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牙齿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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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牙齿影评范文第1篇

事实上，“新导演不断涌现”的背后是“新导演不断消失”，这与近年“资深”人士跨界逆袭至电影圈成为“新”导演，皆折射出近两三年台湾电影的最新动态：市场回暖活络自是好事，但容纳度与淘汰率越发成正比，导致了这些导演不同的创作出发点和生存模式，也更彰显出他们创作上的优势与不足。这一切的背景是台湾电影复苏正蹒跚起步，又适逢两岸合拍条件大为放宽，为台湾电影人打入一剂强力鸡血的同时，也似乎注定本土产业的断裂，新导演与台湾电影的命运紧密相连，究竟是回归的路只有一条，抑或他们会与香港人不同？本刊记者走访台湾电影人，最终没有结论，一切纯属探讨。

现象

井喷出一片新世界

新导演或许是今年台湾影坛的一大安慰。在金马奖垄断了最终入围的五个席位：被称为“今年最大惊喜”的张荣吉（《逆光飞翔》），把孪生少女青春成长拍得清新不俗的杨贻茜、王传宗（《宝米恰恰》），有来自动画界林世勇（《BBS乡民的正义》），还有两位在电视资深、在电影尚“新”的导演蔡岳勋（《痞子英雄》）、冯凯（《阵头》）。“既使是（台湾电影在金马奖）今年输了，可是从奖项入围的分布上可以看出，台湾的新导演们是很有可能接起棒子的。” 金马奖颁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如是说。

更何况符合资格报名、最终入围的五位还只是冰山一角，在他们今年同期，又或者最近几年，台湾都一直以每年至少两三位的频率，涌现出有相当实力的新导演。比如已在业内打拼多年的许肇任、李天爵，今年都带来令人惊喜的处女作。而过去几年的新导演，略略一数也是阵容惊人：2008年奇迹般爆发出来的林书宇、杨雅喆和魏德圣，2009年有何蔚庭、侯季然和戴立忍，2010年则有王育麟、陈骏霖， 2011年出现了九把刀、连奕琦……没错，他们拍出首部剧情长片、成为正式意义上的电影导演，还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

原因

供不应求，小兵当大将

台湾新导演的成群结队出现，极大异于大陆“第六代”、香港少壮派之后多年来新人寥寥。当然，新导演井喷这看似正面的现象，背后原因却略显负面：台湾电影产量相对不高，而且代际断层，大导演如侯孝贤、蔡明亮如今出手越发慎重，久久才开始运作一部电影，本来就少的中生代如张作骥等创作周期也不短，而这些大腕和中坚们的“让位”，客观上给予新生代导演极大的发挥空间，而也正是他们撑起了每年本土电影的产量。——这与大陆电影市场主导，大腕客观上挤压到年轻人生存空间的情况，大为迥异。

“我觉得是去年的那一拨大的成功，鼓励了很多创作者和投资方，开始希望在这个市场上有所斩获”，台湾资深电影行销人王师说，“当市场开始蓬勃的时候，许多的投资机会需要找到能够把案子执行完的导演，那这些导演就有机会被拔擢、看见。”在他看来，新导演当中固然有人累积已久，但相比起中生代导演来说，新生代已经运气好不少。“假如台湾电影是一条隧道，中生代导演他们进入市场的时候是在隧道中间，他们还有一半的苦还没吃完，可是这些新生代导演，他们已经在隧道的末端了。”他说。

闻天祥点评新导演作品

张荣吉《逆光飞翔》：

纪录片、写实传统与小清新的完美结合

他算是在影片里面平衡得最完美的。一方面处理这种外界所谓的“小清新”，这他也有，可是他的东西很接近生活，不再只是那种轻飘飘的爱情。在光影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关于怎么去诱发演员的表演能力，我也觉得他很有大将之风，张荣吉真的是把纪录片的才学，跟台湾过去写实的传统，以及这几年流行的小清新，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所以他不会空，他不会太重，其实他还蛮扎实地站在地上的，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是今年最特别的。

