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康直节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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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康直节堂记范文第1篇
新娘子要在亲友前号哭，这是种奇特的哭，心怀喜悦地诉说离别之情。边哭边诉，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抑扬顿挫，婉转动听，若是具有山歌素质的新娘，还往往会出口成歌。
语文老师谢秀娟有文采无乐感，在旁边亲人的“陪哭”、“劝哭”下，勉强完成这场“哭艺”表演。但在起“嫁”的那一刻，谢秀娟的眼泪唰地夺眶而出。她不仅要离开娘家，而且还要远嫁千里之外。
新娘谢秀娟是江西南康人，新郎赖华聪是同乡，两家的距离只需步行15分钟。他们大喜的日子，十里八村齐来道贺，流水席摆了三天。
赖华聪安慰着新娘子，他要将她带到苏南一个叫吴江的小县城。走过了村里泥泞的道路，从村里转镇上，从镇上转县城，再从县城转市火车站，火车启动的那刻，他也差点落泪。
十几年前，京九铁路通车，把这个客家男孩带往了遥远的哈尔滨求学。命运的羽翼几经起落，最终他在江苏吴江扎根安家。
无论走到哪儿，现今的赣南人无不自称“客家人”。客家人最有“主场”意识，而一旦认可了一片新家园，就把这里当成另一处“主场”了。著名地方史学者梁洪生认为，所谓“客家文化”多少有人们“做”出来的嫌疑，“做”是建设，既然要“做”，就可以做一个，也可以再做两个。
吴江是这对客家人的另一个故乡。
揣篇论文下江村
九年前的大本毕业生还很吃香，离扩招大军的毕业尚有三年，他们可以游刃有余地选工作，并来得及跳一次槽。
2000年冬，赖华聪去参加校园招聘会。他是哈尔滨理工大学管理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在许多招聘单位的格子间中，江苏吴江一家叫亨通的企业引起了赖华聪的兴趣。但“吴江”对于他，还是一个需要去查询的词条。
点击搜索键后，从1600多万条搜索结果中形成的大概印象是“江南水乡”四个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之间是吴江”。
这是一片富庶之地，但很低调。县里古镇同里原名“富士”，嫌过张扬，于是将二字上下相连，上面去点，中间拆分，成为“同里”。
最终打动赖华聪的，是研究吴江开弦弓村的那篇博士论文，也就是后来声名赫赫的《江村经济》。就这样，赖华聪也揣着一本有理想的书下江村了。
“当时工作比较好找，尤其是光电线缆类专业的。”赖华聪说。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他则与室友雷志华同赴吴江。这是他俩对“做大池塘里的小鱼还是小池塘里的大鱼”思辨后的结果。
有了当地政府和企业重视，小鱼就容易养肥成大鱼。吴江大规模地引进人才正肇始于赖华聪毕业的时代。向西进，到湖南、湖北、陕西、成都招贤纳才；向北延，到东北哈尔滨引才请才。西进北延，吴江市人事部门近年来面向全国招聘人才频出大手笔。
吴江在全国县级市中第一个做了人才普查。来自市人才市场的统计显示，自2005年至2008年底，已经引进各类人才9214人，其中高层次人才232人，分别比2007年增长了15.1％和93.3％。吴江全市人才总量达到85691人，每万人人才数达1077人，分别比2007年增长25％和24.5％。
吴江市人事局局长王海鹰随口就能举出几个人才的名字，比如200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重庆女孩李晶晶，被安排到七都镇招商办，才一年多，已经几次出国。记者惊讶于市人事局长能关心到一个普通本科生，王海鹰说：“不要说我们，就连市委书记也记得住这批大学生的名字，他还多次打电话询问，把人家放在乡镇里，留不留得住，不行就直接调市里来。”
赖华聪感慨：“那么多名牌高校的毕业生‘蜗居’在大城市，何不退个百十公里，选个更具亲和力的地方。”
柔性流动进吴江
东距上海虹桥机场58公里，南距杭州113公里，北距苏州16公里……赖华聪在向谢秀娟介绍吴江的时候，是这样定位的。
2004年春天，赖华聪回家找媳妇。谢秀娟在南康中学教书，是省重点。合不得走。她筹划着让赖华聪“入赘”。两人陷入了“拉锯”状态。
暑假，赖华聪邀谢秀娟游吴江。当赖华聪口中干巴巴的数字变成一幅临街枕河、粉墙黛瓦的江南水墨画时，爱读诗爱看画的谢秀娟也对吴江产生了感觉。
在坐车前往七都镇赖华聪宿舍的途中，经过庙港沿湖东路8号，看到一处渐露宅院雏形的工地，这就是日后的“太湖大学堂”。2000年，国学大师南怀瑾就是站在这里，突然为景动容，决定在此静修讲学。
还有比这更尊贵的邻居吗?谢秀娟被彻底俘虏了。恋爱大半年后，当年农历腊月廿八，这对异地恋的有情人成家了。
接下来是两年相思苦，谢秀娟一边在南康教书，一边寻找吴江的工作机会。
2006年9月，赖华聪所在公司人事部发出竞聘通告。谢秀娟终于下决心辞去编制内的工作应聘。之前，赖华聪已竞聘成市场信息部主任。他向妻子传授了经验。一个月后，谢秀娟一试成功。
公司为谢秀娟办理了“柔性引进人才工作证”。早在1995年，苏州就提出了引进“柔性人才”战略，开始实施特聘工作证制度，鼓励各类高层次人才不变身份，不转户口，不转工资、档案，来苏州创业、就业。
更早的柔性引进还可以追溯到30年前的“星期天工程师”。王海鹰回忆说：“80年代，每到星期六下午5点多，在上海的轮船码头、长途汽车站、火车站，就能看到许多上衣口袋里插钢笔的人，穿着中山装，拎只人造革包，他们是去苏州兼职的。”
资助跑赢了房价
谢秀娟住进了赖华聪的人才公寓。
赖华聪一直住在这座楼上，按照惯例，婚前一居室，婚后二居室，有娃三居室。每套房都按照三星级标准精装修，电视、空调、家具、热水器等一应俱全，只要象征性付点租金。
这是公司为员工出资建设的公寓，虽然住得舒坦，但小夫妻还是决定买房安家。
2006年，《吴江市企业骨干人才购房资助实施细则》出台，从院士到本科，都有政策。
2007年，开始第二批申请的时候，赖华聪报了名。当时的优惠是开发商让利总房价的2％，政府补贴3万块，企业配套乘以2，即6万块。
楼市这年很红火，有的开发商不肯兑现两个百分点的让利，但是政府加企业的补助总额达到了约10万块。小两口买了套80平米的房子，市价40万元，实际上相当于打了八五折。
仅仅过了一年，2008年政府购房资助从原来的3万元调高到4.5万元，涨幅超过同期房价升值的速度，在绝大多数地方工资跑不过房价的大气候中，这个资助力度跑赢了房价。
除了增加资助力度，还提高了申请资助的透明度，逐渐扩大了资助对象的范围以及资助的形式。资助方式从购房资助转变为购房资助、租房补助、安家补贴等多种形式，资助对象也从原来的企业骨干人才，增加为企业骨干人才、柔
性人才、紧缺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国外智力等多类人才，基本适应了企业各种层次的人才需求。
吴江招聘团走到哪，购房资助的宣传海报就贴到哪，甚至在房展会上，也有人事局的人在派发《人事人才服务手册》，充分彰显人事政策惠民亮点，让更多优秀人才知道、了解吴江的人才政策，并由此扎根吴江。
“从吴江去上海、杭州分别只要一个半小时，去苏州20分钟就够了，购物、休闲都很方便，大城市有的，我们都有；他们有的高房价，我们没有。”王海鹰说，“连三轮车夫都能在吴江买得起二手房。”
赖华聪所居住的人才公寓本是公司的做法。市政府对这个企业办法实行了拿来主义，不久前，盛泽人才国际公寓一期落成，这是全市第一个人才公寓租房补助试点单位。
谁不想往家里走
人才公寓的住客越来越多了，多少生面孔渐渐变成了熟面孔。
赖华聪还有一个味觉上的变化，食堂里的菜慢慢地变成了，以前都是甜津津的苏南口味。“这说明公司里的人才结构在悄然改变，外地人才落户吴江，甚至超过本地人数量，在口味选择的投票权中占据了数量优势。”
可是赖华聪的口味却在本土化。刚来吴江时，朋友用当地的熏豆茶招待他，赖华聪看了看泡在玻璃杯里的青大豆、芝麻、胡萝卜和茶叶，疑惑着这种奇怪的组合，尝了一口，咸中带甜，很不合口。
时间久了，竟然喝上了瘾。“那种茶咸中带甜、甜中带鲜、鲜中带涩，而涩中又回味无穷。这几种料都产自于太湖，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味道。”
小两口都喜欢寻觅太湖边的美食。香青菜将他们改造成了“草食动物”，这种炒熟后有特殊浓郁香味的青菜使他们忘记了肉香。仅在太湖边桃源、震泽、七都等乡镇1公里宽、20公里长的褊狭滩涂地带才适合香青菜的生长，日间太阳曝晒、夜间湿气蒸腾，造就了其独特的香气。
“特别是在霜打之后，用菜油炒出来特别香。”赖华聪经常拉着妻子去湖边散步，顺道考察香青菜的生长。初冬时节，还会走进蟹农搭在湖边的帐篷里买几只大闸蟹，用草绳串起来，提溜着走回家。
“有次被同事看到了，说我们在走湖边道上拎着蟹的背影很有画面感，是标准的江南人家。”
湖边的这条道，赖华聪形单影只地走过，倩影双双地走过，如今两只大手中间又多出了一双小手。女儿已经两岁多了，取名“赖日笑”，灵感来自大学毕业册上的留言：“吃得下，睡得着，笑得出来。”
“他们算是老吴江人了。”吴江市委宣传部顾涌说，“很多人抱着打临时工的心态而来，后来留了下来，也有人走了又回来。”
顾涌对外来人才数量考察的角度很特别。他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初，当地移动公司的手机号码减少了约22万，但在年底减少的这部分又找补了回来。“说明吴江正在走出危机阴影。”
“人才优势帮助吴江更快地度过危机。”市人事局蔡薇评论说，“全市2万多家企业，目前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
相应地，引进人才的结构也在升级。2009年，吴江从美、日、德引进了15位科技领军人才。
在带领一名从美国引进的人才及其女儿去吃圣诞自助餐时，蔡薇发现小女孩在不停地咳嗽，饭后拉着小女孩的手转了好久才买到药。美国爸爸笑言：“你们不但请吃饭，还请吃药啊。”
南康直节堂记范文第2篇
“同学们，文中鲁迅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童年生活，他的百草园和他的三味书屋，你认为他要表达怎样的思想感情呢？”
很多学生的回答特别坚决，如此斩钉截铁的断定，正常吗？我又回想起这节课的流程是如此的顺利，一反常态啊。我是不是多心了？
