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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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代表作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李颀 边塞诗 慷慨悲壮
一、李颀生平
李颀（690？—754？），开元天宝年间著名诗人，赵郡（今河北赵县）人，长期居住于颍县（今河南登封西）。开元二十三年登进士第，官新乡尉，不久去官。颀有东川（颍水支流）别业，世称李东川，曾被误为四川人。全唐诗收其诗作3卷124首。新旧唐书均无记载，但在元朝辛文房《唐才子传》中有传传世，赞其：“多放浪之语，足可震荡心神。”李颀少时任侠，出入两京交游权贵，希冀仕途有成，后闭门读书数年方才及第，久未升迁，后归隐于东川，时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隐居期间醉心于炼丹求道，学佛诵经。与当时诗人王维、高适、王昌龄等均有交往。李颀长于七律七古，诗多歌咏边塞、描绘音乐，赠别友人，咏史怀古之作。
二、李颀边塞诗评析
李颀诗作边塞诗只有五首，然而被予以相当高的评价，亦是盛唐边塞诗派代表人物之一。李颀边塞诗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古从军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从军行”本为乐府古题。唐诗中写当代之事，常以汉代唐，借古讽今，所以题前着一“古”字。诗开头用互文手法先写紧张单调的军旅生活。日夜警惕着有时爬到山上观望烽火台，有时又在交河边上让马饮水；不论登山或者傍水都要随时准备打仗。三、四句接着描绘：在风沙弥漫的漆黑夜晚，伴着将士的只有军营中巡夜敲击的刁斗和声声幽怨的琵琶。“刁斗”，是古代军中铜制炊具，容量一斗。白天煮饭，晚上用作更柝。“公主琵琶”是指汉朝公主远嫁乌孙国时所弹的琵琶曲调。前三句实写第四句用典，虚实结合。接着，诗人又着墨于环境的艰苦，营地驻扎之处是绵延的荒漠，没有城池可以依附，雨雪纷纷与大漠连成一片，可见气候酷寒恶劣。接着两句反面烘托，土生土长的胡雁胡儿尚且双双哀伤怨恨啼哭落泪，何况远来戍边的“行人”呢？边陲险恶，班师还朝便是将士的最大希望了。可是“玉门被遮”，归家仍无希望。据《史记·大宛传》记载，汉武帝时，李广利率军攻大宛求良马，因饥饿攻战不利，请罢兵。帝闻之大怒，派人遮断玉门关，下令：“军有敢入者辄斩之。”罢兵不能，只好继续跟随将帅拼命战斗，而拼命死战的结果是埋骨荒野。将士们苦寒戍边征战沙场求得的竟是“空见蒲桃入汉家”。“蒲桃”就是现在的葡萄。汉武帝求天马通西域，轻启战端。当时随天马入中国的还有“蒲陶”和“苜宿”的种子，汉武帝把它们种在离宫别馆之旁，弥望皆是。最后一句用典故讽喻帝王好大喜功不顾将士性命，既非保国亦非开边无有寸土之功，而只是将胡地植物入了汉宫。先层层推进最后画龙点睛，显出此诗巨大的讽喻力。本诗巧妙地运用音节来表情达意。此诗先用双声“刁斗”和“琵琶”，后用叠字“纷纷“、“夜夜”、“双双”、“年年”等，不但在语意上起了强调作用，更显音节之美，雄奇悲壮骨气老劲。
另外，李颀其他的边塞诗《古意》、两首《塞下曲》和《古塞下曲》也颇受好评。
从诗歌主题上分析，李颀边塞诗善于塑造不畏生死的英雄形象，表现边关将士的慷慨气概，赞颂他们立功报国的热情。《古意》中的“幽燕客”轻生死，重义气；首先“男儿”两字先树立了男子汉大丈夫的形象。“少小幽燕客”，介绍了这位勇敢的男儿来自自古民风尚勇武重豪侠的幽燕之地。他敢在马蹄之下与人赌输赢，从来就不会看中自己的性命，所以在战场上也奋勇作战，使敌人惧怕不敢再向前。接着又抓住主人公的体貌特征，胡鬚来描绘。勇猛刚烈的男子不会蓄着风度翩翩的长须，“鬚如蝟毛磔”五字，写出其鬚短、多、硬，显出杀敌时鬚蝟怒张的神气，鲜明而有力地突出了这一从军塞上男儿的形象。五律《塞下曲》中有少学骑射“勇冠并州儿”的少年，希冀报国，素怀壮志，要以军功搏出身前程；“戎鞭腰下插，羌笛雪中吹”用质朴平实的语言，刻画了战士的飒爽英姿和豪迈洒脱气概，声调昂扬，通过渲染边地的荒凉艰苦，有力刻画了戍边将士战士的精神世界，表现出了盛唐时期人们的昂扬向上乐观豪迈，可谓盛唐之音。五绝《塞下曲》有“千骑黑貂裘，皆称羽林子”，成百上千的将士们着黑貂裘，更显军容整齐肃杀。
在塑造英雄形象之后，抒发将士们建功立业的豪情，也有壮志未酬的苦闷和别家思乡的痛楚，蕴含着复杂的感情。五绝《塞下曲》“帐下饮葡萄，平生寸心是”作结句写将士们痛饮美酒后抒发其誓欲报国、同仇敌忾的豪情。五律《塞下曲》“膂力今应尽，将军犹未知”的结果与前句“少年学骑射，勇冠并州儿”对比鲜明：原来勇冠以剽悍尚武风气著称的家乡并州儿郎，而今膂力用尽，沙场拼命换来的不是大漠扬名，建不世之功业，而是“将军未知”，强烈的反差中寄寓着战士深沉的愤慨，有志难伸，格调悲壮。“万里别吾乡”、“未得报恩不得归”说明将士虽不免时有思乡归家的情绪，但由于还没有报答国恩，也就不想回去。这句连用两“得”字，都更显出坚定的决心，语意决然，又含雄壮气骨。
从诗歌意象上分析，李颀诗多用“黄云”“风沙”“雨雪”，不论色彩或风景都偏于昏暗，《塞下曲》诗开头“黄云雁门郡，日暮风沙里”描绘了风吹沙起，黄云蔽日这样苍凉的边塞景色。《古塞下曲》有“袅袅汉宫柳，青青胡地桑”对着青青翠色胡地春光，士兵却辗转于战场中冲杀，又想到为之效命的汉地家乡的柳树也应绿了。或许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季节离开家乡，亲人们也曾折柳送别，盼望能够早日归来。
从修辞手法上来说，较多对偶句。《古塞下曲》“海上千烽火，沙中百战场”以千、百二字言战事频繁，衬托为战事所累的士兵的痛苦。句式中多上下两句相对，结构形式相同，富含音节匀称节奏整齐之美，对照鲜明，给人以深刻印象。另外，李颀诗还好用叠字或在一句中重复使用同一个字，起到强调作用。
李颀边塞诗中好以乐声入诗，尤其是琵琶羌笛所奏的出塞曲，达到烘云托月的效果。《古意》在塑造形神兼备的从军男儿后又描写了年仅十五正直妙龄的“辽东小妇”，从“惯弹琵琶能歌舞”中所显示面貌风姿并不是重点，而是这位芳华女子身处边地同时奏的是幽怨悲壮的“羌笛出塞声”，“羌笛”是边疆乐器，“出塞”又是边疆乐调，与前句文“幽燕”、“辽东”相互映照。笛声中透出的幽怨凄凉，勾起从军男儿对家乡的无限思念，听着曲声幽咽，居然“使我三军泪如雨”了。《古塞下曲》以“琵琶出塞曲，横笛断君肠”为结语，把凄苦思乡之情和幽咽哀怨的出塞琵琶声糅合在一起，愁苦使人柔肠寸断。《塞下曲》中有“金笳吹朔雪，铁马嘶云水”。战马嘶叫，金笳奏鸣，铿锵有声，斗志昂扬中透着勃勃生机。
三、李颀诗与高、岑诗比较
盛唐是我国边塞诗创作的巅峰时期。由于当时唐王朝国力富强，疆域开阔，周围多邻国，同时奉行开土拓边政策使得对外战争连绵不断。知识分子积极入世，都渴望建功立业。边陲塞外的壮丽风景，从军健儿的浴血沙场，将士的艰苦生活渴望归乡，闺中儿女思恋愁肠都囊括在盛唐诗人的笔下成为抒写的对象。边塞诗既是时代的写照，又是盛唐气象的突出表现。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以饱满的热情，深刻的见解，形成了奇伟奔放，刚劲清新风格的边塞诗派。
高适、岑参的诗是盛唐边塞诗一个难以逾越的巅峰，从个人经历来说，高适两次北上蓟门曾入河西幕府，岑参也两次出塞深入西北边陲，诗风都雄浑豪放，后人并称他们为“高岑”。热衷功名进取边塞立功的积极入世精神是诗人们的共同主题，高的愿望是“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岑则称“功名须及早，岁月莫虚掷”；比较之下李颀的同类诗作，功利色彩较为淡薄，蕴含着强烈报国精神，英雄气概突出。不论功名，爱国理想都透着直接单纯，这可能和他生平际遇有关。李颀颇具才华，却不受重用，反映在他的诗中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轻功名重气节的精神风貌。
在此将李颀代表作《古从军行》，高适代表作《燕歌行》，岑参代表作“两歌一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进行比较，高适诗中蕴含着复杂的思想感情，既有对男儿横行天下气概的表彰“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又有战争给百姓带来离乱的同情“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对边疆战士浴血奋战的赞扬“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对军中苦乐不平将领只顾享乐的批判“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全诗纵横跌宕以浑厚雄健著称。岑参诗奇伟壮丽，有飞沙走石、雪夜风吼的奇景“轮台九月风如吼，一川碎石大如斗”，有雪夜如梨花开的大气意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诗擅长描绘奇景，运用夸张手法“四边伐鼓寻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进攻的鼓点如海涛从四面八方涌动而来，战士们豪情喷薄大呼的声音使整个阴山也随之震动，既有视觉又有听觉，既是激烈的战况，又有雄奇的想象。描绘边地气候恶劣时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大胆想象而辞章华美。岑诗写景壮阔，篇幅浩大，用一种歌颂的态度将边塞风物异域风光刻画成英雄豪情的衬托。高诗重在叙议，表达复杂的感情。李诗则写艰苦的军旅生活和苍凉的边塞风景用以讽喻，表达苦于边战的愤懑的情绪。可以说，岑参是昂扬的开疆拓土的英雄豪情，高适转而进行冷静的思考，既有豪情又有悲情，至于李颀，则急转直下讽刺统治者好大喜功，轻启战端，蕴含末路狂生的不平之意。很明显，高岑二人的诗作更加丰富直观具体，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实际感受。与之相比，李颀诗似乎内容稍嫌狭窄单薄，但就各自艺术手法和思想深度来说，可说是各有千秋。
参考文献：
[1]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岑参代表作范文第2篇
我国文学最开始是由文言文写的，早在东周就有了。之后的许多著名文学家将它发扬光大。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趋势。
丑话说在前头，无论你再如何讨厌，学文言文首先就是要读要背！但是总是背不下，那就充分利用你所有的空余时间！文言文的篇幅一般不长，先花点时间把它抄下来，边抄边记，不过纸不能过大，要折起来刚好能放在口袋里，平时没事等车排队神马的掏出来瞄几眼，时间一长就记得下来了。背下来，等于你的文言文成功了四分之一。
对于理解，老师常叫我们翻译文言文并记牢，其实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学校的所谓“文言文高柴生”其实就是一块死木头，一般人的理解过程就是：先看见这句文言文―马上在大脑里找出相应的翻译―翻译完成。这种办法其实只能叫翻译，不能叫理解。真正的文言文之神（比如我）就是在阅读文言文时，首先做到的就是迅速把自己的大脑切换到文言文模式（其实多读多背就可以做到），开始用文言文思考。你的思维模式要完全转化为文言文，看见一句话就知道：我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不用搜索翻译，直接脱口而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完全掌握了它的特性。它应该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它就是你平时讲的话。
文言文里出现最多的字就是“之”“乎”“者”“也”所以人们后来就用“之乎者也”来代表文言文。
文言文里最常出现的字之一就是“之”。“之”什么意思，就像平时看小说的“……之……”一样。一般用作代词，代“的”。比如袁宏道《满井游记》里的“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翻译为“水面亮晶晶好像刚刚打开的镜匣，清冷的光辉突然从镜匣里射出一样。”这里的第一个“之”就是翻译为“的”而第二个也是，应该是“冷之光”，也就是译为“的”，就是“清冷的光辉”差不多也是一个“的”字的意思。有时也会用作第三人称代词，例如《曹刿论战》里的“肉食者谋之”里的“之”是“这件事”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它”。还有《干将莫邪》里的“王怒，欲杀之”里面的“之”就代了“干将”就是“他”的意思。
