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最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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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最好的作品范文第1篇
2012年10月11日19点，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人首次摘得该奖项中的文学奖，百年来的遗憾终于网满。然而，一些人会有新的遗憾，因为莫言除了小说写作外，在公共领域几乎是位沉默者，这被认为是背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倾向”。对此，莫言自己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
莫言饱看了太多中国农民的忧伤和苦难，以致将悲伤与愤怒打扮成无动于衷。我见过对莫言小说最好的一句评论是：“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这绝非指责莫言没有悲悯之心，相反，喜欢佛学的他，无论言谈还是写作，都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人们常常认为，只要名气足够大，又能写字，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种误会。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才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可能不是。莫言恰好就不是。
莫言曾讲过“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遇国王”的故事。他说“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为什么？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而这同样需要勇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渐渐长成树，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
莫言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自己创作源泉的报告，他说：“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在我少年时期，吃不饱、穿不暖，牵着一头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饥饿和孤独是他创作的源泉，农村和农民则是他创作的对象。莫言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未必漂亮但足够厚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上帝、总督和平民都是他，当然还居住着存在或不存在的父老乡亲、远朋近友、生人亡灵。
在我看来，他深爱也深恨的是农村，不是城市，而政治主要是在城市里展开的。因此，他的普世价值，指向的不是政治，而是土地。
莫言最好的作品范文第2篇
第一次见莫言,他笑眯眯坐在我对面,长成那样不能怨他,头发稀疏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挺壮一老爷们儿在前额头上别个彩色发卡,他自己是免得头发阻碍视力,而置别人的视觉感受于不顾,就是他的不对了。伸出手来握,在他几十年的老手上,居然看到了儿童般的“胖窝窝”,跷起“二郎腿”,一只肉脚把旧皮鞋撑得鼓鼓囊囊。他的样子自由自在,可笑又可爱:烧包加得瑟。
聊到他的中短篇,尤其是说到《透明的红萝卜》,我慷慨地奉献了我能表达出的所有溢美之词。然后,不无遗憾地问他:看样子你以后就写长篇了?他说:长中短什么都写,三匹马拉车。我心里想,八匹马拉车都跑不出你们村五里地。没想到,我只问一句,莫言回了我一堆:我总得从我熟悉的生活写起吧,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亲人都是我小说中的人物。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屋边的街、村口的树、流淌的河,身边熟悉的一切总在我脑子里转,写别的地方,我也写不像啊。只要写长篇我都回老家,触景才生情嘛。
莫言是个温吞的性格,说他温和厚道没错,说他有些窝囊也不过分。出版社欠他稿费,他顾着朋友面子不愿去要。熟人帮他找人装修房子,四万块钱把卫生间装得跟胡同里的公厕似的,他也不抱怨。自个儿再请山东老乡来装修吧,十几个人开着两辆大卡车,把所有的材料都拉进屋,水泥地换成木头的,墙刷白了走人。我说:就这装修队伍,一准把你家弄得跟农村大队部一个水平,还好意思请大江健三郎到家吃馅饼哪。莫言挺会解释:大江也是农村出来的,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追求,吃饱穿暖有地儿住,挺好。
莫言极狡猾地在媒体面前制造了一个不爱说话的“谎言”。其实,莫言嘴皮子利索得很,莫言“名不副实”。就说他在香港、韩国、日本的演说吧,那叫一个“全球化”,那叫一个得体,那叫一个轰动。莫言紧接着我的话茬说,我这是笔名,是自己取的,是因为小时候动手打不过别人,就编顺口溜骂人,学校告到家里来,被爹娘合伙暴打过一顿。噢,莫言是记住了那次为多话而挨的打。开始写小说,就把名字里的一个“谟”字拆开用,想警示自己少说话。我们聊了一个中午,他娓娓道来,我笔走龙蛇。我挤对他这著名作家抽的是假烟,戴的是假表,穿的也是假名牌,衣着审美水平可以说“相当凑合”。但很多和莫言接触过的人都承认,他是中国作家中修炼得最像名士的“农民”。
莫言还有本事把自己的“缺陷”说成花儿,就说他在大学当客座教授吧,总拿自己只有小学五年级的学历说事。其实他军艺毕业算是“大本”,还读了什么研究生班,但他依旧称自己是“小本”。他越这么说,听课的大学生们越佩服得不行。
莫言好脾气,“地球人都知道”,但山东大葱味儿仍然去不掉。中国文学的大奖――茅盾文学奖他总是没戏。我就问他:不想得“那个”?他挺冲地说:如果我说不想,那我太装孙子了!能得百万奖金有什么不好?就说《檀香刑》吧,有些人说我丑化,你说,得什么得啊。
莫言最好的作品范文第3篇
令人吃惊的是，精典博维签下莫言所有作品版权的时间只比莫言获得诺奖早了5个月。磨铁图书公司总裁沈浩波发微博说：精典博维陈黎明：你们是2012年运气最好的出版商，馋死我了。
真的只是因为运气？
大学创业者
