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台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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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台瓜辞范文第1篇
黄台瓜辞范文第2篇
春对夏，秋对冬，暮鼓对晨钟。观山对玩水，绿竹对苍松。冯妇虎，叶公龙，舞蝶对鸣蛩。街泥双紫燕，课密几黄蜂。春日园中莺恰恰，秋天寒外雁雍雍。秦岭云横，迢递八千远路；巫山雨洗，嵯峨十二危峰。明对暗,淡对浓,上智对中庸。镜奁对衣笥,野杵对村舂。花灼烁,草蒙茸,九夏对三冬。台高名戏马，斋小号蟠龙。手擘蟹螯从毕卓,身披鹤氅自王恭。五老峰高，秀插云霄如玉笔；三姑石大，响传风雨若金镛。
仁对义，让对恭，禹舜对羲农。雪花对云叶，芍药对芙蓉。陈后主，汉中宗，绣虎对雕龙。柳塘风淡淡，花圃月浓浓。春日正宜朝看蝶，秋风那更夜闻蛩。战士邀功，必借干戈成勇武；逸民适志，须凭诗酒养疏慵。
三江
楼对阁,户对窗,巨海对长江。蓉裳对蕙帐，玉斝对银釭。青布幔，碧油幢，宝剑对金缸。忠心安社稷，利口覆家邦。世祖中兴延马武，桀王失道杀龙逄。秋雨潇潇，漫烂黄花都满径；春风袅袅，扶疏绿竹正盈窗。
旌对旆，盖对撞，故国对他邦。行山对万水，九泽对三江。山岌岌，水淙淙，鼓振对钟撞。清风生酒舍，皓月照书窗。阵上倒戈辛纣战，道旁系剑子婴降。夏日池塘，出沿浴波鸥对对；春风帘幕，往来营业员垒燕双双。
铢对【钅两】，只对双，华岳对湘江。朝车对禁鼓，宿火对塞缸。青琐闼，碧纱窗，汉社对周邦。笙箫鸣细细，钟鼓响摐摐。主簿栖鸾名有览，治中展骥姓惟庞。苏武牧羊，雪屡餐于北海；庄周鲋，水必决于西江。
四支
茶对酒，赋对诗，燕子对莺儿。栽花对种竹，落絮对游丝。四目颉，一只夔，鸲鹆对鹭鸶。半池红菡萏，一架白荼【上艹下縻】。几阵秋风能应候，一犁春雨甚知时。智伯恩深,国士吞变形之炭；羊公德大，邑人竖堕泪之碑。
行对止，速对迟，舞剑对围棋。花笺对草字，竹简对毛锥。汾水鼎，岘山碑，虎豹对熊罴。花开红锦绣，水漾碧琉璃。去妇因探邻舍枣，出管恰从云里降；橹声咿轧，渔舟正向雪中移。
戈对甲，鼓对旗，紫燕对黄鹂。梅酸对李苦，青眼对白眉。三弄笛，地围棋，雨打对风吹。海棠春睡早，杨柳昼眠迟。张骏曾为槐树赋，杜陵不作海堂诗。晋士特奇，可比一斑之豹；唐儒博识，堪为五总之龟。
五微
来对往，密对稀，燕舞对莺飞。风清对月朗，露重对烟微。霜菊瘦，雨梅?肥，客路对渔矶。晚霞舒锦绣，朝露缀珠玑。夏暑客思欹石枕，秋寒妇念寄边衣。春水才深，青草岸边渔父去；夕阳半落，绿莎原上牧童归。
宽对猛，是对非，服美对乘肥。珊瑚对玳瑁，锦绣对珠玑。桃灼灼，柳依依，绿暗对红稀。窗前莺并语，帘外燕双飞。汉致太增三尺剑，周臻大定一戎衣。吟成赏月之待，只悉月堕；斟满送春之酒，惟憾春归。
声对色，饱对饥，虎节对龙旗。杨花对桂叶，白简对朱衣。龙也吠，燕，荡荡对巍巍。春暄资日气，秋冷借霜威。出使振威冯奉世，治民异等尹翁归燕我弟兄，载咏棣棠【韦华】【韦华】；命伊将帅，为歌杨柳依依。
六鱼
无对有，实对虚，作赋对观书。绿窗对朱户，宝马对香车。伯乐马，浩然驴，
弋雁对求鱼。分金齐鲍叔，奉璧蔺相如。掷地金声孙绰赋，回文锦字窦滔书。未
遇殷宗,胥靡困傅岩之筑；既逢周后，太公舍渭水之渔。
终对始，疾对徐，短褐对华裾。六朝对三国，天禄对石渠。千字策，八行书，
有若对相如。花残无戏蝶，藻密有潜鱼。落叶舞风高复下，小荷浮水卷还舒。爱
见人长,共服宣尼休假盖；恐彰已吝，谁知阮裕竟焚车。
麟对凤，鳖对鱼，内史对中书。犁锄对耒耜，畎浍对郊墟。犀角带，象牙梳，
驷马对安车。青衣能报赦，黄耳解传书。庭畔有人持短剑，门前无客曳长裾。波
浪拍船，骇舟人之水宿；峰峦绕舍，乐隐者之山居。
七虞
金对玉，宝对珠，玉兔对金鸟。/:请记住我站域名/孤舟对短棹，一雁对双凫。横醉眼，捻吟须，
李白对杨朱。秋霜多过雁，夜月有啼乌。日暧园林花易赏，雪寒村舍酒难沽。人
处岭南，善探巨象口中齿；客居江右，偶夺骊龙颔下珠。
贤对圣，智对愚蠢，傅粉对施朱。名缰对利锁，挈榼对提壶。鸠哺子，燕调
雏，石帐对郇厨。烟轻笼岸柳，风急撼庭梧。鸜眼一方端石砚，龙涎三炷博山垆。
曲沼鱼多，可使渔人结网；平田兔少，漫劳耕者守株。
秦对赵，越对吴，钓客对耕夫。箕裘对杖履，杞梓对桑榆。天欲晓，日将晴，
狡兔对妖狐。读书甘刺股，煮粥惜焚须。韩信武能增四海，左思文足赋三都。嘉
遁幽人，适志竹篱茅舍；胜游公子，玩情柳陌花衢。
八齐
岩对岫，涧对溪，远岸对危堤。鹤长对凫短，水雁对山鸡。星拱北，月流西，
汉露对汤霓。桃林牛已放，虞坂马长嘶。叔侄去官闻广受，弟兄让国有夷齐。三
月春浓，芍药丛中蝴蝶舞；五更天晓，海棠枝上子规啼。
云对雨，水对泥，白璧对玄圭。献瓜对投李，禁鼓对征鼙。徐稚榻，鲁班梯，
凤翥对鸾栖，有官清似水，无客醉如泥。截发惟闻侃母，断机只有乐羊妻。秋望
佳人，目送楼头千里雁；早行远客，梦惊枕上五更鸡。
熊对虎，象对犀，霹雳对虹霓。杜鹃对孔雀，桂岭对梅溪。萧史凤，宋宗鸡，
远近对高低。水寒鱼不跃，林茂鸟频栖。杨柳和烟彭泽县，桃花流水武陵溪。公
子追欢，闲骤玉骢游绮陌；佳人倦绣，闷欹珊枕掩香闺。
九佳
河对海，汉对淮，赤岸对朱崖。鹭飞对鱼跃，宝钿对金钩。鱼圉圉，鸟喈喈，
草履对芒鞋。古贤尝笃厚，时辈喜诙谐。孟训文公谈性善，颜师孔子问心斋。缓
抚琴弦，像流莺而并语；斜排筝柱。类过雁之相挨。
丰对俭，等对差，布袄对荆钗。雁行对鱼阵，榆塞对兰崖。桃荠女，采莲娃，
菊径对苔阶。诗成对六义备，乐奏八音谐。造律吏哀秦法酷，知音人说郑声哇。
天欲飞霜，塞上有鸿行已过；云将作雨，庭前多蚁阵先排。
城对市，巷对街，破屋对空阶。桃枝对桂叶，砌蚓对墙蜗。梅可望，橘堪怀，
季路对高柴。花藏沽酒市，竹映读书斋。马首不容孤竹扣，车轮终阳埋。朝宰锦
衣，贵束乌犀之带；宫人宝髻，宜簪白燕之钗。?
十灰
增对损，闭对开，碧草对苍苔。书签对笔架，两曜对三台。周召虎，宋桓魋，
阆苑对蓬莱。薰风生殿阁，皓月照楼台。却马汉文思罢献，吞蝗唐太冀移灾。照
耀八荒，赫赫丽天秋日；震惊百里，轰轰出地春雷。
沙对水，火对灰，雨雪对风雷。书对传癖，水浒对岩隈。歌旧曲，酿新醅，
舞馆对歌台。春棠经雨放，秋菊傲霜开。作酒固难忘曲蘖，调羹必要用盐梅。
月满庾楼，据胡床而可玩；花开唐苑，轰羯鼓以奚催。
休对咎，福对灾，象箸对犀杯。宫花对御柳，峻阁对高台。花蓓蕾，草根荄，
剔藓对剜苔。雨前庭蚁闹，霜后阵鸿哀。元亮南窗今日傲，孙弘东阁几时开。平
展青茵，野外茸茸软草；高张翠幄，庭前郁郁凉槐。
十一真
邪对正，假对真，獬豸对麒麟。韩卢对苏雁，陆橘对庄椿。韩五鬼，李三人，
北魏对西秦。蝉鸣对暮夏，莺啭怨残春。野烧焰腾红烁烁，溪流波皱碧粼粼。行
无踪，居无庐，颂成酒德；动有时，藏有节，论著钱神。
哀对乐，富对贫，好友对嘉宾。弹冠对结绶，白日对青春。金翡翠，玉麒麟，
虎爪对龙麟。柳塘生细浪，花径起香尘。闲爱登山穿谢屐，醉思漉酒脱陶巾。雪
冷霜严，倚槛松筠同傲岁；日迟风暖，满园花柳各争春。
香对火，炭对薪，日观对天津。禅心对道，野妇对宫嫔。仁无敌，德有邻，
万石对千钧。滔滔三峡水，冉冉一溪冰。充国功名当画阁，子张言行贵书绅。笃
志诗书，思入圣贤绝域；忘情官爵，羞沾名利纤尘。
十二文
家对国，武对文，四辅对三军。九经对三史，菊馥对兰芬。歌北鄙，咏南薰，
迩听对遥闻。召公周太保，李广汉将军。 闻化蜀民皆草偃，争权晋土已瓜分。巫
峡夜深，猿啸苦哀巴地月；衡峰秋早，雁飞高贴楚天云。
欹对正，见对闻，偃武对修文。羊车对鹤驾，朝旭对晚曛。花有艳，竹成文，
马燧对羊欣。山中梁宰相，树下汉将军。施帐解围嘉道韫，当垆沽酒叹文君。好
景有期，北岭几枝梅似雪；丰年先兆，西郊千顷稼如云。
尧对舜，夏对殷，蔡惠对刘蕡。山明对水秀，五典对三坟。唐李杜，晋机云，
事父对忠群。雨晴鸠唤妇，霜冷雁呼群。酒量洪深周仆射，诗才俊逸鲍参军。鸟
翼长随，凤兮洵众离长；狐威不假，虎也真百兽尊。
十三元
幽对显，寂对喧，柳岸对桃源。莺朋对燕友，早暮对寒暄。鱼跃沼，鹤等乘
轩，醉胆对吟魂。轻尘生范甑，积雪拥袁门。缕缕轻烟芳草渡，丝丝微雨杏花村。
诣阙王通，献太平十二策；出关老子，著道德五千言。
儿对女，子对孙，药圃对花村。高楼对邃阁，赤豹对玄猿。妃子骑，夫人轩，
旷野对平原。匏巴能鼓瑟，伯氏善吹埙。馥馥早梅驿使，萋萋芳草怨王孙。秋夕?/FONT>
月明，苏子黄岗游赤壁；春朝花发，石家金谷启芳园。，
歌对歌，德对恩，犬马对鸡豚。龙池对凤沼，雨骤以云屯。刘向阁，李膺门，
唳鹤对啼猿。柳摇春白昼，梅弄月黄昏，岁冷松筠皆有节，春喧桃李本无言。噪
晚齐蝉，岁岁秋来泣恨；啼宵蜀鸟，年年春去伤魂。
十四寒
多对少，易对难，虎踞对龙蟠。龙舟对凤辇，白鹤对青鸾。风淅淅，露【氵专】
【氵专】，绣毂对雕鞍。鱼游荷叶沼，鹭立蓼花滩。有酒阮貂奚用解，无鱼冯铗
必须弹。丁固梦松，柯叶忽然生腹上；文郎画竹，枝梢倏尔长毫端。
寒对暑，湿对干，鲁隐对齐桓。寒毡对明暖席，夜饮对晨餐。叔子带，仲由
冠，郏瘣邯郸。嘉禾忧夏旱，衰柳耐秋寒。杨柳绿遮元亮宅，杏花红映仲尼坛。
江水流长，环绕似青罗带；海蟾满，澄明如白盘。
横对竖，窄对宽，黑志对弹丸。朱帘对画栋，彩槛对雕栏。春既老，夜将阑，
百辟对千官。怀仁称足足，抱义美般般。好马君王曾市骨，食猪处士仅思肝。世
仰双仙，元礼舟中携郭泰，人称连壁，夏候车上并潘安。
十五删
兴对废，附对攀，露草对霜菅，歌廉对借寇，习孔对希颜。山垒垒，水潺潺，
奉壁对探镮，礼由公旦作，诗本仲尼删。驴困客方经灞水，鸡鸣人已出函关。几
夜霜飞已有苍鸿辞北塞，数朝雾暗岂无玄豹南山。
犹对尚，侈对悭，雾髻对烟鬟。莺啼对鹊噪，独鹤对双鹇。黄牛峡，金马山，
结草对衔环。昆山惟玉集，合浦有珠还。阮籍旧能为眼白，老莱新着衣斑。栖迟
避世人草衣木食，窈窕颂城女云鬓花颜。
姚对宋，柳对颜，赏善对惩奸。愁中对梦里，巧慧对痴顽。孔北海，谢东山，
使越对征蛮，声闻濮上，离曲听阳关。骁将袍披仁贵白，小儿衣着老莱斑。茅
舍无人，难却尘埃生榻上；竹亭有客，尚留风月在窗间。
下卷
一先
晴对雨，地对天，天地对山川。山川对草木，赤壁对青田。郏鄏鼎，武城弦，
木笔对苔钱。金城三月柳，玉井九秋莲。何处春朝风景好，谁家秋夜圆。珠缀花
梢，千点蔷薇香露；练横树杪，几丝杨柳残烟。
前对后，后对先，众丑对孤妍。莺簧对蝶板，虎穴对龙渊。击石磬，观韦编，
鼠目对茑肩。春园花柳地，秋沼芰荷天。白羽频挥闲客坐，乌纱半坠醉翁眠。野
店几家，羊角风摇沽酒旆；长川一带，鸭头泛卖鱼船．
离对坎，震对乾，一日对千年，尧天对舜日，蜀水对秦川．苏武节，郑虔毡，
润壑对林泉。挥戈能退日，持管莫窥天。寒食芳辰花烂熳，中秋佳节月婵娟。梦
里荣华，飘忽枕中之客，壶中日月，安闲市上之仙。
二萧
恭对慢，吝对骄，水远对山遥。松轩对竹槛，雪赋对风谣。乘五马，贯双雕，
烛灭对香消。明蟾常彻夜，骤雨不终朝。楼阁天凉风飒飒，关河地隔雨潇潇。几
点鹭鸶，日暮常飞红蓼岸；一双【氵鸡】【涑鸟】，春朝频泛绿杨骄。
开对落，暗对昭，赵瑟对虞韶。轺车对驿骑，锦绣对琼瑶。羞攘臂，懒折腰，
范甑对颜瓢。寒天鸳帐酒，夜月凤台箫。腰肢杨柳软，佳人颜貌海棠娇。豪
客寻春，南陌草青香阵阵；闲人避暑，东堂蕉绿影摇摇。
班对马，董对晁，夏昼对春宵。雷声对电影，麦穗对禾苗。八千路，廿四桥，
总角对垂髫。露桃匀脸，风柳舞纤腰。贾谊赋成伤鵩鸟，周公诗说托鸱鸮。幽寺
寻僧，逸兴岂知俄尔尽；长亭送客，离魂不觉黯然消。
三肴
风对雅，象对爻，巨蟒对长蛟。天文对地理，蟠蟀对螵蛸。龙生矫，虎咆哮，?
