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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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文解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宋代 私学 教材
由于私人讲学的风行和兴起，宋代私学教育获得良好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私学教材，由于课程设置不固定，导致教材异彩纷呈。蒙学教材在继承传统的教本基础上又有新编，并视执教者所长而定；高级阶段的教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公布的教材为参照本，以适应科举考试，而另一类则是名儒大师或传道或对儒经的新解释或在发挥义理的基础上自成一家的理论研究成果。
蒙学教材丰富多样、有所创新
启蒙是教育中的第一个环节，对启蒙教育的重视，导致了蒙学教材的繁荣。宋代私学中的蒙学是典型的基础教育，遍及城多的村塾乡学可归入此类，也有的乡塾是偏重于中等教育，有时它直接与书馆相联系，是启蒙教育的自然延伸，有时又和“精舍”的专经研习阶段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预备或过渡。但无论是知识启蒙还是专经阶段，持续发展的结果是不仅涌现出颇负盛名的蒙学大师，而且还诞生许多脍炙人口的蒙学教材，从《弟子职》、《仓颉篇》、《急就篇》到《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各个时代都有各具时代特点和文化特色的蒙学教材，参与这些教材编著的有鸿儒巨匠，也有村野学究。这些著作对普及文化，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们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对我们认识过去时代的政治、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有一定的价值。
在宋时期的私学教材中，就蒙学教材来说，主要是继承汉唐，但较前代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所提高，是在汉唐使用的《急就篇》、《开蒙要训》等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且延续到明清，如张炳麟在重订三字经题词这样写道：“《三字经》者，世传王伯厚所作。其叙历代废兴，本讫于宋，自辽金以下，则明清人所续也。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于是重为修订，增人者三分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以付家塾。”蒙学教材丰富多样，像《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一类的作为识字用的基本书；启发儿童智慧的故事书；浅近的历史、地理以及博物的常识书，像《高厚蒙求》、《名物蒙求》、《史学提要》等；陶冶性情的诗歌集，像《神童诗》、《千家诗》等；学仪、家训以至《小学》一类的伦理书。
乡学儿童，先读《孝经》及《三字经》，再读《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然后才读“四书五经”。据项世安《项氏家说》记载：“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陆放翁有诗说：“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并自注说：农家十月乃遗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今乡村小儿所读《百家姓》一书，盖犹宋人所习，以赵为首，尊国姓也。啊见，宋时村塾所用教本，除早有流传的《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外，又有《百家姓》、《三字训》等书。《百家姓》的成书当在北宋初年。而宋初著名的理学家河南真源人陈抟则编写了童蒙教材《心相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这四本书在当时极为流行，当时凡开蒙的儿童，不论是私塾还是官学，都要先从这几部书读起。初学经书的“乡塾”学童通过识字学习后，可以进入“乡塾”，初读一般的经书。“乡塾”的教师称“塾师”，或直接称“孝经师”，因为学生以学《孝经》、《论语》为主，也兼学《尚书》或《诗经》，有的还学《春秋》。
经学教材以儒家经典为主
经学教材，是为专经阶段准备的教材，专经阶段是读儒家经典的阶段，或专读一经的阶段，许多私塾教师精通经学，如读《论语》、《尚书》、《易》、《春秋》、《礼记》等经学教材，即专意钻研儒家五经之一经(诗、书、礼、易、春秋)，如王拜师程颐时：“初见伊川，令看《论语》，且略通大义，乃退而看之。”如“徐畸，字南夫，兰溪人也。汉上先生弟子，得其《周易》旨要，兼明《春秋》《礼记》，湛深经术，……隐居讲学，人莫知者”。挚焯拜师程颐时：“先生因苏晒见伊川，自后半年，亦得《大学》《西铭》看。”自少讲学的吕本中，在《西垣童蒙训》中这样认为：“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仪礼》等，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但此阶段的教材，大都以增长知识或修身养性或为参加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教材是国家科举考试所指定的教本，即儒家经书。而《大学》《西铭》则是宋官方公布的科举考试的书目。至度宗时，《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西铭》等理学家著作，都成为士子的必读书籍。
对原有经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自成一家
