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真实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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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真实的荒谬范文第1篇
??不知道这种想念有何意义，只是就任由了回忆，牵出一面昨日的欢颜，和一幕黑影，从极远处迫过来，但不至于凝重。若干游动的心思拙笨的勾画出重逢场景，这一念，于平静处的干扰，却把我推向深渊。
??其实也无痛感，本来就是游戏的状态。从不可能到不可能，开始与结束没有质的区别。在这无聊与空洞的夜里，找一个貌似温暖的由头，让自己愉悦起来罢了。延长这不可能的瑰色梦境，对精神是一个按摸。无所谓真实与虚幻了，只是想了，想的惬意，而居然就真的诞出高兴了。
??一线线，一面面的飞描，接近卸重的彼岸。自私的，无情的，封闭的天堂般的想象，引出某种罪恶感，以至想在途中停断，但终究止不住已畅意开来的脚步。想象越加夸张了起来，并附着心灵阴暗面的堕落。无需辩解，这看似坚定与追求崇高的心灵，原本就附着了丑陋，以至要走向某种极端。但不至出理性的槛门。在有限的纵意中，终究自我熄灭。
??是的，一开始就明了这只是一个游戏，自我的设计，自我的伏笔，自我的悬念，自我欢愉。责任，负担，所谓道德渐而衰弱，成全逃离。这想念的假设，一点点解开生活沉重的绑束。在假定的场景中一幕幕坠落片章的实现，崩紧的神经，象做了缓慢的运动，渐渐松驰下来。人有的时候需要面对阴暗面的想象，不至于在阳光正大的坚守中窒息。
??一个人临窗看满天星光，白昼与黑夜在时序上的颠倒，是我想要的。以至在极深的夜里，清醒的踱步于混乱的飞舞。这孤单的美妙，原本是可爱的，极端纯美的。而这想象里勾画出的不真实的那一幕黑影，却必然要参与到过程中，甚至要强占一地。并且，若无这黑影的存在，这荒谬的想象也绝然不复存在。
??这一幕的黑影是一个必存的载体，我需要跟他一起才能干些强盗的勾当，打劫道德，打劫良知，打劫善良，以及所有光明的引诉。一切的一切将被抹煞去，做一个自由的，自游的，自忧的，自有的人。在一个极简单的空间里快乐的活着，不去理会死亡以及死亡之前的重荷。
??借助黑影的的力量，得以成全的“天真的自由”，越来越虚幻于渐淡的欢愉。以至在良心与道德间责问，这接近毁灭的，终究只是麻醉着的神经错乱。这好象又成了某种底限的有着叛逃意味的酷刑。自剖的尖刻，郝然于无地自容。但只是想着，却无法感受到，这在一秒秒间累积起来的罪恶的压迫。
??这仅仅只是一个游戏，象一只伸展了翅膀的风筝，能飞多高就飞多高，但握在“正常”的手里的线，随时能把它拽回来，再硬冷地看着它在落地的一刻，摔成碎片，再被风吹走，片影不存。
不真实的荒谬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商品化 民俗旅游 本真性 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以往被人们斥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的民俗文化进入了旅游研究者和旅游规划者的视野，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随后，民俗旅游作为一种专项旅游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至今方兴未艾。
一、民俗旅游中的文化“商品化”
民俗文化成为旅游资源，与民俗本身的本真性特征密不可分。1.民俗旅游所依托的民俗旅游资源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征。无论是服饰、饮食、建筑，还是礼仪、节庆，都是一定环境的产物，都是一个民族、地区人们生活的本来面目和真实反映。2.民俗旅游所依托的民俗旅游资源具有原始性与神秘性的特征。具有原始性与神秘性的众多的民俗事象能充分满足现代人的求新求异的心理。3.民俗旅游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识。民俗旅游却更多地向人们展示了富有人情味的东西。民俗旅游的本真性，是民俗旅游赖以存在的基础。旅游者对异域民俗强烈兴趣和好奇主要通过在旅游活动中对真实性的文化再现来实现。因此，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应该尽量保存民俗文化的本真性。
可随着旅游者的大量涌入，旅游的文化“商品化”和“真实性”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摆在我们面前，这种现象存在于东西方各国，也一直是旅游人类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雷本认为：在旅游经济中，出于赚钱的目的,任何可以合法地吸引外来游客的文化因素，都可以被包装、被定价、作为商品提供和出售给游客，文化被当作商品来买卖(NelsonH・Graburn,1976) 。舞台化是商品化的重要形式之一。
对民族文化商品化持反对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的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他认为:民族文化商品化后，不仅使当地民族对本土文化失去兴趣与信念，而且还会使文化本身丧失原有的内涵，文化的真实性将弱化，它甚至使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沦为格雷本所说的第四世界(NelsonH・H・Graburn, 1976)。他认为：商品化的最终结果是导致文化失去真实性,民族文化遭到腐蚀和破坏(Greenwood, 1977) 。另外，也有人类学家认为文化的商品化将构成随文化政治化而来后的文化上的第二个危险:当民俗旅游由于注入过多的商业因素和权力因素而被高度组织化、机构化、舞台化之后,民俗旅游越来越被抛离民俗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和生存土壤,民俗生活被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人们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甚至是一系列符号如民族服饰、民族物品、歌舞表演、仪式等来展示具有历史底蕴的民俗文化,深厚的民俗文化演变成了高度产业化下快速复制的商品,最终,民俗旅游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刘晓春,2002) ,而民俗文化的真正含义遭到了残酷的扼杀。更让人担心的是,民俗文化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由于存在不被正确理解而导致不正当舞台化进而庸俗化的可能。如一些地方,一些迷信、落后的文化传统或习俗被刻意渲染,一些本应该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按照传统规定的内容和方式举行的活动却根据旅游者的需求随时随地开展,甚至宗教礼仪也失去了本该有的严肃性和神秘性,而变成了一种世俗物品。如西班牙Fuenterrabia地区的Alarde仪式,原本是巴斯克人抗敌入侵获胜后“集体高贵”精神的展示,却因当地旅游的需要,变成了一天举行两次的大众仪式,仪式的真实内涵逐渐丧失。格林伍德对此表示极度的愤慨,他说:“文化商品化只需几分钟,而几百年的历史却毁于一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如有人认为文化商品化的进程并不一定使其失去意义,因为参加这种活动的民间艺人,他们的表演是认真的,他们为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而骄傲,没有理由指责他们的表演亵辱了本民族的文化。而且,民俗旅游文化的商品化还将有效地促进民族文化的推广和发展(申葆嘉, 1999 ) 。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科恩( Erik cohen, 1989)认为:商品化使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真实”(即使经过了商品化) ,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销售带来的资金支撑,商品生产的技术和设备不断更新,从而使生产出来的商品更趋完善,更具民族特色,这反过来有效地保护了民族文化。许多旅游人类学家把这一过程看作是一种文化重创、文化复活和传统文化加强的过程,有的人甚至把这种过程称为“文化复兴”。如云南丽江地区的洞经音乐在濒临消亡之际而又因旅游的商品化行为最终推动其被抢救和复兴的过程便是成功的例证。现在到丽江旅游的游客都把听洞经音乐当作重要的活动之一,洞经音乐从此成为丽江文化旅游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民俗旅游中的文化“真实性”
对于旅游中文化真实性的研究源于旅游活动对传统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格雷本认为,当今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相比是一个虚假的社会,一切都变得“不真实”了,而旅游者到异地旅游是为了接触异地、异质文化,是为了寻求他人、他民族真实的东西,旅游者的这种追求异地真实性的心理倾向被人类学家称为文化的真实性。不少人认为,旅游活动尤其是民俗旅游和文化旅游,把民俗文化商品化, 破坏了地方文化和人际关系的真实性。Turner和Ash (1975)指出,旅游所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假的东西。而Boorstein (1992)甚至认为旅游活动是一个“伪事件”。根据学者徐赣丽对广西金竹乡在进行旅游开发后的研究表明,当地旅游中的歌舞表演是在对生活中劳动、娱乐等活动在综合基础上的夸大美化,歌舞表演的主导者力求通过本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特征的“整合和概括”,把游客所看到歌舞表演设计为完全像是从当地原生态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从而迎合游客对少数民族歌舞及其文化的想象和真实性的追求。另外,她还发现,老百姓对一直传承的歌舞含义的解释,也莫衷一是。相比较那些日常劳动的舞蹈形式,他们更愿意接受那些加工或改编后的歌舞,即文化生产,因为这更能风光地展现自己和体现他们的风情,而游客并未觉得歌舞表演是不真实的,相反还有很多重游客。由此可知,在民俗旅游目的地的居民都对真实性的看法“各自为是”、理解各异的前提下,游客是很难真正追求到文化的原汁原味的。因为文化的真实性是发展的、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真实是可以被创造的。同时,为了满足现代游客来去匆匆而又想体验民俗地区文化真实的这种需要,简单化而又特色化地并在一种相对真实的环境中提供文化表演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因为,现代旅游中的大多数经历都属于“旅游场景真实”经历,而非民俗地区文化的“本体真实” 。前者来源与后者,是后者的一种艺术化形式。另外,不同的人对体验真实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对于那些视旅游为玩乐,极易在旅游中得到满足的游客来说,真实性的问题根本不存在。Bruner和Kirshenblatt - Gimblett (1994)论证说,旅游中的民俗表演不是要提供真实,而是为游客提供一种旅游现实感,一种可以让他们体验当地文化的舞台。科恩(Cohen, 1989)也认为,所谓“真实性”取决于人们的感受。因此笔者认为,真实性是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的,旅游者所追求的真实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日常真实是不同的,也与旅游人类学家所理解的真实是不一样的,大众旅游中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真实和原汁原味是很难达到的。
三、民俗旅游开发过程中本真性的保护
尽管，民俗旅游在开发过程中带来了很多的负面效应，但积极的一面我们也应该肯定，关键是如和进行调和。我们可以加强对民俗旅游的管理来调和本真性和商品化的矛盾。具体说来，可以从旅游地居民、旅游者和旅游企业三方面入手。
1.对于旅游地，要保证尽量提供原汁原味的民俗。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使用各种手段，如文字、图片、模型、光盘等对本地的民俗文化进行真实、详尽的挖掘和整理；要加强和对旅游地居民的教育和引导；政府及有关部门还应该为旅游地居民提供学习民俗文化的机会，建立相应的培训和教育机构。
2.对于旅游者，应该积极引导他们理解和尊重旅游地的民俗文化。(1)事先向旅游者提供有关旅游地民俗文化的准确信息，尤其是那些不易被外来者所理解和接受的部分。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2)应该根据旅游地的民俗文化环境，规范旅游者的穿戴及言行举止，对旅游者的不恰当的装扮及行为进行限制，减少和避免不健康文化对旅游地的负面影响。
3.对于旅游企业，主要是引导和监督开发商协调好民俗文化保护与开发二者之间的关系。旅游企业要在保护好民俗旅游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开发，才能保证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接待旅游者而必须进行的建设尽量规划在民俗文化旅游地之外的区域，遵循“区内旅游，区外服务”的原则。另外，旅游企业在将民俗文化转化为旅游产品的过程中，有些内容应有限制性地展示或者不展示。
总之，在民俗旅游开发中，应避免吹毛求疵地追求“本真性”与无所不有的“商品化”，应在保留民俗文化的本真性和商品化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将民俗文化的内容有限制地、有选择性地展示给旅游者，让旅游者享受到真实的民俗文化的同时，给民俗文化的保护带来新的机遇，使民俗文化的保护和民俗旅游的发展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1]李正欢: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J].哈滨学院学报, 2002年第11期
[2]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M].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
[3]徐赣丽:生活与舞台――关于民俗旅游歌舞表演的考察和思考[J].民俗研究, 2004年第期
不真实的荒谬范文第3篇
[关键词]哲学 基本问题 辩证关系 社会发展
一、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
恩格斯在1886年初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近代哲学家依照如何回答世界的本原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始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发展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基本上是用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评定所有哲学或“全部哲学”。 既然是“全部哲学”,就应该包括古希腊哲学、恩格斯以后的西方现代各哲学流派,还应该包括全部中国哲学史。由于时代的原因,恩格斯对他之后的西方哲学不可能知道,中国哲学恩格斯基本不了解,又怎能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来硬套在“全部哲学”头上呢?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来划分所有哲学家呢?
