔剑起,儿女牵衣泣。候骑出萧关,追兵赴马邑。且当横行去,谁论裹尸人”。此诗选取征人与亲人离别的场景,以白描的笔调把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痛描写的淋漓尽致。

鲍照范文第3篇

1、屲念wā。

2、【释义】:(1)山坡;斜坡:山屲。(2)古同“洼”,多用作地名:耙子屲;水沟屲(均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

3、广韵》许焉切《集韵》《韵会》《正韵》虚延切,??音轩。轻举貌。《鲍照·书势》鸟仚鱼跃。《说文》人在山上也。与屳字不同。

(来源:文章屋网 )

鲍照范文第4篇

1、国殇释义:旧指在保卫国家的战争中牺牲的人。殇(shāng)。

2、其中殇是指幼折或为国战死者。没有到成年就死去,例如殇折,殇夭。出自东汉·许慎《说文》:殇,不成人也。殇子,是指未成年而死者,短命的人。

3、国殇出自于南北朝·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白话释义:战士们为回报君主之恩,都奋力拼杀,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身死之后,他们会成为为国牺牲的光荣的烈士。

(来源:文章屋网 )

鲍照范文第5篇

眉目,汉语词汇。基本释义:1.眉毛和眼睛。亦借指容颜。例句,南朝宋鲍照《学古》诗:“嬛緜好眉目,闲丽美腰身。” 等;

2、比喻群才中的杰出者。例句,唐刘禹锡《奚公神道碑》:“是曹在南宫为眉目,在选士为司命。”等;

3、指事端。例句,《北史·齐冯翊王润传》:“ 冯翊王少小谨慎,在州不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远望,人之常情,鼠辈欲轻相间构,曲生眉目。”等;

4、比喻事物的要领、头绪或条理。

(来源:文章屋网 )

鲍照范文第6篇

“变换文本”的教学,作为一种别有情趣的教学创意,早就引起了许多老师的重视和研究。比如余映潮老师教散文《那树》,曾经设计了“读文改写”的教学方案,其教学思路就是通过创造性的改写促进对文本的解读。“变换文本”用之于课堂教学,起码有两大好处。一来,文本的变换提供了另外的解读视角,更为有效地吸引学生专注于文本解读;二来,有关文本的变换的优劣讨论,让课堂上的师生互动有趣有味,课堂更富有挑战性和愉悦性。

在课堂教学中,“变换文本”的教学可以有词语的置换、句子的更改、段落的更改、内容的替代和体裁的变换等等形式。

一、在替换词语中开拓思维天地

深圳市教研室程少堂老师在《你是我的同类》一课的教学中,有一个非常机智的“变点睛句”的环节,教师抛出一个富有智慧的问题——

我们把这句话“不是吗,孩子”中“孩子”换成其他的词行不行?大家现在默读一下这首诗,根据诗的内容来看,你认为这个“孩子”可以换成哪些词?道理何在?

问题提出后,有的学生认为“孩子”最好是不要变,有的认为可以变成“亲人”,有的认为可以改成“亲爱的”。程老师因此提示,换成“爱人”可以,换成“父亲”、“母亲”也可以。再进一步,那些草木、环境、大自然……还有其他的关系都可以。甚至对信仰宗教、信仰神的有些民族,可以换成“上帝”。如果从伦理道德审美来讲,最后两个字还可以改成“善良”、“美丽”。

程老师通过改变诗歌的点睛句“不是吗,孩子”中的关键词语,引导学生体验世界上一切美好情感,把诗歌的情感内涵进行了全面拓展,激发了学生心中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这样的变换文本,其实质就是充分拓展了课堂的广度与深度,从而引导学生去体味文本之美。而且这样创造性的文本变换,本身也提示了语文创造性学习的方法,程老师告诉学生:“这样读会激起我们的创造欲望。就是说,有时让自己创造性地加点东西,减点东西,味道可能不同。”

二、在更改句子中激荡思想活水

教学《荷塘月色》时,要讲授通感修辞,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我知道只从概念入手,学生肯定茫然不解。于是我选择了“微风过处,达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个通感句子,改写如下:

其一: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海天相接处若隐若现的云彩似的。

其二: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三月里树梢上时断时续的杨柳风似的。

我让学生比较这三个句子,“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是听觉,“海天相接处若隐若现的云彩”是视觉,“三月里树梢上时断时续的杨柳风”是视觉,有了具体的例句,学生一下子就明白了通感即是感觉之间的转换。学生之后就能仿写出佳句如:“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天外飘来的悠远的钟声似的(听觉)”,“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摇篮边母亲轻轻的抚拍似的(触觉)”,“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蒙娜丽莎嘴角的绵绵微笑似的(视觉)”。