许肇任《甜·秘密》： 搞笑版侯孝贤，神似日本新浪潮

这是今年金马影展的开幕片，我非常喜欢这部片。第一次看是粗剪，还不是那么的完整，而且很多东西都不清晰，可是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还一直看下去？它太古怪了，有一种很奇怪的节奏，是台湾电影没有的。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有趣，会平平平地跳一跳，平平平又跳一下，有点像心电图。 我觉得他有点像比较好笑的侯导，拍那种年轻人的段子，可是这个要接受考验，它在台湾的电影市场也是个奇葩，已经很久没有这种东西蹦出来了。

冯凯《阵头》： 质朴动人但电影语言欠缺的乡土剧

他其实是把这种所谓很本土的这些东西，透过电影的煽情，通俗的语言，把一个时常被误解的一种表演的形式结合了民俗、信仰等。虽然我个人觉得他在电影语言上是比较贫乏的，但要承认一个现实：他的质朴里面是有些力量的，所以这部电影当中，确实能产生一些相当动人的时刻。

门派

传统文青圆梦大银幕VS小荧幕大导演的逆袭

在今年入围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的名单里，能明显可见他们的差别，这或许可概括为传统文青圆梦大银幕VS小荧幕大导演的逆袭：前者代表的是传统电影文艺青年，他们对电影有使命感，以拍电影为主业，自我定位是作者导演，最后终于拍出第一部剧情长片，今年例子有张荣吉、杨贻茜，而往年则有郑有杰、林书宇和魏德圣等。后者则代表了小荧幕大导演的逆袭，其中这一说法来自台湾影评人郑秉泓的说法，指从小荧幕转投大银幕拍电影拍出第一部剧情长片，本来已有相当资历的电视导演或制作人。由于如今新导演的背景越来越复杂多元，包括MV、动画、广告导演等，故可引申为“各界资深人士的逆袭”。但出身的多元并不代表这些导演是业余玩票，比如过去的广告老导演像钟孟宏，曾在美国获得电影硕士学位，功底扎实，后来第二部长片《第四张画》已展现出大师气象。

值得留意的是，“小银幕大导演的逆袭”现象在今年尤为集中，比如蔡岳勋、冯凯，以及将《犀利人妻》电视发展至电影版的王佩华，甚至曾追随张作骥多年、颇受新电影影响的许肇任也在此列，因为他此前已从事十多年电视工作，作品还多次入围并获得金钟奖。业内人士也对这类导演的跨界突破多持正面看法，闻天祥认为他们在电视界关于说故事的技巧已充分磨练好，而他们带出来的艺人如阮经天、赵又廷等也早已成为电影明星。此外，他认为蔡岳勋的《痞子英雄》电影版，呈现了台湾电影至今最高难度的视觉技术，为以后台湾再做大型动作片提供了示范性。“他们都是在电视圈耕耘了很久，在商业节奏上对普罗大众喜好的掌握，的确是比很多纯正的电影导演来得敏锐的。”事实上，蔡岳勋、冯凯和王佩华今年的电影处女作，不论口碑如何票房依然纷纷破亿台币。王师认为，对市场的精确把握、没有故事内涵或人文关怀上的包袱，都是这些“新”导演成功的关键。

背后

拥抱市场的代价：爱情与面包哪个更重要？

台湾资深制片人叶如芬曾说，比起香港和大陆同行，台湾导演算最幸福，因为电影相关补助够多。辅导金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传统文青型导演获得第一桶金，然后他们就能跟投资商继续协商洽询。当然，最近台湾资深导演李行透露，台湾与大陆合拍片此后将优于香港和外国。这似乎都说明了，过去台湾电影的投资与市场局限了电影规模和题材的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此外，今年两部纯台湾电影《女朋友。男朋友》、《逆光飞翔》还分别得到了来自大陆华谊兄弟、香港泽东的投资。闻天祥也透露金马创投打算从明年开始，将范围拓宽至鼓励三部电影内的新导演。以上种种显示，只要剧本和企划够好，资金将不再是困扰台湾新导演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传统文青型的新导演也面临商业票房上的压力。比如曾以《一年之初》获2006台北电影节台北电影奖“百万首奖”、被喻为未来最有潜力的导演新秀的郑有杰，最初两部电影都备受肯定，然而始终面临商业上的票房压力。而林书宇的《九降风》当年在台湾票房与口碑双赢，但第二部《星空》票房差强人意时，他也备受压力。

