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寺多景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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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寺多景楼范文第1篇
镇江地处长江下游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西接南京，东邻常州，北与扬州隔江相望。镇江的风景名胜无处不体现着自然与人文、山水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金山之雄，焦山之秀，北固之险，南山之幽”，尤以“江、山、寺、洞、泉、林”景观俱全而著称，形成了优良的风景名胜体系，现有两个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三个省级风景名胜区、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和一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焦山十六景”，如华严月色、汲江观日、镜江夕照等自古闻名。南山重峦叠翠、清幽断俗，“鹤林烟雨”、“招隐红叶”更具特色。宝华山具有“林簏之美、峰峦之秀、洞壑之深、烟霞之胜”四大奇秀。先人三千多年前智慧的结晶，造就了金山“寺裹山”、焦山“山裹寺”和北固山“寺冠山”的精妙特色，堪称江南建筑艺术瑰宝。这些是山水文化游的基础，也是我市旅游资源的精粹。景观：镇江风光旖旎多姿，具有真山真水的独特风貌，古人以“天下第一江山”来形容镇江山水名胜之气势。最著名的风景区是沿江夹峙的京口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以及南郊风景区。除“京口三山”外，城内还有一处尚可一去：西滓古渡街(镇江市内西部云台山麓，是一条有千年历史的古街道)和镇江博物馆。金山以峙立著称，焦山以雄奇见长，北固山以险峭称奇，南郊则以幽静取胜。北固山景区内，甘露寺有石刻“天下第一山”，山巅的多景楼被誉为“天下第一楼”，后山最高的凌云亭有石刻“江山第一亭”；金山寺的中泠泉有“天下第一泉”之称。镇江属北亚热带南部季风气候区，降水协调，四季分明。
1949年2月为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其中1939年至1949年镇江沦陷期间，江苏省政府迁往苏北)。
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划城区和近郊为镇江市，划四乡为丹徒县，均隶属苏南行政区镇江专署。1953年1月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设镇江专区，同时撤销常州专区，原所属武进、溧阳、金坛3县归属镇江专区管辖，镇江专区管辖镇江市和丹徒、扬中、丹阳、江宁、句容、溧水、武进、溧阳、金坛、高淳11个市县，专署驻镇江市。1954，年镇江市改为省辖市；1956年，武进县(驻常州市)划归苏州专区，原属苏州专区的宜兴县划入镇江专区，扬中县划归扬州专区，后又划回镇江专区；原属扬州专区的仪征、六合、江浦3县划入镇江专区，后复划回扬州专区，镇江专区辖10县。1958年8月，镇江专区改名常州专区，专署山镇江市迁入常州市，原由省辖的镇江、常州两市领导划归常州专署领导，将江宁县划归南京市领导，撒消丹徒县，并入镇江市，原隶属苏州专区的武进县划入常州专区，辖2市9县。1959年9月，常州专区改名镇江专区，专署由常州市迂驻镇江市，辖镇江、常州2市及武进、丹阳、溧阳、扬中、句容、溧水、金坛、高淳、宜兴9县。1960年武进县划归常州市领导，1962年常州市改为省辖市，常州市领导的武进县划归镇江专署领导，恢复丹徒县，由南京市领导的江宁县划归镇江专区，镇江专区下设11县。1970年镇江专区改称镇江地区，专署驻镇江市，辖镇江市及丹徒、武进、丹阳、溧阳、扬中、句容、溧水、金坛、高淳、宜兴、江宁1市11县。1971年将江宁县划归南京市领导，镇江辖1市10县。现在镇江市辖丹阳市、扬中市、句容市及京口区、润州区、丹徒区、镇江新区。