此教材是许多学者在对原有经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理论成果。他们对于经书并不是照搬，而是在熟读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新见解。如二程就曾说：“《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很多名儒大师都是边讲学边著书，又把自己对经书的新见解或所著的书的内容传授给自己的弟子。有的则是由其徒弟专门记录其讲课时的言行，称为“讲义”或“语录”。如私塾大师，胡瑗的学生倪天隐整理记录了老师的讲课笔记，整理成书称为《口义》：“倪天隐，……所述周易上下经口义十卷。盖安定先生讲授之余，欲着传而未逮，先生述之。以非其师之亲笔，故不敢称传而名之日《口义》。传之后世，或称传，或称口义。先生官至县尉，晚年主桐庐讲席。弟子千人。”0又如：“王时敏，有《师说》三卷，记和靖之语。”
千字文解释范文第2篇
敦煌地区学校的设立，大概是在敦煌设郡之后开始的。5世纪初，李暠建立西凉，以敦煌为首府，建泮宫，办官学，聘请名儒任教，增高门学生500人，敦煌的学校教育开始具备规模。唐朝建立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下诏“州县及乡皆置学校”，地方官学教育体系更趋完备。虽然有关敦煌学校教育的具体情况，在史籍中少有涉及，但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残卷遗篇和莫高窟壁画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敦煌学校教育的珍贵资料。
唐代敦煌地区设沙州，领有敦煌、寿昌（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两县，地方官学主要有州学、州医学、道学、县学、义学。据法国藏编号P.2005的敦煌写本《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沙州州学“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州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这里可以看出，沙州州学的位置在敦煌城内偏西，距州府衙门不远，院内东厢为孔子、颜子庙堂，供学生拜谒，北面另构房宇供州医学教学，西厢应当是经学学生上课的教室。
关于县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县县学“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此外，在英国藏编号S.5034的敦煌写本《沙州地志》残卷中记有寿昌县县学情况，“一所县学，右在县城内，在西南五十步，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就是说，敦煌县县学在沙州州学西面，连墙相邻，院内房屋布局与州学略同；寿昌县县学在县城西南，距县衙仅50步，院内布局与敦煌县县学基本相同。
至于学校的规模，残卷上虽无明确记述，但根据《唐六典》对州县官学员额的规定，下州州学有“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下州医学有“医学博士一人，学生一十人”，上县县学有“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下县县学有“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根据《通典·职官典》记载的唐开元时对州县等级的规定和敦煌市博物馆藏编号076《地志》残卷记载，当时沙州的户口不满二万，属于下州，敦煌县属上县，寿昌县属下县。由此可推知，沙州州学有教师2人，学生40人；州医学有教师1人，学生10人。敦煌县县学规模与沙州州学相同，寿昌县县学有教师2人，学生20人。在敦煌莫高窟第12窟和468窟的壁画中，就有学堂和施教的场面。
唐代实行崇儒政策，反映在学校教育上，则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在有关文献关于敦煌学校内部布局的记述中，敦煌的州县官学中均建置孔庙，并塑有被尊为先圣和先师的孔子、颜回塑像，一年春秋两次举行奠祭活动，就可以明显看到儒学在当时敦煌地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位置。在敦煌遗书中，儒家经典就达百卷以上，有《周易经典释文》《尚书释文》《毛诗古训传》《毛诗音》《春秋经传集解》《春秋谷梁传解释》《论语集解》《尔雅注》等11类典籍。除了儒家经典，州县官学还开设算学，所使用的教材有《算经》《九九乘法歌》《算表》等，内容分为数字认读、量度换算、乘法口诀及各种地亩面积、军需民用等方面的实例计算。在教学方法上，则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阶段和学习内容，有识字、读经和考试等方式。在启蒙阶段的识字、习字教学中，通常使用的童蒙教材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千字文》等，在敦煌遗书中就有多件学童习字《千字文》写本。
千字文解释范文第3篇
“至正”洪钟节
莞城中心小学现存放着明朝至正年间所铸造的古老大铜钟。洪钟节，学校会在全体学生中进行“洪钟少年”的评选活动。被评选上的100名“洪钟少年”将获得在学校校庆纪念日时撞响铜钟的资格。声声洪钟，久久回荡，孩子们在这种传统的文化仪式中收获感受与感动。学生还会去校园内的“孔子学堂”参拜孔子。“孔子学堂”由古建筑“解元坊”改建，它在历史的尘烟中保存至今，寄托了人们对“寒窗苦读、博学多才”的钦佩、敬仰与期待。
“养德”资福节
莞城中心小学校址的前身为千年资福寺，“资”解释为“获取、给予”，“资福”现今可理解为“祈福、感恩”。每年3月至4月，学校举办资福节，通过“闲置物品义卖”“寻找身边感人故事”“日行一善”“我当一天家”等系列活动，引导学生学会勤俭节约，学会乐助感恩。学校还会评选“礼仪好少年”“孝感好儿童”，以激发学生尊师重道、恭敬感恩之情。
“大榕树”文术节
莞城中心小学校园内有两棵拥有500年历史的古榕，它们深深扎根于校园，默默地陪伴着在这所百年老校学习成长的一代代学子。在大榕树文术节中，孩子们可以尽情自信地展示自我，可演奏传统器乐、跳中国舞、唱民族戏曲等，每一项展示活动都分为班级预赛、级部初赛、学校决赛、全校展演四个环节，每一个孩子们都能在舞台上成为主角，在活动中收获快乐。
