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都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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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赋范文第1篇
1、晋代文学家左思，小时候是个非常顽皮、不爱读书的孩子。父亲经常为这事发脾气，可是小左思仍然淘气得很，不肯好好学习。有一天，左思的父亲左雍与朋友们聊天，朋友们羡慕他有个聪明可爱的儿子。 左思的父亲叹口气说：“快别提他了，小儿左思的学习，还不如我小时候，看来没有多大的出息了。”说着，脸上流露出失望的神色。这一切都被小左思看到听到了，他非常难过，觉得自己不好好念书确实很没出息。
2、于是，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左思渐渐长大了，由于他坚持不懈地发奋读书，终于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文章也写得非常好。他用一年的时间写成了《齐都赋》，显示出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为他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奠定了基础。
3、这以后他又计划以三国时魏、蜀、吴首都的风土、人情、物产为内容，撰写《三都赋》。为了在内容、结构、语言诸方面都达到一定水平，他潜心研究，精心撰写，废寝忘食，用了整整十年，文学巨著《三都赋》终于写成了。《三都赋》受到广泛好评，人们把它和汉代文学杰作《两都赋》相比。 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印刷术，喜爱《三都赋》的人只能争相抄阅，因为抄写的人太多，京城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一时间全城纸价大幅度上升。故事出自《晋书·文苑·左思传》。成语“洛阳纸贵”，称颂杰出的作品风行一进。
（来源：文章屋网 ）
三都赋范文第2篇
1、“洛阳纸贵”指的作品是左思写的《三都赋 》,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就是因为当时人们竞相抄写三都赋的内容,而造成纸张供不应求,纸价上涨的情形。
2、《晋书·文苑·左思传》: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来源：文章屋网 ）
三都赋范文第3篇
关键词：赋体；六义之赋；古诗之流
赋，不仅是一种文体，同时还指一种写作手法，即诗六义之一，这两个概念常被杂糅在一起讨论，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关于赋体的起源，班固提出了一种说法，即“古诗之流”，这个概念被后人不断加以发挥，以此对诗和赋之间的关系做不同的阐述。本文试图探寻汉魏六朝时期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对赋体和六义之赋之间纠结的关系作一点梳理，以期从中发现这段时期文学观念上的一些变化。
从现存资料看，《荀子》中有《赋篇》，则在战国末期，“赋”已经作为文体之称。赋体发展到西汉成熟起来，且越来越追求巨丽宏大。随着赋体的发达，对这种体裁起源的讨论也开始出现。关于赋体起源，汉代开始就多有论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认为：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i
班固《两都赋序》又说：
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或以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流亚也。ii
这是最早讨论诗和赋两者关系的材料，《艺文志》源于刘向《别录》。从这两则材料看，他们都把赋认为是诗之遗绪。《艺文志》认为“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贵族大夫地位下降，形成普通的士人，他们失志而作赋，以继承诗“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社会功能。班固看法大致相同，他认为赋“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继承了《诗经》的美刺功能，是“兴废继绝”的文体。汉代是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确立的时期，对政教功能比较注重，因此刘向和班固等人对于赋的论述都从继承诗教功能入手。此时对赋评价的标准也多从这个角度出发，如司马迁对司马相如赋的评价，“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iii。至于诗是如何变为赋体这样一种讲究铺陈的宏大文体的，汉人并未论及，对诗赋在艺术表现上的关系也没有提到，同时，也没将其与六义之赋联系起来。
赋第一次和比、兴、风、雅、颂并列出现，是在《周礼·春官宗伯·大师》：
