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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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导火索范文第1篇
本文从汇率制度的历史演化入手，通过对不同时期汇率制度相关国际法的分析，探求国际法中对汇率制度相关规定的演化规律;通过对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世界经济组织之间关系的分析，确定汇率及汇率制度问题的管辖权及相应的现行国际法依据;通过对现行相关国际法具体规定的分析，找出汇率及汇率制度监管的核心所在，并结合法理分析及相关经济研究，提出新的汇率估值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提出对人民币汇率及汇率制度问题的整体战略建议。
一、国际法上关于汇率制度公约的历史一对制度沿革的追溯性考察
(一)汇率制度演变的历史
汇率制度是指一国货币当局对本国汇率水平的确定、汇率变动方式等问题所作的整体性政策安排和规定。对汇率制度演进的追溯可以有两条线索，一是时间线索，即在国际金融史上先后出现过的三种类型的汇率制度，依时间顺序分别为金本位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onWoodSystem)〔1]下的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二是规律线索，即依时代推移总结各国对汇率制度选择的趋势性规律。
首先，从时间线索看，自19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主要西方国家通行的是金本位制，国际金本位体系是在英国、拉丁货币联盟(含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荷兰、北欧国家、德国及美国实行国内金本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金本位制盛行了约30年的时间。所谓金本位制，即各国在流通中使用具有一定成色和重量的金币作为货币，金币可以自由铸造或熔化、自由兑换及自由输出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停止黄金输出入，金本位体系遂告解体。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出现过短暂的金汇兑本位制。国际金汇兑本位制是在1922年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世界货币金融会议上确定的新的世界货币体系框架。所谓金汇兑本位制，即将货币与黄金挂钩，外汇、黄金组合平准，黄金输出入作为最后稳定手段的新汇率制度。从实质上看，金汇兑本位制就是一种钉住黄金的固定汇率制度。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促使金汇兑本位制基本瓦解，虽经修补〔3]，但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该制度彻底崩溃。
二战末期，美英两国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开始着手设计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由于战争使两国国力此消彼长，最后英国在美国做出一定让步的前提下，被迫接受美国方案，又经30多个国家的共同商讨，于1944年7月22日二战中的45个同盟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城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1945年12月生效，从此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4〕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制度是黄金美元本位制，即美元与黄金之间确定35美元盎司的固定比价，各国货币与美元之间采用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允许波动幅度在±1%之内，各国政府有义务通过市场干预保持汇率稳定，但当一国发生“根本性国际收支平衡时”，允许升值或贬值。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设计本身，即在经济学中著名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sDil一a)〔5]:为满足世界经济増长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美元的供应必须不断増加;而美元供应的不断増长，使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兑换性日益难以维持。崩溃的外在推动事件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及日本的战后重建结束后经济开始起飞，其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逐步造成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进而导致全球美元储备总量与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之间的比例失衡，意味着35美元盎司的法定价格无法保障。另一个则是1962年开始，美国直接介入越南战争，随着战争扩大，政府赤字増长加剧，导致美国国内资本外流加速，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出现美元贬值和汇率重组的预期。虽经多方努力，但在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宣布终止黄金与美元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瓦解〔6〕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货币体系经过短暂的波动后，人们发现浮动的汇率制度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反而显得相对稳定和有活力。逐渐形成了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其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选择主要工业国家货币实行钉住汇率制度的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8年4月1日修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条文并正式生效〔7〕给予各国在汇率制度选择上更大的自由度，使得各国现行汇率制度多种选择有了国际法方面的依据。
回溯汇率制度的历史，从趋势性演进角度，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在汇率制度选择上出现过四次较大的趋势性变化。
第一次变化的导火索就是上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得各国，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看到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诸多弊病，由于战争的原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才形成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其细节涉及货币兑换、外汇储备和国际支付等诸多领域，并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这一体系的具体推动机构。
第二次变化的导火索就是前文提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各国放弃以美元为核心的变相黄金本位的汇率制度，发达国家开始逐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而欠发达国家将本币钉住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形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新局面，也使得世界货币体系进入了真正以信用货币为主的时代。
