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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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范文第1篇
唐代诗豪刘禹锡，字梦得，因曾为太子宾客，后世又称为刘宾客。刘禹锡早年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变法失败后，屡遭贬谪。其中，在连州，即现在的清远市连州生活了四年多。
刘禹锡两次被贬连州。第一次被贬为连州刺史时，却在赴任途中，行至今天的湖北荆州市，被改授朗州司马，就这样与连州擦肩而过。
唐宪宗时，在从朗州回到长安后，主政者因为不喜欢刘禹锡等永贞革新之人，又陆续贬谪诸人。作为一位情感充沛的诗人，写下了著名的《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因此而获罪，《新唐书》称，“或曰其诗：‘语讥忿，当路者不喜，出为播州刺史’”。播州在现今的贵州遵义附近，在唐时是个极其偏远的荒芜之地。
时任宰相的裴度求情说：“播极远，猿所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刘禹锡好友柳宗元亦上书希望能以自己的柳州刺史一职和刘禹锡交换，以便刘禹锡奉养老母。最终唐宪宗以“不欲伤其亲”为由，接受了裴度等人的求情，改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连州的山水，抚慰着刘禹锡的身心。在稍稍安顿之后，他开始走访连州各处，深入民间，详细了解连州风物，他在《连州刺史厅壁记》中详细地说：“此郡于天文与荆州同星分，田壤制与番禺相犬牙，观民风与长沙同祖习，故尝隶三府，中而别合，乃今最久而安，得人统也。”同时，刘禹锡还积极了解当地的少数民族，与他们打成一片，写下了《蛮子歌》等诗歌，为当地的民族融合打下了基础。
刘禹锡在连州秉持着“功利存乎人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施政。懂得医术的他，积极收集当地的偏方秘方，并结合自己所闻，撰成《传信方》，以惠百姓。
当然，刘禹锡对连州做的最大贡献要数他积极地兴文重教，开启了连州的学风，使得连州“科举甲通省”。当时的连州刘氏父子，一门两进士。父亲刘景从学于刘禹锡，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而为连州第一位进士。刘禹锡特地为刘景中进士而写了《赠刘景擢第》诗。后来刘景之子刘瞻又中进士，官至宰相，以清廉耿直而闻名。
刘禹锡范文第2篇
李白被称“诗仙”，刘禹锡被称“诗豪”，两人被合称诗中仙豪。
李白（701年至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刘禹锡（772年至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又自言系出中山。其先为中山靖王刘胜。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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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刘禹锡 咏怀七绝 今昔相对 古今相形 物我相照
刘禹锡，李重华认为他是王昌龄、李白以后最有成就的七绝诗人，杨慎也推许其为元和后第一家。刘禹锡咏怀七绝，以时间轮换的视阈，将今昔相对、古今相形和物我相照等三种方式运用的十分娴熟，或借史事时事以抒发襟怀，或依过去人事来展示行藏，或凭吊遗迹来阐明观点。
一是今昔相对。诗人把握住个体在过程中时间的上下限，通过对时序的这两个端点的强调，在对比中表现昨是而今非的概念。主要以“旧人”为题，“旧人”为米嘉荣、何勘和穆氏，凭歌声为证，回味昔日繁盛，感慨今朝悲凉。有《与歌者米嘉荣》：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忆“旧人”米嘉荣，感诗风浇漓：轻先辈重后生。诗人奉劝世人“好染髭须事后生”，既是为米嘉荣抱屈，也是替自己抒怀，更是对世事愤慨。这是忍着愤怒的温存，这是含着泪水的笑意，这是带着锋芒的慰藉。有《与歌者何勘》：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勘在，更与殷勤唱渭城。
忆“旧人”何勘，慨时过境迁：情谊依在。二十余年贬谪，二十余年离别。在离别刹那，《渭城曲》显得尤为动听，且一定要是何勘的原唱，那才是感人肺腑，历久难忘，萦绕心怀。有《听旧宫人穆氏唱歌》：
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
忆“旧人”穆氏，叹时光流逝：终老无成。前两句写昔写盛。穆氏经常出入宫禁，可唱当时最美妙动人供奉歌曲，荣光无比。后两句写今写衰。回响美妙乐曲，回想美丽政治革新，可惜一切幻灭，加上故交零落，自己衰老，诗人只得说“休唱”，往事已矣，“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今昔对比，老歌还是旧人动听，凭吊金色年华，犹如宋末明元初戴表元《感旧歌者》一样：“牡丹红豆艳春天，檀板朱丝锦色笺。头白江南一尊酒，无人知是李龟年。”
刘禹锡感慨今昔相对，还有《杨柳词》中“旧板桥”：
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
