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辛说楚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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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1篇
亡羊补牢，是一个汉语词语。意思是羊逃跑丢失了再去修补羊圈，还不算晚。
比喻出了问题以后想办法补救，可以防止继续受损失。
出自《战国策·楚策》：“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战国时楚襄王荒无度，执迷不悟，将劝谏的大臣庄辛赶出楚国。秦国趁机征伐，很快占领楚都郢。楚襄王后悔不已，派人到赵国请回庄辛，庄辛说：“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则补牢，未为迟也。”鼓励楚襄王励精图治、重整旗鼓。
（来源：文章屋网 ）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2篇
大必起于小
《韩非子》
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细也。故曰：“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①。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②，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焉③。
【注释】
① 突：烟囱。
② 白圭：战国时水利家。
③ 蚤：通“早”。
【译文】
有形状的东西，大的必定从小的发展起来；历时长久的事物，必定是从细微开始聚集起来。所以说：“天下的难事必定开始于简易，天下的大事必定起步于细微。”因此要想控制事物，必定要从细微处着手。所以说：“解决难事要从简易处入手，想干大事要从细微处开始。”千丈的堤坝，因为蝼蚁的洞穴而溃决；百尺高的屋子，因为烟囱漏火而遭焚毁。所以说，白圭巡视长堤时堵塞小洞，老人谨慎防火而涂填烟囱的缝隙。因此白圭没有水害，老人没有火灾。这些都是谨慎地对待容易处理的事来避免大灾难的发生，郑重地对待细小的漏洞来避免大祸临头的例子啊。扁鹊拜见蔡桓公，站了一会儿，扁鹊说：“您有病在表皮上，不治恐怕会加深。”蔡桓公说：“我没有病。”扁鹊走后，桓侯说：“医生喜欢医治没病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侯，说：“您的病到肌肤了，不治将进一步加深。”桓侯不理睬。扁鹊走了，桓侯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侯说：“您的病到了肠胃，不治会更加厉害。”桓侯还是不理睬。扁鹊走了。桓侯还是不高兴。又过了十天，扁鹊看见桓侯转身就跑，桓侯特意派人问他。扁鹊说：“病在表皮，药物熏敷可以治好；在肌肤，针灸可以治好；在肠胃，清热的汤药可以治好；在骨髓，属于主宰生命之神的管辖范围，我就没有办法了。现在君主病入骨髓，因此我就不再求见说什么了。”过了五天，桓侯浑身疼痛，派人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到秦国了。于是桓侯病死。所以良医治病，趁它还在表皮就加以治疗，这都是为了抢在事情细小的时候及早处理。事情的祸福也有微见萌芽的时候，所以说圣人能够及早加以处理。
故事二
庄辛论幸臣亡国
《战国策》
庄辛谓楚襄王曰：“王独不见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
“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白粒①，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颈为招。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咸。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
“夫雀其小者也，黄鹄因是以。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鲤②，仰啮菱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射者，方将修其卢③，治其缯缴，将加己乎百仞之上，彼④，引微缴，折清风而矣⑤。故昼游乎江河，夕调乎鼎鼐。
“夫黄鹄其小者也，蔡圣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
“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辈从鄢陵君与寿陵君⑥，饭封禄之粟，而戴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之外。”
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于是乃以执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