在对课文语文进行分析时，我特意找了用词贴切形象，但参考资料很少提及的几处，让学生分析。又是出乎我的意料，刚才还活跃的课堂，霎那间静默了。学生的眼睛里刚才还闪烁着急切兴奋自信的光亮，一霎间好像全部蒙上了灰尘，呆滞了。几分钟的思考后，我提问一个学习和课堂表现都不错的学生，又是一次出人意料。她沉默了一会说：“我不知道！”
“同学们，第二自然段通过你自己的学习分析，你认为哪些语句用得很精彩？”
学生又活跃了，有的说：修饰词用得好，比如肥胖，不仅写了黄蜂的体态，而且注意从儿童的角度去观察。有的说：动词用得好，比如窜，既写了叫天子的轻捷机灵，又写出我对它的羡慕之情。回答得很好！这时我注意到，学生的表情有些异样，走近一看，原来他们的桌子上都摆着一本参考书，用书皮包起来充当语文书，却把语文书放在书包里。当我要求他们分析时，他们大多在找现成答案，而没有深入地思考。难怪问题回答的几近于完美，甚至于语文能力差的学生也是如此。
我谈了自己对参考书的看法，参考书只能成为你们的参考，而不应该使你成为它的奴隶！你必须学会独自思考，并大胆说出你的想法。
毕业伊始，看到我的学生，我绞尽脑汁想着如何把知识点讲透，讲懂，如何让学生记得快记得牢；我对他们抱了太多的期望，我喋喋不休地把我认为的重点传授给他们，却很少考虑学生的感受，往往学生没完成作业，或耽于玩，我甚至于大发雷霆。虽说是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但内心中，考试的这把尺子却真真切切地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说是因材施教，我的意识中只记得他们是学生，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他们是孩子，他们有自己的天性。
很早就感觉到：学上得越多，孩子那天生丰富的想象力，好像一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多孩子，面对问题，不敢大胆地想象，甚至停滞自己的思维。为什么？一次次的标准答案，击跨了孩子的想象力，停滞了孩子的思考力，他不敢去想，老师也不敢过多地放手给学生，我们的孩子也逐渐学会了等待，学会了依赖：“老师你就直接告诉我答案，我背背就是了。”
可笑不可笑？不，是可悲！究其原因，我能怪孩子吗？是我自己总是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在孩子身上，仅仅把孩子看作是知识的容器，却忽视孩子有自己的思维。久而久之，孩子们已经不会自己思考，更不用说创造了。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给孩子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他真的学会独立了吗？
纵观我国传统教育，我发现，它的内容是单一、狭隘的。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天性被湮灭，想象力被扼杀。而孩子们除考试之外，除了知道一些所谓的标准答案外，对于那绚丽多姿、丰富多采的世界，竟然知之甚微。从内容上说，我们的教育完全陷入了应试的轨道，我们的孩子也成了考试的机器。我们还能对他们有什么奢望呢？
同时在培养方法上是欠妥的。一种是“警察式”的，把学生管得规规矩矩的；另一种是保姆式的，像老母鸡一样，把自己的小鸡全都看护好，让他们不出任何事，在自己的庇护下，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设计来学习，来生活。
我们在思考如何充分开启孩子们思维和想象的空间时却忽略了课程改革为我们打开的方便之门，它更主张“人性的张扬”，它真正认识到学生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是具有自我发展的人，是具有个体独立的人。我们的教育不应该是压抑个性，而应该最大限度地张扬个性。我们要教给他们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培养他们的创造力。
南康直节堂记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校英语教学；语言运用；策略
英语作为我国国家的第二语言，一直在我国教育阶段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伴随着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以及我国加入WTO，无论是在英语学习方面，还是在我们平日的日常语言交流方面，英语的地位从来没有减弱过，并且变得日益重要。
1、学校英语教学语言的现状
英语教学语言直接影响和决定教学效果，“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英语教学语言的质量被列为衡量英语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用英语组织课堂教学即用英语教英语已逐渐成为学校英语教学的共识。目前主要出现的情况有基本使用汉语教学、仅使用课堂英语、全部用英语三种情况。
2、高校英语教学的语言运用策略
高校英语课程对于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安排提出了基础阶段的具体要求。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英语教师安排教学活动的总依据。教材是教师在设计自己的教学语言时的主要依据。高校教材把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作为教学的最终目标，强调大量的语言实践。教师如不能认识到这个转变，就不能适应高校的教学。英语教学语言必须紧扣教材，适当使用。
2.1英语教学语言要适应课堂教学和大多数学生的实际需要
高校教材要求教师集各种角色于一身：在复习时是记忆激活者，在呈现新内容时是示范者，在操练时是组织者/指挥者，在学生自己练习时是管理者，在巩固环节时是帮助者，在五个不同环节中教师所发挥的作用不一样。英语教学语言要适应课堂教学环节的需要、适应班级大多数学生的实际需要，既要顾及实际情况，又要稍高于学生的现有水平，应避免使用过难的单词和过于复杂的话语结构。在课堂上同学们听不懂、听不进讲解是教学的一大失误。教学语言应在学生的语言水平能接受的前提下，逐渐增加难度，内容，使课堂充满吸引力和挑战性，激发学生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热情。
2.2发挥学生自主能动性，打通英语应用的关键环节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和应用是进行英语应用的关键环节。因此，加强高校英语教学中的语言应用就要在学生上下功夫，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学校和教师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和学习平台之外，学生要认识到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并在学习和生活中培养和巩固对英语的兴趣，利用网络媒体加强对英语语言的培养，例如听英语广播等，培养英语的语感。在社会实践中加强对英语的应用，通过学习和应用的相互促进作用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能力。在此，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加强英语的自主学习和应用，不断推动我国英语教育的发展和英语应用目标的实现。
2.3在使用英语教学语言时，教师要注意观察学生的反馈
英语课堂教学是为了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能力，是互动的过程。教师如果不观察学生学习过程中表现而照本宣科，那仅仅是“教死书”，最多是展示了自己的英语基本功而已，对学生的学习没有什么益处。学生在听了教师一次次“天书”后，就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如果学生听不懂教师的表述，教师就应该考虑选择学生较为容易和理解表达方式；如果学生已经能够理解教师的一般教学语言，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难一些的教学语言。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充分说明循序渐进的重要性。
2.4教师应重视教学后的反思
面向不同学生的英语教学语言应该是不同的。 “教无定法”，面对不同的班级、不同的教学主体，英语课堂教学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些教师在备好一个课时后，在各班教学时简单“拷贝”。这种“以不变应万变”教学态度与方式必然有百害而无一益。教师在完成一节课教学后，应该回忆课堂上学生的各种表现，想一想学生掌握了那些内容，是否理解了教师的要求，有那些未预料的事发生了。下节课的讲义就该仔细推敲、修改。这种长期坚持的教学反思不仅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 “因材施教”的基本教学理念。不同的、生动的、符合学生实际接受能力的英语教学语言必将引领学生进人英语学习的新天地。
2.5在教学上注重改变教学方式，尽量达到应用型教学人才的目标
在平常的教学中，改革教学方式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处于信息化的时代，因此，要适应信息技术下的教学方式诸如采用多媒体等等。另外，对于一些非专业英语教育应该采用更为通俗和容易理解的英语表达技巧和英语语法，不要忽略了这方面的培养。
3、结束语
英语作为我们学习学科的重要一项。在我们学习的任何阶段都占据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比例。本文只是较粗略地探讨了一些高校英语语言教学的现状和所需采取的策略。因此，希望本文在对研究高校英语教学语言运用方面的人员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 朱少彪. 英语教学语言运用策略初探[J].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1）：84-85.
