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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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伦理学范文第1篇
所谓“隐性伦理学”，顾名思义，就是相对于“显而易见”的伦理学问题而言，属于非显性的、潜在的、医生无法或不易察觉和判断的伦理学问题;如有违背，亦并非出于医生的主观意愿;然而由于某些因素的限制，使诊疗结果无法达到伦理学所要求的最佳风险/受益比，或在知情告知以及获得同意等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假设由两位医生同时对同一位病人进行诊治，经甲医生治疗的患者痊愈更快、疗程更短、费用更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而经乙医生治疗的患者痊愈更慢、疗程更长、费用更高、存在不良反应，甚或由于误诊误治致使患者病情加重。显然，经乙医生治疗的患者受益更少、风险更高。这其实是一个涉及伦理学范畴的问题。由于乙医生也是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在主观上也是尽心尽力为患者服务，医生本人并未意识到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任何疏忽伦理学的问题，如果没有甲医生的诊治榜样作为“对照”，很难发现存在问题，所以将之称为“隐性伦理学”问题。中西医学临床诊疗过程中均存在“隐性伦理学”问题。本文主要就中医临床“隐性伦理学”展开讨论。在中医临床上，“隐性伦理学”审查或判断涉及到诸多方面。比如，某些中药饮片存在不良反应的可能性，药物剂量超过《药典》规定，药物配伍突破“十八反”、“十九畏”等禁忌，因不同流派学术观点选择不同的方法或药物治疗，对舌红、发热、汗出、气若游丝的危重患者抢救时用大剂量附子而对舌苔白厚腻患者用滋阴药物等异乎“一般见识”的用药，是否应该一一让患者知情并获同意签字?此外，如果西医治疗某病更有效，是否应该劝诱患者接受西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如果患者拒绝采用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引发医疗纠纷，伦理拷问该如何?患者本着信任前来求诊，但若医生没有经验和把握，伦理拷问该如何?如何把握患者对自已病情的知情权也是一个问题。如有些患者会问医生:自己属于何种体质?病机属于瘀血还是痰湿?他医的用药是否“对路”?治疗多少时间疾病才会好?有些患者甚至还会提出希望用什么药或不希望用什么药。对于诸如此类关乎患者的知情权而涉及“隐性伦理学”的问题，是否应该回答以及如何回答，都需要中医医生认真加以思考。
2“隐性伦理学”产生的学术背景及原因
虽然医学伦理学对临床诊疗、医患关系以及科研方面具有普适性价值，但中、西医学显然存在差异。现代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新的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很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例如近二、三十年，现代医学范畴下的医学伦理学的争议主要集中于生殖技术与生育控制的伦理问题，即所谓的生命伦理问题、死亡标准与安乐死、优生学与缺陷新生儿处理等。但在中医药临床中，上述争议暂不属于亟待探讨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较之西医，中医临床更加普遍地存在诸如以上所列举的一系列隐性伦理学问题。因为相对来说，西医诊断疾病有明确的标准，治疗有公认的临床路径，疗效有客观的评价指标，所用药物经过药效药理学研究，上市前已经过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证实，整个临床诊疗过程有比较客观的标准足资遵循。现代医学采用国际通用的治疗指南、药物的联合应用方案、确切的临床指标分级等，都给西医临床诊断与治疗的统一性、规范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行性。同样的患者给予以同样的方法进行治疗，虽然诊疗水平也存在差异，但没有中医为大。即使部分患者的疗效不甚令人满意，西医医生可以“坦然地”对患者说:“目前就是这个医学水平，没办法。去试试中医吧。”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在于辨证论治和个体化治疗，因此其诊疗过程充满了灵活性、多样性、多变性、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且不说相同疾病的病情有多样性，即便是相同疾病的相同病情，其诊疗结果有时会因医生而异。这与中医临床的诊疗特点有莫大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医基础理论整理挖掘尚不够充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三因制宜、方证对应以及其它很多学术理论与观点的具体理解与运用有时因人而异，更有区域流派不同、师承经验不同、经方时方擅长不同。中医证型尚缺乏统一的客观标准。临床存在无证可辨者，或由于症状少而辨证所需信息量不足，或缺少典型证型，或是复合证型，不仅导致证的判断很可能因人而异，连脉诊、舌诊结果也可能因人而异。医生的学问功底与临床经验左右治疗结果。以上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导致不同的医生对同一患者的同一病情(个体差异)把握不一，以至于最后导致治疗效果不一。对于同一个患者个体来说，假如疗效令人满意、无懈可击，便不存在任何伦理学问题;假如疗效欠佳，影响患者风险/受益比，便可能涉及“隐性伦理学”问题。中药饮片副作用的知情告知困惑也与中医的给药方式有关。上市中西成药均经过药效药理学研究以及临床试验，如有副作用或不良反应，当会写在药物使用说明书上，在知情告知方面问题不大。可是中医临床大量使用的中药饮片，近年相关不良反应报道在增加。然而饮片不可能有使用说明书，临床上如对患者一一做出知情告知，确实存在一定困难。例如对于尚未经过药理实验验证的“十八反”、“十九畏”等中药配伍等理论，尚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同样无法实现准确的知情告知。总而言之，中医传承、发展模式以及临床诊疗的特殊性，给“隐性伦理学”的存在提供了“温床”，为“隐性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3“隐性伦理学”暂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理想的目标是要减少乃至消除“隐性伦理学”的问题。但中医传承发展与人才培养成长模式的特殊性，使得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难以完全避免直面“隐性伦理学”的问题。当然西医也是如此。中医临床经常遭遇疑难杂症或经西医治疗无效的患者，诊疗过程与期待疗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与西医一样，在相当多的场合，对个体的临床诊疗具有试验、试探、观察、研究的特性，包括超剂量用药、改变给药途径、老药新用等。即便在临床个体化的诊疗过程中，为了明确诊断或治疗方法，有时需要试探性治疗;为了寻找有效治疗方法，有时需要摸索性治疗;为了验证治疗方法是否有效，有时需要撤销性治疗或重现性治疗;为了验证并进一步寻找有效治疗方法，有时需要交叉性试验治疗;为了科学研究方证对应等学术观点，有时需要证伪性治疗;为了研究辨病论治或治病规律，有时需要专属性治疗;为了探索(西医)病(中医)证结合的治疗，有时需要创新性治疗。对必要的试探性治疗，伦理学基本允许;对摸索性治疗，伦理学“无奈”允许;对撤销性治疗、重现性治疗、交叉性试验治疗，伦理学有时允许，有时不允许;对证伪性治疗，伦理学果真能允许吗?对专属性治疗，伦理学会予以允许;对创新性治疗，伦理学通常允许成功的不允许失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医临床过程中的辨证论治及个体化治疗，有时接近于个体的“中药新药临床试验”或“中医临床研究”。如果承认这个事实，就非常容易理解日常中医临床过程中所存在的“隐性伦理学”问题了。之所以患者求治中医，愿意请有经验的名老中医看病，在潜意识里就是为了避免或减少“隐性伦理学”问题的发生。其实名老中医也要经过逐渐成长的过程，在成长过程的早期，由于经验尚欠缺，疗效不够理想，想必同样也曾经遭遇过不少“隐性伦理学”的问题。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隐性伦理学”问题变得越来越少。一名中医医生的成长往往需要数十年乃至一辈子的经验积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必然伴随无数患者对治疗结果的疗效反馈，才能逐渐积累临床经验。年轻中医师的成长和磨砺，一般都要经过这个阶段，以最少的时间和花费、最优的疗效以达到“利益最优化”的伦理学标准，并非总是易事一桩。“隐性伦理学”产生的根源既有与所有医学实践相关的普遍性，也有与中医的特殊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隐性伦理学”问题还将存在下去。
4“隐性伦理学”的防护措施
医药伦理学范文第2篇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Abstract】Synthesizes the medicine pattern along with the biomedicine pattern to the biological-psychology-society the evolution， the medical service is contradictory gradually by “the technology” to “the service” the transformation， many new medicine ethics question arises at the historic moment， medicine ethics more and more receives the various countries’ medicine educational circles the attention.