哲学产生以前,人们是用神话和,通过感性的、表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哲学的产生意味着人们主要是通过思维、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古希腊哲学是从神话和的束缚下诞生的,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普遍与特殊、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古希腊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的诞生地,西方哲学史上各种流派几乎都可以从古希腊哲学中找到自己的起源和萌芽。
最初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很重视自然的研究,开始不用神秘的、非自然的东西而用经验的物质性的东西来解释万物的本原,他们的思想中包含着一个如何用不变的东西来解释变的东西的问题。如赫拉克利特强调变,认为只有变才是真实的,没有永久不变的东西;巴门尼德认为存在的东西既不能产生,也不能消灭,变意味着“多”,不变意味着“一”,只有“一”才是真实的,“多”不过是幻想。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的兴趣由关注自然转向关注人。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一切都同样的真,是非善恶都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苏格拉底认为真理不在个人,而在人类一般,不在感觉,而在思维,真正的知识就是从具体的道德行为中寻找道德的普遍性定义,而寻找定义的方法就是论辩诘难。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了一种系统化的时期,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理念”是各类具体事物的普遍概念,他把“理念”看成在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存在于个别之外,认为“理念”是最真实的,感性世界是不真实的。亚里士多德虽然也重视“理念”,他称之为“形式”,但他不同意把“理念”看成是和个别事物分离的、独立存在的实体,而认为“理念”或“形式”不能离开感官事物而独立存在,普遍的东西不能离开个别而东西而独立存在。
在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同时,西方许多国家也逐渐产生了其他各种哲学流派。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基本上代表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对待世界万物的态度。在英美主要形成了以科学主义为特征的分析哲学,基本上把人和世界看成是互相外在的,人不过是自然界的旁观者、观察者和反映者,人站在事物的旁边而不参与其中;在欧洲大陆主要形成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基本上认为人心具有融合人与世界万物巨大力量,它们关心人的存在,关心个人的东西、反对非人性化,反对传统哲学的学院气和远离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有以下三点:第一,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一心关注自然、关注外部的物理世界以及人对世界的认识,而是专心致志于语言问题、符号意义问题和交往问题,第二,都从不同角度批判传统哲学那种崇尚超感性的抽象概念王国的旧形而上学,反对超验的领域,强调现实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第三,不再像传统哲学那样崇奉确定的、普遍有效的准则或规范,强调一切都可以发生变化,多元主义和分歧在哲学界占统治地位。
中国哲学史从商代开始萌芽,到春秋时期形成,截止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先秦哲学;二是秦汉至明清之际的哲学;三是明清之际至时期的哲学。中国哲学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特点:
明清以前的天人合一思想包括:一是儒家的有道德意义的“天”与人合一,如以朱熹为代表的人受命于天、“与理为一”,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人心即天理”的天人相通,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相类;二是道家无道德意义的“道”与人合一。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不注重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区分,而是把二者看成浑然一体。明末清初开始兴起了一种反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转向类似西方的主客关系和主体性思想。典型人物是王夫之,他认为“气者理之依”,强调“即事以穷理”,反对“立理以限事”。这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转折点。
由此可见,从哲学史的现实内容来说,硬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来套整个古希腊哲学以及西方现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来套中国传统哲学,显然不合适。哲学的基本问题不能只限于西方近代哲学所突出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哲学史的现实内容看,同样说明了贯穿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周围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
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相对性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它们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也就是归根到底谁先谁后,谁依赖谁、谁决定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唯心主义是荒谬的。恩格斯指出:“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用。”
1. 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往往只从一种或几种常见的物质形态上去寻找世界的本原。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恩格斯指出它的第一个局限在于“仅仅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第二个局限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也就是说,机械唯物主义把不同质的事物和现象都用机械运动的原理加以说明,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在社会历史领域则无法用唯物论进行说明,因而陷于唯心史观。由此可见,恩格斯要创立和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
其实,从逻辑角度分析,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这只是归纳的结果,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归纳都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因为在人的经验所不能触及的地方就不包括在人类的归纳之中。因此,通过归纳而获得的结论是不确定的,需要反思。
2. 唯心主义的合理性
唯心主义有两个分支。一支是主观唯心主义,把个人的精神(心灵、意识、观念、意志、感觉等)当作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其他事物都只存在于“我”的感觉、意识之中。如宋代的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明代的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英国的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奥地利的马赫的“物是观念的复合”等。另一分支是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不依赖物质、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精神”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在这种绝对的客观精神的发展过程中,才产生了物质世界。如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高于一切的惟一真实的存在,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或表现,宋学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主张“理在气先”等。
唯心主义在探究精神生活的独立性方面有其积极意义。就主观唯心主义来看,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只是强调没有人的参与,这些存在都是没有意义的。就客观唯心主义来看,认为上帝、神是造物主,肯定了人的意识、精神的价值高于身体存在的价值,从而使人获得了一种价值和道德上的至善的标准,提升了人存在的价值。成为人们辨别是非,科学实践,从而成为改造自然的理论工具。
参考文献:
[1]《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不真实的荒谬范文第4篇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成为简・奥斯汀》；奥斯汀；伊丽莎白；人物命运
简・奥斯汀是18世纪英国最后一位小说家。凭借其生前流传于世的六部文学史上的伟大著作，成为在英国文坛享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文学作品无一例外表现出对于女性独立自主独立意识的宣扬，这亦是她本人作为一个独立有思想有见解的女性对于当时社会其他女性追求自己的独立和尊严的一种“文学式”的呼吁，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奥斯汀热”。同时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还能够感知到她鲜明的女性意识，并提出了种种问题有待后人不断思考、探索。当然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种独树一帜的新思想的提出必定会在社会多元化的浪潮中遭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打压。当时很多评论家曾一度批评其小说的题材不够开阔，其中的思想也有着过于强烈的保守意识。然而时至今日，简・奥斯汀的作品仍旧闪烁了感染人心的艺术魅力，让每一位阅读过她的作品或者是观赏过影片的人都为其文学之美折服，深陷其中。尤其是其作品中那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是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走进了我们的心中，并在那里留下了永恒的足迹。
影片《成为简・奥斯汀》以及由简同名小说《傲慢与偏见》改编的影片，都是简一生较为贴切而现实的写照。前一部作品是以简真实的生命历程改编的人物传记式影片，真实反映了简・奥斯汀短暂而又绚烂如焰火般热烈的生命历程。后一部则是由她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改编的电影。她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如此细致入微、感人至深的文学佳作，在很大程度上和她本人的人生经历有关。现实生命里没有来得及实现的愿望只能借助于文学作品诉诸笔端表现出来。相比起来，她本人同律师的爱情经历似乎比文学作品更加富有传奇性，是我们永远读不懂又读不厌的“传奇故事”，比她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伟大的著作。似乎可以将影片《成为简・奥斯汀》定义做《傲慢与偏见》的现实写真版。然而无论哪一部影片，都让我们走进了简・奥斯汀――这个智慧同美丽并存，有着发掘人生大智慧的女性的真实的生活中，感知她不俗而曲折的生命历程，同她一起欢笑一起流泪。通过将两部影片对比，可以让我们更好感知简・奥斯汀的思想精髓，吸收她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她本人人生的种种选择中，我们对简的生活和命运有了更深一步的认知，对于她的爱情观也有了明晰的了解。而不能否认，她的很多思想，时至今日仍旧有着极其有价值的指导意义。
