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七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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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七步诗范文第1篇
文学常识内容多，而且比较零散，只有用巧妙灵活的方法，才能化繁为简、化多为少，轻松而又高效地记住。具体说来，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一、纵横结合记忆法
古今作家生活时代不同，从而形成纵的联系；同一时期不同作品又有各自的特点，从而又形成了横的联系。将这些纵横联系的知识点组合起来，在脑中形成几条线或几个面，是一种快速而牢固的记忆方法。如果能据此自己动手制作几张图表，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如我国古代戏剧史有三个高峰，一是元杂剧四大家加上王实甫，二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三是清代的“南洪北孔”，这样纵横结合加以记忆，中国古代戏剧史又何愁记不住呢?
二、举一反三记忆法
如由《战国策》的国别体联想到《史记》的纪传体和《资治通鉴》的编年体；记忆屈原时，由屈原想到他的作品《离骚》，又因《离骚》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想到西方浪漫主义三大家：雪莱、雨果、拜伦。这样触一而发十，就能较系统地记住许多文学知识了。
三、分门别类记忆法
即在分类的基础上把某些有相同点的知识按一定顺序集中在一起强化记忆。可以以考点为分类标准，如(1)时代国别，可以借鉴古代史书体例中的编年体和国别体的方法，按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来记忆。(2)风格流派，如“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婉约派”、“豪放派”等。(3)地位评价，如四大名著，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等。(4)文章体裁，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5)题材人物，如《范进中举》、《孔乙己》都取材于受封建科举制度迫害愚弄的旧知识分子。(6)作家作品，如苏轼的诗、词及文等。(7)字号称呼，如柳河东、杜拾遗、诗仙、太史公等。
四、点面结合记忆法
复习既要注意全方位复习，又要注意突出重点。有的文学常识关键就在某一要点，抓住了要点，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教材所选鲁迅的若干篇小说，要记每篇出自何处，很难，若记住了除《祝福》出自《彷徨》外，其余均出自《呐喊》，便省时易记、事半功倍。
五、形象特征记忆法
转贴于
即抓住文学常识在外部的共同特征进行快速记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关于“最”或“第一”的，如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等。(2)关于地位独特的，如丹麦的安徒生、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等，他们都是所在国家能在世界文学史上排得上号的大家。(3)关于“数字”的，如“三言二拍”、“四书五经”、“汉字六书”、“建安七子”、“唐宋家”、“九歌”、“九章”、“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四史”等。(4)关于对联评价的，如“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5)关于成语轶事的，如洛阳纸贵、江郎才尽、屈原投江、曹植七步诗、朱自清不吃美国救济粮、高尔基当面包师傅等。
反七步诗范文第2篇
秀文化。
诗词如山水般温婉，
又如桃花飘落到你的发梢，如沐春风。
当你远去，我的心也不会变凉，
想起你，就如读到最惬意的情书那般舒畅。
以古诗文为竞技基础的《诗书中华》正如涓涓细流，润泽人们的心田。
“家庭团战”成为新看点
7月8日晚，微博上出现了许多关于“诗书中华”节目的讨论，当晚，历时三个月的东方卫视原创文化节目《诗书中华》总决赛上演，八组实力强劲的家庭在对决台前一展诗词功底，经过激烈比拼后，最终，来自安徽的熊家兄弟凭借超群实力，一举夺得了总冠军。
这是2017年4月14日起，每周五晚上，由东方娱乐集团出品、东方卫视打造的文化类节目《诗书中华》。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居住在会稽山阴的文人们来到兰亭举行“修禊”之典，《兰亭集序》中形容那里“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王羲之与一众文人才子围着曲水列坐其次，一x一咏、畅叙幽情，即兴写下了许多流传后世的经典诗篇……
16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又在《诗书中华》看到了这样一幅“曲水流觞”的画面：42个家庭列坐在蜿蜒的“曲水”两岸，由“曲水”中“漂流”的羽觞来选取家庭，进行挑战。
《诗书中华》通过“曲水流觞”的方式从来自五湖四海的42组参赛家庭里随机选择一组家庭，进行“家有诗书”挑战赛。两位家庭成员共同协作，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接上下联的方式答题。顺利通过挑战赛的家庭将进入“君子之争”对战赛，7题答对4题则成为实时擂主。
与大批单人参赛的文化类节目相比，《诗书中华》另辟蹊径，将单枪匹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团结协作，既考验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默契，又充分诠释了该节目“诗入寻常百姓家”的核心理念。