【Key words】Medicine ethics； Education； Present situation； Countermeasure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 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 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 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 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 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
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 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
2.2 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 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 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 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2 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134
3 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 2001，(1)34～35
4 李传俊、李本富.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的实践与评价.医学教育[J]1995，(2)9～11
5 张金忠.关于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效果的讨论.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3)27～28
医药伦理学范文第3篇
1.中药临床试验中对照组选择存在的问题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被视为高水平医学科研设计的之一，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医药RCT研究正逐步展开，但在整个RCT研究中，仅2.09%中医药临床试验选择了安慰剂对照，付娟娟等检索1979年至2008年共检索到中医药安慰剂随机对照研究231个，仅48个RCT研究（20.78%）提到安慰剂的应用，且部分研究缺乏科学性，设计不严格。所以，安慰剂对照在中医药临床研究中应用并不广泛。临床研究中阳性对照的选择必须是疗效肯定、药典中收载的药物，标准治疗方案也应是学术界公认的，可靠的阳性药对照可以避免使用安慰剂，但多数中医药临床试验可能难以找到与试验药色、味、形一致的阳性对照药。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现行药典或部颁标准中所收载的有些中（成）药，其功能/效主治欠规范准确。所以，当前试验条件的差异与既往临床试验结果的之间的矛盾，致使所选阳性对照在当前试验条件下的疗效不确切，尤其在等效性和非劣效性临床试验中，难以找到符合试验条件的阳性对照药，造成了不能提供有效对照的事实；在优效性检验中，如果不能证明试验药物的疗效优于对照组，则试验药物的疗效将难以评价，易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因此，在进行优效性检验选择阳性药物对照将存在较大的研究风险。所以，目前多数的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中多选择安慰剂对照，很少选择阳性对照药。鉴于安慰剂对照在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中的绝对意义，且选择阳性对照及剂量对照存在较大的风险及困难；所以选择安慰剂对照成为中医药RCT研究的必须选择，且中药选择安慰剂对照基本符合伦理学要求，如存在较强烈的伦理学争议，可采取叠加设计等灵活设计以最大可能来减少伦理学争议。临床研究中，选择中成药或中药单体作为安慰剂对照，往往难于找到以中医理论为依据的，和试验药物主治功能基本一致的药物，即便选择功效主治相对接近的药物作为对照药，往往易引起证候评定特征的质变，舍弃了中医学“辨证论治”“一人一汤”这一基本主旨。化学药物作安慰剂对照有其优缺点，优点是疗效肯定、靶点明确、操作方便，既可以作平行对照也可以作阳性治疗平行对照；但在非劣性或等效性检验中，以其为阳性对照，则存在既往临床试验未按中医证型分层分析的缺陷，不能反映中医理论的辨证论治特点，不能体现中医证候的变化，且化学药物难以模拟试验药色、味、形。所以在临床研究中，中医药对照药物选择已成为当前新药疗效及安全性评价的瓶颈，也是困扰中医药临床试验的主要问题之一。
2.安慰剂对照的伦理学问题安慰剂对照的伦理学问题是老生常谈的难题，自第五版赫尔辛基宣言修订后，安慰剂对照选择再次成为国内外讨论的热点。由于文化观念、社会体制、经济实力及卫生条件等方面各国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对安慰剂的态度不尽相同。研究经费不足，不能够给予参与者足够的经济补偿是当今国内临床研究的难点，特别是在中医药的临床研究中更为严重。在新药研发的临床试验中,为了能够准确、客观地评价试验药物疗效及安全性，合理的设置安慰剂对照组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在使用安慰剂的问题上，研究者在临床实验上往往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真正履行知情权明确对照组用药情况，对所有临床试验的参与者真正实现平等对待，则会增大试验过程脱失率，有可能会面临样本量不够的问题,进而降低统计分析的效能及把握度；另一方面，如果对受试患者隐瞒部分治疗事实，则易导致的伦理学问题，我国新药临床试验规范中，不允许对受试者隐瞒可能使用安慰剂的实情，由此造成很多RCT研究无法使用安慰剂，难以真实客观地评价一种药物的疗效及安全性。在新药临床试验的安慰剂使用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必要的技术处理手段，在不违反医学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欺骗”“隐瞒”；虽然安慰剂的使用是将社会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然而事实上，安慰剂的使用与患者的利益之间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中药汤剂安慰剂的制备选择
安慰剂是一种似药非药的惰性物质，其外形与试验药物相似，但由中性物质构成、无药理作用的物质。中药安慰剂与西药安慰剂的制备工艺有所不同，中药安慰剂不容易采用淀粉、葡萄糖、0.9%氯化钠溶液等制成片剂、胶囊剂、注射剂等各种剂型。虽然理论上，试验药物与安慰剂味道上的微小差别不大可能会改变受试者的反应或改变试验结论，但对于中医药临床研究，尤其是中药汤剂的临床研究，单纯选择阳性对照药难以实现双盲，中药汤剂安慰剂则很难模拟试验药物的颜色、外观、口感等，付娟娟等检索RCT的60.17%的文献描述了安慰剂的制作，但都难以确定是否真正做到安慰剂的双模拟。目前，中药汤剂安慰剂的制作多选择食用色素、食品添加剂、食用苦味素等共同混合模拟其外观、口感、颜色等性状，但仍未有公认的标准参照，多数学者都进行了探索试验，有学者选择食用焦糖作、苦瓜、麦芽，共同煎煮取汁后，其口味与小儿清肺饮非常接近。唐旭东等反复尝试后确定了大米加原药物的1/20的制作方案，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药的气味与外观。罗丹采用智能感官技术为评价手段，对中药安慰剂的制备工艺及质量评价方法进行研究，采用少量原治疗药物与一定辅料混合制成安慰剂的制备方法，且对其进行鉴别和药理实验，证明其在仅含有10%的原治疗药物且不具有生理活性，并采用智能感官技术对该安慰剂进行质量评价。国外有研究者采用逐步溶解抽提法，将原植物中的有效成分逐步去除，使其不具药物活性，使其煎剂的外观和气味上与原植物做到尽可能的相似，此抽提方法目前只适用于单味药物的研究，对于复方制剂尚不适用，缺乏实用性。另外，安慰剂制作过程中，对调味剂、着色剂等辅料的选择应当谨慎，并严格按照国家《药用辅料质量标准》和《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执行。
医药伦理学范文第4篇
随着护理学科的发展，各级医疗卫生单位都十分重视护士的护理伦理素质，这是构建护理职业道德的基础。在护理实践中，涌现出了很多护理伦理素质高，专业技术过硬的优秀护士。就整体而言，护士伦理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还比较突出。我国许多护理院校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陆续开设护理伦理学课程，部分护理人员在校期间的接触只是散见于其他课程，也有部分护理人员通过自学考试、电大等方式对护理伦理学有了初步了解。有关调查结果显示，42.92%的护士对护理伦理学知识基本了解，47.74%的护士对护理伦理学知识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有接近20%的护士对护理伦理学知识不了解[1]。此外，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部分护士自身不思进取，在临床护理工作中，重被动医嘱执行，轻主动整体护理；重治疗效果数据，轻护患交流沟通；重常规护理操作，轻知识结构更新。同时，医院缺乏为临床护士提供护理伦理学再教育的机制，未建立护理伦理评价体系来指导护理实践。这些原因，是导致护患关系紧张、护理质量下降的主要因素，阻碍了护理事业的发展。现阶段，相关院校重视、加强护理伦理学教育，是提高护理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为病人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前提保证，也是当前我国护生接受伦理学教育的主要途径。
2.目前高职高专护理伦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1教学理念的偏差
