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解读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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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三字经》 启蒙教材 经典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启蒙教材。而其中《三字经》又是影响最大的一种，知名度极高，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明代教育家吕坤指出：“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清人紫巢氏，称它为“一部袖里《通鉴纲目》”。民国时期的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馀字，历举我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1]
《三字经》的字数是多少，好像并不是个问题，数一数就知道了，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现在通行本（王相训诂本）是1145字。而文献记载的最古本《三字经》是1050字[2]。而根据现有文献得知赵南星所撰《三字经注》是现存最早的《三字经》注释本[3]，此版本完成刻板印刷当在1572年后。其所据《三字经》版本的印刻时间至少不早于1295年，应在1315年后。它的字数是1086。广东省立图书馆中山文献馆馆藏的《训蒙三字经》，是民国年间广州民智书局刻印本，它最接近原本，共有1056字。而据有关专家考证，全书总字数为1044字而非现在文献记载的1050字[4]。
《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谁？因为当时未署作者姓名，在明代以前也未引起人们重视，所以到了今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三字经》作者之说大致有四种：一是南宋鄞县王应麟撰，二是宋末顺德区适子撰，三是明代南海黎贞撰，四是王应麟初撰、区适子增订、黎贞续成。而其中以王应麟为作者的意见占优势。不过按照钱文忠先生引用顾静先生的意见，应该说是“世传”王应麟所撰。[5]
《三字经》为何风靡当时，深得人们喜爱，并且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呢？主要因为：
一、内容丰富，知识性强。《三字经》也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简史。它涵盖面极广，涉及伦理道德规范、经史子集、名物常识、历史次第等，作者运用简单易懂的文字将中国文化各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许多语句，如“养不教，父之过”，“勤有功，戏无益”等等成为妇孺皆知、世代传诵、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被誉为“千古一奇书”。《三字经》全文分为四个部分，全篇内容连贯，第一部分谈教育意义、伦理知识，和基本文化常识，第二部分介绍代表中国文化的经典书目和读书的次序。第三部分是简明中国通史，第四部分谈学习要勤奋刻苦。可见《三字经》也是一部教育专著。外国人称它包括“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之著作”，因而把它作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风俗习惯的入门书。比如：“人之初，性本善”，看起来简单，其实涉及到中国古代一直争论不休的关于人性本质的哲学命题。亦即人性本恶还是本善，抑或有恶有善，这个问题即使是在儒家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三字经》中的许多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如“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等，言简意赅，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特别是其中尤须对关于学习的句子，至今仍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如：“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要求我们读书学习，要有恒心毅力，要边读边思考。只有早把心思都用到学习上，才能真正学好。“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晋朝车胤，把萤火虫放在纱袋里照明读书。孙康则利用积雪的反光来读书。两人虽然家境贫苦，却能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求学。“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狗在夜间会看守家门，鸡在早晨天亮时报晓，人如果不能用心学习，有什么资格称为人呢？“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蚕可以吐丝，蜜蜂可以酿蜜。而人要是不去学习，以自己的知识、技能来实现自己的价值，那就还不如还动物。而其中对历史知识的叙述，非常精炼，不到三百字就概括了从伏羲神农到明朝灭亡的廿二史内容，真可谓“袖里通鉴纲目”。