文言文里之后是“乎”字，一般表示疑问或反诘，像是：汝识之乎？――苏轼《石钟山记》。相当于“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表示感叹语气或呼告：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表示祈使或命令语气。相当于“啊”、“呀”：勉速行乎！无重而罪！――《左传》。表示呼唤人的语气。相当于“啊”、“呀”：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表示商榷语气：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韩非子》。表示肯定语气：故曰：“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韩非子》。
还有“者”，“者”也是代词，指人、物、事、时间、地点等。可以译为“的”或“的人”、“的东西”、“的事情”。比如：《老子》：“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商君书-去强》：“治国能使贫者富。”还有用在数词后的，多数译为“个”“样”。还有用在“今”，“昔”等时间词的后面，表示“……时候”。
最后还有一个“也”字。主要用句末语气词，表示判断语气。比如下面的：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邹忌讽齐王纳谏》）。表示陈述或解释语气。――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齐桓晋文之事》）。用在句中或句末，表示肯定、感叹的语气。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伶官传序》用在句末，表示疑问或反诘语气。公子畏死邪？何泣也？（《信陵君窃符救赵》）。用在句末，表示祈使语气。当相与共谋之，勿令姊有穷途之虑也（《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其实也是个语气词。
在文言文里“弗”这个字除了少数情况外一般都是译为“不”的意思。像《曹刿论战》的“神弗福也”就可以译为“神不会赐福的”在这里就是“不”的意思。
文言文里面的语气词很多，但是很好分辨，像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中的噫（yi）吁（xu）（xi），语气词一般用在句首或句尾，比如《爱莲说》的噫（y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的“噫”和后面的“矣”就是两个语气词。常用的语气词有“呜”“呼”“哀”“哉”，看见“呜呼哀哉”应该就是指无病之类的，不过这是现代文的理解方法，可以略。
“我”这个第一人称代词在“我、吾、余、予、朕、台（yí）、（áng）”等七个。其中，常用的是“我、吾、余、予”四个。东北人自称“俺”宋元时期关西一带人自称“洒家”还有的称“在下”“鄙人”“某”的，经常在小说里出现。
注意通假字，下面是一些通假字：
不：同“否”；不。副词。“或师焉，或不焉。”
不：同“否”；吗。疑问语气词。“察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汝见我不？”“宁可共载不？”
材：同“才”；才能。名词。“食之不能尽其材。”
裁：通“才”；刚刚。副词。“手裁举，则又超忽而跃。”
采：同“彩”；颜色，彩色。名词。“须臾成五采。”“成五采，此天子气也。”
仓：同“苍”；黑色。名词。“要离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
藏：同“脏”脏腑。名词。“末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
廛：通“缠”“胡取禾三百廛兮？”
唱：通“倡”；倡导。动词。“而予三十年前所主唱之、五权宪法，”
钞：同“抄”；抄写。动词。“适中手自钞录。”
雠：同“仇”；仇敌，仇人。“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
：同“锄”；锄头。名词。“棘矜，非于钩戟长铩也。”
绌：通“黜”；罢免官职。动词。“屈平既绌，”
从：同“纵”；合纵，联合抗秦。动词。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
从：同“纵”；与“横”相对，“合从缔交，相与为一。”“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于楚。”
淬：通“"；金属器械烧后放入水中，“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
厝：同“措”；放置。动词。“一厝朔东，一厝雍南”。
错：同“措”；放。动词。“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
当：通“挡”；抵挡。动词。“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操者。”“汉亦留之以相当。”“坦墙周庭，以当南日”“曹军不能抵当。”
党：通“倘”；倘若，偶然。副词。“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
道：同“导’；引导。动词。“故善者困之，其次利道之，。
得：通“德”；恩惠。名词。“所识穷乏者得我钦？”
吊：同“掉”；落。动词。“连一根针吊在地下都听得见响！”
丁宁：同“叮咛”嘱咐。动词。“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
读：通“逗”；即现在的“，”。名词。“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度：同“渡”；渡过，越过。动词。“一夜飞度镜湖月"’
队：通“坠；坠落。动词。“星队、木鸣、国人皆恐。”
：同“夺”；强取，夺取。动词。“再门，门闭不得出。”
堕：通“隳”；毁弃。动词。“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
说文言文就不得不说到古诗词。古诗词倒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先说一下词，词的大致类别如下：
1.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以内）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有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2.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3.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4.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
5.按词牌来源分。关于词牌的来源，大约有下面的三种情况：
（1）本来是乐曲的名称。例如《菩萨蛮》，据说是由于唐代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她们梳着高髻，戴着金冠，满身璎珞（璎珞是身上佩挂的珠宝），象菩萨。当时教坊因此谱成《菩萨蛮曲》。据说唐宜宗爱唱《菩萨蛮》词，可见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曲子。《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都是来自民间的曲调。
（2）摘取一首词中的几个字作为词牌。例如《忆秦娥》，因为依照这个格式写出的最初一首词开头两句是“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所以词牌就叫《忆秦娥》，又叫《秦楼月》。《忆江南》本名《望江南》，又名《谢秋娘》但因白居易有一首咏“江南好”的词，最后一句是“能不忆江南”，所以词牌又叫《忆江南》。《如梦令》原名《忆仙姿》，改名《如梦令》，这是因为后唐庄宗所写的《忆仙姿》中有“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等句。《念奴娇》又叫《大江东去》，这是由于苏轼有一首《念奴娇》，第一句是“大江东去”。又叫《酹江月》，因为苏轼这首词最后三个字是“酹江月”。
（3）本来就是词的题目。《踏歌词》咏的是舞蹈，《舞马词》咏的是舞马，《唉乃曲》咏的是泛舟，《渔歌子》咏的是打鱼，《浪淘沙》咏的是浪淘沙，《抛球乐》咏的是抛绣球，《更漏子》咏的是夜。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凡是词牌下面注明“本意”的，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也就不再另拟题目了。
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如《水调歌头》、《念奴娇》、《如梦令》、等等。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引”和“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调《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可以叠字。
古时候为了分辨词，一般会在词牌名后面加个题目，像辛弃疾的《西江月・遣兴》《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样就很好分辨，但是有些词的题目很长，已经不叫题目了，叫“叙”。其实以前是叫作“序”的，不过后来因为苏轼、苏辙的爷爷，也就是苏洵的父亲叫苏序，为避名讳，所以改为“叙”比如苏轼的一首《洞仙歌》的叙：
余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
所以，你还得先理解一下这个叙。不过放心，老师都不可能让你背叙的，最多让你理解。
我建议大家先找一本《我愿意活在宋朝――宋词的三十七种读法》看看。
唐诗嘛，主要分如下派别，在此不做赘述。大家注意一下语气词、动词、通假字、词类活用等就好。
山水田园诗派
代表人物：王维、孟浩然、卢纶、李益
特点：题材多青山白云、幽人隐士；风格多恬静雅淡，富于阴柔之美；形式多五言、五绝、五律、五古。
代表作：
王维：《山居秋暝》、《送元二使安西》、《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孟浩然：《过故人庄》
边塞诗派
代表人物：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益、王之涣、李颀。
特点：描写战争与战场，表现保家卫国的英勇精神，或描写雄浑壮美的边塞风光，奇异的风土人情，又或描写战争的残酷，军中的黑暗，征戍的艰辛，表达民族和睦的向往与情怀。
代表作：
高适：《别董大》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浪漫诗派
代表人物：李白。
特点：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诗词自由、奔放、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语言主张自然，反对雕琢。
代表作：
李白：《月下独酌》、《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
现实诗派
代表人物：杜甫。
特点：诗歌艺术风格沉郁顿挫，多表现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情怀。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
岑参代表作范文第3篇
按《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古诗鉴赏的考查点是：鉴赏诗歌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评价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如何才能有效应对高考古诗词鉴赏题呢?笔者认为，可以从标题、作者、题材、意象、抒情字眼、注释、技巧七个方面着手打开古诗词鉴赏的大门。
一、审视诗词标题
标题对作品而言，是眼睛和窗口。学生透过标题，可以把握大意、感知情感、了解写作技巧等。
1.把握大意。如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透过标题“览古”二字，我们可知该诗是怀古咏史诗。透过“越中”二字，可知所咏的历史对象。至此，盛衰之感、讽喻之情已跃然纸上。再结合全诗，就不难把握该诗的情感——作者借过去的统治阶级渴求富贵荣华万世不竭、而最终归于幻灭来警醒世人，更是讽喻统治者了。
