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调查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农村调查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农村调查范文第1篇

一、农村住户调查中影响数据质量的因素

1.调查补贴低，影响了住户调查工作质量。由于多年来未调整农村住户调查补贴标准，影响了调查户参与农村住户调查工作的积极性，配合程度降低，记账质量下降，影响了整个工作的质量。

2．外部环境给搞准农民纯收入等住户调查数据带来一定的影响。随着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级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及变化情况，每年都对县域经济进行排序，特别是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综合考核指标，在考核体系中占有一定份量，一些地方为了局部利益，和其他县市进行攀比，采用不同办法去抬高农民纯收入数据，干扰了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质量；另外，一些地方认为，反正上级部门还要调控数据，不如多报点，保留一定的调控余地，加上农民的松散性、流动性，也给住户调查核实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3．实物账部分很难弄实。实物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统计实物收入的主要做法是通过年终一次性调查。一次性调查虽然能够获取所需要的数据，但一次性回忆有其局限性，由于时间跨度大，最后只好由辅助调查员进行逻辑加工的推算。加上一次性调查时间短，少数辅助调查员为了省时间，根本不入户调查，大体估算就完事了。这样得出的数据，其准确性自然很难得到保证。

4．外出务工人员情况难以弄清。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农民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村第二大收入来源，甚至成为相当一部分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村住户调查方案对外出打工情况的调查十分详细，具体调查起来，困难很大。外出人员在外边基本也是一个小家庭，包括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只有认真记账才能搞实，但是很难做到，这样势必影响到农村居民收入、生活消费支出等的数据质量。

5．住户调查表指标太多、编码项太多。农村住户调查年报指标多达5500多个，季报指标也达2500多个，工作量大，用时多，编码的准确性往往会因此打折扣。

二、提高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质量的办法

根据以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要想切实搞准农民纯收入数据，保证住户调查质量，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提高调查补贴。适当提高调查人员、调查户各种形式的补贴，提高调查人员辅导记账工作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提高住户记账质量的目的。

2．加大统计执法力度，推进统计法制建设。一要加大统计执法力度，严肃查处统计违法行为；二要抓好统计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统计法律意识；三要加强培训，提高统计队伍整体素质；四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各项统计法制工作制度。

3．把账页改为账本，将实物账与现金账合二为一。借鉴城镇住户调查的做法，将现金账和实物账合并，将账页改为账本，账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和劳动调查，第二部分为实物收入，第三部分为现金收支。

农村调查范文第2篇

一：马路宽了，汽车多了

走进村庄，再也不见泥泞的小路，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水泥马路伸到了家家户户门口。汽车也走进了寻常百姓人家。在被调查的家庭中，31%的家庭已买了车，26%的家庭已有了买车的打算，23%的家庭正在考驾照或者准备考驾照，只有20%的家庭还得继续使用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等作为交通工具。

二：经济好了，新房多了

村庄里随处可见一幢幢“小洋楼”、“小别墅”，排列整齐，美观大方，里面的设施空调、彩电等一应俱全。听奶奶说这一带原来都是破破烂烂的矮平房，可现在已有63%的家庭住进了这样的新房子，11%的家庭正在买房，9%的家庭正在建房，只有17%的家庭暂时还不能住进新房。

农村调查范文第3篇

老师推荐我们去读的《江村经济》。第一次听到这个书名，觉得似乎和我们这门课没什么关系，后来老师说是这一本经典着作，于是加深了印象。从网上下载了电子版的书来看，粗略看了一下，发现虽然他研究的内容许多都不太明白，但是其中所运用的实地调查方法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江村经济》是立足于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全书分为十六章，其中涉及一个小农村的方方面面，写的很具体，也开创了一种新的（在当时）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模式。尽管这是七十多年前的研究了，但其对中国科学研究的贡献不容忽视，值得我们仔细品读。