第三次变化的导火索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与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逐步呈现全球化特征，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使得产品设计、制造及销售趋于全球化，并在此推动下，实现了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信息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基础支持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不断増大，资本流动对经济的影响开始凌驾于货物及服务流动之上，这就对当时各国的汇率制度及汇兑安排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EmergingMarket)也就导致了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放弃固定钉住汇率，开始采用更为灵活和趋向浮动的新汇率制度，同时放松汇兑限制，开放金融市场，出现了所谓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浪潮。
第四次变化的导火索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不顾脆弱的经济金融基础，在缺乏严格监管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盲目浮动汇率及开放资本账户的行为引起了国际投机资本的注意，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策动下，国际游资纷纷参与，终于在1997年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并进而波及全球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増速放缓，使人们意识到全球金融一体化，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论调严重忽视了各国发展阶段、特质与差异，使得各国在选择汇率制度方面比照对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更关注于国家经济安全。
回顾汇率制度选择历史的每次重大趋势性变更，都主要是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外部条件不断变化下，各国政策制定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外部环境和本国经济需求的判断不同所造成的，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国际政治、经济大背景下，本国实际情况的反应。
(二)历史汇率制度相关国际公约回顾
1.金本位制的相关国际公约
金本位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随着国际贸易的逐步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汇率制度选择它有一个从国内法到国际法的演进过程。1816年英国制订了黄金法，开始在国内实行金本位制度。1870年以后，欧洲各大国也开始建立本国的金本位制度，规定了本国货币兑换黄金的价格。19世纪末，欧洲与全球的许多国家都实行了金本位制度，从而确立了以金本位制度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
金本位制没有正式的全球性公约，只是各国以黄金作为媒介，以各国国内的金本位制度为基础而形成的一套国际货币体系。总结金本位制度的规定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各国货币与黄金之间价格的法定性。各国政府均立法规定本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兑换价格，即对不同重量、成色的黄金与本国货币单位之间的兑换比例，这个兑换比例可以有一定的价格浮动区间。
二是各国货币与黄金之间兑换的自由性。各国政府均承诺本国货币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即只要将纸币带到该国的中央银行就可以兑换等值的黄金，或可以无限制地将持有的黄金兑换为该国货币。
三是黄金输入输出的自由性。即国与国之间的黄金输出输入完全自由，不得受到任何形式的限制。
四是黄金处置的自由性。即作为货币及储备基础的黄金，可以被自由铸造或用于其他用途，当然，在被铸造为金币时，则必须符合政府法定的成色及重量要求。
在金本位制度下，两国之间货币的汇率由它们各自的含金量之比一黄金平价来决定。这种固定汇率也会受到外汇供求、国际收支等因素变化的影响，但是汇率的波动仅限于黄金输送点。
2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关国际公约
在当时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广泛参与的，具有书面正式形式的，有关国际汇兑及汇率选择的国际公约。其法律文件基础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组成的《布雷顿森林协定》，而其中(〈国际货币基金协定〉>〔1()为汇兑与汇率选择的直接法律文件。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钉住汇率制，它兼有固定汇率与弹性汇率的特点。布雷顿森林体系汇率制度的经济基础在于黄金的平准作用以及美国国力的强势，总结其特点在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美元的中心地位。由于二战结束后，美国作为新崛起的超级大国，替代了老牌资本主义超级大国英、法的地位，进而通过以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主要货币直接与美元挂钩的方式，确立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的中心地位。
二是汇率调整的人为性特征。相对金本位制度下利用黄金输出入自动调整的特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采用人为确定波动幅度，国际金融组织监督，各国政府主动干预市场的汇率调整机制。
三是货币兑换的局限性特征。相对金本位制度下通过黄金平准而实现各国货币自由兑换的情况，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由于不同国家钉住币种不尽相同，且许多国家货币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成为完全自由兑换货币，使得各国货币在汇兑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征。
四是国际储备的多样化特征。与金本位制度下将黄金作为单一储备的情况不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储备资产则包括黄金、所有可自由兑换货币和特别提款权，其中黄金与美元并重，而美元作为直接与黄金挂钩的“世界法定货币”则成为最主要的外汇储备选择。
五是国际收支失衡的可调节性特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主要由国际贸易行为造成的一国国际收支失衡是造成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专门设计了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机制。在一国国际收支短期出现失衡的情况下，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信贷资金来解决;只有在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长期严重失衡的情况，才通过超出限制幅度的汇率重估来调整。
二战导火索范文第2篇
翻开史册，可以发现格但斯克早在公元997年就已经建立，此后成为波美拉尼亚公爵统治下的公国的中心城市。到1308年之前，这里发展成繁荣的贸易城市，居民达到一万人，而在当时很少能有城市具有如此大的规模。然而在1308年11月13日，条顿骑士团制造了格但斯克大屠杀，并引发了与波兰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在条顿骑士控制城市的年代里，格但斯克又迅速发展起来，随着日耳曼人的增加，德语名称“但泽”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波兰名称。1361年，格但斯克加入汉萨同盟，贸易范围包括普鲁士、波兰和瑞典等地。
在条顿骑士团征服后的六百多年时间里，格但斯克一直是德意志和波兰两大民族反复争夺的要地。胜利的一方固然喜悦，失败的一方也从不甘心，往往在重新备战后又引发下一场战争，双方犹如拉锯般轮流统治着这里，造成格但斯克七度易主。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社会还曾将格但斯克变成半独立的自由市，但是这一措施仍然未能解决根本问题。
格但斯克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事件是，这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1939年9月1日凌晨，停泊在格但斯克港口外、伪装成友好访问的德国战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突然炮击格但斯克海岸，一小时后德军从三面发起全线进攻，这标志着“二战”的正式爆发。波兰军队以及铁路、邮局工人奋起抵抗，直到七天后弹药用尽，格但斯克陷落。1945年3月，苏联攻占格但斯克，后来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格但斯克在被普鲁士和德国统治了152年后，终于重新成为波兰领土。如今，就在当年炮弹落下的地方，竖立着二战纪念碑，上面刻着四个大字：永不再战！
