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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笔下的故乡否定了与自己的切身关系
小说开篇以“我”对故乡的全景式俯瞰起笔,体现的是现实世界的萧瑟与荒凉,感情基调是灰色的。这个故乡于“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有异乡的感觉。否定了故乡作为生养之地的存在价值。故乡的破败体现出处于蒙昧状态的故乡的特征,同时,也反映出“我”对故乡的失望情绪。陌生化的故乡其实已经是异乡。“我”全景式俯瞰的视角也是一种寻找的姿态,在寻找“我”记忆中故乡的美好之处。但是,破败的现实故乡场景打碎了“我”的美好记忆,“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2.故乡的神奇美丽透露出作者的神话情结
就在故乡显露出无比的荒凉无比的陌生后,作者笔锋一转。《故乡》在写到了少年闰土时,情感突然变得如此神奇: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画面如此神异,仿佛是一幅远离人间的神话故事。因为这幅画面并不是“我”亲眼所见的真实图景,而是“我”“脑里忽然闪出”的想象的图景,所以,这部分就是一个想象的文本。
从文本中可以看出,鲁迅创作的动物猹是一种很灵活狡猾的动物,类似于蛇。
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陪你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底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猹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过来,反从胯下蹿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可以领会,在鲁迅用文字构筑的“闰土月夜守瓜图”所展现的神异世界里,在这天高地广的园地中,有一个动物、植物和男人,构成了静穆的神话图景,从而使《故乡》成为很典型的美学的神话文本。
3.鲁迅构筑一个神话世界,其实是在追忆一个美好的童年生活
鲁迅先生的乐园是三味书屋或百草园,而我的乐园是我家楼下的院子.
那时侯,我小,一直住在姥姥家的古典式宅子里,那四周尽是院子.
院里有很大的空地,我和姐姐常在那儿跳房子玩,或耍小桌,又或理院子.院里之所以有那么大的空地,我们的功劳是少不了的.当然还有忙月李古的指点.那院子是很杂的,院子角常有些稀奇玩意儿.我和姐姐总到那儿淘宝似的淘.玻璃弹珠,琉璃碎片,在那儿是很多的,有一次我甚至在那儿发现一枚古七子,亮晶晶的,很漂亮.我就把它收在忙月李古送我的那个锦盒里.多边形的古七子和四方的锦盒凑一块儿,挺漂亮.
院前,是和其他院子相通的,那儿有片菜地,入夜,会有些蛇出没,也有青蛙,夏天的时候,它就使劲叫,很有节奏感,但在睡前那是很恼人心的,一点响声都能让人心烦.蛇嘛,我倒是很喜欢的,忙月李古有时会带我们去捉它,那蛇的肉是很美味的.
院子后面,有个小池,种了些荷花、莲蓬之类的,我们这些小孩会学着林黛玉他们组个诗社,夏天,大家聚一块,写写诗什么的.还别说,别看我们小,才气倒是有的,虽作不出像"偷来犁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那样的,但像"花谢花落漫天飞,尔学小荷静立水"那样倒是吟得出来的.
房子左上角,有一座石头垒的屋,里面从来不住人,听姥姥说,是堆杂物的,可我怎么也找不到那屋子的门.一天晚上,我和姐姐点着小橘灯去那儿探险.竟听到脚步声,过了很久,那声音还在,却不靠近.我们连忙回屋了.第二天去看,却是一群公鸡在那儿。我和姐姐啼笑皆非。
趴在围栏上看鸡倒是很有趣的.忙月李古这时候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我就问他:
"李古,你不是忙月吗?怎么现在还在?早过了祭祀了!"我们和他从不分大小,也不讲礼貌,大家都乐意的很.
他回答说:"我跟老太君说了,我要做长工,还说是少小姐要我留下来的."
我羞他:"我哪个时候说了?牛皮满天飞!"
姐倒是不急,只是笑:"咱们姥姥没那么威严!用不着叫老太君的."
李古呵呵的:"可不是,在这儿工作真是我的福啊!凝儿小姐,媛儿小姐,你们也不难伺候."
我和姐都佯装生气:"谁要你伺候拉,说得好像我们多娇气似的."
李古就陪着笑:"行了行了,少小姐,大小姐.我投降."
然后大家一起笑,我问:"李古啊,你做长工挺好,可我们叫惯了你忙月李古,怎么办呀?"
他挥挥手:"叫吧叫吧,随你们便."
院子是很大的,除了我们住的古宅,后面还修了几座平房.住着我的阿太和老太公.按理说,他们的辈分应是很大的,可没什么人把他们当回事儿.不过忙月李古倒是经常拿着些食物去那儿的,我们也会去坐坐.老太爷会给我们讲《红楼梦》.