首先，影片《成为简・奥斯汀》同《傲慢与偏见》都反映了女主人公在自我认知和发现方面的先进性。《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极为骄傲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伊丽莎白得形象角色更是赋予了简尤为明显的情感和意志。简对她的喜爱和自己内在坚持的某些个性也是相融合的。伊利莎白聪明，开朗大方，有着独立的个性和招人喜爱的性格。尤其是同当时其他的女性相比，她性格上的优势尤为突出明显。这亦是作者简・奥斯汀的性格特点。只是相对于伊利莎白来说，稍许沉稳和内敛。同时她对自己的人格十分尊重，不会因为外在的浮躁的风气而改变自我。自尊自爱是简性格中尤为明显且十分可贵的品质之一。人的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便是道德上的高尚以及对于自我人格的尊重。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更不会博得别人的敬重，也不会写出如此深刻而伟大的不俗之作。同时，无论是简・奥斯汀和伊丽莎白都对当时的环境和时局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与认知，这也很好交代了为何她们同外在格格不入的原因。她们巨大的精神财富和价值使得他们不畏金钱权势而迷失自我，精神上的理智和优越让她们不会抛弃自己的秉性而去追求一些外在看来光鲜亮丽的所谓安定的居所。简・奥斯汀曾经说过，婚姻只是那些愚蠢的人们给自己勉强将就的爱情的退路和居所。所以在塑造伊丽莎白的时候，她便赋予了她理智清晰的头脑。不仅美丽而且充满智慧，敢于超越阶级的坚固的理念和陈腐狭隘的偏见，无畏追求并选择自己的爱情，追求真正让自己快乐的幸福。而达西地位上的优势和经济的宽裕让他们不会因为外在的事物牵绊住情感，在消解了达西对伊丽莎白傲慢的单一认知和伊丽莎白认为他偏见和古板的褊狭的观念之后，最终走向的必定是幸福和美满。而奥斯汀却没有那么幸运，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被迫放弃了自己理想的爱情。这是迫于对现实妥协的无奈。生活似乎永远比想象中要艰难和不尽如人意。还好的是，我们在奥斯汀的世界里结识了伊丽莎白，让我们姑且原谅现实对简不公的待遇。伊丽莎白化身成为简・奥斯汀的代言，让我们走进了简的真实的内心世界，那里生长着她终生未曾触及过的理想。
其次，两部影片中都反映了主人公鲜明而理智的爱情观念。即便在其他一切都极为相似的情况下她们却有着不同的结局。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为一种艺术对于心灵的安慰。简从小便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外加她自身天资聪颖，有着超于常人的智慧，使得她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尤为突出，闪烁着难以掩盖的光芒。影片《成为简・奥斯汀》和《傲慢与偏见》中，主人公的父亲都说了相同的一段话：我不觉得有任何人能够配得上你。与此同时，简性格中的理智使得她并不像其他的女子一样浮躁或是做作，甚至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幸福。简理智而又压制不住性格中的活泼可爱，对于生命有着深刻的认知和见识，并希望自己的才华能够表达，而不是将生命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她经常在自己的世界中观察外在社会的种种现象，并希望自己的价值能够实现。这些性格在伊丽莎白身上亦表现得尤为明显。她们都是有思想有见解的女性，甚至自己想要什么并为之坚持着自我，却同外界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伊丽莎白和简・奥斯汀都在向往并追求着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爱情。而这种珍贵的东西同金钱、权利和外在的任何事物都扯不上任何联系。如果有，那便是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和贬值。更不会因着母亲的急功近利和由此带来的名利双收而草率决定。这种深深植入这两个女子骨子和性情里的观念让她们一直在渴望、追求、寻找。虔诚相信着终将到来的属于自己的美满和幸福。然而，她们的这种开放自由的理念却同那个“男婚女嫁应该门当户对”的时代不能接轨，自然也是不被接受的。尤其是自己的母亲方面。在《成为简・奥斯汀》中，作者假借牧师父亲之口表达出当时的社会标准：“女人的特性最充分表现在作为女儿、姐妹，最终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如果一个女人碰巧有所长，比方说深远的智慧，最好有所隐藏。”女人只能一生愚钝的生活，只能受这些不同时期的角色支配，别无他选。年轻的简・奥斯汀恰巧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她和父母兄弟姊妹们在英格兰汉普郡斯蒂温顿村过着宁静而清贫的生活，所以她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社会标尺的约束。然而简的聪慧及对写作的热爱， 对爱情的憧憬显然不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于是她的母亲便对那个有着几十万英镑收入又是贵族格瑞莎姆夫人的侄子的瓦斯莱先生极为称心，但是还是被简断然拒绝了，原因不言自明。即便他是个富裕的，甚至对简也是深爱并愿意为她拼命的终身寄托，却永远不能成为奥斯汀的选择。这种原因在她看来是极为荒谬而又不真实的将就。就像影片中简说的：“他就像匹柔弱的母马，那几个臭钱收买不了我！”雷同的情节上演在影片《傲慢与偏见》中，便是伊丽莎白对柯林斯表明立场的那一幕，用明确而又强势的语言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立场，断然拒绝的同时不失对自己人格的捍卫，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格更加鲜明的伊丽莎白。伊丽莎白的母亲亦是对于她的拒绝表示气愤，还好在关键的时候伊丽莎白还有个站在她这一边的睿智的父亲。影片中，伊丽莎白对于自己的态度有了更为明确而坦白的解释，她所追求的爱情是一种性格上的融合和精神上的契合，对于因为金钱和权势威逼下的强制，只能够果断拒绝和放弃。
两部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首次见面都不是我们潜意识中所希望看到的“一见钟情”型。甚至他们对于对方都是有偏见和误解的，见面本身都不是很愉快。汤姆认为简的朗读枯燥而又乏味，似乎单纯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文学功底而做出的一场戏。故而在别人用心聆听惊叹较好的时候，他似乎完全听不进去，甚至犯困。而简也因为汤姆对于她的朗读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大为厌恶和反感，觉得他在侮辱自己的人格和价值。伊丽莎白在刚刚见到达西的时候，性格开朗活泼而乐观的她也极其不喜欢他的威严的表情和行事作风，甚至觉得他的生命是痛苦不堪的，更不屑于依附他所谓的权利和金钱。在他那个性格古怪而偏激，阶级观念腐蚀很深的姑妈面前更是无畏表现了自己的不满，勇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而达西虽然早已深深迷恋上伊丽莎白，却因为她对自己误解导致的行为而认为她是傲慢而又不可接近的。正如简所说的那样，生命中很多美好的事物一定要经历一定的磨难和痛苦才能获得，但我们更应该感激那些痛苦，让我们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价值和意义。即便还有可能在经历痛苦之后你也许并不一定获得你想要的，就像简・奥斯汀。但我们应该学着去接受一些现实中生命的那些种种局限，这亦是生命交付于我们的一种责任和使命，而且只有你自己能够给你的生命一个交代，即便没有收获，却在这种生命的经历中，找到了我们的位置，亦实现了生命庄严的价值。
结 语
通过对两部同简・奥斯汀相关影片的解读，我们感知到，主要人物都将自己的爱情观建立在一种理想和价值上。然而小说中的伊丽莎白要更为勇敢，她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即使凯瑟琳夫人及宾格莱小姐用各种方法阻挠，伊丽莎白依然坚信自己的抉择，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于是，由此我们发现简・奥斯汀终生未嫁，并非是放弃了爱情，而是给纯真的爱情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存在方式。就像《冷山》里那句极为经典的，其实你并不知道在等待什么，但是这种等待，或许才是爱情本身。在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小说中体会到简・奥斯汀对汤姆・勒弗罗伊那份深沉而又无期的爱。
[参考文献]
[1] [英]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M].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 朱虹.奥斯汀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不真实的荒谬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教育 儿童 主体性
影响儿童身心发展的因素中,教育的影响力更强大,更具有决定性,所以教育在儿童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但是,教育是否能对儿童身心发展起促进作用,关键在于教育注重教育的科学性,了解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尊重和发挥儿童的主体性。
一、教育在儿童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教育与儿童发展之间是一种主从关系,其中儿童的发展是主,学校教育只是从属于儿童发展,为其服务的;它们之间也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儿童发展是源于人类性的目标实现过程,而教育仅仅是实现发展的特殊手段,其特殊性,恰恰表现于教育活动的目的设置、方法和内容的选择,都是以对儿童身心发展的科学性认识为基础的,因为它考虑到儿童发展的规律,所以,与同样能够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其他影响因素――遗传因素、家庭环境和一般的社会人文地理条件相比较,教育的影响力更强大,更具有决定性。简言之,教育在儿童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但是,教育加速儿童身心发展的善良本意能否转化为现实,除了受制于教育是否真实地了解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外,还取决于教育工作者是否了解社会生活,提供给学生的教育内容、方法等是否真实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需求,从而使其与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相一致,即教育的科学性,是减少儿童发展中儿童自我对环境反映的盲目性、歧意性的有效性保证。要做到教育的科学性,应该把握四个方面:第一,教育目标要真实反映社会的要求;第二,在成熟的基础上引导发展;第三,在整体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个性发展;第四,教育要尊重和发挥儿童的主体性。
在教育过程中,儿童既是接受教育的对象,又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但是,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尤为重要,因为授受教育也必须以学生主体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往的教育理论强调学生是被塑造的客体,是外在于社会对人才规格的需求――教育目标的被动承载者。其结果忽视甚至抑制了学生主体性的发展。因此,教育尊重和发挥儿童的主体性尤为重要。
二、教育要尊重和发挥儿童的主体性
“主体”是指从事活动的人。主体意识是指从事活动的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活动中的地位、责任和义务。作为学生,其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就要认识到自己在学习活动中处于主动的地位,而不是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要积极主动地承担搞好学习的责任和义务。
现代儿童发展理论表明,儿童发展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儿童主体的自我调节活动。外界环境的刺激,只有被主体选择,成为主体的反应对象时,才会对主体的发展产生影响。相应做出的,是自己的活动过程。教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的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儿童选择的范围,并引导儿童正确地认识外在环境因素对自身的价值。这也是与其他外在因素相比较,教育对儿童发展能起主导作用的原因。但是教育只能帮助儿童做出选择,却不能代替他们做出选择。教育的成功,毕竟以教育目标在儿童发展的结果中得到体现为标准。
在教育过程中如何尊重和发挥儿童的主体性,在不同的情况下,由于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和要求不同,因此在具体方法上会有很大的变化。在此我只提出几项基本的原则。
(一)要尊重儿童的感受
虽然我们都知道,学习的主体是学生,但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常常关注的是教学的内容、性质、组织形式等本身的意义,而很少关注它们对学生而言是什么意义,即学生自己是怎么看待、感受和评价这些东西与自己的关系的。可这一点又恰恰是决定教育作用的关键。