在两个半月时间内，《诗书中华》栏目组从全国范围内开始招募，从5000组左右的家庭中最终挑选出42组家庭，围绕“诗礼传家”、“诗教家风”的主题进行对战。节目还原“君子之争”的概念，讲求规则的良性竞争，以礼相待，让观众在品味中华诗词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体验以智慧为基调的竞技过程。
东方卫视中心独立制作人、《诗书中华》节目总导演王昕轶详细介绍，《诗书中华》在题目设置方面以传统的古诗文为标准，从“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到“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不仅使用了大众化的诗词，还将范围扩大到古诗文，深入浅出地将各朝代作品包含其中。
“文化含量的加重，增加了更多人文精神的东西。题目上专业，但深入浅出，节目注重学以致用，活学活用，让老百姓都能参与进来，真正地实现‘诗入寻常百姓家’。”王昕轶说道。
中国古诗文在发扬传承的过程中不仅能与时俱进，还可以将不同类别的文化和艺术相融合。《诗书中华》从传统文化类节目考察范围“古诗词”扩展到古诗文，再加上跨界的艺术融合，与现实生活的连接，生动有趣地展示出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美与勃勃生机。
而“家庭团战”模式的创新，既是《诗书中华》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闪光点，又是节目内涵的关键。节目虽削弱了以往诗词类节目所具备的竞技感，但以“家庭”展现“家风”，强调“以文会友”的参与感，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研发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结合当下传承传统文化。最后我们确定了两个出发点：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点要更多，面要更深。让家庭成员并肩携手来参加文化创新，同时，内容从古诗词扩展到古诗文，注重活学活用。”东方卫视中心党委书记李逸分享了《诗书中华》的制作经验。他表示，节目中所有的创新手段，都是希望能在最大范围内启迪中国的观众。
虽然《诗书中华》节目已经圆满结束，但是这几个月节目中发生的故事，还是让观众历历在目。在第二期节目中，80岁老人吴孝琰与儿子吴健民是亮点家庭之一。来自浙江嵊州的中学语文教师吴孝琰刚出场便用浓郁的口音介绍自己，举手投足精气神满满，热爱生活热爱古诗文，平时就会对着花花草草吟诗作对，他正在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目前已经跑遍国内外，希望下一个地点是南极洲。
比拼的是诗文，传承的是文化
80岁吴孝琰仍能过着精彩诗意的人生，引来网友钦佩和讨论，“看到吴爷爷手舞足蹈的说话就觉得他精气神十足，80岁梦想还在发光，古诗文信手拈来，精神世界很丰富，真的要向老人家多学习了。”在赠字环节中，吴孝琰与吴健民父子的默契搭配也令观众羡慕不已。吴孝琰不仅利用多年积累的古诗词经验轻松答题，还在念诗文“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时，特意用嵊州口音将“绝”读成四声，诗句结尾上翘的语调和用方言巧妙念诗的口音，使得评委嘉宾钱文忠大赞吴孝琰发音完全符合古律：“用普通话念，‘千山鸟飞绝’好像还有鸟，老人家这么一念，一只鸟都没了，把这首诗的味道全读出来了。”网友也纷纷点赞吴孝琰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不忘留下地道的方言：“原来古诗文还可以用方言读出来，这样更有利于把读者带到诗人写诗的情境中，吴孝琰老人家真的很厉害，一定要给他点赞。”
在第五期节目里，六岁的小选手李泊廷更是令大家眼前一亮。李泊廷和母亲李荣都是“新上海人”，李荣来到上海后受到了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的影响，才开始教李泊廷读《三字经》，背古诗文。李泊廷一上台就表明来《诗书中华》的最大愿望就是和主持人骆新用接龙的方式“切磋”《蜀道难》。接龙过程中，李泊廷步步紧逼，骆新则以攻为守，两人你一言我一句，带领观众重新领略了蜀地山川磅礴气势和壮丽景观。
李泊廷对古诗文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在对战环节中，即使答错也悉心听取点评嘉宾的解答，当对方抢到答题机会时，更是全心全意地为对方鼓掌，获得了点评嘉宾钱文忠的由衷赞赏：“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君子之风，一看就有好家风。”
除了选手精彩的表现以外，平局的激烈对战和评委老师对古诗文的深入点评也令人印象深刻。在“旗鼓相当”的主观题环节中，出题人张大春和钱文忠不仅将著名油画《呐喊》和中华古诗文相联系，还鼓励选手答题不要过度严肃，要大开脑洞：“诗人不能锁在一个宗旨、主题里，有些时候你离题，可能更容易激发你的想象和读者的想象力。”
张大春、钱文忠在了解到观众真正需求后，以观众的兴趣点出发，用娓娓道来的形式普及了更多关于古诗文背后的故事。第五期节目中，钱文忠通过讲述曹植《七步诗》背后“兄弟相逼”的悲情故事，点明了诗句“煮豆燃豆萁”的深意;张大春更是再度刻画了坡写“明日黄花蝶也愁”时的情景，提醒大家注意成语的误用现象，让许多观众都有所启发： “一直以为‘明日黄花’是指‘正当红的人或事’，原来恰巧相反啊。”
节目播出后，《诗书中华》的创新模式和独特节目气质引发行业内认可和赞誉，《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价节目是“传统文化类节目的再度突破”。
反七步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学史 曹植 接受 形象 建构