关键词:鲁迅;还乡者;在乡者;话语强势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5-0007-01
在现代作家中,鲁迅是还乡主题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他作为创作主体,不仅有过还乡的经历,同时“还乡”也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表现为主题内容和情节结构。本文便是以鲁迅的《故乡》和《祝福》两篇小说作为文本对象,对小说中还乡者和在乡者的话语内容、说话方式进行分析论证。
一、还乡者的话语强势
鲁迅自身有过一次还乡的经历。当他在城市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时就已经感受到了故乡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清醒的认识使他能够以现代的眼光回看和审视故乡,从而更深地感受到故乡由于传统的落后农业文明和封闭的封建文化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愚昧、麻木的状态,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悲剧。一方面,鲁迅对故乡的愚昧和陋习持强烈的批判、否定的态度,对造成这一切的黑暗社会发出控诉,对故乡的人 “怒其不争”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因对故乡的眷恋和人道主义精神而“哀其不幸”,对那可悲而不自知的人充满了真切的同情。
鲁迅的《故乡》和《祝福》都以第一人称“我”来写还乡者。小说中的“我”在事实上离开了故乡,奔向了现代大都市,在地理和精神上告别了故乡。然而,都市寻梦并未易事,都市未能提供“我”们自由呐喊和启蒙言说的空间,“我”们心中的理想难酬。“我”这代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从自我的觉醒与传统的分离开始,经由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反叛和否定,最后又回归到自我与现实的联系中”①。就像《在酒楼上》吕韦甫说的飞了一圈又回来的蜂子或蝇子。
《故乡》中的“我”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精神之圈。“我”是“五四”时代觉醒奋进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作是启蒙者。“我”的故乡之行是与杨二嫂、闰土这两个重要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在与这两个人物的接触、对话中,“我”体验到的是作为启蒙者的孤立和悲哀。初见杨二嫂时,因“我”是个还乡者,一时又没想起她,杨二嫂便连环炮似对“我”进行责难、讥刺,而“我”只有“惶恐着”、“无话可说”、“闭了口,默默站着”。在这里,“我”作为启蒙者却处于围困和审判的境地,“我”在语言强势上居于明显的弱势,遭遇着严重的话语危机:失语。这种失语危机当“我”见到儿时的玩伴闰土时一度得到缓解――“我这时很兴奋”,“我接着便有许多话”,但当闰土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老爷”后,“我”再度陷入失语――“我打了个寒噤”,“我也说不出话”。但这两次“失语”却不相同,面对杨二嫂时,“我”的话语是强势之下的弱势,而面对闰土时,则是弱势下的更弱势。
小说《祝福》中,祥林嫂见到还乡的“我”,“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她极其神秘地问“我”人死了以后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地狱,死去的一家人能不能见面。在她看来,“我”是一个“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还乡者,应该能解决她的困惑。可是,“我”的回答却是“说不清”,并且趁她不注意,匆匆逃走。“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这个念头反复在“我”脑中出现。面对乡土的被启蒙对象提出来对虚无世界的疑惑,“我”作为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者选择的是逃避性的失语。
“我”作为启蒙者,应该要对自身的思想觉悟和启蒙主张的合理性充满自信,要对自己的行动能力和启蒙教育的有效性持确信态度。然而,作为还乡者的“我”,言语遭悬置,身份遭质询,甚至“我”自己都选择逃避。鲁迅的《故乡》和《祝福》通过“我”与闰土、杨二嫂、祥林嫂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的接触,呈现出来他们的愚昧、闭琐、委顿人格特征和“我”的失语,宣告了启蒙者启蒙言说的失败。归乡成了还乡者一次悲哀而沉痛的精神巡礼。②
二、在乡者的话语强势