试想,如果学生认为我们对他们讲述的知识是不真实的、不现实的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根本就听不懂,他们还会把这些知识纳入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去吗?如果活动过程让学生感到自己是被忽视、被排斥的,他们还会把这个活动看作是自己的活动而有相应的反应吗?所以,在教育活动中,要时时关心学生在活动中的感受,并以他们的感受为依据来选择教育内容的展示方法、教育要求的表达方法和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等等。要做到这一点,平时就要多关心学生,经常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也要与学生有更多的课外交流机会。
(二)要尊重儿童的选择
对外界刺激的选择反应是人的主体性的本质特征之一。现代儿童发展理论把儿童的发展看作发展主体不断自我构建的过程。也就是说儿童的发展首先是一个动态的自我塑造的过程,而发展的结果,取决于发展过程中主体在构建过程中对于反应什么和如何反应等作出所有选择。
儿童发展的差别与儿童的充分发展,都与发展主体的选择性相关联。教育活动中要给学生留有选择的余地,就是给学生展现个性的和按个性特点进行发展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从内容到方法和组织形式方面,都要给学生留有选择的余地,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在学习内容上有所偏重,在学习方法上有自己的特点。这一点对小学阶段儿童的发展尤为重要。
在教育实践中,人们往往觉得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正处在各种倾向性形成的过程中,而他们又很缺乏判断和选择能力,教育中就应该严格地控制他们的所作所为。例如,有的数学教师教学生解算术题时,只教自认为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并要求学生一步步按老师规定的程序去做题。违反程序的为错,用其他方法得出正确答案的也算错。学生的选择权完全被剥夺了。这种做法,不仅会抑制学生个性的表现,造成学生对事物认识的局限问题――任何事物只会有惟一正确的可能性,而且会损害学生的自信心,对以后的发展造成阻碍。
在不违背教育基本目标和基本原则的条件下,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允许和尊重学生在活动中表现出的选择性,支持每一个学生按自己的特点去发展。这是实现提高国民素质这一根本性教育目标的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依据自身特点做出选择的发展。
(三)要鼓励学生的创造
严格地说,创造性也是一种选择,但它是一种与众不同、承前启后的选择。创造的实质是人对自身行为可能性的新发现、新尝试。创造是人的潜在能力得以发挥的根本途径,也是个人发展与人类进步的根本途径。
学生在学校中的学习活动,不仅是接受教师传递的知识和服从教育要求的过程,而且是自主地探索世界、感受社会的过程;学习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掌握知识,还要形成科学精神和恰当的生活态度。否定学生创造性的教育,会造成学生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僵化。在学习中否定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会让学生直观地感到,人在世上中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世界也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在他们的活动中,他们一再被告知世界就是这样的,有它自己固定的规则,只有按这一思维原则去看待世界,去控制自己的行为才是可行的;来自于自我感受和思考的东西,常常被认为是可笑的荒谬的。在这样一种被否定加自我否定的感受下,学生是不可能领会到认识是无止境的,真理是不断发展的,文明是人类创造的,自己也具有这种创造能力的道理的。一个不会选择与创造、没有责任感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教育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从小学起,就鼓励学生创造性能力的发挥。让他们能经常地体验到与众不同的想法或做法给自己带来的变化;看到自己反常规做法对所涉及事件的影响,从而体验到人存在的作用和意义,逐渐形成自我发展的主体性、积极性,充分挖掘自己发展的潜力。我们要警惕:抑制学生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将造成学生发展潜力的浪费。
总而言之,教育在儿童身心发展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但是,教育也应该在尊重和发挥儿童的主体性的前提下进行科学教育。
参考文献:
[1]林崇德.发展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2]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3][美]劳拉・E.贝克著,吴颖等译.儿童发展[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不真实的荒谬范文第6篇
不过，我们还是愿意追随巨人走出来的道路，即使这条路哪里稍有偏差。巨人的眼界高而广，只要我们不限于亦步亦趋，那么在巨人所领的方向上，我们多半会发现奇美的景观。侏儒看不出三步之外，即使他没走错路，也不会把我们引到哪儿。所以，我们还是愿意在前贤指引的方向上稍事摸索，在艺术和感人之间稍事停留。
我们经常受到感动。大到青年人为理想捐躯，小到母亲的眼光，快乐或忧伤。
你的行为举止感动我，因为我和你怀有共同的关切。你勇敢临阵，我受到感动。我们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生死相托。如果我根本反对这场战争，原被强迫入伍，我可能觉得像你那样子冲锋陷阵，简直傻冒。当然，即使这样，我仍然可能被你的勇敢感动。我的感动来自另一层次上的共同关切，超出这场战争之外。有人说，有一些行为品质，如勇敢和诚实，具有超越一切实际关切的价值，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会为之感动。这里的争论也许只是字面上的，因为在我看，‘关切’这个词指的总是实际切身之事。‘祖国’这个观念可以十分抽象，但它也会成为非常实际的关切，实际到让人舍家撇业，更不说工资奖金这些实际关切了。唯因为它可以是非常实际的，人们才能没事儿拿它来空谈。关切总是以它有多实际来衡量的。对超越性质的价值的关切也一样。
感人不仅基于共同关切，而且它也增益和培育共同关切。我本来不大关心邻人。但我碰到难处，你总伸出援手，久而久之，我培育起了帮助邻人的热心。
英勇和善良感人，讲述英勇和善良也可以感人。你从激战之处来，目睹英勇行动，激动不已，迫不及待地讲给我们听。你讲述的事情感人。甚至讲述本身也感人。不在于你讲得艺术。差不多正好相反：我们不在乎你由于激动而没有把要讲的事情讲得足够清楚。你身处英勇战斗的环围，从而具有感人的力量。你作为事中人感动我们。
事过之后，你平静下来，原原本本把英勇行动讲给远离现场的我们听。你不再是感人场景的一部分，感人力量端来自所讲述的事情。非必激动不已才能感人。你刚刚离开英勇献身的战士，讲得声泪俱下。事隔多年，你经常讲到这番英勇事迹，每次都声泪俱下语无伦次，不是有点奇怪吗？让我们感动的方式有无数种，但它必须是‘自然的’。只有已经变得矫揉造作的灵魂才会被矫揉造作的方式‘感动’。
你自己并不富裕却解囊帮助另一个穷人，会感动我们。感动我们的是你的真实关切，对那个穷人的关切。若我们得知你这样作，目的就在感动我们，我们的感动会大打折扣，我们可能根本不感动，我们可能反而生出反感。你的善良感动我们。但你不是为了感动我们才善良。只有自身具有真实关切的行为，才可能感动我们。
意在感动我们的行为不再感人。一个人怎么会平白无故要感动我们呢？除非他别有所图。如果你确切了解到，我经常帮助你的孩子，目的是要感动你，从你那里谋取一个职位，你当然不会感动。因为这里没有对孩子的真实关切。我想谋取职位，而这不是你我的共同关切，最多我们会在这一点上互相利用。
有人可能会说，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帮助孩子这个事实并没有变。不然。我们从来不孤立地看待一种行为。我们说到‘目的’，也不指行为者的心理活动，而指他的这个行动和其它行为举止的联系。
感人的行为不可以意在感人。然而，讲述英雄的故事，目的总是感动我们吧？出于这个目的，讲述者使用艺术手法，有所增删有所虚构。艺术的目的在于使人感动。技术和艺术的区别在于两者的目的不同。为了感动人服务的技术就是艺术。
只有在贬义上，感人才会成为目的。艺术也是人的行为，它从哪里获取特权？意在动人的艺术不再动人。这个根本之点当然不会逃过托尔斯泰的眼睛：‘观众、读者和听众一旦感觉到作者的写作、歌唱和演奏…是为了他们──为了感受者，…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反感。’[1]
这倒不是说，讲故事的人预料不到我们会被感动。我抽烟，并且知道抽烟会引起咳嗽，但我仍然不是为了咳嗽才抽烟。你帮助我，你知道我会感谢你，从这里却推论不出，你一定为了我会感谢才帮助我。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被目的领着走，而被爱护、关心、癖好、恶习推着走。如果我们不曾堕入目的手段的行为本体论，这原是明明白白的。并非任何行为都为目的规定，也非任何有意的行为都为目的规定。感人从来不可能是目的。所谓把感人变成目的，无异于说把感人变成手段，像大多数宣传和广告那样。宣传和广告本来不是什么坏东西。广告可以把所要介绍的产品介绍清楚。但它常常动用感人的手段，于是变成了坏东西。
我们从本性上抗拒感动我们的企图。我们不‘要’被感动，这是我们能被感动的先决条件。为了感动人而作点什么让人厌恶，为了被感动而作点什么一样让人丧气。我们能追求刺激，我们无法追求感动。使我感动和使我受到刺激稍有不同。
真的没有人追求感动吗？难道你不曾见过男女老少要出门去看一场内容悲惨的演出，兴致冲冲备足了手绢。是的，他们准备好了大受感动。是的，人什么都可以追求。渥仑斯基追求卓越，追求安娜。他都失败了。所以葛里高利什么都不追求，他爱他恨他生活他战斗。你也可以不追求安娜而追逐女人。你可以把什么都当作刺激来追求。那还有谁挡得住你追求感动。
我们因为怀有某种目的而行动。我们也因为怀有某种关切而行动。这岂不提示出关切本来就是一个目的吗？
我们有时被领着走，有时被推着走，有时就那么走着。目的在前面引导我们。还在起作用的目的总是未完成的目的。未完成既然是目的的明确规定，就不必再说‘潜在目的’了，除非我们是在一种极为寻常的意义上这样说：别有用心。‘内在目的’也不是一个良好的用语。不过，黑格尔所说的内在目的，的确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关切、关心，因为他说内在目的无所谓完成不完成，它在，它就完成了。这正好是关切的特点。目的在前面引导我们因而可以是未完成的，冲动在后面推动我们因而可能受阻，而关心就在当前，能做的时候就去做，不能做的时候就惦念。
我当然关心我的目的，关心它的实现，因此也关心实现它的手段。然而我也可以关心他人的目的，他人的作法。我也可以没什么目的却有关心。他关心母亲的墓地，每个月都去打扫。我们设置目的，却不设置关切。关怀生长起来。并非说，关切是盲目的，而只是说，我们不从目的性方面来规定关切。
我可以目的明确，却不明白什么是正确的手段。你我合伙做买卖，目的是要挣钱，有一桩买卖，你想做，我不想做，你证明了做这桩买卖合算，最终把我说服了。你可以有十种办法说服我，没有一种需要感人。
我可能没有明确的目的，而你说服我设置一项目的。其实，你劝说我同意做的那桩买卖，说是手段还是目的，本来只是角度不同。为目的而设置手段，这个手段本身又需要手段，于是它成了目的。人们骄傲地宣称这里有一种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而且在这种辩证法里苦苦寻找人生的‘最终目的’。
理由可以打动我，但不能感动我。你基于我的既有利益使我改变了计划，但你并没有改变我的关切。只有通过感动才会改变爱与恨，关心与冷漠。感动具有深度。这话的意思是：只有打到深处的，我们才称之为‘感动’。同理，关切处在深处。只有受到感动，才可能转变关切，才可能生长出新的关切。你的英勇感动了我，增进了我对我们共同事业的忠诚，增进了我对你的敬佩，增进了我对某项事业和某些人的关切。胆小的变得勇敢了，新的热情生长出来。说服改变了我们所挑选的东西，感动改变我们本身。
感动一定会改变我们吗？詹姆士说到，太太小姐听了歌剧，为穷苦人眼泪汪汪，出门碰上要饭的，赶紧拿手绢捂了鼻子，登上奔驰车扬长而去。我们打哈歉是因为困倦，但我不困倦也可以打哈歉。我们握紧拳头，是准备狠狠一击，但我根本没打算出击也可以晃拳头。太太小姐不改变什么，但受到感动，在包厢里流眼泪。她伪装感动吗？伪装总是装给别人看的。但她深夜里独宿闺房，读《苦儿流浪记》读得泪流满面。伪装只是不真实的一种。由于这种形式比较简单，我们会经常用它作范式来说明不真实。虚伪非必装给别人看，它可以在血管里流动。有人流泪，既不是伪装，却也不曾真被感动，这我们见得多了，简简单单说那人爱哭。也许我们该说感而不动。只不过，感本来含有动，所以感而不动，就不该说是真有所感。我们也许可以界定某种‘纯粹的心理感受’，像个小小的黑洞，只受不出。只不过须记住，感动并不是由纯粹的心理感受加上行动合成的。因感而动是常态，纯粹的心理感受是感动的一种残缺形式。在当代的都市生活中，我们深怀关切的事情那么少，制造感动的动机又那么丰富，乃至于感而不动成了常态。假使语词没有历史，我们简直就要说，卡拉OK里的歌词才是真正‘感人’的，而那些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事情，倒是感人的一种变式，是在纯粹感情之外又加上了点见诸行为的变动。
你爱小动物，我有相当的把握认为你是个慈爱的父亲。你迷莫扎特，我有相当的把握认为你不是个刽子手。然而，我只能有相当把握，我不能断定。一个儒雅的日本将军从百般抚爱的小孙子身边转过身来，向下属指示怎样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四个法西斯军官像捕杀耗子一样射击地窖里的犹太人，然后回到宿营地奏起莫扎特的美丽的四重奏。没有哪条定律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这不可置信，这难以置信。这几乎违背逻辑。