此诗存二美：词约义丰的含蓄之美和结构严谨章法之美。含蓄之美，词约义丰。一曲清江、千条碧柳，两人情缘，二十年恨。真是“一杯伤心酒，两滴相思泪。到如今，菱花镜里空憔悴。”故地重游，怀念故人，“旧”字意味风景不殊、人事已非的感慨，“曾”字体现别离刹那的深沉幽怨，“恨”字流露出望穿秋水的无限情思，尽于言传之外，真挚感人。章法之美，结构严谨。运用倒叙手法，首尾相接，开阖变化。与崔护《题都城南庄》主旨相近而手法有别，崔诗写“去年”故事，刘诗写“二十年”情思，情感的触着程度有浅淡和浓深之分。崔诗以前后各两句为自然段落，设置“昔――今”两个场景，今昔对比，怅惘昔日;刘诗首尾写今，中间二句写昔，章法为“今――昔――今”，婉曲回环，篇法圆紧，可谓曲尽其妙。望穿秋水的情思，独上西楼的幽怨，人面桃花的痴迷，尽于言外传之，真挚感人。二十年的情感故事着实动人，情致属不遇，诚如刘禹锡自己二十余年的贬谪生活一样，命运属不幸。于生活的遭遇有着沉痛的感慨，于情感的专致亦有着深切的体验，“二十年前旧板桥”，将情感定格在遥远的记忆深处，旧事如风，在某个时间（“二十年前”）和某个地点 （“旧板桥”），依然撩动涟漪。
二是古今相形。时序顺流，今昔对比，只是时段被局限在个体存在的片段之中，有所单调;而古今对比，则被放大延伸到整个历史进程中，视野更恢弘，时段更悠远深长，诗人对时序的两极（古与今）的感知与评价也更加复杂。主要以“旧时月”、“旧时燕”为题，用有情的旧月和旧燕反衬出无常的人事，以今日之衰与昔日之盛进行对照。有《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是刘禹锡《金陵五题》中两首。金陵，亦称秣陵、建邺和石头城，东吴、东晋以及宋齐梁陈等六朝均建都于此。然这些朝代，国祚极短，在悲恨相续的史实中含蕴着深刻的历史教训，金陵怀古成为诗词常涉的主题，“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是刘禹锡怀古诗的主题思想。第一首写“旧时月”。月标“旧时”，也就是“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意味，一切尽在月之照耀中，耐人寻味。一“还”字，显多情而无意，秦淮河曾是彻夜笙歌，欢乐无时，而今月下只剩下冷落荒凉，凄凉无限。繁华易逝，月虽还来，许多的许多已一去不复返了。望月凭吊，以描法写山水明月之“此”，意在表现盛衰兴亡之“彼”，意在言外，启人深思。难怪元萨都剌在《念奴娇》中感慨：“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第二首写“旧时燕”。燕栖旧巢，此乃自然生态，莺啼燕语报新年，这又是人情心态。“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栖息的时间由晋入唐延续400年，好似昨朝，可燕子栖息的地方由“王谢堂前”变化为“寻常百姓家”，王谢的变化，正如“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言语》），风景还是一样，心境不同罢了，燕子还是那只，“换了人间”。观赏金陵烟花，谩嗟六朝荣辱。很多时候不禁感慨：昔日繁华，烟消云散！旧时风流，只今安在？感悟生命的有限与时间无穷的矛盾，说不完的“六朝无限悲愁事”（罗邺《春望梁石头城》），叹不尽的“家国共成千载悲”（李山甫《上元怀古二首》）。
三是物我相照。诗人有时不是站在个人命运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而是站在宇宙巅峰，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视阈，否定过去现在的一切，等量世间万物的大小长短。所以，诗人在物我相照中，有哲理的悲壮、诗意的感伤和生命的思量。
刘禹锡在遭受十年贬谪和续十四年贬谪的过程中，以“桃花”为参照物，繁盛与荒凉不对照，讽刺与嘲笑兼具，映照出自己的坎坷人生，读来令人不禁嘘唏。有《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永贞元年（805年），刘禹锡参加永贞革新，被贬为朗州司马;至元和十年（815年）召回，回到长安时写此诗讽刺新贵。势利小人为了功名利禄而奔走权门，如同在紫陌红尘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桃千树”，说明投机取巧的钻营之辈增多，“看花回”，证明趋炎附势的势利之徒盛行。桃花之繁荣美好，实则是花红易衰、繁华易逝。因写此诗，刘禹锡再度被贬，一直过了十四年，才被召回长安任职。遂又有《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再游玄都观”，重游旧地，显轻蔑的嘲笑。桃花的无存，种桃道士不知所终，繁盛后剩荒凉，花事之变迁，关合自己之升沉，“前度刘郎今又来”，宛如“胡安山又回来了”的腔调，有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刘永济在《唐诗绝句精华》中说“此两诗所关，前后二十余年，禹锡虽被贬斥而终不屈服，其蔑视权贵而轻禄位如此。白居易序其诗，以‘诗豪’称之，谓‘其锋森然，少敢当者。’语虽论诗，实人格之品题也。”诗人以流美的笔触、深闳的境界来表现生命悄逝中的感伤哲理启悟：时间对生命的穿透力和破坏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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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浩.唐诗的美学阐释[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刘禹锡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刘禹锡；竹枝词；民歌
可以这样说，中唐诗歌是唐诗发展中继盛唐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诗人名家辈出：韩愈、孟郊一派通过奇思幻想，用僻字造奇韵，打造出一种宏伟奇崛的风格；而白居易、元稹诗派却是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诗风迎得世人的交口称赞；李贺独辟蹊径，新颖诡异、精辟含蓄是他的诗句带给我们的印象。面对上述三大诗派，刘禹锡没有盲目趋同，他从不为世人所耻的民歌中汲取营养，凭借其自身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在文人诗和民歌中间杀出一条血路，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最终成为与韩孟派、元白派、李贺派相抗衡的一支异军。