这本书打破了学术研究的常规模式，采用实地调查的方式，将一个村为研究点，具体考察农村的家庭关系、财产与继承、户与村、产业和商业等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小农村的真实全貌，折射出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的生产、生活状态，以小见大。作者的研究意图不仅仅是要弄清“开弦弓村”的农民的生产、生活、消费、分配和交易状况，寻找其中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问题，更要表现这个村庄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样在当时中国的许多农村发生着。

农村调查范文第4篇

农村家庭彩电普及率37％

据调查，有彩电的农村家庭占37.3％。其中，购买时间在5年及以内的占72.3％，6年到10年占24.2％，10年以上占3.5％。也就是说，农村家庭彩电绝大部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即最近5年内购买的；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购买的家庭只有近四分之一（表1）。

购买因素在于广告和服务

那么，有彩电的农村家庭对现有彩电的认知渠道是什么呢？调查表明：通过亲友推荐、商店摆货和电视广告认知彩电的比例最高，分别为34.0％、32.7％、30.5％（表2）。此外，参考广播广告、报刊广告的分别为2.1％和0.7％。据此看来，靠质量和服务赢得消费者信任和推荐、靠商店摆货以直观、形象面对顾客、靠快捷的电视广告吸引顾客，是消费者购买彩电、以及厂商销电的三个主要渠道。

而购买彩电的当时，考虑质量的占50％，考虑品牌、价格的分别占24％和19.1％，此外，考虑功能、服务的分别占4.5％和2.4％(表3)。表明彩电质量是大多数居民购买彩电考虑的因素，特别是在我国彩电品牌效应已较充分体现和彩电价格较低等情况下，厂家、商家生产和销售的彩电质量因素越来越重要。

明年彩电市场前景看好

我国农村家庭至今还未购买彩电的占62.7％（表4）。如果按1997年我国23406.2万户乡村户数计，相当于还有14675.7万户还没有购买彩电。其原因，59.5％的家庭表示不需要，33.8％的家庭表示钱不够，6.2％的家庭没有使用条件，另外0.3％和0.2％的家庭因为没有满意的和购买不方便（表5）。可见，在彩电质量和购买渠道基本有了保障的情况下，影响农村彩电消费的主要因素集中在农民收入、消费习惯和基础设施上。

近几年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了农民对彩电这一娱乐品的消费，没有彩电的农村家庭中近六成农民表示不需要彩电的事实，从一个方面反映和折射出农民收入水平不高的状况。

但与此同时，就农民目前的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当时相同收入水平相比较，农民目前的彩电消费也还是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当时的彩电消费，这进一步表明，农民不需要彩电还有一个传统的消费习惯和心里问题。此外，农村通电落后和缺少电视接收装置等也是影响农民购买彩电的因素。

调查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党和政府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政策的落实，以及农民传统消费心里和习惯的改善，农村彩电市场将逐步趋旺。在准备购买彩色电视的农村家庭中，3.7％准备在今年购买，96.3％会在2001年购买（表6），因此，明年农村市场彩电销售前景看好。

表1:购买彩电时间：

5年及以内72.3%

6-10年内24.2%

10年及以上3.5%

表2:现有彩电认知渠道:

亲友推荐34.0%

商店摆货32.7%

电视广告30.5%

广播广告2.1%

报刊广告0.7%

表3:购买当时考虑因素:

质量50.0%

品牌24.0%

价格19.1%

功能4.5%

服务2.4%

表4:是否有彩色电视机?