教学鲍照《拟行路难(其四)》,前四句“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构成了比兴关系,这是个难点。于是,我对这个句子进行了两次改写。

师:人生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张爱玲说:“生命就是一袭华美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蚤子。”有句网络流行语说:“人生就是一张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下面我就仿照这两句话把鲍照的这两联改写一下:

人生不过是平地四散的水流,沿着不同的轨迹流淌,贵贱穷达便赋予了不同路径的坦然。人生是有使命的,怎能让空坐愁叹左右信念的取向,摇摆生命的方向呢?

这样的改写,把鲍照的诗歌放在了张爱玲名言和网络流行语的框架中,拉近了与学生的心理距离,他们会心地笑了,在笑声中理解了诗歌的手法和思想。改写到这里,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我还不满足。这里为什么要以“泻水置平地”而不用别的为比喻呢?我又对这个句子改写了一次。

师:下面我来换个比喻:“花发同一枝,飘茵堕溷各不同。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这个“飘茵堕溷”的比喻是跟鲍照同时的思想家范缜在《神灭论》里提出的,他认为人生的命运的区别,就如一棵树上的花同开在一枝,随风而堕,花飘落在茵席上就有了富贵的好运,而坠落在粪坑里则有了低贱的命运。大家觉得我换的这个比喻是不是要比鲍照的好?

生1:好不好一下子不敢确定,但我觉得意思都是一个样,水的流向带有偶然性,花的飘向也带有偶然性,人的谁贵谁贱也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的。

生2:我看过一个资料,“泻水置平地”这个比喻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刘尹曾以泻水于平地各自流漫来回答为什么人都承受天地的禀受而人性又有善恶不齐的问题,这在玄学清谈中一时谓为绝答,类似于今天网络流行语“人生就是一张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吧?(众笑)

师:这位同学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啊!确实如此,这个比喻虽然是从日常生活的现象观察而来,但究其本,却与当时玄学与佛学争论中的说法相通,有着时代的语境这个因素。

这里对比喻的改写,我以为不是多此一举,一则拓展了学生的思维,有利于学生把文本读厚;二则更有利于学生把文本读深。

三、在改写段落中迁移思考空间

江苏苏州中学黄厚江老师在教学《阿房宫赋》时,把文章的结尾段改写如下:

观古今之成败,成,人也,非天也;败,亦人也,非天也。成败得失,皆由人也,非关天也。得失之故,归之于天,亦惑矣!

黄老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从结构上、从主旨上、从语言上,分别比较了两者的不同,得出结论:教师的文字和原文表达意图并不统一,结构和语言都不吻合。

这个教学环

节中,黄老师有意提供一个改写版本,转化了一个认识角度。老师改写的文章作为课文的对照,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思考热情,形成了一个思考障碍,引发了学生深入的鉴赏。

教学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第三部分的映衬和借事托讽是难点: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我将这段话改写为: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教育,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教育,非吾业也。然吾乡之初中,见教师好布置作业者,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至晚则呼曰:‘语文作文一,数学单元题,英语背课文,物理十大题,历史练习册。’周末则鸣钟而召之,英语特长班,数学奥数班,绘画班,钢琴班,吾成年人,且不得闲暇,而况十一二少年乎?故病且急。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引导学生比较优劣时,有学生说好,柳宗元把种树之理移向政务,借做官者“好烦其令”,与不善种树者构成对应。其实种树之理还可以用来说明教育等其他领域同样的道理。

有学生说不好,说老师的改写只是简单的替换,改写的语言文白夹杂,不如柳宗元的原文,比如“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用一连串短促排比句,把官吏神气活现的情景,语言描写活灵活现,更为精彩。

从课堂教学效果看,老师把阅读导向深入的意图真正达到了。有了老师改写版本的对照,就有了另外的维度比较,学生就避免了思维的平板状态。

四、在变换体裁中进行头脑风暴

教学《诗经》中的《静女》,在讲授诗歌的情节性的时候,我把《静女》变换成小小说:

娴静的少女多么美丽!她早和我约好,今天黄昏时分,在城角那个老地方等我。我按时来到,她却不在,我想她定是悄悄藏了起来,让我着急。我真的着急了,着急得直搔头皮。搔头皮又有什么用?她又不露面。罢,罢,罢,我且坐在大树下的石凳上耐心地等待,看她出来不出来。

过去的日子多么美好!前几天,她曾赠给我一件红色的管乐器,让我喜爱得不得了。想当初,还是她主动发起“攻击”的呢。也是一个黄昏,也是现在这个地方,她将刚采来的茅草芽赠送给我。当时,她羞得满面红晕。我知道这是她向我表示爱情的信物。这茅草芽、管乐器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是这是自己美丽的心上人送的。心上人如此美丽,这些东西又怎么会不美好?