另一方面，来自电视或其他领域的导演纷纷进入电影产业，这些导演没有太多人文包袱、商业敏感度高，不过，市场在给予拥抱的同时也带来控制、裹挟的危险。“台湾电影这几年开始真的有所谓投资者出现，他们熟悉于财务操作和风险评估，他们比较难从一个完全新的导演、题材或者是跟商业背道而驰的题材去思考，对他们来讲这件事情太冒险了。当有这么大一笔钱掌握在这些人手中的时候，电影很大一部分是被这些来自金融界、投资界的人意见所左右。”王师说。

有个经典的例子，暑假档的《犀利人妻》，一方面上映九天即破亿，另一方面却因为缺乏电影语言的转换、粗糙的广告植入等，卖座的同时出现了口碑大跳水，这也是过度片面拥抱市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最近十年，台湾电影从冰冷谷底走到一度掀起全民热潮，曾洗心革面地要与文艺片划清界限，但今年金马奖的“惨败”却被相当部分业内人士视为敲响了警钟。“大家只注意要去拍卖钱的片子，却忘记我们想要做电影，是希望能够做出好的电影作品”，监制李烈说，“是要成为一个跟市场妥协的导演，还是一个对自己作品有所期待的导演，那是完全不同的。”如今，台湾电影走到了一个路口，爱情与面包哪个更重要？

“现在台湾缺的是案子，而不是资金”

南都娱乐周刊：新导演会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多，包括比较难找到投资吗？

李烈：因为一般来说新导演的案子都比较小，所以资金也不会需要太多，反而是在找资金方面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台湾，说实话我们缺的是案子而不是资金，企业界很多人他们都非常非常愿意来投资电影，就是大家都在找好案子。现在真的找钱不是问题，只是要看你案子够不够好。

南都娱乐周刊：那样会否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被市场所裹挟？

李烈：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东西。因为当投资人投资电影的时候，他看的是回收的利润，那投资人会不会这么地去关注到作品这件事情？那要看运气。我相信绝大部分投资人他要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要赚钱。所以这个东西会是一个危机，我们怎么样有办法让一些好的作品被创造出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南都娱乐周刊：近年你站在导演和企业之间会担当沟通角色时，有何心得？

李烈：我从来不干预创作，我只以自己的工作、人生经验给年轻导演一些意见。创意是我们这个产业里面最珍贵的资源，它是不能涉的。我现在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在商业电影跟艺术电影中间取得一个平衡，我怎么样可以让商业电影赚到钱。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应该怎么样让一些我觉得有潜力变成好作品的电影，帮它找到投资人，而且让导演不用去承受市场的压力。这我自己在找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东西。

把脉

NO.1 类型更丰富，但创意表达欠奉

王师（资深电影行销人）：我期待这些新导演能够带给台湾电影的，是各种不同的创作的企图跟类型的开拓。今年《BBS乡民的正义》，这对台湾电影动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振奋，因为他们终于不再是做所谓的国外的代工。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在类型的开拓上，从《痞子英雄》到《阵头》到《犀利人妻》，它在走的模式是电视导演在某种情况下参与电影的制作拍摄，而且有很多的电视剧推出了剧场版，在商业上来讲是一个make sense的逻辑。

闻天祥（资深影评人、金马奖执委会执行长）：成绩不见得更出色，但是更丰富，这就是大家想要努力打开市场的一个证明。但也就是我们后来说，我们失去的东西，就是太专注市场了，反而有些表达创意的胆识没有过去几年高。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爱的面包魂》也是引起很多创投和电影投资者高度兴趣的，它就没有像《星空》这么出色，它显然不是那么的成功，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电视版比较好看，电视版因为更生猛，更直接一些。

NO.2 影像语言电视化

王童（资深导演）： 今年台湾所有卖钱的电影都是电视圈转进的，电视化的电影获得市场成功，但这样的作品对于电影的美学和技巧没有深入的掌握。我赞成电视人投入电影创作，但赚钱之于作品上应该有所提升。

