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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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影评范文第1篇
作文教学为什么不学新闻工作者，推行“走转改”的作文教学方法。下面我结合自己的实践，从三方面谈谈体会。
一、走 ，即走近生活
“一头汗两腿泥”“俯下身子贴心百姓” ，即“走近生活”，是好新闻诞生的前提，也是做出好文章的根本。
自然是生命的襁褓。草长莺飞，水枯石干，四季轮换，生命不断地交互更替。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无动于衷，一切的美好就这样在身旁流失，而我们学生写作却手握笔杆，紧皱眉头 ，疾呼“作文榨文”，东拼西凑七八百字，习作内容失真，情感虚伪。
李祖贵老师在《让我们的孩子离生活近些，再近些》中写道“中小学作文平庸、虚假、雷同是祸及神髓的致命伤”。初中作文教学长期以来总是推行学生限时当堂作文，作文题目大多数按单元训练要求安排，两周一大作一小作。对于这样的教学方法，还大放其辞“快速成文的能力，只能靠当堂作文训练”。殊不知，如此作文教学，长此以往，将完全切断学生与社会和生活的联系，完全禁锢学生思想的自由发展。
自然，社会是生活的两大栖息地，回归并关注它们是新时代对学生的要求。培养学生细致地观察、独特地表达和创新思维能力，倾诉真情实感，不说假话、空话，杜绝抄袭行为。这些都是课标的新要求，“走近生活”，也是行之思想的精髓之一。
因此，在暴雨肆虐的清晨，雨雾迷蒙之下，三两个或四五个时而聚集一处，时而分开各自行动，伞下共同打扫校园的值日学生的奉献和团结之美，成了学生眼中靓丽的风景。午休时，值日的老师踮起脚跟走向敞开的窗户，并轻轻关上，师爱的无微不至被学生发现。我及时肯定指点，这就是关注生活，捕捉生活细节之美，是写作的鲜活素材。在西风嘶吼的寒冬，引导学生体会卖早点的老人的坚韧与乐观。清明时节，鼓励学生赶“乡会”，尝尝各路的小吃，凑凑“乡会”时的那份热闹，感受淳朴的民风民俗，感受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变化。另外开展形式多样的课余生活，为写作创造写作素材。如一月一主题的“读书沙龙”，重大节日的“演讲比赛”，学习经验交流会，诗歌朗诵、书法竞赛，参观敬老院等。
多彩的生活为自由的思想插上翅膀，学生言行举止无所羁绊，生命个体得到尽情的舒展，内心变得丰满。“我心思我行” “我手写我心”，真实的感情自然会流淌在字里行间，又何愁语言苍白无力、矫情造作呢？有了生活，学生觉得课本里学来的不再是死知识，而是鲜活的例子，乐意写自己，而且写作多了联想想象。
二、转，即转变指导作风
也许，我说的大家也常经历着。每到作文课，无非是将学科组内拟写的文题板书，指导几句然后让学生写。老师固执地认为放手学生自由创作，作文才会百花齐放。结果呢？三年下来，写的文章四不像，文体不明，多个中心，更谈不上构思布局。作文，真的不用教，就靠自悟吗？也有老师以多样的命题形式，轮番地毯排雷式训练，不厌其烦地讲技巧，三年一个样。指导方法没差异，训练难度没梯度，老师讲了一大堆，学生读得泡沫飞，最后成效如何？还是一样，写成的文章中心游离，人物个性单一。
我想，这其实就是语文老师浮华的、唯师独尊的、高高在上的写作指导作风在作祟，与新课改呼唤的平等、合作、民主教风相背离的。换位思考，你是学生，当铃声一响，老师两手夹支粉笔写下文题，然后就是“开始写”，你的内心有何想法？
教学之余，我努力反思。写作技巧是不是“万能备胎”，适用所有文章吗？记叙文写作的要领是什么？写作的根本又是什么？我开始思考哪些写作技巧、写作方法在教材内出现过，怎样呈现的，哪些技巧哪些学生已经尝试采用过，运用得当与否，如何将构思完善得更精巧……将自己的写作经历告诉学生，关注学生习作时的困惑，共同探讨通过细腻的细节描写与环境烘托来提升记叙文。和学生同步写作，体会他们的痛苦，学生产生想超越老师的想法，写作热情得到激活。
三、改，即改变两种形式
“情动于中而发乎其外”，内心有感触，笔尖才能写得出。来自他们内心的文题，必然是其倾诉的需要，也就会一吐为快。而传统的老师拟题，最大的不足是让学生觉得老师高高在上，又在发号施令，产生消极应付写作的情绪。新课标 倡导自主选题，变化命题形式，重视引导学生自我修改，开展相互修改。课改中，我采用教师命题，学生自主命题或自选文题相结合的形式，更大调动了学生的参与意识。
校园网的普及为课改提供了新的契机，我变教师纸上独批为学生机上多人互改形式相结合，与考试评改真接轨。时常在微机房上作文课，自由写作二十分钟后上传习作，挑选不同层次的习作，白板投影评议，点评巧妙之笔，提出需要完善之处，让作者说出写作意图并及时修改。将讲、写、评融于一体，及时矫正习作中的偏差，解决习作困惑，提高评改的及时性，有效性，客观性。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鉴赏能力，也锻炼了他们的胆识。
八百影评范文第2篇
——《师父》观后感
《师父》的导演是徐皓峰，他还导过《倭寇的踪迹》；《一代宗师》是他的剧本；电影《道士下山》是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陈凯歌确实烂的无底线了，《霸王别姬》真的是他导的么？）徐皓锋有本书叫《逝去的武林》，更能凸显他对传统武术的痴迷和专研。
《师父》讲的故事，是广东咏春武师陈先生，想要在中国的武术之都天津开武馆，弘扬本门名声。不过封闭的天津武林不会容许外乡人扬名，所以他只能培养个徒弟出来，只要这个徒弟能够成功打赢天津八家武馆，他的门派就可以在天津开武馆。
但是，身为外乡人的陈师父不能踢馆，因为会驳了天津武行的面子。
而且，徒弟得是天津人——也是为了面子。
最后，徒弟踢馆成功后，天津武行会联名请出本地最大高手打败徒弟，该徒弟必须远离天津，不得回来——也是为了面子的规矩。
这些规矩，都是天津武行泰斗郑老先生告诉陈师父的，如果他的徒弟连踢八馆后，天津武行最后请出来挽回面子的，就是郑老先生。因此，郑老先生说了，你要想开武馆，可以，就按上面的方法办："你教你徒弟的，我也得会！"
所以，咏春传人陈识陈师父必须得做几件事情：
一、招个资质不错的天津本地徒弟，花个几年时间培训成才；
二、娶个本地媳妇，找个低收入的工作养家，这样，留在天津带徒弟就有合理的借口。