2.感知情感。如陆游的《书愤》，一个“愤”字，情感已跃然纸上。再如王勃的《别薛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等，从标题中的“别”“送”等字就可以窥见作者的离情别意。还如《闺怨》《芙蓉楼送辛渐》《春夜喜雨》等众多标题，只要有看标题的意识，就很容易从抒情字眼里把握作品情感。
3.了解写作技巧。如贺知章《咏柳》，一看便知是咏物诗，从中可以推知该诗至少用了借物抒情的方法。再如王勃《咏风》：“肃肃凉风生，加我林壑清。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楹。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从标题看是咏物诗，再结合全诗内容看，作者借这个物的特征表达自己崇尚高尚风格和勤奋的精神志趣，其手法不外乎托物言志、以物喻人、象征等。而那些抒情诗如王维的《山居秋冥》，一看便知使用了借景抒情的方法。再如王绩的《野望》：“东皋薄暮望，徒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从题目看，“望”就是观，“野”是处所，便可推知是借景抒情诗。其基本手法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打量诗词作者
作品是作者思想情感的具体化。要准确理解诗词、把握作品情感、体验语言风格，就不能脱离作者而孤立地臆断。作者的生平、风格、思想、政治抱负、主要经历等，无不影响其创作情绪。如读苏轼《赤壁怀古》一词，只有了解他政治上的失意、远大的抱负等，才可以读懂该诗所表达的豁达豪迈之情。
就创作流派而言，现实主义往往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源头是《诗经》，代表作家有杜甫、白居易、陆游等。浪漫主义往往善于抒发对理想的热烈追求，用热情奔放的语言、奇特的想象和夸张手法、神话故事来塑造形象，源头是《楚辞》，代表作家有屈原、李白、李贺、龚自珍等。词的流派又分豪放派、婉约派。豪放派气势磅礴，格调高昂，意境雄浑，感情激荡，代表人物有苏轼、辛弃疾等。婉约派笔调柔和，感情细腻，委婉缠绵，韵味深远，代表人物有柳永、秦观、李清照、姜夔等。这些都会给学生的鉴赏引路。
三、留心文后注释
鉴赏古诗词时，直接关系到理解文本和回答问题又可能给考生造成障碍的内容，往往会出示注释，这将给考生以极大的帮助和提示。如柳宗元的《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注]本诗作于柳宗元被贬永州之时。西园位于作者永州愚溪住宅以西。
鉴赏该诗，如果不结合注释，一般只能理解到作者的孤独寂寞，但这远远不够，如果再结合注释，联系此时作者的遭遇，就不难深入地体会到作者谪居僻远之地、孤独愁苦之情又无人理解的愁苦了。
四、把握重要意象
意象是作者借以表达情感的物象。在古代文人墨客的笔下，往往赋予了客观事物以特定的文化内涵，如月饱含思念、柳代表惜别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抓住了意象，就等于抓住了作者的情感。
如白居易《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江花”“江水”两个意象让人感受到居易的快乐生活。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人正是借助“缺月”“疏桐”“幽人”等意象，形象地抒发出内心的怅惘之情。
五、扣紧抒情字眼
不少古诗词选用具有明显抒彩的词抒感。阅读鉴赏时，只要找到这些词语，就可以把握作者想要表达的情绪了。如王昌龄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只要抓住诗中的“旧别情”和“愁”字，就不难体会出边关军人的悲愁所在了。
六、关注题材内容
就诗作题材内容的不同，古诗词可分为写景(抒情)诗、记事(咏怀)诗、咏史(怀古)诗、咏物(言志)诗、田园(山水)诗、边塞(征战)诗等。
1.写景诗：往往有景有情、情景结合。鉴赏时，只要抓住景物及选用这些景物的目的、景和情的结合方式等，其余就不难把握了。如蒋捷《虞美人·梳楼》：
丝丝杨柳丝丝雨，春在溟濠处。楼儿忒小不藏愁，几度和云飞去觅归舟。天怜客子乡关远，借与花消遣。海棠红近绿阑干，才卷朱帘却又晚风寒。
作者把抽象的思想情绪，比喻为可以存放在小楼中的形象的、具体的物质，且言“楼儿忒小不藏愁”，表现了词人愁思的深重。本欲赏花遣愁，出现在面前的偏又是竞相吐艳的红海棠，联想到自己滞留他乡、韶华渐老，思乡之情油然而起。词人采用反衬手法，貌似红绿满眼的海棠，实际上却暗含好花不常开的喟叹。
2.咏怀诗：叙事抒怀，往往通过具体事件的叙写来抒写胸臆，抒写个人的恨别、怀远、思乡、离愁、感时等情怀。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杜甫的《春望》等。
3.咏史诗：诗人往往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咏叹，一般融进了诗人独到的见识，以史咏怀，以史颂人，以史治史，以史喻今。如陶渊明、刘禹锡、杜牧等都是咏史诗的作者。
4.咏物诗：主要特点是托物言志。这类古诗中的“物”多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意象。如桃花象征美人、牡丹寄寓富贵、杨花有飘零之意等，不同的意象有不同的内蕴。
5.山水田园诗：写田园生活和山水风景，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者，南朝的谢灵运是山水诗的鼻祖。唐代形成了山水田园诗派，主要代表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
6.边塞诗：描写边塞生活与民族矛盾，还有一系列与边塞有关的内容形成于盛唐，其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
七、体味艺术技巧
技巧是作品的重要元素，当然也是鉴赏作品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杜甫《绝句两首》其二：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岑参代表作范文第4篇
在中国诗歌史上，王维是以擅长描写自然风景著称的，他的山水田园诗则是这类诗作的代表。除了山水田园诗之外，王维也写了许多出色的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高适、岑参相比，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不可忽视的。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今属山西省）人。王维从小就十分聪慧，开元九年即二十一岁时考上进士，被任命为大乐丞。不久就因故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后来因为宰相张九龄的推荐，被任命为右拾遗。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被贬，同年秋王维也被任命为凉州河西节度使判官，直到两年后，才又被召回襄阳主持考试工作，从此王维就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王维的边塞诗大都创作于开元二十五到开元二十七年这段任凉州河西节度使判官的时间里。王维现存的诗歌有三百七十多首，其中涉及边塞的有四十多首，约占其总量的十分之一，可见王维的边塞诗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不少的。
一、王维的边塞诗多着眼于写人，很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恰到好处地把人物的精神展现出来。
1、善于使用典故，来表达诗歌的主题。
如《观猎》：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观猎》是王维前期的边塞诗，这首诗描写的是将军射猎时的情景。前四句主要写了将军射猎的整个过程，把将军射猎时的灵巧敏捷和昂扬的斗志写得十分传神。后四句写将军傍晚收猎回营的情景，在这短短的四句中作者就用了“细柳营”和“射雕处”两个典故：细柳营是汉代的名将周亚夫驻兵的地方，这里用丝柳营来暗示将军具有名将的风采；射雕处“《北史》载斛律光尝于洹桥校猎，云表见一大鸟，射之正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雕也。邢子高叹曰：‘此射雕手也。’”这里用这个典故主要是为了表现将军的身手十分的矫捷，武艺十分的高强。
2、善于截取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的画面来表现整个生活场景。
如《陇西行》：
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
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
这首诗中，王维截取了军旅生活中递送军书的片段。诗的一开始就给人一种紧张的感觉，写信使为了传达敌情，一路快马加鞭的情景。接下来的两句叙述了军书的内容“匈奴围酒泉”，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紧张的气氛。最后两句说明了快马送书的原因：关山飞雪，使烽烟无法燃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边塞天气的恶劣。全诗只描写了军旅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的片段，就把整个军旅生活的紧张、艰苦表现得十分的突出。
3、善于通过侧面描写来表现主题。
如《伊周歌》：
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
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
这首诗通过描写思念远征的丈夫，从侧面表现征人生活的艰苦。开始写秋夜里一个女子思念出征丈夫的情景。后两句用倒叙手法回忆十多年前丈夫出征时的一幕，虽然一再嘱咐丈夫要常写信回家，但现在结果却是音讯全无。面对这种情况，女子心中充满了悲伤，从侧面反映了征人的艰苦、以及危险。
4、善用对比、反衬来展现主题。
如《陇头吟》：
长城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
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
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
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空尽海西头。
《陇头吟》约作于开元八年左右。本诗“空际振奇”，选取陇关这样一个边防要塞作为背景，以一位想从戎立功的侠少与一位久历戎行而功名蹭蹬的老将对照，展现主题，而以老将听侠少吹笛这一情节，将少年的壮怀与老将的悲哀巧妙地绾合，从历史的深度上写出一代代志士不断重蹈壮志难酬的覆辙，立意精警而意味深长。沈德潜评这首诗“少年看太白星，欲以立功自命也。然老将百战不侯，苏武只邀薄赏，边功岂易立哉！”[2]
5、善用烘托手法来反映主题。
如《燕支行》：
汉家天将才且雄，不时谒帝明光宫。
万乘亲推双阙下，千官出饯五陵东。
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寒中。
卫霍才堪一骑将，朝廷不数贰师功。
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
报雠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
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
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
麒麟锦带佩吴钩，飒沓清骊跃紫骝。
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
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
教战须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
全诗以“汉家天将”的出征为描写对象，通过“万乘亲推”、“千官出饯”的盛大场面，用以突出“天将”的非凡气概，并对其率部深入“燕支”前线、剑断“天骄臂”而大获全胜的英雄事迹，进行了热情讴歌。
二、王维边塞诗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他的很多送别边塞诗，诗的作地并不在边塞。