在《祝福》一开头,鲁迅就把读者带到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但是,在祝福的夜晚,出现的仍然是“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满天飞舞的雪花“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祥林嫂初到鲁镇在鲁四老爷家做工,是在她“死了当家人”之后,没人问她姓什么。“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但她自己是很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后来她被婆家抓走,卖到山沟里。当祥林嫂又一次亡夫丧子,再次在鲁镇出现时,她的不幸遭遇使她的话语显得更为弱势。祥林嫂逢人就诉说她的阿毛,女人们听到了会“陪出许多眼泪来”,还有些老女人特意来听她的悲惨故事。“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再后来,人们又拿她额头上的伤疤来逗她说话。在其他乡里人看来,祥林嫂只不过是他们的谈资。在听了柳妈捐门槛的建议后,祥林嫂求着土地庙庙祝,用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捐了门槛。她以为这样就能把自己从弱势的话语中解脱来。因此,她高兴地告诉四婶她捐了门槛,准备动手去拿祭祖的酒杯和筷子,却听到了四婶的喝止。祥林嫂重建她的话语强势的希望在封建伦理和迷信观念的双重排挤下完全破灭了。
同样是农村妇女,《故乡》中杨二嫂的话语却显得强势许多。杨二嫂曾经有“豆腐西施”的美称,但在故乡日渐萧条的演变中,也被强大的世俗席卷,被苦难的现实吞噬,沦为一个外貌讨人嫌、行径卑鄙的庸常人物。“我”只因一时没认出她,杨二嫂便对还乡的“我”说出一连串的反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二嫂可以算作是传统乡土的代言人。她掌控着乡土的民间话语,面对还乡者,她本能地激发出想象、阐释的力量。相对于还乡者的失语,她这一类在乡者在话语上呈现出明显的强势。
至于闰土,他同样面对着强大的世俗和苦难的现实,但他感叹的是生活的不易。闰土对于生活,只是摇头觉得苦,却形容不出。后来,杨二嫂在草灰堆发现了十多个碗碟,诬蔑是闰土偷的,他也没有还击。闰土没有杨二嫂那种强势,但也不至于像祥林嫂般凄惨。对于命运,他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地接受这一切,逆来顺受。他的话语也是弱势的。
祥林嫂、杨二嫂、闰土代表的是三类不同的在乡者的形象,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受制于乡土环境的,但由于他们个人选择的态度的不同,使得他们在话语强势上也显示出不同之处。
综上,可总结出:鲁迅的还乡主题小说中的还乡者和在乡者的形象的产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那个时代的乡土环境有关,每一个不同的形象都有着不同的话语强势,其背后所体现的是还乡者或在乡者他们经历的不同的环境背景和他们的人生态度。
注释:
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
②何平.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2]林非、刘再复.鲁迅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3].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
[4]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是《鲁迅也有微笑时》。
“鲁迅的骨头很‘硬’;鲁迅的头发很‘酷’;鲁迅的身材很‘修长’”——每每读完有关鲁迅的文字,眼前便会出现这样一个图像:两道犀利的目光,仿佛能刺透那沉沉的黑夜;一头不屈的硬发,根根显示着与恶势力的不调和;一张消瘦的脸庞,露出刚毅与坚强。这形象与那不朽的文字一起,随岁月的增长由模糊到清晰,终于画出我的,相信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鲁迅形象。
在众多作家中,鲁迅是突出的一个。他敢骂,骂苟延残喘、阴险狡诈的“落水狗”,骂奴颜婢膝的伪君子;他敢论,论国民众生的劣根本性;他敢抨击,抨击狂人眼中“吃人”的世界,抨击把孔乙己推上绝路的封建礼教;他敢呐喊,为艰辛而麻木地生活着的闰土,为受封建四大权力压迫的祥林嫂——无疑,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战士。
可能,人们看惯了《呐喊》、《野草》,看惯了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但他并非只有一副面孔。在《朝花夕拾》里,关于他幼年时的快乐时光也有所记录。其实,《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故乡》......无不写出了鲁迅对故乡及幼年时代的怀念。《朝花夕拾》这部集子,最初拟定题目为《旧事重提》,无论是《朝花夕拾》还是《旧事重提》都写出了作者在经历家业衰败、多年沉浮后,对幼年时美好回忆。在这些作品里,虽然或多或少也离不开抨击旧社会恶势力,但读起来感觉已不是那么慷慨激昂,而是一种很平静很优美的感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六一公公的罗汉豆......人们说一个人的文章可以反映他的性格、心情等等,而记忆又是最让人着迷的东西,我想,鲁迅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脸上一定荡漾着微笑,而不会是一张“酷到家的冷脸”了吧。
原来鲁迅也有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就比如当他想起了故乡时。
关键词: 鲁迅小说 第一人称 内聚焦 全知全能 留白
一、内聚焦的忠实与变异