有37.3%

没有62.7%

表5:未购买彩电原因:

不需要59.5%

钱不够33.8%

没条件6.2%

不满意0.3%

购买不便0.2%

表6:近两年购买彩电的时间:

农村调查范文第5篇

胡雪峰还有着另一个头衔，那就是中国乡村治理调查小组组长，其在农民消费与增收方面有着调查之后的发言权。他认为，鼓动农民消费以及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

我国有9亿多农民，全国人口比例农民占大头，鼓励农民消费无疑对于发展经济，拉动内需有积极的作用，但是要让农民能毫无顾虑地消费，就得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拥有可持续的长远消费能力。

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央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农民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从全部免除农业税，到种粮有补贴，良种有补贴，农机购置还有补贴，提高粮食保护收购价等等，特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普遍实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并逐步完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近5年来，农民收入虽然增长很快，5年人均累计增收2000多元，但增长速度仍然落后于城镇居民，致使城乡居民收入比逐年扩大。农业部提供给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的最新材料称，今年农民增收难度进一步增大，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另外，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保险筹资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低于城镇居民。

农民生活整体上还不富裕，有限的收入还得用来防病、养老。如果把积蓄花光，万一有个病痛，万一有个意外，老了干不动了怎么办？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城乡之间的差距将逐步缩小，但在目前农民的后顾之忧尚未解除之际鼓动农民消费，条件似乎还有些不成熟。

当然，鼓励农民适当消费不是不可以，如：家电下乡等。国家拿出一部分钱以最低的价格，最好的服务满足农村的市场，但这只能是大众化的，农民最急需的产品，如果过度过头，鼓励农民超前消费，就容易走向反面，削弱农民的自我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后劲。

农村调查范文第6篇

主动适应新形势，实行工作重心下移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特别是实施统筹城乡方略，农村进入体制和机制创新的重要阶段，农业农村形势、农民服务需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农业部门工作和服务也提出新的要求。为使新时期“三农”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有效对接起来，更好地履行农业部门的工作职能，长春市农委在委领导带领下，组成6个工作队100多名干部深入到全市各县（市、区），重点对1000个村、10000户农民开展面对面的指导服务，从实际出发研究解决涉及全市农村的重点、热点、难点和倾向性问题。

深入研究重点问题，加强工作指导服务

各工作队深入千村万户后，在全面进行工作指导服务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着力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每个工作队通过调查60%的村，每个村调查10户农民，主要找准农村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针对重点问题，对上中下3种类型典型村和3个典型户，采取随机抽样方式进行重点解剖，从中找准问题的主要症结，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在深入调查研究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工作队围绕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实行政策咨询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通过宣传和讲解政策，帮助农民了解和掌握政策，重点解决政策落实不及时、不到位等问题，充分发挥各项政策的强农惠农作用。围绕农民生产经营服务需求，实行咨询服务与现场指导相结合，按照农民生产经营需求提供咨询服务，还组织技术力量开展上门服务。围绕农民增收服务需求，实行项目推介与创业指导相结合，积极为有条件的农民推介致富项目，帮助农民制定创业规划。

与此同时，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业、棚膜蔬菜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加强指导服务，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走进千村万户服务活动中，6个工作队为基层解决了20多个问题。通过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对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都收到明显的实效。

推进机关作风转变，确保服务收到实效

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解决“三农”发展的实际问题，是农业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次走进千村万户服务活动，使农村社情民意在一线得以掌握，强农惠农政策在一线得以落实，推动科学发展举措在一线得以实施，促进了机关工作作风转变。

一是增强了干部敬业为农意识。农业部门机关干部走进千村万户，通过了解“三农”的实际情况，知晓新形势下应解决的重点问题，增强机关干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形成了强烈的情系“三农”、敬业为农的意识。

二是形成了调查研究之风。这次走进千家万户服务活动，是从深入调查研究开始的，调查研究贯穿于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调查研究得到干部的高度重视，在全委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今年，确定委领导调研课题7个，处室综合调研课题22个，事业单位综合调研课题12个，个人调研课题105个。

三是密切了农村党群干群关系。这次走进千村万户，通过与农民面对面开展咨询服务，组织专家帮助农民上门解决实际问题，农民感到问题有地方诉说，遇到困难有人帮助解决，从而建立起政府部门连接农民的桥梁和纽带，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