二.《三字经》对中国古代的道德思想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与发展。在提到后来为人们所诟病的三纲五常时，它不是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绝对的君权、父权、夫权，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而是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在这里，它提出的是对等的概念，对道德双方同时要求，而不是对单方面的要求，如“君臣义”，它不仅强调“臣则忠”，也强调“君则敬”，其实这是继承孟子的君臣观，孟子不赞成君尊臣卑型的模式，对君臣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君贤臣良型的崭新模式并设定了君臣之间各自的分工和职能范围。他提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6]（《孟子・离娄上》），君臣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对等的关系。他甚至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7]（《孟子・离娄下》），可见孟子所要建构的是一种君臣人格相对平等的关系。《三字经》所吸收的正是孟子这种相对合理的君臣伦理关系。其他如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也是一样，对双方都提出要求，如“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处理社会、家庭、同事、上下级等关系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三字经》深受喜爱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三字经》每三字一句，句子短小，整齐排列，句式流畅，押韵自然，读来朗朗上口，非常易于儿童的诵读和记忆。并且，它的前后句之间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不过《三字经》中的三字句，往往并不独立表意，而是两句或四句一组，一起表达一个意思，但正因为将六字或十二分为两句或四句，这对孩子记诵大有帮助。《三字经》对句平仄押韵，这种两两相对、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的句式，正好体现中国人喜欢对称的思维方式。古人云：“书读百遍，其意自见。”而根据儿童喜欢大声讽诵学习的特点，《三字经》非常适合儿童可以反复诵读，儿童在诵读过程中，尽管不一定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和思想，却能产生奇妙的节奏美感。我国古代一些学者就很重视诵读的作用。梁启超认为：“儿童识字之始，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三字经》就具有了歌谣的特点。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凝聚了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和传统伦理文化。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章太炎称赞《三字经》“其启人知识，过之《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矣。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钱文忠先生甚至提出《三字经》适合全中国人来读。他认为《三字经》里面讲爱、对长辈的尊敬、兄弟之间的友爱、勤奋学习等有普世的价值，永恒的价值。“俄国汉学之父”的俾丘林神父曾称它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认为它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风俗习惯的重要书籍，并把它列为学习汉文的识字课本。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三字经》列入了《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可见，我们数典不能忘祖，如何继承和借鉴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启蒙教育文化，是我们今天重要的任务。
注 释
[1]《朱子新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98，672页
[2]陆林辑校.《三字经辑刊・前言》.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3页
[3]陆林辑校.《三字经辑刊・前言》.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页
[4]李健明.《三字经》主要版本内容研究，《学术研究》，2008，第8期。
[5]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序，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3页。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第2篇
每天中午12点45分，我都会准时收看中央十台的“百家讲坛”。“百家讲坛”是由一些大师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分析一些经典著作，告诉我们为人处理的道理。