北学对东胶。筑台须垒土，成屋必诛茅。潘岳不忘秋兴赋，边韶常被昼眠嘲，抚
养群黎，已见国家隆治；滋生万物，方知天地泰交。
蜿对虺，蜃对蛟，麟薮对鹊巢。风声对月色，麦穗对桑苞。何妥难，子云嘲，
楚甸对商郊。五音惟耳听，万虑在心包。葛被汤征因仇饷，楚曹齐伐责包茅。高
矣若天，洵是圣人大道；淡而如水，实为君子神交。
牛对马，犬对猫，旨酒对嘉肴。桃红对柳绿，竹叶对松梢，藜杖叟，布衣樵，
北野对东郊。白驹形皎皎，黄鸟语交友。花圃春残无客到，柴门夜永有僧敲。墙
畔佳人，飘扬竞把秋千舞；楼前公子，笑语争将蹴【足菊】抛。
四豪
琴对瑟，剑对刀，地迥对天高。峨冠对博带，紫绶对绯袍。煎异茗，酌香醪，
虎兕对猿猱。武夫攻骑射，野妇务蚕缫。秋雨一川淇澳竹，春风两岸武陵桃。螺
髻青浓，楼外晚山千仞；鸭头绿腻，溪中春水半篙。
刑对赏，贬对褒，破斧对征袍。梧桐对橘柚，枳棘对蓬蒿。雷焕剑，吕虔刀，
橄榄对葡萄。一椽书舍小，百尺酒楼高。李白能诗时秉笔，刘伶爱酒每馎糟。礼
别尊卑，拱北众星常灿灿；势分高下，朝东万水自滔滔。
瓜对果，李对桃，犬子对羊羔。春分对夏至，谷水对山涛。双凤翼，九牛毛，
主逸对臣劳。水流无限阔，山耸有余高。雨打村重新牧笠，尘生边将旧征袍。俊
士居官，荣引鹓鸿之序；忠臣报国，誓殚犬马之劳。
五歌
山对水，海对河，雪竹对烟萝。新欢对旧恨，痛饮对高歌。琴再抚，剑重磨，
媚柳对枯荷。荷盘从雨洗，柳线任风槎。饮酒岂知欹醉帽，观棋不觉烂樵柯。山
寺清幽，遥临万倾烟波。
繁对简，少对多，里咏对途歌。宦情对旅况，银鹿对铜驼。剌吏鸭，将军鹅，
玉律对金科。古堤垂亸柳，曲沼长新荷。命驾吕因思叔夜，马车蔺为避廉颇。千
尺水帘，今古无人能手卷；一轮月镜，乾坤何匠用功磨。
霜对露，浪对波，径菊对池荷。酒阑对歌罢，日暖对风和。梁父咏，楚狂歌，
放鹤对观鹅。史才推永叔，刀笔仰萧何。种橘犹嫌千树少，寄梅谁信一枝多。林
下风生，黄发村童推牧笠；江头日出，皓眉溪叟晒渔蓑。
六麻
松对柏，缕对麻，蚁阵对蜂衙。頳鳞对白鹭，冻雀对昏鸦，白堕酒，碧沉茶，
品笛对吹笳。秋凉梧堕叶，春暖杏开花。雨长苔痕侵壁砌，月移梅影上窗纱。飒
飒秋风，度城头之筚篥；迟迟晚照，动江上之琵琶。
优对劣，凸对凹，翠竹对黄花。松杉对杞梓，菽麦对桑麻。山不断，水无涯，
煮酒对烹茶。鱼游池面水，鹭立崖头沙。百亩风翻陶令秫，一畦雨熟邵平瓜。闲
捧竹根，饮李白一壶之酒；偶擎桐叶，啜卢同七碗之茶。
吴对楚，蜀对巴，落日对流霞。酒钱对诗债，柏叶对松花。驰驿骑，泛仙槎，
碧玉对丹砂。设桥偏送笋，开道竟还瓜。楚国大夫沉汩水，洛阳才子谪长沙。书
箧琴囊，乃士流活计；药炉茶鼎，实闲客生涯。
七阳
高对下，短对长，柳影对花香。词人对赋客，五帝对三王。深院落，小池塘，
晚眺对晨妆。绛霄唐帝殿，绿野晋公堂。寒集谢庄衣上雪，秋添潘岳鬓边霜。人
浴兰汤，事不忘于端午；客斟菊酒，兴常记于重阳。
尧对舜，禹对汤，晋宋对隋唐。奇花对异卉 ，夏日对秋霜。八叉手，九回肠，
地久对天长。一堤杨柳绿，三径黄。闻鼓塞兵方战斗，听钟宫女正梳妆。春
饮方归，纱帽半淹邻舍酒；早朝初退，衮衣微惹御炉香。
荀对孟，老对庄，亸柳对垂杨。仙宫对梵宇，小阁对长廊。风月窟，水云乡，
蟋蟀对螳螂。暖烟香霭霭，寒烛影煌煌。伍子欲酬渔父剑，韩生尝窃贾公香。三
月韶光，常忆花明柳媚；一年好景，难忘橘绿橙黄。
八庚
深对浅，重对轻，有影对无声。蜂腰对蝶翅，宿醉对余酲。天北缺，日东生，
独卧对同行。寒冰三尺厚，秋月十分明。万卷书客容闲客览，一樽酒待故人倾。
心侈唐玄，厌看霓裳之曲；意骄陈主，饱闻玉树之赓。
虚对实，送对迎，后甲对先庚。鼓琴对舍瑟，搏虎对骑鲸。金匼匝，玉【王从】
琤，玉宁对金茎。花间双粉蝶，柳内几黄莺。贫里每甘藜藿味，醉中厌听管弦声。
肠断秋闺，凉吹已侵重被冷；梦惊晓枕，残蟾犹照半窗明。
渔对猎，钓对耕，玉振对金声。雉城对雁塞，柳枭对葵倾。吹玉笛，弄银笙，
阮杖对桓筝。墨呼松处士，纸号楮先生。露浥好花潘岳县，风搓细柳亚夫营，抚?
动琴弦，遽觉座中风雨至；哦成诗句，应知窗外鬼神惊。
九青
红对紫，白对青，渔火对禅灯。唐诗对汉史，释典对仙经。龟曳尾，鹤梳翎，
月榭对风亭。一轮秋夜月，几点晓天星。晋士只知山简醉，楚人谁识屈原醒。绣
倦佳人，慵把鸳鸯文作枕；吮毫画者，思将孔雀写为屏，
行时坐，醉对醒，佩紫对纡青。棋枰对笔架，雨雪对雷霆。狂蛱蝶，小晴蜒，
水岸对沙汀。天台孙绰赋剑阁孟阳铭。传信子卿千里雁，照书车胤一囊萤。冉冉
白云，夜半高遮千里月；澄澄碧水，宵中寒映一天星。
书对史，传对经，鹦鹉对鹡鸰。黄茅对白荻，绿草对青萍。风绕铎，雨淋铃，
水阁对山亭。渚莲千朵白，岸柳两行青。汉代宫中生秀柞，尧时阶畔长祥蓂。一
枰决胜，棋子分黑白；半幅能灵，画色间丹青。
十蒸
新对旧，降对升，白犬对苍鹰。葛巾对藜杖。涧水对池冰。张兔网，挂鱼罾，
燕雀对鹏鹍。炉中煎药火，窗下读书灯。织锦逐梭成舞凤，画屏误笔作飞蝇。宾
客刘公，座上满斟三雅爵；迎仙汉帝，宫中高插九光灯。
儒对士，佛时僧，面友对心朋。春残对夏老，夜寝时晨兴。千里马，九霄鹏，
霞蔚对云蒸。寒堆阴岭雪，春泮水池冰。亚父愤生撞玉斗，周公誓死作金滕。将
军元晖，莫怪人讥为饿虎；侍中卢昶，难逃世号作饥鹰。
规对矩，墨对绳，独步时同登。吟哦对讽咏，访友对寻僧。风绕屋，水襄陵，
紫鹄对苍鹰。鸟寒惊夜月，鱼暖上春冰。扬子口中飞白凤，何郎鼻上集青蝇。巨
鲤跃池，翻几重之密藻；颠猿饮涧，挂百尺之垂藤。
十一尤
荣对辱，喜对忧，夜宴对春游。燕关对楚水。蜀犬对吴牛。茶敌睡，酒消愁，
青眼对白头。马迁修史记，孔子作春秋。适兴子猷帝泛棹，思归王粲强登楼。窗
下佳人，妆罢重将金插鬓；筵前舞*，曲终还要锦缠头。
唇对齿，角对头，策马对骑牛。毫尖对笔底，绮阁对雕镂。杨柳岸，荻芦洲，
语燕对啼鸠。客乘金络马，人泛木兰舟。绿野耕夫春举耜，碧池渔父晚垂钩。波
浪千层，喜见蛟龙得水；云霄万里，惊看雕鹗横秋。
庵对寺，殿对楼，酒艇对渔舟。金龙对彩凤，豮豕对童牛。王郎帽，苏子裘，
四季对三秋。峰峦夫地秀，江汉天流。一湾绿水渔村小，万里青山佛寺幽。龙马
呈河，羲皇阐微而画卦；神龟出洛，禹王取法以陈畴。
十二侵
眉对目，口对心，锦瑟对瑶琴。晓耕对寒钓，晚笛对秋砧。松郁郁，竹森森，
闵损对曾参。秦王亲击缶，虞帝自挥琴。三献卞和尝泣玉，四知杨震固辞金。寂
寂秋朝，庭叶因霜摧嫩色；沉沉春夜，砌花随月转清阴。
前对后，古对今，野兽对山禽。犍牛对牝马，水浅对山深。曾点瑟，戴逵琴，
璞玉对浑金。艳红花弄色，浓绿柳敷阴。不雨汤王方剪爪，有风楚子正披襟。书
生惜壮岁韶华，寸阴尺璧，游子爱良宵光景，一刻千金。
丝对竹，剑时琴，素志对丹心。千愁对一醉，虎啸对龙吟。子罕玉，不疑金，
往古对来今。天寒邹吹律，岁旱傅为霖。渠说子规为帝魄，侬知孔雀是家禽。屈
子沉江，处处舟中争系粽；牛郎渡渚，家家台上竞穿针。
十三覃
千对百，两对三，地北对天南。佛堂对仙洞，道院对禅庵。山泼黛。水浮蓝，
雪岭对云潭。凤飞方翙翙，虎视已眈眈。窗下书生时讽咏，筵前酒客日耽酣。白
草满郊，秋日牧征人之马；绿桑盈亩，春时供农妇之蚕。
将对欲，可对堪，德被对恩罩。权衡对尺度，雪寺对云庵。安邑枣，沿庭柑，
不愧对无渐。魏征能直谏，王衍善清谈。紫梨摘去从山北，丹荔传来自海南。攘
鸡非君子所为，担当月一；养狙是山公之智，止用朝三。
中对外，北对南，贝母对宜男。移山对浚井，谏苦对言甘。千取百，二为三，
魏尚对周堪。海门翻夕浪，山市拥晴岚。新缔直子纻，旧交犹脱馆人骖。文
在淹通，已咏冰兮寒过水；永和博雅，可知青者胜于蓝。
十四盐
悲对乐，爱对嫌，玉兔对银蟾。醉侯对诗史，眼底对眉尖。风囗【習风】囗
【習风】，雨绵绵，李苦对瓜甜。画堂施锦帐，酒市舞青帘。横槊赋诗传孟德，
引壶酌酒尚陶潜。两曜迭明，日东生而月西出；五行式序，水下润而火上炎。
如对似，减对添，绣幕对朱帘。探珠对献玉，鹭立对鱼潜。玉屑饭，水晶盐，
手剑对腰镰。燕巢依邃阁，蛛网挂虚檐。夺槊至三唐敬德，栾棋第一晋王恬。南
浦客归，湛湛春波千顷净；西楼人悄，弯弯夜月一钩纤。
逢对遇，仰对瞻，市井对闾阎。投簪对结绶，握发对掀髯。张绣幕，卷珠帘，
石碏对江淹。宵征方肃肃，夜饮已厌厌。心褊小人长戚戚，礼多君子屡谦谦。美
剌殊文，备三百五篇诗咏；吉凶异画，变六十四卦爻占。
十五咸
清对浊，苦对咸，一启对三缄。烟蓑对雨笠，月榜对风帆。莺囗【耳见】囗
【耳完】，燕呢喃，柳杞对松杉。情深悲素扇，泪痛湿青衫。汉室既能分四姓，
周朝何用叛三监。破的而探牛心，豪矜王济；竖竿以挂犊鼻，贫笑阮咸。
能对否，圣对贤，卫瘏对浑瑊。雀罗对鱼网，翠囗【足尚】对苍崖。红罗帐，
白布衫，笔格对书函。蕊香蜂竞采，泥软燕争衔。凶孽誓清闻祖逖，王家能义有
巫咸。溪臾新居，渔舍清幽临水岸；山僧久隐，梵宫寂寞倚云岩。
冠对带，帽对衫，议鲠对言谗。行舟对御马，俗弊对民岩。鼠且硕，兔多囗
黄台瓜辞范文第3篇
土家族的婚姻家庭文化非常古老，别具特色。鄂西土家族历史上的婚姻家庭文化，同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由血缘群婚、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的漫长进化历程。无论是少小相爱，青梅竹马，自由恋爱结合的婚姻，还是所谓“明媒正娶”的联姻，土家族在婚俗上逐步形成了一种不成条文的惯例，即要请媒人说亲、求婚、打节、送聘礼、讨庚（问女方生期）、定亲、恳求女方放话允婚、迎亲、回门等繁多的程序。在婚礼方面别具一格的情节有哭嫁、过礼、开脸、戴花酒、背新娘、迎亲、拜堂、坐床、闹房、回门等，其典型环节是哭嫁、坐床、回门。在所有土家民俗中，婚俗的仪式最复杂、程序最完整、细节最精致。细细数来，从“求肯”开始，报期过礼、上头开脸、陪十姊妹、陪十弟兄、陪媒、合八字、升号匾、迎嫁、取亲、拦车马、迎亲、圆亲、铺床、拜堂、接腊、坐床、吃交杯酒、吃下马饭、交亲、敬大小、拜钱、陪新姑、陪送亲家、下厨房、传茶、回门等前后二十多道程序。礼节之繁复是其它民族婚俗中较少见的。
陪十姊妹是土家族姑娘哭嫁的独特形式。陪十姊妹的时间是特定的，在新郎家娶亲的头天晚上，陪十姊妹在姑娘出嫁前一天晚上举行，而参加十姊妹的人员必须是未婚的女青年。当男女双方将婚期定下后，各自在接本方的亲朋好友喝喜酒时，凡对方家中有未婚子女的，都必须向其说明“接你家姑娘某某去十姊妹”，以便对方有所准备，被接的一方，一般来说都要为新娘准备一双漂亮的新鞋（新娘的多为绣花鞋），再送一挑渣粑儿（方言，一些礼物，包括糍粑，糖食糕点，花生瓜子等）；如果自家被请的孩子不会唱歌，还得提前教她学唱几首。一切就绪后，由支客先生请十姊妹上桌就坐，再从中挑出（多由主人家先定好）两名靓女去请新郎新娘出来，并由他（她）俩一左一右陪坐在正席。这时由主持人宣布陪十姊妹开始，话音刚落，一挂长长的鞭炮响起，鞭炮响过后，陪十姊妹正式开始。十姊妹围坐一桌，首先由新娘哭“十摆”，新娘哭“一摆”，厨师在桌上摆一样菜，摇完后，其余九姊妹依次哭，最后又由新娘哭“十收”，厨师再一样一样将酒菜收进。菜收完，又在摆放着姑娘陪嫁物品的堂屋里点上红烛，这时屋内色彩斑斓，红红火火，香烟缭绕，十分喜庆。两张朱红桌子摆在堂屋中间，桌上放有糖食果饼和葵花、板栗、核桃、花生等干果。这天晚上，被邀请亲邻中的未婚姑娘九人，连新娘共十人围席而坐，通宵歌唱。
那半碗水上的一炷香是用来请人唱歌的，香头指向谁，就该谁唱。一般第一位唱的都是《开台歌》：
“说开台就开台，开台歌儿唱起来，
新打剪子才开口，剪起牡丹对石榴……”
一曲歌毕，马上有人跟上：
“要我唱来我就唱，莫说人小不出趟，
人既小来命又窄……”
或者是：
十姊妹来都请坐，听我唱个开台歌。
一张桌子四只角，四只角上站喜鹊。
喜鹊口里含白米，天不亮明歌不落。
东边唱歌西边接，今晚唱歌凑闹热。
我们姊妹团团坐，唱起歌儿话离别。
这开台歌就像开闸的水，一句接着一句，一首接着一首。她们海阔天空，尽情而歌。演唱内容十分丰富，有对旧制度的抨击，有对媒人的揶揄，有对旧情的抒发，有对亲情的怀念，有对妇女的赞扬，有对未来的憧憬。唱词长短成句，格调清新，褒贬分明，有历代相传的，也有即兴创作的，大都富有诗韵和乐感。陪十姊妹的歌优雅动听。如《对歌》：
“唱在一，随在一，什么开花在水里……”
从一月唱至腊月，随后又由别人（或自己）从腊月对到一月。
又如：
亲姊妹，姊妹亲，捡个石榴平半分，
打开石榴十二格，千年的姊妹舍不得。
亲姊妹，姊妹亲，捡个鸡蛋平半分，
你吃黄，我吃清，姊妹不亲哪个亲？
石榴开花叶儿翠，堂屋里坐的十姊妹。
上头坐的官家女，下头坐的祝英台，两边坐的歌秀才。
陪十姊妹作为土家族婚俗中最隆重的礼节，当然听歌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自然不在话下。演唱中，姑娘们常以“十”为题，如：“十绣”、“十打”、“十摆”、“十要″、“十唱”、“十想”、“十爱”、“十劝”等，把哭唱的内容不断拓宽和延伸。
《十劝》：
一劝姐儿要学好，堂前来人你不要跑，大的是大来小的小。
二劝姐儿要手脚快，不等天亮就起来，三个早工做双鞋。
三劝姐儿要洁净，房前屋后扫干净，锅盆碗盏常洗净。
四劝姐儿莫骂人，骂人的人儿遭人恨，人人都是父母生。
五劝姐儿会持家，莫把五谷抛撒哒，一年亲苦只为它。
六劝姐儿种庄稼，耨了棉花褥芝麻，无事不要跑人家。
七劝姐儿要说实话，唆是撩非危害大，莫把乡亲得罪哒。
八劝姐儿要孝心，做好茶饭敬双亲，你尔后也是一样人。
九劝姐儿莫喝酒，酒醉以后要出丑，一生的名声在后头。
十劝姐儿要自尊，怀中抱石摸良心，学好规矩做好人。
陪十姊妹的姑娘们也常常触景生情，到了宵夜，她们就唱赞厨师手艺和席面的丰盛。新娘还要唱“斟酒歌”来答谢众姐妹，感恩祖德和回报父母养育之恩。
如：
点燃红烛灯花开，九姊九妹陪我来。
团圆桌上来结拜，胜似同娘共母怀。
今晚我把酒来斟，辞别大堂祖三代。
女是娘的罗裙带，长大成人知好歹……
“十姊妹歌，恋亲情，伤离别，歌为曼声，甚哀，泪随声下，是竹枝遗意也。”（清・彭秋潭）早在清代，鄂西土家族就已有了陪十姊妹的确切记载，也就是说在那时，土家族十姊妹歌已经盛行。既然有女方家请来的十姊妹在新娘出嫁前唱十姊妹歌，那么就有男方迎亲时陪十弟兄，唱的十弟兄歌。这种“双陪”的特殊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约定俗成，成为土家族婚礼仪式中一套完整而固定的模式和重要内容。这种“双陪”在新娘出嫁前的头天晚上这个特定的时间内举行，从唱《开台歌》拉开序幕到唱《圆台歌》结束，整套程序严谨，完全是按土家族地区婚嫁礼仪进行。
十姊妹歌“犹如巴娘唱竹枝”，歌词极具竹枝词的创作遗风，多以七言四句结构为主，通俗易懂，明快含蓄，为普通农家女脱口而出，因此，讲究韵但不十分苛求，句式结构也并非七言律诗那样一成不变，而是相对自由，可长可短，注重的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和表达的艺术效果，在创作上特别善于运用比拟、夸张、联想、排比等修辞手法，从而增强了歌词的感染力和抒情效果，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十姊妹歌是土家族劳动妇女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下集体创作的成果，内容丰富，有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的血泪控诉；对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腐朽社会制度的无情鞭挞；也有叙说父母的养育之恩和与亲友的离别之情，它们并用一个“哭”贯穿始终。如“哭父母”、“哭哥嫂”、“哭姐妹”、“哭伯婶”、“哭外公外婆”、“哭舅舅舅娘”以及“哭媒人”（也叫“骂媒人”）、“哭辞祖先”、“哭上轿”等。以歌代哭，如泣如诉，情意缠绵，清新隽永，质朴自然。
从结构上看，由《开台歌》拉开序幕，然后“扣子一顺”依次而歌。时值子夜，陪十姊妹进入，接亲和陪亲双方形成对峙，或对唱，或盘歌，摆起擂台，各展才艺，一直“鏖战”至天亮圆台时才肯“停战休兵”。所以，陪十姊妹唱姊妹歌犹如一台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演唱晚会，是民歌和歌手大荟萃，不但程序严谨，而且演唱形式灵活多变，有一人独唱、二人对唱、多人合唱等，内容与形式高度和谐统一。如：
哭姊妹：
同喝一口水井水， 同踩岩板路一根；
同村同寨十八年， 同玩同耍长成人。
日同板凳坐啊， 夜同油灯过；
绩麻同麻篮啊， 磨坊同扼磨……
女哭娘：
娘啊娘，我要走了呐，再帮娘啊梳把头。
曾记鬓发野花艳，何时额头起了苦瓜皱？
摇篮还在耳边响，娘为女儿熬白了头。
燕子齐毛离窝去， 我的娘唉， 衔泥何时得回头？
娘哭女：
世上三年逢一闰，为何不闰五更头？
哎，儿去了哎娘难留，往后的日子你重开头；
孝敬父母勤持家，夫妻恩爱哎度春秋……
如：
天上星多月不明，爹爹为我苦费心，
爹的恩情说不尽， 提起话头言难尽。
一怕我们受饥饿，二怕我们生疾病；
三怕穿戴比人丑， 披星戴月费苦心。
四怕我们无文化，送进学堂把书念，
把你女儿养成人， 花钱费米恩情深。
一尺五寸把女盘，只差拿来口中衔；
艰苦岁月费时日， 挨冻受饿费心肠！
女儿错为菜子命， 枉自父母费苦心；
我今离别父母去， 内心难过泪淋淋！
又如：
为女不得孝双亲， 难把父母到终身；
水里点灯灯不明， 空来世间枉为人！
长大成人要别离， 别离一去几时归！
别离总有归来日， 能得归来住几时？
四川下来十八滩， 滩滩望见峨眉山，
峨眉山上样样有， 只少芍药对牡丹，
妹妹去， 哥也伤心嫂伤心， 门前一道清江水。
又如：
绣花盖头头上蒙， 哥哥嫂子把亲送。
别家忙得金满斗， 爹娘忙得一场空。 脸哭肿来眼哭红。
在娘怀中三年滚，头发操白许多根。
青布裙来白围腰，背过几多山和坳。
又怕女儿吃不饱， 又怕女儿受风寒。
为制嫁妆操碎心，只因女儿生错命。
哭声爹来刀割胆， 哭声妈来箭穿心。
只道父母团圆坐， 谁知今日要分身。
姊妹哭：
姐：“梭罗树上十二丫，我们同根又同丫；今朝姊妹要分离，离开绣楼好孤单！ ；
妹：“梭罗树上十二丫，我们同父又同娘；今朝姐妹要离开，难舍难分情难断！
姐：“梭罗树来台对台，我姐心里难宽怀；丢你妹妹婆家去，逢年过节又才来！
