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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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太宗十思疏范文第1篇
高一语文《谏太宗十思》文言文知识点
一、通假字
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无”通“毋”，不要。
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振”通“震”，威吓。
二、古今异义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根本：古义，树木的根;今义，指事物的本质。
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 纵情：古义，放纵情感，即“骄傲”;今义，尽情。
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 虚心：古义，使心虚;今义，一种谦虚的美德。
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以为，古义：以(之)为;把(它)当作。/今义：认为。
三、词类活用
① 名词用作状语
貌恭而不心服 貌：表面上。 心：在内心。
② 名词作动词
江海下百川 下：居于……之下。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 君：做君主，统治。
③ 形容词用作名词
人君当神器之重 重：重任、重权。
居域中之大 大：重位。
惧谗邪 邪：邪恶的小人。
择善而从之 善：好的意见。
则思正身以黜恶 恶：奸恶的小人。
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 能：有才能的人。 善：好的意见。
居安思危 安：安全的环境。 危：危险的可能。
④ 形容词用作动词
智者尽其谋 尽：用尽。
源不深而望流之远 远：远长。
塞源而欲流长者 长：远长。
能克终者盖寡 终：坚持到底。
⑤ 形容词使动用法
必固其根本 固：使……牢固。
知止以安人 安：使……安宁。
正身以黜恶 正：使……端正。
⑥动词用作名词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 可欲：指看见想要的东西
⑦形容词意动用法
乐盘游，则三思以为度 乐：以……为乐，喜欢。
忧懈怠，则慎思而敬终 忧：以……为忧，担心。
四、重要虚词
之：①臣闻求木之长者 结构助词，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②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 结构助词，的。
③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 代词，指代天下。
以：①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来，表目的的连词
②虽董之以严刑。介词，用
③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 来，表目的的连词
④则思无以怒而滥刑。介词，因为
而：①源不深而望流之远：连词，表转折。
②则思谦冲而自牧：连词，表递进。
③垂拱而治：连词，表修饰。
④子产而死，谁气嗣之：连词，表假设。
五、重点实词
盖：①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表示不十分肯定的判断，大概。
②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连词，承接上文，表示推断原因，因为。
虽：①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虽然。
②虽董之以严刑：即使。
诚：①必竭诚以待下：诚心。
②诚能见可欲：如果。
下：①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臣下的意见。
②臣虽下愚，知其不可：智力低下。
③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居于……之下。
④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地位低下的人。
当：①盛夏之时，当风而立：对着，面对。
②人君当神器之重：掌握，主持。
③安步当dàng车：当作。
安：①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安定。
②燕雀安知鸿之志哉：怎么。
③项王曰：“沛公安在?”：哪里。
④衣食所安，弗敢专也：享受。
⑤不念居安思危：安全的环境。
⑥则思知止以安人：使……安宁。
信：①信者效其忠：诚实。
②愿陛下亲之信之：信任。
③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信用。
④忌不自信：相信。
求：①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追求。
②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探求。
③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请求。
④不求闻达与诸侯：追求。
⑤府史闻此变，因求假暂归：请求。
治：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治理。
②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医治。
③不效则治臣之罪：惩治。
哉：①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哉。表反问语气，呢
②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表反问语气，吗
③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表反问语气，呢
所：①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所”加动词的固定结构
②山峦为晴雪所洗。表被动
克：①能克终者盖寡：能够。
②然操虽能克绍：战胜。
③公乃与克日会战：约定。
④克己复礼为仁：约束。
终：①终苟免而不怀仁：最终。
②能克终者盖寡：坚持到底。
六、句法
1、 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 介宾短语后置
2、 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 省略句
3、 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 “岂……乎”是固定句式，一般译为“难道……吗?