“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基本上经历了可谓两次大的嬗变。一次是,如果将鲁迅从整体上置入‘文学革命’的滚滚大潮中进行外部动态观照的话,他挟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威引领,推动了中国小说叙事从传统渐次步入了现代的转变,这主要是以《呐喊》、《彷徨》为代表;另一次则发生在其小说内部,鲁迅以其《故事新编》部分实现了他更新小说叙事、创设小说类型的企图。”[1]本文就第一次嬗变的过程中讨论鲁迅在《呐喊》、《彷徨》等集子中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及特点。
(一)固定式内聚焦
鲁迅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中,严格遵守着固定内聚焦而没有聚焦转移的文章有《一件小事》。在《一件小事》当中,文章的视角始终是围绕恪守着“我”来观察这个世界的。从“我”的视角出发,耳闻目睹国家大事,对于社会周围的冷漠。但由于车夫对于老女人的热心举动,又使我感到自己对于自己日渐麻木的情感产生愧疚之心。尽管在叙述中文本插入了“车夫”、“摔倒的老女人”、“警察”等多重人物,但视角的出发点一直是以“我”为中心观察这个世界的,严格按照第一人称的视角观察车夫、摔倒的老女人、警察等人物行为投射到“我”内心的感受。严格遵守着固定内聚焦的模式——叙事者=人物。
(二)变换式内聚焦
在《兔和猫》、《社戏》、《故乡》、《头发的故事》等文章当中,并不是严格遵守着第一人称固定内聚焦的叙述方式,而是从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形式转移到第三人称当中。有的甚至以第一人称内聚焦的视角,却用两个人对白的引言成文,这其实是打着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幌子却用着第三人称交换叙事的方式。
《兔和猫》中是以“我”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为主线的,但其间有视角的滑脱和转移。比如从“我”的叙述视角转移到“兔子”、“孩子们”、“鸦鹊”等视角。从“我”的视角滑脱开来,分别叙述了兔子、孩子们、鸦鹊对于整个事件产生的反应,增加文章的信服度。
“这小院子里有一株野桑树,桑子落地,他们最爱吃,便连喂他们的菠菜也不吃了。乌鸦喜鹊想要下来时,他们便弓着身子用后脚在地上使劲的一弹,砉的一声直跳上来,像飞起了一团雪,鸦鹊吓得赶紧走,这样的几回,再也不敢进来了。”[2]
这一段当中,从“我”的叙述视角滑脱到“兔子”的视角——爱吃不爱吃桑子和菠菜。然后从兔子的视角滑脱到鸦鹊的视角——吓得赶紧走,来来回回几次就不敢靠近了。从“我”的第一人称叙述当中滑脱到兔子、孩子们甚至鸦鹊对于这个事件的反应和回答,扩大了读者对于文章信息量的认知度。如果只是以“我”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则不能全部知晓文章中每个当事人对于猫偷吃兔子的反应,以“我”的视角看这个问题则会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故乡》当中,以成年后的第一人称“我”叙述回到故乡看到的状况,所以这里的叙事方式是以成长以后的“视角”回望过去的故乡。在“过去”和“现在”的时光象限中以过去和现在的故乡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对比和反差。在这里,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因为是同样一个人“我”的叙述。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它还包括一个圈层叙事结构——以“经验自我”(经验视角)的叙述模式和“叙事自我”(叙述视角)的双重聚焦模式。除了现在的“我”对于现在故乡和过去的故乡有了差异和对比的感受外,还有现在的“我”的视角下回忆过去的“我”对于过去故乡的感受。对于时态的混合运用,能给读者传达一种时效性——当时性、实时性。突出证明了作者并没有因为现在“我”的叙事影响了过去的“我”对于故乡的感受,更能进一步表达了“回不去的故乡”的主题。
《头发的故事》则着重以第一人称“我”带入我和前辈“N先生”的对话中,躲避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的变奏第三人称叙事当中。从第三人称直接引用我和N先生的对话,把之后社会的现实状况描绘得淋漓尽致。头发的“剪”与“不剪”里外都不是人。此时以第三人称的直接引语更能突出文章的信服度,忠实诚恳地传达叙述者想要表达的内心,直接与读者沟通对话。
二、第一人称叙事特点
(一)全知全能的落幕
《一件小事》中以第一人称固定内聚焦的叙述视角方式描述了“我”由于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的国家大事,因此对于人性也日渐冷漠无情起来。在车夫载“我”的途中遇到一个女人摔倒了而“我”却麻木不仁。而相对比的却是车夫的行为——扶起摔倒的老女人往巡警分驻所走去。于是“我”产生了自己矮小的愧疚之心。文章中的我由于受到了所谓“国家大事”的熏陶对于人性却是日渐麻木起来,而在“我”的视角下没有多少文化的车夫却能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我”的叙事视角代替了上帝“全知全能”的视角做了一个裁决——“我”的渺小和车夫的高大。唯此,才能突出当时的环境下人与人的关系处于一种紧张和压抑的状态,而不是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去说理。这种视角下的文章更显得真实和具有说服力,彰显了文章人性的光芒。