妹：“梭罗树来台以台，望姐心里多宽怀，多承姐姐把妹待，姐的教诲记心怀！
十姊妹歌：
哭爹：
天上星多月不明，提起话头言难尽。
爹的恩情说不完，我爹为儿受苦情。
一怕儿女挨饥俄，二怕儿女生毛病。
三怕儿女没衣穿，四怕我们比人贫。
爹把女儿盘成人，肩挑背驮恩情深。
儿今离别父母时，心内难过泪涟涟。
为女不得孝双亲，难报父母养育恩。
女儿若是男子命，孝敬父母到终身。
水里点灯灯不明，空来世间为了人。
哭娘：
开声哭娘刀断肠，女儿难舍我的娘。
千言万语说不尽，娘的恩情哪格忘。
一尺五寸把女盘，只差拿来口中含。
背上背来怀中抱，挨冻受饿费辛劳。
少吃少用精打算，口不吃来舌不吞。
缝补浆洗心操心，梳头洗脸穿罗裙。
娘的面前把性惯，哪天离过我的娘。
竹篮打水力费尽，燕子含泥空操心。
这陪十姊妹直到十姐妹齐唱：
十样鲜花已送完，唱的许多不周全。
情姐你是好歌手，下边就该你发言。
直至新娘在结尾答唱完毕，方算结束：
妹妹你们唱得好，唱得我呀巴心甜。
你们情意我心领，日后慢慢来偿还。
我们永是好姐妹，火烧蜡烛一条心。
姐妹鲜花开不败，装扮家园万年春。
黄台瓜辞范文第4篇
关键词：鬼哭；王皞迪；毕际有；王氏一家言；鹭溪轩诗稿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鬼哭》一文，说的是清初淄川遭谢迁之变后，王皞迪借住北直隶学政王昌荫房屋，众多鬼魂向他呼喊诉冤，遭到王学政喝叱之事。文中的王皞迪，从现有资料来看，其生平事迹及著述鲜有记载。
《王氏世谱》及《王氏一家言》中有王皞迪的小传，对其生平事迹记载较为简略。目前见到比较详细的资料要算毕际有撰写的《赠四甥皞迪》，从中可以大概了解王皞迪少年至中年的部分情况。另外，《王氏一家言》收录了王皞迪的不少诗文，从中也可以窥知他的部分活动迹象。
一、姓名辨析
淄川窎桥《王氏世谱》记载：“王砖，字皞迪，行四，庠生。赋性狷介，虽有势要，不能易其志。博涉群书，手不释卷，兴至则饮酒赋诗，以自畅其幽怀。安贫乐道，淡如也。著作甚富，著有《鹭溪轩诗稿》一卷，藏于家。子二：孺长、孺健。”般阳窎桥《王氏一家言》中王皞迪的小传与《王氏世谱》中的记载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称王皞迪为“鹭溪公”。“鹭溪轩”是王皞迪的书斋名，此处以其书斋名称呼王皞迪，当系尊称。
王皞迪的祖父王衮是窎桥王氏八世孙，生有五个儿子，其四子弘焘，即王皞迪的父亲。王弘焘是窎桥王氏九世孙。查阅《王氏世谱》：“王弘焘，字明吾，行五，加御守备。子四：垩、埝、砖、均。”王皞迪名王砖，是王弘焘的第三子，叔伯兄弟排行第四，是窎桥王氏十世孙，与王鳌永（字克巩，清初户部侍郎兼工部侍郎）的孙辈王敷正、王观正等人是族兄弟。王观正等人即蒲松龄在王家坐馆授徒时的馆东。王皞迪与他们都是窎桥王氏三世王俊的直系后裔。
王皞迪的名字在《王氏世谱》中写作“磚”（简化字为“砖”），其他兄弟的名字分别是垩、埝、均。笔者推断，“磚”应为“塼”，族谱中写作“磚”，可能是修族谱时撰稿人书写之误。之所以得出此结论，是因为古人，当然包括现代人，亲兄弟在取名时，一般是用偏旁相同的字，以表示血缘关系亲近。如王砖二伯父弘绩三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仁沛、仁洽、仁济，都带“水”字旁。《王氏世谱》中王砖三个兄弟名字都带“土”字旁，唯独王砖的名字带“石”字旁，自然讲不通。笔者翻阅《淄川县志》时，发现在《艺文志·诗》中有署名“王塼、邑庠生”、诗题《丰水》的一首五言诗，诗云：“平畴开远浦，雨过濯沧浪。菰底鸥惊起，芦根荇引长。喷珠千顷碧，漱玉百泉凉。胜迹凭谁问？仙洲照夕阳。”此诗与《王氏一家言》卷之十三所收录的王砖五律《丰水》内容完全相同，由此可以证明，《淄川县志》中的“王塼”就是《王氏世谱》中的“王磚”。汉字简化后，“磚”和“塼”都简化为“砖”，因此，现今“王塼”、“王磚”均写作“王砖”。淄川窎桥《王氏世谱》续谱的主要编撰人王克贵先生经过认真考证，同意笔者的以上观点，认为“王磚”应该写作“王塼”。
二、少居毕家
淄川窎桥王氏后人、曾任道光年间四川荣县知县的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卷一中转录了毕际有的五言古诗《赠四甥皞迪》，并称赞这首诗“委曲详尽，并其神情意态传出，可作家传读”。这首诗对中年前王皞迪行踪记载较为详细，从中可以大概了解王皞迪的生平。
王皞迪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比二舅毕际有大8岁，与大舅毕际壮同岁，这可从《赠四甥皞迪》得知。诗中说：“癸亥我初生，尔已八岁余”，“比时我长兄，与尔年不殊。”癸亥，即明天启三年（1623），上推8年，即明万历四十三年。再者，周村地方文史专家李国经先生所著《金周村·白阳之光》介绍，毕自严（生于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47岁（古人按虚岁计算年龄）时生长子毕际壮，55岁时生次子毕际有，以此推算，与上文所说王皞迪、毕际有生年无不吻合。此外，王皞迪的七古《愁》云：“疏懒已经三十秋，于今疏懒饶奇愁。”诗中说自己写作此诗时30岁。此处的“愁”系指王皞迪因甲申年（1644）明清鼎革而引发的悲痛心情。如按毕际有所言，王皞迪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此年王皞迪正好30岁，也就是《愁》诗中所言“已经三十秋”。
按《赠四甥皞迪》所言，在毕际有出生之年，即明天启三年之前，王皞迪的母亲，即毕自严的大女儿、毕际有的大姐就去世了。毕自严看到王皞迪兄弟们年龄幼小，王家人照顾不周，就把王皞迪和他的哥哥们接到自己家中抚养。《乡园忆旧录》也说：王皞迪“幼失恃，育于外祖毕大司农家，与舅氏通州牧载积先生共读。”从毕际有的诗文来看，没有明确提及是把王皞迪兄弟四人一起接来，还是单独把王皞迪和他的二哥俩人一起接来，不过，通过分析诗文，可以基本断定前来毕家的是王皞迪和他的二哥王埝。其中原因，一是这兄弟俩与毕际有兄弟年龄相仿，容易相处；二是王皞迪的大哥年龄大了，不需要个别照顾，而四弟王均又太小，离不开王家。失去母爱的王皞迪和他的二哥，在毕家尽情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亲人的呵护：姥爷毕自严亲自督促他们学习，不时检查功课；姥娘胡氏关心他们的生活，负责饮食起居；与舅舅们一起生活、学习，一起嬉戏打闹，虽说是舅甥关系，却如同亲兄弟，感情融洽，亲密无间。《王氏一家言》中七律《和载积舅携友登青云寺月峰》，记载了王皞迪陪同毕际有和友人一同游览青云寺时吟诗宴饮情景。诗其一云：“催诗莫讶频敲钵，拈纸休夸解种蕉。”诗其二云：“木客亦惊文阵健，诗人强半酒家豪。”七律《霍冲如冒雪远来，旋偕登振衣阁酣饮，步前韵》，叙述了王皞迪陪同冒雪远来的好友霍冲如登上振衣阁观赏美景过程，说明此时王皞迪正在毕家居住。
崇祯元年（1628），毕自严任户部尚书，从家乡赴京就任；崇祯五年（1632）秋，毕自严罢官回乡；崇祯八年（1635）五月，复职进京，旋即回乡，这期间王皞迪一直跟随毕自严生活。崇祯十一年（1638），毕自严去世后，王皞迪仍然居住在毕家，与毕际有兄弟共同读书作文、交流学习心得。他们一般五天聚会一次，讨论时艺、切磋诗文，同时借此饮酒谈心。崇祯十五年（1642），毕际壮进京为父请恤，归来途中染上疾病，治疗未愈，离开人世。王皞迪失去了学业伴侣，于是返回王家，为此与毕际有来往减少了，一个月才相聚一次，聚会时也少了以往的欢乐。
王皞迪是哪一年入学，即考中秀才，现有资料没有任何记载，因此无法考证。
三、遭逢乱世
崇祯十七年（1644），亦即清顺治元年，天下大乱，明军、大顺军、清军交相攻伐，盗匪横行，缙绅百姓不得不离家逃难，躲避战乱。据《赠四甥皞迪》所言：“甲申同患难，三月共山嵎。家食既难遂，余乃风尘趋。”毕际有与王皞迪一起逃往深山，避难3个月，衣食没有保障。此次避难，他们居住在淄川县西南山区的桃花泉村，王皞迪的《桃花泉避乱》、《悲乱》可以为证。桃花泉，据《淄川县志·舆地志·山川》记载：“县西南五十里，村以此名。石穹窿如屋，泉滴沥下注。”桃花泉村今属淄川区岭子镇，大约于元朝时建村，村间有泉名桃花泉，村以泉名。
《王氏一家言》中王皞迪涉及战乱的诗有7首，分别是七律《忧乱》、《桃花泉避乱》、《避乱久不归，午夜不寐》，七绝《张仙院避乱》，七古《悲乱》、《愁》，五古《兵戈鼎沸，群盗蜂起，值官兵忽到，乃投窜无门，爰成鸱夷之什，以发见者之笑》。《桃花泉避乱》诗云：“昔年两度游兹地，为避兵戈今又来。径僻无妨为客剪，花残未肯向君开。野人舒啸千岩月，游子衔愁一瓮醅。不审中原谁得鹿，故园回首总心灰。”诗中表露了因群雄争霸中原，致使百姓流离失所的忧虑心情。《悲乱》诗云：“昔日有客啸白鹿，乃今我亦隐桃花。白鹿逃名因放迹，桃花避乱为无家。无家无家可奈何？天心人事两蹉跎。三百余年鼎革事，令人愁看鲁阳戈。愁去愁来增牢骚，卷我茆屋秋风高。飀飕山畔促叶落，露沾平原起波涛。一日数迁率意指，惊惶到处靡祲止。方才杖履徂西山，又说东皋已耕耔。寄语同人莫怨嗟，多应歧路有微差。不然生死关头处，底事流离未有涯。”表达了诗人为躲避战乱而无家可归的无奈心情。
按《赠四甥皞迪》所言：“自兹益阔略，谈心凭双鱼。终岁或再遇，总不如当初。”甲申之乱之后，王皞迪、毕际有各自返回家乡，没再住在一起，他们之间联系主要依靠信件。到了年底，形势有所缓和，秩序开始好转，王皞迪与毕际有才再次相见，两人感叹时局变化，纵论天下大事，可是昔日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感觉再也体会不到了。
清顺治三年（1646），高苑（今高青县）人谢迁起兵反清，顺治四年（1647）六月十四日攻陷淄川县城。谢迁占据淄城后，“号召东山党羽数千入焉”（《淄川县志》），大批义军人马拥入城内，还“称号置官属”（《蒲松龄年谱》），即建立国号，设置官署，组编队伍。此外，谢迁义军还杀戮官僚及其子弟，考掠豪绅富户，明末首辅张至发的侄子张泰瑞、清初兵部尚书孙之獬及4个孙子，都被义军杀死。《鬼哭》言说：“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王学使七襄之宅，盗聚尤众。”文中的王七襄，名王昌荫，字周祯，是淄川西部王所须（举人，山西应州知州）的第五子（叔伯兄弟排行第七），他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明崇祯十年（1637）成进士，先后任河南固始知县、户部主事、监察御史、北直隶学政。王昌荫的家乡苏李庄与毕际有居住的西铺村相距不远，两家均为淄西官宦人家，地位相当，结有姻亲，毕际有的第一任妻子就是王所须的女儿，也就是说，王昌荫是毕际有的内兄。王皞迪暂住毕家时，当与其年龄相仿的王昌荫经常往来，切磋学问，诗词倡和。再者，据苏李《王氏族谱》记载：王昌荫“配曹氏，例赠宜人；王氏，例封宜人。”蒲泽先生在他的《聊斋志异·鬼哭本事考》中推测：王昌荫的继室王氏，可能娶自窎桥王氏，并且是王皞迪的姑辈。由此看来，王昌荫还是王皞迪的从姑夫，他们也有亲戚关系。谢迁之乱过后，王皞迪到淄川城里办事，可能因为王家城里的祖屋被毁，只好到王昌荫家中借宿，于是发生了《鬼哭》所述的恐怖事件。
四、远游晋浙
按《王氏一家言》中王皞迪小传所言，王皞迪著有“《浙东草》、《客晋草》、《仅存草》，藏于家中。”由此可知，王皞迪曾经游历过浙江、山西两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远行。王皞迪远游浙江、山西两地，去拜访什么人？有什么目的？同游者还有谁？从王皞迪的诗中得不出结论，只能大略看出其行程。但是，换个角度，结合毕际有的《赠四甥皞迪》考虑，却能看出问题的端倪。
《赠四甥皞迪》中云：“丙申余窃禄，高梁六载逾”，“辛丑一暂归，聚晤只须臾”。毕际有于丙申年，即顺治十三年（1656）考授山西稷山知县，于辛丑年，即顺治十八年（1661）升任江南通州知州。诗中说：“亲朋接踵至，屡屡烦招呼。坚卧长白山，尔志甘犁锄。”毕际有厌烦那些亲朋好友前来打“秋风”，索取钱财，称赞王皞迪甘心家乡农耕生活，不外出远游，不给他人添麻烦。反观此话，既然与毕氏无关紧要的人都不远千里前往他的官署，那么作为毕氏至亲好友的王皞迪，肯定会接受邀请前往游玩。这或许就是王皞迪两次远游的原因吧。
王皞迪游历山西，当在顺治十三年、十八年之间。王皞迪此次行程不甚清晰，《王氏一家言》中与此有关的诗只有4首。从诗中看出，王皞迪当在夏天从济南西去邯郸，然后进入太行山区，正如七律《邯郸道中》所言：“炎炎溽暑赋，千里修途系客情。”“从此入山苍翠滴，闲云野鸟导行旌。”王皞迪在山西上党地区（清设潞安府），也就是现在的长治市逗留时，已进入秋季，七律《上党官署秋夜有感，和大成韩五弟扇头韵》描写了作者夜宿潞安府衙的感受。王皞迪在山西期间，曾到河津的五龙山游玩，写有七律《登五龙山，和一泉孔先生韵》，诗中云：“特地南来谒五龙，苍松十面拥孤峰。危岩喜见衔花鹿，杰阁惊闻隔院钟。方拜衮冕瞻法象，旋披鳞甲识真容。不知泽霈三韩者，来自玄天第几重？”河津与稷山相临，王皞迪当从稷山县衙慕名前去游览五龙山。从五律《促装返辔》来看，王皞迪于该年的秋末准备行装，意欲返回家乡。诗云：“扬鞭辞晋国，嚼尔一奚囊。行止从吾好，去留不用商。征衣怯冷暖，驿路苦风霜。弹指归三径，东篱菊正黄。”表达了诗人想念家乡生活，执意离开客居地的情感。
王皞迪的浙东远行当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年之间。王皞迪此次行程，经山东的临沂（七律《次沂州城南李家村早发》），过郯城（七律《次郯城县早发》），渡过黄河（七律《渡黄河》），到达江苏的高邮（《自高邮州西关南望高邮湖》）。王皞迪到达扬州后登塔赋诗，写有七律《维扬登塔》，还写有《过召伯湖》。接着，王皞迪来到镇江，写作七律《自瓜州抵京口》，后到常州，作有七绝《舟抵常州，登岸散步，触目偶咏，兼动归思》，再到崇川（七绝《二月二日将至，崇川舟行，俚语录呈二舅》、《崇川登狼山》）。至此，王皞迪到达通州毕际有的官衙。王皞迪此次远游，动身时间在年初，于二月上旬到达目的地。此后，王皞迪还有一次西游，其行程是，从通州出发，先到达苏州，再到浙江的杭州，这从五律《再过杭苏》可以看出这段行程。之后，从杭州乘船沿钱塘江逆流而上（《武林登舟，溯钱塘江入婺》），游览了富春江的严光钓台，到达浙江的金华（旧称婺州），然后由此折返（《婺阳返棹》），回到毕际有的官衙，也有可能直接回到家乡。
王皞迪浙东之行歌咏较多的地方是富阳的严光（字子陵，东汉著名隐士）钓台。《王氏一家言》收录王皞迪歌咏严光的诗共有3首，分别是《过严先生钓台》、《渡七里龙，过子陵先生钓台》、《过严子陵先生钓台》。七绝《过严子陵先生钓台》小序云：“土人述诗云：‘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羞当作休，凡名利客休见之。余非名利客，何艰于一见耶？乃去时风帆仓卒，归时同行粮艘，竟未获一觐先生颜范。瞻顾台下，跷首情深，再赋数章，以志景慕云。”小序透露，王皞迪去时经过严子陵钓台，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瞻仰钓台，回来时乘坐官方运粮船，个人行动不自由，也没有闲暇时间去瞻仰钓台，为此十分遗憾，不禁感叹道，自己不是名利客，为什么就没有机会拜谒清高的严先生呢？由小序得知，这是王皞迪归来路过子陵钓台时写作的组诗，计有5首七绝。
五、卒年无考
王皞迪于何年离世？《王氏世谱》、《王氏一家言》都没有记载，其他资料也没有记录，因此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王皞迪早于毕际有离开人世。从《王氏一家言》所收王皞迪诗文来看，没有为毕际有写作的挽诗。毕际有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去世，王皞迪应当早于康熙三十二年辞世。
淄川人、清康熙年间刑部左侍郎高珩在为王皞迪《仅存草》所作序言中感叹：“独惜皞迪怀瑾不偶，修文遽招，为可惜耳。”意思是说，具有高尚品德的王皞迪命运不好，过早去世，真是可惜呀。由此可以推知，王皞迪去世得比较早。
六、文学成就
按照《赠四甥皞迪》的描述，当毕际有能够写作诗词文章时，王皞迪已经成为当地的知名儒生了。王皞迪写得一手好文章，堪与苏轼相比；写得一笔好字，颇似怀素；诗写得神秘幽艳，继承了李贺的诗风；精于易理，可与邵雍相比；不仅如此，王皞迪还精通医学，懂得风水学；同时又练习武功。总之，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全才。毕际有的这些话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从一个侧面说明王皞迪的确不是凡夫俗子。
据《王氏一家言》所载，王皞迪著有《浙东草》、《客晋草》、《仅存草》，而据《王氏世谱》所言，王皞迪著有《鹭溪轩诗稿》，这可能是他晚年对自己诗篇的汇编，也有可能是其子孙的辑录。此诗稿没有传世，估计早已散佚。《王氏一家言》选载王皞迪各类诗186首、词9阙、文章40篇。由此看出，王皞迪精于创作，不但数量繁多，而且质量上乘。《王氏一家言》中选载了王皞迪代王樛写作的3篇文章、代毕际有写作的2篇文章。王樛、毕际有的文才在清初淄川地区堪称一流，能够入他们的法眼，委实不易。此外，王皞迪还代他人作诗24题、31首。
《王氏一家言》收录了周村解元、户部郎中徐日升为王皞迪《浙东草》撰写的序言。徐日升在序言中称赞王皞迪“可与言诗”，是“能诗者”。高珩在《仅存草》序言中赞扬王皞迪“笔致清绮，累累贯珠”，并对其“卒业遗编，为之三叹”。
王皞迪的次子王孺健文才也很不错，《王氏一家言》称其“业儒，早夭”，有遗诗一册，选录了他的七律9首、七绝9首。
参考书目：
1、（清）张鸣铎鉴修、蒲喜章整理《淄川县志》，淄博市新闻出版局准印，2002年。
2、淄博市淄川区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淄川区志》，山东齐鲁书社，1990年。