曹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特殊的身世与突出的成就使他在文学史上备受关注。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后人对作家作品的接受同样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今天人们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而目前专门研究曹植在后世接受情况的论文不是太多，笔者所见仅有郭沫若的《历史人物·论曹植》[1]、王玫的《曹植及其作品的效果史研究》[2]、张静的《从文学传播角度看曹氏兄弟地位差异形成的原因》[3]等少数几篇。本文拟从文学史上对曹植身世的态度、对其作品的接受以及对曹氏兄弟间的比较这几点进行分析，试图说明一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接受过程与其历史形象建构间的关系。
一、后人对曹植身世的同情
曹植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取得如此高的地位，不仅因为其才华横溢，也与他的悲剧命运相关。甚至可以说，他的悲剧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文学地位。建安前期，曹植因为才干出众和文采斐然而得到曹操的宠爱，差点儿被立为太子。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虽爱惜文才却更看重政治素质。他逐渐发现，“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而曹丕则是“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4]，遂曹丕被立为太子。曹植则由曾经受宠的皇家子弟沦落为一个在政治上失意、在家族中受排挤的落魄人。灾难还不止于此，曹丕为了除掉曹植，处处设计陷害；到了曹睿执政中，仍然对曹植严加提防而不委以重任。可怜曹植屡次上表自试，曹睿顶多是“优文答报”[5]而已。“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6]”残酷的现实逼得他走投无路，只好到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去寻找寄托。最后曹植吟唱着“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7]的诗句，离开了他曾笑傲慨叹过的人世间。这种才高见妒、报国无门、备受打压的悲惨遭遇引起后世无数文人墨客的同情。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中说道，“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8]，应该含有此意。《世说新语》中记载曹植为了保命而七步成诗的故事，姑且不论其真实性，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后人对曹植的无限同情。
六朝之后，世人对于曹植未能被立为太子并遭受迫害的境遇纷纷表示惋惜与同情。唐代王通认为曹植达理，并“以天下让”，在《文中子》两篇中都提到“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9]，“谓陈思王善让也，能汙其迹，可谓远刑名矣。人谓不密，吾不信也”[10]。后代对此颇多响应，宋人还试图分析个中原因，葛立方就认为立太子之事归因于“植狂性不自雕励，又太子御之有术，故易宗之计不行，盖非逊丕，性也”[11]。刘克庄也认为曹植不被立为太子，只是因为他“素无此念，深自敛退”，否则“使其少加智巧，夺嫡犹反手耳”；并且认为曹植在黄初中虽不为乃兄所容，却“不敢废恭顺之义，卒以此自全，可谓仁且智矣”[12]。到了明代，这方面的观点以李梦阳为代表。他为《曹子建集》作序云：“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予于是知魏之不兢矣！……至今萁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惨不忍读。”[13]同情之心，溢于言表。
曹植这个悲剧人物，被父曹操先亲后疏，然后又遭登帝位的兄长曹丕的迫害。他一再受到掌权人物的压制，却始终没想过如何“独善其身”，最终在屡屡碰壁不得志之后郁郁而终。所以他的诗里不可避免地多了一股哀伤，这种哀伤具有普适性，是许多人都曾有过的人生经历，因此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尤其是那些以王佐之才自命，却身世沦落，只能以诗词名世的文人们，他们对曹植的身世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
二、抑丕扬植与抑植扬丕
文学史上的优劣之争是一道饶有趣味的风景线。人们对曹丕、曹植兄弟的诗文孰优孰劣，一直有争论，至今仍未完全平息。因为他们同为当时文坛之核心，又都在文学上颇有建树，也就难免使后人在评价上产生争论。正如班史之争、李杜之争一样，地位高下的争论恰好表明文学艺术的成熟与多元化的发展。
曹氏兄弟原本各拥天赋，难分轩轾。在建安时代，二人各有拥护者，为了太子之争，两派皆为之尽力揶揄。当时人的着眼点主要在二人的性格，曹植是“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14]，是一位多才多艺、个性率直、学识渊博的文人公子。相反，曹丕城府深，他薄义寡恩和代汉自立的行为，为世人所不齿。一个是不自雕励、率真至性，一个是御之有术、不顾亲情，褒贬好恶已可见出。魏晋以后，这种褒贬好恶更加明显。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关于“七步诗”的记载，已经表明人们“抑丕扬植”的情感倾向。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中说道，“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可以看出此时的人们更关注曹丕的政治才干。宋代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贬抑曹植的情况不时出现。