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iv。
另一个提出六义的文献是《诗大序》：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v。
《毛诗》在西汉为古文经，不为世所重，所以一直到东汉后期，郑玄笺《诗》，以《毛诗》为主，才大行于天下。《周礼》和《毛诗》的情况差不多，自面世之初就被藏之秘府，在汉代长期不被征信，所以当时人并没有注意其中所提的“六诗”。这可能是汉人不曾把赋体和六义之赋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但赋用来说诗并不仅是古文经的传统。赋比兴的说法，汉初习《诗》的经师都使用。今文三家诗虽大多亡佚，然从尚存的部分《韩诗》可以得知，今文学家也采用赋比兴的方法说诗。班固等虽把赋体看作是对诗的继承，却并没有关注经师讲《诗》时的“赋”，也没从这个角度论述其与赋体的关系。
同时，汉代对赋比兴之中的“赋”的解释和看法，也并没有受到这一时期发达的赋体的影响。《周礼·春官宗伯·大师》郑玄注：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vi
虽然提及赋作为诗之一法有铺陈的特点，但主要的关注点还是“政教善恶”，对诗的这种写法在形式上的特征并不很在意。
由此可知，汉代赋体与六义之赋还没有扯上任何关系，这和汉人对文学的看法主要从政教功能出发是分不开的。
到了魏晋时期，汉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蔚为大观，有关讨论也越来越多，其中许多就围绕着“古诗之流”即赋体对诗的继承性展开。左思《三都赋序》说：
盖诗有六艺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vii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第一次把赋体和六义之赋牵合在一起了，把六义中的赋法和赋这种体裁联系起来，而排除了从 “贤人失志之赋作”的角度考虑诗赋关系。从这来看，他对赋诗关系的理解，并不从社会功能角度来考虑，赋是“古诗之流”，只是因为它对六义之赋的继承性，换个角度，也说明他认为六义之赋与赋体在写法上有相似之处。其次，他说“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认为赋应该描写亲目所见的事物。虽然他承认了“先王采焉，以观土风”的社会功用，但这主要是从“观土风”即辨八方之名物的角度来说的，和汉人“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不一样，对赋这种文体的认识，已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汉人。
把赋体与六义之赋联系起来的还有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他说：
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宏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昔之为文者，非茍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没，靡得而详焉。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viii
皇甫谧和左思一样，将赋体与六义之赋联系起来，用以解释“古诗之流”。他从形式上概括了赋的特点，赋是“美丽之文”，它铺叙物理达到“人不能加”的程度，所以“文必极美”、“辞必尽丽”。这是对赋体形式之美的一种肯定与赞赏，汉代虽然在赋的写作上极尽宏丽，但论述赋体之时却很 少对其丽辞给予肯定。同时他认为赋体在思想上应“纽之王教，本乎劝戒”，又继承了汉人注重美刺的观点。从这看出，他认为赋该继承诗的“文质之体”，是形式和思想两个方面的“古诗之流”，在意识到赋体形式特征的同时，又试图将社会功用性糅合进来。
此外，论及赋是“古诗之流”，但不及赋体与六义之赋关系的有挚虞《文章流别论》：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ix
挚虞不从六义之赋来着眼论述赋体起源，他对“古诗之流”的解释却并不同于班固。他虽对“丽靡过美”提出了批评而要求有益政教，但政教功能并不是他唯一的着眼点，他认为赋应该继承古诗“发乎情”和“明礼义”的特点，还要“以情义为主”，“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可见他对辞色描写不反对，只是不提倡过度追求描写而已。
南朝最值得注意有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对诗赋关系的阐述：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瞽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x
刘勰同样从六义之赋来寻找赋体的源头，关于诗赋关系也是从六义之赋来切入的。但是与左思、皇甫谧还努力牵合艺术与政教两方面不同，刘勰谈赋体对诗的继承性只从六义之赋这种艺术手法着眼，认为赋体与六义之赋在艺术上有相同的特点。它们都“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作为艺术手法，赋是一种铺列文采、通过描摹物象来表达情志的写法；而对于赋体来说，这正是它的文体特征。所以从根本上说，“诗与赋如树之干与枝也”xi。赋是诗一种写法的发展，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古诗之流”。