【注释】
① ：同“啄”。
② ：鲇鱼。
③ （bT）卢：弓箭。
④ （jiSn）：锐利的箭。
⑤ （yLn）：同“陨”。
⑥ 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楚襄王的宠臣。
【译文】
庄辛对楚襄王说：“大王难道没有看过蜻蜓吗？它有六足四翅，在天地之间飞翔，俯身捕食蚊虻，抬头吸吮甘露，自以为没有灾祸，和人没有争端。它不知道五尺高的孩子，正用糖浆涂着丝网，要把它从两三丈高的地方粘下来，（最后）让蝼蛄和蚂蚁吃了。
“蜻蜓还算是小的，黄雀也是如此啊。它俯身啄食白米，仰头飞到茂密的树间栖息，张开翅膀，奋力飞翔，自以为没有灾祸，跟谁也没有争端。它不知道那些王孙左手持弹弓，右手握着弹丸，准备从七八丈的高空把它弹下来，拿它的脖颈当靶子。白天它还在茂密的树间游玩，晚上已经被放上佐料。真是一转眼的工夫，就掉在王孙的手里了。
“黄雀还算是小的，那天鹅也是如此。它在江海间遨游，在湖沼里栖息，低头捕食鱼类，仰头嚼着菱角和荇菜，奋力飞行，乘着清风在天空中翱翔，自以为不会有灾祸，跟谁也没有争端。它不知道猎人正在修理弓箭，系好丝绳，要从七八十丈的高空射杀它。它中了箭，拖着细丝绳，逆着清风落下来。它白天还在江河中游玩，晚上已经被煮在锅里。
“天鹅还算是小的，蔡圣侯的事也是如此。他南游高陂，北登巫山，饮马茹溪，食湘江鱼，左手抱着年轻的妃子，右手搂着心爱的美女，和她们一同乘车在高蔡一带游玩，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他不知道子发正接受楚宣王的命令，要用红绳绑他去见楚宣王呢。
“蔡圣侯的事还算是小的，大王的事也是如此啊。大王左边是州侯，右边是夏侯，车后跟着鄢陵君和寿陵君，吃着封地的粮食，车上载着国库的钱财，和他们在云梦泽中纵马驱车玩乐，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大王您不知道穰侯正接受秦王的命令，准备攻进楚国黾塞以南，把您赶到黾塞以北去啊。”
楚襄王听了这番话，脸色大变，身子发抖。于是把执的爵位授给庄辛，并封他为阳陵君，赐予他淮河以北的土地。
【实用解说】
我们在判断事物大小的时候，一方面是从它的形体上来判断：大山、大河……另一方面是从它眼前的重要性来判断：大人物、大事件……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很容易得到大家认可的。今天主要是想讲“小”这个不起眼的家伙对“大”的影响，比如说：小细节可以决定大成败，或者大事都是由小事开始的，等等。
第一则故事讲的是“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蔡桓公忽视小病，讳疾忌医，最后发展成不治之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溃”，所以处理大事就要从小处着手，而蔡桓公用他自己鲜活生命给我们作了反面的示范。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王力《古代汉语》；注释；商榷
王力《古代汉语》是国内一部最为通用的权威性的古代汉语教材。代表了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的最高水平，影响广泛，在古汉语知识的教学、人才的培养方面，功不可没。然而，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难免存在一些疏误，文选中一些注释处理得不甚恰当，教材虽经数次修订，但都未能改正。本文作者将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与王力的《古代汉语》进行对比阅读，发现它们公共部分的一些词语的注释不一致，有的甚至相差千里，有待进一步考证。
与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相比较，王力《古代汉语》文选注释值得商榷的地方有三种情况：可补充者；可订正者；两说皆可通者。可补充者，即王力的注释很模糊或者失注，而王念孙的注释却很精确，我们认为可以采用王念孙的观点取代王力的。经过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这种情有4处。可订正者，即王力的注释经过我们考证之后证实是错误的（即误注），而王念孙的注释很准确，我们就用王念孙的观点纠正王力的。经过考证，需要订正的有7处。两说皆可通者，即王力的注释与王念孙的注释都说得通，这种情有5处。下面就值得商榷及失注之处，分类加以讨论说明。
一、王念孙本可补充王力本注释例
1、《战国策・冯客孟尝君》后期年
王力《古代汉语》：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王念孙《读书杂志》案：年下当有毁孟尝君于王之事，而今本脱去也。王听谗，是以使孟尝君就国，下文王为书谢孟尝君曰：寡人沉于谗谀之臣，开罪于君。正谓此也。
通过上下文语境，我觉得有必要加上“毁孟尝君于王之事”，它起到了一个过渡作用，文章的背景是齐王听信谗言，开罪于孟尝君。下文齐王向孟尝君赔罪。而王力本没有作仔细说明，给读者阅读造成一定的理解障碍。
2、《战国策・鲁连义不帝秦》久居若围城之中