王维集中的这类边塞诗甚多，其代表作有《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送张判官赴河西》、《送陆员外》、《赠裴将军》、《送元二使安西》等。
如《送张判官赴河西》：
单车曾出塞，报国敢邀勋。见逐张征虏，今思豁冠军。
沙平连白雪，蓬转入黄云。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
仅就第五、六两句的写景而言，可知这首诗的作年乃是在王维凉州行之后的。这是因为，其所写之景，皆为王维当年所亲历亲见。而作者之所以写此诗并“高歌一送君”者，关键就在于其友人张判官的再次“报国敢邀勋”（据“单车曾出塞”之“曾”，知张判官此前曾出塞一次），因而才有其“慷慨倚长剑”之激赏。
正是因为这类边塞诗的作地不在边塞，所以作者于所送之人，大都是对其边塞之行的举措予以鼓励和赞赏，并积极支持其到边塞去建功立业。王维在这一类边塞诗中对朋友因临别而所赠之言，其体现与反映的，乃是他自己早年抱负的一个缩影。由于种种原因，诗人自知许身报国已是无望，因此只得寄希望与他人，特别是那些赴边出塞的友人，此即成为了王维送别边塞诗的内核之所在。所以，在王维的这类边塞诗中，既洋溢这诗人的爱国热情，又闪烁着一种时代的光辉，其思想性也自然籍此而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三、语言雄浑刚健、慷慨悲壮。
如《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岑参代表作范文第5篇
关键词：《阁夜》；创作背景；“人事”；“音书”；“寂寥”
一.《阁夜》尾联内涵之争
诗圣杜甫的《阁夜》是一首深受读者喜欢的著名七律诗篇。全诗如下：
《阁夜》/[唐]杜甫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多年来，许多学者对尾联的注解存在很多的问题，甚至有些解释存在严重的错误。
人教版高中教材对“人事音书漫寂寥”的解释为“人事，指交游。音书，指亲朋间的慰藉。漫寂寥，徒然感到寂寞。漫，徒然、白白地。”。另外，我查阅了《新华字典》，“交游”为“结交朋友”的意思。
在阅读上述解释文字时，我感到特别困惑，因此开始查阅相关文献，也由此激发了我对科研探索的兴趣。
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1673—1769）在《唐诗别裁》中给出的解释是：“[阁夜]结言贤愚同尽，则目前人事，远地音书，亦付之寂寥而已”[沈德潜1998]。
我国著名文学史家、杜甫研究专家、被誉为“汉学伟人”的萧涤非（1907～1991）等人在《唐诗鉴赏词典》对“人事音书漫寂寥”的解释为“人事音书，词意平列。漫，任便。这句说，人事与音书，如今都只好任其寂寞了”[萧涤非等1983]。
《唐诗三百首》中对“人事音书漫寂寥”的解释为“人迁音书断绝，我寂寞无聊”。
2003年，岳泽和在《语文月刊》一文中认为：“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是说，诸葛亮（卧龙）和西汉末年“跃马而称帝”的公孙述（跃马）这些在历史上曾煊赫一时的人物，而今安在？他们不都是化为黄土了吗？我们这些人又何必为自己的得失而挂怀呢？至于人事和音书，就任其寂静无声吧！”[岳泽和2003]。
2004年，仇桢在《语文教学之友》发表文章，对“漫寂寥”的两种解释也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仇桢2004]。他分析后认为，“漫”即“满”，引申为“全、都”，因此认为“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意思为“如今人事‘岑’寂，‘音书’杳然，一片虚无”。
2011年寒假期间，我通过网络版《全唐诗》查阅杜甫所有诗词，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杜甫的用词规律，并且根据这些规律对《阁夜》尾联进行了初步的解析。于2011年2月在《文学教育》上撰文，对“人事音书漫寂寥”作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现今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别和失意之事（“人事”），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感情（“音书”），更是遁入无形空寂之中（“寂寥”）[曹天璞2011]。这一解释与其他作者的解释截然不同！
本文是在上述论文基础上，结合最近我的新的思考而写成。在本论文中，我进一步从《阁夜》写作的社会背景分析、对杜甫有影响的历代诗人的作品、“寂寥”出处考证、杜甫全诗用词统计分析等角度，进一步全面深入地解析《阁夜》尾联的深刻内涵。
二.《阁夜》创作的社会背景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肃宗时，杜甫担任左拾遗。晚年曾入蜀，在友人的推荐下，杜甫担任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
杜甫一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下了1000多首诗，被后世尊称为“诗圣”。韩愈高度赞美杜甫和李白诗词的艺术光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而元稹赞誉杜甫至极点：“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由此可知杜甫对当时诗坛地位，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杜甫长期处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56岁的杜甫在古时已经属于老年人，已经是穷困潦倒，体弱多病。这年是公元766年唐大历元年的春末，他来到四川夔州。
“阁夜”，即西阁之夜。这首七言律诗是杜甫于766年冬天西阁之夜所作，是诗人感时、伤乱、忆旧、超然心情的真实写照。当时，四川发生了崔旰、郭英乂、杨子琳等军阀的连年混战，吐蕃也不断侵袭蜀地。
诗人面对峡江壮丽的夜景，仿佛听到悲壮的鼓角声；诗歌诉说了兵乱之中黎民百姓的悲戚，表达了诗人对国家的战乱的悲伤，表达了由武侯庙、白帝庙而产生的对历史变迁、贤愚同尽的感慨。
全诗虽有感时悲壮之情，也藏历史超然之愫。
三.从多重角度分析“人事”、“音书”和“寂寥”的内涵
我首先分析“人事”一词。基本方法是通过检索在线版《全唐诗》（网址省略/）、在线版《唐诗三百首》（网址省略/）搜索含有上述词语的诗词，然后从中总结出《阁夜》中“人事”的内涵。
3.1 杜甫关于“人事”的基本内涵
通过检索在线版《全唐诗》（网址省略/），我发现，杜甫还有以下12首诗中使用了“人事”一词，参见表1。
* 源自的先后次序与《全唐诗》同。
根据上述表中的诗句，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除了第8行外，可以确定的是，杜甫在诗词创作使用“人事”一词时，其内涵基本一致，大致为“人世间的事情”！
作为补充，我查阅了在线版《唐诗三百首》，收集的含有“人事”的诗有王维《桃源行》诗中的“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深山峡谷谁也不知道人世间的事；外界看这里也只看见渺远的云山），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诗中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间世事不停地交替变换，一代接一代永远今来古往）。上述两处“人事”都是“人世间的事情”的意思。
那么，能否由此确定《阁夜》中的“人事”也可以理解为“人世间的事情”，而不是如人教版教材给出的含义“交游”呢？本文第4节“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新解”中将给出答案。
3.2 杜甫关于“音书”的基本内涵
下文来分析“音书”一词。除了《阁夜》之外，杜甫还四首诗使用了“音书”一词，参见表2。
从上表可以发现，杜甫和其他诗人在使用“音书”一词时有以下规律：除了《阁夜》外，杜甫的“人事”用法和其他诗人基本一致，总有一个字或词与它搭配，例如“静不来”、“稀”、“滞”、“断”等，形成“音书静”、“音书稀”、“音书绝”、“音书断”等，而不是单独使用。并且，“音书”的含义比较明确——基本含义为“音讯、书信”之意。
那么，能否就采用上述基本内涵来解释《阁夜》尾联呢？本文第4节“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新解”中将给出答案。
3.3 杜甫关于“寂寥”的内涵
为了便于把握杜甫关于“寂寥”的基本内涵，我们先来探讨“寂寥”一词的起源及其基本内涵。
3.3.1“寂寥”的起源
“寂寥”一词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思想家、道教创始人老子（传说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道德经》。《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名论著，是我国历史上首部最为系统的哲学著作，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来源。传说中，《道德经》为春秋时期的老子所写，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德经》，下篇为《道经》，共计81章。后人将前37章归为《道经》，后43章归为《德经》。
在《道经》第25章中，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上述断言的大意是：有一物混然而成，它存于天地形成之前；听不到它的声音，也看不见它的形体，寂静而空阔，它独立长存，永不停息，循环运行而永不停歇；它为万物的母。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取字为“道”，勉强给取名为“大”。…
从上述解解中不难看出，“寂寥”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涵：“寂”，无声；“寥”，无形，空阔。但是，“寂寥”在此毫无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内心寂寞空虚”之意。
“寂寥”一词也出现于西汉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约前77—前6）编辑的《楚辞》中。刘向在《楚辞》中收录了有屈原、宋玉、王褒、贾谊、严忌等人的辞赋，以及刘向本人的作品《九叹》，计十六篇。刘向编写的《楚辞》现已遗失。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对《楚辞》进行了增补、注解，形成了《楚辞章句》。
刘向的《九叹》中又包括《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
在《惜贤》篇中，刘向有诗句“声嗷嗷以寂寥兮，顾僕夫之憔悴”，其中按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的注解：“寂寥，空无人民之貌也”。据此，“声嗷嗷以寂寥兮”可以理解为“[屈原]向这一世界大声呐喊，表述自己的高洁与忠贞，但是没有任何人回应——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回应，一律都沒有，就象在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一样。”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用现代汉语解释，“寂寥”的最基本内涵有两点：（1）“寂静而空阔无形”，（2）“空无人民”。
另外，《四角号码词典》对“寂寥”也有“寂静而空阔”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寂寥”有“寂静；空旷”的解释。这些解释类似于（1）的含义。
在此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寂寥”的基本内涵中没有现代人们所说的“内心寂寞空虚”之意。而这一点恰恰是导致现代人对《阁夜》尾联解释有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3.3.2 杜甫关于“寂寥”的内涵
除了《阁夜》之外，杜甫在其它诗词中也使用了“寂寥”一词。通过对在线《全唐诗》的检索，我搜到了含有“寂寥”的诗，共计15首，最后整理成表3。
表3关于“寂寥”的含义是我查阅资料所得到，第10行《阁夜》中“寂寥”的内涵是本节要重点研究的问题，所以用问号标记。