4、 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判断句
七、成语
居安思危 载舟覆舟 择善而从 善始善终 垂拱而治 戒奢以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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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太宗十思疏范文第2篇
2、不是享乐，也不是受苦；而是行动，在每个明天，我们命定的目标和道路，都要比今天前进一步。——《人生礼赞》《朗费罗诗选》
3、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4、我们要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就要虚心。譬如一个碗，如果已经装得满满的，哪怕再有好吃的东西，象海参，鱼翅之类，也装不进去，如果碗是空的，就能装很多东西。——《雷锋日记》
谏太宗十思疏范文第3篇
一、“安国利民”彰显“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思想
贞观十二年（638年）三月，唐太宗大宴群臣，唐太宗对大臣们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经历艰险，草创国家，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以后，直言劝谏，匡正朕的过失，使国家长治久安，安国利民，魏征的功劳最高。”高度评价了魏征在“安国利民”方面的作用。综合考察魏征的一生，可以说他始终把“安国利民”作为其人生追求，始终把国家利益、百姓幸福放在第一位，充分表现其忠君爱国，以民为本，“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思想。
古有“登封报天，降禅除地”之说。登泰山进行“封禅大典”是古代皇帝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是帝王们所追求的荣耀。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鼎盛时期。但终其一生却未到过泰山，举行象征帝王文治武功的泰山封禅，原因就在于魏征的劝谏。魏征认为太宗虽然功业告成，但恩泽不足以广施百姓，言辞恳切，据理直言，说服唐太宗放弃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使国家减省了一大笔财政消耗。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在贞观之初到贞观十三年间为政态度的十大变化，通过这十个方面的今昔对比，对唐太宗施政方面不能一如贞观之初，“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善始善终，而代之以奢侈，随便增派百姓劳役，用人随自己的好恶，喜欢游乐，不专心治理国家等缺点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论述得深刻透彻，动人心魄。英明的唐太宗看完奏疏以后，虚心接受，“愿改之，以终善道”。并反复研读，列于屏障，朝夕诵之，警醒自己。
二、愿作“良臣”凸显“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思想
贞观元年（627年），魏征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告发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是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唐太宗说：“俾臣为良臣，毋俾臣为忠臣。”《新唐书・魏征传》是这样记载的：“我听说君臣之间上下同心，才能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让他作“良臣”而非“忠臣”。太宗感到吃惊，询问魏征“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稷、契、咎陶一类人都是良臣，龙逢、比干一类人是忠臣。能使自己身获美名，辅佐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的臣子就是良臣；相反，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又陷君主背上杀戮忠臣的恶名，使小家和国家都遭受损失，徒留空名的臣子是忠臣。‘良臣’与‘忠臣’可谓相去甚远。”唐太宗听后，深表赞同。
魏征不仅自己要做“良臣”，还力谏唐太宗做“明君”。唐太宗曾问魏征：“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征回答说：“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魏征并引历代的教训说：秦二世胡亥因偏信赵高之言，以致于“天下溃叛而不得闻”；梁武帝偏信朱异，以致于“侯景向关而不得闻”；隋炀帝宠幸宰相虞世基，虞世基对隋炀帝只报喜，不报忧，以致于“贼遍天下而不得闻”。他告诫唐太宗说：“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三、为官清廉昭示“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思想
贞观中后期，国家形势越来越好，李世民对开创初期的困境渐渐淡忘，励精图治的锐气渐渐消磨，滋长了奢侈之心。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出了著名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并对唐太宗的一些奢侈行为给予了极力的劝谏。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在洛阳建飞山宫，魏征即时上奏，指出修建宫宇劳财害命，谨记隋炀帝亡国之教训，劝诫李世民罢建“峻宇”，尽量节省奢靡之费。
魏征不仅劝谏皇上节俭省费，爱惜民力，而且对自己一样要求严格，清廉为官。
贞观七年（633年），李世民根据魏征对大唐的贡献和才干，要提升魏征为左光禄大夫（从一品官），封郑国公。可是魏征自认为对国家没有功劳，自己只凭借口才进言，就参与朝廷的决策，很怕自己境遇太好而自满，后来他用眼疾作借口多次上奏章请求让出职位。后来，魏征主持修完了朝廷的“五礼”（祭礼、朝天子礼、军礼、婚礼、丧礼），李世民十分满意。按规定可以封爵位给他的一个儿子。而魏征却再三推辞，执意拒绝。唐太宗不肯让步，魏征无法辞退，只好让皇帝给他的一个已故的侄子封了爵位。给死者封爵，封与不封，其实质都是一个样。
魏征早在青年时代就不治家产，后虽官至卿相，仍保持朴素作风。“所居室屋卑陋”，李世民几次“欲为营私”，帮他建造新房，都被他坚决拒绝了。魏征弥留之际，唐太宗亲自探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魏征只说了一句话：“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是说他个人什么要求都没有，只担心国家的兴衰。唐太宗为之“悲懑，拊之流涕”。
四、魏征人品官德的当代现实意义