媳妇好解决，陈师父（廖凡演的）看上了著名的起士林西餐厅的女招待（小宋佳演的，后面简称师娘吧，片子里就没叫过师娘的名字。话说这是廖凡第二次跟宋佳合作，上次是《好奇害死猫》）因为这个师娘的出身不好，嫁给师父算是好选择，俩人约好在一起结婚三年，三年后再自由选择，陈师傅付出担保金八百大洋。
徒弟，郑老先生最初给挑了一个，可后来有个脚行混混耿良辰（叫什么不好叫良辰）让陈师父觉得是武学奇才，就选了良辰了。其实良辰最初是垂涎师娘的美色才找上门来的。陈师父觉得这样也好，这小流氓最后被赶出天津他也不会良心不安。
就这么着，良辰的功夫也学了一年，居然比陈师父预料得还要好，那就踢馆吧。连踢七家都赢了。这第八家武馆的馆长邹女士（蒋雯丽饰），是天津武行的第二号人物，可却是天津武行玩政治玩的最好的一位。邹馆长杀气腾腾地去找陈师父的麻烦，陈师父一年前的布局很好地掩护了他的目的，邹馆长失望而归。耿良辰踢馆第八家也成功了。
可就在郑老先生赶跑耿良辰的比武开始前夕，发生的新变化使事态没法按老剧本来唱了。郑先生的徒弟是本地军阀的副官，姓林；军阀们垂涎武馆的高收入，想要插手武行，那就得先挣面子后抢里子。林副官使了个诡计打伤了师父，按武行的规矩，获得了武行最高地位的话语权。为了让天津武行买面子，又指使手下高手围殴耿良辰，又刺了良辰两刀，这其实也是坏了江湖规矩了——本来，打跑了踢馆者就行了。
虽然良辰是死了，可陈师父还是可以在天津开武馆。照理说，陈师父原本就打算抛弃那个混混徒弟的，他只需要继续按剧本开武馆就好了。可陈师父落下了心病——武人的"义"字哪里去了？因此，在武馆开张当日，在邹馆长的配合下，陈师父一刀了解了林副官。最后，与天津武林痛痛快快地逐一过招，成功逃出了天津卫。
这故事挺复杂，写影评不剧透几乎没法开讲。
为什么说这片子好呢，首先是剧本真好，这回的故事讲圆了；再就是细节好，徐皓峰的进步非常让人惊喜，全片无尿点，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导演了。
这故事充满了黑色寓言意味：原本的武林是为了振兴国术、行侠仗义，可现实中的武馆只是个捞钱的工具，郑老先生也说了："武馆不教真东西，迟早让洋人把你赢了去。"
可是以邹馆长为首的武行们觉得，即便出不了人才，有钱赚那就过一天是一天。
陈识陈师父，本意是要弘扬咏春，可要想开武馆，就不得不向世俗的江湖规矩低头。空有一身好武艺的他，却不能跟武林同道痛快切磋一场。因此，在杀死林副官的那个晚上，坐在他最终的武馆里他叹息："我一心想着开武馆，却是处心积虑地算计我的徒弟，我这不是师父，我是个算计的生意人"（大意，原句不记得了）
整部片子里，还真是充满了算计：
郑老先生要陈识教他刀法，最后一次对决郑已经占了上风，还是一刀刺向陈师父要害，目的就是逼陈师父使出真功夫来，判断陈师父的传授是否有所保留。
林副官先算计师父后算计良辰，每次出手都是阴谋加强权，毫不在意江湖规矩。
邹馆长是这个片子里算计心术的大赢家：
先是帮林副官拿掉了郑老先生的地位；为了维护武行的利益又设套借陈师父的刀杀了林副官。
开馆当日，邹先是要林副官换掉官服出席，不动声色地解除了林副官的护卫；
再播放林副官欺瞒郑老先生的电影片段坐实他欺师灭祖的恶性争取了武行的道义支持；
继而安排打手假意困住陈识，却暗地里递了刀子让陈识刺杀成功；
再以雷霆手段收服林副官的护卫替武行洗白
最后杀人灭口想做掉陈识给军方一个交代。
这连环计步步精准，巾帼不让须眉。
比较讽刺的就是，武行的人最终让算计占了立身之本，武艺就真不行。结果给陈师父杀出一条血路，闯关的最后一刀还削掉邹馆长半个耳环——耍诡计你行，讲功夫你不行。片子看到这里，前面一个多小时的郁闷总算得以抒发。
片子好看的地方还很多，武打设计既漂亮又有讲究，咏春的十三点半棍法，隐隐然有河北大枪的风范，闯关对决的刀战也比《倭寇的踪迹》进步很多，既有武术的攻防判断真功夫，又有动作的舒展美丽。
片中美女不少，小宋佳演绎的俏师娘及其性感，俄裔舞娘贡献了美丽的大长腿芭蕾舞，耿良辰做生意还勾搭上一个冲茶汤的新疆美女（话说徐皓峰喜欢用异族美女上瘾，《倭寇的踪迹》里面还硬插了个胡姬舞女进来）
廖凡一边用竹竿痛打小混混，一边坐长凳跟宋佳聊天的那场戏，是全片最美的片段。
看后我跟太太交流，都觉得徐皓峰做编剧，王家卫做导演那片子就美极了。而徐皓峰自己的这部《师父》拍出了不同的风格。如果说《一代宗师》是探讨武学的阳春白雪，《师父》就是接地气的下里巴人，各有各的美好。
片子中的各种民国服饰也是美翻，哪怕军阀的军服也不是库存老道具，细节实在用心。
师娘这一生遇到师父，是她最好的命。小说里他什么也不能对她说，只是一夜一夜地睡她。电影里他却一边打架，一边和她讲故事，浪漫到心悸。她说，这辈子嫁过了，谢谢你。一女子最酷的话不过如此了，深情的人才收敛。电影里一切都酷，酷又性感，连那条狗也是酷的。徐老师电影和他小说一样特别，特别好看。——南笙
还有，小宋佳太美了。白生生，红艳艳的美，身上一寸一寸都是软的，暖的，活的。穿朱红，穿墨绿，越发衬得肌肤如雪。是北地胭脂，不以婉转媚人，要骨有骨，要血有血，有里有面儿的活，有分有寸的爱。也世故风尘，也亮烈决绝。生死一命，坐下来消消停停，不就是一条命吗，爱情，是她唯一的恶习。——咆哮女郎柏邦妮
八百影评范文第3篇
普通青年-文艺青年-二B青年，现实中的黄渤属于哪一种？BQ请他回答――网上通行的青年问卷：
“你喜欢玩摄影吗？ 是的。
你会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吗？ 是的。
你喜欢八卦明星绯闻吗？ 不喜欢。
你觉得秋天令人伤感吗？ 不是。
郭敬明和韩寒你喜欢谁？ 韩寒！
你觉得自己的心态仍然像小孩吗？ 是的。
对于唯美风格的小说你十分没有抗拒力吗？ 是的，也不是十分。你会幻想自己穿越到过去吗？ 没有。
你喜欢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吗？ 还行。
你不介意在别人面前秀恩爱吗？ 不是。
做完这十道题，电脑给出了针对黄渤的鉴定，“你就是三种特质都具有的‘三体’青年。平常大家面前的你很普通，开朗而健谈，随和而亲切。当万籁寂静的时候，多愁善感的你就会思绪潮涌，用悲伤的文字去淋漓尽致地展示自己，化身文艺青年。当你玩得‘嗨’到极点时，搞怪天赋就会蠢蠢欲动，让你瞬间变身为笑倒一片的‘幽默大师’。你就是一个多重性格的综合体。”
“哎，这说的，还真像我。”黄渤说。
二B青年x 喜剧之王
2012年的大年初一，黄渤的新片《饭局也疯狂》即将公映。从记者看过的粗剪版中，这部电影注定能成为“二”之经典。《饭局也疯狂》顶着宁浩创下票房奇迹的“疯狂”名头，杂糅了《三枪拍案惊奇》故事框架、《武林外传》搞怪对白乃至《神探狄仁杰》惊悚侦破气息，对于新晋银幕导演尚敬而言，纷乱的故事线头和离奇的出演演员与之前的电影版《武林外传》一脉相承。而黄渤、范伟、刘烨三位“戏骨”的表演却依旧出彩，黄渤在片中饰演一位事业遇到瓶颈的武打巨星，扮相上要挑战冯远征和廖凡在“非诚”中出柜的娘娘腔形象，内心戏上则要细腻刻画“观众去看你的电影就像人类去动物园看猴，无非也是一种居高临下围观的娱乐心态”，剥去光环的明星该何去何从以自处的人生困顿。