如果说夔州三年是刘禹锡民歌体乐府诗的收获期的话，那么朗州、连州的岁月则是他重要的奠基期。朗州位于沅湘之滨，民歌相当盛行，历经千年未见衰弱，虽然当地竹枝“词语尘下，音韵鄙俚”，但其内容清新，格调激扬，旋律轻快，这一切吸引了正处于探求中诗人的目光。在博采众收的基础上，他开始尝试民歌体乐府诗的创作。写于这时期的《采菱行》初步显示了作者学习民歌的成效，他在《采菱行》的序中写道：
“武陵素嗜芰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马湖，薄言采之，归以御客。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之以佾采诗者。”刘禹锡写的《竹枝词》共两组。一组是九首，另一组为二首，合起来正好十一首，篇篇都是佳作。
《竹枝词》的内容特色在于它鲜明的地域性和民俗性。刘禹锡是幸运的,他以其敏锐的思辨能力,致力于描写巴蜀下层人民的劳动场景、巴蜀风情与民俗，不仅形式上具有创新意义，而且在取材也有新颖独到之处，从而使诗歌在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生活水平的广度与深度上有所突破。也许我们能够这样说，从陶渊明之后，唯有他能将下层劳动人民平凡的春种秋收作为乐于驾驭的题材。读着他的《竹枝词》，恍如自己已身临巴蜀山水之间。在此，诗人尤其擅长对生活中的某个场面进行描写，从而将一幅幅西南少数民族人民劳动的画面展示出来。如《竹枝词九首》之九：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这里，诗人以“银钏金钗”来代妇女，“长刀短笠”来代劳作中的男子，生动形象，也反映了当地的人情、服饰等特征，从而赋予全诗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烈的异乡情调。其中的“烧畲”场面尤其值得我们去仔细回味，刘禹锡在另一首叫《畲田行》的诗中具体细致地描绘了巴蜀人民的这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情景。
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
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
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
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
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林。
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
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
夜色不见山，孤明星汉间。
如星复如月，俱逐晓风灭。
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
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孽。
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
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
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
红艳成霞、鬼惊蛟骇、火光明灭、如星如月。多壮观的一幅烧山开荒劳动场景。刘禹锡只用区区二十几个字，便将当时巴蜀人民的生产情况在诗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身为夔州刺史，他能主动深入山区，了解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使自己的诗歌创作取得一定的成就，正应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句话。又如《竹枝词九首》之一：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
“白帝城”在夔州城东，“公孙述据蜀自称白帝，曰白帝城。”《正德夔州府志》“白盐山”则在夔州城东，由于“色若白盐”故而得其美名。作者把当地的古迹、名胜顺手拈来放在自己诗中，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其次，《竹枝词》十一首中，作者在很多方面都将他的笔伸向下层人民细腻的情感世界，他或者从正面描写或者从侧面衬托，把他们的喜怒哀乐表达出来。爱情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将男女间的爱情作为题材写入诗中加以描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是佐证。但像刘禹锡那样能够冲破正统的儒家诗教观念束缚，把笔大胆伸向恋情领域，并情不自禁地在诗中对爱情加以讴歌，细腻而又婉转传达出男女双方在恋爱过程中所经历的欢乐，痛苦以及种种“欲说还休”的微妙心理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他对传统爱情的主题进行了深化。