以唐太宗和魏征为代表的贞观君臣，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为其后唐朝的极盛时期“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魏征的人品官德所彰显的“治国平天下”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1.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彰显“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纵观魏征一生，始终把“安国利民”作为其终生的的追求。魏征认为民众是国家立国之本，“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同志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借鉴魏征的“安国利民”思想，要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想群众之所忧，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需，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事、办好事，把党的宗旨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2.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彰显“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魏征愿作“良臣”而非“忠臣”，而且告诫唐太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同志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的十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要求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这样才能“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3.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彰显整顿“”的迫切性
魏征为官一生，崇尚节俭，清正廉洁，深深懂得“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为此，他告诫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求唐太宗惜民力，戒奢华。
针对我们党目前所面临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同志强调指出：“要集中解决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问题。这‘’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
谏太宗十思疏范文第4篇
徜徉典籍，博览群书，研读品味，收获颇丰。每每读到真切激荡之处，或心潮澎湃，或酣畅淋漓，或潸然泪下，常使我废书嗟叹，默然良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浩瀚深邃，洋洋洒洒，可谓根正蒂固，枝繁叶茂。
伏案拜读先人著作，悠悠漫长，浩如烟海，内心无不欣然、愤然、敬然、陶然。其中“四书”“五经”《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作品及“二十四史”又未尝不是代表之作。有史以来，上自黄帝，中止盛唐，下到满清，历经朝代之多，历史跨度之远，堪称空前绝后；其涉及历史人物之多，不可胜计；囊括事件之广，难以尽览；其言辞之精美，无以言表；其根基之正，令人折服。一言以蔽之，可谓底蕴深厚，观点磊落，辨证明哲，光芒四射。认真审视，细细研读，至深品味之余，不难发现通贯始终的一条要旨主线，即治国德为先，兴邦俗为重，为政安民，教化先行。
首先要治国安邦，必须以德为先。“德”，即一个人的品质和德行，是人的修养、素质的具体表现。它既是一个人的本，又是做人的行为准则，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基本操守，是人内心世界的外在体现。所以古代名君、圣王无不唯德是举，上自唐尧、虞舜、商汤、文武、周公，下至汉文、唐宗均以德举才，唯德举才，以德才为要务。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这样说道：“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为此魏征为太宗提出“十疏”，即治国的十条建议——“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时至今日，又何尝不是如此。自古及今关于“德”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德治”关乎国家的命运，“德性”对于普通百姓至关重要，而对于医务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来说，其重要性尤为明显。故而医生要有医德，否则就等于屠夫；教师要有师德，否则近似巫蛊，且教师还应身体力行，以自身去影响教化学生。而当政者更要以德为重，否则，就会急功近利，骄奢逸，利欲熏心，贪污腐化，背离人民，甚至走向反面，成为人民的公敌，“三个代表”和“执政为民”就是虚托之辞，空话而已。故圣人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总而言之，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为政以德，以德为先。
其次，兴邦安民，风俗为重。要实现国家振兴，人民安居乐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社会风尚，即社会风俗，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一个社会和谐与否、一届政府是否有所作为的试金石。所以北宋宰相司马光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唯明知君子，深积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其突出强调的是“风俗”的现实作用和长远功效，着力凸显良好社会风尚的关键性、基础性地位。如何才能树立良好的社会风俗？春秋时，齐桓公的宰相管子说：“首先要明辨是非，树立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帷，四帷不张，国乃灭亡。”其直接含义是，国家要振兴，必须树立尚礼义、知廉耻、明辨是非的良好社会风尚。让人们深知是非荣辱的标准，懂得应该崇尚什么、摒弃什么。古人尚且如此，而况如今呢？如今“百家讲坛”闪亮登场，站在平民立场，以通俗的语言讲述中国五千年灿烂的文化，为十三亿中国人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平台。放眼世界，“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建立，使华夏文化的精髓《四书》《五经》和中国的传统国粹“京剧”走向世界，使唐人街更加繁荣，使炎黄子孙扬眉于世界，最终让悠悠五千载的中华传统发扬光大。总之，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进步，均有赖于良好的社会风俗，社会风俗功效之大，不容忽视。