从魏晋南北朝关于赋与诗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到当时所论述的“古诗之流”逐渐偏离了班固最先的含义，这是从他们用六义之赋来观察赋体起源开始的。作为《诗经》的一种写作手法的“赋”在汉代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和讨论，淹没在了以美刺来说诗的洪流之中。但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逐渐瓦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从文学本身来观察各种体裁，赋体在政教方面的功能被逐渐淡化，而人们在探寻这种文体起源的时候，开始对它写作形式上表现的特点留意起来。于是 “古诗之流”的这一概念得以继承的同时，其内涵却被悄悄改变，赋体对诗的继承，主要不再是对其社会功能的继承，而是对六义之赋这一写作手法的继承，所以赋体与六义之赋屡屡被放在一起进行讨论。相应的，赋体的艺术特征也影响到了赋作为一种写作手法的具体理解，对于六义之赋，开始从铺陈文采、寓言写志、直书其事等方面来认识。这两者之间纠缠的关系，正是这个文学观念转变期的产物。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第六册，第1755-1756页，中华书局，1962年6月。
[2]郭绍虞、王文生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8月。
[3]司马迁《史记》第十一册，第3073页，中华书局，1982年11月。
[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四册，郑玄《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5]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63页。
[6]郑玄《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7]左思《三都赋序》，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133-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8]皇甫谧《三都赋序》，《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136页。
[9]挚虞《文章流别论》，《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179-180页。
三都赋范文第4篇
从小的我，就害怕寂寞。但是，现在的我终于明白，只有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事事才能得到解决。高三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我想这才是考验他们韧劲的时候吧！临近的高考，神经越绷越紧，如果现在的他们心浮气躁，我想成功只会离他们越来越远。只有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遇事逐步解决，这样我坚信他们一定会看到成功的彼岸。
回溯到古代，越王勾践，成为阶下囚，沦落到为吴王夫差当马前卒，可他仍然忍辱负重，甘心忍受这寂寞的，漫长的屈辱史。最后，终于重建威风，打败了吴王夫差；司马迁，被害入狱，饱受了酷刑，可他没有放弃，而是在狱中，独自忍受着寂寞，专心写作，终于完成了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闻名天下。相反的，如果越王勾践成为阶下囚，不忍辱负重，，不甘受寂寞，而是与夫差争论或是大骂吴王夫差，我想他定不会有机会重振雄威，然后打败夫差；如果司马迁入狱后，不专心习作，而是虚度光阴，那么他就只能老死狱中，更不会闻名天下。好比项羽，楚汉相争，如果项羽能静得下心来想一想，忍得住寂寞，那么他就不会因想不通而自刎，那么得到王位的可能就是他了吧！
西晋的文学家，左思，从小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写成《三都赋》，可是陆机却嘲笑他。左思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感到自卑，而是每天忍受寂寞，专心致志的写作和收集资料，最后终于完成了《三都赋》，让陆机心服口服并且受到世人的敬仰。
这一个个的例子，都显示了只有耐得住寂寞，吃得下苦，静得下心，才能取得成功，才能看到炫丽的彩虹。
三都赋范文第5篇
数度翻读《草原之王》（众多动物小说合集），给予我极大震动的，当属首篇文章《草原之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不同凡响的驼鹿。他睥睨万物，生来就是王者。即使尚未成年，健壮，就已经是他的别名。可是，小驼鹿王遇到了一个大麻烦——一头大黑熊。虽然小驼鹿成功死里逃生，但遍体鳞伤。并且与此同时，他对黑熊的恐惧与日俱增。即使在成为草原王者后，恐惧也常常困扰着他。最终，他克服了心中的恐惧，正视黑熊，与之生死搏斗并战胜了对手。