深入了解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会发现它并不是单靠莫言一飞冲天：旗下拥有麦家、莫言、安妮宝贝、石康、崔曼莉、南派三叔、江南、张悦然、冯唐等国内一线畅销作家。早在2003年，精典博维的前身精典文化工作室推出的《金字塔原理》，在当年的经管畅销书榜单就排名前五。2009年，为了得到麦家《风语》的出版权，精典博维创始人陈黎明曾带着500万元现金去杭州给麦家拜年，“天价版税”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博大创投是精典博维B轮投资方之一，董事长张国林说，陈黎明在业界已有长期工作经历，能获得很多资源，和作家建立很好的关系。机构投资人、精典博维战略资本运营副总孔庆伟称，根据目前的实力，精典博维能排入民营出版公司前五名。
“70后”的陈黎明200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是出版圈里的年轻人。家中很多亲戚都在出版业工作，耳濡目染之下，大三时，他为一个师兄打工，编著了《清华园的创业启蒙》，这本书售出几十万册，赚了一百多万元。从那时起，陈黎明就感觉，“做书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创业的。”
在出版界，张晓波、黎波等“60后”依然是中流砥柱。陈黎明和其师兄这样进入出版界的“70后”，基本上可以分为人大和北大两个阵营，人大系偏财经管理、教材教辅；北大系偏文学、诗歌。大学期间，陈黎明组编出版了几十本经管、法律类的书籍。
“当时我想去创业，但是做出版需要一个积累，毕竟没有去过公司。”抱着这样的想法，毕业后，陈黎明到深圳，进入后来被施耐德收购的奇胜电器公司。在奇胜的一年，他从财务到车间，几乎所有部门都体验了一遍，很多管理方面的知识都是那时学习的。
很快，陈黎明回到北京，一边在北大攻读知识产权法，一边拿出6万元和朋友合作成立了精典文化工作室，并出版了第一本自己投资的图书———《中国B股权威研究分析》。恰逢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工程”高级研修班开班，其倡导“体验式MBA”，引入中影韩三平、华谊兄弟创始人王中军等很多企业家授课，陈黎明考入第一届研修班。上文提到的《金字塔原理》就是他的结业项目。这段跨学科的学习经历对他日后的经营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
2003年从北大毕业后，陈黎明进入人大出版社。此时他一边负责人大出版社和哈佛大学远程教育合作的数字出版，一边经营自己的图书工作室。人大出版社每周五都会安排业内资深专家对员工进行培训。陈对于出版行业的所有疑惑，如印刷技术、定价系统、回款操作等，在培训中都逐一得到了解决。
2005年，精典工作室的业务量已经很大，工作室的形式很难支撑现金流、策划，甚至版权资源的占有，于是陈黎明注册成立了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陈黎明敢想敢做，2005年公司成立初期推出《如何掌控你的时间和生活》，了解到这是克林顿小时候读过的书，恰逢克林顿访华，他飞到杭州，邀请克林顿为其撰写首页推荐。在当年的搜狐图书年度评选中，这一事件营销也登上中国十大书业营销案例榜首。
同期，陈认为自己“学成出师”，遂离开人大出版社，加入新世纪出版社。在新世纪出版社任职时，精典博维和新世纪合作开发了大量的畅销书，例如洪昭光的健身养生系列，当时养生热刚刚开始。而在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陈黎明第一次接触到了莫言。
转型虚构类
人大出版社工作经历给陈黎明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是在此期间结识了贝塔斯曼的管理者。贝塔斯曼是全球顶级图书出版商，旗下的兰登书屋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出版公司，全球至少40%的畅销书出自兰登书屋之手。当时贝塔斯曼经常在中国举办书展，陈黎明逐渐成为其核心供应商，为贝塔斯曼制作定制书。
2008年，精典博维一年才做一两千万码洋的时候，就用知识产权在交通银行做抵押获得文化产业贷款，收购了贝塔斯曼在中国的出版业务和资产。通过收购，成为贝塔斯曼的合伙人，陈黎明接触到贝塔斯曼的内部经营数据，得以一窥这个国际出版大鳄的运作方式。
贝塔斯曼中国的核心资源是安妮宝贝、韩寒、江南等国内知名作家的版权。在和贝塔斯曼的合作过程中，陈黎明发现，国际上最成功的畅销书都是虚构类文学作品，出版公司最辉煌的时候也是出版虚构类文学作品阶段。而在此之前，精典博维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出版方向。
这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理念：“在精神上占据了内心的崇拜，虚构类作家会拥有忠实的粉丝”，“杰克·罗琳下一部书会不会火我们不知道，但她在欧洲（文学领域）会占据至少几十年的时间，非虚构类的书则会有一个很明显而短暂的生命周期。”
经营角度看，“非虚构类可能在中国也很成功，但是非虚构类成功的偶然性大于虚构类的偶然性。”陈黎明决定要做虚构类文学书，“做大作家，并把核心资源价值最大化。”
在北大的教育经历，无论是知识产权还是文化产业都强调核心资源的价值最大化，这让陈黎明深信，应该综合开发作家的真正价值，并形成了精典博维在国内出版界较为独特的“名家经纪”模式。陈黎明将作家资源比喻成一座金矿：“如果我发现一座金矿并确定储量丰富，我不仅要买下矿，还要把周围数百亩土地全买下来，以后的餐饮、交通、旅游等整个产业都应该包下来。”
之所以莫言加盟精典博维，就是看中了这一模式带来的价值，“我们提供全方位服务，作家只需安心写作。他在其他地方从未遇到这种模式”。以莫言为例，精典博维不仅在未来三年内拥有莫言所有作品的版权，而且莫言的书法作品、作品的影视改编等各项版权都委托精典博维代为操作。“名家经纪是知识产权和文化产业协同效应的一个商业模型的扩充。我的两个专业，使我把今天的商业模型想得很充分，再和资本市场去接轨。”
与国内注重单本图书的出版模式不同，国外图书出版公司多以作家为核心，大编辑的离开往往会带走一批作家。
在国内，盛大文学也在尝试版权综合运营，不过，也有对这一模式持谨慎态度的出版人。湛庐文化总经理陈晓晖说，国外作家经纪人模式非常成熟，出版社只和经纪人接触，但经纪人通常都是个人，尚未有较大的作家专业经纪人公司出现。此外，国外大型出版集团并不依赖一个编辑，而是一组编辑，团队稳定性高，品牌影响力稳定，在国内，这样的条件还不够具备。
孔庆伟称，精典博维之所以能够获得很多优秀的资源，在于他们有去挖掘作家的意识，眼光更长远，而不单单是包装推广一本书。但也是在签下麦家后，精典博维的名家经纪模式才开始成熟。目前，影视版权已经为精典博维带来几百万元的收入。