同样,在《故乡》当中也运用了不完全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方式。以第一人称“我”的真实经历叙述了那个回不去的故乡。纪伯伦曾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从现代性演进的角度看待故乡,它只属于时间象限中的“过去时”,城市则是人们生生不息的现代时。人们在城市中碌碌无为劳累奔波,却始终不肯回顾过去和故乡。从离开故乡的那一刻开始,故乡,注定成为回不去的过去时。我作为一个城市的“入侵者”,与故乡中的人格格不入。于时光的象限中怀念故乡,却始终无法回归,融入故乡。因为,故乡故乡,是“已故”的“乡村”。正因为“已故”,所以无法回去。正因为无法回去,所以怀念。也因为怀念,所以一直美好。以“离去——回归”这样的叙事方式表达了一个外来人“我”对于故乡不再适应的状态,描述了回不去的故乡。而以一个“外来入侵者”的角度叙述故乡发生的变化,更显得“回不去”的真实性。在这“回不去”的真实性中,只能以“怀念”的方式去祭奠——“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3]
“建立终极美好的社会的事业是历史的宿命,愿意的人跟着走,但不会拖着不愿意的人走。历史进步的脚步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愿意为这事业献身的个人会被历史车轮碾碎,没有什么好稀奇。历史宿命的事业编织的生活伦理像一具吸血的僵尸,吸干了生活中单个的人身上的生命想象的血液。个体不应该有自己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不应该有别的选择,只应该选择社会主义事业,因为个体命运的在世负担已被这种事业伦理背后的历史进步的正当性理念解决了。”[4]
在刘小枫对人民伦理叙事和个人关系的精辟阐释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在宏大的人民伦理叙事当中渺小的身影和沉默的语言。中国的文学历史上,说书人的“全知全能”上帝“类”视角往往占主导地位代替了个人的视角发出声音。个人的声音被淹没在“群”、“族”、“国家”等宏大叙事的背景之下。而鲁迅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开拓了“个人”这片荒漠,为“个人”的声音发出了“呐喊”。
中国的人学观念往往建立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法血缘之上。在中国宏大的人民伦理叙事当中,个人的声音被淹没在群体的“类”当中,个人必须“臣服”于“人民”这样宏大的“共性”当中才能生存。“存天理,灭人欲”便是个体自由被压抑到极限的最好证明。五四时期强调以人为本的民主并没有得到发展,而是被社会主义的人民国家“群”和“类”中遮蔽至消亡。鲁迅用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建立起个体关于自己生命意志(感情,欲望等)的表达,在个人的自由欲望和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的鸿沟当中架起一座桥梁,疏通了个人关于自己欲望、情感、无意识的描述和表达的疏通。同时也使得第一人称“我”的诉求得到表达和宣泄,而不是成为“沉默的他者”淹没在历史理性当中。以“人”的主体性地位取代了“上帝”的全知全能的角色。
没有第一人称“我”的发声体的“合音”成为多部发声体,而只是“国家”的独奏版,读者看不到“个人”对于欲望和情感的诉求——关于个人的反省和自责(《一件小事》,关于个人对于“回不去”的故乡的怀念(《社戏》,《故乡》),关于个人在社会中被压抑的欲望而不能排解的情绪(《孤独者》,《在酒楼上》)。需要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拖着个人沉重的步伐一路向前,同时也需要兼顾个人对于欲望和伦理的诉求和排泄。鲁迅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在工具理性和道德理性之间打开一个出口,给个人寻找到一个宣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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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同与留白
《鸭的喜剧》没有沉重的生死对立、爱情婚姻等宏大的母题叙述。全文只是以平平淡淡的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关照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在北京“沙漠似的寂寞”般生活,期待回到俄罗斯的国度。在那个国度有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其间时时夹着蛇鸣:‘嘶嘶!’可是也与虫声相和谐……”在我的视角下出现了三个圈层。第一个圈层是爱罗先珂君买的鸭子吃掉了之前养的蝌蚪。表明了在北京这样沙漠般的环境中,动物与动物是无法和谐相处的。第二个圈层是爱罗先珂君在看到这样的情景下匆匆离开了北京回归他的俄罗斯母亲。因为无法忍受自己因为鸭子可爱而酿成了蝌蚪死亡的苦果。第三个圈层则是站在“我”的视角去关照“我”自己。我突然对于北京这样的环境惆怅和苦恼起来。由于是站在“我”的视角目睹第一圈层和第二圈层的整个过程的发生,因此更显得异常孤独。