四是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走进千村万户服务活动中，通过对农民直接讲解政策、传授技术、针对性解决发展问题，实际是对农民进行个性化培训的过程。一些农民经过咨询服务和技术指导，自身素质和技术能力提高得很快，涌现出一批粮食生产大户、蔬菜种植大户、畜禽养殖大户，创业致富能人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

农村调查范文第7篇

“通过我的努力，看到就业困难的人员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心里真是特别高兴。”27岁的杨雪萍是江阴市夏港镇葫桥村的劳动保障专职管理员，她的任务就是帮助村民实现充分就业，尽管有时要花一个月时间才能帮特别困难的人找到合适的岗位，但她不会忘记因车祸失业3年的范建平报到上班时热泪盈眶的情景，这坚定了她为村民继续努力寻找工作的决心。如今，人们都亲切地称杨雪萍为村里的“就业保姆”。

江阴在全国首创农村劳动保障专管员制度，全市287个行政村均配备专职管理员，形成以市、镇、村三级管理，城乡一体的就业管理和服务网络，通过空岗信息、举办专场招聘会等形式，实现岗位信息和就业需求的对接，仅今年1―8月就新增农村劳动力就业9506人。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84%，农村调查失业率为3.47%。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2005年，江阴市成为江苏省首批全面小康达标县（市）后，随即进行了“经济发展为什么？区域领先争什么？全面小康达标以后干什么？”的新思索，于2006年提出了建设幸福江阴的全新构想，以独特的民本视野，将人的发展放在首位，进行了一场科学发展、民生为本的创新实践。

一年多来，一项项就业创业措施相继出台。创业培训成为促进就业的“助推器”，全市在职职工培训率达55%以上；大力实施“4045”人群再就业援助工程和“121”阳光扶助工程，促进弱势群体就业；加快建设农村三大合作组织，3.62万农民享受到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2007年上半年全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66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464元，分别同比增长14.07%和12.03%。

一个个幸福大礼包送给江阴人民。“幸福江阴・免费健康体检行动”让65万农民群众和4.7万城镇企业职工免费体检，并建立以户为单元的家庭档案，人人都有健康档案，统一以电子文档保存在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让广大农民“无病早预防、有病早知道、小病早治疗”，居民家庭健康档案开始实现电子信息化；“幸福进万家・文化欢乐行”全面开展，“送戏曲、送电影、送图书、送展览”丰富了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江阴投资近亿元在江苏省率先建设技防城，全市技防村（社区）建成率达到60％以上，初步实现“全市域覆盖、全天候监控、全防区联动”，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达96.5%，连续四年进入“全省社会治安安全市（县）”行列。

农村调查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农民合作组织；重复合作博弈；农村宗族力量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实行；同时也削弱了集体时期凝聚村民的乡村组织的权威和作用，村民对乡村组织的依赖和服从大大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家庭颇有点离群孤立。农民不仅在市场上成为弱势群体，而且在目前我国农村公共财政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村庄内部又缺乏有效合作，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从而制约了农业生产能力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农民间关系现状及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影响

曹锦清先生于1998年在河南调查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农民在合作的可能上越来越小，合作的成本越来越高。在村庄提供公共产品时，不能将那些不愿合作的村民边缘化，有些不愿合作的村民成功搭上“便车”，就会对其他愿意合作的村民以打击，集体行动最终不能达成，农村公共产品也就不可能提供。非常糟糕的是，贺雪峰教授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到农村调查的见闻，处处印证了曹先生的推论。贺教授曾在2002年、2003年到安徽、江苏和湖北的农村进行调查，“‘一事一议’能够不依靠行政强制而进行下去的村庄实在是极少数，‘谁受益，谁投资’的政策在当前农村更是降低了农民的合作可能性”。因为“谁受益，谁投资”的核心是让农民依托市场或协作来解决生产生活中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问题是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农民无法通过市场来获得这种公共产品，而协作的前提是农民具有合作的能力。但由于受益不可能绝对均等等原因，农民间很难合作；再加上许多地方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及权力滥用等原因，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一个不良循环：农民缺乏合作能力。因此，不能内生提供公共产品；乡村凭借行政干预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乡村凭借行政强力为个人谋取私利、不允许乡村插手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由农民自己合作来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农民不能合作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乡村不能不插手公共产品的供给。贺教授在调查时深有感叹：到农村走一走，到处是淤塞的堰塘、被毁的渠坝，只需要农民投入有限的劳动力即可以建设好。但农民组织不起来，也就分享不了可以建设好的水利设施的好处。