“东坡”悦读节
据记载，北宋著名文学家坡与莞城中心小学亦有一段历史渊源，学校悦读节巧以“东坡”为名。每年悦读节，学校会开展吟诵诗文、对对子、猜字谜、诗歌创编等各类活动，其中最为特别的是“阅读考级”“晨诵”表彰活动。学校精心挑选了48本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根据阅读量分为十二级，针对不同级别的阅读内容设计书面考题，并建立了考题库，每两周进行一轮常规考级，对已通过考级的学生，颁发相应级别的证书，此为“阅读考级”。每天早晨，全校师生会集中起来，先做定静，再一齐诵读《千字文》等经典。在悦读节中，学校会举办关于“阅读考级”“晨诵”系列交流表彰活动。手不释卷、含英咀华，已成很多莞城中心小学学子的名片。
“镜堂”科技节
科技节以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者、学校老校友何镜堂先生的名字命名。科技节中，学校会组织“三棋联赛”。“棋”在中国古代是个人学识文化的标志，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对智慧素养的要求。学校平日里便开设了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围棋三棋联赛课程，让学生以棋促德、以棋冶情。每年科技节，学校还会开展科技小发明、小制作、小论文评比等活动，引导学生分年段玩“七巧板、九连环、华容道”等古典玩具，让孩子在玩中益智、在玩中养性。
千字文解释范文第4篇
一、经典诵读的意义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精髓，是华夏沃土灿若晨星的瑰宝。亘古历今，经典名句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人的心灵，炎黄子孙在经典的摇篮里孕育，华夏儿女在名句的吟诵中成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国学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形形的中华文明之珠串连在一起，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国学内容与今天的生活的关系;专门开展了国学经典诵读课，让感兴趣的同学得到更多的国学知识拓展。在国学的熏陶下，我们的学生更规范了，更懂礼识仪了。
二、诵读内容
由于经典诵读，有利于学生积累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文化素养和品位，且书声琅琅，情绪昂扬，造成了课堂上应有的文学气氛，有利于集中注意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背诵最有价值的古诗及经典文段，如学生吟咏背诵的《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趁学生心性纯净时，常常耳濡目染于圣贤光明正大的智慧思想之中，以潜移默化其气质。经典的价值要将随伴其人生经验的成长而如吐芬芳，绽放光明，能扶持他克服人生的逆境难题。如诵读《大学》、《论语》、《孝经》等经典，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得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传统文化陶冶，培养了语感，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中华传统的美德，为他们终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诵读方法
1背诵时不妨化整为零，这样段段背、段段清，做到步步为营，最后再化零为整，组装成篇。如背诵《弟子规》时，开始让学生在课外每天背几句，一学期里完成，把它们化零为整，组装成篇：首先让学生一天复习几句，要求连起来背，最后背诵整篇《弟子规》。这样，一本《弟子规》就可以在一学期里诵读成功，里面所包含的道理足以让他们终身受用。
2、诗歌按图索意，读图背文，古诗词韵律、意境感很强，每一首诗都是一幅画，都是一首用心吟唱的歌。因此，在古诗词诵读中，既向学生呈现文字，而是制作生动形象的课件，把文字放在画面中，同时配以与诗境、诗情相通的背景音乐。
3、内容不求甚解化。书要慢慢读、细细品，把书读进去了，越读越有兴趣，自然就会了解书中的道理。在阅读教学中要力求甚解，但古代经典的学习意在提高文化底蕴，是远离功利的一种精神修养。因此它不需要学生字字会解释，句句能分析。教学目标单一，让学生开心地学，有趣地读，多多地记;学习的特点是化整为零、删繁就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学习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去触摸语言。
千字文解释范文第5篇
【关键词】熟读成诵；融会贯通
“现在的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讨究方面比以前注意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功夫太少，多数学生只是看看而已。这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针对40年代的教育现状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中学古诗文的教学现状又是怎样的呢？请看下面的例子：
例一：这是《归园田居》的教学实况，老师先是导入新课，然后介绍作者，接着讲解诗歌大意，最后归纳中心。整堂课除了开始时老师读了全诗，分析完毕学生齐读了全诗之外，其余时间都是老师在喋喋不休地分析、讲解。
例二：老师正在上《劝学》，幻灯显示完作者的情况，学生听完课文录音后，老师便开始逐字逐句地翻译、串讲，，完了之后，便着手归纳本文的文言文知识点：通假字、词类活用、古今异义次、一词多义等等，一堂课下来，难得听到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
以上教学实例的通病是偏向了理性分析、讲解的一面，而忽视了“诵读”这个古诗文教学最基础的环节。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让琅琅书声重返课堂吧！诵读才是古诗文教学的关键所在。
