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采薇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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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采薇的诗意范文第1篇
要从意象入手来进行古代诗歌鉴赏教学，我们就不应该忽视解读“原型意象”。
具体说来，“原型是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象征模式，它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学传统，把历史上个别的作品串联在一起，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关系，通过这种原型意象，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发现文学的历史线索。原型具有丰富的心理蕴涵，它常常是人类的有一定普遍性的、相对稳定的心理模式与情绪模式的符号化，同时当然也受到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原型意象有很多。下面，我们以柳树意象为例做一解读，即可体会出这种做法对古代诗歌鉴赏教学的意义。
“杨柳”入诗，滥觞于《诗经》：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
这首诗抒发了征人归来时对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无限感慨。汉唐以后，杨柳更是骚人墨客诗词中乐于采用的意象，其文化内涵和表现力异常丰富，渐成古代诗歌中常见的原型意象之一。
折柳与赠柳，始于汉代。元朝佚名所作《三辅皇图》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到此桥，折柳赠别。”亲朋好友远行离别之际，折柳相赠以寄情怀，其寓意颇深：一则柳与“留”谐音，有挽留之意；二则柳条纤柔轻曼，象征情意绵绵；三则柳树易活速生，以此祝远行者随遇而安，事业发达。当时民间已有《折杨柳》的笛曲，所奏离情别绪，哀婉动人。后人遂将“折柳”引申为 “惜别怀远”之意。
南朝梁代萧绎有首诗名曰《折杨柳》：“巫山巫峡长，垂柳复垂杨。同心且同折，故人怀故乡。山似莲花艳，流如明月光。寒夜猿声彻，游子泪沾裳。”把游子思念故乡的情绪表达得真挚动人，诗中的“杨柳”饱含着作者的一腔深情。
北朝乐府《鼓吹横吹曲》有首《折杨柳枝》：“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其音凄苦。这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又一惜别怀远的名篇。
再看隋朝无名氏的《送别》诗：“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杨柳纷披，春意撩人，远行的一步三回头，伫望的早已哭成了泪人，青青“杨柳”，亦含别情，中国古人的诗意就在这伤感而又浪漫的意境中次第展开。
至唐，“杨柳”这一意象经过长期积淀，已形成明确的“惜别怀远”的原型意象。“折柳赠别”已成习俗，骚人墨客常使“折柳”入诗入画，即使在无“柳”可“折”的时候，亦引而入诗，来渲染了离愁别绪。如王维的《阳关三叠》：“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柳色新”三字，不仅写出了路边杨柳的碧绿如洗，更为三、四句蓄势，营造出别离的氛围。再看唐代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那漫天的飞絮，恰是离人的无限愁思。唐代有关折柳赠柳的乐曲也很多，如《折杨柳行》《杨柳枝词》《折杨柳歌词》等等，足见在唐代折柳、赠柳之风之盛，当时用“折柳”以寄离别愁思已成为大众行为。
至宋，“柳”的意象继续延展。有些诗歌中虽是对实景“柳树”的描写，实则渲染离别的氛围。如柳永的《少年游》：“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再如柳永的《雨霖铃》：“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虽没有真正去“折柳”，但“柳”一旦入诗，便不知勾起过多少人的离愁！
诗经采薇的诗意范文第2篇
要从意象入手来进行古代诗歌鉴赏教学,我们就不应该忽视解读“原型意象”。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原型意象”的涵义。
“原型”一词起源于文学人类学,意谓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深处都沉积着人类世代经验的记忆,就是集体无意识形成的“原始心象”。原型常保留在神话、宗教、民间传说中,它可能是题材、形象、细节或人物等等。①具体说来,“原型是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象征模式,它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学传统,把历史上个别的作品串联在一起,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关系,通过这种原型意象,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发现文学的历史线索。