这些反面意见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对曹植其人性格的不满，如明代“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云：“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15]清初王夫之在此基础上又推波助澜，旗帜鲜明地针砭曹植，尊崇曹丕。他认为曹植是“与人以阶梯”，而曹丕则是“绝人攀跻”的，所以曹植“容易成名”，曹丕则不易攀跻[16]。这种论调到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发表《论曹植》一文时达到极致。此后张德钧《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一文及廖仲安的《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都支持郭沫若的观点。
这些评论主要针对二人之性格、人格、地位而发，更有对其作品而发者。如《文选》中收录曹植作品39篇，而曹丕仅有7篇。在文学传播角度看，选本收录作品数量的多少，正是一位诗人能否流传后世的重要保证。虽然曹丕的《燕歌行》被称为“七言之始”，是曹丕的文学亮点所在，后人也给予了较高评价，如明人胡应麟曾云：“子恒《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17]但也有人批评曹丕在创作上像女人，其诗妍丽，缺乏大丈夫的英豪之气，远不及曹植。如徐祯卿有言：“曹丕质近美媛，远不逮植。”[18]对于曹植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对五言诗、乐府诗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后人无一例外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总之，关于文学方面的评论，基本都是抑丕扬植。
在这些关于曹丕和曹植的争论中，难免有主观臆断与情感的介入，但也有较为公允的评论。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曹植的优劣得失有着比较全面的阐释，在褒扬曹丕的同时并没有刻意打压曹植。再如清人陈祚明所言：“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极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固各成绝技，使后人攀仰莫及。”[19]这种既看到曹植的独特地位，又看到曹操、曹丕的文学成就的态度是可取的。而“抑丕扬植”和“抑植扬丕”本也都是后代读者们自己的接受方式，它本身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
三、曹植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接受与评价
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可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20]，在后世影响巨大。南朝谢灵运谓之“八斗之才”，钟嵘誉之为“建安之杰”，刘勰谓之“群才之英”。其实，曹植作品的接受在文学史上也经历了一个由平至显的过程。建安时期，曹丕是邺下文人的实际领导者，他在《典论·论文》评论当时的辞赋：“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21]曹丕对王粲等人之赋大加赞赏，却不提曹植的赋，这显然是在故意回避曹植的才华。胡应麟《诗薮》中就曾指出：“曹氏弟兄相忌，他不暇言，止如杨榷艺文，子桓典论绝口不及陈思。”[22]因此，曹植赋的接受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曹植自编《前录》，已有赋七十八篇，加上后期所作，数量应该不少，但流传至今，却已丢失近半，其间原因也与此相关。其后东晋，又因玄风盛行，文学志趣不同，曹植作品的接受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南北朝时期是曹植作品接受史上的黄金时期，重要表现之一便是曹植的多篇作品入选《文选》。《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总集，入选《文选》，意味着得到了当时文坛上的高度认可。曹植是建安作家中入选作品最多的，在入选《文选》的作家中居第三，共三十九篇，如《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箜篌引》《求自试表》《与杨德祖书》等，后代对曹植作品的接受大体也都集中在这些篇目。曹植作品大量入选总集，非常有利于其传播。曹植的集子在唐代以后一度失传，当时人们就主要通过《文选》来了解曹植的文学成就。除此之外，《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古文苑》等，都对保存曹植作品以及促进其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个时期之所以是曹植接受史上的一个，还与颜延之、谢灵运、沈约、钟嵘、刘勰等一大批著名诗人的评论相关。颜延之《庭诰（节录）》云：“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23]沈约《宋书自序（节录）》云：“（始兴王）睿重教（沈璞）曰……昔曹植有言，下笔成章，良谓逸才赡藻，夸其辞说，以今况之，方知其信。”[24]而首次为曹植确立经典地位的则是南朝文论家钟嵘，他在《诗品》中指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呼！陈思王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中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自此之后，曹植作为一流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算确立。