* 源自的先后次序与《全唐诗》同。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阁夜》外，在杜甫诗词中，“寂寥”内涵共有四种：
1) 寂静无声；2)孤单空落；3)冷落萧条；4)死亡。
同时也可以看出，“寂寥”在杜甫诗歌中的演变十分复杂。这很可能就是导致众多学者对《阁夜》尾联下句给出不同解释的一个重要原因！
3.3.3 从对杜甫有影响的前辈诗人以及诗友中寻找“寂寥”内涵
我们能否根据3.3.2节的分析认为，《阁夜》中的“寂寥”一定是表3中四个解释之一呢？或者说“寂寥”在杜甫的认知世界里还有其它可能解释吗？
直接回答上述问题是困难！本节试图通过“人物影响关系分析”的思想，从影响杜甫的前辈诗人和诗友的诗歌中获得线索。从诗歌发展的历史中，先前时代诗人的传世不朽诗歌对后世诗人具有重要影响，同一时代的诗友之间也有相互赠诗的“传统”。根据这一认识，我查阅了杜甫大量的诗词文献，从杜甫自身诗词中，我整理了可能对杜甫有影响的前辈诗人和同代诗友的列表。然后，再从这些诗人的诗词中找到出现“寂寥”的诗词，并且分析它们的涵义，以此来回答本节开始所提出的问题。
图1总结了杜甫诗词中或赞美或讴歌的10位著名诗人的姓名，也给出了杜甫的相关诗词名（其实还有其它诗词，图1仅列出一首，其它部分相关诗词在下文中略有提及）。下面对这些诗词一一分析，并且分析诗词所提及的诗人的作品中出现的“寂寥”一词。
3.3.3.1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七
杜甫在叙述自己的作诗经验时，写下一首诗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
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
其中，“二谢”指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大诗人谢灵运和谢朓，“阴何”是指南北朝时期的诗人著名阴铿、何逊。该诗反应了“[杜甫]欲以大小谢之性灵而兼学阴、何之苦诣也”（《石洲诗话》云）。由此可以看出，杜甫的创作受到谢灵运、谢朓、阴铿、何逊的极大影响。
事实上，我通过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获知谢灵运、谢朓、阴铿、何逊在当时的文学地位和历史地位。
谢灵运（385—433年）为南朝宋代著名诗人。又以袭封康乐公，称谢康公、谢康乐。著名山水诗人，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从谢灵运开始，山水诗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谢脁（464—499年）为南朝萧齐文学家。出身世族，母亲为宋文帝第五女长城公主。谢脁是南齐永明体诗的代表作家，对近体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山水诗。唐代诗人李白对谢脁最为倾心；清代王士禛《论诗绝句》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谢脁的诗不仅影响了唐代诗人，而且影响了一代诗风。
阴铿（约511－约563年)为南北朝梁朝、陈朝著名诗人、文学家，以写景见长，尤善描写江上景色。阴铿的艺术风格同何逊相似，后人并称为“阴何”，对唐代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李侯（指李白）有长句，往往似阴铿。”足可见阴铿对后世的影响。
何逊（约477—518年）为南朝梁代著名的文学家。出身贫寒，仕途很不得志。他诗情婉转，意境隽美，深为后世诗人杜甫等赏识。梁代天监间，他曾为建安王萧伟的水曹行参军兼记室，有咏梅佳诗《扬州法曹梅花盛开》。何逊一身寂寞苦闷，寄情于梅花，杜甫有诗“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
以上四位诗人含有“寂寥”的诗句在表4中给出（参见第3.3.4节）。
3.3.3.2杜甫《戏为六绝句》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首联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足见庾信对杜甫的影响。
庾信 (513—581年)为南北朝诗人。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人。庾信是南北朝最后一位优秀诗人，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他的诗直接影响着唐代的诗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唐诗的先驱。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表达了对庾信的赞美。
庾信对后人的影响也是至深。例如，宋祁的“庾信真愁否，仍能用斛量”（《秋日四首之一》），张耒的“已老冯唐犹不遇，思归庾信正多愁”（《归马二首之一》），黄庭坚的“庾郎三九常安乐。使有万钱无处著”。
庾信共有三首诗中含有“寂寥”一词，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3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杜甫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讲述了与高适的友情：“故人何寂寞，今我独凄凉。老去才难尽，秋来兴甚长”。
高适（约702—765）为唐代著名诗人。曾在宋中居住，与李白、杜甫结交甚密。高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其诗歌尚质主理，雄壮而浑厚古朴。高适少孤贫，有游侠之气。他曾游梁宋，躬耕自给，因此其诗歌反映的层面较广阔。
高适有两首诗出现“寂寥”一词，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4杜甫《寄岑嘉州（州据蜀江外）》
杜甫在《寄岑嘉州（州据蜀江外）》一诗中有诗句：“不见故人十年馀，不道故人无素书”，其中因岑参曾任嘉州刺史，因此他被世人称为“岑嘉州”。
岑参（约715—770）是唐代著名诗人。曾祖岑文本、伯祖岑长倩、伯父岑羲都以文墨致位宰相。岑参10岁左右,父亲去世，家境渐困。他刻苦学习，遍读经史。杜甫等推荐他为右补阙。岑参写了不少边塞风俗和各民族的友好相处以及将士思乡之情的诗歌。岑参晚年诗歌感时伤乱，渐趋消沉，隐逸思想在诗中多有体现。
岑参有一首诗用到“寂寥”一词，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5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杜甫与李白的友情极深，744年（玄宗天宝三年），杜甫三十三岁。在东都。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曾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745年（宗天宝四年），杜甫三十四岁。再游齐﹑鲁。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杜甫与同游，感情甚密。
杜甫写了许多反应与李白友情的诗篇。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写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情真意切。除了《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还包括《寄李白二十韵》、《赠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饮中八仙歌》、《梦李白二首》、《冬日有怀李白》等。
李白（701—762年）为中国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李白的性格是高傲的，他有铮铮傲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醉累月轻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在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面前，他表现得目中无人，桀傲不驯。
李白有一首诗用到“寂寥”，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6杜甫《陈拾遗宅》
杜甫对陈子昂的复古革新主张和诗歌成就赞赏有加，在《陈拾遗宅》写到：“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杜甫本人的五言咏怀诗深受陈子昂《感遇》诗的影响。
陈子昂（约661—702年）为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新人物之一。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陈子昂历任武则天朝麟台正字、右拾遗，现存诗共100多首，其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继承学习《诗经》和魏晋时中原诗人阮籍《咏怀》诗的兴寄传统和汉魏风骨。陈子昂还有《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等100多首传世佳作。
陈子昂有一首诗用到“寂寥”，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7杜审言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 (约645—708)为初唐杰出诗人。唐高宗咸亨进士，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朴素自然。其五言律诗，格律谨严。
查遍杜审言诗集，未见含有“寂寥”。
3.3.4 杜甫诗中“寂寥”可能内涵的总结
根据3.3.2和3.3.3的分析，我总结了一张表格，给出了影响杜甫的诗人以及他们诗歌中出现的“寂寥”诗句。
根据表4，我推断在杜甫诗歌中，“寂寥”一词除了四种可能的内涵外，可能还会有“寂静空阔”、“寂静空阔无形”的内涵。因此，结合3.3.2节的分析，我认为，杜甫在使用“寂寥”一词时，其可能的基本内涵有六种：
1)寂静无声；
2)孤单空落；
3)冷落萧条；
4)死亡；
5)寂静空阔；
6)寂静空阔无形。
这一结论为解释《阁夜》中的“寂寥”一词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阁夜》中的“寂寥”的内涵应该为上述六种内涵之一。下一节将详细分析“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深刻内涵。
四.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慢寂寥”新解
前面，我给出了杜甫以及其他诗人使用“人事”、“音书”和“寂寥”的可能内涵。结合对《阁夜》全诗的人事，我对“人事音书漫寂寥”进行几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我从关涉角度分析《阁夜》的整体描述特点。
在诗人的整首诗中，首联、额联、颈联写诗人所见、所闻，都是关于从感官出发，反映现实世界，属于“关于现实的”内容，并没有“关于自己”的内容。尾联的上句写所忆，是写历史的，也没有“关于自己”的内容。如果尾联下句“人事音书漫寂寥”是“关于自己”的内容，显得与整首诗不协调。因此，将该句理解为“人迁音书断绝，我寂寞无聊”不够贴切，因为这种理解使得“人事音书漫寂寥”是“关于自己”的了。
第二，虽然“终”为副词，解释为“终归”，但是在“卧龙跃马终黄土”中的“终”具有“终成”的意思，因此“终”在功能上实为动词。因此“人事音书漫寂寥”中的“漫”字应该具有动词功能。因此，“漫”作为“任凭”、“随它去”似乎不当，也与全诗完美的对仗性——“催-霁”、“声-影”、“闻-起”、“终-漫”——也不相称。
第三，根据杜甫和其他诗人使用“音书”一词的上下文来看，使用“音书”的诗句前后总有一个字或词与它搭配（例如“音书静”、“音书稀”、“音书绝”、“音书断”等），而不是单独使用。因此，“人事音书漫寂寥”中的“音书”不是“音书杳然”的意思，也不是如“远地音书”的意识。
第四，根据从多重角度对“寂寥”分析的结果，“寂寥”在《阁夜》中没有寂寞的含义，这一点与大多数学者的注解完全不同。结合“卧龙跃马”一句，将它解释为“寂静无声”、“寂静空阔”或“寂静空阔无形”更加贴切。
综合上述四个要点，我得出以下结论：