原型具有丰富的心理蕴涵,它常常是人类的有一定普遍性的、相对稳定的心理模式与情绪模式的符号化,同时当然也受到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②简言之,“它专指一种特殊的表意性艺术形象或文学形象”③。这样看来,原型意象是文学作品中出现最早的、最原始的一种创作题材或对象,之所以说它是原型,主要是因为它是不断演变的,经过不同作家的手,在不断的重复中加入作者的情感体验和创造,从而生成许多以之为基础的意象。正是这种不断的创新和演变,在文学史上形成了一条生生不息的“作品链”。由此看来,对原型意象的考察,可以使我们较真切地理解这一“作品链”中的古代诗歌,因此解读原型意向应作为我们古代诗歌鉴赏教学的不应忽视的切入点。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原型意象有很多。下面,我们不妨从中选出两个原型意象为例作一解读,借以体会这种做法对古代诗歌鉴赏教学的意义。
一、 黄昏意象:离别怀思
在古代诗歌中,“黄昏”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意象。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黄昏”意象。人们一般认为《诗经》中的民歌产生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然而,在文字产生之前,一些民歌可能就已在口头上流传,只是把它们记载下来是在文字出现以后,也就是说,《诗经》中的许多民歌应该是上古时代长期积淀的产物。
我们来看《君子于役》中的“黄昏”意象: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这首思妇诗,写君子久役不归,黄昏时分,越发使她愁思难耐。诗融情于景,以景托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诗经原始》云:“傍晚怀人,真情真境,描写如画。晋、唐人田家诸诗,恐无此真实自然。”诗以黄昏景物的描写来衬托思妇的愁绪,对后人影响很大。许瑶光《雪门诗钞・再读〈诗经〉四十二首》亦云:“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昏黄。”
中国人的普遍心理,认为日夕乃当归之时,所以许多文学作品离别怀思都以黄昏为背景,形成了“暝色起春愁”([唐]皇甫冉《归渡洛水》)的固定意象。以“日夕当归”这一原型意象为核心,后世形成了一个由这一意象衍生出来的作品链条: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屈原《离骚》)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古诗《凛凛岁云暮》)
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孔融《杂诗》之一)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阮籍《咏怀》之十)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刘琨《重赠卢湛》)
日暮天云合,春风扇微和。(陶渊明《拟古》之二)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李白《菩萨蛮》)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乐游原》)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温庭筠《梦江南》)
在上述诗句中,“暮”“晚”“夕阳”“暝色”等本为日落时分,即黄昏,以黄昏这一原型意象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连贯的、具有语义约定与相似的意象链条。这些原型意象下心理蕴含是非常丰富的,能够唤起我们心理上的相似体验。黄昏是一天中由白昼转入黑夜的转折点,这决定了它是一天中最富生命情调与哲理意味的时刻。如果说光明意味着、启示着生,那么黑暗就意味着、启示着死,而黄昏则正好象征着由生入死的关键时刻。因而“黄昏”便由“日夕当归”演变成了表现留恋生命、感叹生命短暂等心理与情绪内涵的最佳自然意象。此外,黄昏除了具体指一天的日落外,还有较为抽象的“迟”“晚”之意,由此引出了“岁暮”意象。“岁暮”是“日暮”的延展,一日中的晨、午、暮、夜与一年中的春、夏、秋、冬无论在气候特征还是在生命寓意、心理蕴含上都极为相似,具有同形对应性。因此,“岁暮”意象就常常与悲秋意象联系在一起。
谈到这里,我们还要提及马致远的散曲名篇《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过去,论者多津津乐道于前三句鼎足对:对偶如何工整,曲中不用虚词,选择有特征性的九种景物并置在一起画出了一幅“秋景图”。但忽略了接下来一句:“夕阳西下”。这一句的作用不仅在于它是写景与抒情之间的过渡,更在于它是给前三句所并置的景物,涂上了一层夕阳的色彩,使之笼罩在了黄昏这一氛围之中。“夕阳西下”不仅只是交代了抒情主人公产生“秋思”的时间,而尤其在于日夕而不得归,故令人“断肠”。正由于这一句,全曲意境才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二、 柳树意象:惜别怀远
“杨柳”入诗,也滥觞于《诗经》: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