有一种观念认为，护士只要掌握了护理知识和护理操作技能，就能很好地为患者服务。这种重学科，轻伦理的教学理念导致长期以来的护理教育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存在失衡，即片面强调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高职高专护理教育更是如此。学校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中，高度重视护生对医学基础知识、护理专业知识和护理技能的教学，对护患伦理认知、护理法规认知、职业道德修养等人文素质培养不够重视，缺乏科学明确的要求和评价标准。对护理伦理学课程的开课时间、教学时数、实践教学等方面欠科学考虑。此外，在教学设计上，不注重护生护理伦理学知识体系与专业课程知识体系的衔接关系。比如有的院校在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开设护理伦理课程，此时护理专业课程尚未开设，学生对临床护理中护理伦理行为的选择缺乏感性及理性认识，不利于学生伦理评判性思维的培养；在教学环节上，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分离。护理伦理课程结束后，学生临床实习期间，对学生护理伦理素质培养没有具体要求，实纲中缺乏护理伦理道德评价体系，不能促进学生主动地将护理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及规范与护理实践结合起来。
2.2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对课程的定位
护理伦理学是护理学和伦理学相互交叉形成的一门学科，要求教师要具备复合型的知识结构。由于高职高专学校的迅速发展，目前护理伦理学师资力量和水平相对滞后。有研究表明，目前担任护理伦理学课程的教师，人文学科背景的占51.4%，专业背景的占28.6%[2]。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囿于自身专业特点及相关知识缺陷，对护理伦理学在护生培养中的定位、教学内容取舍、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见解。有的教师把护理伦理学定位为思想品德课，从道德层面上剖析课程，对护理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规范体系、伦理道德等知识讲授透彻，但由于缺乏护理学知识背景及临床护理实践的体验，对临床工作中如器官移植、人工生殖、死亡关怀等伦理问题的判断、推理、决策训练的能力欠缺，强化了护理伦理学的说教色彩，淡化了护理工作中蕴含的伦理关系[2]。有的教师将课程定位为专业课，授课时能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情景教学等多元化教学手段，将护理伦理教育与护理专业教育相互渗透，帮助学生在临床护理实践中选择正确的伦理行为，但对护理实践中伦理问题的本质分析不够明晰和透彻。护理专业课教师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护理伦理素质的培养意识淡漠，加上缺乏一定的伦理学专业知识，在教学过程中重视护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忽略了对护理学中伦理问题的分析。这些“专业偏向”，都不利于护生护理伦理素质的全面培养，不能有效指导护士处理在护理实践中遇到的伦理问题。
2.3高职高专护生的综合素质影响
高职高专学生处于青春期，生理和心理都未发育成熟，且大多为独生子女，入学成绩较差。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因素，诸如一些不文明现象、医患间彼此的不信任、家庭教育偏差等对青少年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潮，使护生综合素质呈逐年下降趋势，有些护生甚至出现人生价值取向偏移[3]，导致职业思想不稳定。他们在校学习期间，对护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使命感、责任感；重个人享乐，轻服务意识；重个人利益，轻奉献精神；重自我凸现，轻团结协作。加上社会经验的缺乏，法律意识的淡漠，在面对临床中各种复杂的伦理问题时会感到较大的压力。
3.加强护理伦理教育的思考与建议
3.1完善护理伦理学教育教学体系，加强学科渗透
卫生部颁发的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明确提出：“加快护理教育改革与发展。……突出护理专业特点，在课程设置中加大心理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比重，增强人文关怀意识”，对新型护理人才的护理伦理教育教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学校必须让护生在学生时期全面系统地接受护理伦理学教育，培养良好的伦理素质。在护士的培养方案设计上，科学安排护理伦理学的开设时间，保证教学学时，并将伦理课程纳入护理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在护理专业课程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科渗透的作用，把护理伦理学知识与护理专业知识深度融合[4]，使学生在学习中达到知识、技能、态度三个目标的协调发展。有关调查资料显示：98%以上的护理专科毕业生认为临床课程学习时期和临床实习时期是他们巩固专业思想、建立职业信念的最重要时期[5]；重视实习阶段的护理伦理素质培养，把护理伦理素质要求纳入实纲，有目的地指导护生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将护理伦理理论与临床实践有机结合，对护生的伦理素质培养贯穿于教育的始终。
3.2优化教学团队，充分利用好第一课堂
第一课堂的主要任务是让护生认识到这门课的重要性，培养职业情感，在掌握伦理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培养敏锐的伦理意识和判断，解决护理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的能力，从而让护生对这门课产生兴趣。组建知识结构全面的教学团队是进行优质课堂教学的前提，能够有效解决目前护理伦理学教师由于专业背景的不同，对课程的定位及对教学重点把握不一致的问题。在教学内容的取舍及教学重难点的把握上，通过集体备课，知识互补，优化教学内容；在教学方法及手段运用上，既考虑知识性，也考虑趣味性，通过案例教学、情景再现、讲座、评议等多元化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带着问题去思考，主动运用护理伦理学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及规范，去解决在现代医学技术运用中出现的与道德冲突方面的问题，提高护理伦理决策能力；在教学效果评价上，将结业考试成绩、教学过程参与度、案例分析、论文的质量等，从认知、情感、表达、价值观多方面考量，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价。
3.3加强教师道德素质的提升
大学生正处在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时期，教师的言行举止、职业道德和人格魅力，对护生职业道德素质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6]。全体教师都要在教学过程中渗透职业道德教育，为人师表，严谨治学，在学生管理及日常生活中树立服务意识，热爱学生，尊重学生，通过自身的模范行动去感染学生，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学生的角色榜样。这就要求教师加强专业学习，优化知识结构，具有渊博的人文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加强道德修养，提升道德水准，通过言传身教来培养护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帮助护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3.4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强化法律意识
医药伦理学范文第5篇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定额抽样的方法选取广州市3所高等医学院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和暨南大学)中医及相关专业本科学生400人，根据各校中医及相关专业人数，按2∶1∶1的比例在3所高校学生中分层取样随机抽取调查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的《中医医学生医德状况及对医德教育的认识态度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该问卷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分别是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学生医德状况调查内容，主要测查学生对医德知识和医德现象的认知情况和对医德实际问题的行为选择倾向;调查学生对医德教育的态度、认识、需求。对问卷的25个问题进行信度分析，Cronbachα系数为0．746，条目经标化后算得的信度为0．806，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
1．2．2统计分析。
对问卷调查结果采用理论分析和统计学比较分析。在数据处理上用SPSS13．0进行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关联性分析等。
2结果与分析
2．1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65份，回收率为91．3%，其中有效问卷353份，有效率为96．7%。其中广州中医药大学162人，占45．9%，南方医科大学96人，占27．2%，暨南大学95人，占26．9%;男生165人，占46．7%，女生188人，占53．3%;本科一年级62人，占17．5%，三年级145人，占41．1%，四年级146人，占41．4%。
2．2中医医学生医德现状及分析
2．2．1中医医学生对医德的认识和态度。
第一，关于对医务人员医德规范的认知情况。调查表明，能够对医德规范内容全面认识的中医医学生有53．8%，选中率最高的是第一项“救死扶伤，忠于职守”，达到了95．8%，说明了医学生对自己将从事职业的性质有充分的了解。选择率最低的是“文明礼貌服务”，仅有68．8%，这说明了还有一部分医学生不够重视服务礼仪。是否接受过医学伦理学教育对医德规范的认知情况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见表1)。
第二，对医生工作中应具备的心态和责任心的认识。通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中医医学生认为工作中，医生应该保持“平易近人，耐心对待病人，使病人感到亲切”，其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但仍反映出个别中医医学生的服务意识较淡薄。有89．8%的中医医学生认为“医疗工作关系着病人的安危，来不得半点马虎”，这个比例比王巍巍所调查的西医临床医学生的比例(85．3%)要高。［1］