走过历史的长街
波罗的海水系的最大河流维斯瓦河，波光粼粼，在波兰境内由南向北注入大海。就在它的入海口，坐落着一座千年古城，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一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无数次见证过刀光剑影、枪林弹雨，格但斯克也许不是以曾经的繁华，而是以饱受劫难的经历为世人所知。
作为波兰北部沿海的最大城市和全国最重要的海港，格但斯克也是滨海省的首府，它还与邻近的索波特（国际渡假胜地）、格丁尼亚（新兴港口城市）一起，形成了一个人口超百万的城市联合体，号称三联城。
在今天漫步于格但斯克，你可以感受到古城的繁荣和生机，它曾经的所有沧桑都隐藏在古老建筑的砖壁里，默默地注视着经过的人们。海风轻轻吹拂，带走了遥远时代里的往事，你尽可以在安宁与和平中享受这里美丽的夜色，或者在白天融入现代的繁华。
也许你不愿回顾历史，但在格但斯克历史却无处不在。如果从高门（图①）进入城市，这座建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式建筑会引领你步入主城区。经过监狱塔和监狱博物馆，眼前出现的则是进入主城区的第二道城门金门（图②），它看似普通，却是格但斯克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城门内外的上方各有四个石像，分别代表着和平、自由、富裕、荣誉和和谐、正义、虔诚、真理，如果抬头仰望，也许会感悟到其中蕴含的一句拉丁语箴言：和平国度里的一座小城。
从金门到莫特拉瓦河畔的绿门之间，是格但斯克主城区最重要的一条街道，从1331年一直存在至今，它名为长街实际上并不长，不过沿街有许多古老建筑和雕塑。当你一路走过，也许会认识到，长街之长并不在于距离，而是在于历史和时光。人们普遍认为，修建于15世纪下半叶的亚瑟宫是长街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银白色的外观确实让它格外显眼，遥远的时代里，格但斯克的商人们和汉萨同盟成员定期在这里聚会，但曾经的喧闹早已被时间抹去，变成了只存在于纸页间的记载。亚瑟宫门前，一座洛可可风格的海神波塞冬雕塑（图③）从17世纪起就矗立在那里，它代表着格但斯克与大海密不可分的联系。市政大厅位于长街和皇家大道交汇处，这座有着五六个世纪历史的哥特式建筑，顶端有一座80米高的尖塔，登上塔顶的观光台，可以将格但斯克的美景尽收眼底。
长街止于绿门（图④），绿门的四个拱门上方都有雕刻，各有其象征意义，据说波兰前总统瓦文萨曾在这里办公。出绿门后沿莫特拉瓦河前行，会经过造船博物馆和老起重机（图⑤）。后者建于1442年，是一座极富特色的建筑物，因其独特的造型又被称为鹤嘴楼。老起重机是由一座堡垒中间夹着巨大的机械装置，内部有可由人工转动的大木轮，能承载重达两吨的货物。再向前进入圣玛利亚门，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砖石结构教堂――圣玛利亚教堂（图⑥）。这是一座建于15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它的旁边是波兰天主教徒在17世纪建造的皇家礼拜堂，不过规模要比它的邻居小很多。
格但斯克人甚至整个滨海省人，最初都会让人感觉他们神情紧张严肃，但当你横穿公路时，发现汽车很远就会停下让着行人，你会感受到他们的谦让和礼貌。如果再深入与他们接触，你才会真正体会到，原来格但斯克人内心充满热情，其实他们喜欢与你交朋友，可以把你带回家里，然后满屋都是欢声笑语。这样独特的性格自然是由历史造成的，不仅是居民，其实一座城市的性格也与历史息息相关。整个滨海省尤其是格但斯克，历史上战火纷飞，被各政权反复争夺，曾经七度易主、两次成为自由市。当你走过美丽的长街，漫步城市的中心，会发现这里多民族共居，多元化共存。的确，硝烟散尽，和平洋溢，从历史长河中坎坷走来的格但斯克就具了海阔天空般的包容性，这片古老的土地就用这种包容来欢迎整个世界。
但泽之子格拉斯
也许，格但斯克在世界上更为人所知的是它另一个名字：但泽。
这不仅因为但泽是德国人占有时使用的名字，更因为名作家君特・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闻名世界。这位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主要以故乡但泽为背景，三部曲由《猫与鼠》、《狗年月》和《铁皮鼓》组成，后者尤其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
格拉斯1927年出生于当时尚属德国的但泽市，父亲是德国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应征入伍，1956年起进入文坛，20世纪后期，格拉斯成为德国当代最著名的作家，获得了德国乃至欧洲几乎所有文学奖，作品极其畅销，影响遍及世界。
然而格拉斯后来突然自曝，他当年曾参加过臭名昭著的党卫军，消息传出，举世哗然。波兰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瓦文萨表示，他无法原谅格拉斯迟到的坦白和忏悔，建议取消他的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称号。但也有一部分人对格拉斯表示理解，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就说：“在历史的进程中，大家都走在浓雾里。”
其实，无论各界的观点和反响如何，这也只是当年一段风波而已，后来人们似乎更愿意认为，格拉斯此举只是为他的自传《给洋葱剥皮》即将上市而进行的炒作。
莱齐亚队/PGE球场
格但斯克莱齐亚队成立于1945年，如今处于波兰顶级联赛。这支球队是由利沃夫移民来到这里组建的，由于其传统球衣为绿白剑条衫，所以有“绿白军团”的绰号，
1983年，莱齐亚队进入波兰杯决赛，并在Piotrkow以2∶1力克Piast Gliwice队，夺得队史上首个重要比赛冠军。同年波兰超级杯首创，莱齐亚队1∶0小胜Lech Poznan，夺得首届波兰超级杯桂冠。
2012年欧洲杯期间，莱齐亚队的主场PGE球场将承办四场比赛，包括三场小组赛和一场1/4决赛。三场小组赛分别为：6月10日西班牙对意大利，6月14日西班牙对爱尔兰，6月18日克罗地亚对西班牙；6月22日，B组第一名与A组第二名将在这里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对于格但斯克人来说，能在欧洲杯期间成为世界杯和欧洲杯双料冠军西班牙队的舞台，足以让他们感到幸福和骄傲。
二战导火索范文第3篇
(一)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传播范围广
在二战前,金融危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偶然性的,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影响,其发生频率也是有限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仅有的一次波及范围较广的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美元危机使固定汇率制受到威胁,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瓦解,债务危机开始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更有加快的趋势。从传播范围看,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它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明显不一样,亚洲金融危机是在泰国爆发的,然后传播到东南亚、俄罗斯、东欧中亚及拉美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日本所受的冲击较大,以及欧美股市受到波动,它们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相反,美国在这次危机中获取大量的利益。墨西哥金融危机也是从墨西哥迅速蔓延到阿根廷、秘鲁、巴西、智利等国家,而这次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不仅影响了全球的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动摇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二)金融危机的非周期性和突发性
传统的金融危机表现为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引起的,并伴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而出现高峰和低谷。然而,当代金融危机似乎脱离了经济周期的轨道,随经济证券化、国际化、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经济运行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当经济运动的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导致危机,首先在金融领域爆发,使当代金融危机的超前性、突发性加强,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兆。