3、淄川窎桥《王氏世谱》。
4、淄川窎桥《王氏一家言》。
5、淄川苏李《王氏族谱》。
6、盛伟著《〈聊斋志异〉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7、（清）张笃庆著《厚斋自著年谱》，转引自《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4期。
8、（清）王培荀著，蒲泽校点《乡园忆旧录》，山东齐鲁书社，1993年。
9、路大荒著，李士钊编辑《蒲松龄年谱》，山东齐鲁书社，1986年。
黄台瓜辞范文第5篇
丰富多采的中国古代旅游活动，至少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帝王巡游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了维护统治，弘扬功绩，炫耀威力，震慑臣民，往往巡游各地。有的论者把西周时期的穆王视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说他曾宣称天下诸侯各国要遍布王辇之车辙和御骑之蹄印。《穆天子传》也记述了他的西征路线和有关故事。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足迹远涉波斯（今伊朗），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最早是由他开辟的。然而，由于有关周穆王的记述多属传说性的，因此把他作为帝王巡游的实例似乎有些牵强附会。然而，秦始皇、汉武帝作为帝王巡游的代表却是极其出色的。
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是中国封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公元前221年他统一中国后，10年之间（公元前220～公元前210年）出游5次：
公元前220年，他从咸阳出发,沿渭河河谷抵达陇西（今甘肃临洮）。后北行经泾水上的北地（今甘肃庆阳）返回。
公元前219年，他东行到山东邹县的峄山刻石记功,登泰山祭记封禅，到烟台芝罘岛，沿渤海向东到成山头，向南到琅邪郡（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城），又南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在泗水寻觅周朝九鼎,后南行过淮河到衡山,由汉水经南阳返回。
公元前218年，他又向东游历，经河南、山东到芝罘、琅邪（今琅邪山）,沿漳水从上党返回。
公元前215年，他巡游河北，直抵碣石（今河北昌黎北）。
公元前2l0年，他出武关，沿汉水南下到湖北云梦,乘船顺长江东渡到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又到钱塘（今浙江杭州），再渡浙江到会稽（今浙江绍兴）祭大禹陵；后又北上琅邪、荣城、芝罘游历。
在这5次巡游中，他4次在7个地方立巨石刻字建碑以记其功绩。
汉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年）喜巡游，爱猎射，祠山川，慕神山,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大旅行家之一。他七登泰山，六出萧关；北抵崆峒（今甘肃平凉），南达寻阳（今江西九江），许多名山大川都有他行迹。
为实现先带兵耀武，再祭告天地的古训，他于公元前110年冬带兵18万,北上甘泉宫、上群、西河、五原（今内蒙古东胜、包头一带），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前后达千里。他出长城，登单于台，成镇匈奴，又回陕西祭黄帝陵，到华山祈祷；再东行至嵩山，敬礼于太室。
公元前119年，他封禅泰山，至东海求仙；又北抵碣石、辽酉,再由九原返回，行程9，000公里。此行是中国封建帝王巡游的一次壮举。
公元前106年，他经由盛唐（今安徽安庆）向湖南九嶷山拜虞舜,到潜山登天柱山；又从寻阳乘船沿江顺流而下，向枞阳行驶，其船首房相接，不绝千里；再由陆路北行，直抵山东琅邪海岸后归。
秦皇汉武，显赫一世。二者巡游，也颇相似。与秦始皇比。汉武帝巡游的路程之遥，地方之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隋炀帝杨州观琼花，清康熙、乾隆下江南等都是尽人皆知的帝王巡游的典型事例。
二、官吏宦游
中国古代封建官吏，常受帝王派遣，为完成某项任务而出使各地。官吏宦游即源于此。其中以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七下西洋最有名气。
张骞（约公元前175～公元前114年）是西汉杰出的外交家、探险家和旅行家，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他奉武帝之命，带100多人出使大月氏（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他从长安出发，经陇西（今甘肃临洮），穿河西走廊，出阳关，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过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一带），到大月氏，行程7，000多公里，在月氏，他考察了那里的山川地形、风土民情、特有产品，政治军事，并涉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许多城市。然后，他取道葱岭（原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的总称），从祁连山过羌人区，进入陇西，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回。
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他又率300人前往乌孙（今新疆伊犁和巴尔喀什湖一带），走访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伊拉克等地），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在乌孙使节的护送下返回。
他两次出使西域，被誉为“凿空”（司马迁语）的人，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建立了不朽功绩。
郑和（1371～1435年）是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在世界航海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1年），他奉命率船队七下西洋（南洋群岛婆罗洲以西的南中国海、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区），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壮举。他南到爪哇，北到波斯湾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西到索马里摩加迪沙，涉海5万多公里，经历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举,比1487年欧洲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比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洋早半个多世纪，比麦哲伦环球旅行早1个多世纪，可以说在世界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他率领的船队62艘，大的长过百米、宽至四五十米，一般的也长90米、宽三四十米，体势巍然，巨以无故；有的载物，有的载人，有的载马，有的载水，也有专供作战用的，各种功能齐备，整个船队，有水手，有书记，有医生,有翻译，还有将士，多达2．78万人，首尾相接，长5公里，浩浩荡荡，极有声势，堪称当时航海的“世界之最”；船上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罗盘设施，夜观星象，日测风云，加上船是采用分舱密封的方法制作而成的，即使局部触礁，也不影响大局。
他把中国大陆的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和各种精美绝伦的丝绸、罗纱、锦绮带出去，又把异国他乡的胡椒、象牙、宝石、药材、染料、香料、硫黄以及狮、豹等稀奇珍贵动物换回中国内地，不仅扩大了贸易，而且加深了友谊。至今南洋一些城市还保留着纪念他的遗物胜迹。其随从马欢、费信、巩珍等人分别撰写的《瀛涯胜揽》、《星槎胜揽》、《西洋蕃国志》对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三、买卖商游
往返各地做买办的活动为“商旅”。做买卖所经之路为“商路”。在中国古代社会，不仅各地糟运水路四通八达，驿道陆路遍及各地,而且西南各省有栈道，沿海地区有海运。商路的开辟，为商旅的兴起提供了前提，是买卖商游发达的重要标志。据《中国史纲》说，早在商代时期，东北到渤海沿岸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达今日浙江，西南到今日鄂皖乃至四川，西北达陕甘宁绥乃至新疆，到处都有商人的足迹。春秋战国时期的陶朱公、吕不韦等都曾周游天下,负货贩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商人。
被历史上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海上商贸旅行线路。《汉书·地理志》说，汉武帝曾派遣官员率领“应募者”带着大量黄金和丝织品，从雷州半岛乘船驶过南海，进入暹罗湾，绕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西亚半岛，通过孟加拉湾到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与当地交换明珠、壁流离（宝石名）等物品。印度商人也穿过马六甲海峡来中国进行商业贸易。
被历史上称为“殷明略航线”的海运线路是由元代千户（官名，世袭军职）殷明略开辟的。这条水路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经长江口出海直驶成山角，再经渤海湾沙门岛到天津市，只有10天航程。元朝政府征收的粮食、瓷器和丝绸织品的相当部分就是靠这条水路从南方运至北方的。北方的豆类、谷物和枣、梨等土特产品也靠这分水路运往南方。据《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政府以新钞十一万六百锭、银一千五百九十三锭、金百两付给江南各省“与民互市”；且在泉州、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公司，“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
。由此可见当时买卖商游规模之巨。
四、士人漫游
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学士常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提并论，几乎都有过旅行游览的历史。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战国后期待人。他因受人谗毁，被楚国君主贬谪，先后到汉北、江南，长期在沅、湘流域游历；深感国家政治的腐败和自已理想的破灭；愤然写下了《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诗。这些诗，以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表达了他嫉恶如仇、忧国忧民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被誉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西汉时的史学大师。他从20岁起漫游各地，到过庐山、会稽，考察过“禹疏九江”的遗迹；经历过屈原被流放之地，凭吊过屈原沉水的汩罗江；又到过孔子故居，参观过孔子“庙堂车服礼器”；游历过刘邦起兵的丰沛，访问过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的事迹；还去过魏都大梁，瞻仰过信陵君门客侯嬴看守过的“夷门”……具足迹遍及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地。每到一地，他都深入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山川地势，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和轶闻趣事。他写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大学史纲要》），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3000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传体通史的先例，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地理、民俗等多种领域；不仅是部历史巨著，而且在文学史上也享有崇高地位。
郦道元（466或472？～527年），北魏地理学家。他深感前人的《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过于简略，在跋山涉水、实地考察的同时，着力搜集有关水道的文献史料，为汉代的《水经》作注。《水经注》共40卷，记述了1252条河道沿岸的地理沿革、历史古迹、城邑建筑、风土人情
、传说故事；不仅对桑钦的《水经》作了修正、补充和阐释，而且对祖国山水作了讴歌和赞美；既具有珍贵的地理学价值，又占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
李白（701～762年），唐代大诗人。他25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过湖南、江苏、湖北、河南、山西、山东、浙江、陕西、河北、安徽、江西、四川等地。他那感情热烈、想象丰富、语言清新而又洋溢着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诗篇，是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的真实写照。旅行游览为他提供了题材、意境和灵感，他为祖国留下了脸炙人口、动人心弦的诗歌遗产。在他的笔下，万里长江上，“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九曲黄河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庐山瀑布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西北高原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他的诗，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流传千古、与世长存。
徐霞客（1586～1641年），时代地理学家。他不入仕途，专事旅游，他22岁起就在母亲支持下，“周游名山大川，以阔大心胸，增广见闻”。他北抵燕幽，东达粤闽，西入滇南，不怠尽志，历时39多年，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他跋山涉水，凤餐露宿；对祖国的锦绣河山、地质矿产、水利资源以及各种生物、植被、洞穴、岩溶进行了详尽地考察研究；并每天坚持写日记，以清新简练的艺术语言记述了其亲身经历和旅途见闻，被后人编成《徐霞客游记》，由于这部书文笔生动，记述精细，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它不仅是部地理学著作，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此外，王维、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欧阳修、沈括、坡、李清照、陆游、朱舜水、李时珍等都是中国古代社会著名文人，都有过旅行游览的壮举，都有不朽作品传世。
五、高僧云游
中国古代社会的高憎云游是很盛行的，其著名旅行家是法显、玄奘、鉴真等人。