诵读，《辞源》解释为“念，熟读。”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提高语文能力的好方法，也是我国语文教育的“看家本领”，叶圣陶先生称之为“美读”。诵读是把书面的文字语言转换为声情并茂的有声语言，是眼、口、心、耳并用，多种感官参与的以声释义的活动。通过诵读，学生可以感受语言的丰富性、连贯性，领会语言表达的规律性，从而增强对语言规范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继而形成语感。同时，诵读还能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理清作者的思路及脉络，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叶圣陶曾说过：“吟诵的时候·······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这是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到这种境界，才会终生受用不尽。”宋代朱熹也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由此可见诵读的重要性与特殊功效。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灿烂历史，古诗文正是中华民族文化永恒的经典。古诗文的语言，是文化内蕴最丰富、形式最优美的语言，是最具灵性和想象力的语言，也是最深刻、最具感染力的语言。不仅如此，古诗文流传了千百年，积淀了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情感、审美和智慧，它可以使学生体悟到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这些既有助于深化学生对社会、自然、人生的认识，也有助于学生塑造美好的心灵，形成健全的人格。
古诗文的特点决定了古诗文的教学只能采用文学的教学方式，因此对古诗文大可不必作条分缕析地讲解，至于其中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都可以让学生在诵读中去感悟，在讨论中去交流，千万不能把最具趣味性、最具感染力的文学课变成枯燥乏味、干巴巴的理论课。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明白如话的诗句还用翻译吗？如果硬要将它翻译出来，那诗的韵味岂不荡然无存？古诗文特有的音韵美决定了古诗文特别适合诵读，像《腾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岳阳楼记》中的“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这样最具音韵美与意境美的文字，如果不诵读，又怎能体会到蕴藏其中的美感？
众所周知，古代的私塾教育特别注重诵读习惯的培养。一上课，教室里便是“听取蛙声一片”，学生不是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便是读“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到“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都能熟读成诵、倒背如流。在这种读书的氛围中，学生们无不受到古圣先贤思想的熏陶、道德的感召、智慧的启迪和情感的滋润，从而积累了一笔终生受益的语言财富。因此，大力倡导古代私塾式多读多背的教学方式，是古诗文教学返璞归真、回归传统，走民族化道路的最佳途径。
现状的学生一提到写作文便个个唉声叹气、愁眉苦脸，何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学生脑中没有素材，没有几十百儿的文章放在脑袋里面，怎么写得出东西啊！电脑是人脑的仿制品，人们只有给电脑输入、储存一定信息，电脑才能处理、输出信息。人脑也一样，不输入、储存相当数量的语言信息，怎么能处理、输出语言信息呢？不在头脑中积累一定数量的精华篇章，就不能形成语文能力，没有背诵的积累，也就写不出文章。清代唐彪在其《读书作文谱》中作了如下的总结：“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欲所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杜甫也曾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这方面，许多名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古代的文人墨客，像三国七步成诗的曹植，南朝倚马可待的袁虎，若非平时读得多背得多，怎能才高八斗、文思泉涌？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门，哪一个又是读得少背得少呢？中国一代大文豪鲁迅先生，其古文基础就是在私塾里打下的；巴金十二三岁时就能背诵《古文观止》，矛盾先生能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倒背如流。如果他们不多读多背，又怎能写出那些划时代的扛鼎之作啊？再以普通百姓为例，大凡读过私塾的祖辈们，都有相当的古诗文功底，一般都是村里的“笔杆子”，什么写对联啦、写悼词啦，往往是他们的强项，村里的红白喜事都离不开他们，前辈们在古诗文记诵方面成功的经验说明，诵读不仅是语言积累的良好方法，也是写好作文的先决条件。
一个人的黄金时代在少年和青年，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学生时代背诵过的许多诗篇，至今仍记忆犹新。所以多读多背必须要从学生时代抓起，要把握住青少年时代的大好时光。如果每位教师在古诗文的教学中都能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训练学生诵读，让学生在读书中感受、在读中玩味、在读中咀嚼，直到熟读成诵、融会贯通。如果每位学生都能将所学诗文烂熟于心、倒背如流的话，还何愁写不出文章？到时恐怕不写倒“情难自禁”了，“洋洋洒洒”百儿千字的文章还不是“小菜一碟”啦！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熟读古文三百篇，不会作文也会编”。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广大的语文教师能够改变那种“讲风过盛”的现象，走出“条分缕析”的怪圈，把握“诵读”这个古诗文教学的关键，认真地指导学生背诵上百篇优秀的诗文作品，学生就一定能够在语言的海洋里俯仰自如，在写作的天地里自由翱翔。