陈国林说，博大创投本身就投资一些影视相关的企业，能够为精典博维带来一些资源。在今年5月签下莫言版权之前，精典博维已经帮莫言做了很多维权等工作。至于外界传闻签下莫言，精典博维是用钱砸出来的，“莫言这样的作家不会单单去看钱”。
莫言诺奖奖金北京买房的故事发生后，陈光标曾说要赠他一套北京的别墅。“我们两三年前已经陪着莫言、阎连科到处去看别墅了。”陈黎明说。
商战链条
然而精典博维并不是和所有作家都签规定期限的所有版权，因为这像赌石，会有失败的风险。陈黎明说，在出版行业有两种模式：点石成金，包装草根小作家成名；锦上添花，包装已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他喜欢做锦上添花。“这样偶然性更小，生命力更长。”
而要想判断“金矿的藏金量”，陈黎明说，不仅要了解作者的作品，还要了解他的性格、圈子，就像风险投资公司判断创业项目一样。事实上，莫言在文学界的地位已经很稳固，去年还凭借《蛙》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莫言这五六年在全世界的版权都是最受欢迎的，跟奥茨、帕慕克、大江健三郎等诺贝尔文学奖大师可以平等地对话。”
陈黎明说，现在选择作家已经不靠他个人的直觉，而是公司商业模型判断体系下的一种能力。因为麦家的成功，阎连科、莫言、阿来这些作家和精典博维的关系更加紧密，而且产生联动效应。如，精典博维去年出版的《太后与我》，是阎连科推荐给陈黎明的。麦家则为陈黎明推荐了陈河，他2010年和铁凝一起获得首届郁达夫文学奖，“而且在影视版权开发上有很大的空间。”
目前，精典博维也兼做书画家的经纪业务，陈黎明说，中国缺乏真正的文化经纪公司，很多书画家希望和精典博维签经纪合约。
陈黎明的名片上印着四个词组：出版传媒、旅游传媒、名家经纪、文化物流。陈黎明说，这四个经营范围对接起来就是精典博维的商业模型。“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商业模型，很轻松接触到文化制高点，并将其产业化。”据陈黎明判断，未来，名家经纪、出版传媒会各占精典博维收入的30%，旅游传媒和文化物流各占20%，而“业务增长最快的是名家经纪”。
旅游传媒是指公司旗下运作的一本《北京旅游》杂志，且不必说。出版方面，精典博维此前对媒体称：即将出版的全套20部作品的《莫言文集》，准备印刷上百万册，整体定价大概在700元至800元。按照100万册，每套700元来算，《莫言文集》的码洋总额就有7亿元之多。
文化物流是指精典博维的物流事业部，专门从事图书物流业务，除满足自身需求外，还承接其他图书公司的业务，陈称目前规模已经达到8亿～10亿元。在陈黎明看来，文化物流将是公司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在莫言获得诺奖的消息传出后，作品大卖。据精典博维一名员工介绍，作为主要版权方，精典博维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激烈争夺图书电商的页面资源，在此情况下，物流能力决定了码洋。凭借物流系统，精典博维在《我们的荆轲》印出当天给当当网仓库送了5000本书，一夜售罄。“我的书可能（印刷出来）比上海文艺晚，但到货时间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公司物流是自己的。”陈黎明说。
莫言最好的作品范文第4篇
1952年成立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六十年的历史中，也曾经历过文艺出版大环境的萧条或内部体制老化的过程，但紧随着时代变化的上海文艺社，不断修正自己，与时俱进，日益呈现一番荣景。陈徵说，“上海文艺社一直不变的，就是长期以来在原创文学和人文社科方面的出版传统。在这两方面有所建树，是上海文艺社的宗旨，也是一直以来坚持的基本点，而在此基础上，上海文艺社的目标是将自己打造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高地’。
以丛书雕铸“新文艺”品牌
上海文艺社在成立之初，本名“新文艺出版社”，而今时过境迁，“新文艺”这一名字已经不再使用，但“新文艺”的内涵却被延续了下来。“新文艺的另一重含义，就是现当代文学，这个比较符合我们出版社的历史和现在的定位。所以现在我们就着力打造‘新文艺’这个品牌。”
丛书是陈徵眼中铸造品牌的一个重要方式，因为“丛书的影响更持久”。他说，“同样的作品，如果不做成丛书，而是东一本西一本，可能单本书的内容不错，可是影响力有限。”就比如《穿着的艺术》这本书，可能很多读者都对它没有印象；但如果说起这本书所属的“五角丛书”系列，相信绝大多数人不会不知道，这就是陈徵口中的丛书的力量。六十年来，上海文艺社先后出版了影响深远的各类丛书，可以说，丛书这一出版形式，是上海文艺社树立品牌的一个传统而又有力的武器。而直至现在，丛书依然是上海文艺社的主要工作之一。
2012年，上海文艺社推出的“中国当代文学大师读本”、“外国文学大师读本”、“现代艺术大家随笔”等大型系列丛书，都属于“新文艺”品牌系列。据陈徵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大师读本”是主要针对年轻人的普及性文学读本，选择了12种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作品，把它们类型化，这也是这套书与其他作家代表作汇编相比所不同的地方，“比如鲁迅的作品我们把它归类为社会小说，萧红的作品是乡土小说。”对于这样分类的意义，陈徵解释，这样的书很适合对文学刚产生兴趣的读者阅读，他可以先尝试阅读某一种类型，比如社会小说；如果他喜欢看，就可以再去阅读鲁迅的其他作品，甚至于鲁迅全集。
出版大量优秀丛书的传统和经验，让上海文艺社有自信，也有能力将社内的丛书打造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精品。“我们做丛书，肯定要做得跟别人不一样，要做得比别人好，而且一旦做，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可以说，上海文艺社就是冲着超越别人的目标而在做每一套丛书，因此能够打造出一套套视角独特、形式新颖的丛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追求多层次的深度和广度
上海文艺社早年定位于做一家很纯粹的文艺出版社，出版种类也基本上集中在中外文学和人文社科类作品。而随着市场的变化，上海文艺社目前的涉及范围比以前广了很多，显得更加“多元化”。
现在，出版中外文学作品，仍是上海文艺社的“基础性的工作”。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大师读本”、“外国文学大师读本”以及即将推出的“世界文学名著青少年版”，都是上海文艺社打造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经过了上百年时间的淘洗，已经成为经典了，因此带来的收益长达十年甚至更长。”