法显（377～422年），东晋佛教学者。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他从长安出发，先越甘肃的陇山，过青海的养楼山，穿河西走廊，西出阳关，经流沙河（大戈壁）到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县）；又北上焉夷国（今新疆焉耆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再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遍历北天竺（今阿富汗、巴基斯但境内）、中天竺（今印度垣河流域）等地，是中国僧人赴印度留学的先驱。他得到了《摩河僧祗律》、《方等》、《大般泥洹经》等经籍，并学会了梵书梵语。后来，他乘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又经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上,于义熙八年（412年）从山东青岛崂山登陆返回。他把自己14年的旅行见闻写成《佛国记》（原名《历游天竺记传》，又名《法显传》），对30多个国家的山川风物作了扼要描绘。这部书既是5世纪初亚洲的佛教史,又是中印等国的交通史，也是中国现存有关海上交通的最早史籍。
玄奘（602～664年），唐代高僧，佛教学者。他13岁就出家为僧，先后在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等地，拜会高僧名师，寻求佛教真谛，精研俱舍、摄论、涅（）等经，通晓大乘小乘。他深感国人对佛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解惑释疑，提高佛教地位，他于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出玉门关，沿天山南路西行,经西域16国，前后4年到达天竺（古代印度）。他遍游天竺五部（即东、西、南、北、中印度），尽取佛学要义，著有《会宗论》和《制恶论》；642年,他应邀主持了有18个国王、近万名僧侣和教徒参加的经术辩论大会，显露出他的渊博知识和精辟议论。645年，他从印度回国，带回650多部佛教书籍，在长安，洛阳集结高僧，学者进行佛经翻译；并把中国道教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人印度等地；还奉唐太宗之命，著《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西游16年、行程5万里、所历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习俗。这部书,文辞绚丽雅瞻，叙述生动真实，被译成英、法等国文字，是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印度、尼泊尔、巴基斯但、孟加拉国、中亚等地的地理、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
鉴真（688～763年），唐代高僧，日本律宗的创始人。他生于武则天执政的佛教鼎盛时期，长于佛教发达的江苏扬州市区，生活在以释迦为尊的家庭里；14岁出家为僧，18岁授菩萨戒，20岁到当时佛教发达的长安、洛阳二京学习，22岁授具足戒，日益加深其佛学造诣；24岁返回故里，任扬州大明寺住持；研究律宗和天台宗教理,精通戒律，兼备医学、建筑、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知识。46岁时，他在佛教界斐声天下、众望所归,天宝元年（742年），日本派学问僧荣睿和普照等邀他东渡日本授戒传律，他欣然应允。天宝元至十年（742～751年）,鉴真5次东渡，都没获得成功，且因感受暑热，致使双目失明。他东渡日本的决心始终不渝。天宝十二年（753年），他带23人搭乘日本遣使的便船第6次东渡。获得成功，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他在日本都城奈良东大寺建筑戒坛,传投戒律，被誉为日本“律宗太祖”和中国“过海大师”。他还把中国的建筑、雕塑、文学、医药、书法、绘画、刺绣等介绍给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六、节会庆游
在中国各族人民生活习俗和节会喜庆中，春节庙会、元宵灯市、清明踏青、瑞午竞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是较为流行的游览方式。
春节庙会其内容是丰富多采的。主要有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跷、逛花市等。如舞狮子，每当“爆竹一声除旧岁”之时，舞狮活动便伴随着送暖的春风和欢乐的锣鼓出现在城镇乡村，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增添了喜庆气氛。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使》诗中云：
假面胡人假面狮，刻木为头丝作尾。
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起毛衣摆双耳。
两人合扮一头大狮，一人扮作一头小狮，另一人扮作武士。当武士拿绣环引诱、踢打狮子时，狮子便随着鼓点演出各种各样的舞姿：忽而翘首翘望，忽而回头凝视，忽而匍伏在地，忽而奋力跃起，忽而张牙舞爪，忽而摇头摆尾，忽而舐毛洗耳，忽而朝拜翻滚，千姿百态，令人称奇。
元宵灯市是夜，张灯结彩，吃元首，猜灯谜，表演戏曲和杂耍技艺，这是西汉之后世代活袭的民间习俗。《东京梦华录》云：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至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
北宋词人辛弃疾对元宵之夜繁华熙攘的赏灯景象作过惟妙惟俏的描绘。他在《元夕》词中云：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清明踏青时逢三月，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气候宜人。人们竞相到郊外去，拖暮方归。
唐代诗人杜甫在《清明诗》中云：
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里万人出。
渡头翠柳艳明媚，事到朱蹄骄（）膝。
清明踏青之风盛行于宋时，宋周密在《武林旧亭》中记述了杭州清明踏青的事：
是时，城中士女“接踵联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本绝”。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极其生动地描绘出开封城外以汴河为中心的清明时节的热闹情景。在长525厘米、宽25．5厘米的画面上，人物多达550人,牲畜50多头，船只20多艘，车、轿20多乘。当今开封的宋都一条街和香港九龙的宋城
就是由此引发而成的。
端午竟舟古代吴越民族（一个以龙为图腾的民族）举行一次图腾祭的节日。该民族有断发纹身的习俗。每年五月初五，举行一次图腾祭，把各种食物装在竹筒里或裹在树叶里扔到水里供图腾龙吃；且伴着鼓声，划着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作竞渡游戏，给图腾和自己带来乐趣。端午竞舟即来自此。后来人们把这一习俗与纪念屈原联系一起，使其更有深远意义。人们悼念屈原，“羡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怒其志”（王逸《离骚章句》），以激励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秋赏月中秋之夜，皓月当空，清辉洒地。千家万户围坐在庭院、楼台、地坪那赏月，与月共享月饼、花生等礼品；且吟诗作对，感受天伦，讲述“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故事。中秋赏月盛于宋时，宋词对之多有描绘，坡《水调歌头》词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根，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总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回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重阳登高九九重阳，金秋送爽，风霜高洁，丹桂飘香。此时，好高望远，赏菊赋诗，别有一番情趣。当人们置身高处，极目远眺时，那漫野的山花，金黄的果实；那晨光熹微的拂晓，夕阳如火的黄昏……尽收眼底。面对祖国锦绣河山，怎不令人心旷神怡、如醉如痴？历代诗人骚客以重阳为题，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云：
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杜甫在《九日》诗中云：
”去年登高郏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
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
刘禹锡《九日登高》诗中云：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露深。
年年上高处，未有不伤心。
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节会庆游更是丰富多采，生动奇异。这些节会庆游，或此起彼伏的音乐，或千姿百态的舞蹈，或张灯结彩的赛场，或美味可口的佳肴……无不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如壮族的歌圩节时,男女青年欢聚圩场，行歌互答，其乐无比；且以抛绣球、碰彩蛋、谈情说爱与之相随。有诗对其盛况作过如下描绘：
黄台瓜辞范文第6篇
【摘要题】汉语言文字学
【关键词】形声字/形成过程/同族字/母文/类属标志
【正文】
在讨论问题之前，我们先说明三点。这三点，也是我们讨论形声字形成过程的基础。
1.关于形声字的概念的问题。形声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早就给过“以事为名，取譬相成”[1]的定义。由此出发，人们一般认为，形旁（与词的意义相联系）和声旁（与词的读音相联系）组合成的字，就是形声字。这好像很简单，很明白的，再没什么分歧了。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充分地注意到，那就是，同样在《说文解字·叙》里，许慎还谈到了“形声相益”[2]的问题，这里包含着对形声字的另一要求，即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要“相益”，要相辅相成。这一点看似废话，其实很重要。这反映了许慎对形声字特点的认识，也影响到我们现在对形声字的产生及其形成过程的认识。
形声字的这个特点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形声字，其形旁与声旁两部分要“相益”，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有一部分可有可无，那么这一个字还不是真正的形声字。如甲骨文中的“凤”字，大体上有两类写法：一类是画出凤的专形，作为象形字；一类是在专形的基础上加“凡”字注音。如果不考虑形与声“相益”而成的要求，那么加“凡”音的凤字就是形声字；但如果考虑到形与声两部分要“相益”、要相辅相成的要求，则甲文时代加凡音的凤字还不是形声字，因为，此“凡”旁在当时可有可无：有它，只起到示音作用；无它，仍是“凤”字，不影响表义。正因为如此，所以，甲文里的凤字有时加“凡”，有时不加“凡”，比较随意。所以，此时的“凡”旁，还算不上为形声字之声旁，只是一个注音符号而已。因而本文以为，只有具备了形与声两部分相益相成特点的字，才是真正的形声字，我们探讨形声字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讨论这种形与声两部分相益相成的形声字的形成过程。
汉字有个发展的过程，形声的观念、造形声字的自觉意识也有个形成的过程。在古人有了造形声字的自觉意识后，才有可能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创造形与声两部分相益相成的形声字；没有成熟的形声理论自觉地支持造字实践，就不可能创造出形与声两部分相益相成的形声字。分析汉字结构在古文字阶段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我们发现这种自觉意识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形声字不是古人灵感一动，突然想出来、造出来的，而是在用文字记录语言的过程中，为困难逐渐逼出来的，是为解决文字运用中的困难而逐渐产生的。所以，这期间自然经过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创造过程。
2.关于怎样观察汉字结构和形声字的问题。观察分析汉字及形声字，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种是静态观察，就是不考虑汉字的来源，不注意其发展过程，不注意有关偏旁在历史上的功能和所负载的信息，只看最后的结果，甚至是只看现代汉字的最终形式。静态观察汉字的结果，就是把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汉字压在一个平面上，根据一定的标准分类分群。这样划分出的形声字，就只能看到是形旁加声旁而成的字。其结果可能会把一些历史上原本不是形声字，而后世或由于讹变、或虽未讹变而由于已不明其本来面目的字，也当作了形声字，而且也看不到形声字的层次和变化过程。
另一种是动态观察，就是强调历史地发展地动态地看汉字，注重汉字及其结构的发展变化，注重汉字及其结构在发展变化中的层次性，注重了解字中有关偏旁在历史上曾经担负的责任，即当初赋予它的真正职责。由此才能看清楚形声字产生和形成的过程，才能看到一些形声字在历史上的本来面貌。
本文所采取的是后一种观察分析。
3.关于“字”的概念的问题。“字”的概念，这似乎更是无需讨论的了，但也有分歧，所以也得交代几句。我们在这篇文章里说的汉字，是指直接记录汉语言的成系统的符号。它有两个特点：(1)有约定俗成的、有一定社会性的形体；(2)与汉语言的词或词的一个音节相对应，有固定的读音，与特定的词义相联系。同样，下文所讲的假借字，也只是属于这种“字”的范围内的一种文字符号，是指本为A词造的字，如果把它作为表音符号，借来记录其他音同或音近的B词或C词的时候，这个字就是假借字。也就是说，我们强调的是假借字所借的那个形体已是文字，而不是未成为文字的记号或图画。我们之所以作这个限定，是由于有的学者认为假借字的出现早于象形文字[3]，如果早于象形文字，那么它借什么呢？只能是借图画或记号了。图画或记号还不是字，那么它何以称为“借字”呢？因而，这种观点虽很有启发性，但还要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这样判定字也是一种以今律古，但是，我们认为，确立判断汉字初创阶段的字和非字的标准，只能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汉字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造，所以绝不可能用一种方法造好一类字，再造另一类字。更况在上古造字所用的所谓方法，当初根本就是非自觉性的，盲目的，所以，我们在文章中所说的形声字形成过程的有关阶段，只是叙述的先后次序，而并没有历史上发生的绝对的先后次序。
下面，我们讨论问题本身。
从现在能确认的古汉字来看，在汉字发展的历程中，就总趋势而言，较大范围的首先从图画和记号中跨出、与词结合而成为文字的应该是表意字，包括具体和抽象的象形字（大体上相当于裘锡圭先生所讲的象物字和抽象字[4]）以及指事字、会意字等。但是，在表意字的基础上，形声字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则是很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经考察现有的一些重要的古文字资料，我们认为，从表意字到形声字中间主要经历了“改造假借字的阶段”，“母文加上事类符号（类属标志）分化新字的阶段”，以及“在表意字上注音的阶段”；然后才改变了最初的无意识、不自觉的状态，发展到了有意识、自觉地创造真正的形声字的阶段。
一假借字的产生及假借字的改造——在借字上加类属标志以指示联想词义的方向
汉字发展到改造假借字的阶段，在假借字上加事类标志，一般人以为这便是形声字，其实不是，这只是向形声字的一个过渡。