我是在妈妈的强迫下看的，那时，我喜爱的动画片------《名侦探柯南》正在热播中，我自然是一万个不情愿，可是，妈妈可不管这么多，直接调到了十台，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没办法，我也只好忍气吞声地呆呆地看这“百家讲坛”。但是，渐渐地，我被里面的故事吸引了，从王立群读《史记》，我知道了一个朝代兴衰的历史原因有很多，明白时代是一步步前进的。从易中天讲诸子百家争鸣，我知道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等思想的具体的内容，虽然有些我还不太明白，但我一定会读读这些经典，吸取里面的精华。从鲍鹏山《新说水浒》，我明白了故事中各个英雄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在以前，我还只是简单地认为《水浒传》只是一本打打杀杀快意恩仇的书，通过鲍鹏山老师对里面细节的讲解，我知道了看名著是要细嚼慢咽地，里面108条好汉，个个性格不一，来历不同，作者能处理得这么好，每一个英雄好汉的性格形成的原因以及各自的归宿安排得合情合理，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有时间，我一定再细细地咀嚼这部经典。从曾仕强教授讲胡雪岩的启示，胡雪岩能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个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我明白了诚信是人的第二性命。从钱文忠老师解读《三字经》，我知道了四书五经的一些大致情况，以后，我也会慢慢地去读这些经典。
“百家讲坛”已经成了我的精神食粮，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一天如果没“吃”，我会觉得心里空空的。里面讲解的一些道理，必定会使我受益无穷。我会一直看下去的。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电视娱乐化 《百家讲坛》 文化传承
当前，电视的娱乐化现象日益严重，从各类综艺节目、真人秀节目、相亲节目、竞技类节目，到电影、电视剧等等，无不体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这正如当代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所描绘的那样：“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伴随着泛娱乐化现象，电视作为当今最具话语霸权的媒体，其原本应该具有的核心责任——社会文化传承这一职能，被弱化。然而，仍然有部分电视节目在娱乐至上的重重高压下，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一责任，严守节目宗旨，积极传播社会文化，充分发挥了电视的教育功能。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央台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
一、电视媒介传承社会文化的重要意义
电视媒介具有教育功能，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所说“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惟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①
这里所说的教育功能，主要是指电视作为一个综合性强、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的大众媒体，它所承担的传承社会文化的责任。美国社会学家拉斯维尔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将知识、价值观和规范一代一代地在社会成员中传承下去。……媒介传承文化的功能，使个人在开始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前以及学校教育结束之后，都能通过持续的社会过程而融入社会之中。”②
充分发挥电视媒介传承社会文化这一功能是十分必要的。众所周知，作为大众媒介，电视传承社会文化的方式与学校和书本不同，学校采取人人相传，人书相传；书本采取文字相传，这两者都要求一定的门槛，学校要求学历、年龄、时间等等，书本要求识字解文，而电视则什么都不需要。所以，电视的影响力是非常广泛的，充分发挥它的社会文化传承作用，对于公民接受优质的持续教育、形成良好的道德规范体系、传承发扬社会文化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电视媒介能否传承社会文化
关于电视媒介能否有效地传承社会文化，学界一直颇有争议，争论最大的焦点就是电视媒介与社会文化的属性矛盾能否调和。也就是说，电视作为大众媒介是否适合传承社会文化。
一种观点认为，电视作为大众媒介，其本身具有浮浅的、娱乐化倾向。由它所传播社会文化中的精髓必须屈从于其本身的传播规律，大多数内容被异化了，所以说电视不是传承社会文化，而是对社会文化的恣意掠夺与侵犯。其实这一点，我们从《百家讲坛》的发展历程是可以看出端倪的。最初《百家讲坛》的节目定位是“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主讲人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如杨振宁、丁肇中、霍金等大师级专家学者，然而这一高端定位的最终结局是曲高和寡，收视者寥寥无几。为了生存，《百家讲坛》开始放下身段，让“专家学者”为群众服务，把收视人群定位于初中以下学历，才有了后来的红火局面。
另外一个观点认为，电视传播社会文化是适合的，仍以《百家讲坛》为例，他们认为《百家讲坛》的开办与红火是中国人近几十年来生活富裕后，寻找文化依靠的必然，“在全民教育程度以及大众自觉寻求理想教化的自觉性尚未达到一个理想高度之前，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上开办这样一档普及知识传播思想的节目，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③