除了这类传统工作之外，上海文艺社也逐渐关注当下读者感兴趣的话题类作品，努力让社内的出版品更贴近普通大众。为此，上海文艺社在学术中寻找普及性的切入点，以普通读者为主要面向人群，打造了一批人文类读物，比如易中天的《中国智慧》，或是以介绍国外冷知识、冷学术和冷专业的“新视野人文丛书”。2012年还做了“新文艺现代艺术大家随笔”和“新文艺随笔”，后者集聚了国内顶尖的人文学者和科学家撰写的专题性随笔。陈徵举例说：“我们邀请华东理工大学的校长、中科院院士钱旭红教授写了一部《改变思维》，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钱教授从科学的角度来剖析，阐述我们要怎么改变思维，认识当今的世界。”
此外，上海文艺社也会紧密贴近市场，做一些市场销路好的畅销书，比如刘若英、蔡依林等明星书籍，梅西、林书豪等球星传记，蒋勋、林文月等文化畅销作品，以及时下当红的网络小说。而今的上海文艺社，在多种类型上百花齐放，形成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层次感，以期满足读者多元的阅读需求。
上海文艺的出版品中，除了定为主项的国内原创作品之外，引进版权的作品也占据了三分之一，例如今年2月份即将出齐的“世界文学名著青少年版”，就是从台湾引进的版权。对于原创与引进，陈徵的看法开放而睿智，“只要是和我们出版社相匹配的，能够丰富我们的产品线，我们都会引进。”就像少儿读物，如果上海文艺社重新积聚国内最好的作者来打造一部作品，其中所需要的成本巨大，而且不一定能够达到理想的高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引进版权是最明智的方式。“对于文化来说，区别在于先进和落后，而不是引进和原创。如果原创的东西非常差，我们做了也没有意义。文化虽然有民族性，但在先进性上是没有国别的。”有容乃大的思维，让上海文艺社能够吸取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文化精华，这对于读者来说，是最大的幸事。
作家是最重要的资产
在陈徵看来，出版社像是一个中介，“我们一手拿住作家资源，一手将他们的作品带入市场”，因此，将作家的作品做好，就是出版社最重要的工作。提到上海文艺社与签约作家之间的关系，陈徵一再强调的便是“服务”二字。“作家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有名的作家就是品牌，出版社拥有越多名家，也就拥有了越多品牌。”陈徵说，就像兰登书屋一样，如果没有福克纳、乔伊斯等知名作家的话，它就不可能成为美国知名的文学出版集团，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上海文艺社。因此，要牢牢地将知名作家资源掌握在手中，就必须服务好作家。“怎么让他（作家）的作品能够传递到更多的读者当中去，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就是编辑要做的事。所以我一直跟编辑们强调，除了要对作品有所判断和选择之外，编辑还需要服务作家。”
近年来，上海文艺社先后推出了余华、苏童、叶兆言、格非、韩少功等著名作家的作品系列，还即将推出王安忆、张承志、李洱、迟子建、刘醒龙等作品系列。“把作家的作品传播得更广，影响力搞得更大，使他的作品能够获得更多更大的肯定，那么这个作家对你的信赖就会更强，也就会更愿意和你合作。”通过这样的服务意识，上海文艺社旗下集聚了一批当今中国文坛最优秀的作家。在陈徵看来，这就是判定一家优秀的文艺出版社的最直观的量化标准。
服务作者所带来的回报，以及名家作品对于塑造品牌所带来的推动，在莫言系列作品的热销上有了最集中的体现。上海文艺社与莫言的结缘始于三十年前。三十年间，编辑更替，而出版社与莫言的合作情谊却历久弥新，即使没有新作交付上海文艺社的那些年，莫言与出版社依然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陈徵毫不讳言地说，莫言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是不冷不热，但上海文艺社还是将服务作者坚持了下来。2009年底，上海文艺社出版了《蛙》，并在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而在去年的上海书展上，上海文艺社原本计划推出“茅盾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系列”，重新整合莫言的全部长篇及中短篇小说，但考虑到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特殊情况，上海文艺社提高了对装帧设计及印制方面的要求，主动推迟了出版时间，到9月全套才完整出齐，并为后续可能的加印做了预案及物料方面的准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先见之明， 在10月份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后，上海文艺社的“莫言作品系列”才能够水到渠成地第一时间出现在市场上，并能源源不断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在莫言作品纷纷断货的情况下，上海文艺社凭借着这一系列，在出版界的这次“莫言热”中打出了最响亮的一炮。
对于作者的“服务”不仅仅局限于知名作家，对于国内优秀的年轻作家，上海文艺社一样投入以关注与“服务”。陈徵介绍，上海文艺社策划了“写作新势力”丛书，其中包括张悦然、郭文斌、张楚等青年作家的作品。陈徵认为，出版社必须要有培育新人的眼光，同样将新人的作品打造好，“把所有的事做好了，也就没有竞争者了”。依靠着这样的服务意识，上海文艺社与众多优秀作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无疑也就掌握着品牌竞争的砝码。
出版人要“坐得住冷板凳”
从2011年起，上海文艺社陆续推出了《伪雅史》、《拉布拉多鸭的诅咒》、《痴愚百科全书》等几本看似很不同于以往出版社风格的作品。这三本书正是上海文艺社被纳入“十二五规划”的“新视野人文丛书”的第一炮。这套丛书的定位紧扣住“新”，精选国外最新、最潮、最犄角旮旯的冷知识、冷学术、冷专业图书。也正因为关注的点比较“冷”，这套丛书面市以来，市场反应也较一般。但陈徵对这部丛书颇有自信：“从丛书设计的角度来看，这些书现在看上去是冷的，但只要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们就要坚持把它做下去。现在我们刚做了三四本，它在市场上还是冷的，但可能把它做到十本的时候，这套书就会热起来了。这是出版必须要忍耐的过程。”
莫言最好的作品范文第5篇