这首诗抒发了征人归来时对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无限感慨。汉唐以后,杨柳更是骚人墨客诗词中乐于采用的意象,其文化内涵和表现力异常丰富,渐成古代诗歌中常见的原型意象之一。
折柳与赠柳,始于汉代。元朝佚名所作《三辅皇图》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到此桥,折柳赠别。”亲朋好友远行离别之际,折柳相赠以寄情怀,其寓意颇深:一则柳与“留”谐音,有挽留之意;二则柳条纤柔轻曼,象征情意绵绵;三则柳树易活速生,以此祝远行者随遇而安,事业发达。当时民间已有《折杨柳》的笛曲,所奏离情别绪,哀婉动人。后人遂将“折柳”引申为“惜别怀远”之意。
南朝梁代萧绎有首诗名曰《折杨柳》:“巫山巫峡长,垂柳复垂杨。同心且同折,故人怀故乡。山似莲花艳,流如明月光。寒夜猿声彻,游子泪沾裳。”把游子思念故乡的情绪表达得真挚动人,诗中的“杨柳”饱含着作者的一腔深情。
北朝乐府《鼓吹横吹曲》有首《折杨柳枝》:“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其音凄苦。这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又一惜别怀远的名篇。
再看隋朝无名氏的《送别》诗:“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杨柳纷披,春意撩人,远行的一步三回头,伫望的早已哭成了泪人,青青“杨柳”,亦含别情,中国古人的诗意就在这伤感而又浪漫的意境中次第展开。
至唐,“杨柳”这一意象经过长期积淀,已形成明确的“惜别怀远”的原型意象。“折柳赠别”已成习俗,骚人墨客常使“折柳”入诗入画,即使在无“柳”可“折”的时候,亦引而入诗,来渲染离愁别绪。如王维的《阳关三叠》:“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柳色新”三字,不仅写出了路边杨柳的碧绿如洗,更为三、四句蓄势,营造出别离的氛围。再如王维的另一首诗《送沈子福归江东》:“杨柳渡头客行稀,罟师荡浆向临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写渡头杨柳,是为了渲染离别的气氛。再看唐代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那漫天的飞絮,恰是离人的无限愁思。托名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那一抹柳色,增添了离人的多少忧伤!唐代有关折柳赠柳的乐曲也很多,如《折杨柳行》《杨柳枝词》《折杨柳歌词》等等,足见在唐代折柳、赠柳之风之盛,当时用“折柳”以寄离别愁思已成为大众行为。
至宋,“柳”的意象继续延展。有些诗歌中虽是对实景“柳树”的描写,实则渲染离别的氛围。如柳永的《少年游》:“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再如柳永的《雨霖铃》:“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虽没有真正去“折柳”,但“柳”一旦入诗,便不知勾起过多少人的离愁!
直到现在,“折柳赠别”的观念依然深入人心。鲁迅先生在一首赠别日本友人增田涉的诗里就有“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的句子。
此外,古代诗歌中还有一些常见的原型意象需要我们认真解读。如:是清高人格的写照,杜鹃为凄怨哀伤的象征,乌鸦则是衰败荒凉之兆,等等。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古代诗歌的基本艺术细胞,原型意象衍生出了一系列文学作品的意象链条。透视某一原型意向,我们可以理解由这一原型意向所统领的一系列作品的感情基调,从而能达到以简驭繁的效果。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从原型意象入手分析古代诗歌是一种较为切近诗词艺术本体、领略其美感的方法。所以,中学语文教师若把握住了原型意向,也就为把握古代诗歌的本真意义铺平了道路。因此,我们中学语文教师应对古代诗歌的原型意象认真解读,有所积累,活学活用,从而使古代诗歌鉴赏教学走向科学化而非自由化。
参考文献:
①方智范著《语文教育与文学素养》,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童庆炳、程正民著《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诗经采薇的诗意范文第3篇
关键词：幼师；古代诗歌；教学现状；实施策略
中图分类号：G652；G61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07-0098-01