王力《古代汉语》：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何为久居若围城之中而不去也？”王念孙《读书杂志》案：鲍改若为此。吴云，若疑居字讹衍。念孙案：鲍之改，吴之疑，皆非也。若，犹此也。若，古字或兼数义，后人不能辨认，或改之，或删之。
在《汉语大词典》中，“若”有如此、这个的含义。例如《孟子・梁惠王上》：“以若所，求若所欲，犹木而求鱼也。” 焦循正义：“若，如此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君若谨行，常在朕躬。”这都证明王念孙所言不误。这是个比较重要的语言点，王力本却缺少注释，应该补上。
二、王念孙本可订正王力本注释例
1、《战国策・触说赵太后》有所郄
王力《古代汉语》：而恐太后之玉体有所郄也。王力注释：郄，不舒适。王念孙《读书杂志》案：而恐太后之玉体有所也。念孙案：字，本作【亻*】，谓疲羸也。
我支持王念孙的观点。《汉语大字典》是这样解释的：《说文・人部》：“【亻*】，徼【亻*】，受屈也。”《广雅・释诂一》：“【亻*】，也。”又“【亻*】，劳也。”王念孙疏证：“司马相如《子虚赋》‘徼受诎’”。从这些文献上看，【亻*】是疲羸、疲倦的意思。王力的不舒适意思不够精确。
2、《墨子・非攻》也
王力《古代汉语》：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裳，取戈剑者。王力注释： 也，语气词，引起下文。王念孙《读书杂志》案：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裳，取戈剑者。念孙案：也即拖字之误而衍者。
我支持王念孙的观点，这个“也”是衍文。这句话的意思是至于杀死无辜的人。根据上下文，这个“也”是多余的。前面的“至攘人犬豕鸡豚者”，“至入人栏厩”，后面的“今至大为攻国”都没有“也”字。可见前后都不需要“也”作为语气词，那么“也”为衍文。
三、王念孙本与王力本两说皆可通例
1、《战国策・庄辛说楚襄王》以其类为招
王力《古代汉语》：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类为招。王力本注释：把黄雀的颈作为弹射的目的物（依王念孙说，见《读书杂志》）。类，当为“颈”字之误也。王念孙《读书杂志》案：以其类为招， 类，当为颈字之误也。
《文选・阮籍咏怀诗注》引此作以其颈为。《艺文类・聚鸟部》、《太平御览・羽族部》引此云：左挟弹，右摄丸，以加其颈。这都是“类”为“颈”字之误的证明。
2、《庄子・北冥有鱼》培风
王力《古代汉语》：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王力注释：培，凭，凭借、依赖。培风，等于说乘风（ 依王念孙说，见《读书杂志》）。王念孙《读书杂志》案：培之言凭也，凭乘也。
庄辛说楚襄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屈原；故乡；汉寿
中图分类号：K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4-0001-04
之前，学术界对屈原故乡所在地的研究有多说，但比较倾向于湖北秭归、江陵两说。“屈原故乡汉寿说”虽然出现最晚，由于有众多历史文献记载、文物证明、古迹遗存和大量屈原诗歌印证，故最具说服力和可能性。
一、古汉寿在荆州辰阳界，周时称“云梦”
汉寿，古称龙阳，在荆州域辰阳界，是古时水上交通的枢纽，夏禹治水时，“隋山伐木，奠高山大川”(《禹贡》)，意思是他们随着山脉的走向，砍伐树木为路标，将天下划为九州(即冀、兖、青、徐、杨、荆、豫、梁、雍)。荆州位置是“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作义”。(《尚书》)也就是说，从湖北的南漳县一带的荆山，到湖南衡阳地界，都是古时的荆州，在荆州区域内长江汉水，奔向浩浩荡荡的东海，众多的江水，包括长江支流沱水(今湖北枝江县一带)，潜水(今湖北潜江县一带)，都已疏通，所谓“九江孔殷”，东汉时郑康等曾为《书经》作注解谓：“即洞庭湖”，又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九江之水源于蜀而楚贮之。”古楚有七泽，“云泽”便是一泽。郑康还说：“梦在江之南”。那么“梦”就是洞庭湖及其周围平原地区(《禹贡》记载)，“云土作义”，“作义”即耕种的意思。到那里，两岸平原湿地，都是可耕土地了。禹把这里的土地，划分为“涂泥”(粘质壤土)，田是八等，“用为下中”，田赋是三等(赋上下)。《一统志》载，“常德府，荆州之域，商周时为蛮夷所居”，按晋代郭璞作《雅尔传》谓，“华府东南，龙阳东北”，包括“巴丘湖”，此皆“南沱之云梦”地。由此可见，汉寿地域，在古荆州南沱云梦区即叫“云梦”，屈诗所说：“江南之梦”。另外在屈原涉江中有“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名句，古今屈赋注家，在注“枉渚”和“辰阳”时，皆注“枉渚”在今常德德山(古名枉人山或枉山)：“沅水又东迳辰阳县南……旧治在辰水之阳”，故即名焉，《楚辞》所谓“夕宿辰阳”者也，而将“辰阳”注为今湖南怀化的辰溪县。
但细思之，便不免生疑：“枉渚”在常德德山，而“辰阳”在怀化辰溪，前者处沅水下游，后者处沅水上游，两地颇为遥远。从地图上看，两地直线距离是180余公里，水路距离则在200公里以上，且沅水上到沅陵前后，古有一系列的险道，如“雷迥难”、“百曳滩”等地段，东汉刘尚、马援征“五溪蛮”，便是在这一带水路受阻而不得前进。战国时的屈子，溯沅而上，何能“朝发”而“夕至”?