由于各方面的因素，职高学生中学困生、后进生比例较大，普遍存在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厌学等问题，这种状况不改变，势必直接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工作，对学生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作为一名职高教师，有责任、有义务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而作为职高语文教师，更有责任、有义务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那么应该如何采取有效的教学措施呢？又具体该如何做呢？以下是我的一些浅陋见解。
一、鼓励学生大胆思考探究
语文教学中，要改变传统的一味灌输的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中不能大包大揽，教师说什么学生记什么，要适当留出富有艺术性的“空间”，激发学生探究学习的欲望。这样能有效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和探究兴趣，从而更加有效的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去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和探究兴趣。
（1）职高的学生普遍缺乏课堂上主动参与的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在职高的语文课堂上似乎很难找到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学生，更难找到自告奋勇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学生。因此，作为语文教师在课堂上要善于提问题，提出问题后，留出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自我思考、互动讨论，在思考探究后，找各种教学契机引导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发表自己的看法。
（2）教学过程中在讲解到关键处，应学会采用欲擒故纵的方法，留出教学的空间让学生探究、讨论，然后再进入下一环节的教学。
（3）课后在一些问题的解答中给予适当提示，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
所以，在职高语文教学中，要真正把课堂变成和谐充满生机的课堂，就必须为学生创造一个敢于展于自己才华的团结、平等、和谐、自然的情景氛围，真正做到把学生放到主体的位置上，让学生自己去读、去想、去悟，进而经过自己的思考去理解课文的精髓，领略文学的美妙，并由此提升自己的语文素养。
二、鼓励课外阅读
语文知识是丰富多彩的，语文学习的天地是异常广阔的。所以，语文教学的阵地不仅仅是课堂，更应着眼于课外。
作为语文教师，应结合教材内容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利用多种渠道广泛阅读。在平时的语文课堂教学中，我很好的运用了这一点。比如在讲到莫言的《卖白菜》这一课时，我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莫言的其它作品，从而体会莫言作品的风格；体会莫言睿智的思想；体会莫言深沉的乡土情怀。之后，我组织学生进行了讨论探究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我总是颔首微笑，悉心倾听学生们的发言，精彩之处点头肯定，不恰当之处我也默然，不发表任何见解，不过早下结论，从而鼓励他们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学生讨论非常活跃，虽然有些学生的想法相当幼稚，但也常常有人能说出一些其他学生甚至教师都难以一时想到的不同见解。慢慢的，无形中激发了同学们阅读的兴趣，提高了同学们的理解能力和探究能力。
但课堂教学时间和容量毕竟有限，学生难免会有一些疑问不能当堂解决，教师的答疑应该重在指导学生自己去探究解决疑难，重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学校图书室、阅览室甚至电脑室都是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最佳场所。
三、鼓励学生大胆动笔写作
教了这么多年语文，令家长最头痛、老师无奈、学生讨厌的就是作文了。但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因此，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而在现在的学生中出现了“懒动笔”的现象，尤其是我们的职高学生这种状况尤为严重。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懒动笔”的原因是什么？有的学生说，老师要求的，并不是我想写的，自然“懒”； 有的学生说，我的生活实在太单调，我的阅历还不足以让我老写出“亮点”来，能不懒么；有的学生说，写作为什么一定要“一本正经”？有的说，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我给朋友写信、我参与网上的讨论、我和同学们聊天侃大山……所有这些我可不“懒”，为什么不能算在“动笔写”的范畴？总的来说，我们的教学脱离了生活的实际，而同学们也对语文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尤其是作文。
如何消除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懒动笔"现象呢，我们在作文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我以我手写我口，我以我口言真情”呢？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鼓励学生说真话
写作文讲究“言为心声”，写作要学会书写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2）引导学生言真情
平时，鼓励学生写日记，写随笔，让他们自由抒发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
（3）教会学生抒胸臆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再鼓励学生大胆写作，引导学生自觉培养良好的写作习惯，从而达到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目的。
莫言最好的作品范文第6篇