我正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她悄悄地走了出来,从我身后用双手蒙住了我的眼睛。手指如此纤长,笑声咯咯,银铃一般。不是她能是谁?

改写的小故事有了情节的层次,有了心理的变换,尤其是有了饶有趣味的结尾,让学生在诗歌与小小说的比较中看出二者不同的意味。

在讲到《诗经》的四字句式特点的时候,我又分别把《静女》改写成五言诗和七言诗:

静女人真美,约我会城隅。

故意躲起来,找得我心急。

静女人真好,送我红彤管。

彤管艳又美,让我好欢喜。

静女心真巧,送我白茅草。

情结茅草中,让我好珍惜。

这位姑娘真美丽,约我相会到城隅。

姑娘姑娘躲哪里?让我心跳又着急。

这位姑娘有情意,送我漂亮红乐器。

姑娘姑娘多谢你,红红彤管表心意。

这位姑娘有心计,采来白茅寄心迹。

姑娘姑娘我懂了,你的深情我珍惜。

出示的改写作品引起了学生热烈的笑声和掌声。在比较中,学生明白了五言诗比起四言诗是一个进步,而七言诗表现的空间比起五言又大多了。

这样的体裁变换,很容易引起“大话语文”“Q版语文”的指责,其实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只要让课堂活色生香,只要学生喜闻乐见,这样的“脑筋急转弯”多一些又有何妨?有了这样不同的改写版本,学生的思维就回避了对单一方面、同一对象的关照,他们就明白原来语文的形式如此丰富多彩,语文的外延如此阔大。

五、在内容置换中嫁接创新意识

教学白居易的小令《忆江南(其一)》: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我别出心裁地置换了内容,把“江南好”改为“枞阳好”系列:

枞阳好,史丹久垂名。汉武射蛟留胜迹,陶公运甓惜分阴。景仰惜阴亭。

枞阳好,旧地仍鲜妍。白鹤峰前添翡翠,莲花湖畔系渔舟。烟景似天然。

枞阳好,美景话浮山。水面浮山山浮水,天底有洞洞有天。风景美人喧。

枞阳好,还有月儿湖。两两鸳鸯争窈窕,双双鸥鹭赛沉浮。梢后好红蕖。

学生一看乐了,原来课本上的东西还可以这样改啊!我们本县的历史风景还可以套用这个形式来表达。我引导学生分析了这个小令的总分总的结构特点,明确了中间一联的对仗要求。于是尝试着让学生仿写,可先不考虑平仄的要求。学生大都当堂写出,有的写得相当不错。

枞中好,处处皆美景。背倚凤凰面莲湖,身在校园心天下。鸿鹄飞云上。(赵越)

枞阳好,美景一湖收。三月垂柳岸上走,六月荷花湖中游。烟景似天然。(唐欣)

白荡好,螃蟹真不少。青壳白肚划碧波,横行霸道战水草。只是吃不饱。(陶洁)

鲍照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文言 创新 兴趣 高效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博大精深,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浓缩于篇章文段的字里行间,不管是鞭辟入里的孔孟经典,还是韵味深长的诗词曲赋,抑或发人深省的文言篇章,无不给人以美的陶冶、心灵的启迪。然而随着年代的更迭,如今很多人对文言已经产生隔阂,萌生畏惧情绪。在学生中,读不懂、不想读的现象普遍存在。学了却拿不到分的这种力不从心之感,更是学生急于逃避的主要因素。

文言文目前所处的尴尬处境,我想与老师的课堂教学是有所关联的。文言文教学的传统模式是教师先给学生通译全文、梳理内容,然后学生背诵课文与记忆知识点。这种模式相对僵化,没有顾及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违背他们活泼好动、“喜新厌旧”的天性,长此以往,文言文更没有市场。