如《竹枝词九首》之四：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里刻画了一个初恋女郎在江边听到请人唱歌时那种乍喜还疑的复杂心情和聪明可爱的性格，刘禹锡抓住眼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景物，融入诗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用天气的“晴”与“不晴”来谐对方的“有情”和“无情”，两种本不相干的事物作者此，巧妙地将它们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有机融合的一个艺术整体。整首诗清新、向上、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着生活情趣。诗人在刻画热恋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时，采取一种似露非露，欲吞还吐的抒情方式，表现她们欲喜还忧的特定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在某些吟咏风情的诗中，也将自己的身世之感寄寓其中。在这些诗中，描写的景物所触发出来的情感，笔者认为是诗人自己的情感。如《竹枝词九首》之六、七：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这首诗中，作者有借失意女子的口吻来浇己心中块垒之嫌，刘禹锡由滟滪堆的坚不可摧想人心的见异思迁、喜怒无常之态。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因为爱情失意而由爱生恨的怨妇的内心独白，也可看作是诗人自己由于政治上受打击，远大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所发出来的人生愤慨。诗人宦海为官多年，对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有深刻的体念，他懊恼那些没有廉耻之心、趋炎附势的得志小人对他的排挤，也长恨那些目不识珠、掌握着用人职权的庸人，诗人借诗中抒情主人公之口来为自己鸣内心的不平。
刘禹锡的《竹枝词》在当时受人喜欢，晚唐诗人温庭筠是这样来形容刘诗的流传之广的：“京口贵公子，襄阳诸女儿，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词。”（温庭筠《秘书刘尚节挽歌词》） 京口和襄阳都非刘禹锡为官之地，可见，他的诗是多么受人喜欢。群众是最好的评论家，他们对刘禹锡诗歌的热爱就是刘禹锡努力向民歌学习的最好奖赏。确实，当时文学唯有和民间诗歌血肉相连地密切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掌握语言的艺术。这也算得上是刘禹锡在《竹枝词》创作中提供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
参考文献：
刘禹锡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刘禹锡 贬谪 文学创作 影响
刘禹锡虽身处中唐，历“安史之乱”之余波，又因“永贞之变”惨遭流放，可谓“命途多舛”，但依旧不减用事之心，于中唐诗坛遗世独立。明代杨慎《升庵外集》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1]刘禹锡无论诗歌、散文还是论说文都表现出极深的造诣，虽文风由于年龄和阅历的不同略有变化，亦不乏彷徨、失志之叹，但横贯一生的是傲岸不去的独立品格和敏感而殷切的柔情及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盛唐的辉煌早已成为陈迹，经历“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可谓百废待兴，“中兴之志”无疑当仁不让地担起了重整乾坤的重任。在文化领域，韩愈领导了“古文运动”，白居易领导了“新乐府运动”，政治领域则进行了“永贞之变”。
然而中唐党争严峻，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加之外族入侵，可谓内忧外患深矣。面对如此的现实困境，改革迫在眉睫，于是以王叔文为首的官员便发起了“永贞革新”，不料未几风云突变，宦海浮沉，致祸身，结果“二王、八司马”杀的杀，流放的流放，一场除旧布新的改革就这样草草收场，大唐江山因此每况愈下。最可怜的便是包括刘禹锡在内的这批改革之士，见放穷荒，郁郁终生。身处这样的时代，加之傲岸不屈的人格，刘禹锡参与救亡图存的变革是一种必然，而流放中表现出不同于他人颓唐消极而是昂扬的斗志，怡然的情趣，则是刘禹锡所受的素质教育的最好诠释，而这种素质教育并非局限于家庭、书籍，更得益于阅历、生活。
一、行藏在我，用舍随他
古往今来，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始终无法忘却的便是一颗用事之心，刘禹锡当然也不能免俗。然而一腔热血并不见怜于浩荡皇恩，更多的人会穷困潦倒一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贬谪对刘禹锡的文学创作却是一种涅槃。
吴乔《围炉诗话》云：“梦得佳诗，多在郎、连、夔、和。”[2]永贞之变后，刘禹锡虽身处蛮荒，却达观自适，“山秀而高，卉物柔泽，水孕金碧，信荒服之善部，而火裔之凉墟也！”与丘壑间，自得其乐，这种醉翁之趣，得之者几人乎？足见刘禹锡百折不挠之精神，穷且欲坚之意志。
然而，“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3]的“永贞革新”却惨遭失败，带来的是接二连三的打击，更有甚者“制有逢恩不原之令”（旧唐书·刘禹锡传），“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在这种绝望的境地中，刘禹锡依旧没有丝毫退却，并高唱“人生不失意，焉能爆己知”，“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并在朗、连、夔、和及其后宦海沉浮中，书写了一首首壮丽的诗篇，展现了一个自由而超越的灵魂。