目前幼师学生偏重艺体的学习，对传统文化普遍缺乏必要的认识。幼师学校应该大力开设中国古代诗歌欣赏课程，使学生不仅能背诵优秀篇章，更能深入了解中国诗歌文化及其美学思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幼师教育中古代诗歌教学现状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和璀璨的诗歌文化。孔子曾教导学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他认为学诗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又可出色地完成审美教育的功效。诗更是抒发感情的重要工具，《尚书・尧典》中指出“诗言志，歌永言”。品读《关雎》，可以体味到火一样的炽烈爱情，而《采薇》则充满了将士的断肠愁思。可见，学习中国古代诗歌既可以提高学生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又能够培养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这种热爱则能代代相传，在幼儿们的稚嫩诵读声中，古代诗歌将焕发永久活力。尽管诗歌教学如此重要，幼师学校诗歌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课堂上除了几个要参加考试的学生认真听讲外，其余的人不是看手机就是睡觉、看课外书，甚至考试也潦草涂改交卷。那么，如何改变诗歌教学的疲软现状呢？通过问卷调查、主题班会及任课教师座谈等形式深入研究，认为幼师语文教学只有明确目标，并意识到教学策略的重要性，才能走出目前困境。
二、古代诗歌欣赏课在幼师教学中的作用
1. 提高学生审美能力，丰厚学生人文素养
中国诗歌经历了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沉淀，不仅古人好诗，今人也喜欢通过古诗来抒感。近来大热的“中国风”歌曲，更是体现出古诗的独特魅力。在诗歌鉴赏课堂上，幼师学生能够通过诵读经典开启与古代贤者的对话，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真正实现人文素养的提升。幼师学生不一定会填一首《满江红》，但一定要学会赏析作品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我们今天所欣赏到的优秀篇章，都是经过时间的打磨流传下来的古典文化的精髓。所以，在幼师教育中开设中国传统诗歌欣赏课，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人文素养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丰富学生词汇积累，锻炼学生表达能力
幼师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普遍较差，突出表现在作文中的错别字、病句极多，叙述不流利。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表达能力与其对语言的熟知程度及文学的理解力成正比。古代诗歌不仅能丰富文章的表达效果，更能扩大学生的词汇储备，提高其表达能力。虽然不必动辄言诗论经，但一个诗歌储备较多的人必定伴随着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从“断竹、续竹”的远古民歌，到声律严谨的唐诗宋词，古代诗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背诵积累古代诗歌，在写作中自由运用，无疑能为文章增色不少。因此，学习古代诗歌是幼师学生具备良好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创新古代诗歌欣赏课堂教学的实施策略
1. 根据学生实际接受能力，提高诗歌学习兴趣
幼师学生的语文底子普遍较差，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竞争意识。而很多老师只是依据教学大纲机械地完成教学计划，无法活跃气氛，导致学生听不懂或不乐意听，自然就对诗歌学习意兴阑珊。为改变困境，教师首先应明确教学目标和内容要适应学生的接受能力，从字句入手，力求基础知识讲解清楚。此外还应从兴趣入手创设情境，采用新奇、有趣的形式巧妙引入古代诗歌的讲解。如讲解《辛夷坞》一诗时，先从分析《东风破》《台》这些流行歌曲的美妙之处开始，用字句的风流蕴藉及曲子所带来的情感震撼，引起学生对诗词表情达意的向往，再讲解诗歌鉴赏知识。以流行之“俗”阐释了诗歌之“雅”，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对古代诗歌的兴趣。课后再通过“仿写”流行歌曲等方式，使诗歌教学不再流于表面的识字断意，而能学以致用。
2. 鼓励学生扩大阅读面，发挥学习主观能动性
学生要大量识记古代诗歌的名篇章句，这不仅可以陶冶情操，更能培养学生对古典文化的感受力和表达力。教师应以较高的审美标准，从浩如繁星的诗歌中为学生们筛选出不少于100篇的识记篇目。在诗词研究课中，通过“山水”“边塞”“空灵佛性”等专题，筛选《诗经》《楚辞》至明清时期的优秀篇章，鼓励学生诵读、仿写，极力营造一种个性化、情感化的学习氛围。在课上课下的诵读和写作中，诗歌学习不再是干巴巴的死记硬背，而是充满趣味和写作技巧的娱乐与竞技。学生从古诗中品味作者的喜怒哀伤，产生跨越时空的感情共鸣。以诗歌为桥梁，古人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将潜移默化融入人心。
四、结束语
新时期幼儿教师不仅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素养，更要有传承中国古典优秀文化的责任感；而古代诗歌欣赏课不仅提高了幼师学生的审美能力，且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幼师学生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艰巨任务，在幼师的课程设置中，应该大力推广和普及中国古代诗歌，这样才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培养出合格的当代幼教人才。
参考文献：
[1]伏荣超.诗歌教学中情感体验的深化[J].上海教育科研，2011（03）.