对于这篇文章，我感受颇深。草原就像生活，艰辛挫折就是黑熊。你我就如小驼鹿一样，面对黑熊（即是困苦磨难）而感到恐惧不已。这些挫折或大或小，譬如考试失利，工作没有做好等等。但是，每一次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考验。在我们心中，或许早已播下了这样一个念头：“我不行。我不会。我一定会失败。”就像本文主人公，一位壮硕如山的王，竟会害怕一头孱弱的幼熊，深深地陷入了自我否定，妄自菲薄之中，甚至会丢掉唾手可得的成功。当然，每一个挫折和磨难都是一道鸿沟。跨过去，就获得了胜利，到达了成功的彼岸；倘若怯怯弱弱，不敢迈出那一步，就只能生活在阴影之中，永远不敢越雷池一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驼鹿王一直在黑熊的阴影中生活，知道自己的孩子被攻击时，一种强烈的父性令他战胜了恐惧并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个击败黑熊的雄驼鹿。做起来难不代表不可能。如曾公所为：“屡败屡战”，纵使明知山有虎，也偏向虎山行。内心强大，意志坚定，再难的鸿沟也不过尔尔。
此外，我的收获还有：哪怕你生来就是王者，努力奋斗仍是获取成功的不二法门。草原之王自出生就强壮不已，但他却没有恃此而放弃努力。相反，他为了让犄角更加坚不可摧，早早地“蹭掉角上的嫩皮”。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伤仲永》。方仲永生于农耕之家，无人教授便可作诗，“其文理皆有可观者”。甚至，“传一乡秀才观之”。此人不可不谓天才。然其父贪图小利，常携仲永赴宴，未尝使其读书。久之，名极一时的天才少年却“泯然众人矣”。此等天资聪慧却因沉湎于自己的天赋，止步不前，无所建树者，比比皆是：夜闯曾宅、奚落曾公的梁上君子，江郎才尽，柳永笔疏。超累绝伦之辈放弃努力尚且泯然众人，你我这样的常人又当如何，“得为众人矣”？
三都赋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赋； 禹贡； 皋陶谟； 对话体； 篇末作歌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3-0083-04
基金项目： “广西特聘专家”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胡大雷，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关于赋的起源，前人论述详矣，总括而言有出自诗、骚、诸子、隐语四途，今拈出赋出自《尚书》一途，是从赋的命名、赋的对话体及篇末作歌的结构入手的探讨，以下试论证之。
一、 赋的文体命名与《禹贡》
钱钟书曾论经典如“易”、“诗”、“论语”之一名多义的情况［1］1。其云：
《论易之三名》：“《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按《毛诗正义·诗谱序》：“然则诗有三训：承业，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皇侃《论语义疏》自序：“舍字制音，呼之为‘伦’。……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文体的路径，即如何从文体命名、文体释名的多方面来考察文体的性质、功能等，由此，我们可以寻找赋的文体渊源。
一般来说，早期文体命名是由“做什么”来实现的，如宋陈骙《文则》论及《左传》的“八体”［2］37-41：
春秋之时，王道岁微，文风未殄，森罗词翰，备括规模。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一曰“命”婉而当（周灵王命齐侯），二曰“誓”谨而严（晋赵简子誓伐郑），三曰“盟”约而信（亳城北之盟），四曰“祷”切而悫（卫蒯聩战祷于铁），五曰“谏”和而直（臧哀伯谏鲁威公纳郜鼎），六曰“让”辩而正（周詹桓伯责晋率阴戎伐颍），七曰“书”达而法（晋叔向诒郑子产铸刑书书），八曰“对”美而敏（郑子产对晋人问陈罪）。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
“八体”中的“命、誓、盟、祷、谏、让、对、书”都是行为动作本身，即命令、发誓、结盟、祈祷、劝谏、责让、回答这些行为动作，而这些行为动作本身形成的文字就被命名为“命、誓、盟、祷、谏、让、对”诸文体，“八体”中的“书”，以行为动作本身来命名文体的意味有所泛化，书写这个动作产生的文词都可以称之为“书”，而此处的“书”是狭义的书信文体。
赋，田地税，泛指赋税。《尚书·禹贡》“厥赋惟上上错”伪孔传：“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又指征收或缴纳赋税，《孟子·滕文公上》：“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从时间上说，这是“赋”的最早的一个义项，似乎“赋”的这个义项与作为文体的赋没有关系，实则意义巨大。我们可以看到《禹贡》对赋这一文体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尚书·禹贡》是古代最早的系统全面记载我国古代地理的专著，首言“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3］523，然后按九州记录其山川、土壤、物产等，并给各州田地划分等级及划定各州贡赋的高低，每州之末叙述该州输送贡赋的路径以作结。我们来看宋玉《高唐赋》的叙写，当宋玉称高唐“高矣显矣，临望远矣；广矣普矣，万物祖矣。上属于天，下见于渊，珍怪奇伟，不可称论”；称说的就是山川物产，于是楚襄王说“试为寡人赋之”（萧统纂，李善注《文选》），以下展开赋的对高唐的铺叙。以下再来看一些著名大赋的叙写，大都依方位叙写山川、土壤、物产等。如《子虚赋》载，齐王让子虚言楚之外泽，子虚对曰（萧统纂，李善注《文选》）：