胡亚敏在《叙事学》中指出固定内聚焦形式的特点:“这种内聚焦型视角与那种交代得明明白白的非聚焦视角是不同的。由于视野的限制,它难以深入地了解其他人的生活,难以把握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因而在有些情况下它不可能提供明确的答案。这种聚焦方式在赢得人们信任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空白和悬念,而这些空白和悬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读者的一种解放。”[5]
《鸭的喜剧》以三重的圈层结构叙述一个“人与自然”求证与和谐的平淡无奇故事。在平淡无奇的故事背后,更凸显出了触目惊心的孤独感和失落感。第一个圈层只是直白陈述一个事实:鸭子吃掉了科大搅翻了周围的一方净土。第二个圈层则以“我”的视角叙述了爱罗先珂君匆匆离开北京回俄罗斯的事实。而在这个事实当中爱罗先珂君始终处于沉默的未发声的状态。第三个圈层则是以我的视角来关照我自己。从我自己的感受更表达出静默无言的孤独感。同时也以“我”的视角反衬爱罗先珂君匆匆离开北京的孤独感。以“我”这一层的视角遮蔽了爱罗先珂君匆匆离开北京的原因,给读者留下了很多空白和悬念。同时又以“我”这一层的视角反衬了爱罗先珂君为什么离开北京。更映衬了“人物自我求证”的方式,静观不语。一切表达尽在其中。
如果没有建立在第一人称内聚焦“我”叙事的基础上,就不会真实还原一个十年间中国农村经济衰退农民生活状况每况愈下的境况(《故乡》);也不会有自传体下我对于故乡江灯烛火的原始古朴农村意象下的回顾和留恋(《社戏》);更不会有旧知识分子面对未来穷途末路的惆怅抒发和感慨(《在酒楼上》);同时也没有鸭的喜剧,是喜剧也是悲剧(《鸭的喜剧》)。在“我”的基础上,使得“叙述者”和“我”等同合一,加深读者对于文章的认同感,弥合读者对于“叙事者”和“我”之间的裂缝。
在此同时,对于“我”以外的事情,一概以沉默和留白的方式,给读者以“填空”的想象和悬念。这使传统的“全知全能”小说从万能的上帝之眼的神殿中走下来,还原为世俗合理的人性。
参考文献:
[1]朱崇科.张力的狂欢[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钱理群.王得后.鲁迅作品全编:小说卷[Z].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3]鲁迅.鲁迅名作鉴赏辞典[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关键词】语文探究性学习;形成;构建;延伸
语文探究性学习是语文课程和探究性学习两者相结合的产物,通过这种活动可以提高语文课堂的效率,让初中生自主地探究知识,提高他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动地掌握学习规律,进而培养初中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金坤荣在《初中语文探究性学习的方式》一文中认为语文探究性学习实施的类型包括:形成性探究、建成性探究和延伸性探究。根据初中生学习语文的实际情况,笔者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也尝试着把探究性学习分为形成性探究、建构性探究和延伸性探究这三种探究方式。
第一,形成性探究方式。
形成性探究是指把课文内容和过程的典型材料设计为探究性问题。探究性问题可以针对课文情节等关键处的联结点,可以针对字词的去除、变换、比较,也可以针对文章精彩部分的品味、内容矛盾的辨正。
课文情节关键处可以运用预测的方法,在教学《故乡》一课时,布置学生只预习回故乡、忆故乡的情节,课堂学习时让学生想象:“我”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见到了让自己有美好童年的闰土,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呢?这两个内容设计为空白让学生去想象、预测,学生必然会带着浓厚的兴趣去思考、探究,在学生想象、预测完这些情节后让学生再回到原文,这样既能发挥学生的想象能力、创造能力,也能让学生很深刻地理解小说所表现的主题。
对文本字词进行认真品味,主要是让学生自主阅读自主分析:这段文字好在哪里?能不能删去?和它相同、相似甚至相反的内容比较一下会怎么样?为什么用这个词?能否和其它词调换?在文章亮点处探究思索,重锤敲打,能丰富情感体验。
第二,建构性探究方式。
建构性探究是指在原有的认知基础上主动发展,它立足于学生在理解课文内容的过程中,建立知识系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
可以是对课文有关内容及其背景的探究,促其理解。如学习《故乡》,可以让学生搜集关于鲁迅的人物介绍,曾经学过的鲁迅写的文章以及鲁迅文章的特点,鲁迅写这篇小说的背景。这些预习既可以锻炼搜集、分析资料的能力,也有利于他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
可以是课文知识要点多元性角度的剖析,促其灵活。所谓多元性即尊重学生在阅读中产生的不同的阅读体验和理解,让学生进行多元思考,构建多姿多彩的认知结构。如分析《故乡》一文中的人物形象时,可以设计这样的问题:故乡在“我”眼里发生了变化,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学生在阅读探究后,有的说人变了:闰土的外貌、语言和动作变了;闰土对“我”的态度变了:闰土对生活的态度变了。杨二嫂的外貌、语言也变了:二十年前人称“豆腐西施”,生意好;二十年后变成泼辣自私的“圆规”。有的说故乡的景色。学生在探究、讨论中对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的认识有了更全面地认识,从而切身地体会到阅读的多元化。