这，却是现实中的黄渤看得很开的事体。已经荣膺金马影帝的他曾被香港影评人文隽称为“葛优、周星驰之后”的“喜剧之王”，也曾被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誉为“中国卓别林”。悉数中国百年银幕史，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赵丹在《七十二家房客》、《乌鸦与麻雀》中饰演“笑中带泪”的都市小人物算起，之后囿于意识形态原因，城市题材在内地被附以“原罪”而基本摒弃，都市人物形象也由此匿迹。作为赓续，再到1980年代后由陈佩斯、陈强父子“二子开店系列”的出现，才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再往后数，由王朔小说为文学底本，经冯小刚的镜头语言加工，葛优成就了银幕上都市小人物一个又一个的经典形象。可当葛大爷真的在年岁上成了“苍孙”，谁又来接棒？有着令人信服表演功力的黄渤，当是不二之选。
黄渤在言谈间总是把“玩”字当作口头禅，可是谁都知道这个演艺圈“劳模”拍戏时有多搏命，跑坏了三十多双“千层底”而凭借《斗牛》升任为金马影帝，他在这两年间的戏路则多少有些“原地踏步”。在管虎和宁浩的片子中，黄渤吃得苦最多，却也应和苦中苦与人上人正相关的至理――事实证明除这两位之外，黄渤还未同别的导演发生过化学反应。新年中，管虎的新戏《杀生》自然值得期待，黄渤说他在片中演的就是村子里的“祸害”，“我演的其实就是个孙悟空，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最后怎么被天庭给整死的故事”。
事实上，他也会真刀真枪扮一把“猴相”。近些年潜心经营于幕后的周星驰，选中他出演《大话西游3》中的孙悟空。以表演成就论，星爷完全称得上是黄渤的前辈，选中黄渤来演绎自己过往的经典形象“至尊宝”，此举不管如何解读，“交棒”的意味也毋庸讳言。
普通青年 X 无害小清新
黄渤是圈子中的“异数”，银幕上他的形象从不展现为当个人上人而起码该有的进取心，银幕下的他则更是闲淡状地与世无争：他喜欢摄影，却只爱拿iPhone“拍着玩”；他喜欢收藏，却只对世界各地的冰箱贴有兴趣；他喜欢运动，却绝非银幕上常见的夺路而逃，而是仰仗自己肺活量惊人的自由潜水；他喜欢发微博，谁要老是@他，他也会“卖个人情”做转发，但却从不想像姚晨那样对“公共事件”表达意见；他喜欢唱歌，却在积累了足够的声名后，面对着唱片业名存实亡的窘境而难以出头――音乐圈的大佬们公认他唱功一流，去年信乐团邀请他登台吼最吃劲的“死了都要爱”，曾经一道在北京酒吧里串场子的沙宝亮举行音乐会，也会请他去帮衬一把，唱反映都市青年爱情小忧郁的《美人鱼》。
文艺青年x新晋导演
按照助理给出的通告单，12月24日上午8点整，黄渤准时把自己“”在了某酒店一间公寓的监视器前。这时候的黄渤不是演员，而是一部微电影的新晋导演。彼时，冬日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挤进房间，照见低矮的桌案上杂乱地摆放着香烟、纸杯、橘子和满是茶渍的保温瓶。抄着手的黄渤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偶尔啜一口茶，闻到一旁有场工点烟，也会自顾自地摸出一根叼在嘴里，却半天不点着火。除了间或跑到另一间公寓给演员说戏，你很难想象银幕上鬼马精灵的黄渤这一天中可以把屁股钉死在椅子上！下午六点，制片人磨磨唧唧地同他商量“顶多给你拍到十点啊……”黄渤起初佯作没听清，实在拗不过就嬉皮笑脸地反问，“明早？”这话让制片人有些光火，“行！那你看这满屋子人干不干？”“唉，你们真不知道我都是怎么给调教出来的？”黄渤叹口气，托着腮帮继续把目光拢在了监视器上。
掐指一算，自从2000年参演管虎的作品《上车走吧》，在演艺圈载沉载浮整整十载，这还真是“媳妇儿熬成婆”后的黄渤第一次拿起执导筒。尽管不是什么大制作，也没有票房压力，但这部暂定名为《十万》的网络微电影还是让他挺上心。本子是自己攒的，攒完了还特意去趟上海和“阅片量惊人”的好友徐铮聊了个通宵“抠细节”。而来给自己帮衬一把的，从主演王迅到服装、化妆、道具、摄像无不是“拿着友情价的义工”。
在创作门槛无限降低的年代，黄渤得以实现自己的文艺青年之梦。在忙着微电影的同时，他还把目前“捂着的”自编自导自演的MV摇滚单曲《不醉》给记者唱了几句，“喝酒找醉，夜不废不归。真的爷们儿拿命搁这，开瓶直接吹。别害怕狼狈，满大街地睡。眼睛红了，脑袋肿了，刚出滋味。哎呀，兄弟，别忘了举杯！我就不信一瓶二锅头你喝不飞，甭管多少我都奉陪。我先干了这一杯，咱们一杯接一杯……”
“老天爷只是想起来才给你腰眼上顶一下”
BQ=《北京青年》周刊H=黄渤
BQ：这次选择《十万》的本子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缘起是什么？
H：其实，我倒真无所谓，就是兴致所至，玩票罢了。但你弄这事，总想把它弄扎实喽，出来时遗憾少点。我其实写了六七个本子，但我拍这些干吗？一个短片，你不能去玩视觉奇观，我又没想转行。这个本子相对最简单，但拍起来太吃工夫。就俩人的戏，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这是很考较戏剧张力的。
BQ：我看了你的剧本大纲，恕我直言，稍显平淡和你自己的戏路并不太相符？
H：说白了我能想到的故事，前人都想了八百遍了。这个作品就是人心理状态的呈现，一切的烦恼都是来自欲望，这是人永恒的命题，永恒的东西大概都不会特别绚烂（笑）。
H：我是个演员，我能做的就是面对不能拒绝的本子时，尽我所能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其实作为演员，我之前受虐多了，像管虎宁浩这号的，都属于较真较劲的导演，一天拍三四十个小时也很正常。微博有人提问说，一天24个小时，你怎么说三四十个？请问，早晨起来开拍，到第二天晚上了才收工，这是几个小时？那时人都是飘着的（苦笑）。演戏导戏不过是个工作，你选择这个工作是因为它能给你带来快乐，这是挺累人的，但是别觉得自苦就好，那样的人生是痛苦的。
BQ：怎么评价自己的生活状态呢？你是在自由王国活着，还是为了表演而刻意地接地气，以保持自己草根的本色？
