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两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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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两孩范文第1篇
近年来，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非常激烈，但很少听到来自基层的声音。人口形势可以引申至生育政策，生育政策最终需要落实到实际工作，而这都需要依靠基层计生干部去做，他们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认识，意味着今后生育政策能不能真正得以落实，基层的计生工作能不能得以实现转型。
2009年，江浙沪粤的调研正式实施。调查问卷共计2000余份，举办了53场座谈会，调查对象均来自于县乡两级，访谈人员涉及493人。除了53场座谈会，调查人员还走访了县乡资格最老的基层计生人员。调查发现：
1.江浙沪粤的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低生育率时代已经到来，人口问题出现新的关注点
通过调研，我们团队发现，当前生育水平很低，生育意愿很弱，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真正的低生育水平到来了。长三角两省一市的调查表明，目前的政策外生育主要是一孩政策外和二孩政策外生育，无论是城市还农村，三胎及以上的违法生育都已经很少。城市几乎没有见到，农村也只是极少数。
调查发现，作为上海农业人口最多的松江，其生育率已经15年负增长；浙江现在年轻人生育观念有很大变化，“80后”生育意愿普遍低于“70后”，“90后”生育意愿又比“80后”低。浙江基层计生干部认为，“70后”现在想生孩子，有一些并不是他们自己想生，而是父母对他们的要求和施加的压力，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而父母希望家里能够再有小孩。广东省2001年至2009年户籍人口增加了801万人，常住人口增加了1800万人，可见广东省的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同样，影响上海人口规模的因素也已经不是出生人口，而是大量的迁入人口，上海松江每年出生人口不到4000人，迁入人口却高达10000人左右，而且其中平均每年有1000多人是婚嫁外来女，也可以说，当地的新娘现在也要靠“进口”。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这些区域又出现了其他一系列综合性的新人口问题。如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人口城市化问题、人口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调查中还可以看到人口低生育变动已经影响到人口的教育、就业、劳动力供给、婚配、健康、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多元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新的人口问题的出现是与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直接相关的，是生育率快速下降后的人口学后果和社会学、经济学后果。
2.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系列性变化，城乡二元的生育政策与社会的现实发展不相匹配
30年社会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使原有生育政策的社会背景发生变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环境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座谈调查中可以看到城乡二元的生育政策与社会的现实发展不相匹配，致使人口计生工作在夹缝中生存。
在农村，目前农村中的经济活动已经不能简单地以农与非农来进行划分，真正务农的农民正在呈绝对性地减少。长三角的农村经济非常活跃，尤其是江苏省的苏南地区，浙江省的大部分农村，现在真正完全务农的农民已经很少，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与其他粤西粤北地区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差异。农村中客观存在着无工不富、无商不富的现象，二元的生育政策在活跃的社会经济面前表现得十分不合时宜。调查显示：计划生育条例中有的条款已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
此外，现在的人口，从户籍地、居住地、或者从事职业的角度已很难区分。浙江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很多浙江村庄已经由外地人口为主要居住人口，而村里的当地人则迁进城市。浙江还出现了户在人不在，人在户不在，人不在户也不在的多种复杂情况。广东省城乡二元生育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可操作性和实施基础，因为有不少的农村居民身份职业已难以区分与认定。江苏省也遇到了与广东省类似的情况，区别城乡家庭变得越来越难以操作，这使得二元生育政策和社会现实出现了分离。
3.刻板固化的生育政策与丰富多元的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步履艰难