再次，治国安邦，教化先行。综观历史，古代圣哲和有为君主，治理国家，莫不以教化先行，推尚仁政，省徭役，简刑罚。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点评：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推行教化，是国家的急务和要务。教化确立之后，更为重要的是要付诸实施，实施教化的中坚力量就是教师，教师教育的对象是人，直接面临众多学子，其人品行为和教育方式又直接影响着一批人、几批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成长。所以世界各国对教师的资格标准要求得十分严格，既要有师德，又要有知识。因此唐朝大学士韩愈讲：“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其对老师职责的界定，科学、准确、到位，可谓是百世不易之理、千古必循之道。教师职业既崇高神圣，又实在平淡，既要为人师表，又食人间香火。愿全社会尊重教师，努力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个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为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创造优越条件，对教师的管理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求全责备。愿天下老师堪称其任，不辱国家使命和人民重托。愿所有老师德高望重，毕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国家前途，民族未来，岂容小觑！
谏太宗十思疏范文第5篇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的问题。
王珪,字叔玠,性沉澹,为人雅正,恬于所遇,交不苟合。时太宗召为谏议大夫。帝尝曰:“君臣同德,则海内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谏正,庶致天下于平。”珪进曰:“古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谏不用,则相继以死。今陛下开圣德,收采刍言,臣愿竭狂瞽,佐万分一。”硅推诚进善,每存规益,帝益任之。
它日进见,有美人侍帝侧。帝指之曰:“庐江不道,贼其夫而纳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为是邪?非邪?”帝曰:“杀人而取妻,乃问朕是非,何也?”对曰:“臣闻齐桓公之郭,问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庐江之亡,其姬尚在,窃谓陛下以为是。审知其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乐律授宫中音家,技不进,数被让。珪与温彦博同进曰:“孝孙修谨士,陛下使教女乐,又责谯之,天下其以士为轻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为人游说邪?”彦博惧,谢罪,珪不谢,曰:“臣本事前宫,罪当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枢密,责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帝默然惭,遂罢。
时珪与玄龄等同辅政。帝谓曰:“卿为朕言玄龄等材,且自谓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兼贤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彦博;济繁治剧,众务必举,巨不如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征。至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于数子有一日之长。”帝称善。(选自《新唐书》)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王珪为人正直。任谏议大夫之职以来,无论是引喻规劝,还是直言相谏,抑或是犯颜廷争,他都以诚待上,以理服君,因而深得太宗的赏识与器重。
B.王珪发现太宗有纳庐江王美姬之意,便以郭公因善恶不分而致灭亡的史实作类比,劝谏太宗吸取教训,采纳善言,知恶而去之,终使太宗心悦诚服。
C.王珪与温彦博替祖孝孙辩解,致使太宗大怒。王珪毫不畏惧地直言,自己因报效皇上知遇之恩,且受命尽忠职守才这样做,过错不在自己而在皇上。
D.王珪评论朝中大臣之才时,向太宗坦言自己多方面不如他们,而自己的长处就是能“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表现他谨慎谦虚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解析:B 郭公并非“善恶不分”而是明知故犯。
参考译文:王珪,字叔玠,性情沉静恬淡,为人正直,安于所遇,与人交往不苟且附和。当时太宗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太宗曾经说:“君臣同心同德,那么国家就会安定。我虽不是贤明之君,但幸而有各大臣常加规劝及纠正我的过失,但愿这样可以使天下太平吧。”王珪进言说:“古时天子有能直言进谏的大臣七人,都因谏言不被采用,而相继死亡。现在陛下发扬您的美德,采纳像我们这样的草野之人的意见,我愿竭尽愚钝之力,效力辅佐陛下。”王珪推诚尽忠,进荐善言,并常常存心规劝,太宗更加信任他。
一天,王珪觐见,看见有一位美人在皇上身边侍候。太宗指着她说:“庐江王不行道义,杀了她的丈夫而纳她为妾,怎么会不灭亡呢?”王珪离开座位回答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做得对还是不对呢?”皇上说:“杀了人却娶那人的妻子,竟然还问我是对还是错,为什么呢?”王珪回答说:“我听说齐桓公到郭国,问老百姓:‘郭公为什么亡国?’老百姓回答说:‘因为他能喜欢善的,厌恶恶的。’齐桓公说:‘如像你们这么说,他就是一个明君了,可为什么会到了灭亡的地步呢?’老百姓说:‘不是这样的,郭君知道是好的意见却不采纳,知道是错的事情却不停止做,所以灭亡。’如今陛下知道庐江王灭亡的原因,他的美姬还在您的身边,我私下里以为陛下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清楚地知道那是错的事情(但还要继续做),这就是所说的知道不对却不停止去做啊。”太宗十分欣赏他说的话。太宗派太常少卿祖孝孙用乐律来教授宫中的乐人,因这些乐人的技能没有长进,孝孙多次被皇上责怪。王珪与温彦博共同进言说:“孝孙是恭谨的人,陛下让他来教女乐,又责备他,国人怎能不认为皇上太轻视士人了呢!”太宗十分愤怒地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我心腹之臣,竟然依附下人欺瞒我,替人游说说情吗?”温彦博惧怕,谢罪,但王珪不谢罪,他说:“我本来侍奉前皇太子,论罪应当受死,陛下您怜惜我的性命,任用我,让我担任重要的职务,并要求我忠诚效力。现在陛下因私心而怀疑我,这是陛下对不起我,我没有辜负陛下。”皇上默不作声,感到惭愧,于是就不再追究了。
当时,王珪与房玄龄等一同辅佐朝政。太宗对他说:“你给我评评玄龄等人的才干,并且说说,你与这些人相比谁更贤能。”王珪回答:“努力不懈地为国家着想,凡是考虑到的就去做,我不如玄龄;文武双全,出能为将,入能为相,我不如李靖;上奏详尽明了,传达皇帝的命令,反映下面的情况,思虑恰当,我不如彦博;治理繁重事务,事事必办妥,我不如戴胄;把谏诤作为自己的职责,以国君不及尧舜为耻辱,我不如魏征。至于抨击坏人坏事奖励好人好事,疾恨邪恶喜好善美,我和他们相比有一点点长处。”太宗称好。
课案训练
1.(2013年高考北京卷)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文后各题。
曹彬字国华,真定灵寿人。彬始生周岁,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须取一印,他无所视,人皆异之。
五年,使吴越,致命讫即还。私觌①之礼,一无所受。吴越人以轻舟追遗之,至于数四,彬犹不受。既而曰:“吾终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归,悉上送官。
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尝造门,群居燕会,亦所罕预,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阳召归,谓曰:“我畴昔常欲亲汝,汝何故疏我?”彬顿首谢曰:“臣为周室近亲,复忝内职,靖恭守位,犹恐获过,安敢妄有交结?”