H：这就像是我们现在的国情，如果你打开微博，可能你觉得第二天就要天下大变了。但是生活的阅历会告诉你，一些事情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每天都在发生，或发生过。我为什么要愤怒，世界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呼声和要求，我只能做一个旁观者。我丝毫没认为自己是个成功人士，人生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巧合与机遇。老天爷只是想起来才给你腰眼上顶一下，那你就向前挪几步吧。我不会自满，也不会怨天尤人。
BQ：《大话西游》当年横空出世，你当时的观感如何？现在你要站在周星驰的肩膀上，再次饰演至尊宝这个经典角色，你的打算是什么？
八百影评范文第4篇
纵观这一类型的人物，我们发现他们身上有着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我将这种精神气质归结为“游侠精神”。因为他们符合游侠精神的基本特征——“包括担当精神、悲剧意识、激进情绪、反抗与破坏欲、临危一击根本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以及剑气豪气江湖气与流氓气等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也正是这种精神气质，才使他们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和审美价值，可以说，在他们身上传承了中国传统的游侠精神。而“游侠类型”人物的流行和后来电影《英雄》对“游侠精神”的解构，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评论等也说明了人们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越来越开放、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社会中的某种心态。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根源。
千古文人侠客梦——游侠文化探源
从韩非子在《五蠹》中称“侠以武乱法”到太史公为游侠做传，游侠这个词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个人或群体而存在，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他象征着一种个性的张扬以及对个体本质力量的肯定，在以“儒道互补”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游侠精神”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的目光，不仅在民间文化传统中形成了“儒、仙、侠”鼎立的局面，就是历代文人也经常以“游侠”自比。从“抚剑独行游”的五柳先生到“纵死侠骨香”的青莲居士，几乎每一代的文人都会有着“书剑飘零”的梦想，构成了千古文人侠客梦。
然而，游侠精神却却不是作为一种上层的或者说是精英文化而在华夏文明中传承的。相反的，它并不像儒家文化那样为统治者们所推崇，也不像道家文化那样受到文人名士的青睐，更多的，它是作为一种民间的文化而流传的。也正因为此，游侠文化并不像主流的精英文化一样担负社会的、政治的重任，在由时代变革而引发的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它似乎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正如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说：“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这些游侠最基本的准则一直是作为其本质的属性而在民间文化中流传的。在这个流传的过程中，因为部分文人知识分子的介入，又把精英文化中的一些与之相关的因素带到了游侠的精神当中，如儒家文化中的“忠、义”后来演变成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道家中的“逍遥”成就了侠的独往独来、飘忽不定的气质。可以说，游侠精神是精英文化在民间渗透的结晶，是精英文化“世俗化”的结果。
在艺术作品当中，作为民间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游侠精神自然也就会战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早在魏晋时期，陶潜就说自己“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千百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吟咏过游侠。到了明清及近代，随着市民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兴起，游侠们行侠的故事则更广为人们所传颂。人们一直在追寻着他们那近似于“乌托邦”似的的“侠客梦”。在这当中，既有期待侠客们来主持公道、扶危济困的被拯救的欲望，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且缓急，人所共有也”，又有对本体生命的确证与升华的渴望，如苏轼所说的“要当啖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酸”。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游侠精神渐渐的由现实人生的利的行动转变为艺术性的梦幻，于是，对本体生命升华的后者的态度也就成了游侠精神的主流。而在对游侠精神的表现形式上，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手刃仇人”“替天行道”等等套路上。尽管武侠小说、电视剧仍然很受欢迎，但他们已不再是游侠精神唯一的载体。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说：“前者（指游侠）不一定擅长剑术，也不一定杀人报仇。更重要的是游侠的行侠出于公心，于乱世中拯危济弱主持公道”、“因为‘武’很可能不指武术，而是任侠使气，放荡不羁”（《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陈平原著，新世界出版社P89），可见，“武功”并不等于“游侠”。一些具有“武”的外形的艺术作品其内核很可能偏离或者根本悖离了“游侠精神”，而真正的“游侠精神”也未必一定要体现在动辄舞刀弄枪的作品中。因为“侠”是一种精神气质或者说是一种文化。