(三)金融危机的蔓延性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也使得金融危机蔓延和传染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一旦重要国家内部爆发危机,就将迅速的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四)外汇对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日益严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外汇是货币行政当局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券、长短期政府证券等形式所保有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的债权。由上述可知,拥有一国一定数量的外汇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当外汇的剧烈变动时肯定会影响一国经济的稳定,轻则经济衰退,重则出现金融危机。同样的,国际游资也可以引发金融危机。国际游资是以套利、套汇从而获得高收益为目的的投机资金。近年来,大量短期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是造成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实质上充当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
(一)加大各个国家之间的金融协调与合作力度
当今社会,各国之间的合作力度加大,金融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常因信息分散与金融衍生工具增加而使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从而是国际货币运行处于高风险状态。为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各国经济的稳定,只有通过各国加强合作与协调,才能有利于信息集中和有效监管国际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二)建立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机制
鉴于以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提出国际金融风险的七项预警指标: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巨额经常账户逆差、消费比例过大、预算赤字较大、资本流入的组成中短期资本比例高、汇率定值过高、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相对应于这七项预警指标,必须尽快建立起配套的金融危机预警组织和监督机构,并健全法规形成预警制度体系,形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预警网络。同时,更需要建立相应的防范机制,防患于未然,把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
(三)提高金融衍生物市场的监管水平
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衍生工具及其交易市场得以快速的发展。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在给投资者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如果大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发生信用危机,将极易引发外汇市场或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引起国际金融风险与危机的连锁反应。因此,加强对国际金融交易活动的监管,提高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水平,是避免发生金融危机所必须的条件。
二战导火索范文第4篇
女主人公对现实不满时，对抗产生，结果一团混乱，地狱产生，这是“我的世界”在起作用。主人公明白了消除裂痕，就能改变命运，和他者的世界消除裂痕，地狱就能变成天堂。这就是命运的密码。
［关键词］
身份 他者 命运
迪斯尼的动画片毫无例外的大场面，毫无例外的美轮美奂，并且出神入化，不着痕迹地说了一番大道理，让人心有不甘地诚服。
这部为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量身定做的影片，当然最好是青少年和父母一起观看，影片提出了一个大命题——改变命运，这部90分钟的电影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呢？
坦白的说，影片的情节设定并不新奇，甚至老调常弹，但讲述出来的道理还是让人深受触动。
尽管梅莉达从小就和母后感情颇深，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母亲的百般要求还是让她难以忍受，尤其在梅莉达觉得突如其来的婚事一事，更是成为两人爆发的导火索。然而争吵和赌气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只有彼此真正理解对方，并作出让步和妥协，才能解决问题。相比于之前体力上的勇敢和成长，心智上的勇敢和成长更为重要。
顺从身份生活，还是顺从我们的内心来生活？
我们拥有身份证时，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他者的世界，我们的身份认可是被别人证明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的身份转化的时候，还有什么来维系原有的存在呢？如同一个轮回过后，还有什么与过去产生联系。这是一个问题，靠记忆还是靠内心需求、还是碌碌无为的依靠身份生活？
当母后变成一只大熊时，身份发生了转换，改变已经发生，犹如卡夫卡的变形记，这种变形更像是一种惩罚，对自身需求的冷漠的惩罚，对平庸的刺激。果然当变成熊的母后，她也不得不思考身份的问题，是作为人来生活，还是作为动物生活。是顺从身份来生活，还是顺从我们的内心来生活，这给我们一个警示，犹如《朗读者》中的汉娜，在二战期间这样一位一字不识的普通妇女，一转眼变成了纳粹集中营的看守，直接间接地参与了屠杀。她忠实地顺从她的角色，做到了她的本分，在现代社会分工和官僚体制下，由于缺失了责任和爱，以及对道德的漠然，从而被身份所制约，因而产生了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悲剧的角色，那怎样摆脱角色的影响呢，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警告，无论是荣耀华位还是变成牛鬼蛇神，保持内心高贵，我们就会高贵，保持内心的善，俄狄浦斯王就不会去争斗从而失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也就摆脱了神给他的悲剧角色。保持内心的善，哈姆雷特王子就不会被仇恨所吞没，自己和所爱的人就不会毁灭。
他人即地狱，他人也是天堂。
人类都会有一个劣根性，认为这是我的世界，所以才会有蛮夷之说，地心之说。才会出现许多荒谬的悲剧。
我们生活在一个他者的世界，改变命运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改变环境，改变他者，所以女主人公找到巫婆是想改变她的母亲，以便顺从自己的意愿。这是否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二战导火索范文第5篇
通常情况下，通胀意味着经济过热，通缩意味着经济下滑。而“滞涨”是一种工业化过程中的新状态：物价上涨、经济滑坡、失业增加。听起来还真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消化不良。
“上周二纽约证交所停止交易后，华尔街一家经纪行业的副总裁查看了一下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的指示器。机器发出轻轻的唧唧声，他大叫一声：天啊，道琼斯指数又掉了16.50点。由于值钱而又热门的股票徘徊不前，股指最后收于671.54点，在94个交易日内下跌了126点。在此期间福特总统入主白宫。”《纽约时报》1974年9月1日的这篇报道中，记者也许意识到了道琼斯指数可能更严重的下跌，但他绝无可能判断出今后的将近10年中，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运行状态。
道琼斯指数没有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继续暴跌，从而带来新的一次大萧条。到1975年12月6日，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跌到了577.6点的最低点，从最高点下跌45%后企稳。人们同样没有想到的是，直到7年以后的1982年，道琼斯指数才重新回到1972年创下的千点高位。这10年，美国股市和美国经济一起没有跌入深渊，而是陷进了泥潭。这是一种从未发生过的特殊经济现象——“滞涨”。