第三，对医生开临床辅助检查项目的认识态度。调查结果显示，有55．5%的中医医学生选择“应该为病人着想，为病人负责，只开必要的检查项目”;40．8%的中医医学生选择“为避免可能发生的医疗风险，开尽可能全面的检查项目是可以理解的”，这说明部分中医医学生在新的医疗法制环境下比较注意自我保护，表现出较强的防御意识。而选择“市场经济条件下，为提高收入可以多开检查项目”和“不确定”的共有3．7%。
2．2．2面对医德困境时的行为选择。
第一，在面对抢救患者与可能导致自身健康受到损害情况下的行为选择。调查显示，有33．7%的中医医学生选择“救死扶伤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会勇敢冲向一线”，39．1%的中医医学生选择“听从组织安排”，这说明大多数中医医学生具有较高的医德修养，在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自我牺牲或以大局为重。也有少部分中医医学生选择“自己也有家人要照顾，不会冲向一线”和“不确定”，说明有小部分中医医学生缺乏“无私奉献、不畏牺牲”的精神。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接受过伦理学教育的中医医学生选“救死扶伤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会勇敢冲向一线”的比例要高于没有接受过医学伦理学组的学生，两组间具有显著性差异。
第二，对不同药品的选择倾向。调查显示，有过半数的中医医学生选择“根据患者病情和支付能力综合考虑”，而选择“对有支付能力的患者开有回扣的药品”的占10．8%，这个比例要比2007年王巍巍对西医临床医学生所作调查的比例(14．0%)低。［1］
第三，对身无分文但又急需抢救的急诊病人的处理。调查显示，有87．3%的中医医学生选择“先想办法对病人进行必要的紧急救治”，选择“报告上级部门，等待答复”的占8．8%，选择“不管不问”和“不确定”的分别占1．4%和2．5%。这说明大多数中医医学生在面对医学人道主义具体问题时，能够担当起“扶危济困，救死扶伤”的责任，但仍有一小部分学生在认识上出现困惑或犹豫。
2．3中医医学生对医德教育的需求和评价
2．3．1中医医学生选修医学伦理学的意愿及相应理由。
调查显示，有79．3%的中医医学生愿意选修该课程，大部分中医医学生愿意选修的理由是“提高自身医德修养”和“提高解决临床实际伦理问题的能力”。说明大多数中医医学生能够认识到医学伦理学对培养良好医德品质和提高医学伦理决策和评价能力所起的积极作用。小部分不愿意选修的中医医学生的理由是“教学内容不贴近临床实践需要”、“没空选修”和“其他原因”。
2．3．2对各种医德教育方式成效的评价。
对目前3所院校中医医学生医德教育方式成效评价的调查显示，导师和上级医师的言传身教方式成效最好(认为成效显著的占43．6%，成效较好的占40．8%)，而社会实践次之(选择成效显著占39．4%，成效较好占45．9%)，说明这两种方式比较容易获得学生认可，应将其作为医德教育的主要方式;有34．0%的学生认为临床伦理专题讲座成效较好，仅有10．8%和27．2%的中医医学生认为课堂教学方式“成效显著”、“成效较好”。
2．3．3更适合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教师的类型。
从调查发现，大多数的中医医学生认为兼有临床知识的伦理专业教师更适合开展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但目前，大多数中医院校这种类型的教师数量有限，很难满足医德教育要求。因此，我们应加强复合型伦理学教师的培养，并积极探索和开发有效的师资力量。
3讨论与建议
调查分析发现，广州高等中医院校医德教育现状具有以下特点:①部分中医医学生对医德教育缺乏正确认识，重视医学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不够重视职业道德修养和健康心理素质方面的提高;②医德教育在内容和课程设置上落后，医德教育教学内容不贴近临床实践需要或枯燥，人文素质课程较少，部分中医医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等课程的兴趣不大;③医德教育在方法上存在不足，主要采用教师讲授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这种“灌输式”的教学方式缺乏师生、医患、学生之间的互动，很难引起学生对该类学科的兴趣。而学生容易接受的社会实践(如义诊、医疗扶贫、社区卫生服务等)、导师言传身教等方式却很少使用;④医德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兼有临床知识的伦理学专业老师授课的少之又少。根据目前广州3所高等中医院校中医医学生的医德现状和对医德教育的认识态度和需求，结合医学教育实际情况，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3．1医德教育从低年级抓起，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在新生入学时，就各自的专业特点，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培养他们对医学、对本专业的热爱。针对本学科的特点和优势，以“医学生誓词宣誓活动”为载体，进行医德医风专题教育，引导学生了解和思考当代医学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树立“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2］另外，各院校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三下乡”、“义工”、“献爱心”和“无偿献血”、“社区健康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增强学生医学道德责任感。
3．2完善医德教育的内容，全方位开展医德教育
被调查的3所高等医学院校中医及相关专业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均由公共课老师采用课堂授课方式开展，大部分学生反映成效一般或不好，该门课程德育功能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建议各高等中医院校从卫生行业和医学生的特点出发，针对当前医疗安全问题，加强学生卫生法规教育。可对中医医学生开设卫生法学课程，组织学生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其实施办法》等法规，以规范学生言行举止，增强其法律意识。
3．3有效整合师资力量，提高伦理学教学质量
3．3．1加强中医院校医德教育队伍建设。
医学院校要充分利用附属医院、实习医院的教育资源，聘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医师担任带习教师，聘任兼有临床知识的伦理学专业老师讲授医学伦理学课程。［3］教师应将以热爱学生为核心的师德与以关心病人为核心的医德结合起来，搞好教书育人活动，寓医德教育于言传身教中。一要不断加强专业教师自身的人文功底，努力提高教师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水平;二是要求人文课程教师更深入地学习和了解医学知识，寻求更多医学和道德的契合点，从而推动医德教育的深入开展。［4］
医药伦理学范文第6篇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许多既往无法解决的医学难题均得到解决或出现了可被攻克的可能;但是，在医学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伦理困惑［1］。这种困惑，一方面来自科学技术本身，因为很多新的技术突破了人们传统的伦理道德底线;另一方面来自于它的应用过程，因为它所带来的公平性、合理性等问题，影响了传统伦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本文旨在探析当今医学伦理学面临的新矛盾、新冲击和新挑战，为从伦理学角度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1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冲突
1．1伦理问题
1．1．1沟通障碍导致医患情感淡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医务人员可以不与病人直接接触，在计算机终端即可获得病人信息数据。在病人的检查和治疗过程中，医生习惯于面向计算机书写病历、开具检查单、查阅报告单，护士习惯于观察各类监测仪器的数据和运行状态。上述现状使得医患间逐渐形成了“医生-机器-病人”的生冷关系，严重妨碍了医患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影响了医患之间正常伦理关系的建立［2］。
1．1．2设备依赖导致医患关系物化先进的检查手段和诊疗技术使人们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从整体、细胞水平发展到分子水平［3］。在很多医生眼里，人体已成为一部机器，不同科室的医生负责不同零部件的维护、修理或更换。利用大型设备、高端仪器进行检查与诊断已经成为疾病诊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程序。把辅助检查作为常规和习惯的过度依赖行为，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使得医生与病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修理工与机器之间修理与被修理的关系”。
1．1．3技术主导导致人文关怀弱化高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医务人员几乎无所不能。但是，医务人员过于强调高新技术的作用，忽视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根本要求，忽视了治疗过程中对病人本身的关心、关怀和尊重［4］。在高新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医学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在躯体疾病的诊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在诊治过程中却忽略了给病人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这种忽略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1．1．4费用昂贵导致医患关系激化高新技术费用昂贵，不少情况下决定病人是否治疗的前提是病人能否承担相应的费用。它在提高诊断水平、增强治疗效果的同时，也刺激了医疗费用的上涨［5］。医疗费用的上涨极大地影响了医疗的公平性，“无钱就诊”、“因病致贫”的案例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的矛盾必然更容易被激化，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医疗的公平性遭到破坏。