唐代文坛对曹植的接受基本上出于对其才华的认同，以及对其慷慨豪迈之情的赞赏。李白、杜甫等诗人皆曾表示过对曹植及其作品的接受态度。不同的是，在接受方式上，六朝读者的接受更多体现在对曹植作品的模拟上，而唐代诗人则通过吟咏曹作及与曹植有关的史事来间接表示对曹植及其作品的接受态度。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25]“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26]李商隐既认同曹植才华，又对其命运颇有些嗟叹：“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27]此时的曹植已经成为人们心中唐前诗歌的最佳代表。
宋代读者对曹植的接受态度较之从前有些回落，但总体上仍对曹植的文学成就予以了充分肯定。宋代张戒在反驳苏轼独崇陶诗的观点时，又将曹植推向诗界第一的地位。“子瞻则又专称渊明，且曰‘曹、刘、鲍、谢、李、杜诸子皆不及也，’夫鲍、谢不及则有之，若子建、李、杜之诗，亦何愧于渊明？即渊明之诗，妙在有味耳。而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固不可以优劣论也。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28]”张戒认为曹作以“韵胜”，“韵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29]”。又云：“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30]”且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31]刘克庄、范晞文等人对曹植也有公允的评价。刘克庄：“曹植以盖代之才，他人犹爱之，况于父乎？”[32]而《文选》在宋代甚广的流传，客观上有助于曹植作品的文学传播。
明清时期，曹植及其作品的接受进入平稳阶段，总体上是有褒有贬，而褒多于贬。如徐祯卿有言：“《垓下》之歌，出自流离；《煮豆》之诗，成于草率；命词慷慨，并自奇工。此则深情素气，激而成言，诗之权例也。”[33]但他又认为：“思王《野田黄雀行》，譬如锥出囊中，太索露矣。”[34]这就是对曹植作品的批评意见。对曹植的贬抑主要来自徐祯卿、王世贞、王夫之等少数几人，大多数诗论家还是将曹植与杜甫等人一并加以推崇的。如许学夷《诗源辨体》反驳王世贞道：“子桓……《杂诗》而外，去弟实远。谓子建实逊父兄，岂为定论！”[35]再如胡应麟云：“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古今才人早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早慧。兼斯二者，独魏陈思。……陈思藻丽，绝世无双，揽其四言，实《三百》之遗；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36]清代的吴淇虽指出曹植某些不足，同时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他说：“子建之诗，檃括《风》、《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其浑雄苍老，有时或不及乃父；清莹悲凉，有时或不及乃兄。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37]丁晏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38]这是将曹植作为文学史上的正轨颛门来标榜。这是明清两代文学批评界的主流观念。
到了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在《论曹植》一文中对曹植评价说：“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但尽管道学先生们要替曹植粉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却认定他是一位才子。而他的诗文对于后人的影响，也已经早成为过去了。”“子建的诗和文都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这是不能否认的，但他总也显示着一个半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摹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几乎无篇不摹仿，无句不摹仿，可谓集摹仿之大成。”[39]由此可见，郭沫若对曹植并不十分推崇。考虑到《论曹植》一文的深意是要为曹操翻案，所以“忠君就痛恨曹操和曹丕”云云，就不能视为客观的评析。待以后，人们以客观的眼光再来衡量文学史时，曹植的地位又重新回到了他应有的位置。
四、余论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代指的是汉魏之际的半个世纪，此时社会剧烈震荡，充满深重苦难。在这几十年中涌现出大批出色的文人作家，如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而曹植便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位。当然，文学史不仅是由许多作家及其作品组成的，后人接受也是文学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文学的大背景和既设的情境中，接受者们处于被动接受、被感染的角色，但在接受过程中，不同的接受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审美需求，为了满足这种要求，他们往往通过“幻想”来满足不能实现的愿望，对文学意义进行新的挖掘和补充，通过“移情”与之产生共鸣，通过“认同”来获得审美的精神愉悦。文学接受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者的性格、阅历和人生观等，整个过程也是由接受者的理解、评判和再创造组成的。也许当创造者创作文学作品时并无意表达出某种意思，传播者在自己的理解基础上赋予其意并进行文学传播，最后接受者在自己的接受上又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和意义。所以，曹植的作品在历代接受过程中不断被阐释，其意义内涵不断丰盈，而曹植自身的形象也在接受过程的起起落落中终于为后人所定型，成为一个才高八斗却又充满悲剧色彩的文人。当然，我们及后人会继续对曹植与其作品进行解读，曹植与其作品的内涵还会不断伸衍。这正是文学史的无穷魅力所在。