《创意世界》：近些年我国在文化发展战略方面，“文化走出去”频频被提及，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晓明：“文化走出去”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两三年提出来的。但在我看来，“文化走出去”是单向性的表达，一种比较虚的说法。文化更多强调的应该是平等交流，与其说你要用自己的文化去占领别人的市场，不如说提高自身的文化软实力，提升自身文化对别人的吸引力。因为文化的交流并不是单向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既是其他文化的接受者，也是影响其他文化的输出者。如果仅仅强调文化走出去，实际上是文化贸易领域的“重商主义”政策。
《创意世界》：那么，文化的软实力或者说文化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晓明：它可以分几个层次：最低的层次就是你的文化产品在国外有人消费，把别人变成你的消费者；第二个层次就是成为国外文化市场的投资者，你的文化投资在国外有很好的回报；最高层次当然是你的文化价值观得到别人的认可，大家都仰慕和喜欢你的文化内容。
《创意世界》：近年来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的总体情况如何？
张晓明：为了鼓励文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近些年国家也出台了不少相关的鼓励政策措施。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这些年增长速度非常快，在全世界非常受瞩目。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8创意经济》和《2010创意经济》提供的数字，中国的文化产品在全世界的市场占比非常高，2005年是19%，2008年是21%。
《创意世界》：真的很高啊！
张晓明：是的。我们出口的文化产品主要包括新媒体产品、设计类产品、工艺品、艺术品、以及出版和广电传媒产品等。总的来说，出版、广电等核心的文化产品我们占的比重非常低，但是我们的设计类产品、工艺品和艺术品占的比重非常高，其中工艺品在国际市场占的比例更是达到40%。近年来新媒体、游戏等占的比例也相当高。
《创意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强的还是文化产品的制造力？
张晓明：在文化产品的制造方面，中国确实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中心。如前所述，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出的《2010创意经济》中的数据，按照传统的有形货物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国际市场上5个制成的文化产品，其中1个就是从中国装船运出去的。我们的生产制造能力是全世界最大的。当然这些产品不都是我们创造的，外国可以把设计图样通过网络发过来，我们把它们制造成产品后“出口”。因此，虽然从文化贸易统计数据看我们是顺差，但是我们的版权贸易是逆差，而现代化先进国家都是版权出口大国。从文化产品的制造到文化产品的创造，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创意世界》：您如何看待国际市场对中国文化产品的需求？
张晓明：国外对中国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肯定是有的。要不好莱坞干嘛老拍跟中国题材相关的片子呢？关键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产品质量太低，人家不要啊，满足不了国外市场的需求。
《创意世界》：那怎样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
张晓明：首先你得让别人接触到你的文化产品之后能够产生共鸣。现在是信息开放的时代，大家对普世价值观的追求，对时尚和审美的看法，其实基本都是一样的。比如李安拍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谁不喜欢看？所以，别老说中国特色，别老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尽管全球化给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以更多传播的机会，但是普世价值观才是走出去的第一要义，否则别人怎么能够接受你的东西呢？
《创意世界》：难道文化的差异性不是产品的吸引力所在吗？
张晓明：这就看你如何理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了。在文化多样性的时代，好莱坞覆盖的实际上是一个大众消费市场。所谓大众消费产品，是内涵比较稀薄的东西，它里面所蕴含的特性最少。而好莱坞就是要覆盖全世界所有不同文化的消费市场，它的目的性很强。所以，你非要讲“文化走出去”的话，就面临“怎么走”的问题：内容怎么解决？你是要做普遍的人性？还是要做中国的特殊伦理？首先做哪块？在我看来，你要让人家接受你，就得先做普遍人性，你非要先搞所谓的中国特色文化，别人肯定不接受。
《创意世界》：非常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反倒不走俏？
张晓明：我们可以把国际的文化市场作类别细分，一方面学习好莱坞，把普世的价值观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衣，去面向世界市场，把它做成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非常民族化、非常中国化的东西，满足小众市场的需求。但是所有文化产品都有折扣。文化贸易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折扣，因为文化存在差异性，别人可能只能理解五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相关的文化战略去管理和协调这些问题。
《创意世界》：在您看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比较获得认可的文化产品有哪些？
张晓明：最典型的就是莫言的作品了。早年根据莫言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就成功走进了国际市场，去年莫言又获得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作品源于本土，有很好的故事，但是它的表达方式和传播的价值观又有共鸣性，表现的形式又跟国际上流行的文流有关。它是小说，也可以是剧本，还可以是电影，可以变成多种消费形态。这才是典型的可以“走出去”的东西。