楚“辰阳”何在?清《龙阳县志・序》云：“洞庭之西，邑日龙阳，为古辰阳县，盖泽国也。”其《艺文志・沧浪记》又云：“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辰阳正龙(阳)境也。”
龙阳，即今湖南汉寿县，在常德德山之东沅水下游，水路约40公里处。屈子“朝发枉渚”，船颠沅水而下，航行七八十里，正好“夕宿辰阳”(汉寿)。辰阳在汉寿，正合“朝发”而“夕至”的诗意。这一句诗里，明显有“快捷”之意，应指顺水而下，不当谓溯流而上。
战国时期汉寿辰溪都没有置县，辰溪置县是汉高祖二年(前205年)置辰陵县，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才易名辰阳县，离屈原死已480年，屈原在写诗时不困难预知五百年后的辰溪会是辰阳。溆浦置县则更晚，高祖五年置义陵县，唐武德元年(公元622年)置溆浦县，离屈原死近900年，可见当年屈原并没有去辰溪，而他去的辰阳是汉寿，而他去的溆浦可能是“汉寿西部山区”有溆水流经的地方。最近汉寿有到沧港地区又新发现一张古沧港图，证明同治年问，有人记载过溆水，明朝人曾之忠也曾咏诗“沅已十三合”，说明汉寿古为水之泽国，之所以名辰阳，亦还是有辰水流过。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中武陵郡名来历时说：”晋太守赵厥问主薄潘京曰：‘贵县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界’《又循汉书・地理志》明载“西汉武陵郡在索县”，这说明古之“辰阳界”，即在索县，汉寿古时叫辰阳界，也远在西汉年前。又《直隶澧州志・建置沿革》中记：“《常志》载：武陵郡初始辰阳，今其(以)村名，以龙阳县。”此与潘京所言相映，成为汉寿在汉代前称“辰阳”的双证。
《涉江》在“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句之后，又云：“入溆浦余禀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杏以冥冥兮，乃猿穴之所居。”诗中的“溆浦”，古今注家皆云即今怀化溆浦县。其实，这一注说也是有问题的。第一，王逸注云：“溆浦，水名。”萧梁统《文选》五臣注云：“溆亦浦类。”皆未明指何地。《水经注》记序(溆)水，也未如它记辰水时明指为《楚辞》地名。可见，南北朝以前，未有“溆浦”即今昔对比溆浦县地之认识和说法。第二，唐初才始有“溆浦”在今淑浦之说，并以此而于历史上第一次设立溆浦县。《元和郡县志》卷三十载：“溆浦县，本汉义陵县地，《离骚》云‘人溆浦余禀回兮’即此也。”
二、楚国的崛起及“荆州”、“濮地”开发
综观史书是楚国最早开发了荆州地带(包括濮地在内)，据《常德府志》记载：荆州，“古为蛮夷所居地带”，所为楚之先祖熊绛开垦。
周文王时，季连的后代子孙叫鬻熊，鬻熊曾像儿子一样忠心侍奉文王，他的儿子叫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处在周成王时代，被封以“子男之田”，(子爵级的田地)，姓华氏，居丹阳，从此开始了对荆山(湖北省南漳县)一带的开发。《左传》记载昭十二年，楚灵王曰：“昔我先祖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可见长江流域最早为楚人开垦，及至周夷王时代，王室衰微，楚国先祖熊渠，得到长江汉水一带老百姓拥戴，乃不听从周室调度，并说：“我夷蛮地，不与中国谥号。”乃自行封其三子为王。“长子康为句檀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但到了周历王时代，害怕周历王暴虐，为避免其讨伐，又自动取消了王的称号。当时，汉寿地区(古称云梦)亦在熊渠始封之域内。清魏德绳有文章谓：“余楚人，龙楚地也，幅员广阔，熊渠始封，路居要津”。清同治《龙阳县志》676页。
楚之熊霜时代，熊霜主政六年后卒，三个弟弟，争立为敖(称王前最大的封号)，最后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迫死长弟仲雪，二弟叔堪，为了避祸，乃逃到“濮地”。
熊通时代，熊通弑玢瑁子代立，是为楚武王。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武王乃请于周王室尊楚，封其为诸侯，但周王室不许，于是熊通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和隋国会盟后离去，楚武王37年，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这样把濮地变为了楚国的粮仓，交通中心，军事重地，及可靠后方。这是武王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当时武王有子名瑕，亦随军中