参考文献
[1]《教育学》
[2]《心理学》
千字文解释范文第6篇
简而言之，一如近现代的学前教育和初级小学阶段的教育。蒙教通过幼教、蒙教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开启儿童认知自然与社会的智能，引导儿童道德品性与规礼习行，教授儿童“经世致用”之才能。正是在古代幼儿教育、蒙学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人，才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火种。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诸多蒙学书籍和文献中，惟《三字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被尊奉为“袖里《通鉴纲目》”、“蒙学之冠”。
一、《三字经》在蒙学教育中的地位和社会影响
何为蒙学?蒙，取自《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1)童蒙，即初入学的儿童。蒙学，《辞海》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2)由此可见，古代的蒙学近似于当代的学前教育和初级小学教育。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上起周秦，下迄民国，用于蒙学教育的书籍或文献随着社会历史的递进而增益。据张志公编的《蒙学书目稿》统计有580种之多。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在此基础上作了增补，达到1300余种。蒙学教育的书籍虽然门类繁多，但基本义理都是为启智、认知、修心、养性、立德、规行等必须遵循的教范。
在诸多的蒙学书籍文献中，有一本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就是《三字经》。
《三字经》从问世起，就以其难以比拟的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那么，《三字经》是出自何人之手呢?明代黄佐的《广州人物传·十》、明末诸生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十一》、清代恽敬的《大云山房记·二》都记述为是宋代末年区适子撰著，依据出自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有“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作。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之语。更有人迎合此说补证为“南宋末年区适子所撰，黎贞增广”;清代邵晋涵诗在其《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中断定为：“《三字经》，南海黎贞撰。”清代夏之翰在其《小学绀珠·序》中提出了：“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认定为《三字经》是南宋学者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1223～1296〉)撰著;清代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也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外子弟之发蒙者，咸恭若球刀，”明确认定《三字经》是王应麟所撰。经当代学者研究，清人夏之翰、贺兴思的论断是可确信的。《三字经》问世后，虽屡有人因应世化做了诸多适变增删，依佘人之见，这些增删本非但无有多少增益，反而留下了明显的斧砍雕凿的痕迹，对《三字经》时代特征及其思想蕴含有所损毁。
在《三字经》出现之前，传统蒙学读物的句式主要是四言句式。《三字经》以三言句式这一新的面貌出现，从形式上对传统读物进行了创辟性革新，而且这种革新符合儿童阅读习惯。明人赵南星说：《三字经》“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说：《三字经》“淹贯三才，出入经史”。“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3)清人王相称《三字经》是“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在《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认为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近代章太炎称赞《三字经》：“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是一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内容丰富的启蒙读物，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堪称“蒙学之冠”。
《三字经》不仅对本民族、本土文化影响巨大，而且很早就在少数民族中传播。清代出现了陈格敬翻译的《满汉三字经》、崧岩富俊翻译的《蒙汉三字经》等，由此可知《三字经》在清代已为兄弟民族所接受;清雍正五年(1727)订立《恰克图界约》后，沙皇政府派来中国的学艺者就是以《三字经》为识字课本的。后来又被翻译成俄文，跨国界走出国门。道光九年(1829)俄国又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汉俄对照三字经》，在俄国知识界和公众中广为诵读使用，被喻为“十九世纪的百科全书”;道光十五年(1835)，由美国传教士出版的英文译本，被视为风靡世界的华夏古籍之一;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新英译本《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