虽然江浙沪粤的区域生育政策类型有所不同的，但这并没有给基层计划生育干部的工作带来多大的不同，三省一市的基层计生工作都存在着过紧的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的差距，都存在着刻板固化的生育政策与丰富多元的社会发展之间的政策性矛盾。现行的政策格局给人口计生工作带来很多问题，由于部分群众想生二孩、想生男孩的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不可调和，使部分群众超生、逃生、想着法子违规生育，这给人口计生工作带来一系列管理上的难题。实际上，城乡分体的生育政策使基层计生干部很难操作，过紧过严的生育政策成了计划生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瓶颈问题，这在三省一市的调查中都是显而可见的。
调研结果也发现了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江苏省计生基层干部认为，计划生育工作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但是工作重点却越来越模糊。上海计生基层干部表示，计划生育工作范围不断拓展，计划生育部门几乎可以被认为是第二个社保局或者是第二个民政局。广东省计生基层干部认为，计划生育工作范围变得越来越宽，但是根本任务变得越来越模糊。被调查的基层计生干部普遍认为，计生工作考核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广东省计生基层干部表示，计生工作考核层次多、细节繁杂、时间长、指标高，在基层工作，计划生育考核牵涉大量工作时间和精力。浙江省计生基层干部表示，花费大量精力来应付计生工作考核导致他们失去了踏实工作的时间。
4.基层计生干部对现行生育（数量）政策的评价与意见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现行生育（数量）政策“很好，没有问题”的仅占被调查干部的8.8％，也就是说，其余超过90％的干部都认为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这意味着调整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几乎是基层干部的共识。
在调查中，认为目前生育政策需要放宽的计生基层干部比例是74％。80.6％的计生基层干部认为，如果生育政策放宽到二孩，他们依然能够控制住多孩（指三孩以上）出生的情况。64.7％的计生基层干部认为2010年是生育政策放宽的最佳时期。可见，计生基层干部对生育政策的调整有迫切的需要，并对生育政策调整后的执行实施与管理能力表达了足够的信心。
普遍两孩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二孩政策；生育意愿 女性生育；影响因素
1 研究背景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655万人，比上年减少了32万人。由于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逐步开始实施，2015年是该政策完全实施后的第二年，应该是政策新增人口的高峰年。然而，2015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这说明低生育率形势比之前的普遍估算更低，也更加验证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远低于卫计委之前的估算。也正是因此，为了进一步响应城市以及国家发展的需求号召，在2015年10月26日，“全面二孩”正式提出并启动。测算表明，导致出生人口下降有两个因素：一是适龄女性数量在减少；二是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在降低。因此，政府必须审时度势，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保证生育女性享受到应有的权利，让她们能够安心生育，以此来让二孩政策发挥预期的效果。
2 调查对象及方法
此次调查的对象为上海市的育龄女性（育龄女性15～49岁），包含问卷與访谈两种形式，调查时间为2016年的7月下旬，采样的地点选取了曹杨街道、宜川街道、友谊路街道、松江新城周边、世纪公园周边以及中山公园周边。问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总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并剔除了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379份。问卷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户籍、文化程度、职业、年收入等）。第二部分包括了调查对象的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包括育儿成本、育儿时间、职业发展、生理原因、子女相处的顾虑等）以及希望政府提供的政策安排（包括保障女性就业、增加女性产假、增加男性产假、提供二孩补贴政策、增加公共托幼、增加公益教育等）。
3 调查数据及分析
3.1 变量对比
3.1.1 本地户籍女性生育意愿低
总共379名调查对象中明确表示生育二孩的人数（包含已有二孩的）仅仅只有47人，占总人数的12.4%，数量之少可谓不容乐观。从户籍来看，外地户籍的女性生育意愿要明显大于本地户籍的女性，前者的数据为25%，是后者数据9.2%的两倍有余，本地户籍的女性对于二孩的生育意愿很低。
3.1.2 生育意愿在年龄上呈“C”型分布