二、咏怀中的爱憎
贬谪的愤懑，刘禹锡往往借咏怀诗抒发，并表现出爱憎分明的情怀。虽然深谙“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的沉浮炎凉，但依旧吟唱“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的豪迈之曲。这种矢志不渝的追寻和对理想的执著及对待历史冷峻而犀利的见解，精警超迈，韵味深长。
最能突出刘禹锡不惧奸佞、敢于伸张正义的作者以《玄都观二首》为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表现出孟子所云“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气。“去过十年同赴诏”本应感激涕零，但一“戏”字将蔑视与憎恨在隐幽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于是，又被外放，然而十四年后，英雄归来，故地重游，心底波澜难耐，故又高歌一曲“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种气度又有几人能比，几人能及。笑煞群小的快意溢于言表，讽刺极为老辣，同时展现出诗人宁折不弯的刚强斗志和穷且益坚的昂扬斗志。
《秋词》一曲，一扫千古陈说，琵琶反弹，独舒机杼。自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始，秋天被赋予肃杀萧瑟之感，无不令人满目伤怀，心中抑郁，叹生命之将尽，残躯之易逝。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表现出对生命的执著和“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的不渝之志，虽人生坎坷，屡遭贬谪，壮志难酬，不被重用，但仍励志高歌，整首诗无不表现出诗人豪迈的大度，难能可贵。
三、竹枝词——别样的逍遥游
刘禹锡虽身处蛮荒，且屡遭小人刁难，但依旧乐在其中。一句“何陋之有”将其豪放达观的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百折不挠的不屈精神无疑是世人的一种垂范，一种遗世而独立的傲然风姿，令人肃然起敬。
竹枝词在刘禹锡手中更是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在《刘氏集略说》中说到当时的创作情形：“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诗歌。”[4]刘禹锡汲取了巴人竹枝歌舞的精华，色泽清莹，音调和美，具有优美圆熟的艺术技巧。至此，竹枝词终于吐露芳华，在中唐诗坛上别开生面，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诗人黄庭坚评价：“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5]“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刘词情真意切，自然脱俗，达到风景画与风俗画、人情美与物态美、诗意与哲理、雅声与俚语的完美融合。明人谢榛云“措辞流丽，酷似六朝”（《四溟诗话》）[6]，白居易更是赞赏有加——“听者愁绝”，可见其艺术感染力之馥郁。
四、唱和中的慰藉
诗酒唱和在唐代蔚为盛行，而在贬谪之中能与知己酬唱应答无疑是逆境中的莫大安慰。唐代有“刘柳”之说，无疑是对刘禹锡和柳宗元这对生死之交的最佳见证和诠释。《柳子厚墓志铭》“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这种生死情意，后之览者，无不唏嘘感叹，有友若此，复何求？晚年刘禹锡与白居易交往甚密，亦是一段文坛佳话。
在唐代文人与宗教显得尤为密切，交往亦是频繁。仕途失意后宗教往往会成为一种寄托，一种缓冲，从而寻求一种和谐的状态。刘禹锡一直与僧侣交往密切，在被贬期间应僧道琳之请作《大唐曹谿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道：“我立真荃，揭起南国，无修而修，无得而得。”并在《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说：“上士解空而离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觉，不由有何以悟无。彼达真谛而得中道者，当知为而不有，贤乎以不修为无为也。”通过以上文字足见刘禹锡对禅宗领悟之深，功力之厚。
五、结语
刘禹锡一生虽屡遭挫折，但依旧傲岸不屈，打破了古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传统，始终以乐观昂扬的心态积极面对人生境遇，以豪迈的性情和婉而多讽的性情书写了一段人生传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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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刘禹锡.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刘禹锡范文第6篇