[2] 刘慧青. 高职英语教学语言运用的基本策略[J]. 继续教育研究，2013，（05）：127-129.
南康直节堂记范文第4篇
严 慧
（南康中学，江西 赣州 341400）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我校校本课程英语任意选修课开设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结合我校开设校本选修课的教学实践与总结，探
讨了开设高中选修课的深层价值及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高中英语教学；选修课；现状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51（2013）－12－0001－01
一、引言
一直以来，高中英语教学过分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忽略
了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的培养。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为了体现
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高中英语课程采取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
的课程设置模式。如何在应试的基础上，将高中的英语教学向课
外延伸，真正提升学生的语言社会性能力，笔者认为，通过开设英
语选修课，可以达到此目的。结合我校近几年开设的校本选修课
的实施情况，笔者就存在问题和如何解决发表一些观点。
二、开设选修课的必要性
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动机是引起和维持一个人的学习
活动，并指引学习活动朝向某一个学习目标的心理倾向。那么，
英语的学习动机则应该表现在极其渴望了解，学习，掌握并且运
用英语。而积极的英语学习动机则将成为英语学习的内部动力，
我认为以多种形式出现的英语选修课符合动的需求，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达到全面提高学生英语能
力的效果机理论的原理，它可以满足不同兴趣的学生，从不同的
开设主题在不同层面满足学生的不同。
三、高中英语选修课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内容不够广泛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对选修课的设计有明确规定“不能把
选修课开设成应试的复习课或必修课的补习课．”必修课和选修
课之间应该是并列关系，而非从属关系。但是就我校开设来看，
很多选修课诸如“高中语法基础班”、“高中写作提高班”等课
程，完全就是对必修课的语法点的复习和巩固，换句话说，这些课
程是将课堂必修的内容延伸到了课外，仍然是鼓噪无味的必修内
容，这必将抑制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和思维。
（二）教学时间不够充足
根据我校校本课程安排，每门选修课的开设课时为12课时，
每周一节，每次两个课时，在各个老师开设的选修课中，有一些选
修课课程容量大，课时不够，因此，教师只能选其中的部分内容来
进行授课，这必将使选课的学生只能获取皮毛知识或部分内容，
并不能掌握到此课程的精髓。比如说，《英美概况》这门课程，内
容丰富，涉及面广，学生要全面掌握此课程内容，就要了解学习英
国，美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宗教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基础
知识，而12课时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另一方面，选修课的课时
经常会被考试的安排而挤压，很难完整的完成12课时。
（三）教师不够重视
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有些教师过于重视必修课程中应试
内容的教学，特别是语法知识等，认为选修课程与高考无关，不认
真备课，并且上课随意，也没有教学评价。而另一方面，学校对于
教师的评价也仅限于考试的成绩，使得教师不愿意也没有意识要
充分的了解学生的需求，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
（四）教学水平的局限
在高中来说，选修课应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选修课的主
题很多都并非课本内容，要求教师对某一专题内容要有足够深入
的理解，这就对于教师的水平和素质要求很高。教师只有在知识
储备上做足工作，才足以适应选修课开设的要求。而事实实施过
程中，很多教师都是临时抱佛脚，去了解熟悉开课内容。试问，连
开课教师都没有全面深入掌握授课专题的内容，学生又如何能掌
握好呢？
四、应对措施
（一）提高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对选修课的认识
选修课和必修课的区别在一个“选”字上，正如课程标准所
说：选修课“更应该致力于让学生有选择地学习，促进学生有个性
地发展”。所以，选修课强调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和教师的
专长来开设课程，而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同兴趣爱好，学
习方式，学习要求和发展需要来进行“自主地选择”，只有这样，才
能达到真正的选修目的，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实现学生有差异，
有个性的发展。
（二）要确定明确的教学目标
高中英语必修课教学中重视基础知识，语法的记忆和强化训
练，但在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特别是交际能力方面做得不够。
因此，要把知识转变为交际的能力作为选修课的目标之一。另
外，根据不同的选修课内容，明确不同的教学目标，要将提高学生
应试技能转变成加强学生阅读的能力，加强学生对于英语国家的
文化背景，社会知识和语言知识背景的了解，突出学生的认识能
力的培养和提高。
（三）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教师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到该选修课的开设质量。所以，一
方面，开设选修课的教师应该要通过各种方式的学习充电来不断
的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扩大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语言的知识
面，成为一名学识型，研究型的导师。而另一方面，教师也应该多
思考，多反思，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教学媒介，使所授课程更加生
动，有活力，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获取知识。
（四）建立多元化、多样性的评价体系
由于选修课与必修课存在意义不同，选修课应该更加注重形
成性评价。根据各类选修课本身的特点和要求，积极探索生动活
泼和灵活多样的评价方式，比如说，英语演讲选修课，可以通过开
展演讲比赛来检验学习效果，再如，英语辩论的选修课可以开展
主题辩论。这样既能提升学生的兴趣，又可以给学生施加适当的
压力，教师也可以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情况。
就我校情况而言，虽然从2009年开始实施新课改，英语选修
课在基础年级也一直开设，但是真正地发挥选修课的作用，达到
它的预期效果，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改进探索，给学生创造更多的
选择，更多的平台。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03．
［2］田秋华．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J］．教育发展研究，2003，
［3］宋海霞．普通高中英语选修课实施的现状研究［J］．南京师范
大学教育硕士论文，2011．
［3］孔夏萌．高中选修课的开设现状与策略研究［J］．新课程研究，
2009，（11）．
［4］甘爱根．校本课程＿高中英语阅读材料的开发与利用［J］．成都
教育学院学报，2008，（12）．
南康直节堂记范文第5篇
这举人不是别人，正是一百多年前从这里走出去的著名剧作家、教育家孙仁玉。当然，孙仁玉为更多的老一辈人所熟知，则是因为他创立了秦腔史上最成功的演出剧社—西安易俗社。
幼失双亲 幸遇恩师
公元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孙仁玉出生在临潼雨金镇北孙家村的一户普通农家的小院里。这个原名师祖的孩子，4岁就失去了母亲，在继母的虐待中长大。当别人家的孩子进了私塾接受启蒙时，小师祖却要在家照看弟弟，有时还要去地里打草拾柴。
雨金镇在临潼被称作“戏窝子”，这里的人们爱听戏，爱看戏，也爱唱戏。镇上有数家自乐班，逢年过节还要请外地的戏班子来唱上几天。有钱人家遇到红白喜事，也要请戏班唱戏。聪明的小师祖抱着弟弟每每从头看到尾，渐渐成了个小戏迷，也听会了不少戏文，有的唱段还能跟着别人唱下去。戏班子的人发现这小孩爱唱戏，也有心教他，小师祖一教就会，甚至在乐器伴奏下也能唱得有板有眼。
但是，这事儿被师祖本家的四爷孙良金发现了，他一直非常疼爱这个没娘的侄孙子，担心小师祖爱上唱戏，沦为“戏子”，不仅会毁了这个孩子，还会辱没他们老孙家的门风。于是，四爷自作主张，出钱送小师祖到八里外的三王村入了私塾。这一年，小师祖已经整整10岁。
初入私塾，小师祖并未引起先生的注意。但没过多长时间，先生就发现这个衣着破旧、不爱说话的孩子才思敏捷，勤奋好学，是个可造之材。于是，先生为小师祖取了个学名叫孙瑷，字仁玉。
孙仁玉苦读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流传。据说孙仁玉非常珍惜时间，只要有月光的晚上，他从不放过，成年累月地在月亮地里读书，他的眼睛后来成了深度近视，便与此有关。没有月亮的晚上，他便在院子里小声地唱，唱的是秦腔的调子，内容却是先生让他背的诗文。继母嫌他“唱戏”吵得自己睡不着觉，不准他再唱，他就悄悄跑到村外，找到一个常年不拆的瓜庵子，一个人在里边又说又唱，而且不光嘴里唱，还敲着鼓点，手舞足蹈。
没过多久，村人便有传说，“北岸子野地里有个唱戏的鬼”。这个“鬼唱戏”故事，传到了先生耳朵里，他追问孙仁玉，孙仁玉不得已说出了实情。先生深受感动，从此让他吃住在自己家，专门施教，疼爱如子。仁玉得先生照顾，如鱼得水，学业大长。