从年龄分布来看，二孩生育意愿最高的分布在“25～29岁”以及“30～34岁”两个区间，分别为17.2%和21.5%。同时，最低的则是“15～24岁”（2.8%）以及“45～49岁”（0%）两个区间，前者的原因一方面是调查对象的相对年轻，对未来的规划还不清晰，因而不能明确表示生育二孩，另一方面，从小到大的独生子女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她们自己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而后者更多的是考虑到生理因素和子女相处的问题。
二孩生育意愿最强的是25岁到34岁的女性，对于这部分人群，政府及有关部门配合工作单位可以针对性开展育儿讲座，调整工作时间，妥善对其进行引导。对于相对高龄的育龄妇女，政府应更进一步做好医疗卫生方面的保障，免除她们的后顾之忧。
3.1.3 不同文化程度及职业之间差异较大
从文化程度上看，生育意愿呈现两头少中间多的趋势：文化程度为“高中、高职、中专”的数据为8.8%，“大专及本科”的数据为14.1%，“研究生及以上”的数据为6.4%。
从职业上看，在国企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女性以21.5%、20.4%的数据明显高于私企（5.7%）和外企（3%）等其他职业，工作的稳定、竞争性小和相对可靠的保障让她们能更安心地选择生育二胎，同时从事家庭劳动的女性生育意愿也达到了15.8%，更多的育儿时间是她们家庭生育二胎的重要条件。
3.1.4 生育意愿与收入水平成正比
从年收入看，二孩生育意愿与工资水平整体呈现正相关，其中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生育意愿高达37.5%，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育儿成本对于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相对充裕的收入让女性更加倾向于二孩的生育。
因此，在育儿成本居高不下的现状下，政府应规范婴幼儿饮食、教育等行业的发展，同时充分做好相关的公益性项目，提供一定的福利政策（提供二孩补贴政策、增加公共托幼、增加公益教育等），减轻父母育儿的负担。
3.2 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分析
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影响上海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育儿时间、职业发展以及育儿成本上，不难看出，当前依然是时间与金钱的影响占据主要地位，如何在保障女性就业、工作稳定的同时给予她们足够的时间来照顾子女就成了回避不了的难题，也许妥善地施行弹性工作制是个可行的方案。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二孩的育儿成本高也是个伪命题。此次调查中女性的平均收入并不低，年收入大多集中在10万～20万元（41%），同时，对于抚养二孩来说，其成本也不是随子女个数按倍数增加，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并不会比抚养一个小孩多太多，毕竟以前更穷苦的日子养好几个孩子的也不少。然而，由于上海的家长往往更注意子女的成长教育，致使其教育成本的数额巨大，相当一部分家长也倾向于把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走“精英化路线”，其开销巨大也使得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无力负担两个孩子的养育成本。也有人倾向于政府提供托幼、儿童教育方面的政策服务来保障子女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选择“增加男性产假”这一选项的人也很多，有不少女性提到合理分配男女产假一方面能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一方面也能分担职业风险，增进男女平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结 论
总体而言，当前上海市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还是很低，二孩政策推出后，应该进一步加强相关的宣传，鼓励育龄女性生育二孩。对于高龄产妇的增加，应全面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诊疗水平，打造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梯队，增强诊治妇女儿童急危重症的能力。此次全面二胎政策颁布后，从数据中可以看到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部分育龄女性虽然未明确表示生育二孩，但也是在考虑中，如果后续的相关政策跟进的话，也能转化为愿意生育二孩的对象。
根据调查，从年龄上看，二孩生育意愿最强的是25岁到34岁的在国企以及事业单位工作的女性，对于这部分人群，政府及有关部门配合工作单位可以针对性开展育儿讲座，调整工作时间，妥善对其进行引导。对于当前是否生育二孩的问题，当前政府层面推出的政策主要还是以增加医院、学校的相关规模与设施数为主，而育龄女性普遍顾虑的问题还是集中在工作、时间以及金钱成本上。政府在保障女性就业、完善政策、减轻由于生育造成的职业困境的同时，亦可采取规范化弹性工作时间、合理分配男女产假分担职业风险的政策来对生育二孩进行扶持。对于普遍存在的育儿时间不足的问题，可采取公立学校延长学生在校时间的方式，提供多样化的包括晚自习在内的音乐、体育、美术、劳技课教育，使得朝九晚五工作的父母在下班之后能来接孩子。
参考文献：
[1]陈友华，苗国.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单独二孩政策为何遇冷[J].探索与争鸣，2015（2）：48-53.