1．1．5生存状态异化当前，辅助生殖技术、克隆技术、器官移植、生命支持技术、基因诊断治疗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它们改变了人类生与死的自然规律，影响了人类自然的生存状态［6－10］。在药物、器械的干预和维持下，病人作为自然人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必然受到侵害，甚至影响了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进化规律，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高新技术是否有利于全人类，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1．2主要对策
1．2．1加强人文素养培育高新技术只有在医学人文精神的指导下，与医学人文相融通，才能脱离唯技术论的束缚。我们一方面要培养医务人员的伦理学思维，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和看待高新技术应用对病人和社会的影响，做出正确的伦理学选择;另一方面还要提高医务人员医患沟通的技能，使医务人员从机器的包围中解脱出来。
1．2．2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医院要以适度医疗、绿色医疗为标准，积极配合国家医改政策，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勇担社会责任。对医务人员要加强教育和管理，防止因利益驱动而过度检查、过度医疗，引导他们合理利用高新技术造福病人。
1．2．3开展高新技术宣教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诱发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展高新技术的宣传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弱化信息的不对称性来减少医患矛盾的发生。对于医务人员，可以通过宣传教育，让他们准确掌握应用高新技术的适应证，提高应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2．4把握科学发展方向生命科学技术是对“自然状态”的一种巨大改变，这种改变中面临着很多伦理难题。因此，要真正解决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冲突，就必须从高新技术研发之初，从生命伦理学的视角来把握科学发展的方向，把握住科学发展的底线。
2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中的伦理冲突
2．1伦理问题
2．1．1资源配置失衡影响医疗的公平性当前，学科和人才集中于大型综合性医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形成了医疗卫生领域的马太效应。我国的初级医疗卫生机构难以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难以形成一定的学科效应和留住高素质的医学人才［11］。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充分保障不同层次人群的健康权益，已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2．1．2学科差距增大影响服务的全面性在医院内部，由于优势学科占用了过多的软硬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的发展。这种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有悖于为病人提供平等诊疗服务的伦理要求，使得优质诊疗服务很难做到全覆盖［12］。如何正确处理重点发展方向和优质诊疗服务全覆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伦理问题。
2．1．3素质培育不全影响诊疗的整体性整体医疗模式要求医务人员必须具备全面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13］。在医学专业分科越来越细化、人文教育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条件下，医学人才的培养与整体医疗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不从伦理学的视角加以研究解决，这种差距将越来越大，必然会带来更多的伦理问题。
2．1．4规模效应求大影响服务的公益性学科建设过于追求规模效应，必然会影响内涵质量的提升，甚至导致内涵质量大幅下滑，违背了学科建设发展的宗旨。同时规模效应所追求的高收益、高利润，加重了病人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不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形成，甚至可能诱使医患矛盾进一步激化。
2．2主要对策
2．2．1坚持大卫生观国务院1988年首次提出社会大卫生的观念，即卫生系统要做到人人为健康，健康为人人;国家、社会各系统要把健康和幸福作为共同的社会目标等［14］。只有坚持社会大卫生观，才能合理分配和利用各种软硬件资源，使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机构平衡协调发展。#p#分页标题#e#
2．2．2坚持公益至上首先要从宏观上把握好学科发展优先权关系［15］，正确处理重点优势学科发展与其他一般学科发展的关系，做到可以有偏重，但不可以有偏废;其次从微观上来看，要对个人发展方向的选择加以引导，避免“走独木桥”现象所致的学科间和学科内的发展失衡。
2．2．3坚持交叉协作学科间的交叉协作，不仅有利于促进本学科的进步，也有利于实现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从宏观上来讲，只有不断加强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医学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
2．2．4坚持内涵发展把内涵发展的思路融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实施精品化战略，打造医疗特色，在不断提升基础医疗质量的基础上，以特色学科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可以为更多的病人提供更加优质的诊疗服务，从根源上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3老年化之临终关怀中的伦理冲突
3．1伦理问题
3．1．1善意隐瞒与知情告知的冲突当病人病情严重、预期寿命不长，处于临终阶段时，是隐瞒还是告知病情，无论对于医务人员，还是对于家属来讲，都是一个难以抉择的伦理问题。中国人的普遍现象是将隐瞒进行到底，而这时病人有权对自己余下的有限人生做出一切抉择［16］。这种善意隐瞒违背了知情告知的要求，但是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来评判，隐瞒与告知孰对孰错，却很难下定论，这也使得医务人员面对临终病人无所适从。
3．1．2孝道观念与自主选择的冲突我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孝道”伦理文化认为，竭尽全力救治临终病人是一种社会美德，而放弃治疗则可能被视为“不孝”。在这种“孝道”文化的影响下，人们更多地关注于舆论和自身的心理感受，却忽略了病人的感受。对于临终病人来讲，他们有权怀抱着安详与尊严离开人世，有权参与决策是否终止治疗，甚至有权要求主动实施安乐死。但是在现实中，终止治疗难以被人们所接受，安乐死更是难以合法实施，其根源在于无法解决其中所面临的伦理问题。
3．1．3生命价值与资源利用的冲突对临终病人的全力救治，势必会占用更多的医疗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病人的救治。例如，某著名演员处于肝癌晚期时，虽然已经无力回天，但还是进行了2次肝移植手术［17］。从社会资源有效利用来讲，这种救治是一种浪费，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讲，满足了他求生的欲望。究竟该如何评判生命的无价与资源的有效利用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探究。
3．2主要对策
3．2．1广泛开展死亡教育医疗卫生领域已经意识到开展死亡教育的重要性。目前，有些高等院校已开设死亡教育的课程，但是与现实需求相比，死亡教育开展的广度和深度仍远远不够。我们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生命的意义，更新传统观念，建立正确的唯物主义死亡观，不仅要在医学教育中开设这样的课程，还要在社会上广泛普及。因为临终关怀不只是医务人员的事，还需要群众能够理解、接受和支持［18］。
3．2．2建立健全法规体系临终关怀，是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处置行为，事关人的生死以及生存的质量。没有法律法规作为保证，易对人们的健康权益带来危害。建立健全政策和法律体系，可以让更多的人接受医学人道主义的救助，使临终关怀事业得到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和法制化的管理，真正保障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得到合理分配与利用，实现卫生资源的公平和正义。
3．2．3提高临终关怀服务质量临终关怀之所以不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避讳。我们要通过提高服务的质量，让临终病人坦然地面对、接受死亡。一方面要加强相关诊疗技术研究，从诊疗技术上最大程度地减轻临终病人生理上的痛苦。另一方面要加强从业人员技能培训，给予病人心理上的抚慰，解除病人心理上的压力，让他们能够引导病人正确地面对死亡，并给他们提供充满人文关怀的服务，提高其临终前的生活质量。4多样化军事行动医疗救援中的伦理冲突
4．1伦理问题