乱世天教重侠游——在屏幕上引起轰动的游侠型人物及其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
近几年来，电视上出现了几个光彩照人的银屏形象：电视剧《大宅门》中的白景琦、《李卫当官》中的李卫和《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等等。我姑且将他们都归为“游侠型人物”。他们除了具有上文所说的“包括担当精神、悲剧意识、激进情绪、反抗与破坏欲、临危一击根本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以及剑气豪气江湖气与流氓气等等”在内的游侠精神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具有以下的几点特征：
首先，他们都有着极强的正义感。所谓的游侠，未必是现实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他可以和秩序相抵触，但有一条，他必须是追求正义的，也就是说他必然是为天下的“公道”而斗争，而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利”。白景琦尽管不把一切世俗礼法放在眼里，为所欲为，被人称作“活土匪”，但当他的儿子在药方上做手脚以次充好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所谓“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当众焚毁了价值不菲的药材。尤其是在民族大义放在眼前的时候，他更是宁死不屈，决不与日本人和汉奸同流合污，表现了鲜明的爱国情怀。与之相呼应的是石光荣，在中其他人都在为唱赞歌，他毫不留情的指出“你们是军人，要去打仗，不是秀才，在这里唱酸曲儿”，还有在对待他儿子的问题上，他也一再的坚持“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搞特殊”“正因为他是我是光荣的儿子，所以才要去最最困难的地方”，所有这些，把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鲜明，敢做敢当的石光荣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同样的，李卫更是一个认理不认人的“一根筋”。正义感和为正义去献身的精神是游侠精神在这几个人身上的最主要的体现。
其次，要独掌正义。所谓独掌正义，就是说游侠类型的人物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去选择，而不能人云亦云。他的正义感和为之献身“虽九死而不悔”的举动是建立在他通过个人的人生体验所做出的判断的基础之上的。“独掌正义”要突出的是一个“独”字，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他们那种鲜明的个体特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切的人格魅力。这些人物本身都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不为任何人所动。更重要的是，在生活环境发生重大的转变的时候，他们依然如我，保持本色，这才是为人所称道的“游侠精神”——独立不倚、我行我素。当然，这种极强的自我意识势必与大环境和社会秩序相抵触，主人公也必然要为之付出代价，白景琦被母亲赶出了家门，独自在外漂泊，石光荣长期得不到家人——尤其是儿子的理解。孤独，是游侠精神的一个重要的表征。正是在这种孤独的状态当中，人物完成了自身的成长和人格的完善。被赶出家门后的生活正是白景奇成功的必由之路，而石光荣也是在与家人的磕磕碰碰中走向了最终的理解。“独掌正义”的精神给了人物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他使人物不为世俗所容，注定要品尝孤独；而另一方面，在对孤独的体味中，人物获得了一种人格魅力，同时心灵也获得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成长，这种经历使他更加成熟。白景奇在片子当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这种精神的宣言——“不是不让什么吗？我偏要做什么。”但它的这段话却不是一时意气的胡言乱语，而是建立在他的另一段话的基础之上的——“谁说我们是疯子，他们才是疯子呢，他们那帮疯子看我们这帮没疯的才觉得我们不正常”。正式建立在这种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和对自我判断的极度自信的基础上，游侠型的人物们才能够我行我素、独掌正义。
最后，游侠类型的人物还必须有情。“有情有义”才能在观众当中得到广泛的认可。尽管游侠类型的人物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给人的印象是无情、冷酷甚至玩世不恭。但这些一定是表面的现象，最后，他们一定不能以这样的形象退出舞台。石光荣在电视剧开始的前三分之一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独断专行的封建大家长，白景琦也被称为“活土匪”，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也正是因为前面的铺垫，才使后面主人公感情流露的时候显得格外的感人。一个整天大哭大叫的人的眼泪是廉价的，而石光荣在病床上对儿子说出“我想你想的心痛”时留下的眼泪才能真正的打动观众。