随着社会的发展，最晚在商代初年，华夏民族仅靠制造表意字来记录语言，已根本不能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了。而且，有些词特别是虚词用造表意字的方法根本无法为它们造字。再说，文字本来就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的符号性质决定它并不要求字形一定要表示出所记录的词义来。古人造象形、指事、会意等表意字，也不过是让该类字在形体上尽可能与所记录的词有一种直观的联系，让字形尽可能有某种外形标志以唤起人们对所记录之词的联想而已。所以，古人自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只造那些难造的表意字。因而，几乎是在造表意文字的同时，为了济文字数量不足之穷，为了克服其他方法产生新字不易之弊，人们就在运用文字的过程中，又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利用假借的方法，创造了新的同形、同音而异义的字即假借字。所以，孙怡让说：
盖天下之事无穷，造字之初苟无收叚借一例，则将遂（引者按：“遂”疑当作“逐”）事而为之字，而字有不可胜造之数。此必穷之势也，故以声而讬以事焉。视而不必是其本字也，而言之则其声也；闻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尽。是叚借可以救造字之穷而通其变。[5]
人们利用假借之法为词配备字，起初也不是有意识地图方便，图省劲，更不是灵感一动想出来的简单办法，而是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为困难逼出来的一种权宜之计。语言中已有某词，但文字中尚无为社会公认的约定俗成的记录该词的某字，于是在口语变为书面语（或把思想记录下来）的过程中，人们便不得不以语音为线索，借原有的同音字，来记录这个还没有用文字形成固定下来的词。对于这个被借的形体来说，它已不再是一个字了，而是两个同形、同音而意义不同的字了。
以假借之法造字，后人评价甚高，以为这已说明古人对音义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其实不尽然，就借字人的主观动机而言，仅仅是以口语之音为线索，寻找了一个本记录着同音的A词的A字，借来记录与A词同音的B词而已。也就是说，让记录A词的A字兼起了B词的尚未诞生的代表字——B字的职责，并不是自觉的以音表义的。那时的古人对音义关系还没有自觉的明确的理性认识，没有让文字以音表意的意识，因而也不可能有借音表意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那时还没有成熟的假借理论来自觉的支持造字者的创造实践。
正因为如此，再加上：(1)上古汉语单音节词较多。单音节词多，则必然导致同音词多；同音词多，则在书面语言中用同形、同音的假借字易混淆，易有歧义。特别是当假借字在书面语言中所占比例超过一定的“度”的时候（有学者统计，甲骨文常用字中的假借字约占到了70%），这个问题就尤为突出了。因而，需要在假借字的字形上有所分别，才能满足当时书面语言交际的需要。(2)汉语方言太多。方言太多，则必然要求有一种超方言的文字（念法即使稍有差别，在书面上不影响表义，南人北人一看都大体能懂），才有利于交际，才利于满足政治上统一的需要。但是，假借字不能适应这种要求，这也决定它必须要加以改造。(3)文字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汉字已有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表意体系，新字的产生要受这个表意体系制约。而古人在文字上的正统观念又是喜欢在字形上有明显的示义的标志。所以，汉字便没有顺着这样一条线索发展：先同音假借，“然后逐渐淘汰同音字，留下几百个表音节的文字符号（引者按：即给每一种音节规定一些固定的表音节的字）；然后再进一步，把几百个符号再加淘汰，只留下几十个表音素的符号。最后这些符号简化成为字母”（刘又辛《论假借》）[6]，进而走上创造表音文字的道路。否则的话，汉字后来就不会增得这么多，一些借字就不会另造本字了，一些假借字就不会通过后加类属标志而产生新字了。
总之，用假借法造字，在古人自己看来，毕竟不以为是正统的方法，仅仅是作为不得已的应急措施或权宜之计的。古人在主观上并未认识到这是用表音的方法给词配备词，是造字的另一条路子：表意是让字形和词义联系，表音是让字音和词音联系。所以，古人的造字，也绝不可能停留在这种方法上，或者顺着这条线索，走上创造表音文字的道路；而恰恰相反，只能走上一条通过给假借字加注类属标志来改造假借字的道路。
在古人看来，假借彼字为此字和我们下文讲的用母文赅众义一样，同样有弊端：用母文之弊在于笼统而不具体，假借彼字为此字之弊在于不知所用为本字还是借字，表示的是本义、引申义还是借义。也就是说，由于假借的使用使得原来的一些字，以一个形体既载有本义、引申义还又载有借义，所要承担的语义和语音的范围太大了，易造成阅读和理解上的困惑。于是，古人想到了改造假造字以克服用假借字的弊病。他们所用的办法——正像克服仅用母文的弊端一样——加注类属标志，规定并外化假借字的意义，使同形、同音、异义的两个以上的字，成为同音、异形（加上了识别标志）、异义的几个字。这样就有效地区别了记录单音节同音词的同音同形字，使这部分同音不同义的字也有了一个不同的字形，解决了因假借造成的理解歧误问题。戴震说：“况古字多假借，后人始增偏旁”[7]。说的大体就是这种现象。例如：
1.某（〈谋〉文中“〈〉”表示词）之于谋
“某”字，金文作“”，是辅助象形字，本为“梅”字的初文。后由于语言里〈谋〉这个词没有代表字，人们便以语音为线索，借“某”字表〈谋〉义。这样，同形字“某”既记录了〈梅〉义，又记录着〈谋〉义，使用久了，则难明哪一义为借义，哪一义为“某”字的本义，不能明确区分词义的不同的概念，而且有时会造成阅读和理解上的困惑。于是，古人为了使文字各司专职，特别是为了使文字在外形上具有和意义相联系的明显标志，便在已记录了〈谋〉义的假借字“某”（〈谋〉）上，加注类属标志“言”旁为外部标志，表示这个“某”〈谋〉字是记录与“言”有关的〈谋〉义的“某”字（即假借字某），于是形成了“谋”字。由谋字形成之过程可知，其义在原借字“某”（〈谋〉）也。就是说，“谋”字中的“某”，在造字之初，主观上赋予它的职责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的。
2.录（〈禄〉）之于禄
“录”字甲文作“”，本与〈禄〉义无关。甲、金文都借“录”字记录〈禄〉义，这样，“录”字便身兼几职，表义难明（因古汉语多单音节词）。于是，人们便以表〈禄〉义的借字“录”为基础，加类属标志“示”，表明此“录”字是记录与“示”有关的〈禄〉义的借字“录”。这样便产生了“禄”字，专表〈禄〉义。
3.瓜（〈狐〉）之于狐
“瓜”字，金文作“”，是个辅助象形字，义即〈瓜〉。后或借以表〈狐〉义（见“命瓜〈狐〉壶”铭文）。《金文编》按：瓜“孳乳为狐”。“命瓜即令狐”[8]。这样便有可能造成阅读和理解上的困惑。于是，人们在已表示了〈狐〉义的借字“瓜”（〈狐〉）字上加注类属标志“犬”旁，以表明此“瓜”（〈狐〉）字是表示与兽类有关的〈狐〉义的借字“瓜”。这样便产生了“狐”字，专表〈狐〉义。又秦印有“令狐得之”句，此“令狐”与金文之“令瓜”同，则可证“令狐”之“狐”是在借字瓜（〈狐〉）上加犬旁而形成的。
4.气（〈迄〉）之于迄
“气”，本表云气义，借表〈迄〉。如《卜辞通纂》五一二片：“气（〈迄〉）至五日丁酉……”[9]。《甲骨文字典》：气“读为迄，至也。”[10]石鼓文中已见“迄”字，可知其是由借字“气”（〈迄〉）加区别标志而形成的。
再复杂一点的，则如：
5.井（〈邢〉、〈刑〉）之于邢、刑
“井”，甲文写作“”，金文作“丼”，像水井之形，其本为水井之专字（或以为是井田之专字）。但由于在口语上“井”字读音与〈邢〉、〈刑〉等词音近。因而，在〈邢〉、〈刑〉等词还未造出代表字之时，“井”字便又先后借作〈刑〉的代表字或〈邢〉的代表字。《金文编》“井”字下按：“孳乳为邢国名”[11]。今甲盘铭文：“敢不用命，则即井〈刑〉”[12]。这样则至少一形而三字三义，用于文中，不能明确区分词义的不同的概念，理解困难难免引起误会。于是古人便想到了加类属标志，以所加类属标志为外部区别标志，用来外化字义，指示字义。在已表示了邢地意义的假借字“井”（〈邢〉）上再加注类属标志“邑”旁来外化、确指这个“井”（〈邢〉）字的意义与“邑”有关，是表示地名的。也就是说，“邑”旁的作用只是标志这个“井”字是表示地名〈邢〉的借字“井”，因此而有了“邢”字。在已表示了“刑罚”意义的借字“井”〈刑〉上再加注“刀”旁为标志，以外化、指示借字“井”〈刑〉的意义与“刑罚”有关，即是说，该“井”字是表示与“刀”有关的“刑罚”意义的借字“井”，由此而始有“刑”字，则“刑”字之意义在原借字“井”（〈刑〉）。就是说，“邢、刑”二字中的“井”，在造字之初，主观上赋予它的职责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的。
6.牟（〈〉、〈眸〉、〈侔〉）之于、眸、侔
“牟”字本义为牛鸣。由于口语上“牟”字所记录之〈牟〉词与〈〉、〈眸〉、〈侔〉三词音近，因而在〈〉等词还没有代表字的时候，便先后借“牟”记录之。例如：
贻我来牟（〈〉）。[13]（《周颂·思文》）
盲：目无牟（〈眸〉）子。[14]（《说文解字》）
德牟（〈侔〉）往初。[15]（《汉书·司马相如传》）
后来，为了使各个借义在字形上均有所标志，便在已表〈眸〉、〈〉、〈侔〉之义的三个借字“牟”上，又先后分别加注了“目、麦、人”三个类属标志，以外化假借字之义，说明“牟”字原是分别表〈眸、、侔〉义的三个同形同音字，于是便形成了“眸”字，“”字，“侔”字。
7.为（〈譌〉、〈妫〉）之于譌、妫
“为”，甲文、金文都从爪从象，表示劳作之意。引申而有“作、造”义，即所谓“人为”也。老子所倡导的“无为”之“为”即“人为”义，与顺其自然相对。所以，《尔雅·释言》说：“作、造，为也。”郝懿行疏：“为者行也，成也，施也，治也，用也，使也。皆不出造、作二义。”[16]表“人为”义之“为”字，后加类属标志“人”旁而有“伪”字。《荀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7]“伪”，人为也，后天之努力也。《说文解字》：“伪，诈也。”[18]与《尔雅·释言》互证，则知此“诈”字或为后人误改，当为“作”。即今“矫揉造作”之“作”。但由于在口语上“为”字读音与〈譌〉、〈妫〉等词音近。因而，在〈譌〉、〈妫〉等词还未造出专字之时，“为”字便又先后借作〈讹〉的代表字或〈妫〉的代表字。例如：
“人之为言，胡得焉？”朱熹《集注》：“徐察而审听之，则造言者无所得而谗止矣。”（《诗经·唐风·采苓》）[19]
可见朱熹释“作”为“造言”，即“谗”。则知句中的“为”即“譌”之借字。《说文解字》：“譌，譌言也。”[20]《玉篇》：“妖言曰譌。”[21]“譌”字是由借字“为”加类属标志“言”旁而孳乳的，表义在“为”，“言”只是外在的标记而已。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22]《韶》，虞舜之乐(yue)，虞舜以“妫”为姓氏，“为乐”即妫乐(yue)。则知句中的“为”即“妫”之借字。《说文解字》：“妫，虞舜居妫汭，因以为氏。”[23]“妫”字是由借字“为”加类属标志“女”旁而孳乳的。
不独单音字如此，联绵字亦然。例如：
夫容——芙蓉目宿——苜蓿
空同——崆峒
分付——吩咐丁宁——叮咛
鹿卢——辘轳
（破折号之前者为先用的借字，之后者为后加上类属标志形成的字。下同）
这些双音节词，起初都是合借两个字而表示的，后来才加注了类属标志。值得注意的是，记录双音节词的两个假借字，有些往往不是同时加上类属标志的，而是先后加上的；而且后加类属标志的字，有些往往是由于同化作用而所加。这说明，这种类属标志是完全可以不加的。则可知其义在于原已记录了该词的原借字，而不在于类属标志。
以秦汉出土文献再证之，所得结论也基本上如上。
8.俞（〈喻〉、〈逾〉）之于喻、逾
先借“俞”表〈喻〉、〈逾〉等义。例如：
《银雀山汉简释文》0493号：胸中“（精）神俞（〈喻〉）……[24]
《银雀山汉简释文》3255号：驰车千乘兵绝苫俞（〈逾〉）[25]
后以借表〈喻〉、〈逾〉两词的两个同形字“俞”为母文，分别加类属标志而形成了“喻、逾”二字，而其义则在于两个原借字。即是说，“喻、逾”二字中的“俞”，在造字之初主观上赋予它的职责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的。
9.如直（〈值〉、〈置〉）之于值、置
先借直表〈值〉、〈置〉等义。例如：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或直（〈值〉）廿钱。[26]
又《睡虎地秦墓竹简·封珍式》：以此直（〈值〉）衣贾（〈价〉）。[27]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及盗不直（〈置〉）者，以律论。[28]
后分别加注类标志注明：一是表示〈值〉义的假借字“直”，一是表示与“网”有关的〈置〉义的假借字“直”。于是形成了“值、置”二字。“值”专表原由借字“直”表示的〈值〉义，“置”专表原由另一借字“直”表示的〈置〉义。
为节省篇幅，现再集中补充如下：
隹—唯畐—福兄—祝巳一祀
才—在土—徒每—诲
（以上见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辞书出版社，1981）
胃—谓
兑—锐
发—废
孰—熟
番—蕃
屯一纯
化—货
皇—凰
台—胎
蜀—独
央—怏
巠—轻
疾利—疾莉
（以上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
朱—铢
可—何
叔—菽
豪—壕
司—伺
寺—恃
千—阡
者—诸
次—恣
义—仪
次一资
卒—萃
兑—锐
合—答
邯单—邯郸
（以上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
对于上述诸例中由假借字孳乳的那些加类属标志的新字，如果我们割断它们和原借字的关系（割断这个联系，就不能看清新孳乳字的两部分的性质），把它们和全部汉字堆积在一起，压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分析归类，自然以为他们是标准的形声字。所以，清末文字学家廖平在《六书旧义》中就说：
象声字，其初只如叚借，取声而已，无形属偏旁也，故以象声为名。叚借已久，后人于叚字依类加形，遂成本字。[29]（引者按，形声字产生的途径绝非一种）
顾实在《中国文字学》中论及由假借到形声的过程时说：
故形声者，又与叚借同源也，相先后也。未加偏旁之前为叚借，既加偏旁之后为形声。其源远矣。[30]
高明在《古文字的形旁及其形体演变》一文中，论及由假借到形声的过程时也认为：
在假借字的形体中增添相应的形傍，以构成表达新词意义的本字，这就是最初的形声字产生过程。[31]
这种观点，现在基本上是一种强势观点，可我们觉得实在是怪事。未加偏旁之前是个假借字（与表本义的原字是两个同形而不同的字，非一字），有音有义（久借则约定俗成，也有了“形”），已经表示着这个未诞生的新字的意义，但是，突然加了一个偏旁，竟瞬息之间使它突然失去了意义，又突然摇身一变成为表示新字之音的纯声符了。这新加偏旁的作用也未免太神奇了吧。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通过追溯、分析这些后出的加注类属标志的字的产生及形成的历史过程，已注意到了原借字与这些加标志的后出孳乳字的不同层次及血缘关系，已对这类后出孳乳字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性质有所了解：一部分是个假借字，在音义上与加标志的后出孳乳字的音义有同一关系；另一部分是类属标志，是作为字义的外部标志的，只有辅助作用。因而，我们认为，这类历来被人们视为标准的形声字的字，在它当初诞生的时候，并不是形声字，只是一种借义外化字。它所谓的“声符”，当初实是个表示特定意义的假借字，造字时，主观上并不是把它用来作为表音符号的，给它的职责不是表音的，而是表义的。如上述的前几例中的谋、狐、邢、刑、、眸、侔等孳乳字，其核心成分是假借字某（〈谋〉）、瓜（〈狐〉）、井（〈邢〉）、井（〈刑〉）、牟（〈〉）、牟（〈眸〉）、牟（〈侔〉），在未加类属标志之前，它们已经表示了（谋、狐、邢、刑、、眸、侔）七词的意义，在意义上与后出的谋、狐、邢、刑、、眸、侔七字所表示的意义是等同的（孳乳字中核心成分的意义与该孳乳字的意义是相同的）。因而，在这些新孳乳的字中，假借字某（〈谋〉）等不为声符则明矣，是一个表义成分亦明矣；其后加的类属标志不表具体意义而只有外化、指示借义（即注明这是一个表示与该类属标志有关的词义的假借字）的辅助作用亦明矣；这些字当初并非有意造的形声字亦明矣。
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类字根本不是在创造形声字的自觉意识支配下产生的字，而是在为原字加注与所表示的词义有某种联系的明显的外形标志的意识支配下所产生的字，即是在改造借字的意识支配下所产生的字，它的出现，纠正和扼制了汉字借音表义的某些偏差，进一步强化了汉字的表意性。过去有些学者以为，假借字上追加义符就是最初的形声字，形声字的产生标志着汉字在向表音化的方向迈进，其实不然，这种字的产生恰恰是在强化汉字的表意性。