我们的各种关怀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别一下子断定，我们关心的事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爱小动物和爱孩子是有某种共同之处。但它们没有必然的联系。‘必然’这个词已经被数理逻辑和力学抢走了。那么，它们该有一种或然的联系啦？它们有很高的正相关系数？竟有人认为模糊数学和概率论表征自然科学终于向人文领域退让了一步。它们是在进一步侵夺心灵的领地。社会科学变得越科学，它的方法论越完善，它就离开心灵越远。
爱护幼儿和屠杀平民互相矛盾。矛盾是对人类心智的挑战，它要求解答，呼唤解决。我们这么说，本来没什么错。然而今天，自然科学──更确切地当然该说‘不自然的’科学──统治了我们的思想的今天，我们怎样聆听这种说法？逻辑不再努力贯通人生的各种基本关怀，它正忙着建立五花八门的符号学。矛盾不再是对健康心智的挑战，它不过是哪个公式里出现了差错。为了深入了解人心的矛盾，我们指望社会学提供更多的统计数据，仿佛四个军官屠杀犹太人之后去演奏莫扎特还不够我们思考。如果不满于社会学所提供的或然联系，我们还有精神分析呢。它会提供具有科学根据的解答，在演奏莫扎特和屠杀犹太人之间建立必然联系。
托尔斯泰明言，科学要求认识的统一，艺术要求感情的统一。是的，正如人类认识不断面对矛盾并努力建立统一，人也始终面对感情和关切的矛盾并努力建设统一的精神世界，只不过在这里，矛盾来得愈加错综复杂，融会贯通愈加艰巨。当然，融会贯通带来的‘’就愈加深邃基本。谁面对心灵的矛盾？谁建设精神世界的一统？我们后来称之为‘艺术’的那种人类活动。然而，艺术已经奄奄一息，虽然艺术家还在活动──他们正扛着他们的艺术产品在外国使馆门口游弋。
人生的基本关怀，欢乐与忧愁的统一，爱与爱的矛盾，这是一个久已遗忘的领域。最聪明的头脑都去做股票生意和基因分析了。一个歌颂天真的青年怎么会用斧头砍杀他的妻子，一个性情高傲的女人怎么会流落烟花，没有谁还把这些当作对人类心智的挑战接受下来。这些不过是些生活琐事，最多让记者们热闹一番而已。我们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却还在研究美学，研究艺术，研究逻辑。
逻辑，从它的高贵出身来看，旨在建立对世界的统一认识。不是靠把不合逻辑的现象砍掉。对矛盾掉头不顾，留下的当然是统一。然而，只有我们不合逻辑的，哪儿有世界不合逻辑的？正是在矛盾的现象面前，逻辑必须扩大自己的眼界，变换自己的视角，让那些隐匿的环节浮现出来，让整个现象呈现原形。
我们建造了数不清的炼油厂，但谁也没有发明过提纯感情的设施。也许有些感情会像油滴那样漂在生活的海面上。但感情愈真实，就愈深愈密地绞缠在责任、生计、欲望的一团乱麻之中。良心和纪律孰先孰后？亲情和博爱是否兼容？自然是我们的母亲还是我们的奴隶？没有任何推理能够提供解答。我们亟需心灵的逻辑学。它身怀关切来认识，梳理种种关切的盘根错节。一个歌颂天真的诗人向妻子举起斧头是一幅荒谬的图画，画面上一定多出了什么，或缺少些什么。谁能为我们提供完整的图画？谁来洞见真诚下的虚伪，虚伪中的无奈？谁摆明爱与爱的冲突，并指点出路？谁为心灵的困惑求解？曾经常被称为‘艺术’的人类活动。那岂是心无所系游手好闲之徒所能成就的？这些活动曾召唤科学家的智力，苦行僧的赤诚，探险家的勇敢，隐者的高洁。非此就无能在这个领域里作出成就。这种活动可以取消，但无法替代。你要我们保护自然吗？如果我们不是热爱大自然的人，如果我们不变成热爱大自然的人，我们怎么会保护自然？你可以说服我们，为了更有效地掠夺自然，我们必须放慢掠夺的速度。掠夺者的寿命可能延长了一千年，但他还是掠夺者。一万种理由也无法让我们热爱自然。只有热爱自然的人通过他的行为，只有理解人和自然的深邃联系的人通过他的艺术，能让我们热爱自然。艺术曾经充满理解，远不是低能儿特有的自娱。回头看看我们今天的作品，智性的光华流失殆尽，还剩下什么──一点温馨；噢，有时还有一点吊诡。
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他生活在我们的关切之中。由于天职的敏感，他比我们更不安于各种感情的冲突。他关切得更深更广，也更为统一。
那种被称作‘艺术’的事业，像所有重要的事业一样，要求健全的头脑和人格。那不是一个稀奇古怪的领域。它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生长出来，并始终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你教我物理。你借助于我关于物体的既有知识，把我引向新的公式，新的答案。你向我指明我真正的利益何在。你不能对我的既有利益一无所知，因为你必须借助某些显而易见的利益才能让我明白某些我不明白的利益其实是我的利益。以一种可以类比的方式，你可以把我引导到某种感情──从我已经具有的感情和关切出发，通过我所能承认的方式。艺术从寻常之事出发，感动不期而至，我们因感而动，进入从前对我们陌生的感情。
我们熟悉的世界和陌生骇异的世界接壤。能够找到通向陌生世界的道路，需要智性。能够踏上这条道路，需要勇气。震撼人心的艺术背靠常情，展现出骇异的景象。平庸的作品从常情到常情，一团温馨，无所触动。这样的作品，容易得到公认，容易流行，但不会被人记取，原是当然之事。
非必激动不已才是关切，非必大声疾呼才见真情。鏖战正酣，将军却仍然冷静，这不表明他较少关切。心怀深切关怀的人不见得一脸严肃，或者镇日愁眉苦脸。出于关切，可能讲得声泪俱下。出于关切，也可能娓娓道来。在峡谷激腾，在平原缓荡。已经到了平原，还激腾不已，不是很奇怪吗？
这是老生常谈。谁不爱说自己的艺术是真实感情的自然表达？
表现和表达可以是有意的。该同志一向争取入党，表现积极。表达也可以是无意的吗？我们说，落泪是悲伤的表达。那是我们说。落泪人却不表达什么。谁通过流泪表达？谁流泪流给别人看？敏感的诗人大为警惕。他说，我不为读者写作，我为我自己写诗。你不知道诗发表在诗刊上，会有人读到？你不曾希望有人读到它？当着人，你却尽量不流泪。的确，有时候你竟当着人流出泪来。你可能顾不得是否被人看见，但你肯定不曾希望被人看见。眼泪若不是挤出来的，它就不在意它表现了什么，怎样表现。诗人，你真的也不在意吗？你的诗歌像眼泪那样流出来吗？不是为了要让人看，你才完成自己的诗歌吗？是的。
我们对‘自然的表达’已经疑问重重，而‘真实的感情’同样游移不定。你既有高尚的感情又有低贱的感情。如果你单挑高尚的表达给我们看，是否有点不真实？很好，我把我低贱的也拿出来给你们看。且不说你可能没有那份勇气，就说你有，那算什么勇气？那些低贱的东西，留着自己享用还不够，谁希罕看？
归根到底，你的感情，高尚也罢，低贱也罢，干我们什么事？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喜欢谈论自己的程度，大致和他的无聊程度成正比。还没见到警察和大夫，干吗要谈论自己的借条、床上习惯、写作习惯，自己的失眠和痔疮？艺术怎么就给了我们特权，可以让絮絮不休地谈论自己的感情成了美好事业？流露出来的感情也许会动人，成心把自己的感情表现给别人看，不是只能惹人厌恶吗？当然，惹人厌恶也挡不住暴露癖把自己的感情表现给人看，否则怎么还有惹人厌恶的人呢？不仅如此，这种表现自有市场。因为有人专好窥人隐私，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爱窥人隐私。但这些精神病学上的案例，和艺术有什么相干？古典时期，即使自传也只限于心灵的共同关切。今天，诗歌、小说、绘画、散文竞相成为表现，进入了兜卖隐私和收购隐私的市场，这不过表明，从晚期浪漫主义到今天的市场经济，所谓艺术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幸亏我们还有一点感想化的艺术，感想化的学术，在把隐私打扫出来兜卖之前尚在徘徊。
“自然的表达真实的感情”这话并不错。但一个理解力低下的时代，只把随地大小便理解为自然的，只把我自己的东西理解为真实的。这种理解让不入流的才子横行霸市，让诚实的艺术家不知所措。他们只好悲叹艺术没有标准，甚至迂尊附和那类论调。他们甚至不敢想一想，我的不一定真实，随地大小便也不一定自然。
创作之际心里有没有读者，要不要有读者？如果这话问的是艺术家的心理活动，我们对这个问题就毫无兴趣。我们谁会关心芬奇在落下画笔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出于特定的目的我们才会琢磨作者的心理。
也许作者潜在地想到了读者？思路仍然指错了方向。读者不是守在前头等待读到作品的一群，等待作者去讨好他们的一群，而是站在后面支持作者的动力。作者从时代汲取灵感。他并不面对读者，而是生活在读者之中，分享他们的关切、感情、逻辑。他向时代关怀的深处多走一步，即使得不到时代的反响，他也仍然属于时代，为他的时代创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希金告诫：诗人，请不要关注群众的好恶。
诗不是眼泪，诗人知道有人读到他的作品，诗人关心他表达什么，怎样表达。所以他通过时代可以接受的方式──当然这也是他真实了解的唯一方式──表达时代的共同关切。知道有人看而仍然作，并非弄虚作假。明知有人看却装作自言自语，那才是弄虚作假。
托尔斯泰为艺术总结了三条标准：独特、清晰、真挚[2]。这是形式方面的标准。从内容方面说，艺术传达‘前人所体验过以及现代的优秀和进步人物所体验到的一切感情’[3]。
细加领会，艺术的形式特征只有从内容方面来看才有意义。母亲怀念远隔重洋的儿子，每来一封信，必捧读数过，感动落泪。她终于忍不住把这些信拿给她的二三好友读。她们读到的东西，文不成句，细琐凌乱。她们暗暗希望她不要再让她们受这份洋罪，丢开无礼，捧读无味。
只有那些能够引发共同关切的事情才是艺术的题材。这些事情只有通过对大家都有效的机制才能形成为作品。真挚，就是具有真切的关怀。独特，就是这种关怀虽然从我们既有的关怀中生长出来，却还没有成为共同的关怀。只有这种意义上的独特对艺术具有价值。你对自己腰间的小瘤子情有独钟，喔，独特倒也足够独特了。清晰，就是通过对大家都有效的机制成形。
诗人为谁写作？没这么问的。──眼泪为谁流淌？既不为别人，也不为自己。是的，诗人知道有人读到他的作品。知道有人看，未必有意作给人看。你说话，总是说给别人听，你照样大大方方说就是了，你无须有意说给谁听，也无须因为有谁在场就装腔作势语无伦次。我们从别人的习惯那里学会怎样说话，但我们不必专说别人习惯听到的话。读者教给诗人怎样开始写诗，诗人教给读者怎样读诗。
句里春风自剪裁，溪山一片画图开。诗既不是为自己写的，也不是为别人写的。诗自然涌现。
天文学家要观测一颗彗星，最自然的就是走到望远镜前面。莫扎特在钢琴上弹出生命的快乐和临终的弥撒，就像伏尔加纤夫唱起他们的劳动号子一样自然。对我们人类来说，不止生理活动才是自然的。她笑得多么自然──却没有哪种动物会笑。他愤怒地握起拳头，骂将出来──握拳和骂人都是后天习得的。农妇在丰收的田野上歌唱，那是自然，也是艺术。荷马在炉火边吟哦，那是艺术，也是自然。别一提艺术就只想到挂在画廊四壁标着高价的油彩。那是不是艺术，还有待探讨。一个舞姿，一句隽语，随手编织的花环，却是艺术。一笑复一歌，自然在哪里结束？艺术在哪里开始？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成，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丢勒说，艺术深藏在自然中。这话实在表达了所有伟大艺术家的共同经验。所谓理者，原是玉石的纹路；所谓文者，原是鸟兽的色彩。论理和艺术，到了至极之处，无非是让万物自身的理路和文采现象。艺术家的伟大，因此也无关乎皇室的奖掖，甚至无关乎百万群众来送葬。他像一片春风，所经之处，冰融花放，自己却消逝于无形。荷马，莎士比亚，曹雪芹，科尔乌坷夫，诗人中之最伟大者，只剩下空名，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生平事迹，甚至不知是否确有其人，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就像我们每天都见到听到的艺术，一个舞姿，一句隽语，一曲高歌，没有谁去追索作者为谁。曲方终，人已不见。
我们这些俗物，自然不敢望此高远。即使不至于急功近利，难免还想以真正的艺术家之名传世。这也罢了。可是，还是让我们当心艺术。艺术就像一切最珍贵的品质，稍稍脱离自然的肌体，就立刻变成矫揉造作。一种感情可以自然流露。也可以用矫揉造作的方式表达出来。它也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吗？我们不“用”艺术。我们生活在耕耘收获晨炊晚钟之中，我们也生活在艺术之中。为孩子准备好过冬的衣服，清扫母亲的墓地，劝说，歌唱，伏在显微镜上，写诗。是的，艺术是一种生活形式，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才可能既是自然的又是艺术的。而且它也必然是艺术的才是自然的，自然的才是艺术的。就像一种思想，必然是真实的才是自然的，自然的才是真切的。
艺术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自然的。因为它是形象，而不是象征。形象的意义就写在形象上，一览无余。形象的意义可深可浅，这只在形象本身塑造得有深有浅。形象不再象征什么，不再有什么隐秘的设置，不再通过神秘的含义来联系具有某种特别信仰的人群。
当然，作品必须通过某种机制成形。所以从悲伤中涌出来的，不是眼泪，而是作品。流泪依赖一种生理机制。作品也通过艺术的机制成形。艺术机制和语言机制一样，唯在传统中定型变化。语言的基本机制只有通过训练才能掌握。感谢传统在这一点上那么明智，它不会把基本机制设计得过于复杂，要我们大半辈子也掌握不了，不给我们留下运用机制的时光。艺术家掌握艺术机制，就像我们这些俗人学说话——我们要学习的只是基本的语言机制，至于话该怎么说，端由要说什么决定。说话人没有义务关心怎样改变语言机制，我好好把要说的话说清楚，语言机制自己知道它会因此产生何种改变。艺术家只学习艺术的基本机制，千奇万态的艺术手法自会应境而生，把太多精力花在艺术上的人，不会成为艺术家。
艺术机制经历生长成形积重的循环。一种艺术形式，只在一个时代允许一大批卓越作品涌现。和姜夔周邦彦相比，苏辛简直不谙音律，然而苏辛却是词坛盛世。艺术机制像所有体制一样，有自增生的倾向。艺术变得越来越精美，所能容忍的感情也越来越精细易折。到了清代，没有哪个进士举人不通文章词赋，没有哪个字不饱含典故，那时写就的文言诗词，却只能从文人雅士的小圈子里汲取关切，其为作品，大致只能由文学专家来欣赏了。广阔深厚的关切，则在白话文或半白话文的作品中成形。
