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交通大学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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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交通大学怎么样范文第1篇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声乐教学；教学法
音乐学专业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因为，培养好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也就解决好了基础教育音乐教师的问题。为此，教育部体卫艺术司曾多次召集教育部所属高校参与实验，进行调研，下发了一些文件。但几年下来，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就其原因，一则国家太多，各地区、各学校发展不平衡，二则各学校在实施中打了折扣，导致音乐学专业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的推广不尽人意。笔者仅想从声乐教学角度进行探索。
一、研究对象
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1-4年级学生。
二、研究角度
（一）教材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范本。近些年的声乐教材，不知是受市场经济影响，还是真的出了这么多教育家，还是真有这么多关心中国高师声乐教育的爱心人士，高师声乐教材真是多如牛毛。纯专业的出版社有：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国家级的出版社有：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各大高校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各省市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山东出版集团……似乎只有是出版社，都可以出版高师声乐教材。
并且，这些声乐教材的名称，大的有“21世纪高师音乐教材”、“新世纪高师音乐专业教材”、“国家规划教材”、“某部委规划教材”、“某部委某某司制定教材”等等。当然，还有“某某大师”推荐使用之类的。
似乎中国高师的声乐教学，已经达到一个百花齐放的境界了。教材之多，之杂，是前所未有的。再看其版本，有旧瓶新酒的，有换个主编换几首歌曲的。有五线谱的，有简谱的，有带CD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笔者的意见是，对于应用型的音乐人才，不能照搬音乐学院的那些东西，一定要结合本地区，本学校，本组或本班学生来选择教材。比如我院学生，大多来自重庆，也有部分来自湖南、山东等。他们大多没有很深的音乐基础，基本是为了考大学才临时突击上艺考班来的。如果我们非要按照大一的那些曲目教学，估计很难推行教学。故笔者的意见是：大一打基础，选择一些能够让他们声音通畅的歌曲训练，而非生搬硬套。例如：《我爱我的台湾》、《跑马溜溜的山上》、《花非花》、《牧羊姑娘》、《牧羊歌》、《思乡曲》、《女儿歌》、《故乡的小路》、《大海啊故乡》、《半屏山》等等。大二、大三、大四可以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灵活应用。
（二）教法
关于教法，这里有很多探讨的地方。第一，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学生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音乐家？是歌唱家？是钢琴家？是指挥家？其实，都不是。我们是培养能够在讲台上是音乐教师，在舞台上是小小歌手的复合型的音乐教师。所以，我们的声乐老师千万不要用自己在专业音乐学院或硕士研究生课堂上学习的那套方法来教学。
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理念，笔者认为对于声乐这门学科，第一是培养学生的呼吸。我们这里讲的呼吸，是歌唱中的呼吸。为什么先要教学生学会歌唱中的呼吸呢？因为，在笔者的童声教学中，发现很多小孩子不会呼吸！究其原因，是小学音乐老师不会教学呼吸。所以，培养呼吸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第一步。至于方法，笔者不想啰嗦，相信高校音乐学院里所有的声乐老师都会正确的呼吸。第二，是歌唱的状态。有人或许会问，老师，什么是歌唱的状态？其实，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问题。有人说：歌唱的状态，就是说话的状态。我告诉学生说：高手唱歌，其实就是说话。你看，、廖昌永、帕瓦罗蒂、卡拉斯……你觉得他们是唱歌吗？不是，他们就是在说话，在给我们娓娓道来。你再看，那些卡拉OK厅里的酒鬼、五音不全者的自娱自乐，也不是如说话般歌唱吗？所以，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的歌者，歌唱就是说话。但我们作为初学者，个人意见还是要有一些歌唱的状态。第三，语言的教学。不管是中国歌曲，还是外国歌曲，个人的意见是不同年级对语言要求应不完全一样。大一，个人意见是强调歌唱状态，淡化语言。大三大四，个人意见是以语言的准确、清晰为主，当然也强调依字行腔。中国成语“字正腔圆”，在歌唱要做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笔者见很多中国歌唱家可以唱好意大利歌剧，就唱不好中国歌曲的。第四，弹唱能力。这一点，可能很多声乐老师基本要求学生。我们培养应用型的音乐教师，必须要把弹和唱结合起来教学。教师可以推出一些措施：例如平时观摩和期末考试相互弹伴奏，教师上课学生相互伴奏，教师抽查声乐作品时也检查自弹自唱等等。
（三）作业
培养应用型的音乐人才，音乐教师，个人觉得作业的改革也是必须的。以往的声乐教学，每周、两周一首声乐作品，学生下去几乎就成了每周一歌。这样的作业量，根本无法满足应用型声乐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笔者建议：声乐教师应该加大课堂作业量！我上课时，常常要求学生一堂课完成1～2首声乐作品的，结果，学生习惯了也完成了。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去美国进修，就发现美国高校的声乐作业是我们的几倍。所以，要在学生几乎零基础的背景下，把他们培养成应用型的音乐老师，不加大力度是无法完成任务的。
三、结语