可以是相同内容的课文重组,促进知识的贯通与深化。如将鲁迅先生的《故乡》和《社戏》两篇文章中的故乡生活进行比较,让学生在课堂上在阅读中比较,在比较中探究:《社戏》与《故乡》同是以故乡为题材的文章,《社戏》所描绘的是作者心中理想的美丽故乡图,是美好的回忆;而《故乡》中所描绘的是现实中的景象残破、令人感伤的故乡。这样的阅读实践,不仅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且强化了探究能力。
第三,延伸性探究方式。
它主要立足于引导学生运用学过的知识,对语文知识或问题进行补充、扩展、猜测和发现。
这种再创造的探究可以是对故事情节的艺术省略或思想感情的含蓄表达进行填补。例如,《故乡》一文的末尾“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理解,通过探究学生发现这里其实是作者把“希望”比作“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告诉我们,希望的有无,取决于努力奋斗,只有希望,不去努力奋斗,等于没有希望;希望虽然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但只要努力去奋斗就可能实现。这段话意味深远,表达了“我”对“新生活”一定会到来的坚定信心。
再创造的探究也可以是发展,即对课文内容进行合乎逻辑的想象。在《故乡》的结尾,可以让学生想象一下,宏儿和水生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探究能诱导学生从旧知中引发新知的生长点,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把所学知识推向深度和广度。
有时延伸也可以将课内向课外日常生活延伸,在《故乡》的拓展提升环节,笔者设计了一个问题:“我”、“闰土”、“杨二嫂”在封建社会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形成了一层厚厚的隔膜,假如“宏儿”和“水生”来到2013的今天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能不能让“我”再回一次故乡?这个问题的设计意在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生活的变化,深入理解我国的一些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给农民生活带来的一些变化。引发学生通过对新旧社会人际关系的比较,深刻理解“构建和谐社会”与鲁迅先生心声的一致性。
语文探究性学习作为语文教学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形式,既是一种教育理念,又是一种学习方式,它抛弃了接受式学习的弊端,让学生在提出问题、搜集资料、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中提升了语文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何强生.《语文探究性学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
[2]赵希强.主编《探究性学习方式研究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月10月版
[3]金坤荣.《初中语文探究性学习的方式》[J].江西教育,2003年Z1期
[4]钟启泉,姜美玲.《新课程背景下教学改革的价值取向及路径》[J].教育研究,2004年08期
[5] 陈顺平.《新课程理念下的语文探究性学习》.《考试教研版》,2007.3
少年闰土中仿佛的意思是差不多,《少年闰土》节选自鲁迅1921年写的短篇小说《故乡》。这篇文章塑造了一个在鲁迅眼中“聪明、机智勇敢、见多识广”的少年闰土形象。鲁迅先生用“我”和“我”的朋友做对比,突出了闰土的形象。与中年的闰土做了巨大的对比。
这篇文章是小说《故乡》中一段插叙,题目《少年闰土》是选入语文书后后加的。《少年闰土》选入语文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八单元第24课和语文S版五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第二十六课课文和2019六年级上册部编教科书第八单元第1课。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描写;推敲;细节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0)12-0222-01
鲁迅的小说《故乡》通过烘托、对比、描写等手法,画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贫苦农民形象。作者采用“以小见大”的写作技巧,深刻反映了的不彻底所带来的一些社会弊端。闰土形象的塑造可谓是精雕细刻和独具匠心,人物形象达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完美统一。
一、绘画式描写:此时无声胜有声