屯垦。而屈瑕是在武王“开濮地”之后，以“莫敖”的身份进入《春秋左传》史册的，说明屈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就是“开濮地”的时候。按楚国的惯例，武王将屈瑕所“开濮地”封给屈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同时，“屈”与“濮”同韵，也可以视为“屈”与“濮”的叠韵通假，也就是说屈瑕所受“屈”地，就是楚王所“开濮地”。这也进一步说明，楚国的屈地就是指当时的洞庭地区。
古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屈原的祖先屈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说明屈氏家族是以屈瑕受封屈地区为区。《左传》中记载了两处“屈”地：一是晋国以产名马著称的屈地，二是楚国的屈地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楚子使远射城州屈，复茄人焉”。这里的“楚子”，是指楚平王，“州屈”显然是指楚国的“屈”地区，即洞庭地区。
乾隆《岳阳府志》载：“临湘县，古如城，按县志，楚子城州屈以居如人，即此。”这里提到的“如人”，就是《左传》中说的“茄人”。据《楚世家》载：楚平王在“城州屈”的前两年，受到吴国大举进攻，“楚恐，城郢”。所以，“城州屈”就应在“城郢”不远的防止吴军进攻的战略要地。这里说的“临湘”，正在洞庭地区，也就是屈原说的“州土”地区。这一带，是楚国春秋时代重点移民开发的战略地区，已载入史册的就有，楚文王迂罗人于汩罗，楚庄王迁糜人于梅市。楚平王“城州屈”，就是这种移民开发战略方针的继续，当然也应在这一带。还有，屈原晚年“飞鸟反故乡，狐死必首丘”，“托彭咸之所居”而“自沉汩渊”，就在楚文王迁罗的地区，与楚庄王迁糜的梅市不到50公里，与楚平王“城州屈”的临湘不到100公里，诗人称这一带为“故乡”、“首丘”之地，并在此以身殉国，充分说明这一带是屈原的故乡，是屈氏家庭封地“屈”地区。这也就是说，楚国的“州屈”，就在洞庭地区，就在《远游》说的“南洲”，王逸说的沅湘地区。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证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复隹、宠、长沙，楚之粟也。竞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这是当时齐国使者挑起越王进攻楚所说的一段话。这里提到长沙等是历来公认《史记》里说的“四邑”，在湖南境内。其中，将“隹”摆在“楚之粟”的首位，说明“隹”就是指墨子中说的“天下富”，历来誉为“湖广熟，天下足”的洞庭地区。先秦越语中，ou与u是读一个音，可以叠韵通假。这里的“隹”与“屈”的通假，实际上就是指“屈”。说明楚国的“屈”就是洞庭地区。这一记载中，提到能使“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的“无假之关”，应是指楚国四邑与首都郢联结的咽喉地区。当时湖南一带与郢联系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屈原作品中，记载诗人来往其间，都是坐船为主，就是证据。因此，这里的“无假之关”，就是指洞庭湖与长江的交汇处一带。这一带正是《鄂君启节》中说的“迁江内湘”的地带，正是楚国郢都的粮食、木材供应线的战略要地。如果失守，郢都就可能不战自乱。所以，“吴师居糜”，在此与楚军激战；越王企图进攻楚国，“窥兵通无假之关”，也是指这一带，其原因就在于此。同样，楚武王“开濮而有之”，封屈瑕在该地区；楚文王迁罗，楚庄王迁糜，楚昭王“城糜”也是在这一带，其原因也是如此。当然，“恐吴而城郢”的楚平王迁茄人，“城州屈”的原因更应是如此。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楚平王“城州屈”就在这一带，楚国的屈地就在洞庭地区。有关这点，屈原创作的诗歌中，还为我们提供很多证据。如《招魂》诗，黄露生教授考证该诗是屈原为屈招魂。诗中称屈为“掌楚”，呼唤屈“魂兮归来哀江南”。这里的“楚”和“江南”，楚国历来都是指洞庭地区。屈是楚怀王的大将军，是屈氏家族的宗子。诗中称他为“掌楚”，就是职掌楚泽地区，也就是洞庭地区的领主。这就更确切地说明屈氏家族的封地“屈”，或者说“屈州”就是指洞庭地区。
另据《正义》：“濮在楚西南”，刘伯庄注：“濮地在楚西南”，杜预曰：“建宁郡(宜昌、枝江)南有濮夷。”尤其是《辞源》解释“濮地”在今湖南西北部，澧沅二水流域。这已表明是汉寿，因只有汉寿才同时有澧沅二水经过。