应用型声乐人才的培养，绝不是短短几千字能够说清楚的。这里面，首先要改变教师的培养观念，声乐，不仅仅是培养歌唱家，而是要培养会听、会唱、会弹、会演、会讲的音乐老师。唱歌，也不仅仅是培养能够发声的人，这和鹦鹉学舌有什么区别？我们培养唱歌，是要让学生知道怎么样唱歌？用什么心情唱歌，用什么动作来辅助唱歌，用什么状态来唱歌，用什么表情来唱歌，用什么力量来唱歌，用什么音色来唱歌，等等。应用型人才的声乐教学，更多的是要体现在“应用”二字上。学生怎么应用？怎样应用？应用的技巧，等等。都是我们这个课题需要思考、需要研究、需要调研的事情。相信，在我们课题组努力下，不久的将来，能够探索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学生特点的改革之路。
参考文献：
[1]曹理，何工.音乐学习与教学心理[M].上海：海音乐出版社，2000.
重庆交通大学怎么样范文第2篇
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指出：“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包括哈长和辽中南两个）、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促进以拉萨为中心、以喀什为中心的城市圈发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些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天黄”，这大概是笔误，因为不存在这个城市群。
眼下的这个“19+2”框架，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城市群的总体战略布局、战略重点及角色分工，有助于规范目前城市群研究评估和规划建设中存在的“乱象”。
根据我们的研判，这21个城市群（城市圈）可划分为“国家明星队”“国家主力队”“国家替补队”和“国家青少队”四个层级。
哪些属于“国家明星队”
首先是“加快”和“优化”的“国家明星队”。在这个团队内部，可以划分出一个“3+2”微观结构，“3”是指目前发育最成熟、一直位居我国城市群排行前三甲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它们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就是要在2020年建成“世界级城市群”。
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来说，它们的目标是国务院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提出的，而对于京津冀，则是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
“2”是首次以如此高规格进入“国家明星队”的山东半岛和海峡西岸。其中，海峡西岸被选中，比较好理解，主要是搭上了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和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国家战略机遇，这个原本在二线城市群中也一直很普通的城市群地位得以迅速提升。
最需要注意的是山东半岛。这是一个“实力派”，也是山东省多年打拼的重大收获。在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的《2014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中，山东半岛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基础，超过了已列入国家7大城市群的中原和成渝，以综合发展水平仅次于三大城市群的崭新面目，雄踞我国城市群第二阵营的首位。山东半岛此次顺利晋级“国家队”，也为其他二线城市群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良好表率。
“国家主力队”的阵形
不断培育和发展壮大的这个层级，是“国家主力队”。这个群体主要包括东北地区（哈长和辽中南）、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
总体上看，一个城市群要想进入“国家主力阵容”，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标杆或者说潜在的底线，即与其相关的区域或城市群发展规划，也是此前须由国务院或国家发改委过的相关规划。相关规划或文件得越多，或交叉叠加得越多，在排序上就越靠前。
东北地区是我国老工业制造基地和粮食主产区，也是国家振兴东北重大战略的主体和平台。此前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已多个支持文件。东北地区之所以位居城市群第二阵营之首，充分彰显了国家振兴东北的意志和决心。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酝酿已久的哈长城市群规划也在2016年两会期间，再加上2009年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为“十三五”时期东北的振兴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关中平原城市群是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核心区，2009年由国家发改委印发过《发展规划》，这一地区和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关系十分密切，其入选“国家主力队”自在情理之中。
心态比较复杂的，应该是中原、长江中游和成渝，它们不仅早就由国务院或国家发改委批复了相关《发展规划》，也分别列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明确“点将”的7大城市群。
目前，长江中游由于整合了武汉、环长株潭和环鄱阳湖等城市群，在人口、面积和经济总量上均已成为跨区域大型城市群，遗憾的是却没有进入“明星队”。
中原经济区纵横跨越四省，人口在全国城市群中位居第一，中原城市群培育多年，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先后《发展规划》和相关《指导意见》。
成渝经济区的重庆，近年来GDP增速一直位居全国大都市之首，同时重庆和成都在2015年均迈入中国城市GDP万亿俱乐部，占全国万亿级城市的五分之一。重要的是，中原和成渝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已被列入7大城市群，尽管这次它们都保住了国家队的位置，但相比于山东半岛和海峡西岸，个中滋味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复杂的“国家替补队”
和其他几个不同，“国家替补队” 是由规划所引导的。这个“集团”主要包括北部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