4．1．1人人平等与优先救助的矛盾面对疾病和伤害，人人都有得到有效治疗、争取继续生存的权利和愿望。在平时的医疗活动中，这种权利和愿望可以得到很好的尊重和实现。但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医疗救援中，按照检伤分类的原则，救援人员必须优先处置疾病或损伤危及生命的病人，以及选择放弃无救治价值的病人，这种处置原则有利于提高非战争军事行动医学救援的效率，但却与人人享有平等的医疗权利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19］。在混乱、惊恐、焦虑的氛围中，医护人员究竟该如何处置，才能既保证高效、妥善的抢救，又不会因“见死不救”而倍受良心谴责，确实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两难抉择。
4．1．2知情同意与紧急救治的矛盾在平时的临床诊疗过程中，医生必须耐心细致地说明所选择治疗方案的利弊及科学依据，使患方在知情的基础上自主选择可接受的治疗方案。但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医学救援中，医务人员必须给予迅速果断的处置，很难有时间与伤病员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让伤病员自主选择救治方案或接受必要的救治措施［20］。这种情况下，知情同意和不伤害原则必然会受到强烈冲击。
4．1．3抢救生命与生存质量的矛盾现代医学伦理学要求，在临床实践中诊疗方案要尽可能减轻病人的损伤和痛苦，改善生存质量。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医疗救援中，医务人员更多关注于伤病员的生命安全，改善生存质量则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对于平时来讲，抢救生命与保全生存质量时常会令医生和病人家属难以取舍，而在应急救援中，却演化成一个涉及生命伦理的突出矛盾问题。
4．2主要对策
4．2．1建立军事行动的伦理指导原则我们要对多样化军事行动的特点加以深入研究，针对救援行为中可能遇到的各类伦理问题，制订出具有权威性的指导意见。这种指导意见，不能是一家之言，而是要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多样化军事行动的伦理指导原则，应当是全军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4．2．2提高医务人员的伦理决策能力医学伦理学的决策，是基于知识背景和情况判断的一种主观性决策，没有量化的指标可循。在多样化军事行动中，面对众多的伦理难题，不可能有足够的专业人员为每个具体的伦理决策提供指导和帮助。因此作为军队医院，尤其要加强医务人员伦理素养的培育，提高多样化军事行动中伦理问题的分析能力，使他们在伦理难题面前能够自主做出正确选择。#p#分页标题#e#
4．2．3加强医学常识及伦理知识普及针对群众和官兵认识上的误区，利用各种媒介普及医学常识和伦理知识，提高应急条件下救治对象配合的顺应性，避免拒绝治疗(如输血、截肢等)现象的发生，并提高人们对分类处置、优先救治的理解。
5转化医学时代科研创新中的伦理冲突
5．1伦理问题
5．1．1多学科大协作的伦理要求转化医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多学科交叉合作，这种合作是一个涉及微观和宏观、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多学科大协作体系［21］。可以说，每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在推动科研创新过程中，都涉及到复杂的伦理问题［22］。转化医学的多学科大协作，则将这些复杂的伦理问题糅合起来，使得医学科研创新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更加复杂化。
5．1．2产学研用一条龙的伦理要求转化医学研究成果的最终实现需要医院、转化性研究机构、制药公司、医疗器械公司及相关管理机构共同努力。企业的参与无疑加快了研究的进程，提高了转化的效率。同时，它也使得医药卫生领域渗入很多利益化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产生了负面影响［23］。在产业化特征日趋明显的情况下，医药卫生领域药品、设备、耗材的研制和供销关系易被利益所左右。
5．1．3信息库共享化的伦理要求临床工作中产生了海量的数据库，是研究人员发现问题、确定研究方向的信息来源，也是探索规律、评价诊疗效果的信息支撑［24］。在信息库共享化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转化医学研究涉及环节多、参与人员广，我们不得不面对病人隐私权保护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医疗信息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处理有偿使用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防止医疗信息资源成为非法牟利的工具。
5．2主要对策
5．2．1完善科研伦理制度科研伦理道德除了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外，还应该有严谨的制度作为保证。一方面倡导良好的科研创新行为，另一方面还要反对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在科研伦理制度建设中，要针对转化医学多学科大协作、产学研用一条龙等特点，从医学伦理学视角重新审视医学研究的管理、运行机制，确保医学研究符合伦理学的要求。
5．2．2加强科研团队道德培育转化医学的多学科大协作，对科研团队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优秀的科研团队，不仅要求每个成员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相互之间能够知识互补，更要求每个成员都要具备高度协作精神。而这种协作精神，来自于共同的职业道德和价值取向，还依赖于伦理准则的建立。因此，加强科研团队的道德培育，将成为研究是否能够取得真正成功的一个关键。
5．2．3加强科研伦理审查与传统的科研伦理审查相比，转化医学时代科研活动的伦理审查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审查内容更加复杂。对转化医学时代的伦理审查，我们要从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审查实施的流程、审查的主要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重新加以规范，确保审查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6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的伦理冲突
6．1伦理问题
6．1．1告知缺失难以满足病人的认知需求随着健康知识的广泛普及和人们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病人在诊治过程中的被动现象正逐步被扭转，他们具有很强的认知需求，希望获得更多的主动权与参与权［25］。然而在实践中，医生对病人的认识需求往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医疗行为本身存在很高的风险性，当告知缺失成为普遍现象时，医患纠纷加剧就完全在情理之中。
6．1．2尊重缺失难以满足病人的信任需求病人在寻医问药过程中，要完成对医生技术和人格的确认过程，确认将自己的生命交给陌生人处理是否放心，这就需要医生投入道德情感，使病人获得信任感和安全感。但是，当前医生与病人之间出现了很多不信任的怪现象。这些现象，反映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而这种信任危机的根源在于双方相互尊重的缺失。
6．1．3换位缺失难以满足病人的健康需求“以病人为中心”要求医务人员必须能够站在病人的立场来考虑他的健康需求，为病人选择合适的诊治方案。但是在现实中，很多医务人员不能够采用换位思维，充分考虑病人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仅依据自身的专业知识，甚至受利益因素的驱动，为病人选择治疗方案。诊疗方案选择不当造成的疗效不佳，以及给病人带来的沉重负担，与病人健康需求之间的反差，必然会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
6．2主要对策
6．2．1促进医患互信当前，医患关系的形式从“主动-被动型”转为“指导-参与型”，这种新型的医患关系要求把医护人员和病人置于平等的地位。医生不仅要尊重病人的生命价值，而且要尊重病人的尊严和自。因此，我们要把医患之间相互信任，作为协调和改善医患关系的前提，努力做到医方诚、患方信。
6．2．2强化职业道德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和整体医学理念的兴起，都充分显示医学已经从立体化、多维度来审视健康和疾病问题。医务人员不仅要尊重病人的生命价值，平等对待每位病人，积极调动和发挥病人的主观能动性，还要具备强烈的职业精神，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主动钻研医学，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技术水平。
医药伦理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伦理查房； 医患关系； 以人为本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by Practicing Ethical Ward-round/CHU Jing-qi，FANG Shu-guang，ZHENG Wen-gui.//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2012，9(14)：127-128
【Abstract】 In the case of patient self-protection awareness increasing currently，and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practicing ethical ward-round in medical institution had important realistic meaning for improving the ethical quality of the medical staff，osculating the relation of the doctors and patients，and roundly improving the whole level of hospital.The organization，methods and content of the ethical ward-rounds，the effect on promoting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building good “ethical environment” i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introduced.