二战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恢复期，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将近20年的高歌猛进时期。美国经济的一路走好，带来股市的一派繁荣。1956年5月12日，道指首破500点大关。1972年11月14日，道指首破1000点。 很多经济学家把美国经济走出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归根于里根上台后所实行的减税、减少政府干预等一系列新经济政策。但更加主流的看法是，技术进步才是美国走出滞涨的根本原因。
1792年，24名纽约经纪人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订立协定，约定以后每天都来这里进行股票交易。1863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882年，道与好友琼斯在华尔街一幢紧靠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楼里创办了道琼斯公司。1896年5月26日，道第一次计算并对外公布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数，当日指数为40.94。从此，道琼斯被当作了美国经济的晴雨表，进而成为世界经济的晴雨表。 很多经济学家把美国经济走出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归根于里根上台后所实行的减税、减少政府干预等一系列新经济政策。但更加主流的看法是，技术进步才是美国走出滞涨的根本原因。
证券经纪人长达20年的好日子看样子要结束，年经纪人心怀忧虑。“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之中有7000多人离开华尔街到其他行业就职。一位离职的前经纪人说：我的黄金之年是1971年，那时我一年赚了3万美元，而到了1973年，我的收入降到了1万美元的水平，我不得不离开证券业”。
石油危机是股市下跌最重要的导火索，但“滞涨”并不能全部归结为石油危机的原因。股市的低迷源于经济的不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被“滞涨”缠身，当然，石油危机加剧了“滞涨”的深化。
第一次石油危机从1973年10月因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由于沙特等石油输出国组织向偏袒以色列的美国施行禁运，国际油价从3.01美元在2个月翻两番飙升到12美元，导致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197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美日的经济当年都出现了负增长。
除此之外，食品价格也由于粮食紧缺而大涨，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1972 年，自然灾害席卷全球，世界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2.9%。1974 年世界粮食再次减产，紧缺状况进一步加剧。1973 年和1974 年，美国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幅度分别达到13.2%和13.7%；1978 年和1979 年，上涨幅度分别达到9.7%和10.7%。
油价和粮价的大幅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率前所未有地高涨，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10.46%，而美国战后各经济阶段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33%～3.54%。这种通胀我们很熟悉——由于国际市场能源和矿产涨价所导致的所谓“输入性通胀”。
由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对中东低价石油的高度依赖性，石油的大幅涨价导致物价水平的整体提升。随着经济对石油涨价的逐渐适应，股市也开始快速回升，1975年道琼斯股指开始大幅度反弹，到1976年底就基本回到1973上半年的水平。但由于缺乏经济增长的支撑，一直到1982年，道琼斯指数长期在800点到1000点之间徘徊，牛市变成了牛皮市。所以，20世纪70年代，也就被称作美国版“失去的10年”。
除了石油危机和由于“水门事件”导致的美国政局危机，“滞涨”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经济艰难转型中的阵痛。二战结束后，美国拥有占当时世界总量80%以上的黄金储备，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施行。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统领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宣告瓦解。
以美国强大的国力为什么难以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一方面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产生巨额的政府开支。而与此同时尼克松之前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总统所倡导的“伟大社会”的计划，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急剧膨胀。花销不断扩大，但经济上的竞争力尤其是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日本等新兴工业国的围堵下开始逐步下滑，导致出口贸易顺差不断减少。1971年5月，美国对外贸易出现了13.03亿美元逆差，这是自1893年以来美国对外贸易第一次出现逆差。之后除了1973、1975年为小额顺差外，其余年份均为逆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宣布，美国工业化的过程已经正式结束。美国需要从经济转型中获得新的竞争力。
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无论基础设施投资、出口还是消费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但随着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日渐减少、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内消费也增长乏力。总体上，由于新技术带来的产业革命未能及时衔接，是美国“失去的10年”的根本原因。“滞胀”阶段是美国“二战”后最艰难的阶段。从 1969 年12 月到1982 年12 月，美国有13 年的时间停留在滞胀的阴影下。平均每3 年多就有一次衰退，实际GDP 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9%，而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10.46%。
二战导火索范文第6篇
广场协议：泡沫经济的导火索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为了巩固自己的全球霸主地位，为冷战战略服务，积极扶持作为战败国日本的经济发展。同时，日本政府为了尽快从废墟中爬起来，开始推行“产业优先、发展优先、富国富民”的方针，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1955年到1979年，日本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0.9％，同期联邦德国为5.6％、法国为4.2％、美国为4％、英国仅为2.4％。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从1950年的1.5％，猛增到1980年的13.3％，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7位跃升到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至1985年，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对外净资产达1298亿美元，日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在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日元所占比重达到8％。与此同时，身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却面临着经济萧条，贸易与财政出现双赤字。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即G5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并达成一揽子协议，史称“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协议内容包括抑制通货膨胀、扩大内需、减少贸易干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协作干预”外汇市场，即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日元汇率一路上扬。至1986年5月，美元对日元汇率突破160日元大关，不到一年的时间，美元已贬值近40％，至1987年更达到120日元，美元贬值约50％，日元迅速升值近1倍。