（1）教材把“人事”理解为“交游”，似乎欠妥。“交游”意指“结交朋友”，内涵太窄，与“卧龙句”不相称。我认为，应该按照诗人杜甫的习惯用法，将“人事”理解为“人世间的事情”，或者理解为“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愁和失意之事”。
（2）根据杜甫和其他诗人的习惯用法，“音书”不具有“音书断绝”、“音书杳然”的意思，这与教材中的解释、《唐诗三百首》的解释、仇桢的解释、清代诗人沈德潜得解释等截然不同。我认为，应该将“音书”理解为“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情感”。这一理解更加准确。
（3）诗人在写出追忆历史的“卧龙句”后，似乎意犹未尽，需要由下一句的“人事音书漫寂寥”来对照、应答。而这种应答应该是一种宿命论式的断言。因此，紧扣上句的意思（即“贤人枭雄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的历史人物同归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应该反映现实与未来。
（4）借助“卧龙句”可以看出，作者在抒发对历史变迁的感慨，因此“人事句”应该对这种感慨进行回荡，从《阁夜》全诗可以看出，前三联的上句反应了现实的“阳”、“悲壮”和历史的“强人”等力量的一面，下句则回荡着现实的“阴”、“柔”、“弱”的一面。因此，我认为，“人事音书漫寂寥”的理解应该尊重这一对仗的规律。
终上所述，《阁夜》尾联中的“人事音书漫寂寥”应该理解为“现今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别和失意之事，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遁入无声无形之中”。
本文从社会背景、对杜甫有影响的历代诗人的作品、“寂寥”出处考证等角度，运用归纳分析、类比分析、相关分析和诗词对仗分析等思想，对诗圣杜甫名篇《阁夜》中的“人事”、“音书”和“寂寥”进行了详细剖析。我认为，“人事”指“现今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别和失意之事”（而不是“交游”的意思，也不完全指“人迁”），“音书”指“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感情”（而不是指“音书断绝”，也不完全等同于“朋友之间的慰藉”），“寂寥”指“无声无形”（而不是指“寂寞”）。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了“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新解释，即“现今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别和失意之事，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遁入无声无形之中”。
最后，通览《阁夜》全诗，结合“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新解释，我除了体会到诗人在那个不眠之夜，对现实的感慨，对百姓的忧伤，也体会到诗人对人、事、物无情历史规律的超然。
参考文献：
[1]沈德潜（清）：《唐诗别裁》。岳麓书社出版年，1998年。
[2]萧涤非、程千帆等：《唐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3]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4]仇桢：“漫寂寥”别解。《语文教学之友》，2004年，第10期，第33页。
[5]岳泽和：《杜甫律诗五首》注释辨误，《语文月刊》，2003年12期，第40-41页。
[6]曹天璞：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新解，《文学教育》， 2011年3月，第84-86页。
[7]《汉语大词典》 见 cd.省略。
[8]《全唐诗》 见省略/。
岑参代表作范文第6篇
这首诗的作者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他以诗文受知于苏轼，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在政治上，他与苏轼同命运、共进退，屡遭新党打击。他最后被贬到偏远的宜州（今广西宜山），死于贬所。在诗歌创作上，他与苏轼并称“苏黄”。他虽不如苏轼那样才华横溢，却同苏轼一样想象丰富，学问渊博；他对诗艺所下的工夫比苏轼更深细，因此成为宋代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最鲜明地体现出宋诗的特色。
元丰五年（1082）秋，黄庭坚在太和（今江西泰和）县令任上已经三年。快阁在县城东，前临赣水，风景绝佳。这首诗描写他登阁所见的秋日黄昏美景.表现其胸襟品格，抒发其思乡怀友、弃官归隐之情，是山谷的七律名篇。
诗的首联，痴儿，犹言痴人，呆子。公家事，指官事。了却公家事，即办完官事。这两句说，我这个呆子办完了公家的事，登上快阁，时而东时而西，倚栏观赏傍晚雨后初晴的美好景色。起句不直写登阁，而先写“了却公事”，是侧笔逆入，借“了事”的快意自然引出登“快阁”，使上下句巧妙联接。黄庭坚作诗，讲究谋篇结构严密奇巧，擅长运用典故，刻意烹炼字句，追求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语言精警，诗意含蓄丰厚。这一联诗，多是俗字俗词，接近口语，乍看是诗人脱口而出，涉笔成趣，其实诗句中活用了历史典故与前贤诗句。
《晋书・傅咸传》记傅咸性刚直，每上书言事，执政杨骏恶之，骏弟济与咸友善，作书对咸说：“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观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痴，复为快耳。”此诗首句七字，即出自这个典故。朱自清先生分析说：“鲁直用‘生子痴，了官事’一典，却有四个意思：一是自嘲，自己本不能了公事；二是自许，也想大量些，学那江海之流，成其深广，不愿沾滞在了公事上；三是自放，不愿了公事，想回家与‘白鸥’同处；四是自快，了公事而登快阁，更觉出‘阁’之为‘快’了。”（《诗多义举例》）一句七字，竟表现出四种情思，堪称言简意赅。
次句的句法与字法，也是从唐人的诗句中脱胎而出。杜甫有“注目寒江倚山阁”（《缚鸡行》），李商隐有“西楼倚暮霞”（《闲游》）、“高楼倚暮晖”（《即日》）、“人间重晚晴”（《晚晴》）。黄庭坚点化杜甫与李商隐上述诗句，融铸出新警之句。“倚晚晴”三字搭配奇特，使入和环境融为一体。缪钺先生说：“含有倚阁赏晚晴两重意思，如果用‘赏’字，就显得呆板了。”（《宋诗鉴赏辞典》，599页）评赏精切。“倚晚晴”的意象组合，还使我联想到唐代“好奇”诗人岑参的“孤灯燃客梦，寒杵捣乡愁”（《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甚至想到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蝙蝠翅膀下闪出了黄昏，蛛网上斜挂着一眼闷热”（《场园上的夏晚》）。这些诗句都是用具体实在的动词同抽象的或虚无缥缈的情景搭配，从而化虚为实，化抽象为具象，加强了主观的感受和感情，使诗句富于想象力，新奇、警拔，意味隽永。
诗的颔联紧密承接首联末三字“倚晚晴”，展现出登阁所见的一幅江天美景。这两句说：远望无数秋山，树叶都已凋落，天空更显得辽阔远大；清澈的赣江在快阁下流过，一弯初月映照水中，格外明亮柔美。出句与对句都妙用映衬、烘托的艺术手法，以千山落木衬出天的高远，用一道澄江映出月的分明。这一联从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白居易《江楼夕望》“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木落寒山静，江空秋月高”等句化出，兼有景美、情真、格高、理深之妙。景美，是说诗人把清秋晚晴的江天景色描绘得十分明净高远，优美动人，仿佛一幅妙造自然的水墨写生画。诗人琢句之精致，用字之洗练，令人击节叹赏。情真，是说诗人融情于景，我们从这幅如画的美景中，可以感受到他在烦琐公事之馀登临远眺时的兀傲神态和畅快心惰。格高，是说诗人在写景中表现出他的宽广胸襟、远大抱负、澄明心境，显示出一种不受俗世红尘污染的高洁精神境界。
诗人黄庭坚既是忧国忧民、坚持仁义节操的儒士，又曾研读庄子，精通释典，与江西禅门临济宗的黄龙系关系密切，并从祖心禅师学道。他圆融儒道佛三家思想，形成了一套内儒外佛道的人生哲学。在这一联诗中，他又借秋月澄江景色，含蓄地表达出佛理禅趣。正如孙海燕博士所说：“所写之景既是寓目直观之境，又是诗人以明净禅心所体悟到的独特之境，秋月、澄江，两者都是清净明彻的，交相辉映，生发了一种水月两忘的明澈禅境。外境与内心契合统一，心即是境，境即是心，融理于景，又不落痕迹。”（《黄庭坚对传统诗歌意象的禅意化演进》，收入拙编《两宋士大夫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情、景、理的交融契合，使这联诗的意境高远深邃，给读者以涵茹不尽的审美与思想启迪。清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五称此二句为“奇语”，张宗泰《跋张戒》赞其“意境天开，则实能辟古今未泄之奥妙”，洵非虚誉。
清代诗人兼诗评家查慎行评此二句“极似杜家气象”（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瀛奎律髓汇评》卷一）。山谷这联诗学习、借鉴了杜甫《登高》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气象高远阔大，却无杜诗雄浑动荡的气势和沉郁悲凉的情调，而自有清朗澄澈、宁静澹泊的意境，以及明心见性、观心观道的佛理禅趣。这是杜、黄两位诗人所处不同的时代环境和他们不同的身世遭遇、思想性格、审美情趣所决定的。
诗的颈联抒发世无知音的感慨。上句，朱弦，指琴弦。佳人，美人，指知己朋友。绝，断。这句用俞伯牙、钟子期事。《吕氏春秋・本味》载，古时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下旬，青眼，用《晋书・阮籍传》事。阮籍能为青白眼，见到讨厌的人，以白眼对待；见到喜欢的人，就用青眼。青即黑，青眼就是眼睛正视，黑眼珠子在中间，表示对人的好感。白眼，即翻眼睛，露出眼白，表示轻蔑。聊因，姑且为了。横，横斜着眼睛看。诗人借用两个典故，营造出饶有诗味的典象，生动地表白自己虽心怀大志，但世无知己，不愿再施展才能，就像伯牙扯断朱弦不复鼓琴；只有见到了清樽美酒，眼中才勉强露出喜悦的神情。律诗中间两联，按照格律要求对仗，对仗不仅要工稳妥帖，还要两联在句意、句法、字法上有变化，避免雷同。此诗颔联写景，颈联抒慨；颔联纯用实字，颈联用“已为”、“聊因”两个虚词呼应、转折；颔联诗句的节奏是“四三”，颈联诗句的节奏是“二五”；颔联是“正对”，颈联是“反对”，但句意贯通，似水顺流而下，又如“流水对”。总之，两联对仗工切匀称，自然意远，富于变化，显示出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清人吴汝纶评此诗：“意态兀傲。”（《唐宋诗举要》卷六引）颈联的“横”字与首联的“倚”字，都用得生新，常字见奇，凸显出诗人兀傲旷放的神情意态，亦可见诗人炼字之精。
诗的尾联，表示弃官归隐之意。上句，弄，这里是吹奏的意思。长笛，一种六孔的竹笛。东汉马融《长笛赋》：“可以写神喻意，溉盥污秽，澡雪垢滓。”弄长笛，即有写情畅神、怡志保身之意。万里归船，暗用杜甫《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与白鸥盟，典出《列子・黄帝》，海上有好鸥者，每日从鸥鸟游，其父云：“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次日此人至海上，鸥鸟便不再飞下来。意思是说人无“机心”（诡诈的心思），鸥鸟才愿意跟他做朋友。后多用以指隐居自乐，与世隔绝，不存机诈之心。这两句说：我多么希望能驾一叶扁舟，吹出宛转悠扬的长笛声，乘风万里，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我这颗心儿啊，早就跟白鸥订好了盟约，彼此相伴，永远寄身于江湖。诗人巧妙化用了马融赋、杜甫诗，以及《列子・黄帝》的典故，从中汲取、提炼出“万里归船”、“长笛”、“白鸥”等意象，组合成一幅情景优美、节奏欢快的想象图画，将弃官归隐的心愿表达得那么淋漓酣畅，富于诗情画意，既使诗人自己心旷神怡，也令历代读者为之心驰神往。反复吟味这个结尾，笔者忽然想到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尾联：“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两首诗的结尾，都用想象之笔描绘情景，喜悦之意也都一气流注于句中。黄庭坚一生写诗奉杜甫为师，从此诗的颔联和尾联看，他是多么善于学杜啊！