这是一个更错综复杂、五味杂陈的城市群中的弱势群体。目前，已有国务院或国家发改委规划的（包括有些针对整个省域的规划和意见），主要有北部湾、呼包鄂榆、滇中、宁夏沿黄、兰州-西宁、天山北坡等。
其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境内主体部分，在“十三五”时期必将有较多的斩获。晋中城市群属于“意外之喜”，这个城市群一直是由地方政府在力推，此次顺利进阶“国家替补”，可能还和山西众多资源型城市面临的转型发展困难相关。
和晋中相似，黔中城市群也主要是贵州省在力推，并得力于近年来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不俗表现，同时也是用城市群带动实现全部脱贫的一招妙棋。
在“替补”阵营中，北部湾值得关注。早在2008年初，作为我国中西部第一个区域规划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就由国家发改委，同年国务院还出台了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使本来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名不见经传的北部湾，一时与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并列为中国沿海经济“第四极”。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黄金机遇期很快过去。“第四极”已被成渝经济区占据。
列队杀出的“国家青少队”
作为“青椒”形态的“国家青少队”，指的是在2005年国家首次提出“城市群”战略后出现的城市群。那个时候，一些有实力和有基础的城市群大都厉兵秣马，列队杀出。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19个城市群，大都经历了长期的论证、磨合和几上几下的反复、调整。正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些城市群，比如一直发展较好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原本已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但此次都被长江中游城市群吸收。
而辽中南城市群，十几年前已跻身中国五大城市群阵营，此次被置于“东北地区”的范畴内。与之相对，一些“小荷”露出了“尖尖角”。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的拉萨和喀什城市圈。
“城市群”和“城市圈”在英文中是一个概念，在汉语中因为翻译问题而两分。城市圈也叫都市圈，在国内主要指有基础较好的中心城市，但周边的城市数量和规模都太少、太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形成良好层级体系和分工机制，于是就有了这个在机制上与城市群相似，可实际上是由核心城市和周边城区乡镇组团而成的“城市圈”。
这可看作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殊类型。预计像这样的城市圈以后还会出现，有些也可能发展为城市群。
重庆交通大学怎么样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旺报》 SWOT分析 经营战略
一、《旺报》逆潮而上
随着两岸关系正常化以及各项协议的签署与执行，中国大陆将不再只是台商投资或旅游地，更将是许多人求学工作的目标，未来还会有大陆企业与白领工作者及学生进入台湾，民间互动与经济政治、社会关系会更趋紧密，台湾民众对大陆信息有了前所未有的需求。但是目前台湾媒体对大陆信息显然报道不足，而且观点岛内化，民众并不能正确认知大陆现况，新市场随着两岸关系的转变浮出水面。于是《旺报》在2009年8月11日创刊。
正如连战说：“在过去，我们对大陆的印象坦承地来讲是片面的，有的甚至于是刻板的，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台湾的人民、台湾的民众有一个全面性的、广泛的、深入的、系统的信息报导，这是非常需要而重要的事情。”
旺报至今创刊两年有余，两年中，《旺报》竟然在台湾这片媒介竞争几近惨烈的环境中，取得了不错的业绩，《旺报》的订阅量和零售量已接近每天10万份。2010年10月3日，英文报《旺报》创刊，首日的网络点击率就达到了4万多次。
传播学理论认为我们对于真实的认知大多来自媒介建构的真实，而非真实的本身。如果媒体长期对某一事件的报道不够客观，则可能意味我们将深受媒介的影响，而对该事件做出偏颇的判断与理解。用这句话形容台湾媒体对大陆新闻的报道，真是再恰当不过，过去的众多研究也表明，因为台湾媒体本身的政治倾向，所以对大陆新闻的报道很难还原真实事实。
大陆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重大发展和成就，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台湾各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台湾需要增加对大陆的了解，才能掌握先机，迎接未来。但是在台湾，很多民众对大陆实际情况没有充分了解，如何让台湾民众拥有全面、广泛、深入、系统的信息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旺报》的诞生，适时地满足了台湾民众在这方面的需要。
但是，光有理想还不足以支持一份报纸经营，正确的定位，科学的管理，资金的灵活都是需要考虑的。更为重要的是，报纸刚刚创办，更需要进行系统的战略定位分析，才能在市场上准确的定位，延长自己的生命周期。笔者2010年9月在《旺报》实习期间，通过自己操作编辑流程，对各主管深度访谈，了解了旺报基本的经营策略，故本文利用SWOT分析法，分析《旺报》目前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希望《旺报》可以以此为依据，科学合理的发展，为两岸新闻类报纸开辟一份新天地。
二、基于《旺报》的SWOT分析
SWOT（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threats）分析是一种企业战略研究的分析工具，广泛运用在企业战略管理、市场研究、竞争对手分析等领域。
（一）《旺报》的自身优势分析（S）
1、定位清晰
平面媒体近年来发展持续走下坡路，能维持生存就已经算成功的报纸，敢于在此环境下新创办一份报纸，得益于两岸关系的正常化，产生媒体新市场的需求，《旺报》采取独特和清晰的定位，即分众化报纸，台湾目前唯一最完整，最快速的全版报道两岸新闻的专业媒体。