普遍两孩范文第3篇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的一大亮点。政策公布后，公众和舆论普遍积极肯定，但在欢欣鼓舞之余，不少人也相当犹豫、担忧，纷纷表示“生不起”。
生孩子，首先是夫妻的事，是家事。传统文化中，中国人讲究“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儿女双全”、“养儿防老”，更多是传宗接代的意义。这几十年过来，国人的观念认识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主流人群的生育意愿在逐步降低，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不仅约束了生育数量，改变了生育习惯，更让优生优育理念深入人心。今天大多数的夫妻和家庭，更关注生育质量和生活质量，而不是子女数量。
当然，生育理念的变化并非这么简单，这里头有人们顺势调整的原因，更不乏被动调适的因素。所谓“生不起”就是如此，其潜台词更多的是“养不起”，是对于生完孩子之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长期持续、无限责任的家庭综合投入的担忧。改革开放后家庭经济水平普遍增进，夫妻对自身、对子女的期望值全面提升，生养孩子的各方面预算和投入一直在不断加大，而近年来经济环境的外部约束压力和社会政策的保障供给不足，则进一步抬高了生育成本和分享优质资源的门槛，放大了不少人“生不起”、“养不起”的现实焦虑。说白了，生儿育女需要支付成本，人们愿意为自己孩子生得好、过得好大把花钱，但面对现实难度，却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望而却步。
毋庸讳言，“忧生”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群体性心理，这种焦虑值得重视。生育不仅仅是家庭问题，更是政策问题，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想要让二孩真正生得起，就必须尽力解除大家实际面对和感受到的诸多后顾之忧。这不是靠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调整就能解决的，“全面放开二孩”不过是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而要真正让政策落地落实，最终传导到千家万户的生育行动上，并且后续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负担和外溢矛盾，这个过程的中间和还有大量必需的功课要做。
近年来，国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动之间的割裂度愈来愈大。除了人们对生育问题的观念发生改变，更大程度上则受制于养育成本的提高，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优质资源拼抢激烈，社会保障无法实现有效兜底，等等。“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全国有1100万对夫妇符合政策条件，而付诸生育行动的只有15.4%，不过169万对。如此数据落差，很难说不会在“全面二孩”政策启动后继续出现。关键就在于国家要正视这样的现实，理解人们的诉求，有针对性地给出政策解决方案，通过及时的制度衔接、措施配套和职能转变，释放出更多政策红利和服务便利。
这两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发生转折，开始下降，同时老龄化社会压力空前袭来，人口发展和人口安全面临新挑战，调整人口政策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目标，已经由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主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必须系统性地加强那些惠民生、利长远、合民心、顺民意的政策的规划实施力度。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是观念全新、多元开放的一代，他们不会仅仅因为生育政策放开，或者国家提倡甚至简单激励就予以行动，而需要切实感受到国家政策和配套举措的温度、灵活度和人性化，需要满足完全不同于前几代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他们真正愿意生而又生得起两个孩子，考验着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施政智慧。
普遍两孩范文第4篇
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难题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单独二孩”政策的落地终于使许多人的梦想有机会变成现实。然而，许多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妇们，却在“心动”与“行动”间纠结徘徊，生还是不生，成了他们的难题。
84.9%的网友认为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是最为理想的，9.3%的网友认为3个最为理想，仅有4%的网友认为生1个孩子是理想状态。然而，当我们从理想状态中走出，放眼现实，衡量各方的条件限制，年轻父母们还能否轻松面对生二胎的压力与阻碍？
产检花费高，生产要花钱，宝宝生病需治疗费，营养钱不能省，教育更不能省……处处都要钱，不少网友算了自己的养儿账户后，大呼自己是“孩奴”。据测算，排除未来物价和教育费用上涨等因素，在中国养一个孩子至大学毕业，至少要花费50-100万元人民币。如此高的养娃成本让很多人大呼“生得起养不起”。