注释：
[1]郭沫若：《历史人物·论曹植》，《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王玫：《曹植及其作品的效果史研究》，齐鲁学刊，2005年，第1期。
[3]张静：《从文学传播角度看曹氏兄弟地位差异形成的原因》，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版），2009年，第5期。
[4][5][6]陈寿：《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7]曹植：《远游篇》，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8]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文心雕龙》卷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00页。
[9]王通：《事君篇》，出自《文中子》卷三，《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2页。
[10]王通：《魏相篇》，出自《文中子》卷八，《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2页。
[11]葛立方：《韵语阳秋》卷第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3页。
[12]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13]李梦阳：《曹子建集》十卷本序，《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7页。
[14]陈寿：《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7页。
[15]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7页。
[16]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17]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18]徐祯卿：《谈艺录》，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0页。
[19]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陈思王植条·序录，日本京都大学藏。
[20]钟嵘：《诗品》卷上，《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21]萧统编：《文选》，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22]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40页。
[23]颜延之：《庭诰（节录）》，《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六，影印静嘉堂藏南宋刊本，上海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四库丛刊三编》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
[24]沈约：《宋书自序（节录）》，《宋书》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61页。
[25]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页。
[26]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40页。
[27]李商隐：《东阿王》，《玉谿生诗笺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9页。
[28][29][30][31]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2]刘克庄：《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33][34]徐祯卿：《谈艺录》，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35]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36]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7页。
[37]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5页。
[38]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曹集铨评》，北京：文学古籍刊印社，1957年版，第233页。
反七步诗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灵感；生活的积累；外物的触发