三、有不少地下文物证明屈原故乡在汉寿
在汉寿至少发现楚墓1800多座。如此多的墓葬说明，汉寿是楚国的重要家族聚居地。同时发现和挖掘了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物，其中出土了一把旷世罕见的珍贵铭文“武王之童督”青铜戈。上面的“武王”，应是楚武王而不是秦武王，因为楚武王在世就已称“武王”，秦武王是死后的谥号，不可能死者授人。“童”与“重”相通，是“重大”之意，“督”是统帅、监督之意。此戈意为“武王之大督”，即楚王军队的统督、统帅。可见，“武王之童督”是楚武王授予自己军队统帅的“尚方宝剑”，是代表武王在这一带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权柄。楚武王是楚国第一位正式称王的人物，又是将楚国带进春秋时代的国王。将这把青铜戈同它周围1800座楚墓，进行综合考察发现，汉寿一带封为“武王之童督”的人物，一定是武王的王族重要成员、武王军队统帅、武王开疆略地功臣。春秋战国时代的汉寿一带，就是这位“武王之童督”的封地，居住这里～带的家族，其始祖就是“武王之童督”。而“武王之童督”就是屈原的祖先屈瑕。春秋战国时代，居住汉寿一带的家族，就是屈瑕子孙的屈氏大家族，屈原出生地就在汉寿。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名》中说：“楚武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王逸说屈瑕是楚武王的儿子，十分肯定，一定有其根据。现在，我们仍可以从《左传》中就有三次专门记载屈瑕以“莫敖”身份统帅楚国军队的征战，其中《桓公十一年》记载屈瑕“败郧于浦骚”，威摄贰、轸、随、绞、州、蓼等六国，“卒盟”。《桓公十二年》记载屈瑕“伐绞”大败之，“楚师分涉于彭”等，可见屈瑕是武王的一名能攻善战的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同时，佐传》还记载了屈瑕伐罗败北而“缢于荒谷”的过程中，着重记述武王夫人邓曼。邓曼深居内宫，本不管国事，却对屈瑕的一举一动十分关注，甚至对屈瑕个性也了如指掌，而且屈瑕出征之后，她敏感地意识到屈瑕必败北。因此，建议武王教育屈瑕“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奠敖以刑”；并要求追回屈瑕，“见莫敖而告诸天下不假易也。“表现了邓曼对屈瑕的期望、培训和所倾注的母爱。还有，屈瑕兵败而“缢于荒谷”，武王却明确表示：“孤之罪也”，承担教子不严的责任，接着又封屈瑕儿子屈重为莫敖，也充分表现武王对屈瑕父子的情意。而且，后来武伐随，死在军中、屈重代表武王，周随“盟”，说明屈重与武王的骨肉关系。关于这点，《史记》也有记载：“屈原者，楚之同姓也”。就是说屈原同楚王共一祖宗，也就是说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武王的儿子，屈原是武王的后代。因此，屈瑕是为武王器重的儿子，是可以肯定屈瑕是“武王之童督”。
屈氏家族从春秋初年到战国末期，一直是活跃在楚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大家族。据《左传》载，仅在春秋时期，就是屈
瑕、屈重、屈到、屈建、屈荡、屈申、屈生等七人先后被封为“莫敖”。其中可考的，屈瑕与屈重，屈到与屈建，屈建与屈荡等都是父子相承。与此同时，别的家族未见一人被封为“莫敖”。此外，《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籍，还记载了屈氏家族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楚国的军政大臣、其中对楚国政局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就有屈完、屈御寇、屈荡、屈朱、屈巫、屈固、屈罢、屈春、屈庐、屈宜臼、屈、屈盖、屈署等。这样，屈氏家族就成为楚国一个最为古老的又最为稳定的大旺族。一直到战国末期，仍是楚国“三闾”中的一个大家族。《庄子・庚桑楚》在评述楚国昭、屈、景三大家族特点时说：“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这里的“甲氏”，马叙伦考证为屈氏。庄子将屈氏称为甲氏，多少有称第一家族的意思。这里“著封”，就是以受封著称。同时这里的“著封”，还包括“武王之童督”。按照先秦王族制度，“武王之童督”的铜戈，是名副其实的“尚方宝剑”，对屈瑕来说，是权力和功勋的象征；对屈瑕子孙来说，是家族的护身符，在王族不断进行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具有稳定和保证作用。因此，“武王之童督”青铜戈的出土，既是庄子说的“著封”的又一证据，更是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的汉寿一带是屈氏家庭“受屈”的屈地区中心。