【Key words】 Ethical ward-round；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People First
First-author’s address：School of Public Health of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012，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2.14.086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尚处在初级阶段，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市场运作还不够成熟和规范，医疗机构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医患关系紧张和恶化。如何重塑医疗机构形象，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成为摆在广大医院管理者和医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伦理查房，是医学伦理委员会作为公平公正的中介力量介入医患之间，发挥其监督、审查、指导、协调功能，以规范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行为，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自2003年开始实施伦理查房，主要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隐私保护权、医护人员的敬业守职、平等待患、员工之间相互尊重与文明礼貌等方面进行评价。实践证明，伦理查房可以有效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密切医患关系，同时，有利于提升医务人员的伦理道德意识，全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1]。
1 伦理查房的组织
1.1 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 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由有能力参与监督、评判、干预医院伦理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包括伦理学专家、法律工作者、街道社区的社会工作者、计划生育工作者、合同单位的患者代表等。“伦理查房”使来自不同单位和岗位的伦理委员可以与医护人员一起，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客观地审视医疗工作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在医院、医护人员与患者的沟通中起到良好的桥梁作用。
1.2 制定伦理查房工作章程 医学伦理委员会以提高医学伦理知识和医德水平、全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适应新型医学模式提供有效支持为宗旨，制定严谨规范的学会章程，明确其工作任务、组织机构、活动方式等。伦理查房的工作章程制定要规范，为医学伦理委员会解决医院的重大医学伦理问题，开展医学伦理学术活动，普及医学伦理学知识，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水平做出明确的规定。
1.3 设立相关机构，开展工作 医院伦理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下设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药事管理委员会、教学委员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委员会等分支伦理机构。各分支专业委员会根据各自工作特点和需要，独立开展活动，研究和解决分管范围内的伦理问题，活动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医院伦理委员会会议每半年一次，根据需要独立开展或与各专业分支委员会联合，开展经常性的活动。伦理查房就是这些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2 伦理查房的形式和内容
2.1 大查房 由全体伦理委员会成员参加，采取“看、听、查”的方式对临床科室和门诊部进行全面查房。一是“看”，主要是针对医务人员在接诊时的基本礼仪表现，如着装及佩戴胸牌情况、行为举止是否文明礼貌、接诊程序是否规范、处置是否得当，尤其是在接诊过程中是否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二是“听”，一方面听取医务人员在与患者接触时的语言交流，用语是否文明、和蔼，问诊、交代、嘱咐是否详尽妥当，有无禁忌用语；另一方面，单独询问患者，了解其对就诊的感受和对医务人员及医院的满意度，对医院所履行的告知内容是否全面了解。三是“查”，主要是检查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各种知情同意书的签署情况，病历书写是否规范等。大查房一般一年进行2次，有时针对特殊需要临时安排。
2.2 小查房 是伦理委员会秘书组根据伦理委员会的要求，对指定科室进行的单项检查。如对伦理委员会大查房中提出的整改意见落实情况的检查；根据伦理委员会的决议，对某些业务科室单项伦理工作的指导和检查，如对某一项知情同意书填写和执行的情况等；对相关科室伦理学知识的业务讲座和培训以及对布置的伦理学习内容及考试落实情况的检查。
2.3 院长质量查房 坚持定期进行院长质量查房，对临床和医技科室的医疗服务质量定期进行认真的检查和评估，并将检查和评估结果进行反馈，对不足的地方提出整改意见。医院在召集院长质量查房时，伦理委员会都要派人参加。在院长质量查房过程中，伦理委员会的代表着重考察科室贯彻执行医学伦理原则的情况，并召集患者、陪护代表进行座谈，征求意见，发放满意度测评表，全面了解科室医患关系状况和患者的满意度，将检查结果向科室反馈的同时，将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向伦理委员会汇报。
3 伦理查房在促进和谐医患关系中的作用
3.1 伦理查房可以在实践中普及医学伦理学知识，提高医务工作者的伦理素养，为促进和谐医患关系奠定思想基础。伦理查房的实践表明，每一次伦理查房都是对医务人员的一次良好的伦理、法律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同时，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学专家、法律专家等，按照委员会的安排，从各自专业角度，定期为临床科室的医务人员进行相关内容的培训，指定学习内容定期进行考试。伦理委员会、医院管理者、医护人员均能以求真务实、学以致用的态度对待伦理知识的学习，对提高医务人员伦理素养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3.2 伦理查房能够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审视医疗行为的伦理合理性，发挥医院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管理职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由于参加伦理查房的伦理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和职业的不同，他们能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审视医疗行为的伦理合理性，更易于发现一些长期工作在医院的管理人员司空见惯而不注意的问题。例如，在生殖医学科伦理查房时，一位从事社区计划生育工作的女委员发现取精室靠近候诊区，很容易使取精者感到尴尬。该委员发现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伦理细节，伦理委员会根据她的提议，建议生殖医学科把取精室搬到了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
3.3 伦理查房在医患之间形成缓冲介质，拉近了医患距离，改善了医患关系。伦理委员会在查房中发现并纠正的一些问题，多数是患者在接受服务中能够感受到，但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伦理委员会以其特殊的身份，指出并纠正这些问题，不仅易于使医护人员和医院管理层所接受，也容易消除患者及亲属的尴尬或不满。例如，实施伦理查房前的教学查房，带教医师、见习或实习学生不考虑患者感受和意愿，面对患者公开谈论病情，将患者作为教学道具以及医护人员直呼患者床号替代姓名的做法，都会使患者对医院服务产生不满情绪，容易导致医患纠纷或投诉。伦理委员会在查房中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些司空见惯的做法，目前，医院医护人员大多数能做到不在患者面前讨论病情，不暴露患者隐私，不直呼患者床号，在工作中履行告知义务，向患者提供人性化服务，这些做法无形中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融洽了关系，减少了纠纷和投诉[2-3]。
虽然伦理查房是一项新的探索，还有待完善和改进。但是，在当前患者自我保护意识逐步提高、医患关系亟待改善的情况下，伦理委员会以其独特的优势，介入医院管理，开展伦理查房，指导医院和医务工作者主动地进行人文思考，用伦理行为来指导医疗实践，按照伦理规范从事医疗活动，为医院医疗活动营造了良好的“伦理环境”，充分体现了医院一直遵循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推动整个医疗行为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徐长江.党委开展伦理查房的实践与体会[J].中国医院，2008，12(4)：33-34.
[2] 龙霖，胡可芹，赵莉.伦理查房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J].职业卫生与病伤，2007，22(2)：164-165.
医药伦理学范文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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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
[摘要]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之养成是当代医学发展所需，但在我国目前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过程中存在许多误区，文章探索了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途径：在医学伦理教学上着重培养与提高医学生的伦理辨析能力;院校教育和医院继续教育相接合，建立终身医德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医学伦理素养的评价机制。
[关键词]医学生 医学伦理 素养
[作者简介]傅伟韬(1973— )，女，吉林吉林人，吉林医药学院人文社科部伦理法学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医学伦理、法学。(吉林 吉林 13201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9—0179—02
素养就是一个人平素的品质、一贯的修养，而医学伦理素养则应表现在人们对医疗领域中自己和他人行为是与非、美与丑的判断和评价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贯的品质和修养。医学伦理素养之养成，就是一个人对医德行为规范及其执行意义的理解，并将此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的过程。
一、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现实价值