诗经采薇的诗意范文第4篇
每每吟诵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佳句，心中如饮醇醪，确有“清风出袖，明月入怀”之感。那动荡着细碎楝树花影的村庄，那漾满童趣充满诗情的村小，那孕妇般丰饶身段的鲁汀河，那清泠秀逸的水草和自由穿梭的游鱼，那古朴小巧的竹桩码头，穿过岁月的河流，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摇曳在我心灵的湖面上。
喜欢听谭晶的《梦水乡》，动听的歌声再现了苏中水乡的旖旎风光，令几多远离村庄的游子望穿秋水、泪湿青衫。家乡瓜藤般的河流是村姑肌肤上青细的血管，汩汩流淌着骨子里的娇羞和妩媚。河里的水草如俊俏女子的青丝，泻着一股子风雅韵致，令人走进诗经时代，在浅浅的河边采薇采葛，采撷鲜嫩明媚的青春，采撷风月无边的风情。河水从上古流来，风乍起，河面泛起圈圈涟漪，如精致的苏绣。水草在轻轻荡漾，风中杨柳般轻盈。色泽嫩绿，鹅黄，水彩画般明净。淡蓝的天空下，横在河中的水草如苍苍蒹葭，虚实相映，如一幅写意的山水画，让人于空灵中感到禅意。
我其实是一条水草，在乡村教育的河流里摇曳、曼舞。
一个忧伤挂满枝头的秋日黄昏，我背着朴素的行囊，踏进这所袖珍式的村小时，桔红的夕阳正轻轻擦过乌桕林梢，滑向远岸随风摇曳的蒿草丛中。于是苍黄的田埂上，我和校长背负行李的身影便被四合的暮色消融于洁白而纷扬的芦花中了，消融于一幅淡雅静谧的水墨画中了。
那个秋天，处处流泻着成熟的风韵，而我却有股莫名的激动与感伤。忧伤如一缕纯净的月光洒在我心灵的叶片间，梦想如露珠一样丰润而玲珑。
仿佛一阵凉爽的秋风，亦或一股清新的山泉，我的到来给原本沉寂寥落的乡村校园带来一派生机。一有闲暇，我就蹲在学校西边清亮亮的小河边吹笛子。远处村落里的高音喇叭传来《渴望》中的主题曲，凄婉伤感，令人鼻酸。村小远离都市的喧嚣和繁华，到处弥漫着古朴与平和。乡村的黄昏深深地攫住了我年轻的心，一种久违的田园亲情与温馨萦绕于胸。
月光皎洁的晚上，乡亲们送来自家田里的红薯、青菜、生姜和萝卜。我执意要送他们，直到他们沿着碎砖铺就的小路消隐在楝树林或芦竹丛中时，我才返回宿舍，枕着清凉的月色入眠。白天，孩子们围着我问这问那，我被他们透明的淳朴和天真感动了。我很快就融入到孩子们当中，他们野花般芬芳的土话和泥土般憨厚的微笑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快乐。面对这群正待雕琢的浑金璞玉，我油然而生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样的日子里，我沉浸在自己的豪迈和悲壮里。
春日里，油菜花黄得恣肆，如梵高的油画。我领着孩子们沿着长满青草的田间小路来到田野深处，踏青，放风筝，速写，放纸船，孩子们尽情地玩耍，快乐像蝴蝶一样翩跹飞舞。原野色彩纯净，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农人们躬下的脊背如桥，劳作的号子声雄浑而悠远。孩子们尽情地唱啊，跳啊，引得天上的流云驻足，引得农人们拄锄凝望。清脆的柳笛声随着轻风吹过旷野，吹进年轻妈妈的心里。风筝在田野的上空飘呀飘，欢乐的心情在湛蓝的天空任意涂抹。鲁汀河如出阁的新嫁娘，脸上涂满了胭脂。这种景致，正合王维《渭川田家》的美妙意境。
残阳如血，炊烟袅袅，村庄恰似一幅淡泊的水墨画，静谧安详。我们沐浴在橙t色的暮霭里。当圩堤上出现剪影般晚归的农人和老水牛时，我们才依依不舍地走在归校的土路上。
平时，我发挥书画专长，出精致的黑板报，教学生吹笛子，读书写作，日子河水一样平静而充实。虽没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浪漫，却有“菜花香杂豆花香”的惬意和“兰言竹笑石点头”的雅致。
在学校里，我处处与人为善，追寻“雨细鱼儿出，风轻燕子斜”的和谐氛围，尽享工作和生活的快乐和诗意。我相信教育其实就是一座蓄满乡愁的村庄，从村庄里走出的人必定打上村庄的印记，在他们灵魂的版图上必定留下平和、恬淡、坚韧、沉默、隐忍、坚毅、旷达的美丽符号。乡村的美，教育的美，是秋风中悠然飞舞的落叶，是暮日里怡然坠落的累累红柿。在乡村，我静静地撷拾着幸福、撷拾着诗意、撷拾着心灵深处的梦想。
寻常的日子里，我总是喜欢聆听印度的《悲凉笛声》、范睿的埙曲《追梦》和二胡曲《睡莲》及钢琴曲《故乡的原风景》，心中弥漫淡淡的忧伤，一种古典的诗意充盈着整个听月斋。我如河水里纷披的龙须草，柔软且温情。
每年深秋，孩子们就像一簇簇叽叽喳喳的小燕子，一群群翩跹起舞的小白鸽，一行行志向高远的小天鹅，飞向广袤的大地，飞向遥远的天空，飞向美好的明天。和学生离别的时候，阳光很凄惨地洒进教室，我搭起心爱的竹笛，吹奏起《歌声与微笑》。孩子们清纯的眸子里有晶莹的东西在闪亮，如清晨的露珠。
夜阑更久，细雨淅沥，独倚窗前，葳蕤的树叶在灯光的映照下噙着点点晶莹的泪滴。我铺开粉红色的信笺向心中的她倾诉自己的孤寂、理想和爱慕。在一个秋日的黄昏里，我和她相约于芦花摇曳的圩堤上。残阳如血，秋风似歌，我们相偎的身影凝固成一幅经典的油画。
冬天，我会用热水袋焐热学生冻红的小手；时时，我会弯下腰来，捋捋学生蓬乱的头发，拉拉学生卷起的衣角，摸摸学生脏兮兮的小手。开学时，我会帮学生包书皮；下雨时，他会帮学生借雨衣。放学后，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目送着他们像音符一样跳跃在瘦瘦的小路上。三尺讲台上，我是一棵会流泪的苦楝树，为鸣啭的鸟儿舒展一片夏日的绿荫。我们在课堂上更多的是心灵的交流、情感的对话、诗意的营造。我们一起走进乡村的深处，吮吸乡村的精髓，和乡村一起成熟、丰满。
我努力践行乡村教育的理想，让教育回归村庄，把学生放归于沃土，放归于青山绿水，放归于生活的本真境地，让学生在赤脚奔跑中释放天性，在汗水泪水中喜怒哀乐，在对大自然的把玩体悟中增智益能。让孩子们亲近日渐远去了的鸡鸣犬吠、清风流水、芦苇菖蒲，亲近古朴的游戏、袅娜的炊烟、沉默的草堆、圹垠的田野，远离清明的祭扫、黄昏的家访、春天的踏青、河边的晨读、浅滩的野炊、酷暑天的纳凉、三九天的滑冰。
冬天的夜晚，大雪纷飞，整个大地慢慢沉寂下来，拭去白日的尘埃浮躁，在静谧的灯光下，斜靠床头，揽书一卷，信手翻来，兴至而读，兴尽而止。此时之神思既可以囿于现实而遍观世间百态，也可以跨越千年，感受或清丽、或脱俗、或哲思的文字带来的美丽，醉心于文学的广袤深邃，我涵泳其中，飘飘然不知今夕何夕。
教学之余，我爱在庭院里，手捧慧书，聆听大圣至贤们醍醐灌顶的教诲。我把平淡的生活涂抹得诗意盎然，时时铭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在心头，人生都是好季节。”我向往古典诗词描绘的那种宁静致远的境界，常常在夜阑更久、冷雨敲窗的静夜走进大师们孤独高傲的灵魂；常常在心浮气躁时、伤感彷徨时让皎洁如水的月光滤去沾满心扉的尘滓。我如一尊佛，渐进禅境。
平素致力于语文教研，热衷于乡土创作，和乡村一起明清丽质，和乡村一样宁静安详。以生活之笔写文章，则文章里有朴实的泥土香味；以田园情结教书育人，则课堂上会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清新如滴露的荷叶，朴实如淡雅的野菊。我像一只蚕，啃嚼着桑叶，结自己的茧，期待一朝破茧而出，完成生命的嬗变。
诗经采薇的诗意范文第5篇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
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 (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 (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 (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 (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 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 “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 (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 (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 (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推翻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 (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 (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 (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 (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 (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 (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 (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 “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 (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 (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 (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 (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 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 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 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 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 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 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 《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 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 第 期至第 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
(17) 《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 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 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 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徐鹏校注
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 傅璇琮主编
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
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
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 宋祁撰
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
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
（清）王琦注
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
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
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
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 孙映逵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
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
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
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
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
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主编
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
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李景白校注
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 （清）赵殿成笺注
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 陈鼓应注译 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
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 刘开扬笺注
中华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