2增强农民合作能力的思路与分析

合作实质上是一种秩序，没有一种秩序，人们就不可能信任他人，也无法对其行为产生预期；而要维护这种行为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即是制度，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保证合作的秩序，使个人乃至社会能在既定条件下实现目标的最大化。增强农民合作能力的路径就在于建立一种有效的规则或制度。

2.1农民合作组织

由于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的成功，推进了农民合作组织在国际范围内的蓬勃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对单个农户各自独立面对市场时交易行为的替代，使外部性内在化，节约了费用。同时它作为一个集体投资主体，比较有利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避免某些“搭便车”的环节。

诚然，农民合作组织作用很大，但关键还在于它的创建和维持。因为与其他的经济组织相比，农民合作组织的内部合作成本相当高。这里所谓的内部合作成本，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有着共同利益目标函数的农户之间，在寻求合作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组织成本，包括事前的信息联络、签订契约和制定规章等各项工作中所花费的组织成本，合作组织的建立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具有合作企业家素质的发起人，而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群众文化层次偏低，年龄结构偏大，思想相对保守，因此，把“善分不善合”的农户组织成一个有凝聚力和有效率的合作组织是相当困难的，需要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另一部分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合作组织，要保持正常运转，维持良好的合作效率所需要支付的费用，这些费用包括团体成员之间互通信息的费用、团体结构日常工作费用、监督团体成员违约并对之实施约束的费用等。农民合作组织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排他性特性不明显，而且收费困难，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要有效地对团体内部成员进行监督约束，或者是有效收费，所需要支付的成本是很高的，特别是对于单个农户而言，出头创建农民合作组织并不符合个人理性。因为对个人来说，“外部利润”的分配是分散的、有限的，而且别人将得以“搭便车”。所以，建立农民合作组织的可能性不会自发的转变为现实性。“没有合作企业家就不会有合作社”（普鲁克，1992），具有合作精神的企业家人才是农民合作组织产生的必要条件。在合作组织的创建和早期发展中，具有合作思想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必不可少，他们意识到合作组织的优越性并身体力行，将利益相关者带动起来，创办起自办型的农民合作组织。以平等互利的方式，推动自身行业的发展；在个人业务获得较大发展的同时，也为同伴贡献了自己的资源。充分体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合作精神，可以说，这些关键成员的素质、水平，甚至个性就直接影响到农民合作组织的创建、运行和发展。他们也是我国现阶段农民合作组织所需要的合作社企业家。而真实情况是，我国目前合作社企业家异常短缺，严重制约着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参加各种经济组织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3.5%，尚有96.5%的农户游离于各种组织之外。

2.2重复合作博弈

在经济学家看来，“免费搭便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有理性的选择，即只要有公共产品的存在，“免费搭便车”的出现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在人非常多的情况下，人们完全有可能在不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享受他人的捐献而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效益。