岑参代表作范文第7篇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⑥,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一位优秀诗人不管接受多少外来诗歌艺术的影响,都离不开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艺术的支撑。2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人从“打开国门看世界”进入“从世界回首故国”。创造社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与稍后周作人的《<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颇能表明这一历史性转折,也可以理解为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穆木天留学日本,从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开始新诗创作,但他没有一味陶醉于“异国熏香”,而是审视和反思新诗自身,主张“民族彩色”。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批评“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周作人明确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并认为汉语诗歌的字词组合及修辞方法具有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即是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无人过问”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调和”,而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只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⑩。穆木天从对“诗国”艺术的勘探中,提出“纯粹诗歌”的要义有四:(一)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诗不是说明,而是表现;(三)诗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这显然是对的新诗理论的反拨。如果说穆木天的“纯粹诗歌”已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契合点,那么周作人特别强调的“融化”概念,则是实施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融化”,是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新诗由于发生了诗歌语言传统之力与现代诗歌艺术方式的双重危机,因而“融化”意味着新诗向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转化。新诗从“模仿”到“独创”的实现,是一个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诗国”中汲取母乳,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一方面使“拿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真正为汉语诗歌艺术所汲收和消化。新诗彻底摆脱“模仿”的印记,表现为回归母语的自我消解。“独创的模样”,固然要使汉语诗歌的特长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视着世界诗歌潮流的艺术折光。“融化”发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诗艺的相通之处。譬如,19世纪末西方开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称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周作人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真正的中国新诗”正是以复苏汉语的本性与孕发更多的诗意为目的,与以前的“新诗”划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一种是从诗形切入,试验作汉语形式的新诗。1926年4月新月社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提倡“诗的格律”,无疑是对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然而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译意,具体指“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听觉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瑏瑡。中外诗歌在视、听觉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处,但汉语方块字有着自身独有的组织结构和美学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诗的视觉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现了与字母文字不同的语境方式和操作程序。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论者和教科书中所说是“中国古诗传统与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考察当时在《诗镌》、《诗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节的“豆腐干块诗”,包括被认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难说体现汉语诗歌的“格律”,更谈不上与汉字词汇的诗意方式融于一体。光图有词句的整齐排列,而缺乏炼字炼句炼意的工夫,就建构不起汉语诗歌意义生成系统的优化结构和诗意空间。这种不能发挥听、视觉方面的汉语诗歌特长的“格律”,难免有西洋“格律”的汉译化之嫌。朱自清评论“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瑏瑢。当然,他们有些作品,如闻一多的《一句话》、《收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较切入现代汉语的音乐节奏,自然流畅,在整饬中求变化,避免了因对字词的相等对应的刻意追求而出现的滞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瑤。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台湾诗歌不单填补了“”期间诗苑的空白,同时也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对话,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倘若对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就会疏忽汉语诗歌转变的内在逻辑。台湾五六十年代诗歌在变动的多元格局中呈现着生机,运用现代技巧进行自由的精神创造,已成为诗坛风尚。所谓“台湾新诗长达近二十年的论战”,表面上看是围绕传统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冲突,实质上“离心力”也受着传统之力的制约。创世纪诗社以“新民族之诗型”为要旨,他们虽像游向大海的鱼,因对新异感的热恋而表现了对传统的远离,但飘泊的游子最终心系本土的语言和诗歌艺术。从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这一过程的深刻体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免不了带有试验性,但实现汉语诗歌转变需要在充满探险精神的试验中实现,关键在于这种试验能否催促汉语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种“无根”的试验,必然带来诗歌的“失血”,并因“飘泊无依”而生命孱弱。
台湾诗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纪现代诗人的口语叙述的影响,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语化诗风,与戴望舒、卞之琳的现代诗风一脉相承。现代汉语自由体诗的口语化,是一个动态的诗学概念,不仅使诗性言说处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同时还能注入和激活诗的现代汉语的质素和精神,消解新诗创作中挥之不去的译诗化印记或模仿痕迹。
艾略特曾称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我们已有卞之琳把“戏剧性处境”、“戏拟”的方式运用于诗创作中的成功经验。曾专修过戏、演过戏的痖弦,擅于把“戏剧性”化为诗的因素,活用为一种睿智机巧的口语叙述方式。在痖弦的诗中,这种戏剧性表现又自然融汇于民谣写实的诗风之中,形成了诗人的自然淳朴而又谐谑或嘲讽的现代口语抒情腔调。诗的“戏剧性”,旨在构成诗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诗人进入“乞丐”的体验角色,充当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叙述口语,既具有浓厚的民谣腔调,又是充满戏剧性氛围的诗性表现。于俗常的喜剧调侃中构成讽喻人生的无奈和悲剧的深刻意味。痖弦独特的叙述口语方式,表面上通俗轻松,且带有一种甜味,而骨子里却是深沉的,包含着传统的忧苦精神。
“新民族之诗型”揭示了汉语诗歌艺术的内涵:“其一,艺术的,非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意象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学之特异性,以表现出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国自由体的口语化离不开新诗的汉语艺术传统,不可不发挥汉语“意象”、“意境”和“东方味”的优势。应该说,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创世纪”诗人更明显地表现了发扬汉语诗歌传统的艺术自觉。早期作为现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诗风回归传统;郑愁予被公认为台湾诗坛最富有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人。他们致力于汉语诗歌的美丽意象和音韵流风的捕捉,把握汉语字词组合和修辞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离别磨亮”(郑愁予《水手刀》),“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乡愁》),像这种现代口语的抒情诗句,因意义的敛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艺术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视诗的音乐性的传统,将古典诗词的声韵音色的美融于现代口语的自然韵律之中。余光中批评某些现代诗读起来“不是哑,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现象,认为“艺术之中并无自由,至少更确实地说,并无未经锻炼的自由。”瑏瑨现代诗人不是着眼于字面的抑扬顿挫,而是以文字来表现情绪的和谐,以现代人的感觉和情绪融入诗的音节和节奏,情绪的起伏跌宕构成诗的韵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独创形式,构成了内在情绪与口语音节的高度融一。