1.医学伦理素养是当代医学发展所需。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它的发展中并不是独自前行的，它与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只有技术没有人文情怀的医学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的医学，因为它偏离了医学的本质和目的。现代医学模式更科学地概括了影响人类疾病和健康的因素，突出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许多复杂的医学伦理问题、多元价值的并存常使医学科研人员处于左右两难的境地。在临床科研、实践中，医务工作者要正确处理涉及多层次、多因素复杂的医学伦理问题，就必须具有较深厚的医学伦理素养。医学生是医学临床与科研的有生力量，他们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对于医学的发展更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2.医学伦理素养是创造和谐医患关系的必要元素。在全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构建和谐医院、和谐医患关系可以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近几年，社会上对医疗服务的批评日益强烈，医患关系也成为众所瞩目的社会热点之一。客观地说，医疗临床实践与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法律法规适用、管理制度、政府投入、社会保障等诸多因素外，还有我们不能忽视的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素养没能经受住考验的事实。毋庸置疑，若想彻底改变现状，创造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着力培养和加强医务人员医学伦理素养是其中最能动、最速效的措施之一。
3.医学伦理素养是成为合格医生必备的素质之一。从医学传统及医学职业的本质看，医乃仁术，无恒德者不可以从医。医疗卫生工作的宗旨和医务人员的行为特征都显示出医学伦理素养的特殊重要性和内在必要性。缺少医学伦理素养的医务人员很难甚至不能完成医学职业本身的目的——维护病人的利益和福祉，而这恰恰是医学的根基。在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制定的《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中也明确提到，“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是医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
二、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误区
1.医学伦理学教学目标的偏差。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医学生的医学伦理理念，逐步养成医学伦理素养。目前许多院校的医学伦理学的教学都把重点放在了医学伦理知识的传授上，而偏离了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真正目标。医学伦理素养虽然需要具备一定的医学伦理知识来体现，但不是说具备医学伦理知识就具备医学伦理素养。由于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的教学都将教学目标停留和局限在理论知识的讲授上，在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跟不上现代医学发展的步伐，造成医学生在对医学伦理知识的学习中只是死记硬背了一些相关的知识点来应付考试，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仅局限于对典型案例的分析，不能融会贯通形成医学伦理理念，难以将知识内化为自身素养。作为未来医学科研与实践的主力军，很显然，医学生的医学伦理素养很难提高。
2.医学生学习认知的偏差。(1)重视医学专业学习，忽视医德素养养成。受长期以来只注重实用技术这个在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医学生往往更看重对医学实用层面的理论技术的学习和掌握，忽视了医学本质是关爱生命，为人类服务的深层价值内涵，因此许多医学生都认为“专业课很重要”，而对医学以外的各种“非专业”课程则完全凭兴趣和心情来看待，甚至很多专业课的老师也在自觉不自觉中强化着他们的这种想法。许多院校医学生努力学习着专业课，而对所谓“非专业”课的医学伦理学等人文课程的学习则认为是在浪费时间，于是医学伦理教育的课堂上缺课、开小差的现象极为普遍。当然，在学生这种轻视松懈的态度下，很难谈及医德教育效果的实现。(2)将医学伦理素养局限于医者的仁爱之心。许多医学生甚至医务工作者对于医学职业所需的医学伦理素养的理解就是医务人员应具有仁爱之心。而实际上，仁爱之心仅仅是医德素养的一个方面而已，没有医学伦理理论作支撑的仁爱之心，有时反而会导致行为选择的失误而给病人带来不应有的伤害。医学院校的学生往往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重要而现实的问题，即只有在接受规范化、科学化的医德教育的基础上，才能理智地分析、解决医疗实践中的道德问题。(3)将医学伦理素养养成定位于未来职业任务。许多医学生只是将医学伦理学简单地看做是一门课程，没有把它作为医学职业生涯中医德素养养成的一个环节对待。把医学伦理学教学所要完成的医德教育及医学伦理素养培养看做是工作后的积累，而不是在校学习期间的任务。而医学伦理素质的养成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缺失这一必要的素养养成过程，医学生在进入医疗实践后，在角色转变过程中，就不能很好地应对与学生时代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和情况，以更好地服务社会。
3.医学伦理素养属性认知偏差。许多人将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等同于技能的学习，医学生在校期间对医学伦理知识的学习随着课程的结束和考核的合格而完成，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已具备了医学伦理素养，对今后工作中需要的医学伦理判断一定可以手到擒来。而许多医院及医务工作者本人也认为既已在学校接受医学伦理相关方面的教育，就已具备相应的素质。事实上，医学伦理素养不是简单的技能的把握，而是知识和经验不断积淀后的理念的形成，是在一定知识积累基础上的对医疗实践中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判断和评价，并有意识地不断学习和积累相关经验以提升自身的医学伦理修养。由于人的思想观念易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加之不断变化的复杂的社会和医疗环境，尽管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在学校已学过医学伦理学课程，但是如果只局限于此，是无法抵御各种不良倾向的冲击和影响的，在医疗实践中也不能准确地作出伦理判断，有时可能会出现侵害患者利益的情况。
三、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途径
1.在医学伦理教学上着重培养与提高医学生的伦理辨析能力。(1)医德理论储备是医学生具有伦理辨析能力的必备要件。医学伦理的理论讲授又是医学生增加医德理论储备的前提要件。针对目前患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和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现状，医学生如果缺乏必要的医学伦理知识，面对以人为本的医学，仅仅在医疗技术上胜任则未必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医疗目的，面对患者，技术完备的医学生可能会茫然不知所措。而具有必要的医学伦理知识可以帮助医学生更好地发挥和应用其所掌握的医学知识技术。因此医学院校除了有责任传授给医学生目前医疗实践所需要的医学知识外，也有责任培养医学生必要的医学伦理理念。对医学生而言，通过学习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原则和各种规范，培养对众多医学伦理学问题或难题的分析能力，就是要形成医学伦理素养，即培养在医疗实践中对伦理问题的敏感力和把握解决伦理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能力。而医学伦理理念不可能在医学生的头脑中自发形成，只有依靠专业教育传授给医学生处理医疗实践所必需的医学伦理知识，才会促使医学生形成一定的医学伦理理念。(2)注重医德实践以拉近医学专业与医学伦理之间的距离。医德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如同理论知识需要经过临床实习才能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一样，医德的养成也需要密切结合实习，通过医德实践，医学生可以获得直观且真实的医学伦理辨析体验。因此，可以考虑进行一些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可以在课堂上采取情景模拟法教学，同时，适当增加一些实践环节。比如，请医学专家结合多年行医经验给学生作相关内容的专题讲座，组织有关医德医风方面的演讲比赛，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以了解我国医患关系的现实和医学发展的实际需求。
2.院校教育和医院继续教育相接合，建立终身医德教育体系。(1)院校医德教育应延续至医学生见习和实习期。医学的实践性特点使医学教育的见习、实习阶段，更应注重医学伦理素养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医学生的见习、实习阶段不仅仅是对医学知识技能的见习、实习，也是对医学伦理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的见习、实习。在校学习期间，医学生初步掌握了基本的医学专业理论知识，也把握了基本的医疗道德要求。但社会环境是复杂的，受来自负面渠道和功利思想的影响，会使刚刚走上社会的医学生产生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和心态失衡问题，这会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医德教育效果。因此，医学院校的医德教育不应以某一门课程的终结而终结，而是要延伸到见习、实习过程中，形成包括医德启蒙教育、医德系统教学、结合临床实践教学、临床实习医德教育在内的多层次、分阶段、连续性的校内医德教育体系。(2)医院应接过医学院校医德教育的接力棒。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即使通过在校的医学伦理素养的系列教育，医学生从医学院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已具备了一定的医学伦理素养，但在长期的日常工作中常常会遇到在校时不曾遇到的更实际更具体的问题，加之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在医疗领域也会不断出现新的伦理问题，这都需要医务人员不断加强自身的医学伦理素养，防止在医疗实践过程中的任何环节、任何时期出现忽视、侵犯、伤害病人利益、违反医学伦理的情形。这就要求不仅医务人员自身要加强学习医学伦理理论的主动性，而且需要医院给医务人员提供继续医学伦理教育的平台。
3.逐步建立医学伦理素养的评价机制。医学伦理素养的评价是把医德理论、医德规范和医德实践三者统一起来，以独特的医学价值判断直接参与整个医学实践活动的形式和过程。它是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发挥作用的杠杆，长期的道德教育及适当的引导、约束机制，可以使人在内心深处建章立法，并逐渐转化为内心信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医学伦理素养的评价机制能够以其特有的方式深刻影响医学生尤其是医务工作者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在医院可以把医务人员的自我评议、医生同行之间的评议和患者对医务人员的评议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并把评议结果与职务晋升、年度考核和利益分配结合起来;也可以根据考核情况，对有违医学伦理行为的医务人员进行下岗培训，对违反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惩戒，形成一种外在的评价机制。长期的正面教育引导必将会在医务人员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形成有效的正确的价值导向，并逐渐转变为他们的内心信念，从而促使医务人员表现出良好的行为，最终形成良好的医学伦理素养。
[参考文献]
[1]马博.浅谈新时期医学生的医德教育[J].药学教育，2008(2).
[2]廖浩.新时期加强医学生医德教育的思考[J].教育探索，2009(8).
[3]刘运喜.医学生医德素质形成过程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12).
[4]陈君.浅谈医学生的医德教育[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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