对定位的内涵，我们可以掌握几个关键词：“市场环境”、“目标顾客”“竞争对手”、“差异化优势”，这是一个成功的市场定位必须考虑的四个关键因素。面对激烈的财经媒体竞争环境，通过市场细分，在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情景下，填补了台湾平面媒体缺少一份“两岸专报”的空白，也为后续的追随者提高了进入的门坎。《旺报》的读者定位很清楚：想到大陆旅游，想要了解大陆变化的人；有志到大陆求学、谋职的年轻人；与大陆有着经济利益关联性的企业集团、台商、台干及家属。（读者群结构见下页）
对这些读者来说，《旺报》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份深具新闻价值、工具价值、决策参考价值、投资指南价值、管理借鉴价值、潮流引导价值的主流日报。
这样一份报纸出来以后并不会替代别的报纸，因为它会有涵盖作用。特别是2010年10月3日，英文报《旺报》的创立，更是打破了台湾唯有《Taipei Daily》一家之言的英文报纸局面，形成了自己的差异化优势:跨媒体的独一无二性、表达理念的独特分析方法、具有活力的表现方式，时效性和深度的兼顾等等。
2、资本优势
2009年11月3日，当旺旺集团打败八卦起家的壹传媒，收购中时集团后，中时的债务风波告一段落。而新东家旺旺集团众所周知的强大的经济实力更是给了中时旗下的媒体版图继续扩张的强大支持。编辑、经营两分开是报业资本成功运营的前提，有了强大资金支持，才可以吸收优秀人才，提高硬件基础，进而保证报纸内容的质量。
正是有强大的资金后盾，《旺报》才得以顺利创办电子报《旺e报》和英文《旺报》，使《旺报》在多媒体发展领域上的版图得到进一步扩张。
3、人才聚合优势
管理者素质是决定传媒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旺报》筹备之初，找来了社长黄清龙，总主笔戎抚天等一批资深媒体人，他们经验丰富，有想法，敢创新，屡有建树，另外，它招揽了业内相当有经验的一批优秀采编人员，加上中时平台原本成熟的人力资源，一批经验丰富的精英记者的加入，使得很多人才聚合到一起，构建起《旺报》庞大、厚实的人才库。同时，岗位竞争的体制，定期招聘换血保证了报社人才的流动。
4、良好的中时平台优势
依托于中时集团成立的《旺报》，利用中时的人才库，管理，发行业务经验，得以保证《旺报》在第一时间就步入正轨，稳步前进。
5、同质化竞争者没有出现
目前，两岸互动密切，虽然台湾媒体都增加了两岸新闻的报道，但还没有出现一份专报大陆新闻的报纸，所以没有同质化竞争者也是《旺报》发展的一大优势。
（二）《旺报》的自身劣势分析（W）
1、台湾媒体处理大陆新闻的整体经验不足，对大陆新闻的选择、分析和评论的能力不够，对大陆政策，经济的解读力不够。
2、报社驻大陆的记者站不够，《旺报》虽然与大陆多家媒体签订了合作关系，但其本身驻大陆的记者站很少，目前只有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和香港驻点。这也就造成了第一手新闻不足，报纸内容覆盖面不大的困境。
（三）《旺报》的外部机遇分析（O）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两岸经济合作交流深入开展，两岸往来之便捷、经济关系之密切、各项交流之活跃、同胞感情之融洽、共同利益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是继两岸全面实现直接双向“三通”之后，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又一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在经济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两岸经济关系从此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岸“大交流、大发展、大合作”的良好环境，经济合作快速增长，台湾民众对大陆新闻的需求呈爆棚式的增长，而《旺报》的横空出世正好填补了台湾没有大陆专报的空白。
（四）《旺报》的外部威胁分析（T）
1、近年来，报纸阅读率持续降低，广告营收逐年减少，《旺报》创刊将使已过度竞争的报纸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现在《旺报》的发行渠道有两种，一是赠送《工商时报》订户，另外是自寻发展订户与零售贩卖。也就是说《旺报》的发行量肯定是多于《工商时报》，但是如果不采取随《工商时报》附赠的方法，《旺报》的发行会不会受影响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旺报》的发行量超过中时集团内部其他报纸，那会不会影响其资源的利用，这些都是《旺报》面临的未知风险。
2、数字化是媒体不可移转的趋势。虽然《旺报》现在成立了《旺e报》，但是究其网站内容和设计，还是无法与大型门户网站相比，只是纸质《旺报》的电子版，如果不大力发展数字化，锁定数字化目标受众，那么《旺报》的发展将困难重重。
在网络上搜索与《旺报》相关的资料，发现很多台湾人虽然不能苟同《旺报》的办报宗旨，却坦承:“将大陆看得越透彻，台湾的自我定位就会越清楚。比起俗称的台派媒体，所谓的统媒可能在某些步伐上走得比较前面。”倘如作者所言，新生的《旺报》实际上在引领台湾放眼两岸，关注一个更广阔的中华民族的未来。
参考文献
①安德鲁・坎贝尔 等：《核心能力战略: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的战略》，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②[美]弗兰西斯・迪利：《华尔街日报》，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
③丁和根：《传媒竞争力:中国媒体发展核心方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05
④[美]弗雷德.R.戴维：《战略管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⑤[美]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⑥邵培仁：陈兵：《媒介战略管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⑦[英]约翰逊.斯科尔斯：《公司战略教程》，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⑧章平：《战略传媒:分析框架与经典案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⑨赵曙光、禹建强、张小争：《中国著名媒体经典案例剖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⑩孙立及，《〈旺报〉：追求NO.1》，《两岸关系》，2008
重庆交通大学怎么样范文第4篇