二、《三字经》深邃义理和丰厚的文化蕴涵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动力，这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一词源于《易传·乾卦》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即时间不断的流逝，天体始终运转不止，君子应当仿效天体的这种精神，奋发有为，勉力向前，永不滞步。这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是个人健康成长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三字经》贯穿的基本的思想理念。
《三字经》的内容分为六个部份，每一部份有一个中心义理。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长为“经世致用”之材;从“为人学，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教导儿童要懂礼仪、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告知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有数字、四时、四方、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简明扼要，一应俱全;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展示古代重要典籍和教授儿童习学的规程，胪列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等儒家典籍和部份先秦诸子的著作;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表述的是从伏羲神农至清代的朝代更替递嬗，中国两千多年变革发展史尽在其中;从“口而诵，心而维”至“戒之哉，宜勉力”劝诫习学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自幼打下坚实的“治世”知才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
古代蒙教注重以人为本，首要目的是授教“做人”，教导“修身”。《三字经》的开首语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在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争议向无定论。老子认为：人性像水一样，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人性之无分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认为：性善是人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活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性是本善的;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的代表人物，然而，二人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荀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是趋“利”的，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人性就是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而善的一面都是后天习得的;西汉儒家代表人物杨雄则认为人性是善恶混合的，学善则为善人，学恶即为恶人。其实，这些不同的观点是他们基于人这个生产、生活、文化、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环境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态的感知思维，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也都不免有所偏激。《三字经》中“性相近，习相远”源自于《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并没有轻言人性，没有给人性定论，只是说人性相近，而后天的习惯与兴趣使人与人之间的天性相去甚远。先哲们尽管对人之初性善恶的观点不同，但对于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认可和赞同。“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本性的好坏，是可以通过教化来改变的;一个人的习惯也不是生来就有的，陋习也是可以通过教化来改善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三字经》的作者是知晓在他之前关于人之初，性善恶的各种观点的，开首之语取人性本善之义，阐释“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足见其以人为本、劝人从善的理念是欲言于不言之中的。”