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馀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琘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砆。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藭菖蒲，茳蓠蘪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玳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楠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栌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
先叙山川、土壤，又以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分叙物产。以后的京都赋，对象在城市，但也有城市地形、宫殿建筑之类的叙写，班固《两都赋》之叙“西都”详于叙“东都”，张衡《二京赋》之叙“西京”详于叙“东京”，因为作者的笔墨重在盛赞后者的礼仪文化。这些赋作中的铺叙除却了给田地划分等级及划定贡赋的高低这样实用的成分，但城市地形、宫殿建筑亦是有高下之分的。更有意思的是，左思《三都赋序》既说自己的赋对汉代赋作叙写山川、土壤、物产的继承，又明说对《禹贡》的学习继承，其云（萧统撰，李善注《文选》）：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杨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辩物居方，《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
《文选》李善注云（萧统撰，李善注《文选》）：
《虞书》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定其肥硗之所生也。而著九州贡赋之法也。
因此，赋的文体命名应该是由缴纳赋税这个动作行为的意味而来，缴纳赋税依山川物产而实行，赋则是依山川物产而叙写，于是，缴纳赋税的“赋”成为文体的“赋”。
又，作为文体的赋，也有“上贡”一途，班固《两都赋序》谈到汉代的赋创作云（萧统撰，李善注《文选》）：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日月献纳”，就有“赋”作为征收或缴纳的遗风或影响。
二、 赋的对话体与《皋陶谟》
赋的“客主以首引”之类的对话体或许更早来自《尚书·皋陶谟》。《尚书·皋陶谟》之“谟”，伪孔传：“谟，谋也。皋陶为帝舜谟”（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皋陶谟》云：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3］393。
伪孔传：“言人君当信蹈行古人之德，谋广聪明，以辅弼其政”（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允迪厥德，谟明弼谐”以下是帝舜、禹、皋陶之间的讨论、谋划，最后又有乐正夔参与讨论、谋划。谟，计谋；谋略。文中主要是“谟”体后世不常用，但以行为动作来命名文体的原则是体现出来了。而“谟”几个人相互讨论谋略的形式，即对问体的格式却为后代所沿用，赋的“客主以首引”也可以是一脉相承而来的。
以后，诗歌作为外交的工具，《论语·子路》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这是说，春秋时候，列国大夫出使聘问是赋诗言志，或用于酬酢，或用为媒介，以办理外交上交涉。《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班固《汉书》），即说的是这个意思。赋诗，一般不是外交官自己唱诗，而是指定诗篇，命乐工奏乐演唱，断章取义地利用这个别诗句来暗示自己的意见、要求或态度。