关键词：从量税；从价税；单位产出能耗；污染排放；资源税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资源需求的增长与资源稀缺性矛盾日益突出，以从量计征为基础的资源税在促进能源节约、调节利益分配方面的作用难以发挥。据统计，我国单位产值能耗约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7倍，而绝大部分资源具有耗竭性和不可恢复性，因此，从长期来看，高能耗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如果说技术进步可以缓解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发展约束的话，真正对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的主要是环境资源，而环境的可持续性与人们使用资源的方式密切相关，在我国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和石油占85%左右，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原煤的碳排放系数是天然气的1.7倍，原油的碳排放系数是天然气的1.3倍，我国以煤炭和石油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所带来的碳排放以及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有利于清洁能源使用的资源价格机制很有必要。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大部分资源集中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以从量计征为基础的资源税税额标准普遍偏低，不利于拥有较多资源的中西部地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财政优势，基于此，以原油和天然气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为主要内容的资源税改革于2010年6月率先在新疆开始试点，原来石油每吨30元、天然气每立方米7～9元，改
革后一律调整为按销售收入的5%从价计征，2010年12月1日起，这项改革推广到西部12个省区，2011年9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总结原油、天油气资源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在现有资源税从量定额计征基础上增加从价定率的计征方法，2011年11月1日起，改革在全国推行，但主要是针对石油和天然气两个税目，并未推广至煤炭等资源产品，2013年1月1日起，对磷矿石资源税实行从价征收，2014年12月1日起，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由此我们可以预测，在未来，资源从价税全面计征将是一种趋势。油气从价税改革已有四年之多，那么改革的效果怎么样，改革是否起到了促进资源节约，减少环境污染、调节资源利益分配的作用？以上问题的回答将对后续改革效果的预测有一定指导意义。
二、文献述评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效果进行了研究，Hotelling是其中较早对资源税进行研究的，Hotelling在《资源消耗的经济学研究》中指出，税收可以改变资源在时间上的分布，即政府可以通过资源税的调整来控制资源的耗竭速度，[1] Dasgupta， Heal和Stiglitz（1980）利用Hotelling模型发现，从价征收资源税比从量计征可以带来更大的福利。[2]Hung和Quyen （2009）通过动态Hotelling模型对可耗竭资源进行研究，得出相比采用从量定额征收的方式，采用从价征收方式能为政府带来更大的收益。[3]在国内的研究中，徐润芳，刘新梅在改进Hotelling模型的基础上得出，当从价税税率大于零时，征收从价税能够降低垄断市场下的累积开采量。[4]颜钢厂等（2011）认为，与资源税从量计征相比，资源税从价计征更能够达到节约利用资源的目的。[5]李新心（2008）也认为，当前我国的资源税税额偏低，资源税改为从价计征会明显提高资源税税负，有效抑制资源的浪费。[6]我国不少学者针对新疆油气从量税改为从价税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徐典（2013）比较了1998-2012年新疆各年资源税的增长速度，发现2009-2012年资源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因此可以认为是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效果。[7]白玉（2013）选取1999-2012年的数据，采用分布滞后模型对新疆资源从价计征改革进行了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税收收入每增加1元，GDP增加8.2338元。[8]
马静（2014）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得出，资源税每增加一万元，资源开采量就会减少0.003978万吨标准煤，资源消费量较少0.04946万吨标准煤。[9]吴瑞雪（2014）采用CGE模型模拟了资源税从价计征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并得出资源税率的提高，使得均衡产出下降，人均资本投入增加，人均能源投入下降，政府消费增加，居民消费减少，消费者效用水平先增加
后下降，当资源税率为13%时，效用实现最大化。[10]
综合以往研究，我们发现，关于油气从量税改为从价税的效果多数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要么是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要么是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数值模拟方法的弊端是基准模型往往建立在一定的假设下，数值模拟的结果只能给出油气从价税改革效果方向的预测，其值大小只能作为长期变化的一个参考，在短期没有参考价值；而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方法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点，但是油气从价税改革是在2010年6月开始，仅采用2010年以后的数据就面临样本不足的问题，因此，需要结合2010年以前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因此得到的结果是否是从价税改革的效果值得质疑。从实践的角度看，为了定量评价某一项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一般将实施政策的地区设为处理组，选取那些未实施该项政策的地区作为参照对象，通过对比分析，最后得出政策实施的净影响，这就是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基本思想。[11]