近年汉寿楚墓中还出土了青铜官印“郢室畏户之玺”(即楚国都城护卫长官之印)。据考证，这可能是掌管此印的执政官从楚国郢都失陷后逃出带回家乡的。此人是屈原家族的重要成员，一说为楚怀王的大将军屈，一说为上柱国屈署，―说为屈瑕。这一印玺在汉寿出土，说明汉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著名屈氏家族的封地。无论是谁，他们都是屈氏家族的代表。还有根据“楚之法”，楚军统帅战败，必定“身死”，即不是战死，就是自杀，如屈氏家族的屈瑕自杀，屈丐战死，就是如此。据此，在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军白起攻破郢都，作为楚国郢城护卫长官屈氏，当时很可能战死，或自杀。所以，“郢室畏户之玺”，应是屈氏死后遗物，在汉寿出土，说明汉寿是屈氏的家乡，更说明以汉寿为中心的“江南”是先秦楚国屈氏家族的封地。因此证实，汉寿既是屈氏的故乡，更是屈原的故乡。
在聂家桥乡开掘的32座古墓中，还发现过一座特大的战国墓葬，南北向，楠木套棺，棺盖极度豪华，这不是一般官员墓葬。同时，又发现了“青钢鹿角纹镜”、“龙风青铜镜”、“摊尸板”等137件古文物，这些古文物只有显赫家族才可能享有的。
随后在汉寿发现了两座珍贵文物“古铙”，即“偏钟”，上有“女丁”突出体，偏钟是古时宫廷高级官员所享用的乐器，分纽钟(定调用)，用钟(演奏用)，偏钟(加大音量)，这正好和屈原诗赋中相同，“叩钟调磬”、“二八接舞”、“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辨”，“楚商劳只”、“娱人乱只”相符。
四、有较多的古迹遗存
在汉寿历史上有较多楚国和纪念屈原的古迹遗址：
1、三间大夫祠。汉寿有两座，一座在沧港镇，一座在县城南郊，前者为屈原死后二年，楚将庄辛收复了江南五邑，据记载，三间大夫祠起始叫屈原庙，是为屈原招魂，曾在沧港立庙，是《史记・封禅书》载，当时秦曾允许民各自奉祠，后又按秦例改为三间大夫祠。汉寿县郊三闾大夫祠为东汉时刘表将荆州治所置汉寿时期健，系按秦楚郊祀礼改建，二所祠均有记载，可见于《明嘉靖常德府志》，《清代嘉庆常德府志》、《清代同治龙阳县志》。唐代刘禹锡来沧港时曾在《采菱行》中记载见过三闾大夫祠：“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
2、东岳庙。汉寿有两座，一座在汉寿城郊屈原祠旁，一座在现今沧水发源地东岳庙乡。明《嘉庆常德府志》、清《嘉庆常德府志》和同治《龙阳县志》都有记载。又据尚书《尧典》记载“岳为四方诸侯之长”，为避讳和秦始皇的“皇”字相同，本为祭祀东皇的庙改为了东岳庙。东岳庙乡的东岳庙就是秦代和两汉时期承先秦楚国祭祀传统改建，古时有祭坛。汉寿城郊(东岳庙)为东汉时期，刘表将荆州治所置汉寿时按郊祀之礼建。
3、女庙。据《湘中记》记载，此庙建于南北朝以前，即公元420年前所建，常为各界祭祀女神灵地方。
4、濯缨桥。为屈原放逐到沧港时期所建，建国初期尚存，1964年其桥石被拆除后运往修建电排涵闸去了，但其基石埋没在原桥址地下。原桥址在现沧港镇血防院围墙外西北侧。
5、屈原庙。修建在唐朝以前，庙内立有屈原诗碑，为唐崔礼山撰。
6、沧溪寺。建于东晋，三进大寺，减有屈原庙移过来的唐人诗碑，后进有琴台，屋顶有龙风宝葫芦等装饰，有戏台和舍利塔。民国年问，改寺为庙，后为乡公所占用，还办过国民小学。一尊沧浪娘娘塑像(据传为女)被移到天乙宫。
7、天乙官。是古三莆遗民为成汤天乙而修造的功德祠。后来楚人来屈地中心后，于战国末年在天乙宫内加修一进楚王殿，供奉有楚王和屈原祖先17位屈家名人像，屈原自沉汩置后，屈家后人将屈原像也供此殿，共18位。
8、屈原巷(又称三间巷)。据传是屈原的降生地。他的祖先被封为“莫敖”，率军赴湘沅辰阳邑屯田积粮，其领万余人在沧港安扎寨。于是屈氏在此繁衍生息，后人又称此地为“屈家巷”。屈原逝世后，改称“屈原巷”。
9、清斯亭。在屈原巷旁边的沧浪水出口处，传说屈原小时候常在这里玩耍、洗东西。因屈原遭贬后住在老家沧浪时，曾逆沧水而土，发现此水源于沧山的清斯湖，故名清斯亭。
10、江潭。在沧浪河下游，离沧港镇西约一华里路。屈原在《渔父》中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即指此地。又据《龙阳县志》清人陈一揆在《沧浪记》一文中指出：“江潭之号，咫尺犹存。原之经此与渔父对答，夫何疑之有?”