育儿成本不断涨，教育理念的产物？
育儿成本高，已成为现代社会不争的事实，也是大多数夫妇拒生二胎的主要理由。不过，老一代家庭恐怕户户不止养育一两个小孩。他们当然有自己的艰难，但对于育儿似乎并非如今日般恐惧，何况现在的经济物质条件远非昔日可比。育儿成本的不断提升，固然有社会的问题，如医疗费用高、入学困难、房价高、食品安全隐患多等，现代父母过度关怀的教育理念，恐怕也是推动其上涨的原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希望在物质上给予孩子最好的保障。根据调查显示，儿童消费支出平均可占城市家庭收入的25%，在3-6岁儿童的抚养成本中，教育花费所占比例高达68.8%。由此可见，必需的生理抚养开销之外的花费，往往才是真正的经济压力来源。
全面放开“二孩”，时机是否成熟？
“单独二孩”虽然落地，但是很多父母却选择自动放弃了生育二胎的权利，刨去高龄和生育困难等的影响因素，适龄父母生育意愿降低的现实，使人们开始猜测即使全面放开“二孩”可能也并不会带来人口的迅速增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否已到时机。
不愿生育致使人口下降的状况，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很普遍，“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生育率正在走低。同时，目前中国家庭普遍的“四二一”模式也让不少人感受到了独生子女的养老压力，两个年轻人照料四位老人，难以兼顾成为很多人的无奈。
除了低迷的生育率之外，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社会问题也对“二孩”全面放开形成支撑。2013年、2014年的春节之后，不少企业里出现了下列奇特的场景：企业管理人员列队向工人鞠躬;有的企业甚至直接跑到其他企业门口直接挖人……这些现象背后是劳动力人数的减少，2012和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分别比上一年下降了345万、244万。
公共政策制定，如何自防跑偏？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以及“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与否，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反思，类似争议较大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出台，应该经历怎样的程序，才能准确预估政策的后果，以达到政策的初衷。
首先是改进决策环节，优化决策流程。提升政策的透明度，增加听证和辩论环节，增加对反面意见的认真考虑。在人口政策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更应该加强决策程序方面的考虑，如人口学者王丰所说，以“避免家庭和个人继续做无谓的牺牲，避免对国家和民族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普遍两孩范文第5篇
美 国
美国的家长从孩子小时候就让他们认识劳动的价值。美国南部的一些州立学校，为培养学生独立生存，以适应社会，特别规定：学生必须不带分文，独立谋生一周方能予以毕业。条件看似苛刻，但却使学生们获益匪浅。家长对这项活动也全力支持，没有一个“拖后腿””走后门”“搞小动作”的。美国的中学生有句口号：“要花钱自己挣。”美国青少年从小就开始，不管其家里多富有，男孩12岁以后就会帮父母给或邻居剪草、送报纸赚些零用钱，女孩则做小保姆去赚钱。
瑞 士
在瑞士，父母为了不让孩子成为无能之辈，从小就培养孩子自食其力的意识和能力。比如，对十六七岁的女孩，初中一毕业就送到一家有教养的人家去当一年的女佣人，上午劳动，下午上学。这样做，一方面锻炼了孩子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孩子学习语言，因为瑞士有讲德语的地区，也有讲法语的地区，所以，这个语言地区的孩子通常会到另外一个语言地区当佣人。
德 国
家长从不包代替孩子的事情。法律还规定，孩子到14岁就要在家里承担一些义务，比如要替全家人擦皮鞋等。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劳动能力，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社会义务感。
日 本
在日本，教育孩子有句名言：除了阳光和空气是大自然的赐予，其他一切都要通过劳动获得。在课余时间，许多日本学生都要去外边参加劳动挣钱，大学生中勤工俭学的非常普遍，就连有钱人家的子弟也不例外。他们靠在饭店端盘子、洗碗，在商店售货，在养老院照顾老人，做家庭教师等来挣自己的学费。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给他们灌输一种思想：“不给别人添麻烦”。全家人外出旅行，不论多么小的孩子都无一例外地背上一个小背包。别人问：“为什么？”父母就会说：“他们自己的东西，应该自己来背。”
加拿大
在加拿大，为了培养孩子在未来社会中的生存本领，人们从很早就开始训练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在加拿大的一个记者家中，两个上小学的孩子每天早上要去各家各户送报纸。看着孩子兴致勃勃地分发报纸，那位当记者的父亲感到很自豪：“分这么多报纸不容易，很早就得起床，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去送，可孩子们从来都没有耽误。”
普遍两孩范文第6篇
2、Ashley意思是“来自木岑树林的人”。Ashley这个名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医生或律师等高级职业妇女，品味很高，道德标准也很高，娇羞但很友善。