游侠型的人物因为他那强烈的正义感和独掌正义的张扬狂放的气质常常会使人忽略他们的情感，但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个性常常会使他们站在“危险”甚或“死亡”的边缘，“爱”与“死”的两大人生主题在他们身上的冲突更为明显，因此，他们的情感与爱恋在死亡或者危险的衬托下具有了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实际上，以上所说的三点是基于上文所说的“游侠精神”的基本特征的。如担当精神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就是“天下为公”的强烈的正义感，而游侠类型的人物那“独掌正义”的孤独感很容易造成他们的悲剧意识。以上我们根据“游侠类型人物”的基本特征分析了他们能够吸引人的原因，除此之外，“游侠型的人物”在荧屏上的火爆还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原因：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心理的压力也在逐步的加大。机遇的增多也意味着竞争的加大，每个人都无法像以前那样过着田园牧歌似的生活，在竞争当中伴随而来的就是每个人都会体验到的“挫折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无法在自己的田园里作着“英雄梦”，那种“采菊东篱、笑傲南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只能在残酷的现实竞争中奋力拚搏，而竞争中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于是，挫折感也就成为了现代人的一块共同的心病，他们急需一种精神来治愈这块心病，使他们内心的压抑得到释放，而“游侠精神”恰恰就满足了人们的这一愿望。游侠精神那张扬的个性满足了现代人释放的冲动，相信观众看到白景琦宁可得罪全族的老少也要和香秀结婚，石光荣就着白酒吃大葱，边吃边说“我喝酒，我喝了；我吃葱，我吃了”的时候，自己内心的那种反叛和对抗的冲动也得到了替代性的满足。在现代社会当中，随着法制、民主制度的越来越完善，个体生命的张扬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个体在强大的制度和法律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力，这种无力感使现代人无法得到对个体本质力量的确证，他们以近似于疯狂的态度去追求外在名利和物质享受，意图通过这些来使自己变得强大，而结果却是使自己迷失在了外在的虚幻当中，更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游侠类型的人物”却恰恰相反，他们以一种张扬的个性去面对社会，他们敢于挑战一切的世俗礼法，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与现实和秩序的对抗当中他们得到了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这对生活在现实当中的人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游侠精神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场美丽的“侠客梦”，在梦中，他们内心的挫折感得到了排遣，重新找回了“强者”的感觉。然而，既有入梦时的香甜，也就有梦醒时的苦涩。需要指出的是：此梦并非来无影，去无踪，他还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
说到文化根源，不能不提到本文开始所提到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正如开篇所说，游侠这个词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个人或群体而存在，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从太史公笔下那些“起而行侠”的游侠走到今天，游侠已经沉淀为一种精神气质。千百年来，他在与儒道等其他传统文化的交汇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特色。在民间，“儒、仙、侠”三分天下有其一，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游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在民间的集中体现。既然中国自古就有着“路见不平，拔剑而起”的游侠传统，那就不难解释当代人的“侠客梦”的历史文化根源了，此梦正是深深的植根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当中。此外，游侠型的人物形象在屏幕上的火爆还与当代的文化现象有着深刻的联系。经历了建国初那个红色的激情时代，人们对那种狂热已经厌倦和惧怕，于是就有了80年代的滥情，当人们让所有廉价的泪水都尽情飘洒之后，我们走进了90年代——一个娱乐的时代、一个游戏统治一切什么都可以用来娱乐的时代，或者说我们进入了一个“秀”文化时代。后现代的拼贴方式使我们时代的文化像超级市场里的商品，什么都可以用来消费。然而，这种后现代的娱乐方式使人们越来越沉浸于“无所谓”的狂欢当中，在尽情的享受了飘荡的自由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无根的苦楚。人们感到了信仰缺失后的无力，他们急需一种东西来振奋自己。而由于建国后国人政治热情的过渡“预支”和痛苦记忆留下的疤痕使人们无法向政治中寻求信仰。于是，传统文化中的“游侠精神”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来了众人的目光。他本身的激进性和破坏性满足了人们对制度的潜在的反抗性心理并暗和了后现代文化中的解构性，而他所强调正义感和独掌正义的孤独感又给了在信仰缺失后感到无力的现代人一种确实感。游侠精神具有儒家所说的“义”的坚韧而少有它的迂腐，具有道家的“逍遥”而不虚无，而“游侠”型的人物所具有的那种“不为‘文明’所规范的‘十足的野性’，其敢说敢笑敢作敢当的性情以及其‘粗豪脱俗’的风格，令过于文明过于懦弱过于无所作为的现代人赞叹不已”（《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陈平原著.新世界出版社P163）。可见，游侠精神是在“后现代”的文化迷宫里彷徨不知所措的现代人所抓到的一根救命稻草，而这也就造成了“游侠类型的人物”在屏幕上的火爆。