道德伦理是《三字经》的核心价值理念。《三字经》中：“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集中体现了“别尊卑，序长幼”的道德伦理修养。《三字经》里“三纲”指的是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三个主要方面。以“君臣义”为例，它秉承了孟子处理君臣关系的思想，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义”、“孝”、“亲”这种真情真义无不体现了和谐的思想。即或是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也是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的。如若“君”不能为臣所尊，不能号令臣子与天下，君也就不成为君，臣也就不成为臣，朝纲必乱，国之将倾，这是任何国度和社会所不期望的;如若父亲不能以自己的思维模式教养子女，父子关系将失去存续的基本基础，不成其为父子;如若夫不能为妇尽一家之主的责任和担当，那他(她)只是一双性器具的偶合，焉能成为夫妇?董仲舒的“三纲”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能冒然否定的。以今人的思维取向去苛求古人，否定古人，甚者批判古人，是忘根弃祖的不肖子孙。
《三字经》所倡导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现今，是做人、做事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和最低的底线。上有道，下有德，真善美才能够彰显，社会才会和谐。
《三字经》倡导“首孝悌”。今天的社会中不赡养老人，不孝敬父母尊长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当一个人在高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阔论时，不尊古训，不讲“首孝悌”，对父母尊长尙且不存一颗孝心，岂能够恰谈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忠实诚心?
读书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思维的磨炼。年轮的流转使已经逐渐苍老疲惫的古典教育中许多精髓在岁月侵蚀中散落;市场经济的大潮浪涛奔涌，物欲横流，人们的精神家园被荡涤的空旷溃颓。蒙学教育的根系不可中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不能滞弃。时代需要重新捧拾起尘封缺失的精神文化遗产，深入研习其义理，汲取其精华，延续其命脉，润泽其后世。《三字经》这一先祖遗留给后世的精神瑰宝将闪烁永辉。
千字文解释范文第7篇
卞毓方
曾经有一日，我想把书房安置在天安门城楼。这不是狂妄，且听我解释，我看中的是这方位，这高度。你若想把文章写得中国，写得炎黄，写得堂堂正正，炳炳麟麟……好，那么就请随我，把写字台搬来这城楼一隅。对于历史，这位置未免过于煊赫；对于你我，这只是一首诗。日月升降，不过是文章的标点符号，人潮聚散，不过是文气的回环流转。一代伟人曾在上面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声音至今还在五洲四海隆隆回荡。你我凡夫俗子，忝为文人，要的就是这气场，这轴心，这龙脉。30年前，我是广场上人海中的一滴水，15年前，我是登楼一啸的游客，而今，我想借它的廊柱迎四方祥瑞，八面雄风。岁月如流，你会发现世间变化最大的，不是沧海，不是桑田，而是观念，实实在在的人心。你会发现“人为社稷之本，天地之本”，正在逐渐从云端回归凡尘，落于实处。瞻前令人心雄胆壮，顾后令人感慨万端。当我登临，当我在城楼辟室纳气，储才养望，文学之于我，世界之于我，就像金水桥畔的华表一样切近。兴酣落笔，自可以驱遣雷电，挥斥风云，凭窗眺望，更不妨目尽今古，纵览河山。
也曾经有意，把书房安放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那里位于赤道，终年万木葱茏，草欣花薰。我的书斋应该是茅屋，杜甫在成都、坡在儋州住过的那种。所不同的是，它背倚青山，面临大海。吟过“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杜甫，直面的不过是江河湖泊。坡流放海南，是乘船穿越琼州海峡的，但他在儋州的住所“桄榔庵”，距浩瀚的南海还隔有一望无际的丛林。哪能如我这般，每天清晨推窗，浩浩碧波就会打心田漫过；即使在夜晚，睡梦中，也会有汤汤泱泱洗涤肺腑，澡雪神经。枕边有凡高渴望的电流雷语，砚底有海明威丧魂失魄的大鱼，字里行间有哥伦布望眼欲穿的新大陆。远离尘氛，远离噪音，远离一切伪现代，假文明。当然有滂滂沛沛的豪雨，佐之以掀天揭地的台风，这场面都让我赶上了。
正是在岛上，我想到，有一天也不妨把书房短暂搬去南极，和科考队员为邻。热与冷，这是自然的极端考验，也是思维的交替盛宴。那里没有道路，没有色彩，没有浪漫。冰天。冰山。冰原。白色阴谋包裹一切覆盖一切。然而，欲望是奢侈的，我希望我能单独拥有一处斗室，把严寒和一应干扰阻挡在外。任它风暴肆虐，雪片狂搅，我自保持灵魂的独立与清醒。且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支楞双耳，睁大眼睛。此时此刻，只要有一粒泥沙沉降黄河，只要有一片乌云飘过珠穆朗玛峰，只要在宫商角徵羽的和弦中，掺进一缕杂音，我会立刻发竖髭裂，血脉贲张。别担心我孤独，或是太累，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会走出帐篷，跋涉雪原，加入海豹、企鹅的行列。我会和它们用另一种语言交流，在人类已知的语音密码之外，在地球和太阳系的规范之外。
去年秋天，当我登上纽约帝国大厦，在一个凭栏俯睨的顷刻，忽发奇想：嗯，这儿也可以安放一张写字台，一张属于我的、纯粹书生的写字台。帝国大厦建于一九三一年，高度三百八十一米，曾为纽约之最，也是世界之最。人性总是对最高充满神往，犹记当初，世贸大厦落成不到两年，它从帝国大厦头上抢得的冠冕，又被芝加哥四百四十三米的西尔斯崇楼一把攫走。二十二年后，吉隆坡的佩重纳斯闳宇，更以四百五十二米的绝对高度独摩苍穹。这游戏恐怕永远没有了结，据报载，我国的上海、台北以及东邻韩国也在摩拳擦掌，欲在更高的层面上一试身手。假如人力可以造山，真正意义上的山，我相信珠峰有一天也将屈居老二。现在，三十四街在脚下，一百零二层在脚下。假设我把它的一隅辟作书斋，在这儿可以昼夜鸟瞰纽约，某种程度上也等于是鸟瞰西方。我将以我东方作家的敏锐与执著，继续书写。
但是，不管我有多少五光十色的假设与选择，最后一张书桌，肯定是搁在我的故乡。最好是搁在老宅，就在堂屋的窗前。那堂屋是篱笆墙，稻草顶，窄小的窗户糊了一层白纸，临窗安放着一张褪色的条桌。记得老宅落成，是1953年，9岁的我，已拥有5年骄傲的学龄：4岁，依祖父的膝下读《百家姓》，5岁入私塾读《千字文》、《古诗源》、《幼学琼林》，8岁正式上学，也就在9岁那年，我幸运地分到了一张书桌。我最初的涂鸦之作，包括日记、书信、情诗，都是在它的慷慨支撑下完成。可以预期，往后，在我厌倦京城浮躁与奢华的日子里，我会常常回到故乡，回到老宅旧址上的新居，无疑，只有在那儿，在生命和创作的原点，我才能获得穿透时间的清醒。我会比以往更加清楚我是谁，以及我应该如何感谢上苍，善待岁月，善待上苍曾经从江淹手里强行缴走、而今恰恰轮到赐予我把玩操练的这支金不换的彩笔！