《创意世界》：但光有一个莫言显然不够啊。我们的文化产品创造力和吸引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张晓明：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市场不够开放，不存在真正的竞争。很多文化企业被国家保护得太好了，做不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说白了还是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不彻底，把它们全推到市场去竞争，是生是死，由市场说了算，谁还会去生产烂东西啊？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市场机制本身的建设问题，另外文化管理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比如电影的分级为什么不可以做呢？文化投资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投资，市场和经济的风险已经很大了，不能让创作者的政治风险变得那么不可预期。
莫言最好的作品范文第7篇
前不久，走进田野的小画室时，他刚刚从新疆乌鲁木齐举办“弘扬西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个人书画展回来。为期5天的展览共展出作品180余幅，作品包括书法、绘画、篆刻，题材涉及花鸟、山水、动物、人物等。最大的作品有21米长的五百罗汉长卷，10米长的牡丹长卷，8米长1.8米高的牡丹、紫藤等。73岁的新疆著名的艺术理论评论家、书法家闵荫南先生评价说：“田野的这次展览是新疆建疆以来个人画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质量也是最好的一次。”
去年9月份，应有关部门指示，田野为我国第一艘航母创作了7幅作品，题材是雨中牡丹、紫藤，并为航母题诗一首：“瑞风轻拂军旗扬，我写国色春满堂，紫气东来纳祥福，一心为国守海防。头戴钢盔紧握抢，舰机同济破风浪，不忘军人之使命，振我军威固海疆。”
从1990年起，田野先后在日本、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黑龙江省美术馆、大连会展中心、山东威海博物馆等地成功地举办了个人书画展及联展，许多作品被国内外的艺术团体及个人收藏。田野的论文《浅谈中国书法与绘画》荣获全国一等奖、《自然与艺术再造》荣获全国三等奖。他的书法、国画共有五幅金银奖作品被收录在《中国当代艺术家收藏大典》。
田野的作品曾几次作为国礼赠予国际友人，但他却说：“我的作品能以国礼赠予国际友人是件很荣幸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你的作品水平是最高的，只不过是比其他艺术界的同仁和朋友多了一份幸运。”
田野在绘画中那轻松自然的心态，从他画室的布置上不难看出来。在他那大大的画案上凌乱地放着他画完的作品，地下和墙上是正等着装裱的画作。除此，便是成架的书，内容从中外绘画理论、知名书画家精品收录，到从古至今的名家作品选。
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田野都能深谙笔墨与自然、传统与时代的形神之妙，充分体现了中国画的水墨技法与艺术形式灵活运用、浓淡、虚实、刚柔、聚散等之创作手法，从而使人们从他的作品中领悟到其深邃的艺术魅力。
田野最擅长的是写意牡丹和紫藤，两者蕴意着“紫气东来”。田野笔下的牡丹独具一格，工写结合，千姿百态，突出神韵与变化共存，墨色酣畅、随意，又霸气。
田野自幼从军，从小学画，酷爱武术，数十年的习武练就了一身很扎实的功底，看他创作真是一种享受。创作中，他喜好用长锋羊毫，持笔总是在笔管的最顶端，大字小字一支笔完成，不难得知，武术给他书画创作带来了得天独厚的益处。
田野说：“画家必须以文化为坚实根基。”这也是他数十年来一直不变的信条。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加成熟，他博览群书，增加文化“厚度”。我在田野的画案上看到了他书写的一段诗句，那上面记录着他对母亲的纪念，对女儿的寄语：“人生徒自苦奔忙，学未成名两鬓霜，凡事让人非我弱，居心守己任他强。闲观书室为涵养，莫向庸愚较短长，五爱五庐行吾术，少问治乱与兴亡。”可谓以诗言志。
篆刻也是田野的爱好。他的画案上摆着上百方的治印、闲章、肖形章、名章等。不难看出，在他的作品中已体现出诗、书、画、印的统一效果。
莫言最好的作品范文第8篇
2012年，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谢尔・埃斯普马克说：莫言作为首位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令人欣喜。但事实上，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成就早已受到世界关注，中国也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机制还处于比较不完善的状态，几乎没有亚洲作家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直到1938年，以中文为母语之一写作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凭借《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一时期，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开始将目光投向亚洲作家，其中也包括中国作家。
82岁的谢尔・埃斯普马克说：中国文豪鲁迅最先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所关注。然而，当评委会辗转通过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以及中国语言学家刘半农，以“非官方的途径”去询问鲁迅先生是否愿意被提名为候选人时，鲁迅以“配不上诺贝尔奖”为理由婉拒这一荣誉。
以鲁迅在当时世界文坛的地位和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国内乃至世界上的崇高声望，国人包括世界上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有资格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他却说：“梁启超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的用意很清楚，他是认为我们的作家还没有这个水平和资格。在他的眼中，我们的作家距离获诺贝尔奖还有很大的差距。