3、Jessica希伯来语中的“财富”。大部分人认为Jessica是个甜美、受欢迎的女孩；也有人认为她是个美丽骄纵的富家女孩；还有人认为她是个难以驾驭的女强人。
4、Megan古英文中“伟大的”意思。Megan给人的印象是个像小精灵般的女孩，她可爱、充满朝气、轻快灵活、爱嬉笑。
5、Brittany在拉丁文的意思是“来自英格兰”。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是漂亮、苗条，有教养，为人很好，有时会耍耍小脾气，很有自信。
6、Stephanie同样来自希腊语，有“皇冠”的意思。她代表了美丽、苗条、体贴、温柔、心思细密，有一种很特殊的风味，像是时装模特儿。
7、Katherine源自希腊文“纯洁的”这个字。Katherine是个很普遍的名字，人们对这个名字有两种看法：一是美丽、优雅，处于上流社会的世故者，拘谨，严肃，举止合宜；一是普通的女人，友善，受欢迎，又有教养。
8、Jennifer源自威尔士文“纯洁”的意思，近来Jennifer已变成一个受欢迎的名字。人们认为Jennifer这个名字非常适合可爱的金发啦啦队长，受大家欢迎，并受人喜爱。
9、Sarah希伯来语中的“公主”。她给人的感觉是保守、甜美、身材不高、待人随和，但没有什么大志。
普遍两孩范文第7篇
关于二孩，生，还是不生，或许只是你的选择。但对很多人，横亘眼前的，不是选择的权利，只是紧紧关闭的政策之门。
这是一大群被挡在政策大门外的非独夫妇之痛苦，又何尝不是整整一代人的焦灼：眼看着生育二孩的黄金年龄一点点流逝，相关呼声也逐日高涨。现实条件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到底行不行？在无休止的传言猜测和模糊应答之间，究竟何时能有个清晰的时间？
“不能生”的痛苦：你能否真正读懂？
这已经成为一个公众耳熟能详的“社会之问”——自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能否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便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2014年11月，不少非独家庭联名上书“建议信”，呼吁相关职能部门尽早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一位参与联名“建议信”的广东网友告诉记者，每次看到孩子在家非常孤独，跳棋都只能自己一个人下，还问家里能否多个弟弟妹妹，“这种心酸和无力感，只有非独父母才有切身感受”。
挥之不去的养老压力，正使不少家庭即便不符合生育政策，也将生育二孩纳入议事日程。武汉市民周女士去年父亲生病住院，她和两个弟弟轮番照料送饭的经历，让她生二孩的意愿十分强烈。“我们很快也会年迈，到时全落在一个儿子身上，我们于心何忍？”而“失独”，更如同梦魇。近年来颇频曝出的失独家庭惨剧，让很多父母考虑再生个孩子，分散家庭风险。根据致公党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全国失独家庭至少有百万个，且每年新增7.6万个。
记者采访发现，70后群体事实已成为二孩政策放开的呐喊主体。70后大多有兄弟姐妹，非独家庭占比相当多，因此对全面放开二孩诉求格外迫切。
广东韶关市民李绍华说，随着年龄增大，生育能力不断减弱，“再等上两三年，即便政策放开，我们也没法再生了”。
放开的“时机”：何时才能成熟？
全面放开二孩的“时机”，对很多公众而言，无异于难以读懂的“玄机”。
随着相关呼声不断高涨，各类传闻也层出不穷。此前一则“5月份就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消息广受关注。对此，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回应称，网上相关消息传言不属实。
对于放开二孩政策，宋树立表示，因为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对于资源、环境，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是长期存在的。但他特别表示，“单独二孩不是句号，要往下走，要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地发展，加强政策的实施评估，加强人口形势的研判。”
面对卫计委等部门对全面放开二孩“暂无时间表”“尚未提上日程”等表态，一些基层计生工作者和人口研究学者则认为，结合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的生育“遇冷”情况，二孩政策不仅应全面放开，且已相当紧迫。
短时间内出现人口集中出生，导致妇科产房爆满、教育学位紧张等一度是普遍担心。然而，根据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2014年3月至年底期间，全国只有近100万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
华中科技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石人炳教授认为，单独二孩放开后，不仅未出现此前担心的扎堆生育，反而存在遇冷情况，表明当前国民整体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已明显降低，“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时机已基本成熟”。
湖南省一位在长期从事计生工作的基层干部表示，实际中，想生二孩的家庭，大多通过农村一孩半政策，或直接超生完成生育。想生却受限的，主要集中在超生就要丢饭碗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即便全面放开二孩，能符合政策的家庭数量，要比想象中的少很多”。