据考证，为孙仁玉开蒙的这位先生叫王大典，临潼知名人士。光绪三年，王先生曾写御状告倒了大荒之年借翻修衙门搜刮民财的临潼知县沈家桢，因而在当地很有声望。先生51岁时乡试中举，后在自家开设私塾，方圆十几里的童子大都在此接受启蒙。
1887年，75岁高龄的王先生出任葭州（今榆林佳县）八品学正，他爱惜仁玉之才，不忍舍弃，便带他赴葭州就任。在王先生的指导下，孙仁玉的学业长进很快。谁知刚满一年，孙仁玉的父亲病故，他不得不离开王先生，回家奔丧，从此边种田边自学，承挑起了养活继母及弟妹的重担。
勤奋苦读 饱学塾师
1888年农历七月，西安府开考秀才。为杜绝考试作弊，陕西督学决定废除县考旧制，报考者一律到省督学府所在地三原县参加考试。考试前日，孙仁玉背着馍布袋，步行到三原应考，考完再步行返回。几天后，有人登门报喜，孙仁玉高中今岁临潼第一秀才。
孙仁玉没有想到自己荒废学业半年多，还能考中本县第一。在鞭炮声和左邻右舍的恭贺声中，他想起死去的父母和远在佳县的恩师，不由得热泪盈眶，失声痛哭，哭得叫前来道喜的乡亲们也为之动容。
考中秀才后，接下来应该入县学进身，继而入府学深造，一步一步考取功名。可孙仁玉拿不出入县学的伙食，而且还要操心地里的庄稼。后多亏四爷帮助，为他提供伙食，又帮他干了地里的活儿才使他得以在县学安心学习。
年底县学岁考，孙仁玉名列前茅，考取廪生。这廪生与秀才却有很大的不同，按清时旧制，考取廪生后，即便在家读书，一年还能领取一定数目的廪膳银子，类似现在的带薪进修。
考取廪生后，孙仁玉便想进入书院进一步深造，但这需要一笔数目不小的学费，他一时拿不出，只能在家一边耕读，一边等待机会。不久，雨金镇任留村一姓傅的大户人家要在自家祠堂办私塾，贴出告示，高薪聘请塾师，待遇比普通私塾高出好几倍。真正让孙仁玉动心的是这傅家有座藏书楼，号称一楼万卷，藏书极丰。若得这万卷藏书之便，比自个在家耕读进步要快得多。孙仁玉把这想法写信告诉了仍在佳县的王先生，王先生回信鼓励他去应聘。傅家请来主持面试应聘者的竟是闻名陕甘的味经书院山长刘古愚老先生。孙仁玉的学识和人品深得刘先生赏识，最终在多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傅家私塾先生。
孙仁玉没让傅家失望，他勤奋敬业，管教有方，傅家的童子们长进很快，他也很快赢得了傅家上上下下的敬重。孙仁玉在傅家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藏书，如鱼得水，白天教书，晚上则通宵达旦地读书。这里不仅有进身科举必修的《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观止》、《论说精华》等儒学经典，还藏有二十三史、《十三经》、《资治通鉴》、《全唐诗》、《唐宋文举要》等数百种曾听王先生时常提及的书籍，更有平时很难找到的诗、词、曲类书籍。除此之外，《周易》、《算学》、《黄帝内经》等分门别类的书一应俱全，《陕西通志》及省内各州县地方史志也应有尽有。孙仁玉在傅家还抽空读了一些医书，懂得了不少医理常识，这些让他在日后受益匪浅。
有一年，傅家老太太做寿，请来了雨金镇西胡门村有名的戏班子“魁盛班”唱戏。唱完戏，傅家设宴款待戏班，特请孙仁玉作陪，孙仁玉就此结识了戏班的领班张老旦，并成为好朋友。他此后时常到班中拜会张老旦，向他请教收徒传艺之类的知识，了解了不少民间班社的行规门道。他还经常为戏班的小演员讲一些戏剧表演方面的知识，一位人称“德儿”的小演员，最喜欢听孙仁玉给他“说戏”。德儿大名叫陈嘉训，西安东关龙渠堡人，家里很穷，读不起书，因不愿到药店当相公，偷偷跑到雨金学唱戏。他与孙仁玉一见如故，一有空就让孙仁玉教他读书。孙仁玉看这少年勤奋好学，便有意教他，还为他取了个新名字陈雨农。
两年后，恩师王先生自佳县任满还乡，看到孙仁玉学业大有长进，倍感欣慰。孙仁玉也时常向先生请教问安。孙仁玉22岁时，经王先生介绍，与雨金镇南屯村一张姓姑娘结合。不久，王先生辞世，孙仁玉第一次向傅家告假，尽人子门生的孝道，为先生守灵送葬。
又过了两年，孙仁玉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泾阳县的陕甘味经书院。味经书院山长刘古愚与康有为一起被誉为“南康北刘”，提倡科学，具有维新思想。受此影响，孙仁玉在主攻儒学的同时，又广泛学习了政治、天文、地理、算学、电学、医学等西学知识，眼界大开，成为书院有名的史地尖子生。4年后，孙仁玉完成了在味经书院的学业，并以优异成绩取得拔贡资格。
绝意仕途 专注教育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受此影响，朝廷明令科举暂停。同年秋，孙仁玉应邀再度在傅家开馆教学，同时准备来年乡试。
第二年春天，雨金镇的乡绅联名邀请孙仁玉将学馆移至雨金。众愿难违，孙仁玉又带着在傅家的门生来到雨金坐馆授课。一时间，雨金地区的学子纷纷拜读在孙仁玉门下。跟随他学习的王新斋、胡文卿、杨波亭、李可亭、陈华清等青年学子，后来都成为一方名人。
这年暑期，听说湖北学者丁性天在西安关中书院讲《春秋》，孙仁玉过渭河，步行数十里，聆听这位著名学者的讲学。讲学结束后，演讲者与听众举行质疑答辩，孙仁玉出众的答辩受到丁性天的称赞，也引起了陕西督学沈卫的注意。随后，督学府的官员召见孙仁玉，请他来年到位于陕西三原县的宏道书院任教。
1902年春，官方将宏道、味经、崇实三所著名的书院合并为陕西宏道高等学堂，此为陕西惟一的高等学府。孙仁玉辞别乡亲学子，如约来到宏道高等学堂担任史地教员。当时，三原县为陕西教育中心，宏道学堂更是学界人才荟萃之地，师长辈中有名儒贺瑞麟、刘古愚等，受业学子中有于右任、李元鼎、李约祉、李仪祉、张季鸾、张奚若以及稍后的范紫东等人。这年夏季，孙仁玉7岁的儿子从马背上摔下，不幸夭折。8月，科举恢复，忍受失子之痛的孙仁玉在乡试中“高中陕西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
当地有老人回忆说，中举后，孙仁玉荣归故里，雨金镇的乡亲们赶到渡口迎接他，场面极为壮观。孙仁玉没有半点轻慢，离船上岸后，磕头拜谢族中长老和众乡亲，并拒乘车轿，与亲友一起步行回家。回到家后，又与妻子一起祭拜了父母和恩师王大典。
按照清制，中举后即例颁铺堂银三百六十两，供新科举子修建房屋、改换门庭，孙仁玉用这笔银两将自家破旧不堪的宅院与四爷的房子一同翻修，建成了两座一模一样中等程度的四合院，并用余钱为异母妹妹置办了嫁妆。联想到孙仁玉在傅家做私塾先生时，省吃俭用，为异母的弟弟操办婚事，以及多年来对后娘极尽人子之孝，乡人交口称赞，教育子孙无不以孙仁玉为楷模。
在宏道高等学堂，孙仁玉深受堂长器重，第二年便被委任为学堂斋务长。与此同时，孙仁玉讲授《春秋》的名气越来越大。陕西督学府甚至发文，召陕甘两省文史学者到西安关中书院听孙仁玉讲《春秋》。
转眼到了1904年，清廷为了防范各地学子在京城闹出事端，招惹洋人，便将这年的会试改在河南开封举行。2月，孙仁玉与晚一年中举的同乡郭希仁一同赴开封参加会试。会试头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第二场为各国政治艺学策，孙仁玉直抒胸臆，字里行间不乏维新图强的政治色彩。三场试下来，孙仁玉自觉满意，不料放榜后却大失所望，仅中副榜，授文林郎（正七品）。
会试失意，以及在开封的耳闻目睹，使孙仁玉考取功名、报效朝廷的希望破灭，他决意像师长刘古愚先生那样，用知识开启民智，走教育兴邦之路。张榜后的一段时间，孙仁玉得以领略不同剧种的风格特点，当时京城的京戏名角小翠喜也来开封献演助兴，令孙仁玉大饱眼福，又看出了许多门道。看戏之余，孙仁玉还买了许多词曲方面的书籍研读，直到四爷接得喜报到洛阳来接他还乡。
从开封回来后，孙仁玉并未到巡抚衙门走动，谋求补缺，而是仍旧回到宏道学堂执教。这一年，孙仁玉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自开封回来不久妻子张氏病故西安，另一件是几个月后继母病逝。孙仁玉护送爱妻灵柩回乡，尽其所能厚葬在前，又极尽人子之孝道，为继母送终在后，乡人有口皆碑。
第二年，孙仁玉与同乡东胡门村女子胡润芝结婚。时孙仁玉33岁，胡润芝年方十九。同年，临潼知县李嘉绩为振兴本县教育，诚邀孙仁玉等临潼籍学者回乡任教，孙仁玉感其苦心盛情，遂于年底辞了宏道高等学堂教职，任临潼横渠学堂教习。因慕孙仁玉的声望，临潼青年才俊纷纷前来就学，横渠学堂一时人才荟萃，名声大震。与此同时，孙仁玉还捐了一座房，承诺岁支银六百六十两，倡议和创办了雨金高级小学，次年又增设了女校部，首开临潼女子入学的先河。
1907年，省提学使沈卫亲自写信，调孙仁玉至新成立的省第一中学任教。两年后，他又受聘兼任省女子师范史地教员。由于学识渊博，教授有方，孙仁玉在省城教育界很快有了名气。
开创易俗 以戏教人
前，孙仁玉已秘密加入，与陕西的革命党人往来频繁。陕西光复后，孙仁玉仍任省一中、省女子师范史地教员。此时，同乡郭希仁辅佐都督张凤翙，身居要职，他力邀孙仁玉到都督府任职，孙仁玉表明心在教育，无意仕途。不久，都督府设立修史局，编纂陕西革命史志，郭希仁希望孙仁玉负责，孙仁玉对修史工作很感兴趣，但不愿放弃教书，只答应做兼职修纂。
早在宏道学堂时，孙仁玉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戏文虽是读书人写的，却能让目不识丁者喜欢。在开封，他更是领略到了各地戏曲的魅力与影响。他认为：“社会教育，其感人之深、普及最广者，莫如戏曲，旧日戏曲优良者固多，而恶劣足以败坏风俗者，亦所不少。”因此，只有组织新戏曲社，编演新戏曲，方能“以补社会教育之缺陷”，达到教化民众、改良社会风气之目的。孙仁玉将这想法告诉了修史局总纂李桐轩先生，二人一拍即合，于是，由孙仁玉起草章程，二人反复修改商榷，决定创办“易俗伶学社”。随后，孙仁玉又联络到了张凤翙、郭希仁等136名社会知名人士及同乡旧友为创办发起人，并得到29名创办赞成人的支持。
1912年农历7月1日，陕西省议会礼堂召开大会，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戏曲学社正式成立，名称最终定为“陕西易俗社”。大会选举杨西堂、李桐轩为正副社长，张凤翙为名誉社长，薛卜五、王伯明为社监，孙仁玉为评议兼编辑。昔日“魁盛班”的陈雨农此时为西安颇有名气的玉庆班班主，懂行、有文化、人品好、无恶习，这正是孙仁玉心目中理想的教练长人选。他数次登门相邀，使陈雨农终于在易俗社成立之日，解散了自己的玉庆班，声明加入易俗社，并把价值百金的服装道具捐献给易俗社，还把自己的须生教练李云亭一起带来。此举在行内行外引起不小震动，人们开始对易俗社刮目相看。
孙仁玉倡议成立易俗社，不图私利，不谋职位，在酝酿易俗社主事候选人的会上，孙仁玉主动退却，表示自己适合干实事，场面上尚缺应力，并力主将组织能力更强的杨西堂、李桐轩选上去，自己甘当配角。就在易俗社筹备期间，孙仁玉于繁忙的教学和联络工作之余，已开始构思和创作剧本。虽然他此前曾读过不少戏曲方面的书籍，但提笔写剧本却是第一次。他在油灯下反复推敲，几易其稿，终于在同年8月创作出后秦腔的第一个现代戏（时称时装戏）《新女子顶嘴》。9月，又创作出历史剧《将相和》。
一切就绪，开办费用尚无着落，孙仁玉亲自回了趟雨金，借来七百两白银先行垫资。1912年10月，易俗社开班招生。就在这一年，孙仁玉的个人生活再次发生不幸，他的妻子胡氏突然在雨金病逝，留下一双儿女，儿子4岁，女儿不到半岁。