奇尔科廷人的筐子编得很美。我把它当作艺术品买了回来。首先，人家都叫它艺术品，我也的确是在艺术品商店买到它的。其次，它很漂亮，据说，漂亮的东西就是艺术品。我把它摆在蔟新的组合矮柜上，既表明我曾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又表明我具有艺术鉴赏力。它是否含蕴什么关怀，它是否有感人之处，这些和我了不相干。是的，那个辽远的世界和我们这些旅游人了不相干。我想，他们也在生活，也在劳动。我们也劳动，我们在装配线上把同一零件装配到同一机壳的同一位置上面，或在电脑屏幕上紧盯着瞬息万变的股票行情。我们也爱美，我们在时装店里挑选今年夏季的国际流行款式，我们出入音乐厅和美术馆。美和劳动没有什么矛盾，它们只是风马牛不相及罢了。在一个辽远的世界里，橡树荫下，围坐着几个中年妇女，手里不停编织着箩筐，嘴里轻轻唱着。轻唱的旋律通过灵巧的双手编织到箩筐的形状里。他们从早到晚劳动，经常是十分累人的活计。然而，劳动不只累人，其中自有愉悦？编筐人的愉悦，用筐人的愉悦？生活从来不是田园诗，但也很少会是不堪忍受的重负。生活世界有它的方方面面，但它却是同一个世界。艺术沟通这方方面面，所以它不仅宜人，而且带着力量──如果我们不只把氢弹的爆破力称作力量。男人从女人手里接过筐子，转动着，微微一笑。他今天要到远处山里去采集果实，但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那笑容也许和我在艺术品商店用半价买下这只筐子时的满意笑容不一样？我不知道。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不是艺术品。我们只能遥遥猜想，有一个社会，有一些关怀，他们在关心把筐子卖给旅游者之前，曾关心怎样把筐子编得美丽。
不真实的荒谬范文第7篇
1976年，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Williams)与托马斯•内格尔(ThomasNagel)同以《道德运气》为题，在《亚里士多德学会学报》(ProceedingsoftheAristotelianSociety)上发表两篇重要论文。此后，运气问题逐渐成为当代伦理学的热烈话题。许多学者意识到，运气应被纳入伦理学范围认真对待。不过，对运气问题的重视并不是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沿着伦理学线索追溯，我们可以发现更多表述。毕竟，运气是真实存在的生活元素;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当运气表现为命运时，它甚至就是生活本身。然而，由于现代道德哲学(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规则伦理学)占据启蒙以来的主导地位，因此，像“运气”这样难以掌控的不确定因素，逐步被排挤到伦理学边缘。对现代道德哲学来说，伦理学的任务是识别道德行为者(agent)及其能动性(agency)的理性内涵，并确认由此衍生的道德规则。现代道德哲学试图在复杂的道德生活中发现清晰的道德规律，让行为者在其能动性范围内稳定地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律。因此，现代道德哲学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生活进行抽象和简化。在此过程中，作为最能反映“世事无常”的不确定因素，运气当然属于被清洗的对象。可是，理论上的清洗不能掩盖运气的实际存在，更不能剔除运气对于行为的实际影响。伦理学如果把运气遗漏在外，将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实的。只要人的生活存在运气，只要人们意识到运气对于生活和行为的作用，那么，运气就不可能不是一种具有道德意义或伦理意义的运气。因此，反思运气，对伦理学来说依然极为必要。而在这方面，美德伦理学的努力十分显著。这不仅因为美德伦理学的古典表述就已经正视运气的存在，而且因为美德伦理学的基本取向能够营造一种合理解释运气的哲学空间。本文即以美德伦理为视野，追溯伦理学史上有关运气的重要表述，从而针对如下问题展开分析:(1)伦理学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和定义运气?(2)现代道德哲学在面对运气时表现出何种姿态?(3)对此，美德伦理学的批评与回应又是什么?美德伦理学自身是如何理解运气的?(4)这种理解和应对又给伦理学研究带来哪些启发?
一、作为不确定性的运气:生活之内与能动性之外
针对运气的伦理学分析，无疑应该首先了解其实质和特征。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当代学界的讨论尽管十分热烈，却鲜有关于“运气”的直接定义。即便是威廉姆斯在他的那篇具有引领性的文章中也只是说:“我将宽泛地、不做定义地使用‘运气’概念。”而内格尔在把“运气”简要地理解为“某些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之后，便立即将精力投入关于“运气”的分类及其功能论述中。类似情形不仅在丹尼尔•斯塔特曼(DanielStatman)所收录的新近文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甚至就连伦理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家的表述也存在同样情况。学者们似乎对于“运气到底是什么”兴趣不大。或者说，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容易达成共识———即，运气就是生活的不确定性。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深究这种不确定性的内涵，而是搞清楚这种不确定性究竟会给道德实践带来怎样的影响，给人们的道德思维和道德判断造成怎样的触动。然而，仅仅重视运气的功能却不澄清其内涵是不妥当的。如果“运气”只是被宽泛地定义为“生活的不确定性”而没有进一步说明，则会给“不可知论”和“宿命论”留出空间———前者把运气设想为纯粹偶然的东西，把运气的降临看作是没有缘由可言的随机事件;后者则把运气设想为某种外在必然性的具体表现，从而把运气连同人的全部生活锁定在一种足以消解人类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因果链条上。何况，假如这根链条的终端还存在一位“神灵”，那么，运气无疑将把现代人的道德知识和道德生活重新拽入神秘主义的框架中。这显然是当代伦理学者(无论他们是赞同引入运气还是主张排除运气)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伦理学的分析有必要从“运气”概念的内涵开始。首先，毫无疑问，运气确实是某种不确定性，它表现为一些不规律的、不可重复的情形。不仅如此，“运气”还必须发生在人的世界里。因为，只有在人的世界中才会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追问;哪些情况是规律的，哪些情况是不规律的，这些问题只有在人的视野中才会被提出，只有在人的活动中才会被思考，也只有在人的世界里才能获得回答。同样一件事情，比如一颗子弹打在石头上反弹起来，在自然领域只具有物理意义，但如果这颗子弹经过反弹后恰好击中一位路人或是与之擦肩而过，那么，该事件就进入实践领域而具有伦理意义。所以，不确定性事件只有与人类行为者发生关联，它的不确定性才能得到识别和确认;该事件本身也才能被称为“幸运”或“厄运”。概言之，运气不仅是不确定性，而且必须是行为者生活之内的不确定性。任何行为者都会遭遇这种不确定性。作为有限的存在者，行为者无法将所有状况都纳入掌控，总有一些影响到他的事情会发生在他的控制以外。
对行为者来说，这些不被他支配但又与他发生关联的不确定性就是“运气”;它以一种突如其来的外部性介入他的生活。然而，无论这种外部性多么突如其来，也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原因”。该事件在“这个行为者”这里找不到原因，并不代表它在“其他行为者”那里也找不到原因。如果更细致地考虑，我们会发现，那些发生在行为者身上的不确定性，其实只是“对他而言”的不确定性。假如有所变换地从“其他行为者”或“旁观者”的角度看去，就会发现，对行为者A来说“不可捉摸”、“不可把握”的不确定因素，其实在行为者B那里完全能够是“可捉摸”、“可把握”的确定因素。对行为者A来说的偶然性，对行为者B来说也许就是必然性;对行为者A来说是意料之外的“变数”，对行为者B来说也许就是计划之中的“定数”。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运气是处于“行为者”生活之内、却在“行为者”控制之外的不确定性。更准确的说法是:运气是处于“这个行为者”的生活之内、却在“这个行为者”控制之外的不确定性。不过，有些事件虽处于“这个行为者”的生活之中，也在“这个行为者”控制之外，但它们却并非不确定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确定的。比如，日出日落就在行为者的控制之外，但它不在行为者的意料(expectation)之外。我们不会把这类“控制之外而意料之内”的事件称为“运气”。另一个更典型也更极端的例子是人的死亡。对于死亡的必将到来，每个人虽无力阻止，却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同样是在“控制之外而意料之内”的意义上，死亡本身不会被视作一个“运气”问题。然而，死亡究竟会在何时又会以何种方式到来，却是行为者无法预料的。因此，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的时间和方式，构成了行为者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就此而言，不确定性之所以为不确定性，不仅在于它身处这个行为者的“控制”之外，更重要地在于，它身处这个行为者的“意料“之外。行为者如果连认知、辨识、理解或预期的机会都没有，就更谈不上支配和控制了。行为者的认知、理解、预期以及支配和控制的能力，构成了他作为行为者的心理基础和主体要素，即能动性(agency)。)所以，关于前述的定义(即，运气是处于“这个行为者”的生活之中、却在“这个行为者”控制之外的不确定性)，我们还必须更精密地改造得出如下命题:运气是处于“这个行为者”生活之中、而在“这个行为者”能动性之外的不确定性。
二、道德运气:现代道德哲学的紧张与辩护
运气是否以及如何存在，本质上是一个存在论或世界观的问题。尽管不同学者持不同观念，但几乎没人敢贸然断言运气的不存在。然而，对伦理学来说，重要的问题还不是“运气是否存在”，而是“运气是否算数”。所以，真正的伦理学问题在于:假如运气不可避免，那么行为者应该抱以何种心态、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他又应该在思考中把运气摆在什么位置，赋予多大的权重?在这个问题上，那些相信行为者的能动性力量的伦理学(尤其是理性主义伦理学)往往会把运气置于边缘地带。尽管它们不能彻底否定运气，但它们可以通过将道德哲学的核心表述为行为者的能动性(如，理性、意图、良知等等)并以此作为道德评价的基本依据，从而将运气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这种思路相信，伦理学的讨论焦点只有放在行为者及其能动性的范围内，才能为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谋得一种有效途径，才能为人的道德评价和归责提供一种确定对象。因此，在苏格拉底眼里，一个人所应努力追求的是“把事情做好”的行为，而不是为了获得运气眷顾而绞尽脑汁。他说:“至少在我看来，运气和行为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情;因为我认为不经追求就获得了所需要的东西这是好运气，而通过勤学和苦练来做好一桩事情，这才是我所谓的把事情做好，那些努力这样做的人，在我看来，就是在把事情做好的人。”与之相比，康德不仅强调行为者的能动性，而且更坚决地强调其中的理性部分，因此，他就更没有把运气当作一种需要认真对待的因素。康德之所以主张通过理性而订立道德法则，就是为了让人们不仅“忽略所有可能决定我们的自然性质”，而且“忽略可能影响我们的偶然情况”，以便依据人的理性重建世界。
在他这里，只有摆脱外在偶然性干扰而在能动性范围之内的行动，才是与道德有关的行动;只有自觉依据理性的命令和要求运用能动性的行动，才是真正的道德行动。他相信，作为行为者能动性之核心的基于理性的善良意志，不会因运气而改变;那些受到运气影响的，只是意志“实现其意图的能力”。所以，康德并不是没有“看到”运气，而是没有“看重”运气。运气不仅具有外在性，而且具有偶然性，它甚至要比那些感性层面的准则更加不确定。所以，“运气”不可能作为一项重要因素在康德哲学中占据位置。康德对能动性的理性主义强调并以此作为道德评价的基本依据，使得“运气”成为一种与“道德”格格不入的东西。当威廉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将这两个术语摆在一起时，就是为了揭示“道德”与“运气”之间的紧张，提醒人们反思这种纯粹基于能动性而不顾运气影响的“道德”概念。威廉姆斯注意到，在康德这里，“幸运的或不幸的偶然性所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不是道德评价的恰当对象，也不是它的恰当的决定因素。在品质的领域中，真正算数的是动机，而不是风格、力量或者天赋，类似地，在行动方面，在世界中实际受到影响的东西也不是变化，而是意图”。但是威廉姆斯指出，仅凭“动机或意图”不足以为所有行为辩护。他通过画家高更———他为了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抛家弃子，独自前往荒岛上隐居写生———的例子表明，许多行为只能在结果发生之后，依靠回顾性的叙述，才能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价。即便行为者的理性足够强大，动机足够单纯，意图足够坚定，但他作为人的局限性却使之不能回避生活中超出其控制之外的不确定性。所以，无论行为者的主观意愿如何，运气总是“不请自来地”介入他的生活，使之发生改变。威廉姆斯认为，固执于自己的原初动机，明明发现运气的到来却仿佛“视而不见”，明明看到事情的结果因运气而偏离事先的计划却仿佛“没有事情发生”，这是一种不真实的反应。尤其是当运气不够好，使得上述偏离造成糟糕后果，而行为者却仍因自己的原初动机是出于理性而察觉不到任何遗憾之情，则更是一种荒谬的反应和“精神错乱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威廉姆斯将运气引入伦理学，不单是为了正视生活的复杂性，更是为了揭示“道德”(特别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由于过分强调行为者的能动性而对真实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的扭曲。对道德评价来说，仅仅考虑行为者的能动性而不考虑能动性之外的运气是不充分的———这种思路虽然得到威廉姆斯的有力论证，但并非由他最先提出。早在威廉姆斯和内格尔之前，乔•芬博格(JoelFeinberg)就已在1962年的《哲学评论》(ThePhilosophicalReview)杂志上提出了运气与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