据统计，《百家讲坛》开办10年的时间，所传播的传统文化范围非常广泛，从《三字经》、《千字文》到《论语》、《老子》、《庄子》等名家名著；从秦汉三国，到明清民国等等，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几乎无所不包。广大电视观众在享受视觉愉悦的同时，于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诸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丰富了知识，陶冶了性情。
综合分析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虽然电视媒介在遵从传播规律的同时，使社会文化有了部分的偏离和缺失，但是它的传播功能和效果更为显著。因此，我们更应该发扬类似《百家讲坛》、以传播社会文化为已任的电视节目，使它们更好地发挥电视媒介的传播优势，更好地为社会和大众服务。
三、电视媒介传承社会文化的优势
相较于口口相传、文字相传，电视媒介传承社会文化的历史尚浅，有极大的局限性，但它的优势也十分明显。
1、可视性、趣味性优势明显
正规学校教育的社会文化传承，一般是采取课堂教学模式，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特点是口口，文字书本相传。而电视媒介传承社会文化则采取声画结合，形式灵活多样，可视性和趣味性非常强。
以《百家讲坛》为例，我们可以先看一组统计数据（见上表）。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样的讲座内容，在学校讲堂中和电视荧屏上的视觉元素是不一样的。相比较而言，后者更具有可视性，它借助电视媒体的优势把所要传播的内容变得更加灵活，使观众在接受文化熏陶的同时，获得较强的感官愉悦。
这里对《百家讲坛》的视觉元素进行解读，具体感受一下电视媒介的传播魅力。
首先，作为讲座内容有效补充的视觉元素，包括节目的片头、片尾、片花、预告短片、节目回放等，制作精良，极具视觉冲击力，它们是讲座内容的有益补充，有“不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效果，造成观众强烈的期待视野，使讲座还没开始就得到强化。如《梁祝传奇》的预告片采用Flas，画面浪漫而飘逸，配以淳厚的男中音、优美的小提琴曲《梁祝》，让人获得优美的视听享受的同时，对即将播出的节目充满期待；如《墨子的药方》的预告片则采用的是水墨画为主的方式，配以红色的字幕提示关键词，配乐则是古曲，给人以厚重的感觉。
其次，在讲座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内容配以贴切的画面，包括幻灯片、Flas、电影电视片断、图片、照片等视觉元素来加强讲座效果，并设置关键词、字幕等，力求最大程度地提高传播效果，激发观众的收视兴趣。但是讲座内容的不同决定了视觉元素的差别，比如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焚书坑儒》中，主要运用字幕提示的方式，另外影视片断的运用也比较多，色彩红黑，和内容的抑郁以及主持人的性别色彩相贴合；而在于丹的《论语感悟》中，大多运用的是Flas制作的短片与字幕，色彩以青蓝淡雅为主，片子明快而轻松，符合讲解内容（类似西方心灵鸡汤的形式）和主讲人的女性气质；钱文忠的《玄奘西游记》中配合玄奘西游的艰难险阻，片子多用影视片断中的名山大川、云雾缭绕来阐述，色调凝重而不失轻快，表达了玄奘虽“历经万难，终得圣经”的历程。
2、范围广、影响力大的优势明显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电视节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单纯的新闻、政治、经济、体育等信息已经无法满足观众的需要，医疗、保健、美容、相亲、励志、竞赛等节目应运而生。电视媒介涉及的内容的广泛性显而易见。
从《百家讲坛》节目的内容来看，它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节目开办三年后，开始偏重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迎合了当前社会的“历史文化热”的潮流。
在《百家讲坛》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04年阎崇年开讲的《清十一帝疑案》、2005年刘心武的《揭秘〈红楼〉》、纪连海的《历史上的和绅》、2006年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的《论语心得》、2009年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等等，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用生动简练的方式传播给电视受众，掀起了一阵收视狂潮。
在节目内容影响广泛的同时，大批学术界人士由幕后走到台前，完成了他们学术生涯的“声名”蜕变，成为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学术名星和电视名人。
结语
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介虽然受到网络的竞争和挤压，但是它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我们并不反对它所具有的娱乐精神，但是，我们更应提倡电视所肩负的传承社会文化的重大责任，这是它的核心职能，这对于塑造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塑造当代国人的性格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美]威尔伯·施拉姆 、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新华出版社，1984：261
②沃纳·塞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 译：《传播理论：起源、应用与方法》[M].华夏出版社，1999：349
③王慧，《且慢给〈百家讲坛〉判死缓》[N].《齐鲁晚报》，2008-12-14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范文第4篇