《左传》中就记载了不少外交赋诗的事例。比较典型的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晋国韩宣子聘于郑，回去时，郑六卿为他饯行，韩宣子让郑六卿各言其志，以见郑国的意见。子齹赋《郑风·野有蔓草》，表示与宣子相见很高兴。子产赋《郑风·羔裘》，以原诗称赏人之勇武正直称赏宣子。子大叔赋《郑风·褰裳》，以表现男女爱情表达晋、郑关系，意指晋如亲郑，郑必亲晋，晋如不亲郑，郑即亲近他国。子游赋《郑风·风雨》，取风雨之中与所爱之人相见，很有安慰。子旗赋《郑风·有女同车》，以美好而有风度称赏宣子。子柳赋《郑风·萚兮》，借诗意表示宣子倡我将和之。宣子赋《周颂·我将》作答，谓晋敬畏天命，志在靖乱，保护小国。宾主双方都以《诗三百》的作品，顺利地、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外交赋诗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仅《左传》襄公年间所载就有十二例，如《襄公二十七年》（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载：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卬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卬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朱自清解释说：
这里赋诗的郑国诸臣，除伯有外，都志在称美赵孟，联络晋、郑两国的友谊。赵孟对于这些颂美，“有的是谦而不受，有的是回敬几句好话“（原注：顾颉刚语）。只伯有和郑伯有怨，所赋的诗里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是在借机会骂郑伯。所以范文子说他“志诬其上而公怨之”。又，在赋诗的人，诗所以“言志”，在听诗的人，诗所以“观志”“知志”［4］205。
从上述所引我们知道，外交赋诗的赋诗言志，是一种对问体，一来一往，这也是一种“谟（谋）”，《皋陶谟》的“谋”是自己内部的，外交赋诗的“谋”是与对方的。而屈原作品之所以称为赋，或许也与《史记·屈原列传》所称屈原的“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身份有关，“应对诸侯”就是要赋诗言志。当宋玉的作品称为赋时，那么把其前辈屈原的作品也称为赋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文体的赋也是从赋诗言志的“对问”体演化而来，这就是从赋诗言志到赋物言志或赋事言志。如《战国策·楚四》有这样一段文字：
孙（荀）子为书谢曰……因为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祎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
《韩诗外传》所录亦是如此，本来“赋曰”云云是《荀子·赋篇》末尾的一段文字，现在又是“为书谢曰”，又是“因为赋曰”，成为对问体了，其结构即先有一个大故事的客、春申君、荀子的对话，再到荀子的回话。而由其中的“因为赋曰”可知，赋作为文体成立了；或者说，赋成为文体名了。“因为赋曰”即是说，“赋”是作为一种文体被创作出来的，这正是赋正式形成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三、 赋与《皋陶谟》的篇末作歌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归馀于总乱”为赋的结构形式，这是赋的又一文体特征。楚辞有“乱曰”，《荀子·赋篇》末有佹诗、小歌，汉赋中仍有延续，如汉武帝《李夫人赋》、王褒《洞箫赋》、扬雄《甘泉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温泉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蔡邕《述行赋》；又或为贾谊《吊屈原赋》的“谇曰”（又作“讯曰”），颜师古注《汉书·贾谊传》时引张晏曰：“谇，《离骚》下章‘乱’也”。又或为董仲舒《士不遇赋》“重曰”。又或为张衡《思玄赋》“系曰”，《文选·思玄赋》旧注曰：“系，繫也，重繫一赋之意也”。但汉赋的“乱曰”又有被篇末诗歌替代的趋势，如班固《两都赋》，赋至“主人之辞未终，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惵然意下，捧手欲辞”，但主人不允许，曰：“复位，今将授子以五篇之诗”等。
《皋陶谟》记载帝舜、禹、皋陶之间的讨论、谋划，结束后，乐正夔奏乐，帝舜有歌［3］477：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
看到上述“庶尹允谐”的“谟”，于是有“帝庸作歌曰”，此处的“作歌”，是对帝舜、禹、皋陶之“谟”的一个总结。《尚书·皋陶谟》以对问体的格式记载帝舜、禹、皋陶之“谟”，最后有一个总结之“作歌”，赋作不也正是这样做的吗？或许在上古氏族社会，首领间的议事最后以歌作结，而《尚书》所载帝舜诸人的作歌，正是上古遗风。
上述《皋陶谟》所载，《史记·夏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钦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依《史记》所载来看，更有篇末总结之义，更像是“乱曰”或赋末诗歌的先声。
《尚书》即上古之书，本是记言的古史，言先于文，文出自言，考察先秦文体，不得不从《尚书》始。而以《尚书》来考察赋的起源，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管锥编：第1 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陈 骙.文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三都赋范文第7篇
我有时在想,在落花烟雨中的江南,是谁留下了一段传说?在缤纷的花影里,是谁的文字绽放成了一朵栀子花?在江雪里,是谁的足迹踏出了孤寂的路?