七年,伐江南。长围中,彬每缓师,冀李煜归服。城垂克,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与其臣百余人诣军门请罪,彬慰安之,待以宾礼,请煜入宫治装,彬以数骑待宫门外。左右密谓彬曰:“煜入或不测,奈何?”彬笑曰:“煜素懦无断,必不能自引决。”煜之君臣,卒赖保全。
初,彬之总师也,太祖谓曰:“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副帅潘美预以为贺。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庙谟,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乎。”美曰:“何谓也?”彬曰:“太原未平尔。”及还,献俘。上谓曰:“本授卿使相,然刘继元未下,姑少待之。”既闻此语,美窃视彬微笑。上觉,遽诘所以,美不敢隐,遂以实对。上亦大笑,乃赐彬钱二十万。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
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驾临问,手为和药,仍赐白金万两。六月薨,年六十九。上临哭之恸。(取材于《宋史·曹彬列传》)
【注】 ①觌(dí):相见。
下列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曹彬拒绝借公务而取私利,不过他做人处事也讲究变通,收下礼品后如数上交。
B.曹彬为官清正,对宋太祖不巴结逢迎,对同僚也不结党营私,深得太祖的赏识。
C.曹彬突然称病,意在要求部下破城后不妄杀一人。他尊重降者人格,以礼相待。
D.曹彬富有智慧,才能出众,宋太祖虽然器重他,但是又心存戒备,并有所防范。
解析:D 本题考查归纳要点、概括中心意思的能力。D项,“但是又心存戒备,并有所防范”属于主观臆测,于文无据。
参考译文:曹彬字国华,是真定灵寿人。曹彬出生周岁时,他的父母把各种玩具排列在桌子上,看他拿什么东西。曹彬左手拿刀、枪之类的玩具,右手抓俎豆之类的礼器,过一会儿又拿了一枚印,其他的不屑一顾,人们都感到诧异。
显德五年,曹彬出使吴越,传达旨意完毕即刻返回朝廷。私下相见之礼,曹彬一点儿也没有接受。吴越人乘轻舟追着送给他,送了多次,曹彬还是不接受。过了一会儿,曹彬说:“我如果一直拒绝收礼,就是追求虚名了。”于是接受了礼物并登记了下来,回来后全部送给官府。
当初,太祖掌管禁军,曹彬中立不偏不倚,没有公事从不登门拜访,众人宴会,曹彬也很少参与,因此被器重。建隆二年,曹彬从平阳被召回,太祖对他说:“往日我常想亲近你,你为什么总是疏远我呢?”曹彬叩头谢罪说:“我是周室的近亲,又忝任宫内职务,静肃恭谨地恪守职责,还怕有过失,哪里敢妄自往来交际呢?”