实现古典诗词艺术向现代汉语诗歌转化的难度在于向内心的突入,对现代口语的诗性表现功能和审美趣味的开拓。洛夫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寻求“真我”口语意象。他在诗集《无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称这辑诗最大的特征,“是尽可能放弃‘文学的语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语言’”。这既避免了诗的语句的“枯涩含混”、意象的“游离不定”,同时诗意也“不致僵死在固体的语义中”。当然,生活口语以实用的传达为目的,诗的语言乃是表达,是一种审美形式。洛夫多年来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诗与中国悟性的禅的相通中寻求口语意象的内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语言”与禅的“拈花微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诗人认为,只有放弃对语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诗才能摆脱虚假浮出水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无法回归人的自性。可见“自动语言”与“拈花微笑”都是企图表现潜意识的真实。洛夫采用这种表现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动语言”反逻辑语法的倾向。他着眼于禅的悟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心灵感通的契合点,发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无穷之意趣的审美效果。洛夫主张的“约制超现实主义”,更融入了现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内涵的现代汉语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类经验的本身,而且又不断改变平常习惯语言的意义。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证。
尽管还不能说台湾诗坛已经产生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寻求回归和再造传统的艺术经验,却也呈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建设的动人景观。
四、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特征的形成,对新诗体形式再度误读还是着力探寻?
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台湾40年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世纪初诗体解放属于语言形式本身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而达到诗体语言的解放(自由)。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栖所),是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现象,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显示了新时期中国人的心灵的苏醒,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张扬。在艺术上,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相衔接。特别是戴望舒诗歌讲究旋律和意象的朦胧美,穆旦诗歌的凝重和现代知性———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或心灵感应。诗人的群体意识与“代言人”,是有着明显界限的不同概念。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如牛汉的《华南虎》、《梦游》,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有赠》,邵燕祥的《五十弦》等,总是以强烈深厚的个人情感的诗性抒发,表现了对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经验的凝聚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要遵循个人化的抒情。只是体验的角度不同。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现代诗人,当年就是以个人化抒情而步入诗坛,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朦胧诗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朦胧诗人又不能调整自己,确立新的正面现实的勇气和位置,势必使诗丧失了原先的震惊效应。倒是舒婷抒写爱情、杨炼吟咏历史等诗篇,留下了较长的回音。朦胧诗的批判精神和个人化抒情的风格,不会过时。朦胧诗对新诗体虽然没有多大突破和创造,但在意象营造中充满才情和奇想的隐喻方式,具体清晰而整体朦胧的特征,仍是对新诗的汉语艺术特性的发挥和创新。我们不能认同朦胧诗“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的说法,瑏瑩至今尚未发现朦胧诗中有模仿西方诗歌的迹象,这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尚属罕见。从朦胧诗中仍有名句传世这一事实,也能说明这些篇什已经具备现代汉语诗体形式的某种特征。朦胧诗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将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传统继往开来。他们远离“社会中心”,避开尘嚣,为世纪的落日铸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构心灵———语言的栖所,展示承受人类苦难的灵魂。
诗如何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真实存在,表现生存体验的原生态?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在后新诗潮兴起与海峡两岸发生诗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了口语化叙述的诗风。这种客观陈述的诗性言说,直接进入生命存在,表现生命的脉息,敲击存在的真髓,更能显现诗歌语言的真实和本色,消解了传统抒情中容易出现的浮夸和矫饰。后新诗潮对诗风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适应这一新的表现领域的客观陈述的转型,起了启动和推动作用,而在叙述方式上则带有随意性、翻译性语感化的倾向,消减了诗的形式价值。特别是有些青年诗人的才华浪费在对“不可知的生命内部”的探索。当后新诗潮匆忙演绎西方诗的“后现代”时,台湾那脉口语化叙述的诗风,由于历经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寻民族语言本性的过程,则以初步入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姿势,影响了大陆诗歌的语言转型。林染、冯杰等一批中青年诗人对台岛诗风很快产生感应,潜心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体验,凸现诗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和本土气息。90年代新潮诗人也开始自我调整,正面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如同属对女人的爱情体验,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与被称为“黑洞意识”的《女人》组诗明显不同,诗人从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中探测“黑洞”,表现了对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的痛苦体验的深度。一种诗风并不单单因为起于新潮而盛行,还在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拥有母语的力量。
一种新的诗风的流行,可能意味诗的新变和发展,但并不表明诗的成熟。90年代诗歌因赶“风”、随“风”而导致大面积“仿制”、“复制”的现象,乃至使叙述口语变为诗人圈里的“行话”,造成诗歌语言的飘浮或套式。所谓“口语”也成了读者难懂的“咒语”。新诗的语言形式,成了20世纪尚未很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不管是口语化叙述还是个人化抒情,都只是作为一种诗性言说的方式,具有传达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意味的可能,但建构相应的语言形式,却是需要反复琢磨、独具匠心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过程。新生代诗人以“现代汉诗”自诩,但又很少有人重视对现代汉语诗体的探寻。他们以“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证瑐瑠,以在“一张白纸”上标新立异为荣,认同世纪初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这似乎成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劣根性表现。至于还抱着“左”的新诗传统,“九斤老太式”地数落新时期诗歌的论者,却也不讲诗的语言形式,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只有那种饱经诗坛必要忧患而又长于艺术涅*$的诗人,终究悟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真正含义;只有那种操守纯正的诗歌艺术、走着自己寂寞的路的诗人,懂得要写什么样的诗。真正优秀的诗篇,总是离不开汉语艺术的独到、精当、奇妙和高超的表现力而动人传世。
正如世纪初诗体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建设,新时期诗歌的本质意义的回归,必然也伴随对诗的语言形式的探寻。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收获。
注释：
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页。
②参见《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11页。。
③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
④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⑤郭沫若《凤凰·序我的诗》,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1卷4期。
⑦郁达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
⑧《创造月刊》1卷1期。⑨《语丝》第82期,收入周作人《谈龙集》,北新书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自跋》,北新书局1927年5月版。
11。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7号。瑏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语,上海复兴书局1932年版。
14。艾青《诗论》(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纪弦《现代派的信条》,台湾《现代诗》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