总之，汉字发展到改造假借字阶段，即在一个有特定音义的借字上，加上具有显示或联想词义作用的事类符号的阶段，还不是有意识地造形声字。第一，因为自觉的行动往往以自觉的认识为基础，自觉的行动往往需要自觉的认识、自觉的理论的指导。而此时的形声理论还没有形成，人们还不可能有创造形声相依缺一不可的真正的形声字的意识。就是说，那时还没有成熟的形声理论来自觉地支持造字者造真正形声字的创造实践。第二，因为此时的“借字加上事类符号（类属标志）”的字，意义均在借字，事类符号只有标志和指示作用，对于表意来说，似乎还是可有可无的。但假借字改造的结果，对真正的形声字的出现有启发，尤其是当人们已不明文字的历史来源，看不到字的核心部分是个假借字的时候，往往只会看到这类字的一部分与字音有联系，另一部分与字义有关联，由此有可能启发人们自觉地创造这样的形声字。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举证以上例子，只是想证明，一些词初用假借字，后来才对已记录了该词的假借字加以改造，追加了类属标志。这个后来追加的类属标志，起初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外在标志，真正记录词的音义的符号仍然是假借字。我们无意于证明某个词何时代用做假借字，到何时代假借字追加了类属标志。因为，要翔实地证明文字使用的时代性，不能靠传世古籍，需要连续性的出土数据及碑刻文字，而且还要大大增加本文的字数，所以，本文没有在这方面严格地纠缠。例如上述第“6”例来说，我们作如此解说，只是证明先用假借字“牟”，后用加类属标志的“、眸、侔”，并不在于要说明“、眸、侔”出现的具体时代（下文所引“共——供、恭、拱”等传世古籍材料，也是同理，后不再赘言）。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就是由于我们在本文中虽然尽量使用出土文献，但是也使用了一部分传世古籍，而传世古籍使用文字的时代性是不一定可靠的。就以上述的“牟（〈〉、〈眸〉、〈侔〉）——、眸、侔”例来说，传世古籍《诗经》中未见“眸、侔”二字，但是《大雅·思文》的“来牟”又作“来”。比如许慎《说文解字》“来”字下引《诗》作“来”，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和朱熹《诗集传》都作“来牟”。虽然许慎在前而陆德明、朱熹在后，但不言而喻，这是个版本问题，不能说明“牟”、“”出现的具体时代。再结合《孟子》来说，《孟子》一书中出现“牟”、“侔”二字，但“眸”出现了5次，都在《离娄章句上》，如“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32]；字出现了1次，如“今夫麦，播种而耰之”[33]。是不是“眸”、“”就是当时的用字，是不是由此就证明“眸”、“”二字就出现得很早呢？没有连续性的出土文献的排比，我们便不能轻易断定。再如，甲文已有“杜”字，但传世古籍《毛诗·豳风·鸱鸮》“彻彼桑土”[34]却不用“杜”而用借字“土”（《韩诗》作“杜”）；金文已有“往”字，但传世《诗经·大雅·板》“及尔出王”[35]各家却不用“往”而用借字“王”。总之，要确证假借字和后出本字（该假借字后加类属标志而成）二者各自存在的时代性问题，我们要面对有许多复杂的文字现象。
二母文类属字的产生
所谓“母文”只是相对后出孳乳字而言的。“母文”一般记录的是根词，后出孳乳字一般记录的是根词的引申分化义，即派生词。语言的变化是相对积极的，而文字要适应语言的变化，因而文字的变化是相对保守的；语言的变化是相对快速的，而文字的变化是相对滞后的，它需要尽可能保持一段时间地稳定，尽可能用旧字记录新词，包括派生词。这样，一段时期内语言和文字会形成相对的暂时的平衡与适应。但这个平衡与适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因文字承载的词义信息量太大导致不能准确无歧的记录语言，传达信息，而打破旧的平衡，再寻求新的平衡。这个寻求新的平衡的过程，就是让文字适应词义的分化，在原来的记录本义或若干项引申义的字（母文）的基础上，通过追加若干类属标志分化出若干孳乳字，来分担母文的意义。这样分化孳乳字，过去认为是一种产生形声字的办法。但是，我们认为汉字发展到在母文上加事类标志（类属标志）而分化新字的阶段，一般以为这样所形成的字就是形声字。其实也不是，这也只是向形声字的一种过渡。
每一种造字方法的产生，从根本上说，固然与社会的进化和人类的认识、思维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语言的变化有关，但是，就其发生的直接原因而言，则都是人们在使用文字记录语言的过程中，为困难逼出来的，都是为解决矛盾而逐渐产生的，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因而，总是有一个从无意识地运用到有意识、自觉地运用的发展过程。如：基于感知的象形的产生，固然与人们早期的直观思维有关，但直接原因则是为了克服写“文字画”的繁难；基于观察的指事，则是在克服象形难象其形或无法形象之弊的过程中产生的；注重于联系的会意，则是在济象形、指事无形可象、无事可指之穷的过程中而产生的。但是，仅靠象形、指事、会意这些方法造字还不行，还有许多解决不了的矛盾和困难。仅靠以这几种方法所造的原有的那些有限的字，来表示无限的不断孳乳、分化的词义，不仅困难，而且很难满足精确记录日益发展的语言的需要。于是，人们在制造表意字的同时，就开始用假借的方法造字了。同时，为了济已有的文字不能完全适应语言的发展及词义的孳乳分化、以致表义不明不具体之穷，于是人们便又想到了在原有的字（对孳乳字来说是母文）的基础上，先后加注与母文的特定意义（将要该孳乳字表示的特定词义）有关的类属标志来辅助母文表义，造出了一组一组的孳乳字来。这样形成的孳乳字，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通、字形相承，是一组同族字。同族字就是记录同族词而且必须具有共同文字发生源的字。
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母文的意义是由母文孳乳的一组“母文类属字”的核心义，后出的母文类属字的意义不过是母文的意义用于具体事物的扩大或缩小而已，即不过是母文意义的具体化、对象化而已。因而，在当初这些后出字还没有孳乳出来的时候，这个母文可以用来表示那些后出的孳乳字所表示的各类具体意义，只是从字面上看起来有时并不具体明确，在运用特别是在理解上有时不免产生歧义，引起误会。于是，人们便根据母文运用的不同对象，先后加注了确指具体事类的不同的类属标志，具体化对象化母文的意义，便产生了一族统一在母文意义基础上的意义相关、读音相同或相近又同从一母文的字。在这种情况下，类属标志只是辅的成分，不表具体意义，只有指事字义的作用，可救母文用于一些具体场合时义不确、不具体之弊。简言之，在这样的字中，母文是义核，事类符号只是标记或外在的标签，母文加标记而形成的后出孳乳字只是母文部分意义的分担者之一。例如：
1.共字之于供、恭、拱等孳乳字
“共”字，甲文多作“，金文多作“，均像两手奉器供奉之形，本义为“捧物敬献”之义。因而，在这个义核的基础上“共”字可以表示人的外部动作“供奉”义，人的内在行为“恭敬”义以及类似“捧物敬献”之状的“拱手致敬”义。例如：
《左传》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供〉）其乏困。”[36]以“共”为“供”。隐公九年：“宋公不王”。杜预注：“不共（〈供〉）王职。”[37]《经典释文》：共“音恭，本亦作供。”[38]
《汉书·严助传》：“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供〉）。”[39]颜师古注：“共读曰供。”[40]
《段注》也说：“《周礼》、《尚书》供给供奉字皆借共字为之。[41]
《诗·小雅·巧言》：“匪其止共（〈恭〉）。”《韩诗》则为：“匪其止恭。”[42]段玉裁说：“古之恭字或作共”[43]《经典释文》曰：共“音恭，本又作恭。”[44]
《左传》昭公十一年：“不道，不共（〈恭〉）；不昭，不从。”[45]杜预注：“貌正曰共。”[46]“貌正”就是“恭”。
《银雀山汉简释文》0089号：“故五共（〈恭〉）五暴必使相错也。”[47]亦以“共”为“恭”。
《论语·为政》：“居其所而众星共（〈供〉）之。”[48]《经典释文》曰：“郑作拱。俱勇反，拱手也。”[49]
又《荀子·王霸》：“则天子共（〈供〉）己而已。”[50]杨倞注：“共读为恭，或读为拱，垂拱而已也。”[51]但是，梁启雄说：“天子得人来任众职，可以无为而治，只是恭敬己身就够了。”[52]强调以“共”为“恭”，似不如理解为以“共”为“拱”。
但是，仅用此一字表数义，在书面语言中，极不便于理解，易造成理解上的困惑。于是，人们在“共”字的基础上，根据所用的具体场合、表义的侧重点的不同，分别加注和所侧重的意义相关的类属标志来明义。加注类属标志“人”旁来具体化、外化共字的意义则为“供”字，表示人的动作，为“供奉”之义；加注“心”旁来具体化、外化共字的意义则为“恭”字，表示人的内心的活动，为“恭敬”之义；加注“手”旁，以具体化、外化共字的意义则为“拱”字，表示含有“恭敬”意义的双手的动作状态，为拱手之义。传统的文字理论由于是将汉字压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分析的，因而便以这些后出的字为形声字，甚至以为古代用“共”字是假借。如上例《论语·为政》阮元校勘记：“按共正字，拱假借字。”[53]但是，我们通过历时的动态分析，从由“共”到“供、恭、拱”的分化过程可知：“共”当初在形成新字时绝非以声符的身份出现的，绝非用来表音的，而是表义的。人们主观上赋予它的职责也是表义的。
2.两之于緉、辆、裲等孳乳字
“两”，金文作“”。于省吾说：“（引者按：金文作“”）与两本属同字”。“两之初形，本象缚双轭于衡，引申之则凡成对并列之物均可称两。”（于省吾《释两》）[54]所以，《周礼·大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55]。郑注：“两犹耦也。”[56]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凡双行者皆曰两，故车两轮、帛两端、屦两枚皆以两称。”[57]因知〈两〉本是成双的二，用“两”字表示。后〈两〉引申而为成对的事物的单位词，仍用“两”字表示，所以，最初作为车的单位词的〈辆〉和作为鞋的单位词的〈緉〉（屦一双也）、还有两面挡风的背心——裲裆的〈裲〉，都用“两”字表示。例如：
《诗·齐风·南山》：“葛屦五两。”[58]“两”义为〈緉〉。
《诗·召南·鹊巢》：“子之于归，百两御之。”[59]“两”义为〈辆〉。
《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十人，车牛一两，见牛者一人。”[60]“两”义为〈辆〉。
《广韵·唐韵》：“裆，两裆衣。”[61]“两”义为〈裲〉。《释名·释衣服》：“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62]王力《同源字典》按：“字本当作‘两当’、‘两裆’。”[63]
这样，便在字面上不能分别所代为〈緉〉、〈裲〉还是〈辆〉。有时难免造成理解上的歧误。于是，人们便先后在“两”字上分别加注了相应的类属标志，以事类归属其义，形成了孳乳字“辆、緉、裲”。自然，这些孳乳字之义在母文“两”后加的类属标志只是识别标志而已。
3、。
“”，《说文解字》：“所依据也。从从工。读与隐同。”[64]段注订为：“有所依也。”[65]按，“”当为从爪从又（手），像两手工作之形，犹“”字所从“”也。“工”为“巨”字初文，“巨”为“矩”之古字，即画方之工具。所以，从爪、从工、从又（手）会意，可表示“所依据也”，即工作有所依也。引申则义为一般的行为、思想等方面有所依据，不逾矩，即谨慎也。也就是，〈〉也。所以，又加心旁而孳乳为“”。《说文解字》：“，谨也。”[66]“谨，慎也。”[67]谨慎，即有所依据，、古今字。以()为母文加上类属标志而孳乳的同族字，其义核为“所依据”，字或从或从。例如：
(1)隐，《说文解字》：“蔽也。从阜，》“神农隐几。阖户昼瞑”[74]、《孟子·公孙丑下》“隐几而卧”[75]，“隐”，亦依也。
(2)，《广韵·隐韵》：“嶙，山兒（貌）。”[76]谓山山相依叠而隆高之貌。
(3)，《广雅·释诂四》：“韫、围、装、包、，裹也。”王念孙疏证：“，亦韫也。……《广韵》云：裹相著（着）。”[77]《玉篇》：“裹也。”[78]裹、韫，亦谓相依附也。
(4)()，《汉语大字典》：“同‘({韵》：“{H1QA93.JPG}，依人。，上同。”[80]《汉语大字典》据《广韵》定“”与“”为异体字，是也。实际上，“”也就是恻隐之专字，也就是一些文献中表示“哀也”（《广雅·释诂一》）、“痛也”（《大戴礼记·五帝记》孔广森补注）、“忧也”（《玉篇》心部）的“”的加形孳乳字。“”，就是恻隐；恻隐，就是心依于疾苦之人也。
(5)，《说文解字》：“栝也。从木，隐省声。”[81]据徐锴《系传》，栝就是用以正邪曲之木的器具。《荀子·性恶》：“故枸木必将待栝烝矫然后直。”杨倞注：“栝，正曲木之木也。”[82]可见，之言依也，之取义仍在于言木与木相依也。
(6)，《尔雅·释宫》：“栋谓之桴。”郭璞注：“屋。”[83]可见，“”即屋栋也。屋栋何以称“”，《释名·释宫室》：“，隐也，所以隐桷也。”[84]“桷”是屋椽，是一种方形的椽子。不难得出结论，“”仍取义于“依”，言是屋椽所依之木也。
(7)稳，《说文解字》新附：“……一曰安也。从禾，隐省。古通用安隐。”[85]段注在“”字下也指出，“稳”是俗字，本字应该是“”。安稳就在于“有所依也”，有所依则安稳。
(8)瘾()，《汉语大词典》据《玉篇》、《广韵》，以为其义为瘾疹，即荨麻疹。并以《医宗金鉴·痘疹心法要诀·瘾疹》：“发必多痒，色则红赤，瘾瘾于皮肤之中，故名曰瘾疹”为证[86]。其实，即使后来的“瘾癖”义，也是指对过去的生活、行为形成了依赖、依靠。
(9)讔，隐语。刘勰《文心雕龙·谐隐》：“讔者，隐也；遯辞以隐义，谲譬以指事也。”范文澜注：“讔，廋辞也。字本作隐。《晋语》五：‘有秦客度辞以朝。’韦昭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东方朔日，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87]
(10)，《广雅·释诂二》：“絣也。”[88]《广韵·隐韵》：“，缝衣相著（着）。”[89]也就是《集韵·隐韵》所说的“缝衣相合。”[90]是指经缝合使布麻连属相依也。
(11)，据《广雅》、《玉篇》、《广韵》，二字都指车声。王念孙《广雅疏证》在“……，声也”下疏曰：“故车声、雷声、崩声、群行声，皆谓之。”[91]因知其义为嗡声依依，连绵不绝。
这个例子虽然复杂，但是仍不难看出，在“隐、、、()、、、稳、瘾讔、、”诸字中，母文“”是义核，事类符号“阜、山、巾、心、木、禾、言、糸、石、车”等只是标记或标签，是在母文的基础上加类属标志形成的一组同族字。
再证之以出土文献：
4.敬之于警、儆
敬，《说文解字》：“肃也”。[92]即肃而不苟也。如《论语·子路》：“执事敬”，杨伯峻《论语译注》译为“工作严肃认真”[93]是也。因而，当初只用一个敬字，又可表示〈警〉义，也可以表示〈儆戒〉义。例如：
(1)《银雀山汉简释文》0488号：昼敬（〈警〉）夜敬（〈警〉），出入复遮，使士卒皆智（知）其法。[94]
(2)《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史杂》：善宿卫，闭门辄靡其旁火，慎守唯敬（〈儆〉）。[95]
后来，为使字形上有明显的区别标志，在母文敬字上加相关的类属标志，以事类归属其义，造出了专字警、儆，而其义在母文“敬”也。
5.失之于佚、泆
失，《说文》：“纵也。”[96]纵者，放纵、放逸也。因而当初只用一个失字，又可表示〈佚〉、〈泆〉之义。例如：
(1)《银雀山汉简释文》1325号：先处战地而侍（待）战者失（〈佚〉）。[97]
又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是以静为动奇，失（〈佚〉）为劳奇。[98]
(2)《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乡俗失（〈泆〉）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明法殴（也）。[99]
后加注相关的类属标志造了专字佚、泆，分别表示（佚）、〈泆〉之义。而佚、泆两字义在母文失（〈佚〉、〈泆〉）。
第二种情况，母文由其具体义引申发展出一种一般的概括意义，可以用来概括表示有关的事物。于是；人们便在此基础上，加上能将母文的概括意义对象化、具体化的类属标志，使母文原来的概括意义具体化。例如：
1.并之于饼、骈、姘等
“并”字，引申而有“相合”之概括义。例如，《汉书·艺文志》：“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100]，师古注：“并，合也。”[101]因而，以具有此概括义的“并”，言于人则加注类属标志“人”旁而对象化，为“併”字。《说文》：“饼、竝也”[102]；以“并”言于骨肉则注“骨”旁而对象化，为“骿”字。《说文解字》：“骿，并胁也。”[103]《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骈胁”下杜注：“骈胁，合幹。”[104]“骈胁”即骿胁也；以具有“合”的概括意义的并字言于马，则加注“马”旁对象化，为“骈”字，《说文》：“骈，驾二马也”[105]；以并言于男女，则加注“女”旁而具体化，为“姘”字，《广韵·青韵》：“男女会合”曰姘[106]（按，或曰《广韵》引《仓颉篇》作“男女私合曰姘”，然《青韵》中未见。）
2.成之于宬、盛、诚、、筬、晟、窚、墭及珹、等