韩愈“以文为诗”，力图铺陈，用奇思幻想和僻字险韵，造成了一种宏伟奇崛的风格；李贺的诗歌更多地着眼于锻造新颖诡异、精警含蓄的诗句；白居易则努力创造一种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诗风，努力提倡反映现实的新乐府运动，发挥诗歌的“美刺”作用；刘禹锡则向民歌学习，诗风为之一变，给流派纷呈的大唐诗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刘禹锡学习《竹枝词》是受了屈原的影响，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像屈原那样开一代新诗风。在谪居“巴山楚水”期间他注意学习当地民歌，希望在韩白之外独辟蹊径，于文人诗和民歌之间闯出一条路，独树一帜，最终实现文化的创新、诗风的转变。刘禹锡体会到了当地民歌《竹枝词》的艺术魅力，琢磨到这一民歌的“含思宛转”，认识到这种民歌在歌唱爱情和抒发愁绪方面的优势。刘禹锡对这种民歌不仅仅停留在欣赏的程度，而是虚心求教，并且学会了吟唱《竹枝词》，终于完成了对屈原创作《九歌》精神的师承，实现了对西南民歌的取法。白居易《忆梦得》诗中说：“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并自注说：“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通过体味白居易《忆梦得》诗句，我们知道白居易认为“竹枝歌”是超脱“俗虑”的，就文学的生成规律而言，文学不能附庸于世俗的生活，“文学如果附庸于世俗生活，那么世俗生活中的陈规俗套就会羁绊文学发现，使其毫无所得。”[2]这恐怕也正是“竹枝歌”超脱“俗虑”而别具艺术魅力之所在。
刘禹锡写的《竹枝词》共有两组，一组九首，另一组两首，合起来共十一首，篇篇都是佳作，句句皆为妙思，其中描写爱情题材的有三篇，其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是诗刻画了一个初恋女郎在江边听到情人唱歌时那种乍疑乍喜的心情和聪明可爱的性格。作者描绘眼前的实景，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千古佳句。这是采用民歌常用的谐音入诗，以天气的“晴”与“不晴”来暗指对方的“有情”与“无情”。两种不相关的事物被巧妙地勾连在一起，情郎的慧黠，女郎的天真立现，旖旎妩媚、清新可爱的诗情顿出，可谓俗而不俚，别具匠心。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二中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措词流丽，酷似六朝。”并指出这两句诗沿袭了六朝（南朝）乐府民歌谐音双关的特点。
刘禹锡对大胆地用唱歌来追求爱情的方式，持明显的欣赏态度；但并未像今天某些论者所云——将这些歌者上升到置封建礼教于不顾，大胆冲破封建牢笼的高度。我们不能用自己所在文化圈的观念作为参照系去对边缘文化圈的行为进行诠释。文化相对论和双向人类学都强调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别，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就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客观地看待周边的事物，对其评判要尽可能地摒弃主观臆断，更不能歧视与自己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当然，也不能无限夸大某一文化的作用和价值。人们往往被世俗的道德观念所束缚，内心的感情冲动往往被压抑，且颇多顾虑；而远离中原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往往受儒家传统纲常伦理束缚少些，人们往往自由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并且彼此以对山歌的形式来抒感，这也正是那些士大夫听到、看到《竹枝词》后，眼前为之一亮的重要原因。正如白居易所说“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所以，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判定：第一，唐朝人民生活受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本就薄弱，第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表达个人情感方面本就如此。所以，也就无所谓为追求爱情幸福，敢于冲破封建束缚之说了。
其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
凭寄狂夫书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
这首诗勾勒出一位托蜀客给自己久出不归的丈夫捎讯息，并再三叮咛住址，富于感彩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没有细腻的感情描写，而是采用大开大合的白描手法，勾出轮廓。作者在勾勒过程中，对场景的取舍是别具匠心的：“日出三竿”交代了时间，“江头”交代了地点，“蜀客”，交代了人物，还有一个不存在于这一场景的人物“狂夫”。他虽然不存在这一场景，但是，人们却能通过诗句感受到他的存在，甚至他存在的位置——即“成都万里桥”——颇有一种“蛙声十里出山泉”的意蕴。这种效果的出现得力于作者独到的场景选择能力。这种选择“将一种跨文本的真实性引入文本之中，将不同系统之中各种被选择的因素带入共同的语境，而这一语境把被选择过程淘汰的因素作为背景，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双向互释的过程：在场者依靠缺席者显示其存在；而缺席者则要通过在场者显示其自身。”[3]
另外，这位在蜀客面前称自己的丈夫为“狂夫”。这“狂夫”二字用笔传神，可谓语少而意足，有无穷之味，把这个爱夫、思夫，却恨夫不归的纠结之情表露无遗。于是，她便托这位蜀客给丈夫捎信……而 “住在成都万里桥”，以口语入诗，极富生活气息。