尽管在“游侠”型人物火爆荧屏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根源，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定这种现象是百分百的合理的和正当的。“游侠精神”作为绵延了数百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精华部分的背后，也存在着相当部分的糟粕。他那最吸引人的“剑气豪气”也常常伴随着“流氓气”，而“担当精神”和“义气”的背后也常常隐藏着不问是非的封建道德的“愚”——如《大宅门》中白景琦受到最多非议的对待母亲的愚孝导致对杨九红的不公，在游侠型人物们率性任情、快意恩仇的背后可能以藏着观众“嗜血”的冲动，而对游侠精神的盲目崇拜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人们法律意识的淡漠。于是，评论界——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质疑。而在影视创作群体之内，对待“游侠精神”也有了新的阐述。
以“天下”化恩仇——电影《英雄》对游侠精神的解构
2002年末和2003年岁初，对于中国的影视界来说一个最让人关注的焦点问题可能就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了。这部在拍摄之初就以其豪华的制作阵容而吸引了广泛关注目光的电影在公映之后则成为了颇具争议的一部影片。该片描述了战国末年四个侠客——“长空”、“残剑”、“飞雪”和“无名”刺秦的故事，最后“无名”为“天下”而放弃了刺秦。抛开对于影片的音乐、摄影和表演等问题，单就他的故事来说，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影片存在着“侠义的初衷与背信弃义之间的矛盾”，认为影片中的主角之一“无名”“是一个缺乏主见而又不讲信用的剑术高手，不仅与‘侠’的境界相差太远简直就是反‘侠’道而行之”（余韶文：《关于英雄的杂谈》，《北京青年周刊》2003/1/20）；而另一种则认为“唯有无名，身世不详，居无定所，行踪漂泊之人，在经历了一层层递升的境界之后，最终悟道，而且是大道的身体力行者、以身殉道者，实为英雄”（刘华：《英雄之道、大道无名》，《电影评介》2003/3）。实际上，只要仔细分析这两种观点，就会发现他们尽管一褒一贬，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因为他们所站的角度不同，评论的尺度也不一样。前者以“游侠精神”为尺度衡量影片《英雄》，则该片确实是“反‘侠’道而行之”；后者把标准提高到了所谓虚无的“大道”，则又是赞美有加。本文无意去探讨《英雄》本身的得失，只是在这两种观点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两个名词：“游侠”与“英雄”，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正如本文开篇对“游侠精神”所下的定义，那是一种极端自我的、张扬个性、具有反叛精神和破坏欲望的悲剧性的“酒神精神”；而英雄则不然，中国古代有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佳话，在那里曹操曾这样给英雄下了定义——“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可见，英雄更强调其社会的功利性，他需要建功立业。从这一点上来说，“游侠”更接近于“道家”，强调个体的逍遥，属于“隐者”一类。只不过他比道家多了份“不平”之气，要为天下扫除不平。因此，“游侠精神”某种程度上带有“道家”和“墨家”的精神。而“英雄”则更接近于“儒家”，他强调现实人生的功业，希冀外在的“有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为了他们心目中的“王霸大业”，英雄们往往会殚精竭虑、穷尽智谋，不惜一切手段。“英雄”更象是“儒家”和“法家”结合的产物。游侠强调的是“情义”与“担当”，而英雄更注重“胸怀天下”。自古以来，“游侠”与“英雄”之间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英雄欲制天下只能以“法令”，而游侠们恰恰要“以武犯禁”。游侠们以他们手中的利剑去为天下报打不平、匡复正义，而他们这种随机的、个人化的方式恰恰在严重的威胁着英雄们努力树立起来的权威。英雄要建立秩序并维护这种秩序的权威，而游侠则是以蔑视秩序、打破秩序来张扬自己的性情。简单的说，二者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个体与秩序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注定是无可调和的。
影片《英雄》表现的恰恰就是“游侠”与“英雄”之间的矛盾。该片沿用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模式——刺秦。围绕着刺秦，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动人的故事，也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吟咏过这些故事。但他们都是站在游侠的立场上来歌颂刺客的，尽管刺客们的结局都是失败，故事是悲剧的，但这种悲剧的结局恰恰证明了“侠”的精神的可贵与伟大。“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正是游侠/刺客们的牺牲，才成就了“游侠精神”。从这点上来说，在以往的刺秦的故事当中，胜利者永远是“游侠”一方。而《英雄》却恰恰颠覆了这一传统，在影片《英雄》中，游侠/刺客们不但没有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游侠精神”的永恒，反而被英雄/秦王的气魄所震慑和征服，这是游侠的一次彻底的失败。当无名放下手中的剑走出秦宫的时候，他已经被“天下”所同化，成为英雄/秦王的认同者。可以说走进来的是游侠无名，走出去的是英雄无名。秦王下令射杀无名时眼中的泪水和此后厚葬无名的举动并非是对刺客/游侠的敬仰，而是对作为英雄的无名的怜惜。