灵感是人类思维活动中的一种常见的思维现象，它客观而又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思维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神秘的气息。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人提出了灵感概念，并试图对其本质和规律予以说明，认为：灵感由“神”和“气息”两个词复合而成的，意即神的灵气。“灵感”一词在英语里写作inspiration，意思是灵气(spirat)的吸人，它的原始意义也是一种降神术。翻阅我国古代众多的关于本体感受的古代文论，可以找到“灵感”这个词，却没有“inspiration”所包含的特定含义。这说明中西关于灵感的理论，虽然有不同的发展轨迹，都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形态，但大致是相通的。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文论中关于“灵感”的言论的比较和分析，浅探“灵感”的产生与获得。
一、西方古典文论视野中的“灵感说”
在古希腊时期，许多人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那他准是接受了“神”的启示。“灵感’，在文艺上的原始意义，指创作时一种神性的着魔，即获得神的启示，写出优秀诗篇”。…(纵观整个西方古典文论视野中的“灵感说”，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两个阶段，即：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前，主要表现出“神启论”的特征，以柏拉图的“迷狂说”为代表，强调“神灵附体”，神秘不可知；近代“灵感说”则主要表现出“天才论”的倾向，理论建构上以康德、歌德、黑格尔为主，强调人的本质力量，注重后天实践的勤奋、经验的积累。作为人类思想的结晶，他们对西方现代一些非理性主义的文艺思想，如尼采的“酒神精神”、叔本华的“天才”说等学说的提出有巨大启示．但两者都未能对“灵感”的产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存在着诸多不足。前者以柏拉图为例，他的“灵感说”包括三个方面，即：灵感的源泉主要是“神灵凭附”；“灵感”的表现是“迷狂”；“灵感”的获得过程是在“灵魂回忆”真善美的理式世界。这一“灵感说”的“神”不可见不可知，所赐予的对象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可遇不可求，不仅充满了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而且无益于创作，否定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努力。
黑格尔作为现代“灵感理论”的代表，力图从“外在的机缘”与创造者内在的“自觉要求”相结合的高度去揭示灵感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内在的机制。这是黑格尔较以往的学者高明的地方。但是，黑格尔关于灵感问题的考察，最终还是未能摆脱他的荒谬的“绝对观念”体系的纠缠，因而他在灵感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最后还是淹没在他的“绝对观念”的无用的体系之中。
二、中国古代诗学中的“灵感论”
与西方以柏拉图为首的一批灵感理论研究者相反，中国古代的灵感理论研究者更注重研究具体的艺术构思过程。特点之一，就是重主体的能动性和情志的抒发。由此产生的概念形式，自然不是那种“神巫交感”的“灵感”，而是“应感”、“兴会”、“性灵”等文艺心理学术语。可见，从“人物沟通、心灵感应”这个基本论点出发，我国的灵感理论得到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发展。在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将灵感说与艺术构思联系在一起的是陆机。之后的文论家如皎然、严羽、李贽等也有诸多关于“灵感”的言论，但陆机的观点比较全面而具有代表性。在《文赋》中他详细地描述了灵感现象，即“应感兴会”，指出“灵感”即是刨作时文思最为畅达，感情最为充沛，思维最为活跃，形象最为鲜明的心理状态，说明了激发作家产生灵感的是心与物的相互作用，是物之触动和心之感发的结果。不管从灵感产生的来源(情与境会)、心境(虚静自然)，还是从灵感的积蓄过程(勤于思考和读书)来说，中国的“灵感论”都与西方的“神赐天启”说有着本质的不同，我国的文论家将灵感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结合得更紧密，展开得也更充分。但不足之处在于既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甚至只是只言片语的感悟式抒写，也没有对灵感产生的心理作出细致深入的探讨。
三、“灵感”的状态与特征
关于灵感到来时的心理体验，从柏拉图关于灵感的“迷狂说”和我国古代诗论著作中的一些描述中，如刘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严羽“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大概知道：
灵感就象梦境一样，作者沉醉其中，却又难以名状，它突如其来又转瞬即逝，它是创作的最佳状态。在这短暂的体验中，作者沉浸在一片纯净而完善的幸福与自在之中，摆脱了一切焦虑、紧张等束缚，与世界融为一体。这种尽善尽美的境界解决了一直作者困扰的问题而有了豁然顿悟的感觉，因而获得了一种喜悦以至狂喜，伴随着不可遏止的激情。由此观之，灵感状态具有孕育的长期性、出现的突然性、形式的模糊性、消失的瞬时性和结果的创造性等基本特征。
四、“灵感”的生成与获得