《说文解字》：“成，就也。从戊，丁声。”“古文成从午。”[107]但据甲文来看，其字形主要为从戌从口（音围）。“口”（音围），代表城邑；“戌”，表示兵器，有守卫意。两者会意则表示该字的本义为以武力守卫的地方。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鼎部第十七说成“又为城。鲁骏碑阴：渤海高成。河间阜成。”[108]（按，《故训汇纂》“成”下123“成通城”条之下，注明此条材料出于《经籍纂诂·庚韵》，误。）此二“成”字，均为〈城〉义，这是“成”表“城”义的一个很好的线索。但朱氏把它当假借看待则不妥。另“成”与“城”在《左传》文公十一年、《左传》昭公八年、《论语·颜渊》、《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韩非子·难三》等文献中互为异文（参《故训汇纂》“成”下125“成作城”条）[109]，这也可能是“成”为“城”的古字的残存。后来可能是由于“成”的引申义比较通行的缘故，因而便促使“成”字又加类属标志“土”旁而孳乳出了“城”。从此，在表示城邑意义时，“城”行而“成”废。但一些从“成”的字，由于当初因“成”而得义，所以仍然保留了“成”的古义的一些遗迹，由此我们可以窥测到〈城〉这个词的词义特征。作为“城”必须有两个特点：一是围起来的一个有一定范围的呈环绕状态的封闭区域，二是这个圈起来的区域能聚拢并容纳所属的人、物、组织等。所以，《释名·释宫室》：“城，盛(cheng)也，盛受国都也。”[110]《说文解字》：“城，以盛民也。从土从成，成亦声。”[111]（按，“成亦声”反证“成”本义当与“盛民”、“盛受国都”有直接关系，非“就”也。）这就是说，〈城〉这个词可以引申出两个相辅相成的概括义即两个特征：“容纳、承载”和“环绕”。以“成”的这两项概括义为义核，分别加上相关的类属标志，便孳乳出了两组读音相近、意义相通、字形相承的同族字：
(1)含有聚拢容纳、承载（盛cheng）义的“成”族字：宬、盛、诚、、筬、晟、墭等宬，《说文解字》：“屋所容受也。”[112]段注：“宬之言盛也。《广韵》无‘所’字。”[113]《广雅·释器》：“宬，。”王念孙疏证曰：“未详。”[114]《玉篇》“，宬也。”[115]即收藏物品的帐篷之类的器具，可见“宬”释盛物之处所无疑，含有聚拢容纳义。
盛，《说文解字》：“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从皿，成声。”[116]段玉裁曰：“盛者，实于器中之名也。故亦呼器为盛，如《左传》：‘旨酒一盛’。”[117]《玉篇》：“盛，在器也。”[118]《左传》桓公六年：“粢盛丰备”，孔疏：“盛，谓盛于器。”[119]无论是盛物，还是盛物之器，“盛”含有聚拢容纳义。
诚，《说文解字》：“信也。从言，成声。”[120]“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121]古文“信”或从二“心”会意。《尔雅·释诂上》：“允、孚……诚……，信也。”邢昺疏：“皆谓诚实不欺也。”[122]《易·乾·文言》：“修辞立其诚”，孔疏：“诚，谓诚实也。”[123]可见，古人所谓“诚”者，谓其言实而不虚也，言中容纳、承载（盛cheng）着事实：言中有心，言中有义，言中有物。
，《广雅·释亲》：“、颈……，项也。”[124]《玉篇》：“颈也。”(125]《广韵·庚韵》、《广韵·清韵》：“，颈也。”[126]“”之颈项义与“成”之承载义有何联系？原来古人虽有“颈在前，项在后”之相对分别，但是一般情况下“、颈、项、领”，甚至“脰”(dou)都可统称颈项（参《汉语大词典》第12册290页）。从“豆”得声之字，多有留止而承载之义，如“豆、梪、逗”等。“侸”字也不例外。侸，树立。《说文解字》：“立也。从人，豆声。读若树。”[127]《玉篇》：“，《说文》作侸，立也。今作树。”舍[128]所以，“”得义于承载（盛cheng）义，因为“”的作用就是承载（盛cheng）头的。
筬，盛物器也。《广韵·清韵》：“筬筐，编具。”[129]编具是指编织而成的筐类器具。《元史·孝友传一·萧道寿》：“萧道寿，京兆兴平人。家贫鬻筬以自给。”[130]
晟（晠），《方言》卷十三：“蕴，晠（晟）也。”钱绎笺疏：“晠（晟）与盛同。”[131]《广韵·劲韵》：“晟，器也。”[132]《集韵·清韵》：“晟，饭匮也。”[133]饭匮即盛物器具。当然，“晟（晠）”还有“明”义，如何理解，有待思索。
窚，《汉语大词典》：“藏书之所。”[134]
墭，《广韵·劲韵》：“堰器。”[135]“塸”与“瓯”同，瓦器也。《玉篇》：“墭盐器。”[136]可见“墭”是一种盛物的器皿。
(2)含有“环绕”义的“成”族孳乳字：珹、等。
城，《广韵·清韵》：“珠类。”[137]《集韵·清韵》：“美珠也。”[138]宝珠一般是圆形物。“珹”之取义可能在于它本身是圆环之物，成串后还是环形之状，而且是环绕于人的肢体佩戴的。
，《汉语大字典》据吴元满《泝原》订为“瞋”的重文[139]，是也。瞋，《说文解字》：“张目也。”按，瞋目本为愤怒之状。因愤怒而嗔目则或使眼睛瞪如环铃，或使眼睛大张如侈口器皿。
但是，由于这些同一母文的母文类属字与母文义通，互相之间也义通，所以，当初他们之间还不能严分，每每混用，如“夗”及“苑、婉、眢、宛”等字在古书里多有混用现象。后人由于未注意到它们本同一母文而义通的问题，只把这种现象当作一般的形声字之间、形声字与声符之间的通假现象，因而对这种现象，特别是对后出的所谓“形声字”代所谓“声符”的通假现象很不理解。其实，原因就在这里：同一母文，其义本通。
这种母文类属字，早在甲、金文等出土材料中已经存在了。例如：
3.士之于牡、等
士字，甲文偏旁作“”，全文变作“”。古文字学大多认为它是男性的标志，因而引申其义，可以用来泛指雄性。后来由于“别异”规律的作用，人们以“士”字为母文，加注类属标志“牛”则为“”（金文作“”，讹士为土，为篆文从牛土声所本），义为公牛；加注“羊、豕、鹿、马”等类属标志，则为“”（《金文编》按：“从马不从牛”[140]），义为公羊、公豕、公鹿、公马。再后来，由于文字发展的“趋同”规律的作用，又并几个字为一个牡字，以该众义。《说文解字》：“牡，畜父也。从牛土声。”[141]已讹“士”为“土”，并以为是形声字。
4.匕之于牝、等
匕字，甲文作“”等形，金文或作“”，为籒文的初文，义为〈妣〉，本指女性。杨树达说：妣“盖初字止作匕，变体象形字也；继加义旁之女为此，象形增义旁字也；最后因匕比音近而字变为妣，则形声字矣。”“匕妣之初义，第为别于雌（引者按：原文作“雄”）牡之称名，初无生死之别。”（《释匕》）[142]故引申其义。可泛指雌性。后来也由于“别异”规律的作用，人们便以匕为母文，用于牛则加类属标志“牛”以对象化母文匕的意义，则为“”字，义为母牛；加注类属标志“羊、豕、犬、虎”等，则为“”（《甲骨文编》按：“或从羊”[143]、“”（《甲骨文编》按：“或从豕”[144]）、“”等，义为母羊、母豕、母犬、母虎等。再后来，也由于“趋同”规律的作用，合众字为一牝字，以该众义。但《说文》第十部还保存了一个“麀”字，曰：“牝鹿也。”[145]则是很可贵的材料了。
5.之于、等
甲文有“”字，《说文》作“”，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一说坎也。”[146]《说文解字》：“坎，陷也。”[147]坎为名词，陷为动词，是坎之用。“”实为“臽”之初文。以“言于人，则加人旁对象化而作“”，即臽（后再加类属标志为陷，），表明此〈陷〉义归属于人；义归属于兽、畜，则分别加类属标志“、鹿、犬”而作“”。此文字之求别求异也；后语言用字趋同，又单用臽字赅众义。
6.网之于等
网字，甲文作“”等形，是捕鱼用具的专名，引申而为一切捕鸟、捕兽等网状用具的共名，所以《玉篇》说：“网，罗罟总名。”[148]后来，以网为母文，加注类属标志“兔”，将义归属于兔则为字（即罝之初文），义为捕兔之网；义归属于雉、虎、豕则加注类属标志“雉、虎、豕”为“”，义为捕雉之网、捕虎之网、捕豕之网。后也由于文字发展中“趋同”规律的作用，又并为一网字以表众义。
这种将母文的意义具体化或外化的造字方法，也影响到了后代，直到形声字出现之后，它仍然起着作用；因而便形成了与上述两类属字相类似的造字情况，即人们熟知的加形字或后起形声字。王筠在《说文释例》卷八中说：“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递加也。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引者按：指与原字分别表示了特定的意义），是为分别文；……其加偏旁而义仍不异者，是谓累增字。”[149]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历时地分层次地剖析这些字，考虑到原字与加偏旁之字的关系，我们认为，它当初也不是有意造的形声字。也是一种母文类属字。这类后出字，其义均在原字，后加之偏旁或为直观字义（对累增字来说）或为归属原字的有关意义于具体事类（对分别文来说）。兹不赘言。
对于上述两类母文加类属标志而外化其义的字，如果我们不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不考察具体字的发展过程，不明母文与母文类属字的血缘关系，仅从现有的六书理论出发，平面地、横向地不分层次地分析问题，则这些字似乎就是形声字；但只要我们作些历史的考察，能注意到母文与母文类属字的关系。则会发现汉字发展到“母文加上事类符号”分化新字的阶段，也不是有意识自觉地造形声字。这样分化出的孳乳字，其意义仍在母文，母文原本就表示着后出孳乳分化字的意义。所加具体的事类符号，只有标志、指示作用，对于表义来说，可有可无。这类字既然从发生学（借用一下这个术语）的角度看不是形声字，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它呢？我们主张把它从传统的六书中划分出来，姑且称之为“母文类化字”或“母文外化字”。研究汉字，就要尊重汉字的客观实际，在尊重汉字的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发现几书就是几书，只要合乎实际，可有三书，可有六书，也可有七书、八书。
不过，这种“母文加上事类符号”的字，其母文固然是用以表义的，但其读音正与孳乳分化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所以认读这些分化字之时，往往可以读半边字，这种现象对人们造真正的形声字实在是一大启发。
三由注音字到真正的形声字
汉字发展到产生注音字的阶段，在原字上注音，似乎就是造形声字，其实也不是有意识造形声字。因为这些字或只是给不易认读的字附注了音读标志，使易于认读，或只是给一些易引起误会的专形象形字，附加音读标志，辅助说明该字是读某音之物，以别于类似的专形字。这样的字意义完全是由原字表示的，注音偏旁与字无涉，可有可无。但后来发展的结果，它们在客观上成为形声字。
我们以为上述加类属标志的字不是形声字。同时我们也并不否认真正的形声字的存在，但形声字是后来才有的。因为汉字有个发展的过程。形声的观念、造形声字的意识也有个形成过程。汉字发展到改造假借字的阶段，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形声字还没有产生。但是，经过母文类属这个阶段，形声字的产生便越来越具备了条件：(1)汉字是记录汉语言的符号系统，语言是读出来的，但它的符号——汉字本身却没有音读标志，认、读起来比较困难。特别是一些抽象的难字或形似的字易认错读错，于是人们便有可能想到设法密切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以排除困难了。(2)靠以事类归属母文意义的造字方法产生孳乳字，固然有其优点，可以救本义不具体或本义、引申义、借义难辨之穷。但是，受旧字的限制太多，产生新字也不很易，范围也仅限于同族字，而且仍没有专用的音读标记。所以，在数量方面仍穷于交际，在音读方面仍穷于标记。(3)母文类属字的母文固然是用以表义的，但其读音正与孳乳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故在认读这些孳乳字的时候，往往可以读半边字（母文），这种现象对人们实在是一大启发。(4)人们能想到加类属标志以显示义，当然同样也可能想到在原有字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常见的较简单的字（汉字往往以第一次所记录的词的音为自己的音）来表示音读的，以济音不明之穷。
这种在原字上注音的字，还不是有意识地造的真正形声字（形声相益），因为，这种字或只是给不易认读的字附注了音读标志，使易于认读。或只是给一些易引起误会的专形象形字（由于所代的物相似，字亦相似难辩）附上音读标志，辅助说明该形的字代表的是念某音之物，以别于类似的专形字（事实上，加注了音读部分，则字在形体上也有别了）。其义完全由原字来表示，注音偏旁加与否，与字义无涉。例如：
(1)字。甲文有作“者，《甲骨文编》在字下按：“不从凡，象形。”[150]但字在甲文中也有作“”者，显然是在象形字上加注了音读偏旁的，字义完全是由“”字来表示的，“”的作用仅是注音，与表义无关，可有可无。因而，这类字还不是形声相益的真正的形声字。真正的形声字的形符和声符是平等相益、相辅相成以表义的，少一不可。形符只能表示一个大共名，不能确定具体的意义；声符在表音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声音规定了形符的具体意义。总之，二者的结合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一种能动的、化学反应式的结合。但是，后加音读标记的字则不然，它们的两部分并不平等。表义完全在原字，音读符号只是辅的音读标记罢了，不确定表义范围，有时可有可无。
(2)骆（骡）字，甲文作“”，是专形象字，与同类的马等的专形象形字难辨别。于是金文加音读标志“各”作“”（见“骡尊”铭文），但义仍在专形。
(3)鸡字，甲文有作雄鸡张嘴鸣叫状者，无疑是象形字；但也有在象形的鸡字上加注一个“系”字的，两者比较，则“系”显然是后加注的音读符号，与字义无涉。可能是为别于其他同类事物的象形字而加的。
(4)齿字，甲文作“”等，为专形象字。金文已在专形上加音读标志“止”作“”。则义在专形，音读标志不关字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专形加音读标志的字，由于有音读部分的辅助作用，便渐渐变专形为泛形了。到这时，则这种字的音读标志的性质便有了变化，渐渐变成了声符，有关字义了。如“”字，当其专形凤变为泛形“鸟”时，这时的“凡”就起作用了。因为到小篆时，“”字去掉“凡”，就成了“鸟”而不是“”了。这时的“凰”字在客观上就是真正的形声字了。这种在原字上加注与字义无关的音读标志的方法，也影响了后世，因而便也形成了一种与之相类似的情况，即后世说的转注字。此不赘述。
注音字固然不是真正的形声字，但汉字经过注音阶段，产生形声字已是水到渠成了：(1)原字上加音读标记，从主观上讲固然不是造形声字，但这已证明古人对音读问题已有了明确的自觉意识了，已要求汉字本身具有音读标志了。(2)加之看到母文类属字（特别是以借字为母文的类属字）中，母文这半边与整个类属字的读音相同或近，有认读半边之妙用，大受启发。特别是时已有可能看不到母文（借字）的表意作用了，只以为是表音的部分；而字的另一边（类属标志）所代表的事物正是与整个字的意义有某些联系的事物。这样便有可能启发人们创造一种真正的形声字。(3)这些附加的注音标志，原只是有则更好，无亦不伤表义，在这个意义上说，注音标志是可有可无的，这些注音字自然还不是真正的形声字。但是，这些字既已有注音标志（音读部分）为辅助，与语言相联系而区别同类事物，则物形的刻画已不需像原来那样细致认真——画出逼肖的专形，有些专形便逐渐改为泛形了。如上言的凤字的专形变作了鸟、骡字的专形变成了马等等。到这时这些字的音读标记的作用便起了变化，渐渐成了声符，已有关字义了。这便在客观上已成了形声字。赖音读以别于泛形，音读标志与泛形相益而表义，它再不是可有可无的了。因而，注音字给人们的最大启发是：看到了泛形加音符，既可相辅相成表示特定的义，而且又有音读。这样便有可能启发人们自觉地以形符加声符造形声字了。
总之，这种种情况表明，古人已发展了原有的注音意识，逐渐具备了造形声字的自觉意识（这是真正的形字产生的前提），于是，真正的形声字便随之产生了。产生的途径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一字原有几个相关的意思，靠加若干声符而分化出几个形声字来，分担了原字所载的部分意义。一种是造字的时候，同时取一形符、一声符而造的形声字。二者虽同属形声字，但并不完全相同：前者的声符最初还没有完全取得和原字（意符）平等的地位，不能平起平坐，只有别义的作用。不过，这种字一经产生，它的声符便渐渐不知不觉地取得了和义符平等的地位，它成了这个字不可少的一部分了；而后者则是标准的形声字，形声相益、相辅相成表义，缺一不可：以形符表示一个大共名，别于其他同声之字（所代为同音词），声符以其特定的音确定形符表示的事类中具有该读音的具体事物，以别于同类的其他事物。从字所记录的词的角度来说，是以声符之音联系一个同音词范围，以形符在同音词里确定一个与形符意义有关的特定的词。正像许慎说的那样：“以事为名，取譬相声”、“形声相益”者是也。这时的形声字，不管是哪一种，从造字的主观动机来看，声符本身不是用来表义的，交给它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表音符号用来表音的，它只有与形符结合了，才相互为用、互相配合记录了一个与形符意义有关、与声符的声音有直接联系的特定的词。
形声字的产生、形成，标志着汉字已经发展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利用形声的方法造字，是万能的，既可以救文字数量不足之穷，又可以济音读不明、意义不确之穷。而且，形声字又是能产的，可以根据社会、时代、语言的变化和需求合理而科学地产生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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