如何搞好高中文言文教学,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经过几年的课堂实践,我认为对文言传统教学模式进行调整,在吸收旧有优点的基础上改变思路、大胆创新是很有必要的。

一、取其精华,重视导入与诵读

(一)有效导入,激发兴趣。

课堂导入即用简洁的语言、图片、故事等拉开一堂课的序幕,随之进入课堂教学主体的过程。高尔基曾说:“最难的是开始,就是第一句话,如同音乐上一样,全曲的音调都是它给予的。”这就犹如一堂课的导入,其成与败直接影响整堂课效果的优与劣。上课伊始,怎样把学生状态调整过来,并激发其对文本的学习兴趣,点燃思维的火花,都在这几分钟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导入这一环节要尽量精心地设计,不要草草带过,更不能不导入而直奔主题。学生对文言文本身存在畏难情绪,因此在课堂导入上,教师更应重视。唯有出新,才能制胜。

(二)加强诵读,培养语感,加深理解。

语文基本功训练中关键是培养语感,而语感的培养与朗读密切相关。所以要求学生在扫清文字读音障碍的基础上,熟读课文。课前、课中、课后,朗读形式尽量多样化。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自有其道理。多读、熟读不但有助于学生培养语感,领悟各种语文知识技能,还能加深对文章思想内容的理解。更有甚者,通过熟读成诵可以看到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可以把知识储藏于心中,内化为能力。

二、大胆放权,发挥学生的能动性

(一)课前导学,“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是解读课文的一把利器,它有助于学生了解写作本文时作者所处的时代、自身的遭遇,从而理解作品感情基调和思想倾向,以实现对写作主题的把握。如读鲍照的《拟行路难》,如果知道鲍照出身寒门,而当时社会又盛行门第观念,那么鲍照诗中所展现的愁情、深沉的愤慨就不难把握,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也是如此。为何侄子十二郎的死会让韩愈悲痛欲绝、身心恍惚,甚至失去生活信心?这与韩愈的家道衰微、韩愈与十二郎从小的亲密无间是分不开的。学生了解这些,就了解文本的感情基调和思想倾向,就能够很好地把握文章的主题。

当然,作者资料不一定要老师介绍,最好的方法是通过课前导学的形式,交由学生自主去查找,通过网络、参考书籍等获得相关知识。课堂上再通过师生的共同合作,加以明确。

(二)落实翻译,是学好文言的前提。

1.小组合作讨论翻译,教师集中解答疑惑。

改变由老师代办的传统文言词句梳理法,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课文的疏通。课堂上让学生2至4人一组对照注释和其他参考资料讨论并翻译全文,对于文中不能理解和翻译的实词、虚词及特殊句式做上记号。这一步既可以“温故”,又可以“知新”。运用这种讨论翻译全文的方法,学生比教师全文翻译时记得更深刻持久。当学生的投入有了收获,自然就产生了成就感,如此可以激发他们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每小组推荐一人向老师提出前面讨论翻译时遇见的问题。收集完所有问题,教师再按照在文章中出现的顺序从前至后对这些问题逐个解答,并对学生没有提出的,但是比较重要的或学生容易出错的实词、虚词及特殊句式进行讲解、提醒。然后要求学生对文章中的重点段落进行笔译。这样既能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又能很好地完成重难点的解析,真正做到“答疑解惑”,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师生共同总结归纳文言知识点。

字词的归纳主要有实词与虚词的一词多义、通假字、古今异义和词类活用。一词多义主要由教师以题目的形式列出,要求学生解答,在解答中记忆并学会运用;对于文中的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及特殊句式则可以按类别让学生采取自由发言的形式从头至尾在文章中找出,教师适当地纠正和补充。在总结归纳的过程中,给学生总结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关键在于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

(三)让学生当小老师。

现代教育理论及教育观认为:“一切教育的影响必须通过学生的主动积极性才能达到预期效果。”没有学生参与的课堂是谈不上教学质量的。让学生当当小老师,给他们一个任务,哪怕一段背景的介绍,一个小段落的分析,一个知识点的归纳,只要让他走上讲台,面向同学,承当老师的职责,那么他的责任感、表现欲就会被激发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励“小老师们”钻研、思考、表达,从而锻炼能力,调动其他学生的听课积极性。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是新鲜感使然,或是为了课堂的辩驳,为了课后的吐槽,他们都会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鼓足劲头对待,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目的。

三、以写作促进文言的学习

鲍照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