通过计算，我们发现，2010年到2011年进行油气从价税改革的省份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平均下降了0.3403吨标准煤/万元，污染排放量平均下降了202.9吨，人均资源税收入平均增加了30.50亿元，而没有进行油气从价税改革的省份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了0.1934吨标准煤/万元，污染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0吨，人均资源税收入增加了6.92亿元，由此可见，进行油气从价税改革的省份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下降得幅度更大，污染排放量减少得更多，人均资源税收入增加得更多。为了消除不可观测变量对模型的影响，更准确地分析油气资源税改革对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污染排放量和人均资源税收入的影响，我们将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来定量评价这种影响。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本文建立一个基本的DID估计方程①：
其中，下标 和 分别表示第 个省份第 年， 表示政策效果变量， 表示是否属于从价税改革的省份，如果该省份属于从价税改革的省份，则 ，否则为0， 表示时间虚拟变量，若时间处于从价税改革之后，则 ，否则为0， 是控制变量，表示除了从价税改革因素外，其他影响变量 的可观测的因素， 表示其他影响变量 的不可观测的因素，我们关心的是交叉项 的回归系数 ，它代表从价税改革对变量 的净影响。
按照双重差分计量经济学模型来研究问题时，需要确定改革年份和非改革年份以及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本文中，由于西部12个省份油气税改革于2010年12月1日起实施，2011年11月1日起改革在全国推行，鉴于年度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将2010年视为未实施改革的
年份，2011年视为实施改革的年份，由于新疆最先从2010年6月1日起实施油气从价税改革，因此，新疆需要从样本中去除，在处理组和对照组的选择上，剔除数据有缺失的省份，在分析油气从价税改革对西部地区单位产出能耗和污染排放量的影响时，处理组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内蒙和广西，对照组由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去除和新疆及处理组省份后剩余的其他省份组成；在分析油气从价税改革对西部地区人均资源税收入的影响时，将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作为处理组，将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和广东作为对照组。
（二）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地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污染排放量和人均资源税收入作为油气税改革的影响变量，参考徐阳（2013），我们选择科技进步、能源内部结构、产业结构、能源需求作为影响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的主要控制变量；[12]参考李跃辉等（2012）我们认为，影响污染排放量大小的因素有研发支出、能源结构、能源需求、对外开放程度、能源价格；参考郑雯（2012），影响各地人均资源税大小的因素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又有自然禀赋方面的因素，经济方面的因素我们选择人均产出、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人均能源消费量等，自然禀赋方面的因素主要有人均能源开采量。[13]在后面实证中，关于各控制变量的命名总结在表1中。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2010年和2011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宏观数据为分析对象，检验油气从量税改为从价税对西部地区单位产值能耗、污染排放量和人均资源税收入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科技进步数据用研发支出水平代替，能源内部结构用煤炭消费量占全年总能耗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表示，对能源的需求用能源消费量表示，由于氮氧化物的数据不全，污染排放量用各地区的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量之和代替，能源价格用燃料价格代替，对外开放水平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产值的比值代替，能源开采量用资源生产量代替，由于无法直接获取各地区能源生产量数据，因此，用焦炭生产量、原油生产量、天然气生产量、发电量按照各种能源“折标煤系数”折算成以“吨标煤”为单位的数据，然后进行加总，作为总能源生产量，人均资源税收入、人均产出、人均资源消费量和人均资源开采量分别用资源税收入、总产出、资源消费总量和资源生产量除以总人口数，在以上数据中，研发支出、资源税、总产出分别用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其中，研发支出、污染排放量、人均能源生产量、人均资源税收入、人均产出均取对数。
其中，煤炭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焦炭生产量、原油生产量、天然气生产量和发电量数据来源于2011-2012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研发支出数据来源于2011-201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源于2011-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油气税改革对单位产出能耗的影响分析
首先估计油气税改革对单位产出能耗的影响，采用stata13.0软件，将估计结果总结在表2中。