还有不少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生育率太低，带来劳动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影响我国未来发展的严重隐患，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显得十分紧迫。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底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因而呼吁尽快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过渡。
“日本、新加坡等亚洲一些国家也曾采取过限制生育政策，但因生育率大幅下降，节育政策实施10多年后，都转变成鼓励生育。”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东伟说，由于经济发展等因素，导致生育率下降后，很难再恢复。我国已实施计划生育20多年，现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担心的不应是生育反弹，而是即便放开后生育率也不回升。
大势所趋：一介答案要等多久？
不少受访的家庭夫妇、专家学者、计生干部普遍认为，二孩政策全面放开肯定是大势所趋。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怎么放？何时放？
针对怎么放的问题，目前业内观点声音各异，一部分认为应按地域先试点，后普及的方式，以免在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出现人口出生堆积；还有部分专家建议按妇女育龄分步走，比如先期放开30岁及以上妇女的二胎生育限制，再适时全面放开，逐步释放生育潜能。
张东伟表示，目前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在1600万到1700万之间，放开二孩政策后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占总量比例很小，对我国人口整体态势不可能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一次性全面放开就行，没必要羞羞答答”。
对于何时放，不少受访人士认为应该越早放开，对缓解老龄化收效越快。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何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应建立在对单独二孩政策效果的全面评估基础上。
原新认为，从申请再生育到二孩出生，至少也要10个月，综合评估单独二孩政策，要等每个省实施满一年才能得出效果。去年全国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但各省份到去年6月份才全面落地，“最好等今年下半年对单独二孩政策成效评估后，再制定具体的时间表”。
“尽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还需统筹考虑和综合研判，但在全面放开大方向已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很多工作现在已经可以着手准备。”关注人口计生政策的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有水说。
普遍两孩范文第8篇
关键词：计划生育，农村，育龄夫妇，心理问题
Rural family planning reproductive couples’ psychological problem analysis
Lu Shuhua Zeng Lianxiang Dai Shuilan Xiao Liuhu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discuss rural family planning reproductive couple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Methods: Survey of 200 cases of family planning reproductive couples were my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station self evaluation table to collect their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in which the rural couples to 100 on, for the analysis of group city,100 of couples, as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psychological anxiety of rural couples a city couple more serious, the acceptance of family planning education, free birth control,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personnel visited times are less than city couple, and incentives for family planning, a boy is necessary and B ultrasound measurement of prenatal sex ratio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Conclusion: Rural family planning reproductive couples are more prone to