芬博格指出，人们常常认为只有法律的责任归属才会受运气影响，而道德的责任归属则不必如此。因为人们相信，法律的评判需要考虑实际后果，而道德的评判则同行为者的动机、意图等能动性方面有关。因此，合理的道德评价机制和责任归属机制“必须是有规律的和可预测的;完全不可能受制于机遇或不可预料的偶然事件”，“不可能说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否要对外部世界的事件和事态负责”。但是，芬博格论证道，认为道德责任是内在法庭(innercourt)根据内在法律(innerlaw)来评判行为者的内在因素所得出的结论，因而可以不受运气干扰，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因为运气同样会影响行为者品质的形成，以及品质在构造具体动机时的作用，所以，“关于外在状态的法律责任在多大意义上受制于那些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因素从而成为一个运气问题，那么，关于内在状态的‘道德’责任也会在同样大的意义上具有偶然性，并且是个运气问题”。
然而，无论芬博格与威廉姆斯如何抨击现代道德哲学关于道德的狭隘理解及其对于能动性的过分信任，似乎都没有让现代道德哲学发生改变。从内格尔———在运气问题上，他是威廉姆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回应者———开始，大部分学者在面对威廉姆斯的挑战时，都不是放弃道德与能动性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细化而在某种程度上“吸纳”运气，使之不足以瓦解现代道德哲学的基本观念。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内格尔区分了运气的种类(生成的运气、环境的运气、被先前环境决定的运气、行为结果的运气)并承认运气与“道德活动”相关，但他拒绝承认运气与“道德评价”相关。他坚信，道德必须也只能与行为者的主体因素有关;相应地，道德评价也只是针对行为者及其能动性的评判，而不是针对事态的评价。无论一个行为是否受到运气的影响，也无论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运气的影响，只要我们是从“道德”的视角看待它，就必须着眼于该行为与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考察行为者的能动性并针对其能动性做出评判。
内格尔意识到，“不经过思考，人们会直觉地相信，在并非由人们的过错引起、或由超出他们控制能力的因素引起的事情上，不能从道德上对人做评估”。如果与道德评价相关的因素被严格限定于行为者的能动性，那么，即便是在这些事情上，也仍可以合理地给出道德评估———因为“从道德上对人做评估”，亦即对一个人做出道德上是善是恶的评价，其依据仅限于能动性。人们只需了解他的能动性是恰当还是不恰当，就能得出他在道德上是该受赞扬还是批评的结论。也就是说，只有能动性才是道德评价的“函数”，而能动性之外的运气则不是。尽管运气的不同确实会让道德评价出现差异(比如，两个同样粗心大意的司机，但一个撞倒了突然跑进车道的小孩，而另一个没有)，但在内格尔看来，这种差异只是评价程度上的，而不是评价取向上的(前者必须“为小孩的死而责备自己”，而后者“只须轻微地责备自己”，但两者都必须“责备自己”。糟糕的运气固然让人防不胜防，但糟糕的主观动机却使行为者逃不了干系。在任何因糟糕运气而导致糟糕结果的事件中，背后总有应该被谴责、也可以被谴责的主观过失。该行为者仍需为此承担责任。与威廉姆斯不同，对于内格尔等现代道德哲学的捍卫者而言，运气给道德所带来的影响并非瓦解性的，运气(尤其是坏运气)的介入不能为行为者在道德层面所犯下的错误开脱。
三、从道德运气到伦理运气:美德伦理学的拓展
威廉姆斯和内格尔的分析，与其说是对运气的不同看法，不如说反映出当代伦理学界关于现代道德哲学的不同倾向:“威廉姆斯是在充分承认个人生活之整全性要求的前提下揭示运气对人类生活的重要影响，从而对现代道德概念进行根本性反思”，而“内格尔则在基本承认现代道德概念的前提下”，“将有关运气对人类生活之影响的讨论限定在道德”之中。与内格尔的辩护相比，威廉姆斯的思路显示出更大的挑战性。它不仅涉及在伦理学中该如何对待运气的问题，更重要地，它涉及我们对于“道德”的重新理解。威廉姆斯指出，“道德”(morality)只是“伦理”(ethics)的一种特定体制(peculiarinstitution)，它在形式上强调普遍性和确定性，在内涵上聚焦于行为者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在功能上以责备或赞扬的评价为主旨。为避免不确定性，“道德”不但尽量回避那些超出能动性的外部因素，而且，就连能动性的内部因素也有所甄别。也就是说，“道德”更倾向于诉诸能动性的理性部分，希望通过理性所蕴涵的普遍必然性来论证道德的确定性。而“伦理”则不同。尽管morality和ethics一开始只是拉丁语与希腊语之间的译名之别，但随着“道德”概念上述特征的日益明显，人们日益把生活划分为道德的(moral)与非道德的(nonmoral)不同层面并赋予前者“以特别的荣耀和优越性”，结果导致人们逐渐忘却“伦理”概念在原初意义上不仅意味着正确与错误的社会规则，而且意味着高雅和低俗的个人气质，不仅意味着行为者需要面对自我的能动性和精神生活，而且意味着行为者需要顾及自我之外的变化与经验事实，不仅意味着理性应当占据关键位置，而且意味着灵魂结构的其他因素也该得到认真对待。所以，“伦理”概念及其相关知识(“伦理学”)所看护的理应是人的整体生活，而不是人的部分生活;它既要关注内部要素的主导功能，也要发现外部因素的积极意义。威廉姆斯的区分及其批判，在当代美德伦理学中得到广泛呼应。朱丽亚•安娜斯(JuliaAnnas)尤其鲜明地指出:“古代那些关于美德和美好生活的各种理论，并不是被我们现在当作morality的东西，而是某些别的东西，即，一种能够被打上ethics标签的替代方案。”
在美德伦理的视野中，伦理学应当是对整个伦理生活而非仅仅道德层面的思考;相应地，关于运气问题的研究也就不应限于道德范畴，而必须从生活的整体性上加以考察。从哲学史上看，毋庸置疑，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典范的美德伦理学要比康德主义等现代道德哲学更能容纳运气。因为亚氏美德理论的主旨就在于，通过提升行为者的实践智慧(理智美德)和优良品质(伦理美德)而实现一种完整的美好生活(幸福)。对于“幸福”这个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早已意识到，“微小的好运或不幸当然不足以改变生活。但是重大的有利事件会使生命更加幸福。而重大而频繁的厄运则可能由于所带来的痛苦和对于活动造成的障碍而毁灭幸福”。可以说，幸福至少在如下意义上与运气密切相关:第一，幸福不可避免地遭遇运气的影响，尤其是坏运气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作为完整的美好生活，幸福的完整性必须体现在一生中，因为“没有人会说遭受那种劫难而痛苦地死去的人是幸福的”;然而，人生道路漫长、变化很多，数十年的时间里不可能时时“鸿运当头”。另一方面，幸福的完整性还体现为各种美好价值的实现，其中不仅包括心灵的卓越，而且包括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后者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行为者之外的东西而使得幸福表现出强烈的脆弱性。玛莎•纳斯鲍姆(MarthaNussbaum)指出，斯多葛学派就曾因此而“认为生活的‘外在善’———包括财富、荣誉、金钱、食物、住所、健康、身体完整、朋友、孩子、所爱的人、公民资格和政治活动———没有真正的价值”。但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我们只是居住在一个王国即自然王国中，我们的一切能力，包括我们的道德能力，都是世间的，都需要世间的善来为它们的兴盛提供条件”。因此，直面超出自身的不确定性，把自己暴露在运气(特别是坏运气)之中，这是行为者为实现一种完整的美好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运气的变化无常尽管给生活带来困难，但也为之赋予了更大的丰富性。行为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复杂，恰恰表明他所追寻的美好生活的维度越完整。所以，在美德伦理视野中，行为者受到运气影响的脆弱程度，与他的“幸福”概念的丰满程度成正比。第二，幸福的实现仍需好运气来成全。希腊文的eudaimonia(幸福)是由eu(好)和daimōn(神灵)组成，其字面含义是“有好神灵在眷顾”;由于daimōn还指“命运”和“运气”，因而eudaimonia又意味着“处于好运气中”。亚里士多德敏锐地意识到，幸福既然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最佳)状态，既然需要人们通过完成一次次具体的活动和行为而逐步实现，因此幸福就需要好运气作为补充，“因为没有那些外在的手段就不可能或很难做高尚的事”。
他甚至说:“幸福的生活就是幸运，如无幸运，便无幸福。因为如果没有靠运气抓住的外在的好东西，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的美德理论所希望了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好运气可以为心灵的卓越、成功的行为和幸福的生活提供哪些帮助，行为者在好运气来临时又该如何发挥其能动性以顺势而为。第三，在美德伦理学中，不仅能动性之外的部分会受运气影响，就连能动性的内部要素———即，作为理智美德的实践智慧和作为伦理美德的优良品质———也会受运气影响，甚至需以运气的存在作为背景。因为，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卓越的理智敏感性和实践判断，必定要在面对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才能有所表现，而那些具体的优良品质也只有在进入某些特定情境时才有所发挥。好运气固然有助于行为者完成合乎美德的活动，但坏运气的出现也并非全是噩梦。毋宁说，恰恰是同艰难困苦的“不幸”遭遇，行为者才有机会展现美德。如果一个人从未经历坏运气所带来的痛苦和挫折，他也就无法理解这些痛苦和挫折的对立面为何如此值得向往与珍惜。所以，无论理智美德还是伦理美德，它们本来就是美德伦理学为了直面和应对———而不是回避和消解———生活的不确定因素而提供的能动性方案，是“一种开放的、有容纳性以及奇迹可以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合理性”。根据这种合理性，坚持美德伦理的行为者不会把运气“剔除”出去或“悬置”起来。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在承认运气不可避免甚至不可或缺的前提下，“以最适当的方式接受运气的变故”。所以，在美德伦理的视野里，运气本是题中之义。运气的存在和扰动，以及它与行为者的能动性之间的内在缠绕，并未给这种伦理学带来过多紧张。美德伦理学希望把握的是真实的生活状况，而不是纯净的理论系统;希望反映的是行为者的现实反应及其全面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单纯的道德动机或理性意图。因此，在美德伦理学中，运气不再是“道德的”运气，而是“伦理的”运气:它是构成伦理生活与伦理知识的一种“常态”，而非“异端”。
四、结语:运气问题与美德伦理学
运气的出场打乱了现代道德哲学清晰的知识结构，甚至打破了它追求普遍确定性的知识梦想。通过将一种现实的不确定性引入讨论，运气使人再次意识到，伦理知识不能完全按照启蒙的道德筹划来进行，伦理学必须理解能动性之内与之外的关系，必须正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张力，必须在自己所提供的“好消息”和现实生活所暴露的“坏消息”之间谋求平衡。
不真实的荒谬范文第8篇
正方——手机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反方——手机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精彩辩词：
谢谢主席！评委、大家好！