表2列出了油气从价税改革对单位产出能耗的影响结果，在模型1中，仅加入了控制变量科技支出 ，交乘项 系数估计值为-0.140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控制变量产业结构 ，发现交乘项的系数变为-0.1515，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1和模型2的解释力均在66%以上，当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能源结构（ ）时，得到模型3，交乘项的系数变为-0.152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的解释力增加到71.76%，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能源需求 ，交乘项的系数变为-0.152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的解释力增加到71.91%，由模型1到模型4我们发现，交乘项的系数为-0.1407～0.1525，比较稳定，而且高度显著，以上结果表明，油气从价税改革显著降低了单位产出能耗，通过计算我们发现，2010年，处理组单位产出能耗样本均值为1.7827，可见，油气从价税改革促使西部地区单位产值能耗下降了7.90～8.55个百分点。
（二）油气从价税改革对污染排放量的影响
表3列出了油气从价税改革对污染排放量的影响结果，模型1只考虑了控制变量研发支出（ ）对污染排放量的影响，交乘项系数为负数，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油气从价税改革减少了污染排放，模型的解释力为75.15%，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能源结构（ ），模型的解释力增加到84.50%，交乘项的系数仍高度显著，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对外开放水平（ ），得到模型3，模型的解释力进一步增加，交乘项系数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能源价格（ ），发现交乘项的系数为-0.158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的解释力仍在83%以上，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能源需求，模型的拟合优度达88.14%，交乘项的系数为-0.1556，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油气从价税改革显著减少了污染排放，按照拟合优度最大准则选择模型，说明2011年油气从价税改革使得西部地区污染排放量下降了1556吨。
（三）油气税改革对人均资源税收入的影响分析
表4描述了油气税改革对西部地区人均资源税收入的影响，在模型1中，仅加入了控制变量人均开采量（ ），交乘项的系数为0.1861，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人均 ，模型的解释力由62.25%增加到67.29%，交乘项系数为0.1999，且高度显著，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 ），交乘项系数为0.1990，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能源需求量（ ），模型的解释力提高到81.58%，交乘项系数为0.1807，且高度显著，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产业结构（ ），发现模型的解释力依然高达81.30%，交乘项系数达0.1907，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交乘项系数位于0.1807～0.1999，取值相对稳定，且显著性水平较高，而且模型的解释力较强，说明油气税改革显著增加了西部地区人均资源税收入，通过计算，可以得出2010年，处理组人均资源税收入的样本均值为6.59，可见，油气从价税改革使西部地区人均资源税收入相对于样本平均值增加了2.74～3.03个百分点。
（四）稳健性讨论
为了保证上述结论的正确性，表5-表7列出了对单位产出能耗基准回归模型、污染排放基准回归模型和人均资源税收入基准回归模型的各种稳健性检验结果，在表5-表7中，模型1均表示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的结果，发现交乘项 的系数虽与基准回归模型的的系数有差异，但差异不大，同时与基准回归模型的系数符号完全一致，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考虑到单位产出能耗、污染排放量和人均资源税收入具有持续性，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分别加入因变量的滞后1期，估计结果分别对应表5-表7中的模型2，结果发现，交乘项的系数与基准回归模型的系数符号完全一致，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其中单位产出能耗模型交乘项系数与基准回归模型交乘项系数基本一致，污染排放模型和人均资源税收入模型交乘项系数与基准回归模型交乘项系数也非常接近；由于油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提高了企业使用能源的成本，促使企业节约能源消费，进而减少污染排放，但是企业对政策的反应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油气从价税改革对资源节约和污染排放的影响是具有滞后性的，上文以2011年为改革年，由于政策的滞后性，以2012年作为改革年也是合理的，我们以2012年作为改革年，分别考察从价税改革对单位产出能耗和污染排放量的影响，估计结果分别对应表5-表6中的模型3，由表5-表6中的模型3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以2012年作为改革年的模型得到的交乘项系数与基准回归模型交乘项系数符号一致，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同时，以2012年作为改革年单位产出能耗和污染排放量分别下降0.3099和0.1586，大于以2011年为改革年的0.1525和0.1556，这也证实了从价税改革效应的发挥存在滞后性；表5-表6中模型4体现了将四川和广西纳入到非改革省份时的估计结果，表7中模型3体现了将四川纳入到非改革年份的估计结果，表7中模型4体现了将新疆纳入模型后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经过以上处理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以上分析表明我们采用的基准回归模型具有稳健性，即油气从价税改革的确降低了西部地区单位产出能耗和污染排放量，提高了西部地区人均资源税收入。