1913年1月1日，成立不到半年的易俗社在西安城隍庙举行首场公演，西安市民早早将城隍庙院子挤得水泄不通。公演的第一个戏是孙仁玉的《新女子顶嘴》，该戏配有演前演说词，孙仁玉亲自登场演说，他开宗明义，慷慨陈词，博得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首次公演大获成功，孙仁玉的新戏深受戏迷好评。陕西都督张凤翙看后激动不已，立即指示省教司每月拨银三百两进行扶持，社会各界纷纷捐银资助。
首演的轰动，为易俗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深深地鼓舞着孙仁玉和他的同仁们。1913年，孙仁玉一鼓作气写出了大小十九个剧本，并在同年内全部排练，全部演出。这一年，经四爷介绍，孙仁玉与本县山东庄的一位姑娘徐桂英结婚，组成新的家庭。
在易俗社成立的前四年中，孙仁玉每年至少创作十余个剧本，《三回头》、《柜中缘》、《看女》等经典戏剧，便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受他的影响，李桐轩、王伯明、高培支，以及后来入社的范紫东等人，都开始创作剧本。
苦心经营 力挽危局
易俗社成立不久，即遭遇了三次严重的危机，幸亏孙仁玉等竭力挽救，苦心经营，才使得易俗社一次次走出困境，免于夭亡。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14年，先是3月河南流匪围攻西安，继而北洋军阀陆建章率兵入城，校舍被军队强占，易俗社被迫停课停演。孙仁玉被阻城外，等他回到城里时，发现社务已中止多日，主持内务的社监私自决定解散学生，给每名学生仅发二百文铜钱路费。铜钱已发，但学生嫌少不肯走，正僵持着。
“二百文够做啥？谁定的？为啥不提交评议会？”孙仁玉一听就急了，说，“这是关乎易俗社命运前途的大事，过后学生不来了谁演戏？”稍后，孙仁玉耐心地劝慰学生：“解散是暂时的。回去后别忘记练功喊嗓识字学习，局面一有好转，大家都要回来，只要有我孙某人在，易俗社绝不会亏待大家。现在社里有困难，大家要多体谅。”说着从身上掏出些钱，让学生按人平分，说钱数不多，总归是他的一点心意。随后，他又把几个特别贫困的学生带到家里，用自己积攒的钱分别给以补助。他把钱亲手装进学生的口袋，叫他们离去，说：“眼下留在社里啥也干不成，不如先回到大人身边，省得父母操心。”学生们却低着头，没有一个人愿意走。
经孙仁玉和李桐轩多次交涉，直到这年7月，驻军才从社内撤出。于是，易俗社陆续招回学生，中断数月的社务恢复正常。
易俗社的第二次危机是从1917年底开始的。1917年2月，孙仁玉被公推为社长。6月，他力主以六千元购买了关岳庙（今西安西一路）两院房产，并将院内旧剧场改造成为当时西安最先进的剧场。10月，易俗社举行新剧场落成典礼暨首演孙仁玉的《复汉图》头本，剧场爆满，盛况空前。不料到了12月，西安的护法讨陈（树藩）战事骤起，城里城外兵荒马乱，学校停课，剧场停演，两位社监因故出城避难去了，名誉社长李桐轩远在蒲城，全社事务落在了孙仁玉一个人身上。整月没有收入，财务入不敷出，一二百口人的吃饭成了问题，到年底欠外债一千多缗（一千文铜钱为一缗）。
为了维持生活，孙仁玉组织学生在战事间歇中坚持午场演出。由于人心惶皇，秩序混乱，票房收入非常可怜，有时一天的收入还不够全社人员的伙食。战事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春天，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稳定人心，孙仁玉将铺盖搬进了社里，与演职人员和学生同吃同住。
1918年3月，军队移至城外，学生回社，恢复演出。孙仁玉张罗在骡马市搭台，分班演戏，以增加收入。至六、七月间，学生月薪可全发，并在年底前逐次补发了前边所欠的半数薪水，还清了上年所欠的一千多缗外债。1919年，当难关度过，形势出现转机时，孙仁玉即请求辞去社长职务，但仍被选为名誉社长。
易俗社的第三次危机比前两次更为严重，时间也更为长久。1925年初，社里不顾孙仁玉、高培支等人的反对，盲目扩张，立约两万元购置社东陆尚德堂房地作露天剧场，社西南北街房数十间为社产。购置不久，豫西战起，关中吃紧，剧场收入锐减，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年，河南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在艰苦卓绝的“二虎守长安”中，孙仁玉放弃出城机会，与社里低年级学生一起坚守到最后。围城之后，又遭遇连年天灾人祸，加之债主逼债，人心浮动，部分社员对办社已失去信心，甚至提出解散学生、卖箱还债的主张。孙仁玉坚决反对解散，力排众议，坚持请高培支出山，与李约祉、胡文卿、李保亭等人一起苦苦支撑。正如1926年易俗社第二次报告书的按语所说的那样：“仁玉对社，异常热心，每遇棘手事件，各方奔走，委曲求全，为吾社最重要职员之一。且编辑戏曲，始终不懈，角本之多，允推第一。”
直到1930年，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回陕主政，这种局面才得以好转。由于时局稳定，宵禁解除，剧场收入马上与日俱增。
1931年春节期间，易俗社的演出达到了一个新的。农历二月初一，易俗社举行的恢复露天剧场纪念大会上，车水马龙，盛况为前所未有。孙仁玉代表易俗社向社会各界宣布：民国十四年以来所欠一万三千七百元陈债全部还清，今日的易俗社，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日日均有节余。同时决定，为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除评议长、社长、社监、编辑之外）每人奖发一月薪金……
广陵绝响 令名不朽
1921年至1929年间，由于时局动荡，社务家务缠身，孙仁玉创作时间大为减少，尽管如此，据粗略计算，除了1926年（西安围城之年）没有创作记录，这段时间孙仁玉仍创作出了大小80余个剧本。
1924年7月，鲁迅应邀来西安讲学之余，专程到易俗社看了五场戏。鲁迅先生对孙仁玉所编新戏及易俗社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题赠“古调独弹”四字。
与此同时，孙仁玉还于1921年春，联络5位教育界同仁，组成董事会，在西安东关龙渠堡创建了西安民立中学。第二年，省教育厅专门表彰了孙仁玉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当时他与算学教员刘葆锋、博物教员杨柱国一起被公推为省城教育界的“三老”。孙仁玉从此一直任该中学校董及地理教员。
孙仁玉还力排众议，极力促成了易俗社1921年到1922年在武汉长达一年半的演出。这次演出让易俗社名声大震，也使秦腔第一次走出西北，在江南唱响走红。孙仁玉创作的《三回头》、《柜中缘》等经典剧目以及易俗社的优秀演员就是从这个时候才为全国所熟知。易俗社的年轻演员刘箴俗甚至与欧阳予倩、梅兰芳一起被称作“南欧北梅西刘”。
1932年秋，驻防河南的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邀请易俗社到驻地演出，孙仁玉主持评议会决定：由副社长耿古澄率班赴中原巡演。这次离省出演，辗转河南信阳、郑州，河北邯郸，山西阳泉、昔阳等地的马鸿逵部、高桂滋部、商震部和部之后，继续北上，于12月7日在北京首演，引起轰动。
在京演出期间，易俗社演职人员受到齐如山、刘淡云、尚小云等京剧界名家的接待和赞扬。有报载：“陕西易俗社为真正之秦腔，所编剧本均出自名人，演员艺术各有专长，此次来平演出，备受各界欢迎，为历来所未有。”这是秦腔第一次蜚声京华，演员王天民还被誉为陕西梅兰芳。北京演出之后，剧团再赴济南、徐州公演，时驻守徐州的二十五军关麟徵部多为关中人，场面自是更为感人。
这次出演，历时八月，足及五省，继武汉成功之后，易俗社再开秦腔历史之先河。
就在耿古澄带队到河南不久，一场霍乱突然在陕西蔓延，西安死人无数，人们谈“虎”（霍乱当时被称作“虎烈拉”）色变。幸亏孙仁玉略通医道，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封闭管理，并自配草药，统一煎熬，发给社内人员及家属服用，才确保易俗社上百号学生、教员及家属幸免于难。
疫情过后，孙仁玉受杨虎城之重托，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订正，终于完成了二百二十四卷《续修陕西通志稿》的审校，使之如期付梓出版。
接着，一个宏伟的创作计划在孙仁玉脑海中产生，他要写一部秦腔历史系列剧，反映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兴旺，讴歌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精英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将是中国戏曲史上前所未有鸿篇巨制，他设想让易俗社带着这个系列剧目出访东西各国，“易俗宗旨，不分区域，将来发展，不特易本国之俗，且拟去东西各国去易其俗，方达最初之目的……”
孙仁玉决定从商起。1933年1月完成了第一本《商汤革命》；5月，推出了第二本《武王革命》。就在人们期待着他的第三本《秦王革命》问世时，他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1934年8月23日，竟与世长辞，年仅62岁。
易俗社为孙仁玉举行了公葬，出殡之日，举市哀痛，灵车经过之处，挽幛如林，泪光一片，从武庙街口到南门的南北大街，肃穆异常，沿街商铺歇业，行人驻足默哀，素不相识的人纷纷加入长长的送灵队伍，往日热闹的古城西安被哭声淹没……
由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孙仁玉安葬之后，易俗社仍不断收到省内外的唁电和挽幛，更有专程前来吊唁者。同年11月27日，时值先生百日之祭，孙仁玉先生追悼大会在易俗社隆重举行。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送来挽幛，上书“广陵绝响”。杨虎城将军送来的挽幛，上题“令名不朽”四个大字。
魂归故土 遗墨成谜
1935年1月，孙仁玉先生的灵柩迁葬回原籍。归葬当日，临潼县府各界在县长大人带领下，恭迎灵柩入城，祭奠之后，又护送灵柩出城，直至渭河南岸孙家墓地。先生生前曾有遗嘱：“死后送回雨金，和两个老人埋在一块儿，活着离别得太早，但愿死了能天天孝顺。”从此，先生魂归故土，侍奉于父母足下。
孙仁玉一生到底创作了多少个剧本？先生生前未能留下一个准确的数字。《孙仁玉传》作者、已故临潼区文化馆馆员张玉振经考证得出，孙仁玉有文字记载的剧目共177个，其中本戏33个，组剧6个，中型戏2个，折子戏136个。其中家喻户晓的《三回头》还被编入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选》，这是当时（1991年）惟一编入高校教材的秦腔剧本。张玉振在该书“孙仁玉先生创作剧目简介”部分的末尾写道：“于先生前者，著称于世界的我国元代剧作家关汉卿，一共编著曲本60余个……世界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终生共编著剧本36个。尘先生后剧著甚丰者，乃陕西剧作家范紫东，一生编著剧本76个（大42、小34）。”孙仁玉作品数量之丰，在世界剧作家中实属罕见。
南康直节堂记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庸;尊德性;道问学;张力;整合