其三：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人类为了使自己能够与其他人和谐相处，就不得不克制个人的行为，使之合乎社群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一些欲望往往得不到满足，正所谓“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这在个人爱情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挫折、忧虑、困惑，并进而致使精神文化如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产生。这首诗便是写一个深情女郎在爱情遭到挫折，个人情感得不到满足后的愁怨。她以“山桃红花”比喻自己的情郎，以“蜀江春水”自况。诗人在创作中“以山桃花的花瓣纷纷落满山头和蜀江的奔流不息起兴，紧接着从中引出两个新颖贴切的比喻，用女郎的口气写出了愁怨产生的原因和愁绪的深长，全诗戛然而止。由于比义紧扣兴义，所以上下文之间交相辉映，女郎炽热而又深沉的感情同明媚的自然景色溶合在一起，意境鲜明如画，韵味悠然不尽。”[4]另外，“郎意”和“侬愁”是彼此情感的真实，但是这种“郎意”和“侬愁”究竟是什么样子，作为一种情感，是无法触摸和感知的，于是对其进行了想象：“郎意”似“花红易衰”，而“侬愁”像“水流无限”，这便在现实与想象的二元对立世界中找到了平衡点。现实与想象的转换过程离不开虚构化行为，“正是虚构化行为的引领，现实才得以升腾为想象，而想象也因之而走近现实”，文本作为民歌的另一种载体也“可以顺理成章地看做是虚构、现实与想象相互作用和彼此渗透的结果。”[5]然而，“这些挫折与忧虑也是必须要消弭的……宗教、文学、艺术等精神方面的文化基本上是帮助人类在心理上作调适而出现的”。[6]诗中的多情女郎便是通过该地区可以配合舞蹈的民歌抒发自己的愁怨，宣泄自己的感情，希望使心灵可以得以慰藉。
综上所述，通过对刘禹锡的《竹枝词》爱情诗的探析可知，作者从民歌中吸取的民间文化成分是比较多的。从内容上说，诗中对青年男女用唱歌来追求爱情的方式，持明显的赞赏态度。诗中表现了劳动人民大胆追求健康、纯洁感情的美好情怀。从题材上看，《竹枝词》的题材比绝句广阔，特别是泛咏风土这一点，使它具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清代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说：“《竹枝词》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可谓评价至当。在艺术表现方面，《竹枝词》“不仅大量使用比兴和谐声双关，重叠回环等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而且还把民歌特有的那种清新刚健的语言和悠扬婉转的音节吸入诗中，从而使它达到了所谓‘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词意高妙’、‘奔逸绝尘’的境界。”[7] 正是刘禹锡《竹枝词》的这种独特艺术魅力，使其超轶当时，见称后代，遂使状写风土成为《竹枝词》的一种特殊内容，如苏轼的《竹枝词九首》，杨维桢的《西湖竹枝》，郑燮的《潍县竹枝词》四十首。他们的作品也各具千秋，其中以杨维桢的《西湖竹枝》更优。中唐以后，《竹枝词》俨然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诗体。对此，刘禹锡有肇始之功。刘禹锡《竹枝词》中的爱情诗无论从题材还是从风格上均臻佳妙，可以说是源于民歌而高于民歌，属于民歌的升级版。
注释：
[1]屈小强、郭新榜：《华土诗性——文士之漫游天下与山水文学》，济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2][3][5]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第19页，第16页。
[4][7]卞孝萱、吴汝煜：《刘禹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第63页，第64页、第65页。
刘禹锡范文第7篇
【关键词】禹锡园；规划设计
1.总体规划布局
整个公园由居中水系分割两大块，主体结构是以“山水相依、物景交融、环带围绕、点线面结合、大小配置、组群分布、绿廊连接”等手法，构成“节点--星座--环网”状布局结构。“节点”为散点在公园内的小景点和绿化广场，以小、多、匀为特色；“星座”为分布在公园里内相对集中、类似星座的园林绿地，以组、群为特色；“环网”为贯穿在公园内的围墙、道路、水系等绿地，以廊、带为特色。根据地块的现状条件，整个公园以“仙山”、“灵水”为基础架构，形成“曲径通幽”“移步异景”的路网结构。整个水由大面积湖与蜿蜒曲折溪水构成，取“潜龙”盘卧之状。整个“潜龙”自东南向西北摆阵，龙头伸上刘禹锡墓，在龙的前爪之处修建“陋室”，腰部为大面积湖水，湖中翠荷盈盈，渔舟荡漾，设履仙桥、吏隐亭。后爪之处建刘禹锡纪念馆和刘禹锡雕像，龙尾布置公园的主入口，主要景点有桑榆林、鸿儒台、喷泉广场、牌坊门楼。整个“潜龙”由牌坊回廊贯穿，大致设置八至九个牌坊门，沿着水系道路穿插，充分展现刘禹锡曲折忧患的一生及其不同阶段的成就与至交事迹。公园分为五大组团星座：桑榆鸿儒区、流觞曲水区、修竹陋室区、墓地祭拜区、白丁田园区；设置两个入口分别为西南口和东北口。
2.重点规划
2.1景观规划