对于经济强烈依赖出口的日本来说，日元的升值，严重打击了依赖出口且以欧美为绝对重点的日本经济，国内经济面临大幅下滑风险，日本政府不得不将精力更多地投放到刺激内需上。日本政府选择了降息这一调控方式，在日元迅速升值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本央行将利率从1985年的5％降至1987年3月以后的2.5％。加之正值金融管制放松的大环境，日本国内信贷大幅膨胀，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泡沫开始形成。
愈吹愈大的房产经济泡沫
央行利率调低之后，由内需带动的日本经济开始好转起来。在个人消费方面，伴随着日元升值，日本国民开始大量购置房产、购买大型彩色电视机和高级进口轿车以及赴海外旅行。日本企业在逐步加大海外投资力度的同时开始不断地大量购置土地、建设厂房、增加设备投资。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日元升值后急剧扩大的购买力虽然极大地刺激了内需，造成了日本经济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它同时也造成了国内房地产与股市等非实体经济的泡沫愈吹愈大。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飞快上涨，包括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和神户等城市在内的土地价格，以两位数的惊人速度飞升。受到所谓“土地不会贬值”的土地神话的影响，以转卖为目的的土地交易量增加，地价开始上升。当时东京25个区的地价总和甚至达到了可以购买美国全部国土的水平，而银行则以不断升值的土地作为担保，向债务人大量贷款。1987年，投机活动波及所有产业，大量热钱涌入日本股票市场，股市开始一日千里，快速上涨。
广场协议签订三个月后，即1986年1月，日经225指数拉开了四年大牛市的序幕，起点为13000点，到年末升至16400点，相比1983年的平均水平升幅近一倍之多，至1987年底股价指数突破2万点。988年东京股市总成交额为286万亿日元，总市值为477万亿日元，分别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1.6倍和1.5倍。至1989年底日经指数达到58957.44点的历史高点，日本股票总市值为GDP的1.6倍，占全球股市市价总额的42％，日本泡沫经济迎来了最高峰。
泡沫破裂，日本进入失落的十年
二战导火索范文第7篇
但是，人民币会升值。这种升值与经济因素关系不大，它与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战略和军事地位有直接关系。美国挑起全球货币战争
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调低利率，导致美元对所有货币贬值，除了人民币。美联储已经表示，将进一步放宽货币，美元面临进一步走低压力。
很显然，美国政府已经决定，要通过出口来解决目前的经济增长和失业问题。美联储将通过继续维持超低利率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
现在，货币对美元升值的国家都将成为输家，中国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人民币是紧盯着美元的。回想起来，人民币盱住美元堪称中国的智慧之举，因为只要两者之间的汇率不变，美元贬值就意味人民币也将贬值，如此一来，和美国一样，中国的出口也会增加。
许多国家正试图贬值本国货币，这些国家包括巴西、日本、瑞士、泰国等。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维持自身的经济发展，具体措施包括控制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来投资加税、干预货币市场，等等。
上述举措给国与国之间的资本自由流动设置了一系列障碍，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贸易和投资增长放缓。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美国经济的放缓，而上述国家新设置的障碍，情况很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这不仅影响经济增长已经放缓的发达国家，也会影响到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不利。
现在的美元贬值，很像1967年英镑贬值时的情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殖民地发起独立运动，导致当时的英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急剧下挫。
美国应允美元贬值的决定，反映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与当时的英国有类似的遭遇。美国意识到不应该继续为他国的经济好转负责，美元的贬值真实地反映了美元帝国的结束。
人民币与美元联系紧密
事态会如何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货币价值。传统的答案是，货币的供应和需求。然而，这没有切中问题的核心。核心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从根本上影响着货币的需求呢?
一种回答是经济学上所讲的基础生产力。这个答案只对了一半。答案的另一半是，既有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社会势力，也包括政府管理。一旦一个社会建立了一定的生产基础，从中获利的强势利益集团就希望维持这个基础，这直接影响政府的管理。换句话说，一旦经济基础建立，强势的社会力量会引导一定的货币价值，而且抵制变革。
在货币问题上，有两个核心国家，它们是中国和美国。在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强势的社会力量抵御本国货币升值。
在美国，工会是非常强大的，而且背靠政府(目前正因中期选举而焦头烂额)。美国政府的压倒性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以维护政府威信，为此，政府可以采用任何手段。由于靠自身经济难以增长，美国政府决定放宽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走低。
在中国，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是重点投资对象，远胜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抑制了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出口竞争力，影响了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中国的判断是，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中国的竞争力将受到重创。与美国政府一样，中方政府压倒性的目标也是采用一切办法增加就业机会，以巩固执政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政府有着相同的目标、动机和方法。
当然，中国可以依靠自身获得经济增长，但这不足队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以维持社会长期稳定。因此，中国决定人民币盱住美元。在某种程度上，美元贬值实际上对中国是有帮助的，在中国现行的货币制度下，美元贬值意味着人民币对世界其他货币也贬值，这将帮助中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这两个国家，都存在着对社会和平与和谐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团体。美国有工会，中国有国企，它们对政府举足轻重。它们强烈要求维持现有地位。中国的国企希望继续保持对它们有利的投资现状，美国的工会则希望保住他们喜欢的工作和退休金制度。这两股社会力量，将采取任何行动抵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大幅变动。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会有剧烈变动。
美元与人民币联系紧密，两国的强势集团都希望维持现状。美元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已被人民币
美元这一货币轴取代，这对全球货币体制和贸易发展都将产生影响。
现在已经有了G2(即中国和美国)的说法，认为中国和美国联盟可以统治全世界。当然，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个假想而不是现实。