我想要去烟雨江南,在云雾的氤氲里,看“杨柳岸,晓月残月”;想要去漠北,在风沙的笼罩中,看看壮丽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要去西湖,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传说中看断桥残雪,苏堤春晓;想要去……
我喜欢诗词,即使有时并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喜欢古琴,即使我的水平仅限于演奏古筝;喜欢墨汁滴于纸上,晕染开来的中国画,即使只能在电脑屏幕上欣赏。
对古代,我有一种向往,衣袂飘飘,纸扇轻摇;高山流水,席地而坐,谈诗论赋;铺纸于书案上,心思却落在青山碧水里。诗词、音乐、墨画,不同的方式,展现的却是同一种情怀,同一个历史。
然而古代,终究只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纵使沉淀了许多的智慧精华。
我国的第一部水墨动画片是由齐白石先生的画经电脑组合而成的,然而今天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用电脑拼合画面。曾经有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现在我们把那种人叫做“书呆子”,因为我们有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新理念。
时代是发展的,历史的洪流积淀下来的不是泥沙,而是千年文化。曾经吟唱的《诗经》,传诵的《离骚》,亦有“洛阳纸贵”的晋代左思的《三都赋》,而如今,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却仅仅限于一个名字,几句至理名言而已……
时间稍纵即逝,带走了一切,可是传承历史,展望未来的我们,怎么能够忘记经典呢?
请放下青春小说,去孔子的《论语》里走一走,那里有中原世代传承的儒雅之风;请放下鼠标键盘,走到网络游戏之外,去少林寺看一看,那里是净化心灵的地方,有中国真正的功夫!请在闲暇时,或去居士的故乡,或走进古人的名著中,在其间散步,让心灵小憩一下。
三都赋范文第8篇
没有金刚钻，固然不便揽瓷器活，若一直避而远观，经久不摸瓷器，哪怕是瓷器活也要淡忘了，忘记了技术，也忘记了行当本身。放在人身上说，就是解决棘手问题，要靠真本事，真能耐。做事之理和做人之道一样，犹如逆水之舟，不进则退，何况一“忘”呢？
考古学家亨利·谢里曼，幼时立志考古研究。有时候现实是血淋淋的，他一无财力，二无语言，三无知识，四无经验。没“金钢钻”没有关系，谁一出生就带着它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一个“退”字也许会令拼命三郎反感，可这并不等于无所作为呀。
可是谢里曼这期间还心系着理想，自然而然会去忙乎着磨“金刚钻”的。他先后做过学徒、售货员、信差，还开了一家商务办事处。他就是趁这段蛰伏期，亲手给自己打造了一把“金刚钻”，不仅集聚了足量的财富，还掌握了多门语言和处世技巧。“退”，是为了“结网”。
《今朝风日好》载，画家郑曼青说：“这一笔是20年；要懂这句话，那也要10年！”简单一笔，功深如渊。谢里曼也用了20多年时间。他在知天命之年才开始考古研究，相继发掘了9座城市，其中两座就是爱琴海古城：迈锡尼和梯林斯。就这样，歇业商人成了发现爱琴文明的第一人。
有没有忘记“瓷器活”，就看他是否为打造“金刚钻”而努力。刘玄德若忘了光复汉室的重任，何须忍辱负重，学圃避光，又何来蜀汉霸业的局面？左思若忘了文学之梦，何须在茅厕内都备着纸笔，又何来《三都赋》的佳作和“洛阳纸贵”的美谈？贝多芬若忘了音乐之梦，在丧失听觉后，怎还能说出“我要向命运挑战”？他更了得，失去了听觉，顽强的毅力就是他新的“金刚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