开宝七年,朝廷准备讨伐江南。在长期围困时,曹彬常常延迟出兵,希望李煜能投降。城即将被攻克时,曹彬忽然称病不处理事务,诸将都来探病。曹彬说:“我的病不是药物能治好的,只要诸公诚心立誓,攻下城池之日,不妄杀一人,我就会自动痊愈。”诸将答应了。第二天,曹彬的病情稍微好转。又过一天,金陵城被攻陷。李煜与他的大臣们一百多人到军营请罪,曹彬安慰他,用贵宾之礼接待他,请李煜进入宫殿收拾行装,曹彬只派几个骑兵等在宫门外。曹彬的部下暗地对曹彬说:“李煜入宫如有不测,怎么办?”曹彬笑着说:“李煜向来懦弱,没有决断,既然已经投降,一定不会自杀。”李煜的君臣,最终赖以保全性命。
谏太宗十思疏范文第6篇
刚上高中的学生对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往往容易混淆，原因在于学生对这两种用法不了解，下面就这两种用法做一下比较。
对于使动用法，可以从使动词的语法功能来辨别。使令性动词后跟的是兼语，如，“它使我明白一个道理”，其中，“它”是主语，“使”是谓语，“我”是“使”的宾语，同时也是“明白”的主语，“明白”就是“我”的谓语了，所以只要是使动用法，就一定会形成一种倒过来的主谓关系。如，“项伯杀人，臣活之”（《鸿门宴》），其中，“活”是使动用法，“使之活”，那么，就可以看成是“之”做主语，“活”做谓语动词，即“之活”（项伯活下来）；再如，“外连衡而斗诸侯”（《过秦论》），“斗”是使动用法，就可以看成是“诸侯斗”（诸侯相斗），诸侯是主语，斗是谓语；再如，“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鸿门宴》），其中，“从”是使动用法，那么，就可以看成是“百余骑从”（百余骑跟从）这样的主谓关系。不管什么词性的使动用法，都可以用这种判断方法来辨别。大家可以试试下面几个例子：“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三朝北盟会编》），“贵贱等，贫富均”；“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谏太宗十疏》），“根本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中山狼传》）――先生的恩德，真是使死者复生，使白骨长肉啊，可以看成“死（人）生，骨（长）肉”。只要符合这样的倒过来的主谓关系，就可以看成是使动用法。
所谓意动用法，就是用如动词的形容词或名词在充当谓语时，表示主语认为宾语怎么样或主语把宾语当作谁或什么的一种用法。简单点说，“意动”就是一种主观意图，常常会译成“认为”“以为”“觉得”“把……当作”这样的意思，表示的内容往往只是一种主观看法。如，“渔人甚异之”（《桃花源记》）中的“异”，可以译成“觉得很奇怪”；“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赤壁赋》）中的“侣”与“友”，可以译成“把……当作伴侣，把……当作朋友”；“孔子登东山而小天下”中的“小”字，可以译成“认为……小，觉得……小”；“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美”，可以译成“认为我美”；等等。总而言之，意动就是自己认为或觉得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用法。
这样，从语法和解释两方面来看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就变得很好判断了。
谏太宗十思疏范文第7篇
洪诚说：“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实践中，对于一词一句的解释，无处不是训诂方法的运用，只是有的运用正确，有的运用错误罢了。”因此对于书本上的一些注释我们不能一味的偏信。应该怀有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是严谨教学严谨的基本精神。在中学课本上有些文中的注释还有待商榷。如《屈原列传》“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注释说：“夺，强取。下文的‘不与’是不给的意思。”这条注释未妥，上官大夫再坏，也还不至于到公然动手强行抢夺的地步，“夺”，除“夺取”之义外，古代还有“更改”的意思。《孟子·梁惠王上》中“不夺其时”，即勿改易其农时的意思。《论语·子罕》中“子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说三军的帅主可以改，而匹夫的志气不能变。凡此“夺”皆解为改易、变更的意思。“与”是说答应、同意。所以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屈原由于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后想更改它，屈原不同意。又如《陈情表》中：“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注释说：“舅父强行改变了母亲守节的意志。“夺”也是改的意思。
在中学语文古诗文鉴赏教学中，课本中有相当数量的古代文学作品，要弄懂这些名篇，自然也离不开训诂。如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日。“亭午”为什
么注释为“正午”?“夜分”又为什么是“夜半”?古音中，“亭”与“正”音相近，都是耕部音，二字声近韵同，所以，“亭”可以表示“正”的意思。明白“亭午”和了“夜分”的源流，我们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就深刻多了。