现实中，G2的影响力也着实不可小视。G2决定着全球的货币态势。基本上G2的计划是，将本国货币贬值，其他货币据此重新估值。这对其他国家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它反映出G2的如意算盘是，永久保持自己的优势，尽管这可能增加其他人的开支。因为它们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它们可以这么做，而不必向任何人交代什么。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长期来看，新兴国家的货币在升值，而发达国家的货币在贬值，人民币与美元这两种重要的货币与其他新兴国家货币之间的不匹配正在扩大，同样，它们与发达国家货币之间的不匹配也在扩大。
因此，人民币美元这一货币轴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态势将加剧。这将导致其他国家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控制和限制资本和贸易，它们可能控制贸易、限制进出口等。这无疑会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更大的痛楚。
强势货币的背后是强大的军队
“二战”前，美国经历了大萧条，正是“二战”解决了美国的失业和经济衰退问题。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签署，全球主要国家同意执行固定汇率制度。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得以巩固。事实上，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决定因素是，美国无可争议的全球军事强国地位。
20世纪70年代，世界抛弃了固定汇率制，但因为在美国的主导下，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良好，所以其他国家的货币仍然与美元挂钩。美国仍然占着军事主导位置，它能够支撑这种货币制度。如果有需要，美国可以通过武力控制主要的全球性机构，也有能力防止贸易、军事或者其他任何攻击。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折点，美国的经济实力正在下滑，因此其执行货币制度的权威度也在下滑。虽然其军事实力占主导地位，但正逐渐受到威胁，特别是在亚洲，中国的崛起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美国再也不能宣称自己能够掌控亚洲的贸易，因为它在该地区的强势地位正在一点一点减弱。
这意味着，美国不能强迫中国改变其货币政策，只能通过谈判。而这两个国家的核心社会力量又倾向于维持现状。所以，人民币美元这一货币轴很可能继续维持，直到中国认为改变符合中国的利益为止。美国唯一的谈判基础是，美国仍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有能力在亚洲地区行使权力。事实上，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在不断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在货币问题上的影响力在增强。
二战导火索范文第8篇
作为参照系的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创，受创程度可用“满目疮痍”来形容，而其恢复能力则更可用“惊人”来形容。二战后，日本积极发展经济，1953年至1973年的20年间，日本经济迅速崛起，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更是取得了9%的平均增长率，但随后却于1973年下降为4%，尽管仍为美国的1.5倍，高居发达国家之首，但已停止了之前的高速增长态势。到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的签订使日元升值，出口受到抑制，到1990年出现经济泡沫。为此，日本开始提高利率，1991年日本随即出现股价与房地产价格的双双下跌，此后的十年（“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只有1年达到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值。对于日本经济一路走来的发展模式、轨迹以及后期经济出现衰落的原因，可做如下阐释。
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日本经济能够从二战后迅速崛起，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战后初期，其通过国内自身变革改良等因素支撑本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第二阶段则是在日本经济已取得一定成绩后，在亚洲处于经济领导地位后，亚洲各国纷纷效仿日本模式，并按照产业链的上下游分布，形成雁阵理论的发展模式。
第一阶段的变革和技术提升。二战后，日本得以形成不同于欧美的自身高速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点支撑因素。
一是引进先进技术，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一直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而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同样是通过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来提升自身生产能力，并通过发展如住友集团、三井集团、三菱集团、丰田集团等一大批企业，鼓励其在引进西方国家新进技术的同时积极创新，提升自身研发能力，逐渐形成自身知名品牌，再出口与西方的大公司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和汽车出口国。
二是重点提升农业技术和生产能力，以解放大量劳动力。日本之前一直是农业大国，为顺应世界工业化的发展步伐，同时要在人口稠密的日本解决大量人口的粮食问题，日本积极提升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解放大量劳动力到工业化中，从人力资源方面支持日本工业经济的发展。
三是以自有资本支持经济发展。日本与中国一样是高储蓄国家，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民间，都拥有较高比例的储蓄，同时，出口的发展也使日本保持了常年的贸易顺差（这也是“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的原因）。因此，日本尽管也在引进少量外资，但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本来源主要为自有储蓄和贸易顺差。
四是扶持优质大企业支撑经济发展。日本政府还通过主办银行制（主办银行制是由一家或多家银行与企业形成财团，各企业持有银行股份，银行向各家企业派驻董事，几家核心企业与银行组成决策委员会，由银行董事长任委员会主席的制度）与“挑选赢家”的模式，在众多企业中重点扶持一大批优质企业，使得这些优质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逐渐凸显出来。
第二阶段的雁阵理论发展模式。在日本经济高速崛起后，日本的成功模式引来了同处亚洲的其他国家的模仿，而日本自身经济增长出现的瓶颈也使日本将产业与资本的目光转向其他亚洲国家，同时，其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产业与资本支撑也推动了亚洲经济的发展。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各项成本都在增加，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也在日渐提升，而其他亚洲国家看到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后，积极效仿日本，最终形成了各产业的上游留在本国，而将产业链的低端由日本转向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顺序首先是“亚洲四小龙”，然后传导至中国，目前已日渐传导至东南亚诸国，形成了当时亚洲以日本为“雁头”的雁阵模式。
但在日本一些低端配套产业逐渐转向亚洲其他国家的同时，日本经济本身的瓶颈逐渐显现。如前所述，早在日本“失去的十年”前，日本的经济增速已在逐渐放缓，多年积累的贸易顺差以及高额储蓄也在积极寻找更高的利润空间，使得资本大量流出。首先，资本大量流向发达经济体，以求保值增值，大量资本的流出以致当时美国人曾惊呼日本要买下美国。其次，被誉为新兴经济体的亚洲其他国家迅速崛起，需要大量外国资本，因此，日本的大量资本同转移的产业一起流向亚洲的其他国家。再次，在“广场协议”后，日元于1985年至1995年间承受着巨大的升值压力，资本转移流向亚洲其他国家，在增加日本亚洲影响力的同时，也可减少贬值压力。最后，亚洲其他国家在依靠自身储蓄模式发展的同时，伴随经济总量的扩大，对资本的需求也日趋强烈，而日本这一同属亚洲国家又为“雁头”的资金供应者，无疑受到普遍欢迎。
日本经济增长危局。在雁阵模式下，以日本为“雁头”的亚洲各国实业紧密联系、资本上密切相关，这也使得日本经济在出现困局时波及到了亚洲其他国家。