甘露寺多景楼范文第2篇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生命的旅程中或多或少去过一些地方，九华山就是我常去的一个场所。读过佛经的人，都知道地藏菩萨的大愿，可以概括为“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因此就与文殊的“大智”、普贤的“大行”、观音的“大悲”相呼应。
九华山是大愿地藏王菩萨道场，成就一千多年来僧侣及大众的朝圣膜拜之地，缘起于新罗国(唐代朝鲜半岛南端)僧人“金地藏”的故事。他在九华山开创了地藏道场，此后，地藏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愿传说，和九华山地藏法门肉身不朽的传奇，一直为佛教信徒所津津乐道。
金乔觉驻锡九华，苦心修炼数十载，于九十九岁高龄，跏趺示寂。其肉身置函中经三年，仍“颜色如生，兜罗手软，罗节有声，如撼金锁”。根据金乔觉的行持及众多迹象，僧众认定他即地藏菩萨化身，遂建石塔将肉身供奉其中，并尊称他为“金地藏”菩萨。九华山遂成为逐渐形成与五台山文殊、峨眉山普贤、普陀山观音并称的地藏应化圣地。
我曾经数次在九华山的前前后后寻觅过金乔觉圣迹，到现在很少人去的九子岩上仰望过他亲手植下的枫树和榆树。走到近前，背靠大树，感受曾经也拂过他面容的清风；在他曾经跌坐的山涧里掬一捧山泉水入口，体会他曾经在此看过的云卷云舒。在甘露寺后的定心石旁呆坐，听竹叶在风中沙沙的婆娑，看竹影在朝霞暮色中起舞。它们都好像与我在相互的映照。
沿着那一条条曲折向上的山路，身边的景象在虔诚中变换，自己在旅程中的心情亦会随之变得安详。山上原来有一条由求法者与香客铺就的蜿蜒石阶小径，从山下到山上。在这条路一路走来，不知不觉中就走了一千多年，现在这条路早已被盘山公路所取代，一下子把上山敬香变得容易起来，求法的菩提之路似乎变得遥远飘渺……
到了山上就会知道当年的金乔觉为自己选了一个好地方。山不高却神奇，山秀美但不绮丽。那里的神奇在于多肉身，著名的有金乔觉、无暇、大兴、慈明、明净、仁义师太、普文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那里秀美在于多烟雨，在九华山的前后山里可以找到四大菩萨坐骑的灵石。
绮丽不是昔日的佛法，亦不是今天心境。佛教这样的圣地，对于我个人而言，却显得十分另类。可在我心里却一直钦佩那些为自己心中理想，穷其一生乃至用生命去践行的人。不论是孔子、耶稣、释迦摩尼还是，他们其实往日也如你我一样的人身凡胎。所有这些觉悟者在他们心底里都有一个宏大的愿。他们并不是只用自己的语言来说教，而是不着片字，用自己的身躯去经受一次次磨砺考验，践行弘法行愿。
在这些圣地里我好似明白要“尽心尽意尽力慈悲地去爱”及“爱人如己，爱人以慈”这两点。是不是这样就会完成我们的自我救赎，在佛陀所营造的新天新地中，得以永生?
去过不少佛教圣地，总在想古人常讲“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为何这些大德的高僧都爱到深山里修行而远离更需要佛法的闹市人间?人间的烦恼多么需要抚慰，是那般的沉重，放下真是最好的解脱?众生的幸福是多么需要引导，视乎都如白驹过隙，如飞鸿无痕，真能如琉璃光般澈亮?凡尘中的灵魂何事才能追赶上凡人身体?是非曲折是不是就不要有个了断?色即是空的“空”是简单的一次次归零?空即是色的“空”到底有多大体量能承下红尘里的诸多色相?
每个人去一个地方都会产生自己的联想和疑问。在联想中信马由缰，在疑问中寻找解答。有联想与疑问我们才有新的发现，才会有深度的人生之旅。旅行是一种态度，源于我们对生活热爱，也是一种磨砺。生活的磨砺本不该把人磨成一种圆滑，而要更加的有棱有角，这才是与生俱来的模样。所以才会有如大德高僧多年苦修后的顿悟。
佛说过“佛即众生，众生即佛”，我是否理解佛的明心见性?但我知道佛爱众生，众生爱佛!九华山就在眼前，我曾多次流连往返于此，以前我离它很近，其实我的心离它很远……
对于生活，我们是在一种渡过状态，往往将最美好的愿望寄予终极。仿佛最美好的人生风景只在彼岸，而此岸只是一种过渡，因此我们对人生沿途的风景常常忽视。其实，生命中的风景都是在途中，活着是为了经历，经历就在当下的现实，也许它是平凡的、琐碎的、漫长的，生活让我学会安于途中，去享受佛国天堂的模样!
绮丽不是昔日的佛法，亦不是今天心境。眼中的九华心中的佛国，那是我们的生命能量之场!我知道生命之路说长很长，说短也很短，不过百年的三万六千场，体验到了磨砺之后的那种安详，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那种对当下千转百回际遇后的坦然。让我可以去安然领受生命的一次次脉动和整个轮回循环，从此岸到彼岸，此岸花绽放，彼岸必留香!