世博主题成亮点
由于恰逢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本届上海书展特地根据世博会的特殊背景和自身特色,突出了上海的文化内涵,各参展方以出版物、文化活动、影展等多种形式向世博献礼,多角度为读者展现世博魅力,并使世博会的主题成为此次书展的最大亮点。
以色列馆“海贝壳”建筑师渡堂海现身书展现场,以“自然,造化城市”的演讲与大家分享了华美的建筑诗篇;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吴志强通过《上海世博会精彩看点》为读者解读了世博园的种种精彩;而《西班牙图书馆中国古籍书志》新书首发式暨中西文化交流研讨会也在世博园西班牙馆完美呈现。在上海辞书出版社主办的《辞海》第六版(普及本)首发式暨世博志愿者之星赠书活动上,来自上海大学的世博会志愿者之星用自己在志愿者岗位上的经历和感受解释辞海中的词条,以此讲述志愿者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此外,《我在世博》名人见面会、上海世博创意解读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均主打的是世博牌。
长于书写上海风情和故事的作家陈丹燕在此次书展上带来了《上海的风花雪月》等新作,带来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体悟。她认为,世博会的形式有点像二十世纪初集市的形式,这种形式应该说有一点过时了,但对上海是非常合适的。上海喜欢和世界亲近,可能希望一开门出去就是世界,而世博会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正如作家莫言所说:“今年,上海是最有文化感召力的城市。这个夏天,城市因阅读而更加美好。”世博会期间登场的上海书展,为读者提供了更丰富多元的精神享受。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焦扬表示,上海是一座具有优良阅读传统的城市,在建设创新型社会和学习型城市的背景下,上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大力推动全民阅读。
新书名家互辉映
参加此次书展的出版社纷纷携各自新近出版的图书来沪,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道丰盛的饕餮阅读盛宴。而书展主办方也秉承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邀请到三百余位文化界名人参与到书展之中。他们或与读者分享自己的新作,或广泛参与讲座、沙龙、访谈等文化活动,与参展新书交相辉映。
中国出版集团此次参展图书多达7477种,并力推《中国文库・建党90周年/100周年特辑》《世界历史文库》《开国丛书》《走进曹操》《任伯年全集》等新书。作为本届书展的主宾省,浙江省的表现引人注目。其展馆中国红的主色调充分融入了世博元素,而《王国维全集》《陆俨少全集》《黄宾虹全集》和“茶人三部曲”等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的新书也为读者带来惊喜。作为有着“地利”之便的本地出版业两大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此次推出了《如何研究中国》《疾痛的故事》《玫瑰的名字》《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等不同内容和体裁的新书,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则集中展示了《话说上海丛书》《海上谈艺录丛书》《近现代论艺经典文库》等一批文艺类图书。
参与本届书展的各路名家构成了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让读者大呼过瘾。莫言在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创作经历时谈到,自己以往的作品多是以家乡山东高密为背景,但实际上自己现在的作品已经不是纯粹的农村题材,而是如同我们国家的发展一样进入了“城市化”,或称从乡村到城市。但自己对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题材并不熟悉,这些题材还是应该让熟悉它们的作家来写。既是作家又是评论家的止庵认为,现在出版界的门槛降低了,肯定是鱼龙混杂,因此作者要对自己要求严厉一些、高一些。而读者要好好选择,努力挑选好书阅读。台湾作家朱天文表示,不要放弃阅读经典书籍、阅读前人累积下来的东西。这就如同一个人年轻时可以靠生命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生命力会衰竭,因此需要有足够的积累继续站在上面,这样看到的风景是会不一样的。在“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弟子规》等古代经典书籍的学者钱文忠则认为,读书是一件十分私人的事情。他说,现在读书就是一种生活,我们吃饭讲究营养均衡,但看书没有这个概念,似乎读得越精越好、越狭隘越好,这是一种非常功利甚至势利的读书观。读书也应像我们摄入生命营养一样,什么都吃一点,搭配要尽量均衡。麦家、蒋一谈、郝明义、六六、郭敬明、贾樟柯、曹景行、梁文道等文学界、艺术界、出版界人士也在书展上与读者见面交流。
近日,由出版界和读者共同评出的2010上海书展“最有影响力的十本新书”也正式揭晓,它们分别是:《重读近代史》《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风语》《海上文学百家文库(131卷)》《画眼》《莫言作品集》《“三十年集”系列丛书》《阅读的故事》《余震》《庄子的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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