作者写“我”回故乡这一情节时,对故乡的人物,全然是只字未提,而是先展示一幅萧索、荒寂的农村画面:深冬时节,阴晦天气,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单一“横”字足以现出当时农村的杂乱、荒凉、了无生气,可谓“惜墨如金,意境全出”。这与《天净沙・秋思》中的“枯藤老树昏鸦”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同是久别故乡的游子,都有着“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人是物非,沧桑巨变,着实让人倍添凄凉,以自然环境描写来反衬社会背景在此处更显珍贵。
二十年前的闰土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那猹却将身子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同时配以上述“海边瓜地”美好的境地,构成了色彩明快,艳丽的物景。鲁迅先生在此美景之中又赋以一位活泼刚键,勇敢机敏的少年――闰土,更添画面的美感价值,以乐景来反衬悲凉。二十年后的闰土则“灰黄的脸色,很深的皱纹,头戴着破毡帽,身上穿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又粗又笨且开裂,好似松树皮。”作者运用肖像描写,采用定格的艺术镜头,逼真、准确地将一位饱受饥寒交迫之苦,忍受生活重负之压的贫苦农民形象跃然纸上,前后的强烈反差可见当时社会对其的压迫之深,好似《天净沙・秋思》中的那匹疲惫不堪的瘦马。人物变化之大,造成悬念,更能激起我们深思其如此反差之大的原因。
神情描画也是作者所苦心经营的:“闰土仿佛石刻一般”、“像一个木偶人了”,两个比喻句,精练传神,以神情的描摩来推动展现人物内心感情的跌宕起伏:闰土的呆滞、迟钝、衰老刻画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的“衰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情油然而生,这种神情刻画更为下文的水生与宏儿纯真友谊作了对比。鲁迅先生说过:“写人就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在本篇小说中的闰土的神情描绘确实显示鲁迅的艺术水准之高,画技之精湛。
二、言简意丰,潜心推敲:弦弦掩抑声声响
闰土简单而又断断续续的话语,已非昔日的“滔滔不绝”。这是作者特意精心安排之处,以短语和省略号的形式来表现闰土言语的内涵。闰土的内心世界已有微妙的变化:“欢喜--凄凉--恭敬”。因少年好友久别而重逢,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不过想到自己的贫困现状而生凄凉、自卑自贱,进而产生恭敬,可谓“言由心出”。这些变化证实:闰土的精神生活彻底变样,且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深深埋藏于心底,并下意识的指引规范着自己的举止行为,使自己“循规蹈矩”。这种语言与杨二嫂的直言快语的语气、语调截然相反,更显闰土的善良、朴实。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勤劳、朴质、坚韧,但又近乎麻木”。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性格小说的一大特色。
三、细节刻画,旁敲侧击:淡妆浓抹总相宜
作者将浓烈的感情寄寓客观的叙事之中。“我”回忆与少年闰土交往时用了三个细节:教“我”雪地捕鸟、邀“我”看瓜刺猹、讲述海边新鲜事儿。采用这些细节描写,更丰富了闰土形象。少年闰土活泼多知、朴素热情。这可谓文中的喜剧因素。精雕细琢之功。有力的控诉了封建主义对“我”这一类少年的束缚,而闰土则是千千万万受苦的劳动人民只一,能很好的突出了“反封建反压迫”主题思想,也正体现了“呐喊”之初衷。
闰土在谈及自己的苦衷时,“沉默了片刻,便拿起烟管来默默吸咽。”着笔不多,采用“特写”这一艺术镜头,让我们由此窥探出这位善良淳朴的农民朋友有着说不清的重压,只能麻木忍受着,也暗示了当时封建势力的强大,面对如此强大的黑暗势力,只是“默默无闻”。鲁迅凭借这寥寥数语,看似平淡,实是充满激情。这正是“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沉默”只能是灭亡,启示人们去冲破“绝无窗户的铁屋子,唤醒昏睡中的人们奋起捣毁这‘铁屋子’”。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似乎”也值得玩味:其实并没有真的打寒噤,此处强调突出,并非一般,更能突出“我”的主观感受--精神上受得了震动。“厚障壁”则是比喻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而这一切都是旧的等级观念的束缚之下的产物。它凶猛而又强大,无形也有形,这看不到的老虎能将人世间的纯真友情吞噬得一干二净。
四、补述点染,虚实结合:柳暗花明又一村
少年闰土“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不难发觉:闰土向神灵祈祷,许愿祝福,旨在寄托自己美好心愿,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真实的再现了闰土的忠厚朴淳。中年闰土的希望,早已初残酷的现实所击碎。向“我”要了一副香炉和烛台。他善良而又朴实的心灵受伤害后变得麻木愚昧、无所适从,以致与“我”分离,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毫无意义的香炉和烛台上,终生“忙忙碌碌”,却是“无为一场”,可见封建社会不仅压迫人们的肉体而且控制人们的灵魂,这是证明当时农民真正要解救的不是其肉体,而是被封建思想“扭曲变型”了的灵魂。这也是作者的真正花“明”之处,也是鲁迅创作该小说的主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