古代文化常识中的一部分也是中学生应当掌握的，对教师来讲，它也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有力法宝，训诂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文化常识。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吾与点也。”其中“点”是曾皙的名，“皙”是他的字。如果稍有训诂学知识，我们还可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古代名字相应”的常识。《说文》“点，小黑也”、“皙，人色白也。“点”正与“皙”字义相反。古代的名与字的意义之问往往有着各种联系，或相同或相关，故能闻字而知其名。如孔子名丘，字仲尼，“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丘即山，孔子生于尼山，排行老二，故字仲尼，“丘”正与“尼山”意义相关。刘禹锡《石头城》诗句：“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女墙”一词注释“女墙，指古代城墙上面呈凹凸形的短墙”，但求知欲强的同学又会问短墙为什么叫“女墙”呢?要解决此问题，我们仍然离不开训诂学知识，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凡物之少小者谓之子，或谓之女。”原来“女”本指女性，由于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处于较弱的状态，因此“女”可以表“少小”之义，因此“女墙”指城墙上呈凹凸形的短墙。
学习训诂，要掌握古汉语一些常见的修辞现象和语法规律，就能正确解释词语。有些句子，如代称是常见的修词手法之一——借代。坡《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即以“婵娟”代月。这样的例子很多；辛弃疾《太常引》“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若不明“金波”“飞镜”为代称之义，仅靠解释词语是行不通的。
忌讳是古人的礼仪传统，为求避讳，就必须讲究修辞方式而委婉言之，常采用改字的方法，不明避讳，容易致误。柳宗元《捕蛇者说》“以俟观人风者得焉，”人”即避李世民的“民”，魏微《谏太宗十思疏》：“怨不在大，可畏惟人，”“人”也是避李世民的“民”，可见忌讳在唐朝是十分盛行的。
谏太宗十思疏范文第8篇
[关键词]赵贞吉 人才思想 人才培养 知人善用
赵贞吉(1508―1576)，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1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曾为穆宗侍讲。去世时，万历皇帝为之辍朝一日。他以诗文与杨升庵、任少海、熊南沙称为“蜀四大家”。他为人正直，敢于痛斥权臣误国。从其文集中，笔者发现赵贞吉不仅是一位诗文大家，而且也是一位思想敏锐的政治家，其人才思想就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赵贞吉的人才观
赵贞吉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他认为“人才者邦家之基，而社稷之贞也”。赵贞吉认为后世的人主“欲成至治，当先务于得贤”。他将人才看得比兵与食还要重要，在《谢锦衣陆东湖书》中，他说：“仆尝谓兵食不足非国之患，人才不足则患之大也。今方隅之忧，岂不谓人才不足用之过哉?”
人才难得，就要注意人才的培养，并要加以督导。在《与谷近沧中丞书》中，赵贞吉说：“诸生进身之初，良心焕发之日，得大贤尊达引而伸之，使之跃然感动，知有向往。此事关系至大，犹重于为民造一时丰乐之福者矣。”为什么呢?赵贞吉用层层递进之法推导说：“天下无善治，由于人才之不具；才之不具，由于学之不明；学之不明，由于在位无人有以倡导鼓舞开发之耳。”可见督导之重要。
赵贞吉甚至认为唐肃宗能用李泌、郭子仪等平定“安史之乱”，并成就“中兴之功”，也是靠前朝的培养。他说：“李泌虽是奇才，然非玄宗长养栽培于无事之日，肃宗亦安得用之于有事之时乎?”
赵贞吉还以种树来喻对人才的培养：“十年之计，莫如种树；百年之计，莫如种人。种树在力，种人在智。种树为利，力之广也；种人为天下后世，智之广也。”他称赞文翁、郭有道(按，即郭泰)、王文中(按，即王通)、范希文(按，即范仲淹)、程伯淳(按，即程颢)这些人“必能种一时之人才”，而“在有国宰衡，则菁峨械朴吐握恺悌之化，必能种一代之人才”。
用人之道，重要的是还要有察人用人之术。赵贞吉主张以仁纯之心察人。他说君主往往在用人时“好小人而不好君子”，这是因为小人容易亲近而君子不易亲近。所以“非夫以仁纯心之君，乌能察而知之，好而任之也哉?”有了仁纯之心，“而后能亲贤也”。他进一步提出用人要核其实，认为“用人而不核其实，与无才同”，如果举用“浮之蠹而加诸功实之上”，国家就不能振兴，“不可不虑也”。此外，察人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赵贞吉的知人观
第一，要“惠不知人”。赵贞吉将孔子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作了新的阐释：“人不知我，其失在人，此不足患也”，这是因为“其实有未充”，导致“修身而名不著”，如果“实充而名又不著”，那是因为“其积有未久也”。可见赵贞吉认为应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赵贞吉认为如果以上做到了，仍然“人终不知”，也不必担心，因为“不明之失在彼，而我之所得固在也”。人所要担心的是“我不知人”，因为“我不知人，则不明之失在己也”。而这样“不明”下去，“其于人也，是非邪正之莫辨，而形迹疑似之不分矣。”
第二，知人难在知其心术，因而不可用无有实心和变诈之人。赵贞吉称赞帝尧不因丹朱“心性开通明哲”就用之，也不因共工有功而用之。赵贞吉以帝尧知人善任来告诫明穆宗：“夫君道在于知人，而知人最为难事非知其才能之难，乃知其心术之难也。”
第三，知其是否是能容天下之人。赵贞吉在讲《尚书・秦誓》说：“《大学》传言，为人上当公其好恶，又要用得一个公好恶的大臣，乃可平治天下。”这里的“公好恶”的大臣“其心断断然诚实，无他才能，只是度量宽弘，能容天下之人”，因为只有能容天下的大臣，才能做到：“见人有才能，即如己之才能；见人有俊美之质、通明之德，则其心好之不但如他口中称扬的言语。”这样的大臣，其度量能容天下之善，“真如海之容众流也，如山薮之容众物也”。人君得到这样的大臣而用之，“必能保我子孙常享富贵；保我黎民常享太平，其利不亦大哉?”