11、桔洲，离沧港十里许的沅水河中，洲长十里，因满洲植桔树而称桔洲。屈原的“桔颂”就是以桔洲为背景写成的。
此外，还有招屈亭、钓鱼台、七星堆、沧、浪二水等，总共多达十几处。沧港这样一个小小的集镇，竟然留下这么多屈原纪念文物。而湖北秭归仅有屈原祠、屈原庙、乐平里牌坊等几处纪念建筑，其中的一些建筑比沧港的纪念建筑要迟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些足以说明屈原的故乡在汉寿。清《同治龙阳(今汉寿)县志》说：“龙阳为灵均(屈原字)落帆之浦”，屈原经沅澧来到汉寿沧浪之水合流之处沧浪港。清代屈学家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把各种说法进行比较后说：“沧浪水，在今常德府龙阳县。本沧浪水发源地，合流为沧浪之水”；又说：“旧解以沧浪为汉水下流，如按今均州沔阳，皆有沧浪。在大江北，原迂江南，固不能覆至其地，且与篇首游于江潭，不相属矣。及观楚省全志，载原渔父问答者多有，皆影响不足凭，唯武陵龙阳，有沧山浪山及沧浪之水，又有沧港市、沧港乡、三间港、屈原巷，参而覆之，最为有据。”可见龙阳沧浪港(今汉寿沧港)在清代就引起过屈原研究者的重视。
五、有大量屈原诗歌印证
在屈原的诗歌中，也有很多相关证据。如《招魂》诗，有专家考证是屈原为屈招魂。诗中称屈为“掌楚”，呼唤屈“魂兮归来哀江南”。这里的“楚”和“江南”，都是指洞庭湖地区。屈是屈氏家族的宗子，诗中称他为“掌楚”，就是执掌楚泽地区，也就是洞庭湖地区的领主。这就更确切地说明屈氏家族的封地“屈”，就在长江南的洞庭湖地区。
屈原作品不少描写与汉寿地名有关，如沧浪港(“沧浪之水清兮”)、江潭坪(“溯江潭兮，狂顾南行”)、橘洲(屈原写有《橘颂》)等。有的与汉寿风俗有关，如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常德府志》、《龙阳县志》均载常德府人“信鬼好巫，龙阳更甚”。屈原的作品，对沅湘地带的美景的描写则真实地展示了汉寿的乡土风俗。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汉寿湖区风俗)，“榄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娇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汉寿一带用蔬草编绳索)，“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惠之百亩”(汉寿爱种植兰花做药)，“折琼枝以继佩”(汉寿妇女常微戴栀树花)，“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写沅湘地区)，“洞庭波兮木叶下”(写洞庭)，“茺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媛”(写沅澧之间)，“朝发枉诸兮，夕宿辰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写汉寿)，“筑兮水中，葺之兮荷盖”(写洞庭)。在屈诗中到处是“极日千里”的“江南梦乡”和描写沅澧汉寿“泽国水乡、荻荷菱荡”的景象。
屈原在《离骚》中说：“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得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这里说的“初服”，王逸在《楚辞章句》注“修吾初始清洁之服也”。可见，“初服”就是诗人青少年时代的服饰，这里的“芰荷”、“芙蓉”是诗人用来象征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清洁”的。这种特殊审美观念，正是当时沅湘地区特有的审美风尚。屈原作品中多次写到这点。如《九歌》中有：“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芷葺兮荷屋”；“乘水车兮荷盖”；“荷衣兮蕙带”等。在《招魂》诗中有：“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等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沅湘地区人民对“芰荷”、“芙蓉”的特有的审美情趣，甚至作为服饰、房屋、交通工具、环境等生活各方面美化的内容和根据，她是沅湘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的表现。因此，我们从诗人的“初服”，可以发现诗人青少年时代是在沅湘地区度过的。
屈原在《离骚》中写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毗之术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这里说的“修能”，王逸注：“言已修身清洁，乃取江离，辟苜为衣被；纫索秋兰以为佩饰，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王逸这种说法是有见地的。沅湘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正适合江离、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等亚热带植物的生长。诗人用这些香木芳草象征高沽，屈原这种特有的审美情趣，正是沅湘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结晶。宋代刘次庄《乐府集》中说：“《离骚》曰：纫秋兰以为佩，又曰：秋 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今沅、澧所生”。同时，诗人这里描写的香木花草，还交待各自生长地的特点，如“江离”的“江”，“毗之木兰”的“”，“洲之宿莽”的“洲”。这也告诉我们，诗人“修能”的地区，有“江”，有“”，还有“洲”。这一地貌特点，也正是沅湘地区洞庭湖一带广阔冲积平原上，江河纵横，中间杂夹一些长洲、小山的地貌特点。可见，屈原青少年时代的“修能”是在沅湘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