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免费搭便车”的存在就不去提供公共产品，而且“免费搭便车”也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那就是在村民之间运用一种可信承诺的“重复合作博弈”，即如果某个成员破坏了一项合作制度，全体成员会在下一次合作中将其驱逐出局，从而建立起彼此合作的策略，并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监督的合作机制。我国学者崔之元通过去的实证研究，说明了重复博弈和团体激励可以克服集体经济的“搭便车”难题。崔先生认为，在多次重复的博弈而非“一锤子买卖”中，合作行为（即不“搭便车”）是可能产生的，并由此推测，若想克服“搭便车”，就应设法增加博弈的可重复性，使集体成员具有长期眼光，不按“一锤子买卖”的逻辑去想事和行事。当然，在重复博弈中，“合作”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合作能否实现，取决于博弈各方是否存在相互兼容的促进合作的预期。“好领导”的功能和艺术即在于在成员中创造出这种预期，并使之得以持续下去。用博弈论的术语，我们可以说，“搭便车”（不合作）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作）都可能成为集体成员的平衡策略，究竟何者成为事实上的平衡，则取决于领导的行为是“吃苦在先”还是“”，这是引导群众预期的关键。所以，一个有能力的村干部，一个有能力的村组织，一个有所作为的村党支部，可能就是解决农民合作问题的关键所在。老百姓常说：“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这样的成功事例也屡见不鲜，如、大寨等，但从总体上来说毕竟太少。因为“好领导”的产生往往是偶然的，也缺乏培养和培训的机制。

2.3农村宗族力量

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其办法就是建立及强化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宗族组织起作用的原理是，将少数极端自私、不愿合作者边缘化，使他们的自私自利行为受到惩罚，使他们的不合作行为仅仅限制在自己身上，而不扩展成为村中大多数人的行动。边缘化不合作者的办法与对合作要求的强度有关，越是需要合作的村庄或宗族，边缘化不合作者的办法就越强有力。这种强有力的办法不只是对不合作者产生了损害，而且使其他村民从不合作者所受惩罚中感受到了传统的力量，而不敢违规。换句话说，在传统社会中，并不是不存在违规者，也不是不存在强烈“搭便车”欲望的“落后分子”，而是存在一套相对有效的惩罚机制，可以在某些方面将这些不合作者（落后分子）边缘化，从而改变了村中大多数人的预期。

现在，人们往往把宗族组织与黑恶势力联系在一起，却忽视了宗族的增强农民合作的力量和作用。近年来，许多研究宗族的学者纷纷转向了研究现实宗族问题。众多学者大量的实地调查案例证明，在南方（如江西、福建等）地区的农村，还可以普遍见到宗族组织在形成集体行动方面的作用，且其作用不可小视。贺雪峰教授在江西一些宗族农村调查时发现，它们的确可以自足提供诸如小水利、村庄道路等公共设施与物品。刘良群在江西的调查也充分证明了宗族的作用（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特别是对“无职无权”的村民来说，在生产生活中，对宗族这种天然的血亲关系的感受和依赖最为强烈，把宗族的作用视为他们极为有限的社会资源中的重要部分。宗族组织成为村民们合作的天然纽带，可以弥补法律、行政等无法发挥的作用。

3小结

农民的确是分散的，世世代代的家庭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使他们在现实中很缺乏自己“组织起来”的能力，真正把他们组织起来的，往往是外在的力量。

（1）鉴于我国合作社企业家供给不足的现状，政府应重视企业家的培育与培训工作，同时各级政府以及涉农部门、涉农企业应适度介入农民合作组织的创建工作。其实，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就整体而言，既非单纯农户自发行动所能实现的诱致性变迁，也不是单纯的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政府主导下的内生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正因为如此，制度环境因素对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所指的制度环境因素大体包括宏观体制、法制、法律、行政介入、相关主体、文化影响等方面。

（2）各级党委要保护好村组织里有影响、有作为的带头人，多给他们一些优惠政策，使他们有更多的发挥潜力的空间，多为民做事。同时逐步形成培养、培训带头人的机制如激励机制等。

（3）农民合作组织在很多地方的农村尚没有建立，村民还需要借助宗族等传统组织进行合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不应简单地去排斥它，而是应该如何有效地利用宗族组织的积极作用，让宗族组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其特殊的历史作用。

4参考文献

[1]席恒.公与私：公共事业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