中图分类号：B22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6-0103-007
一、道与学、道德与学问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谈到过对“死而不朽”的看法，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种“不朽”。在这三种“不朽”中，跟本文所讨论的德性与学问有关的是立德与立言。
孔子对道与学、道德与学问的认识是比较走中道的，是基本兼顾的。儒家自孔子就非常重视“道”与“学”相辅相成，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道路。《论语・子张》载，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与百工不同，君子之学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技艺以谋生，而是下学上达，进而至于道的境界。钱穆《论语新解》：“百工居肆中以成其器物，君子之于道亦然。非学无以明道，亦无以尽道之蕴而通其变化。学者侈言道而疏于学，则道不自至，又何从明而尽之？致者，使之来而尽之之义。君子终身于学，犹百工之长日居肆中。”儒家“学”的范围很广，但这些为学无不以“致道”为指向，所走的无非是一条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的道路。
和道与学相联系的是道德与学问的关系。孔子认为道德是做人的关键与核心，学问为道德修养服务。《论语・述而》篇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门大纲，不仅强调修道、立德、依仁的形而上追求，更重视游艺的形而下实践。道、德、仁、艺是不同的层次，其中道、德、仁是形而上的层面，道是做人为学的根本，德者得也，得道也，是通过内在一己修持而获得对道的体悟进而落实为德性。“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中庸》），缺德无从体道，无德必定无道，道不远人，就在德中。“仁”是道和德落实在人伦日常中带有血缘情感和经验理性的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儒家的理想道德境界。“艺”是形而下的技能层面，虽然是一个字，然在孔子就是以六艺为主，包含其他百工技能在内的实践性技能、技术。道、德、仁固然重要，但若无艺也是空悬的，固儒门又非常重视游艺，君子也要游于艺，但不能停留于此，还要由艺的形而下层面上升到道、德、仁的形而上层面。《论语・学而》载，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清楚地表明了道德实践与文化知识的轻重次序。《学而》篇紧接着又载，子夏云：“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本章讲了一个人应该怎么处理四种基本人伦关系，即夫妻、父子、君臣、朋友，这就是四伦。朱熹《集注》：“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应该注意到，与前章比较，子夏此论甚至有以德行代替学问的意思，有走向极端的倾向。《论语・阳货》载，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仁、智、信、直、勇、刚这六个方面的道德如果不通过学习来培养就可能产生弊端，这就肯定了学问在人的道德修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概括起来，道德修养是人生的根本，学问知识是实现道德的基本途径。从逻辑上说，道德重于学问;从事实上说，学问先于道德。这就为后来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二元张力埋下了伏笔。
二、《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
明确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是《礼记・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从《中庸》文本来看，“尊德性”的“性”就是其首章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性”，是指上天赋予人的本性。而“道问学”就是对二十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概括。就这五句来看，应视为一体，其中后四句的内容是对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内涵的具体展开，“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都可以视为“尊德性”的内容，“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则可以视为“道问学”的要求。龚自珍曾云：“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1]这时，儒家内部正式形成了德性与学问的二元张力，相应地还有诸如“博学”与“一贯”、博与约、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居敬与穷理等。正如张舜徽先生概括的，“像战国时期的儒家孟子，便偏重在尊德性方面;荀子偏重在道问学方面。汉代学者多半是走荀子的路，宋代学者多半是走孟子的路。而宋代学者之中，朱熹偏重在道问学方面，陆九渊偏重在尊德性方面。于是两千年间所谓‘孟荀是非’、‘汉宋门户’、‘朱陆异同’，成了长期封建社会中学术界思想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2]。张先生“尊德性”与“道问学”“成了长期封建社会中学术界思想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一句反映了曾经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痕迹，但他的基本判断还是大致不错。
三、汉唐对“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诠释
郑玄的《礼记注》最早对“尊德性”和“道问学”作了解释：“德性，谓性至诚者;问学，学诚者也;道，犹由也;广大，犹博厚也;温，读如裎轮温，谓故学之孰矣，后时习之谓之温。”意思是说，“德性”是“至诚”之性，“道”是取径、道路;实现此“至诚”之性的途径是“道问学”，修习“诚”的境界。何谓“诚”？《中庸》解“诚”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既然是“天之道”，人效法此天道，是乃人之“德性”，那也就是说，“诚”是人的天赋之“德”。具有这样一种“至诚”德性的就是圣人。所以，君子要尊重、遵从这样的德性，以修习“诚”为学问之道。这里“问学”是从人的主动性上强调要成为圣人，就要修习这种“至诚”的德性。孔颖达《礼记正义》发挥郑玄注解说：“君子尊德性者，谓君子贤人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诚也;而道问学者，言贤人行道由于问学，谓勤学乃致至诚也。致广大而尽精微者，广大谓地也，言贤人由学能致广大，如地之生养之德也。而尽精微，谓致其生养之德既能致于广大，尽育物之精微，言无微不尽也。极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谓天也，言贤人由学极尽天之高明之德。道，通也，又能通达于中庸之理也。温故而知新者，言贤人由学既能温寻故事，又能知新事也。敦厚以崇礼者，言以敦厚重行于学，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礼也。”是说“德性”就是指人的道德性，具体体现为圣人之性，是君子贤人应当尊敬的，从而进达至诚境界，像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样的境界。“道问学”则是指君子贤人如何通过（由）问学、求知的途径实现至诚的德性境界。尊德性其实是尊道，重在道德的坚守;道问学是行道，重在下学上达，实现道德境界，成就圣人人格。所以人生的根本目标是圣人至诚的道德境界，而实现此道德境界的途径是读书致知。汉唐儒者的解释显然是以“尊德性”而成圣为目标，以“道问学”而至诚为途径，所讲清晰而朴实。
四、朱熹对“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诠释
宋儒对《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注释以朱熹为代表，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云：“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犹@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意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朱熹把这五句话代表的五个方面看成是一体的，又以尊德性而道问学为纲分成两列：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只是“尊德性”，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只是“道问学”;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此是小者五事。“‘尊德性而道问学’一句是纲领。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纲功夫，下截皆是细密功夫。”[3]1588-1590在《玉山讲义》中朱熹又说：“盖道之为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其曰致广大，极高明，温故而敦厚，则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尽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礼，则皆道问学之事也。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时时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将尊德性解释为“存心”、“道体之大”，与《大学》中的“正心诚意”对应;将“道问学”解释为“致知”、“道体之细”，于《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对应。朱注把“德性”诠释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天之正理”，把德性与问学分别界定为道体之大和道体之细，一大一细，一大一小，其实也是一纲一目，要通过修德而凝道来实现人与道体即天理的合一，即他所说的“入德之方”。这样看来，朱熹认为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完整的道体。此二者当然也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有先后轻重之别的，因为他又说：“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尽得小者。”“盖能尊德性，便能道问学，所谓本得而末自顺也。”[3]1588-1589可见，他还认为二者是本末关系。朱熹的注释显然是理学的进路，以道体即天理为依归，具有哲学的形而上意蕴，比起汉唐来就更为精细，但与汉唐以圣人为目标就不同。朱熹之所以这样诠释，是为了救正当时学界流弊。他说：“今时学者，心量窄狭不耐持久，故其为学略有些少影响见闻，便自主张，以为至是，不能遍观博考，反复参验，其务为简约者，既荡而为异学之空虚，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为流俗之卑近，此为今日之大弊，学者尤不可以不戒。”是针对当时学界心量不广，略有所得，便自以为是，或流于佛学之空虚，或溺于世俗的鄙陋而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