第四，知人而能久任。赵贞吉在给明穆宗的讲章中盛赞唐太宗重用善于守边的李世勤。他分析说：“假若得一好将如世勋，而不久任他，欲求其令行禁止，必不可得。此太宗之所以为明君也。”对唐太宗用人久任的赞赏，实际是赵贞吉在劝诫明朝皇帝应知人并久任之。
赵贞吉的善任观
第一，用贤人真儒。嘉靖十七年(1538年)，赵贞吉因感思明世宗“初年锐意圣学，后稍陵迟，颇惑方术，遂疏言敷求真儒，以赞大业”。在《乞求真儒疏》中，赵贞吉说：“人非不用，而鲜获得贤之效”，其原因是这些人“罔怀报主，因循偷安，流风委靡；股肱师保之义，郁而不明；论道经邦之职，旷而不修。日久日浸，无复奋庸之气”。赵贞吉认为用这样的人是难以成就大业的。所以他认为应该用吕望、傅说这样的大贤真儒之人，并说：“真儒者，适治之良骏而平章之利器也。”有了这样的真儒，“阴阳未调，水旱相仍，则大臣忧之；肆夷未宾，军务敝颓，则大臣理之；黎民流离，府库空虚，则大臣恤之；风俗衰恶，人才颇僻，则大臣率之；贪夫显行，酷吏未除，则大臣治之；百度未张，万方未和，盗贼具兴，则大臣任之”。赵贞吉所说的“真儒”来源于那些“明先圣之道、蕴经世之学、仁智老成之士”。赵贞吉认为：“取其尤著者以礼宾之，以师资处之，必究其道德之实、精一之蕴，庇民易俗之具。果系一代真儒，允契帝心者，则寄股肱辅佐之任，无令尚父良弼得专美于前。”
第二，用敢于执法的直臣。赵贞吉给皇帝侍讲《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唐太宗“以选人多以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之章，其略如下：“上欲依新行敕令”杀一个诈冒资荫的人，兵部郎中戴胄奏只当依律拟以流罪，太宗怒说这是守旧法而使朕失新敕之信。戴胄说：“敕者出于人君一时之喜怒，过喜则失于出，过怒则失于入，未可执以为信也。若那法律乃是酌古准今，当于人心，合于天理的，人君与天下后世共守此以为大信。”太宗对戴胄法重于敕之论很高兴，说：“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赵贞吉认为：“太宗初虽怒其违敕，后遂喜其执法，从谏如转圜，真英主也。”并说戴胄“犯颜争论于太宗之前，其事甚多，言如涌泉之不竭，上皆从之，天下遂无冤狱”。赵贞吉还将戴胄与西汉时“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对举说：“今戴胄在唐太宗朝为大理，亦令天下无冤狱，皆名臣也。人君当求此等人才用之，则天下国家可理矣。”
第三，用有忠孝大节的人。赵贞吉认为那些“徒事于博文稽古之功，而于人伦根本之大者，反不能实用其力”的人，不足以为学。这里的“根本”就是“忠君孝亲”，即：“事父母则能竭力而不遗，竭其身力以备顾养之奉，竭其心力以善怡悦之方”；“事君则思委身而不贰，在近地则委身于密勿之任，在远地则委身于扦御之劳。”赵贞吉认为：“人君欲求才以治天下，若得如前忠孝大节之人，好善质实、才与诚合之士而用之，则化理之成亦不难矣。”
第四，不喜媚悦之臣，而喜鲠直之臣。赵贞吉讲《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唐纪五十四》：李吉甫以天下已太平劝唐宪宗稍寻乐事，而李绛以“汉文帝时兵不血，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为安”劝唐宪宗不要因表面的太平而享乐。唐宪宗最终听从了李绛的意见，并说：“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赵贞吉评价说：“夫宪宗之为君，不喜吉甫之媚悦，而取李绛之鲠直。虽太宗之英明何以加哉!此唐祚之所以中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