最佳拍摄时期和地点
九华山一年四季都是可以拍摄的，不同的季节呈现不同的佛国景象。
游览九华山最好的季节是3月至11月。九华山共有99座山峰，以天台、十王、莲华、天柱等9峰最雄伟，群山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落其间。
最佳拍摄地点大致在九华街、神光岭、闵园尼庵群、天台、花台、九子岩的双溪。
旧志载有九华十景：天台晓日、化城晚钟、东崖晏坐、天柱仙踪、桃岩瀑布、莲峰云海、平岗积雪、舒潭印月、九子泉声、五溪山色。此外，还有龙池飞瀑、闵园竹海、甘露灵秀、摩空梵官、花台锦簇、狮子峰林、青沟探幽、鱼龙洞府、凤凰古松等名胜。
甘露寺多景楼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文化因缘；社会文化功能；社会文化层次；苏轼词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029-02
宋词，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和巨大的艺术魅力与中国文学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楚辞、汉赋、唐诗、元曲等交并而誉，称之为一代之胜。提起宋词，人们自然会想到苏轼，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审视苏词，我们发现苏轼一方面创作抒写“歌姬情结”，表征社会风俗行为的应歌词、应社词、酒词茶词和节序词，一方面又以诗为词，以词言志，抒发家国之忧和经事济世之怀，向儒家提倡的诗教靠拢，力求在下层世俗文化与上层高雅文化的相互冲撞中，走向二维复合的境界。
一、抒写“歌姬情结”――苏词的社会文化因缘
吴雄和先生在其《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中，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对词的意义作了这样的界说：
许多事实表明，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涉及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佐酒的歌姬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姬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词的社交功能和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
词本身是一种与隋唐燕乐结合而成的新诗体，宋词很大程度上源于歌姬制度的社会化、商业化倾向，每逢宴饮，歌姬奏乐唱词，成了士大夫家庭中普遍流行的娱乐方式，当时人们有“共听新声”的时尚习俗，在尊前筵间歌舞佐欢的社交与娱乐场所中，歌姬始终是作为歌唱主体而出现的，而作为文本的创作主体词人在唱歌填词中，有时往往移情闺阁，作妇人语，代为歌姬抒情达意。源出“北里”的小词，到了士大夫之手后，出现了士大夫官私筵宴与市井秦楼两个歌场并存的生存环境。在这两个生存环境里所呈现的具体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虽然不尽一致，但都不出以伶工为核心的“歌场舞榭之生涯”一途，在文化层面上，也都不出世俗化的范围。苏轼是在这一生涯和范围中成长起来的词人，在他的词中有不少抒写“歌姬情结”的应歌之词。象《南歌子・舞姬》、《醉落魄》等，是他在政事以外对个人情感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价值判断个。表现出苏轼偶偕知己红粉佳人而深感人生之幸的情感取趋向。他的应歌词与当时停留在“人生行乐”层面的词不同，升华到了纯美的情感世界，是对个体主体的情感欲望的肯定与追求的表现，我们举他的《三部乐・情景》为例。词云：
美人如月。乍见掩暮云，更增妍绝。算应无恨，安用阴晴圆缺。娇甚空只成愁，待下床又懒，未语先咽。数日不来，落尽一庭红叶。 今朝置酒强起，问为谁减动，一分香雪。何事散花却病，维摩无疾。却低眉、惨然不答。唱金缕、一声怨切。堪折便折。且惜取、少年花发。
词中“唱金缕”三句，化用唐杜秋娘《金缕曲》“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词义，为歌姬立言。据考该词作于通判杭州时间，词中的歌姬就是作者深爱的歌姬王朝云，词作表达了作者出于肺腑的对歌姬的爱恋，就是当时流行于士大夫社会的“歌姬情结”，真实地折射出当时士大夫在游姬恋姬的风俗行为重具有共通性和普泛化的心理积习与情感取向。这种抒写“歌姬情结”的应歌词成了当时的约定俗成而又极富时尚的社交语言和语体。
二、表征社会风俗行为――苏词的社会文化功能
清人周济指出：“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然美成《兰陵王》、东坡《贺新郎》当筵命笔，冠绝一时。碧山《齐天乐》之咏蝉，玉潜《水龙吟》之咏白莲，又岂非社中作乎？故知雷雨郁蒸，是生之菌，荆榛蔽芾，亦产蕙兰。”这段评论虽然承认在应歌、应社而作的词中，不乏“有谓之词”，但在总体上否认了应歌词与应社词的艺术价值。以纯艺术的标准来衡量，应歌之词不少确如“荆榛蔽芾”，然而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观之，无论是其中的“有谓”之作抑或“无谓”之作，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功能与价值，因为它们都是风俗行为的表征，都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士大夫群体的心理积习与趣味原则。