这里探讨影片《英雄》并非要评述它的艺术得失。在艺术上，这种以“天下”征服刺客、以秩序驯服个体的叙事策略很可能是失败的。但是，把《英雄》放在一系列具有游侠传统的影视作品当中来看，他就具有了另一种意义：他使游侠或者说游侠精神在这里第一次受挫，我们无意去探讨英雄型的人物是否值得称颂，但我们必须正视游侠们的受挫。在这部片子里，创作者们可能是在无意之间完成了一次对“游侠精神”的解构，而解构的武器就是“天下”。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游侠精神具体指的就是“包括担当精神、悲剧意识、激进情绪、反抗与破坏欲、临危一击根本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以及剑气豪气江湖气与流氓气等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而在影片英雄当中，我们发现种种这些鲜明的个体特征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笼罩在“王霸之气”下的“武”的躯壳。因为天下，无名放弃了对长空和飞雪的承诺；又是因为天下，无名放弃了自己十年练剑的目标，在最后一击中放弃了；也是因为天下，无名忘记了自己的仇恨，因为“一个人的仇恨和天下人的比起来就不再是仇恨”。在这当中，游侠的担当精神——承诺、悲剧意识——复仇、激进情绪都被“天下”二字化为无形，更不要提什么“剑气和豪气”了。而“天下”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虚化的概念，我们无法用英雄的霸业、国家利益或者百姓来对他做一个确切的解释。而这些也并不重要，创作者也许是故意抛出这样一个虚幻的概念以将“游侠精神”化于无形。
《英雄》中以“无名”为代表的“反游侠”类型人物的出现标志着“游侠精神”在影视作品当中的一次“受挫”。这如本文前面在论述以白景奇、石光荣为代表的“游侠型人物”盛行的原因时所提到的——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原因。那么，电影《英雄》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展示了或者说预示了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一个转变的倾向。一方面，这种用“天下”解构“游侠精神”的方式应该是随着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而产生的，在一个用法律、秩序统治的文明社会当中，那种“任侠使气”的游侠精神无疑是行不通的，而只能向“英雄”型人物转变，做一个在秩序内“有所为”者。正如胡克先生所说：“《英雄》可以看作民众在追求富裕安定的生活目标的进程中，构建新的艺术趣味的标志性作品”（胡克：《观众启示录——〈英雄〉现象的一种观察角度》，《当代电影》2003/2）。另一方面，近一个时期我们的艺术创作当中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空镜子》等。如果说游侠型的作品满足了人们“梦”的需求，使他们得以释放内心的苦闷的话，那现实主义的作品则起到了“镜”与“灯”的作用，让人们在作品中看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并有所启迪。最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西方的一些文化作品也大量的被引进，这其中不乏佳作，而这些作品的异域风格和对待问题不同于中国人传统思维的特有的视角也吸引了观众很大一部分的注意力，他们更愿意借助艺术这扇“窗”去观察外面的世界。因此，说“游侠精神”在电影《英雄》中受挫，毋宁说电影《英雄》是“游侠类影视作品”在新时期的创作环境里的一次力求突围的“自身变革”的尝试。尽管它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我们却能由此看出我们的影视创作中一个良好的“多元化”的趋势。
结语：大众的梦幻——影视作品中游侠传统的得与失
在中国的古诗词当中，很多诗人都吟咏过游侠精神，而他们最为喜欢的莫过于“侠骨香”的这个意象。从李太白的“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到李贺的“宝玦谁家子，长闻侠骨香”，这里体现了游侠精神的一种对生命的超越，任侠使气，不仅仅是为他人解困，也是人生价值的一种自我实现。正是在“行侠”的过程当中，游侠们实现了生命的升华，“侠骨”之香，在其狂放不羁的意气，纵横六合的豪情。人们喜欢白景奇，因为他那“看前面，黑洞洞，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的豪气；喜欢石光荣，因为他那“一辈子就没熊过、没求过人”的意气；喜欢李卫，是因为在他那愣头愣脑、满嘴“丫丫个呸”的表象下对正义与公理“一根筋”的追求与执著。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游侠们那极具魅力的“剑气豪气”之下，确实还往往带着一股“流氓气”与“无赖气”。游侠精神作为一种俗文化在民间传承了数百年，不可避免的会沾染上民间的一些“市侩”气息和封建道德中的一些糟粕，这些是需要我们去区分和辨别的。我们也可以注意到，随着大众审美品位的的变化，影视作品的创作者们也在对游侠精神进行着改造，力图使他更接近现代人的艺术趣味，向着“艺术表现形式的综合化、规范化、包容调和和风格中庸唯美”（胡克：《观众启示录——〈英雄〉现象的一种观察角度》，《当代电影》2003/2）的方向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艺术表现风格的变化下，创作者们需要尊重“游侠精神”的内核，不能“因文害意”，否则，丧失了“侠”的根本精神的作品即便形式做得再精致，也不过是空洞的“广告片”而已，是无法长久的吸引观众的目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