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以诗集《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获奖以后的泰戈尔在亚洲产生了巨大轰动和影响，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和中国，分别邀请他到自己的国家访问，希望自己国家的作家能够有机会当面聆听诗人的经验。
他在1916年5月3日率先访问日本。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对泰戈尔表示热烈欢迎，称他为“东方大诗人”、“日本的友人”。泰戈尔发表演说的时候说：“所有民族都有义务将自己展示在世界面前。”
当时，青年作家川端康成就坐在距离泰戈尔不远的地方，聆听着诗人的演讲，他把这句话铭记在心，直到他在1968年像泰戈尔一样走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盛典。而另一个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亦把当年泰戈尔的话奉为座右铭，最终在1994年因“以诗的力度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与神话相互交融，勾勒出一幅反映当代人困境的多变的图景”，摘取了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在获奖以后，同样接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他在访问日本以后，于1924年4月12日访问中国，抵达上海的次日，应上海各学术团体邀请发表演说，后访问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等地，并发表演说。当时，金童玉女徐志摩、林徽因伴随左右，整个访问风靡中国。
风靡过后，华夏大地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没有人像川端康成那样“以敏锐的感觉、高超的技巧和艺术手段，表现了具有伦理价值的日本人的内心精华和文化意识”，也没有人像大江健三郎一样“努力发挥个人体验，成功描绘出人类共同的追求”。
谢尔・埃斯普马克说：“此后，在1968年，中国作家老舍也有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诺贝尔奖评委会正在考虑颁奖给一些亚洲作家，但激烈的讨论却持续了六七年，在此期间一些作家陆续辞世，其中就包括1966年去世的老舍。最终，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中国作家中，曾经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是沈从文。沈从文于1988年5月在北京辞世，距离当年诺贝尔奖评选揭晓仅剩几个月。
“诺贝尔文学奖只能颁给依然在世的当代作家。事实上，沈从文已经非常接近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表示，以湘西凤凰为文学故乡、作品充满浓郁中国情怀的沈从文深受评委会成员喜爱。“沈从文不仅获得提名，而且已经通过初评，出现在仅有五位作家名字的‘短名单’上。有足够多的信息和证据表明，中国作家沈从文，是当年最受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成员喜爱的候选人。”
直到2000年，已经移居法国的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奖项62年后再次出现了华人的名字。2012年，莫言更是以中国人的名义，摘得这个奖项，成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中国籍的中国作家。
在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谢尔・埃斯普马克认为，从唐诗宋词到《西游记》、《红楼梦》，中国文学一直有着自己的伟大传统，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了不起的成就。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涌现了不少世界级的优秀作家，而莫言最终获得来自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无疑具有新的意义。在他看来，莫言的小说吸收了中国古老的民间叙事传统，又融入了西方的现代性，从而成功地走向了世界。
有意思的是，2012年10月，在这个奖项揭晓的月份，山东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插曲。评委马悦然自曝有人想通过他的私人关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马悦然本人说：“我经常收到一些中国作家来信，内容不外乎是请我翻译成瑞文和英文，推荐评选诺奖之类。有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半年前给我寄了很多画、古书，还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我都退回去了。后来发现，他开始给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小组主席写信了。”
曾17次出任评委会主席的谢尔・埃斯普马克，看到了这个报道后反驳说：“这完全是编的。我听说过这个传闻，但这完全是胡说。没有人试过，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可贿赂的。我还听过传闻，说马悦然在诺奖评选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他都不在五个人组成的诺贝尔评选委员会里面，他只是18个院士之一。”
马悦然先生的夫人出面澄清这些传闻，显然是回击谢尔・埃斯普马克的。澄清原文如下：“悦然说过好多次，他认识的中国作家，真正的作家，从来就没有人跟他提过任何要求，从来就没有人写过信关于诺贝尔奖的事情！那位不停寄书画来的人是一个文化干部（不属于山东作协），不是一个作家。中国的作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