通过植物景观的营造，把刘禹锡公园建设成开放式大型绿地，突出“铁竹银柳、桑榆晚霞”的景观主题，分为纵向的景观分区和横向的配置构思两方面分别进行规划，形成段段不同、景景有别的自然风景林。主要采用景观价值高、适应性强、易于养护管理，且深受群众喜爱的树种作为基干树种。乔木如竹子、雪松、垂柳、榆树、桑树等；花灌木如黄杨、连翘、榆叶梅、樱花、丁香等。根据刘禹锡公园文化主题、现状基地条件和水系规划分为修竹园区、桑榆林区、杨柳水岸区、田园风光区。修竹园区：以修长的竹子为主体，搭配绿地草，强调铮铮铁骨的整体气氛与风格。桑榆林区：入口立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整体以桑树与榆树为主体，并配以落叶松、紫椴等特色树种，丰富景观特色，花灌木以金银木、榆叶梅、山梅花、连翘等组成，增加了植物景观的观赏层次。杨柳水岸区：河堤采用堤路结合的形式，在适当位置种植柳树、杨树等乔木。迎水坡一侧为观花的地被和花灌木，以一定的基本单元进行变化，形成强烈的景观效果。背水坡以固坡类花灌木为主，如紫穗槐。田园风光区：以草地、草坪乡土植物为主，并点缀少量树丛、树群，形成视觉焦点。重点地段和广场种植冷季型草，如早熟禾、剪股颍，以延长绿期、突出精致效果；大面积滩地以自然草地为主，点缀地被、野花，如苜蓿、紫花地丁、白头翁等，追求自然野趣田园效果。
2.2道路交通规划
公园游览道路在满足游览功能的情况下，采用符合九曲环抱有情的风水原则，或曲径通幽，或恬然开阔，收放自如的设计。水路与陆路相依，注重对景的处理，力求达到移步换景，同时又考虑方便游客，形成特色观光道路。
入口：公园设置二个出入口，主入口为西南入口，北为次入口，与城市道路相连。西南主入口处规划喷泉广场、桑榆林，北入口紧临310国道，主要布置青松柏杨类树木，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路网构成：一级路网，宽度16米，采用堤路结合的形式，中间不设绿化分隔带。该道路和园区主入口相连，与园区次干道相接，成为具有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的景观性道路。二级为园区次级道路，分别伸向各个组团，规划路面为8米。第三级为组团级道路，分别进入各组团，路面宽6米。第四级为园区小道，分别进入各景点的小路，路面宽2—3米。亲水步道：宽3-5米，进行园林式铺装，为了保证游人观光游览的连贯性，在跨河桥下建栈桥式步道，使道路更加通畅，并结合景点和局部拓宽，形成凹型休息空间。交通节点：在鸿儒台、刘禹锡纪念馆、履仙桥、吏隐亭、陋室、刘禹锡墓、白丁园设置交通节点7处，布置活动广场和景观，便于游人集散和开展活动。停车场：根据景点设置和游览组织在公园西南入口和北入口处规划建设集中式停车场2处。
2.3主体建筑规划
刘禹锡纪念馆：位于西南角，坐北朝南，中国传统建筑围合庭院式布局，房屋成“凹”字形，中间为纪念堂，设立刘禹锡塑像，前设祭坛。 左边布置诗词馆、琴社、刘禹锡研究会馆、右边为展览馆、茶房、纪念品店。南边为回廊连接大门，题匾“刘禹锡纪念馆”。陋室：陋室系一组三合院，为砖木结构，三幢五间，分主室与偏室，由正房、东西厢房和门廊组成，院前有台阶。正房三开间，明间两缝抽掉脊柱，并向南凸出，设前廊，廊前作垂带台阶。明间歇山顶，次间硬山顶。歇山顶作嫩戗屋角，檐下饰空花垫板，上刻卷草纹样。耍头置挑檐檩，外作出锋两道。重椽，脊饰蔓纹。椽档较大，约为1∶3，采用早期木构架建筑做法。梁架简洁，前后单步架川，前廊边贴设穿插枋，枋上置空花垫板，纹样同前。门前中国书协主席王海题匾“陋室”，庭院立《陋室铭》石碑，仿柳体书写，典雅端庄，古朴生辉，正房两木柱题写“台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吏隐亭：按照原始的“吏隐亭”修建，亭高4米有余，占地20多平米，题匾“吏隐亭”，并撰文“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与隐者同”。亭中设石凳石桌。西南牌坊式门楼：此为入口大门，分左中右三扇大门，牌坊方池内镌刻着“诗豪刘禹锡公园”，由著名河南籍书法家，现中国书法协会主席王海题写。坊柱边楹联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北入口山门：此门与未来的中央行政区呼应，政治意义深远，而刘禹锡曾有“功利存乎人民” 为政之道，被后人所称道，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此山门围绕政治主题设计，风格简朴，庄严雄伟。题刻“功利存乎人民”，启迪政治。山门两旁松柏挺拔，铮铮铁竹，清风溢乾坤。刘禹锡墓：根据唐朝坟墓修建形式设计。整个墓坐北朝南，周围建方形陵墙，四面正中建阙门，外置石狮，正南设置很长的神道，南端建大阙门，并设祭台。陵顶圆形，陵墙装饰文化墙，上有刘禹锡一生重大事件浮雕，并题写刘禹锡生平简介。墓前立高大墓碑，题刻“诗豪刘禹锡之墓”。
2.4 灯光照明规划
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应当与空间的大小、形状、周围环境等结合，主要烘托照明气氛，并始终为人和所需要的景观空间服务。重点突出自然景观特色、突出人文活动特色、突出北方季节特色、突出城市科技特色。基本照明灯具主要有路灯、庭园灯、扶手灯、草坪灯、地灯等。重点气氛照明灯具如：探明灯、聚光灯、泛光灯等高亮度照明，目的是用来勾画空间轮廓，使其在夜间仍然不失其意境，再加上色光配置，可以使空间更加生动。另一种是用于小范围内的特色照明，如激光灯、水池灯及各种高杆彩灯等，它配合各种雕塑、小品、树木、水体等，能够创造出某种特定的气氛。
刘禹锡范文第8篇
--白居易
苔色侵三径，波声想五弦。井蛙争入户，辙鲋乱归泉。
--王起
高霤愁晨坐，空阶惊夜眠。鹤鸣犹未已，蚁穴亦频迁。
--刘禹锡
散漫疏还密，空濛断复连。竹沾青玉润，荷滴白珠圆。
--白居易
地湿灰蛾灭，池添水马怜。有苗沾霢霂，无月弄潺湲。
--王起
篱菊潜开秀，园蔬已罢鲜。断行随雁翅，孤啸耸鸢肩。
--刘禹锡
桥柱黏黄菌，墙衣点绿钱。草荒行药路，沙泛钓鱼船。
--白居易
长者车犹阻，高人榻且悬。金乌何日见，玉爵几时传。
--王起
近井桐先落，当檐石欲穿。趋风诚有恋，披雾邈无缘。
--刘禹锡
廪米陈生醭，庖薪湿起烟。鸣鸡潜报晓，急景暗凋年。
--白居易
盖洒高松上，丝繁细柳边。拂丛时起蝶，堕叶乍惊蝉。
--王起
巾角皆争垫，裙裾别似湔。人多蒙翠被，马尽著连乾。
--刘禹锡
好客无来者，贫家但悄然。湿泥印鹤迹，漏壁络蜗涎。
--白居易
蚊聚雷侵室，鸥翻浪满川。上楼愁幂幂，绕舍厌溅溅。
--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