五、朱学与陆学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议
淳熙二年，应吕祖谦之约，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会于鹅湖，就为学之方、教人之法问题进行辩论，详情没有记录，据陆九渊门人朱亨道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和。”（《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在此之前，朱陆的思想分歧已相当明显。吕祖谦的本意是要调合朱陆，不料在此会上双方依然各持已见，主要围绕为学方法展开争论。朱熹主张“即物而穷其理”，从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先博览后归于简约;陆九渊主张“先发明本心”，因为“心即理”，不必做读书穷理工夫。朱熹指出陆九渊教人太简，陆九渊指出朱熹教人太支离，并赋诗互相责难，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结果不了了之，最终不欢而散。黄宗羲后来说朱学“以道问学为主”，陆学“以尊德性为宗”，遂后“尊德性”与“道问学”一分为二。
其实朱陆各有其“尊德性”与“道问学”，当然，仔细比较起来朱熹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与陆学不同，正如陈来先生所指出的：“朱熹之尊德性与陆学不同，不是专求发明本心，而是取伊川‘涵养须用敬’，强调主敬功夫。在外则庄严齐肃，于视听言动、容貌辞气上下功夫;在内侧则主一无适，常切提撕，不令放佚。故从朱熹看，陆门学者专求什么顿悟本心，而把人的日常基本行为纳入礼教规范方面却毫无作用，以致‘癫狂粗率而于日用常行之处不得所安’成为陆门的一个普遍流弊。”“陆以尊德性即是存心、明心，是认识真理的根本途径，道问学只是其一种辅助巩固的作用，而在朱熹看来，尊德性一方面要以主敬养得心地清明，以为致知提供一个主体的条件;另一方面对致知的结果加以涵泳……因此，认识真理的基本方法是‘道问学’，‘尊德性’则不直接起认识作用。”[4]443、460这促使他批评陆九渊“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谨质，表里不二，实有过人者。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甚至后来直接在与陆九渊的书信往来中批评陆学“轻为高论、妄生内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为两截”（《朱文公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从中也看看出他自己其实是努力要做到内外精粗不分，良心日用为一体的。
虽然朱熹在思想上对“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兼顾的，但在实际上还是有所偏倚的，所以他自己曾自我总结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子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项平父一》）并且常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訾”（《朱文公集》卷五十四《答诸葛诚》），显然朱熹认为自己偏于问学，注意到了要“去短集长”，也希望他的学生不要互相攻击，应该兼取两家之长。他批评陆九渊偏于尊德性，对此陆九渊并不以为然。陆九渊在得知朱熹的评价之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否定朱熹的“去短集长”之说。他称：“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观此，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陆九渊集？语录上》）显然，陆九渊并不认为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而是认为尊德性具有根本意义，不能尊德性就无所谓道问学。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陆九渊理解的“尊德性”与朱熹不同，并确实有否定“道问学”的倾向，使朱陆之争公开化、白热化。所以全祖望在《象山学案》按语中概括评价说：“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离之学。但象山天分高，出语惊人，或失于偏面不自知，是则其病也。”[5]1885-1887可见，无论是朱熹还是陆九渊，他们都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统一论者。但相比之下，朱熹比较强调二者的统一性，而陆九渊则偏颇明显，对此，陈来先生论曰：“南康后，朱陆分歧之焦点似转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相互关系，两者在为学中的地位问题。朱熹以为应当两进兼顾，而陆九渊则以为必以尊德性为主”[4]460。
总之，他们的争论表面上是治学方法问题，实际上涉及理学与心学不同的致思路向，说明他们对孔孟儒学有不同的理解。后人遂对朱陆之争主观上给予“德性”、“问学”的区别，此后不断地影响了后来的学术史，及至清代，更由此诱导出了“汉宋之争”这一重要的学术命题，形成了性理之学与考据学之争。
六、后儒对“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整合
朱陆之争反映了当时儒学内部的思想张力，但不宜基于门派甚或意气而过分将其分为二途，后世学者也应该从儒家思想的整体性出发，运用中道智慧进行整合。因此，我赞同黄宗羲的评述：“先生（指陆九渊――作者注，下同）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同时紫阳（指朱熹――作者注，下同）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两家之意见既不同……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况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奈何独不睹二先生之全书，从未究二先生之本末，糠秕眯目，强附高门，浅不自量，妄相诋毁！彼则曰‘我以助陆子也’，此则曰‘我以助朱子也’，在二先生岂屑有此等庸妄无谓之助己乎！”[5]1884黄宗羲比较二人学术理路的不同，认为他们各有所侧重，各自强调一面的同时，又兼顾另一面：陆九渊尊德性，也有功于学古笃行;朱熹道问学，也致力于反身修德。所以不能把他们截然分开，把他们之间的分歧过分夸大。他们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是儒家思想的内部张力。他批评后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糠秕眯目，强附高门，浅不自量，妄相诋毁。
明代程敏政也说：“学者犹未之有考焉，至谓朱子偏于道问学、陆子偏于尊德性，盖终身不能相一也。鸣呼，是岂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问学，固以尊德性为本，岂若后之讲析偏缀者毕力于陈言？陆子之尊德性，固以道问学为辅，岂若后之忘言绝物者悉心于块坐连城？惧夫心性之学将复晦且几于世，而学者狂于道之不一也，考见其故，详著于篇。（《篁墩文集》卷十六《<道一编>目录后记》）李二曲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中最为儆切，令人于言下爽然警省，有以自得;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恰守沫泗家法，中正平安，极便初学。要之，二先生均大有功于世教人心，不可以轻低昂者也。若中先人之言，抑彼取此，亦未可谓善学也。”（《二曲集》卷四《靖江语要》。）