除日本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致使日元贬值，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外，日本之所以出现“失去的十年”，其自身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日本经济赖以成功的模式有一大特征——“退休挂职”制，即官员退休后回到企业继续担任高管，这在增强企业与政府的联系，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相应的腐败，影响了公司有效治理体系，影响了其市场竞争力。二是日本银行的国际经验不足，在其资本计算中将未实现价值的股票也算作资本，同时，按照账面价值记账，使得资产价值虚高。日本银行经营的杠杆率也通常高于西方银行，过高的杠杆率使得经营中一旦出现风险，银行便难以为继。此外，日本银行实行主办银行制，使企业在银行的信贷决策中占有较大的话语权，银行在控制关联交易方面难以保持客观性，致使投放了大量贷款。三是日本当时为刺激增速放缓的经济，大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造成财政赤字严重，同时，又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升值压力，使得货币超发、资产出现泡沫、土地价格高企，为日本经济的危局埋下了隐患。
到1995年，日本已出现部分银行倒闭，使得股市大跌，随后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外界开始不看好日本经济，日元贬值与房地产泡沫破裂同时发生，进而造成螺旋效应。而此时的亚洲其他国家同样面临信贷扩张下的资产泡沫问题，日本企业受困于国内的经济不景气，加之亚洲其他国家资产泡沫也日趋严重，造成日本企业的两项举动并助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在资本方面，开始对亚洲其他国家实施资本撤离以增援国内。在实业方面，由于本国实业受损，造成了处于产业上游的日本企业对下游产业链的亚洲各国企业的需求减少，这又致使亚洲各国实业受损。这都助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亚洲金融危机反过来又使得日本经济停滞进一步加剧。
在经济出现危局后，日本企业普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又使得日本难以走出泥潭。传统观点认为，当经济衰退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使市场资金供应充足，降低资金供应利率，使企业及实体经济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所需的资金并尽快走出低谷，但由于日本企业在走出短暂困境后，出于对过去高负债、高杠杆率经营的恐惧，在负债经营方面踯躅不前，不愿过度扩大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使得宽松货币政策难以推动企业的扩大经营，也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无衰退之辩
作为与日本同处亚洲的中国，如同之前的日本，于改革开放后保持了30余年的增长奇迹，加之两国的多方面相似之处，以致各界均惊呼中国在经过数十年高速增长后，是否也会出现如日本式的衰退。为此，在结合第一部分基础上，浅析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之异同，并探究当前之风险。
雁阵模式中实体经济产业链的承接。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相似性的一大特征，在于高速增长之处都是从模仿欧美制造业开始，并首先从承接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制造业开始，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作为早于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日本，起初也是从模仿欧美制造业并逐渐形成本国的产业品牌，而中国则是在日本已成为发达经济体后，在以日本为“雁头”的雁阵体系中扮演30年前日本的角色，并逐渐实现技术升级和产业变革。但应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已形成了丰田、本田等国家制造业品牌，而中国仍面临产业升级需要创立自主品牌的压力。尽管中日两国经济直至今天，仍在制造业等产业体系中维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发展起始点的相似却未必成为“中国会重蹈日本覆辙”这一推论的根据，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其他因素也千差万别。因此，发展模式的相似性仅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高储蓄率与引资发展模式的差异。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样为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所重视。尽管同为高储蓄国家，但相对于本国总体经济发展的体量等方面要求，日本可通过自有储蓄和贸易顺差的累计，而中国的自有资本相对有限，尽管通过贸易顺差与强制结售汇制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但从改革开放初期便开始实施的招商引资及中后期日趋增大的资本项目顺差，都成为支撑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这本身也显示了中国本土经济比之日本有着更适宜的投资土壤，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更好的预期。
处于农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差异。日本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撑为农业技术改良，得以解放大量劳动力以支援工业发展。而中国的使得经济发展初期劳动力相对过剩，本身较日本有着劳动力优势，而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尽管有所推进，但由于土地所有制等方面的因素直到近期方才开始推进集体农场等经营形式。因此，中日两国农业发展阶段的差异也使得对整体经济劳动力的供应存在不同。
主办银行制与中国的商业化改革。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原因在其实行主办银行制，强化银行与企业间的联系，支持“挑选赢家”的企业发展，但在企业出现问题时，难免不会影响企业的风险控制，特别是在银行与控股企业的关联交易方面，大量贷款风险控制方存在隐患。而中国银行业在经历20世纪末的不良资产剥离和商业化改革后，银行业在关联交易和各项风险管控方面，特别是银行业监管上在全球均是趋严，尽管次贷危机后出现了天量信贷，但总体均流向实体经济，并未出现超发。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基本可控，不会出现日本主办银行制的风险。
中国式影子银行与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在评估我国的各类风险中，影子银行被认为是重要的风险源，中金公司更是估计我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达27万亿元之巨。基于次贷危机中美国影子银行体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各界对此“谈之色变”。但应看到，相对于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各类高杠杆衍生品交易，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更多是在银行与实体经济间充当各类合法及非法的交易中介，资金通过影子银行体系最终流向实体经济。这客观上也说明我国实体经济对资金的渴求。当年，日本在陷入“十年衰退”并实施各类刺激政策难以维持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实体经济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即资金需求方对资金的需求不旺，这不同于我国实体经济对资金的旺盛需求与增长潜能。
房地产价格的危机之辩。日本经济在危机时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高企直至崩盘，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十年衰退”的直接导火索，而深层原因则是实体经济对资金需求不旺与投向其他国家的资本大量回流，使得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直接冲高地价和房价造成的泡沫所致。而我国在持续房地产调控中，尽管房价持续上涨，但整体风险仍然可控，银行对房地产的信贷风险控制仍属趋严。购房者也不同于次贷危机中欧美购房者的零首付或极低首付的高风险购房，而是集全家之力的购进资产行为。土地出售方的政府也在尝试各类改革，以缓解单一土地财政的风险。在多重努力下，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当前持续降温下，风险仍然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