在了解了“灵感”来临时的状态后，我们尝试着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这一现象的生成与获得。弗洛伊德、荣格的关于无意识理论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分，“灵感”这种不受自觉意识控制的力量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无意识被认为是人的智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灵感出现之前，人们对某一问题已有长时间的思考，虽思而不得其解但已触到问题的实质，这些在大脑皮层留下了痕迹，当有意识的思考中止时，无意识的认知活动却仍然继续进行。当人们处于高度放松的时候，在某一刺激的引发之下，长期沉积在无意识中的信息与意识之间沟通，灵感便跳人人们的大脑。由此看来，灵感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由显意识到无意识、再由无意识到显意识的过程。
(一)由显意识到无意识——生活的积累
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积累。柏拉图把灵感现象概括为“灵魂在迷狂状态中对于天国或上界事物的回忆和观照”，这里的“天国或上界的回忆”，正是现代意义上作家个人的记忆、潜意识的显现。这个“积累”是多方面的，我们将之统称为“体验”，分为“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体验”的范畴大于“生活积累”，它是融生活经历和生命情绪为一体的，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是“作家体验的表述”。
从“有意注意”来说，作家可能会为了心中的某一个题材而深入现实生活寻找写作材料，如作家周立波扎根于创作的现实环境体验生活；也可能会为了某一个典型形象而对生活原型进行独特的选择并对其独特的言行举止进行深入的观察，如高晓声笔下的新时期的农民陈焕生，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旧交替时期的农民典型，就在于作者将当时生活中农民身上的“半新半旧”的思想赋予了这个特殊的角色；而最通常的“有意注意”莫过于阅读积累。
与“有意注意”的目的性和局限性相比，“无意注意”则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历史积淀性，“无目的观察比有意观察还有效”在通常情况下，“无意注意”可能会被我们很快遗忘，但有特殊感情参与的无意注意会不受意识控制地积淀到无意识之中。它不仅有利于形象的记忆，而且因了感情的独特会使得这一记忆在唤起时独具特色。如，同是对贵族生活的描写，托尔斯泰的笔下充满了矛盾与辩证，曹雪芹则是看透名利的虚空与嘲讽。
“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的界限很多时候是十分模糊的，比如缺失性体验、丰富性体验、孤独体验等，几乎可以说是混合的注意。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更是两者的结合，“有意注意”立竿见影的效果得益于“无意注意”的启发和补充，“无意注意”只有得到“有意注意”的整理、淘汰才能成为形象元素。如韩少功的《暗示》和《马桥词典》所呈现的“知青写作”，即：在苦难的生活中看不到对苦难的抱怨，对人性美的揭示胜过对人性丑的鞭笞，苦涩的记忆里不乏对那～段生活的美好怀想。“知青”体验刻骨铭心，但这种体验在当时绝不是美好的，只是时过境迁，用现今的眼光去回忆，滤去了苦难的外衣，裹上了现今的反思，是作家将“有意注意”融合于曾经的“无意注意”，从而促成了新的体验的生成。
生活的积累当然不只是简单地等于以上所说的“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它甚至可以是作家所经历所感受的人世万象，比如，随着年龄日益完善的人格，作家平日的练笔，在练笔时激发出的思想火花和在练笔中造就的文从字顺的功力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二)由无意识到显意识——外物的触发
灵感的来源是艺术家大脑中生活和知识积累的突然泛起，是外物诱发所致。这里所说的“外物的触发”包括来自外界的偶然机遇与来自内部的积淀意识。这两类现象，不仅激发信息的来源不同，而且发生机制也不一样。我们将在下面的内容中具体讨论：
由外部机遇引发灵感是最常见、最有成效的，这类灵感的激发大致可以分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形：一、思想点化，如在阅读或交谈中偶然得到某种闪光的思想提示；二、原型启示，如白杨树之于茅盾的<白杨礼赞》；三、形象体现，如生活中的阿Q之于鲁迅的《阿Q正传》；四、情境激发，这里的触发媒介不是某种具体的信息，而只是一种气氛、一种情境。
以上四种类型，归结起原因来，便是作家的生活积累与外物之间有一种“同化”优势，即：作家的美感经验并不仅仅是静止地被动地接受外来信息，而是主动地活跃地与其发生契合，将自己的情态赋予对象，因而即使面对同一事物，作家较他人而言，藉着敏感和积淀，更有一种独特的亲切感和选择的倾向性，从而形成外在物象和内在心象的融合。
来自内部积淀意识的灵感，由于其发生机制深植于人类的潜意识活动中，其表现形态也更为复杂。我们暂时将其分为两类来探讨。一种是由无意遐想产生的思想火花，如作家在散步或郊游等休闲时因沉思或回忆而闪现的灵感，它多是因为心情的放松而使得积淀在无意识中的体验自由涌现，这一类情形还可以是在幻梦中出现，传说作家郭沫若经常从睡梦中跳起，抓来纸和笔记录下梦中偶得的诗句，且都是神来之笔。总之，这种自由的无意想象都是作家在内心宁静时充分调动和依从无意识的结果。与这种轻松心态下产生的灵感相反，我们称之为“潜能的激发”的灵感则是“人脑中平时未发挥作用的那部分潜在的智能在危机状态中的突然激发，如广为人知的曹植作出七步诗的故事等。这种纯粹在无意识中出现的灵感最奇特，也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迷雾笼罩最浓的一类，但究其根源，不难发现它仍来源于生活的积累，它沉淀在我们的无意识之中，在放松或情急之下，意识对这些信息进行自由或快速的梳理和筛选，从而使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