anxiety, depression and other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that men are superior to women is still common, should carry out the appropriate health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comfort,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Key words: Family planning; Rural;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6-0040-01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该国策可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农村育龄夫妇观念较为滞后，重男轻女现象严重，为分析农村计划生育育龄夫妇的心理问题，我站于2008年7月-2010年7月，对200例城乡夫妇进行对比测试，先将测试方法与结论叙述如下：
1 过程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2008年7月-2010年7月，我站采取自创的测评表对200例城乡夫妇进行对比测试，其中农村夫妇100对，年龄25-38岁，平均年龄为26.3±5.4，平均受教育9.2±3.4年，其中初产妇38例，非初产妇62例，为分析组；城市夫妇100对，年龄27-35岁，平均年龄为28.5±6.1，平均受教育15.6±7.1年，均为初产妇，为对照组。两组对象一般资料的对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可作为本次分析样本参与评测。
1.2 测评详表：①首先使用Feifel H等[1]编制的医学应对问卷（MCMQ）调查其心理焦虑、抑郁情绪及应对方式，宏观评测城乡夫妇的心理状况；
②使用我站自创评测表进行心理咨询，其内容为：①是否接受过计划生育教育；②是否可以免费收到计划生育相关药物用品；③是否有计划生育服务人员走访；④计划生育是否有奖励；⑤是否觉得有必要生个男孩；⑥是否会做产前B超查看胎儿性别；⑦您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其中，第⑦题为开放性问答，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作答。
1.3 注意事项:对发放测试表的计生服务人员进行统一培训，确保其能有效指导对象完成测试；所有对象均进行无记名测试，两份调查表均仅记录测试对象是否为农村夫妇，后回收完整评测表进行统计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对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5.0进行分析，对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设定为a=0.05,当p＜0.05时，认为其具有统计学差异性。
2 结果
2.1 根据我院进行的城乡夫妇心理状况对比，总结数据如表1。农村夫妇平均焦虑评分为165.8，城市夫妇为152.4，农村夫妇心理焦虑状况较城市夫妇稍严重（p＜0.1）；农村夫妇接受的计划生育教育、免费计生药品、计生服务人员走访次数均少于城市夫妇（p＜0.05）；而城市夫妇的计划生育奖励、生男孩的必要度及产前B超测性别的比例明显小于农村夫妇（p＜0.05）。
2.2 我站自创的问卷第（7）题收集到的状况可总结为：农村妇女对生男孩传宗接代、安慰丈夫及其家族的愿望较明显，若可获得相应奖励扶助，也会大力配合计划生育。3 讨论
我国相关法律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但计划生育在农村的普及贯彻一直不很理想，通过本站调查问卷测评可发现，农村夫妇接受计划生育教育率仅为48%，其得到免费计生药品的比例仅为15%，由于农村夫妇受教育程度较低，受“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影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俞立英[2]的研究中发现，农村产妇因担心计划生育会影响社会地位和性生活，其心理焦虑程度会上升，这一点在本次测评中也得以证实，但由于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夫妇逐步开放二胎制度，使得农村夫妇与城市夫妇的育龄期心理焦虑评分差别较小（p＜0.1）。而隋永丽等[3]经过分析，得出通过服务人员走访、对患者的心理安抚等方式，能显著改善育龄夫妇的心理状态。我站通过农村夫妇与城市夫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夫妇的计划生育奖励、生男孩的必要度及产前B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比例明显高于后者（p＜0.05），说明农村夫妇仍有较高的生男孩的期望。综上所述，农村计划生育育龄夫妇较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且重男轻女现象仍较为普遍，应对其进行合适的计生教育、心理安抚，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病率。
参考文献
［1］ 蔡福满, 彭李菜, 王一婷, 等.温州农村地区不同人群计划生育知信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妇幼保健 2010; 25(21): 3003-3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