（选自《新华日报》）
名师导读
这是文坛独行侠卞毓方的大作，相对于当今文坛阴柔之美的文章来说，显得大气磅礴，阳刚威猛。他的散文风格如黄钟大吕，熔神奇、瑰丽、嶙峋于一炉，长歌当啸，独树一帜。季羡林先生曾评价说：“毓方之所以肯下苦工夫，惨淡经营而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他腹笥充盈，对中国的诗文阅读极广，又兼浩气盈胸，见识卓荦；此外，他还有一个作家所必须具有的灵感。”本文瑰丽的想象，来自假设思维的力量，奇特而又大胆。思想的高度，决定文字的高度，透过作者五光十色的假设与选择书桌摆放的位置，可见一个大写的人。（张国安）
想一想
千字文解释范文第8篇
唐宋时期的蒙学。随着古代社会不断的发展和经济的不断进步，广大平民也有了读书的需求与能力，因而在这一时期，蒙学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唐宋之后，蒙学教育组织和蒙学教材都流行开来，蒙学教育也更加“亲民”，开始向平民教育转化。从唐代开始，私人办学不断兴起，地方的蒙学教育也不断兴起，当时被称为“村校”和“乡学”。据《居易集•序》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好友元稹曾说过：“予常于水平市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指的是，元稹常常在乡村中看见有孩子在进行诵读，问他们是在做什么，则说是有教师教授其诗文，而学习的就是元稹和白居易所作的诗文。据记载，唐代的蒙学教材主要是《急就章》、《蒙求》、《太公家教》、《兔园册府》等。而在宋代，普通民众进行蒙学教育的场所叫做“村校”“、家塾、“冬学”等，在陆游的七绝诗《秋日郊居》中就记载：“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面看人。”在注解中，陆游写道“农家十月乃遣子儒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学》、《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宋代时期，普通民众家的父母在十月将孩子送入“冬学”进行学习，而“冬学”中的老师则显得有些愚钝却自命清高，上完课则就闭门睡去，一种老学究的感觉就被描摹了出来，与“儿童闹比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蒙学的教学情况，一方面，平民百姓家已经有能力和意识将孩子送入学堂进行蒙学教育，另外一方面，普通蒙学的师资力量还是比较弱的，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也是普通蒙学的弊端之所在。宋代的蒙学教育教材已经开始分门别类，比起前朝来说，蒙学教材的内容和种类都有很大的突破，且有许多质量较好的、新写的著作。
二、古代蒙学的主要教育方式
1.识字。崔学古所说“：五六岁时，方离襁褓，未脱孩心，眷眷堂前，依依膝下，乃其天性本真，若令就学，每日先令习坐、习静、识字。”指的是，孩子在五六岁开蒙的时候，玩心是比较重的，要尊重其天真的本性，然而在开始蒙学教育的时候，也需要让其静坐，以识字为教学的开端。在古代，识字被公认为蒙学最重要的教育方式，为了提高学生识字的效率，古人也开创了许多教学方式。唐彪称“：生子至三四岁时，口角清楚，知识稍开，即用大小木板方寸许、四方者千块，漆好，朱书《千字文》，每块一字，盛以木匣，令其子每日识十字，或三五字。”这种用木块识字的方式，与活字印刷类似，后期还需要学生将字块凑成词语或者句子，在玩耍中进行学习，此种学习方法尊重了孩童的童心，也调动了其学习的积极性，因而学习效果比较明显“，如资质聪慧者，百日可识完”。除此之外崔学古还提出纸上识字法和书上识字法，都是通过简单的阅读来学习汉字的方法，为蒙学所广泛运用。
2.写字。写字不仅是文化教育的内容，更是开启幼儿资质，帮助其继续深造的基础。在古代蒙学的教育中，写字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学习内容。在古代的蒙学教育中，一方面，要教授学生写字的身法、手法，拿笔的方法，将写字的基本功打好。在《少学》中，崔学古指出“凡作书，肩背宜直，胸宜去桌三寸许，面宜去背三寸许。”这指的就是写字的身体姿势，肩背如何摆，身置如何，在蒙学教育中都有严格的规定，少儿必须遵从。除此之外，握笔还有“四要”“：虚（手指心不近掌）、圆（作背图）、正（笔管正）和紧（手贴比紧实）。”明确规定了拿笔的方式和方法，让学生能够依样画葫芦，掌握正确的握笔姿势。不难看出，蒙学教育是围绕着一些基本的学习技能展开的，主要就是为了今后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3.阅读。蒙学中的阅读教育，指的不仅仅是阅读技能的训练，首先要学生懂得的是“尊重书本”。“儿童读圣贤书，不知敬重，每至墨污纸损，糜烂不堪，皆师之过也。”崔学古作《幼训》，指出在蒙学接受教育的孩子若是不懂得爱惜书本，将书本弄得糜烂不堪，则一定是教师没有教好，也就是说，蒙学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让学生在学会阅读之前学会爱惜书本、尊重知识，这是一种知识观的树立。而在阅读的技巧上，蒙学教育则强调要学生“本生高执书签，逐字挨点”。要求学童要精读书本，逐字逐句看清文字，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除此之外，在蒙学中还要求学生的阅读量，要“以五首为率，每日每首读二十遍，读以五日，非百遍乎？”这里强调的是，学生要持续不断地进行阅读，要及时地进行温习，才能达到阅读的最终目的。此外，蒙学教育还要求学生熟读、背诵书本上的内容“，师生需口耳相接，声色羞讹，切勿提过”。对于学生记忆课文的要求相当高，有一点瑕疵都不能通过教师的检验。在学生具有一定的基础之后，还要求蒙学的教师为学生进行课文的讲解，聪明的学生久而久之，就能够了解课文的内涵，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