今天我方的观点是“手机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距离”即时空距离和心的距离。众所周知，人是社会中的人，人要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进行交流与联系。随着科技的发展及通讯的日益发达，人类已由相对隔绝的状态变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手机的出现，为人与人的拉进又添了一种通讯管道。第一，手机集方便、快捷、高效于一身，使人们便于沟通。自古以来，书信飞鸿一直是人们借以联系的桥梁，信息传导十分缓慢不便，造成信息交流的滞后性。进入当今信息时代，人们被卷入激烈的竞争与压力中，整天奔波于工作无暇串门走亲访友，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通过书信来与亲友传达问候与祝福，更谈不上面对面倾诉心声了，这必然会疏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正如一句古语所言：“交则泰，不交则否”。而手机如精灵般闯进我们的生活，这些忧虑边迎韧而解了，弹指间便可与亲友取得联系。可谓千里姻缘手机牵！第二，手机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流空间，使人们的沟通加深了，办事容易了。我方并不排除其他交流方式的作用，也不认为它们是非此及彼的关系，它们都是现代社会立体多元化的通讯网络中的成员，是共赢的关系，互为补充的关系。而手机是其中最为普遍的，扮演着不可置否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了它，人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怪乎人们都说：“地球变小了，成了地球村了。”因此，我方认为“手机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谢谢！
谢谢主席！谢谢对方辩友的精彩辩论！
我方承认，也许从某种角度来说，手机确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人们关系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应该用辨证的眼光来分析其中的主导作用。毫无疑问，手机给人们带来的益处居于上风，即手机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它的诞生和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包括通讯的便利及时空的“压缩”。有了它，你再也不必整天为远隔千里之外的亲友而担心，即使是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可在瞬间与他们取得联系。一位博士曾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注意一个‘信’字，要通过时间和各种身体语言来建立这个‘信’字。”“常回家看看，帮爸妈洗洗碗，捶捶背”固然是每个父母与儿女的期望，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而手机成为了我们彼此间交流沟通的平台，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互致问候与关心，这样，“信”非但没削减，相反更加强了。难道这些不是拉进距离吗？
——正方一辩：吴晋媛
谢谢主席！
感谢对方辩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辩论！但事实是真如对方所说吗？手机会挤压其他的交流方式减少面对面交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身处异地的人即使不用手机交流也会用书信等其他媒介进行交流。阻止他们见面的是时空上的距离不是手机啊！相反手机拉进了心灵上的距离，实在功不可没阿！对方同学说买手机后只靠打电话发短信而不再与朋友见面。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是有惰性的啊！如果不是手机维系，说不准跟朋友的电话联系都没有呢！现在有事打打电话交流思想，难道他还能不感谢手机对你和你朋友关系的帮助吗？我方认为，手机交流和人面交流并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绝对矛盾关系，而是一个共赢的关系，互为补充的关系。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生活节奏快，人的流动性极大的环境下，什么事都要面谈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而手机利用其方便、快捷、高效的特征为交往提供了方便，必然拉进人的距离。我们说人际关系的距离，一是看他的血缘，另外一个是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像父子这种血缘关系是一定的。但是像我们朋友之间，不通过联系怎么拉近呢？对方辩友还说手机会导致信任问题，难道说面对面的交流没有虚假成份的存在吗？要增加信任，不是得首先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吗？手机正是提供这样一个交往的空间，交往的机会，使我们更加亲近。信任的基础就是要有交往啊！你都不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就马上信任，马上交心，这和平常人的交往经验是有冲突的。要信任，要深交，首先得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而今天我们完全忽略这个机会去谈交往，还有什么意义呢？
手机是无法传达感情、肢体语言，对方辩友是不是想告诉我们不用表情、肢体语言就不能交流感情了吗？人之所以为高等动物是因为我们使用语言文字啊！据我所知动物使用的肢体语言是很丰富的，但他们传达的感情能跟人相比吗？谢谢！
——正方二辩：郭蕾
主席、评委，大家好！
在此我将重申我方观点“手机拉近了人们的距离”。接下来我将从距离和手机两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我对对方辩友对我方“距离”的错误理解，深表遗憾。我方认为：距离，可指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距离，也可指人们情感上的距离。当距离作第一种理解时，手机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我想这对大家来说都是显而易见，并且是不可置疑的事实。作为人类科技发展的结晶、现代信息社会的必需品，手机大大缩短了人们交流、联系的时间，结束了过去“鸿雁传书，鱼传尺素”，信息滞后的时代。这正是手机的方便、快捷，能在第一时间传达信息的功能使人们从时间上的距离缩短了。现在人们常说的一个词——“地球村”，地球变小了，这虽不能说单单是手机的功劳，但手机在其中确是扮演了不可否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另外，手机也拉近了人们之间的情感距离。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妨让我们先从交流入手。大家都知道，结识一个朋友并不代表这个人一定会成为你的好朋友甚至知己，朋友到好朋友甚至到知己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接触、交流和沟通。在认识的基础上，只有交流才能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升华，情感距离才能得以拉近。而手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方便人们的联系，促进交流、沟通，由此我们不难得出手机拉近人们之间情感距离的结论。说到这，对方辩友可能又要再次重复那个人们利用手机欺骗的例子了，但我们在此不禁要问了，难道在手机出现之前就没有欺骗这个现象了吗？这就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手机上，而在人的自身。而且我们还要看到，用手机进行欺骗的情况只属个别，而用手机联络感情、拉近人们之间情感距离才是主流现象。
我要阐述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手机。对方辩友说手机排挤了其他的交流方式，使人们的交流变得单一化，但我不的陈述一个事实。在春运期间，客流量年年攀升，但在春节期间手机短信量和通话量也在年年攀升，由此可见手机的使用并不妨碍人与人之间如面对面、书信等其他方式的交流，它只是对已有的多种交流方式的一种补充而不是代替。并且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人们不可能每时每刻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待在一起，在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手机为我们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的交流方式，有利人们的联系，拉近了人们的距离。
此时，我不禁想到宋代诗人陆游和唐婉的一个因信息交流不充分而导致的一个爱情悲剧，请允许我以一首词来结束我的陈辞：
“钗头凤，好悲剧，昔日佳偶缘难续，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到如今，有手机，无限话语传信息，手机联系，拉近距离，近，近，近！”
谢谢，大家！
——正方四辩：周蔚
谢谢主席，大家好：
疏远是指关系，、情感上有距离，不亲近。人的距离也就是情感距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否亲密的表现。
远古时代的交流非常简单，仅通过形体语言、支吾几句来互相传达要表达的意思。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之间用与交流的东西越来越广泛。因特网、可视电话、手机、传真等等已经屡见不鲜了。有人认为这些工具尤其是手机加快了人的交流，也就拉近了人们的距离。但我方观点是：手机疏远了人们的距离。理由如下：
第一，人的交流是多方面的，有语言交谈、肢体动作、眼神交流等等。而手机把交流仅局限与书面与单纯的语言交谈中，这种交流是不完整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坚固的情感必然如木桶效应中的木桶一样脆弱不堪。
第二，手机还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以及错误的认识，从而导致人们关系的疏远。比如短信的群发，一天之内接受到数条相同的短信，相信你不会对这条短信甚至是发短信的人有什么好感。这样反而给人们之间的交流造成了沟壑，疏远了人们的距离。
第三，随着科技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手机具备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从上网、拍照到可视、3D游戏，使手机更趋于办公性和娱乐性，从而更减少了手机用于交流的方面。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手机都只能起到疏远人的距离的作用。
小结陈词：
相信看过《手机》这部电影的同学不会对张国立和葛优拿着手机说谎的镜头陌生，他们利用手机这种便利的工具肆意妄为地圆着他们的可耻的谎言。这种情感上的欺骗还能说是拉近了人的距离吗？当有一天你猛然发现这种不真实的情感的虚伪是，还能说手机是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吗？
手机的确快捷，你能在各个地方找到想找的人，可是如果当你不想被人找到或是需要独立思考的时候呢？人的交流是有动态与静态两方面的。手机的便利却造成了人们的困扰，还能说他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吗？
人的距离也就是情感距离，他与时空距离没有必然的联系。手机的高效性正导致了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交流的弊端，由于他本身的特性，造成了人们距离的疏远。
——反方一辩：陈慧
谢谢主席，大家好：
感谢对方辩友精彩的陈词，但这并不能改变手机疏远了人们距离的事实。
首先，正是因为手机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联络方式，才让人们放弃了更多直面交流的机会啊！从而让人们只注意到了互相联络的时效性而并非其亲密性。众所周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多层面的，如果两个人每天只用手机交流而从未谋面，即使他们每天发几百条短信，煲几小时的电话粥，对方辩友难道就能手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了吗？
人们往往因为对手机的依赖而让手机占据了生活的大部空间，甚至忽略了身边的人和事，如果对方辩友仅仅因为手机的快捷高效就说手机拉近了我们的距离，那么请问：对方辩友的交友仅仅是考虑效率吗？对方辩友生活的目标就是每天用手机来交几个朋友吗？
我想对方辩友应该不会选择和手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吧？试想梁山伯与祝英台仅仅是用手机来细语缠绵，我们还会感动与震撼吗？最多是两个迷途与电网的失足青年罢了，只因对方辩友的一时疏忽，伟大的爱情就成为人们的笑柄了啊！那我们也只能说：梁割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其次，对方辩友忽略了在当今社会频发的欺诈行为中，手机不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吗？正是因为手机疏远了人们的距离，才让各种谎言横行一时，从而又更疏远了人们的距离啊！大家应该对《手机》这部电影还留有颇深的印象，如果你的手机中传出这样的回答：＂恩．．．是．．．啊．．．＂对方辩友难道还认为手机在拉近互相间的距离吗？
当巴政府抓获恐怖头目利比时，在他身边没有发现任何武器，而只有一部手机，难道对方辩友还自欺欺人的把众人痛斥的恐怖袭击事件当作是在努力的拉近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吗？那布什政府对9．11的回应不应是发动对伊战争而应是美味的蛋糕了啊！
鉴于时间考虑，以上只是我方的部分观点，手机疏远人们距离的事实不胜枚举．因此，对方辩友请不要在执迷不悟了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手机会疏远人们距离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啊！
——反方二辨：茹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