作为风俗文化的表征，苏轼就创作了像《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这样有名的应社之词，词曰：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尊前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这首词是苏轼在润州甘露寺多景楼与孙巨源、王正仲的一次社交活动中所作，该词既有在“三公皆一时英秀，景之秀，姬之妙，真为希遇”中的“应社”性能，又有付诸姬喉，佐欢寄情的“应歌”性能。现存苏轼和其他词人的应社之词数量相当多，反映了士大夫在交往中非词不足以尽兴的习俗，如果说应歌词、应社词是宋代文士在“一张一弛”中形成的日常生活行为的表征，那么，节日宴赏，歌词佐欢，则是人们在“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中形成的非常生活习俗，它孕育了大量的节序词和寿词，成为宋词赖以繁衍的重要渊薮。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创作了数量不少的节序词，而且成就斐然。他的中秋节序词《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丙辰”为神宗九年，子由即苏轼胞弟苏辙。苏轼与弟自熙宁四年于颖州分手后，已有六年不见了。对此，苏轼认为，人有悲欢离合，与月有阴晴圆缺，都是自然常事，无须怀恨；更何况在共同“玩月”、遥致慰藉中，离别这个人生憾事不也就得到补偿了吗？该词上片执着人生，下片善处人生，境界高洁，说理通达，展现了旷达而又浓厚的“中秋情结”，被称为“第一中秋词”，有的还认为“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馀词尽废”。所谓“馀词尽废”，主要就艺术成就而言的，作为积淀在中秋这一节序中的情感定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其他中秋词所普遍具有的，虽不及苏词旷达，但与苏词一样都反映了饱含在“万家齐望清辉”的风俗行为中的“情结”，都具有相同的文化功能与价值。
三、以诗为词，雅俗并存――苏词的社会文化层次
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生成，深深根植于唐宋社会的变革中所崛起的庶族知识分子雅俗两极的文化性格。他们轻视礼法，“必争名竞利以求快其欲”，注重个体生命的欲望满足，明显具有流俗的一面；他们在崇尚文章之学或新型的经学中，又“持国是，规君过，述民情，达时变”，体现出传统儒学所倡导的群体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明显具有崇高或高雅的一面。这种雅俗两极的文化性格，既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又规范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就苏轼词的创作来看，既有上面论述的表征世俗化生活行为的应歌词、应社词，其成就更表现在以诗入词、以词言志，抒写经事济世的伟大抱负，表现乐观旷达之人生感悟，这些词达国事，规君过，述民情，通时变，表现时代精神，属于高层位即雅文化范畴。以王安石宁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诱发了苏轼在词体的创作中的“诗心”，推动了他在歌台舞榭的“生涯”之外将小词诗化、雅化。其《临江仙・夜归临皋》云：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该词作于元丰五年。词人在荒山大江的大自然怀抱中，深感宇宙的无边安详与宁静，白天的烦恼，平时的得失荣辱，一齐被摆脱了。其中“此身非我有”语出《庄子・知北游》：“舜问乎丞曰道可得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乎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熟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长恨此身非我有，则反其意而用之，表现了苏轼对自我在奔走“营营”中失落的悲哀与对个体之实在性的肯定和祈取。
由“求适”而“全适”，苏轼的个体主体获得了自由，自我生命价值得到了充分实现。请看作于这一时期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调下有题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指行路时遇到一阵过雨，其他人狼狈不堪，自己却独不改其度，反而觉得雨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别有其趣。词借眼前经历，书写怀抱。苏轼待罪黄州，政治上沦落失意，但不随物悲喜，不让外界环境的变化扰乱自己的心境，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该词写他在风雨中不怕风雨，在逆境中保持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也是其“性之便，意之适”的具体体现。
从贬后不“适”到求“适”，从“适未厌”到全然而“适”，是苏轼待罪黄州时期的一个心路历程。苏轼求“适”的目的是为了化解由“多难畏人”带来的沉重情累。当其发而为词时，往往“任天而动”，随物赋形，“如川之方至”，从而冲破了歌场舞榭的限制与束缚，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品，革新了词风。换言之，作为苏轼化解情累的心路历程的重要载体，其黄州词成功地得到了诗化，实现了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苏轼雅俗之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一面载负着世俗文化的品格，一面却又担负着精英文化的气息，犹如一块硬币的两面――既相背离又相统一，真真作到了雅俗共存，文野互见。
参考文献：
[1]吴雄和.唐宋词通论[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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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全宋词 [J].中华书局，1986：280.
[5]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