五、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对油气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的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估，以单位产值能耗、污染排放量和人均资源税收入作为政策效果变量，实证研究表明，油气税从价计征改革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单位产值能耗，减少了污染排放量，同时显著提高了西部地区
人均资源税收入，具体而言，油气税从价计征改革促使西部地区单位产出能耗相对于样本均值下降了7.90～8.55个百分点，污染排放量减少约1556吨，人均资源税收入相对于样本均值增加了2.74～3.03个百分点。通过采用多种处理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上结论依然成立，由此可见，油气从价税改革有利于我国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也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2011年11月1日起，油气税从价计征改革全面执行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2014年12月1日起，财政部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改委联合提高油气税率，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此同时，也提醒政策当局应加快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盐等资源产品的从价税计征改革步伐，以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Hotelling H.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39（2）： 137-175.
[2] Dasgupta P. ， Heal G.M.， Stiglitz J.E. The taxation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J].Public Policy and the Tax System， 1980， 25（3）：432-497.
[3] Hung N.M.， Quyen N.V. Specific or ad valorem tax for an exhaustible resource[J].Economics Letters，2009，102（10）：132-134.
[4]徐润芳，刘新梅.可耗竭性资源从价税与累积开采量的关系研究――基于Hotelling 模型的改进[J].运筹与管理，2010，20（ 5） ：73-78.
[5] 颜钢厂，许文静.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探讨及影响分析[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1（Z4）：42-43.
[6] 李新心.论资源税改革之利弊[J].时代经贸，2008（S3）：47.
[7] 徐典.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税改革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3：18～20.
[8] 白玉.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及其影响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3：23～27.
[9] 马静.中国资源税改革的经济效应分析[D].安徽财经大学，2014：21～28.
[10] 吴瑞雪.基于CGE模型的天然气资源税改革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2014：35～38.
[11] Esther Duflo.schooling and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school construction in Indonesia：evidence from an unusual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4）：795-813.
[12] 徐阳.单位GDP能耗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统计科学与实践，2013（1）：27-29.
[13] 郑雯，我国资源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财政监督，2012（16）：68-70.
[14] 李跃辉，蒋盼.中国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问题，2012（4）：49-52.
Abstract：Base 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effects of oil and gas moving from a volume-based to value-based tax system，we find that this reform of tax has impelle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output to fall between 7.90 percentage points and 8.55 percentage points ，the emissions of pollution to reduce about 1556 tons and revenues of resources tax per capita to increase between 2.74 percentage points and 3.03 percentage points relative to the sample average in the western area，then we re-estimate the same models by using FGLS，then conclude the similar result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ad valorem reform applies to resource t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