明代大儒王阳明对“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理解基本上是沿着陆九渊一脉而来的，而他自己也努力在心学的构架中使“尊德性”与“道问学”取得统一。《传习录》载以方问“尊德性”一条。先生曰：“‘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工夫，无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如此，则不知今之所以讲习讨论者，更学何事！”问“致广大”二句。曰：“‘尽精微’即所以‘致广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极高明’也。盖心之本体自是广大底，人不能‘尽精微’，则便为私欲所蔽，有不胜其小者矣。故能细微曲折，无所不尽，则私意不足以蔽之，自无许多障碍遮隔处，如何广大不致？”[6]138这说明，在阳明的心目中，尊德性不能没有内容，这内容就是道问学;道问学也不能只是空空的，与德性无关。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一体性，但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这就否定了道问学的独立价值，所以是一种反智主义倾向。[7]这里能否说是一种反智主义值得深究。阳明又云：“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传习录中》）他重视以身体道的功夫修炼，由学以致道，批评当时学者讲学不是身心之学，而是口耳之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如果为学仅仅以知识的形态存在，则仍不免具有外在于人的性质;惟有融合于内在心性，化为人的德性，知识才有意义，才是体道明道的大学问。他还说如果没有内在的德性，则“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传习录中》）内在的德性的一面这里就是“良知”，即上天禀赋与人生命中不学而知的、不学而能的、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是道的本体，是人格的主体性。一个人树立不起这样的德性主体，其知识越多、技能越高，对社会不会是做贡献，反而可能造成巨大的破坏。他曾经在《送宗伯乔白岩序》中说：“学弈则谓之学，学文则谓之学，学道则谓之学，然而其归远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6]255可见，他非常担心学棋艺专于道而沉溺其中，学文词不精于道流于乖僻，文词技能出于道，学道能至远大。只有专于道，才谓之专;精于道，才谓之精。这样看来，他也未必完全否定知识的价值，而是担忧知识没有道的统摄出现流弊。王阳明最后用“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观点，最终使“尊德性”与“道问学”取得了统一。
明末清初之际的顾炎武抨击阳明心学及其后学，攻其“语德性而遗问学”[8]，“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9]，实际上是反对阳明后学割裂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而片面地“语德性”，却并不是反对“语德性”本身。顾炎武对于二者的关系是强调“尊德性”为先、为主，“道问学”为次、为辅。他评价李J说：“中孚虽从象山入手，而近颇博览，与吾交，亦更亲于昔。”[10]他诠释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则但求放心，可不必学问乎？……孟子之意盖曰：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11]。他教导他的外甥徐元文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12]这里“济世安民之识”属于“尊德性”范畴，“考古论今”属于“道问学”范畴。意思很清楚，必先有“尊德性”而后可以“道问学”。
近代康有为注《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云：“性有质性，有德性。德性者，天生我明德之性，附气质之中而昭灵不昧者也。”“尊者以奉持德性为主也，然人间世与接为]，事理物理无尽也，非借途问学，虽生知之圣，亦不能通其名物象数，况其他乎？故以问学为道路也。由此达彼，非由道路不能通至。故尊德性而不道问学，犹人终身整洁一室，而不览天下山川之美;若道问学而不尊德性，则终身彷徨道路，而绝无一日家室之安。且足不出户庭者，广厦之敷陈必俗，堂室之结构不奇;终身不归家室者，虽游览时或有惧，然而栖皇必嗟羁旅。故二者合之双美，离之两伤，此孔子之正道，子思之所亲传。学者守此，自不惑于歧途也。”[13]219-220康有为也是试图使“尊德性”与“道问学”结合起来，以回归原始儒家的思想。当然，康有为的诠释有与其维新变法、建立孔教的思想与实践有关，所以他后面紧接着又说：“夫故者，大地千万年之陈迹，不温寻之，则不知进化之由，虽欲维新而恐误;新者，万物无穷尽之至理，不考知之，无以为进化之法，虽胜古而亦愚。孔子甚爱古迹，尤好新法。”[13]220这显然是以自己维新思维对孔子、子思的解读，离孔子、子思的思想是有一定距离的。
结 语
通过以上在经学视野下对《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诠释的重点梳理，我们发现，“尊德性”与“道问学”原本是统一的，可是后儒在不同时代的诠释中各有创建，也各有偏向，到南宋鹅湖之会达到了高峰，后来一分为二。余英时先生从中国古代学术的内在理路上对“尊德性”与“道问学”进行梳理，提出了宋代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的时代，明代是以“尊德性”为主导的时代，清代可以说是“道问学”独霸的时代。[14]余先生的这一说法很重要，似乎有简单化之嫌，但仍然是创见。进入近现代以后，从内在理路是沿着清代的“道问学”，从外来影响上是接纳了西方的“道问学”，所以，百多年来传统文化的断裂，“尊德性”与“道问学”也发生了断裂，时至今日，中国学界总体上是偏于“道问学”的，而这种“道问学”更多具有西学的蕴涵。这是中国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也是受西方学术冲击的结果。今天，在学界最突出的问题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是指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今”是指当时的现实社会。孔子所谓“为己”并非自私自利，而是为了改造自己、变化气质、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绝不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而放弃自己的原则。至于“为人”则是看社会需要什么，就努力去迎合，以达到自己的追名逐利的目的。孔子用“为己”否定“为人”，意味着儒家将为学的重点指向自我修养，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正是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论语注疏》曰：“古人之学，则履而行之，是为己也。今人之学，空能为人言说之，己不能行，是为人也。范晔云：‘为人者冯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也。’”意思是，古人学问之道是做人，是为了修心正形，践履道德;而今人学习的目的则是能言而不能行，卖弄学问，给别人看的。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对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非常赞赏，认为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的为己之学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一个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15]追求为己之学是儒家为学的一贯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大陆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民间也出现了偏于“尊德性”的现象。一些民间人士出于对学界“道问学”的不满，对学者偏见愈甚，对学问偏颇愈大，于是走了另一极端，几乎完全否定了学术研究，经典研读，一味强调践行，甚至流入怪、力、乱、神而自以为是，陷入了《中庸》二十八章批评的“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而不自知。这样，就造成目前学界与民间的两张皮，甚或相互不服气、不信任、相互背离等，其根源与近代以来割断“尊德性”与“道问学”有密切关系。
怎么处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裂？我想应该以中和之道来化解“尊德性”与“道问学”张力，寻求二者的整合，使我们的学术、思想、文化获得健康良好的发展。因此，今天我们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无论是从儒家自身的现展，还是从当今学术、思想、文化来看，二者的统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首先，在儒家思想史上，“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张力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对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显示了儒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显示了儒学有持久的生命力。其次，寻求“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将为解决当今中国思想文化存在的诸儒学界的“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教育方面的人文素质与专业知识学习以及“科学理性与伦理价值”，“科学与道德”，“自然与人文”，“自然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真与善”，“知识与价值”等等之间的歧异提供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智慧。为此，我曾经提出了三结合：精英与大众结合、官方与民间结合、体制内与体制外结合来复兴中国文化的思路。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百多年来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产生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对19世纪以来中西文化冲突、西学东渐、西风压倒东风，乃至全盘西化所逐渐形成的以西方的思路、学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误读进行正本清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同情的了解，深刻的理解，正确的诠解，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文化自信，立足中国当代社会实践，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积极的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以实现中国的全面崛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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