闻天祥（资深影评人、金马奖执委会执行长）：我个人觉得冯凯的《阵头》在电影语言上是比较贫乏的，就是他镜头上的考虑不够周详，也就是说从他们排排站讲话的那种方法，其实就不够电影感，就是你的分镜上是太粗糙的，这个我觉得是得要承认的一个现实。但从电视圈那边转过来，觉得这个不能当借口。因为钮承泽做到了，比方说他第一部电影（《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拍的是那种有点颠覆真实，虚构的，但是他粗到电视根本不可能也不敢这样拍的地步。蔡岳勋也做到了，《痞子英雄》全面开战那个规格绝对不可能是电视有的。我觉得王导讲得也有道理，确实是有一些片子是这个样子的，可能不是那么认真地去想象它的画面，想象它的视觉语言，可能花了太多精神要做植入性行销，把那些表面的故事给说过去就算了，当然就不会让人感受到影像的那种韧性跟强度。所以我不太想把这些作品归类到电影（不好看）是因为电视的关系，所谓把这种电影拍得像电视，那是那个人没有进步，他还在用那个方式，只是换了机器而已，那就没意思了。

NO.3 小“轻”新仍然是主流

焦雄屏（电影学者、资深影评人）：他们现在大量地学习偶像剧，大量走清新路线，大量以一个不严肃的，没有使命感的心情在处理他们的生活小情小意。我觉得这个就是反映他们这一代人的思维、共性。一个好的导演要有很强烈的经验跟人生参数，那他们常常对这个东西都看不起，所以现在就只会模仿。但他们基本基础动作是OK的，所以外面的电影界也老搞不清楚，老以为他只要懂ABC就来拿项目做。

李烈（资深演员、监制）：新导演不足的也就是因为年轻，年轻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缺点。好的电影厚度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会推崇那些在全世界都会被推崇的电影创作人，他们都有一定的年纪，因为他们的生命累积了他作品的厚度。所以当这一两年台湾的电影统统是由新导演创作的时候，这个缺点势必在像金马奖这样的竞赛里面会被暴露出来。今年得奖的杜琪峰啊、高群书，他们都是有一定的年龄、人生经验，作品相对都是有厚度的。

王童（台湾资深导演）：台湾年轻人聪明，可以适应时代潮流、抓得到市场，但太“浮”了，都在计算市场，没有往底下想，对于美学和表达方式的思考不够深入，拼凑别人的作品元素，我们那个时代的导演则很努力思考“该说些什么”。我们那个年代，可以从电影里看到师傅们想说些什么，但现在不是，很空泛的失恋，空泛的爱情，没有往深的地方谈，十部电影想讲的东西有九部都是一样的。但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年轻学生和导演并不想满足短暂的票房，想深挖。

“很希望可以尝试多元的类型”

南都娱乐周刊：你觉得过去拍纪录片的经验，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张荣吉：纪录片的经验其实对于我，在故事题材跟人物的掌握上其实有很大的帮助。纪录片长期在观察的过程中，其实你会看到不同的人物，进而你在思考故事的时候，就知道如何把这样的人物，转化成一个故事的角色。所以也许你在表现故事里头角色的时候，那个人物会更加立体。拍纪录片的过程中我学会了观察，这在拍剧情电影时能有很好的发挥。

南都娱乐周刊：为什么从做纪录片转型拍剧情长片？

张荣吉：转型这件事情其实在拍《天黑》那时候我就在考虑了。我们在拍短片的时候用了很多纪录片的拍摄手法，让人家感觉好像是真的，但很多事情是我们虚构出来的。所以《天黑》是我在纪录片跟剧情片之间的转折点，当我们要把它放大成《逆光飞翔》这样的长片时，我应该要好好地用剧情片的方式来说故事。

南都娱乐周刊：还有什么契机促成这个变化呢？

张荣吉：做电影导演，是我学生时代念电影的一个梦想。泽东电影公司让我有机会完成《逆光飞翔》，是因为它在台北电影节获到一些奖项，王家卫导演看到后觉得可以发展成一部长片，那也有了他们的支持，之后就顺利地把这部电影完成。

南都娱乐周刊：你考虑过向更商业化的方向发展吗？

张荣吉：我一直觉得电影应该让更多观众可以看到，不管是用比较情感片的方式包装，或者用另外一种更商业的方式，都是我非常希望尝试的。所以我不会因为《逆光飞翔》就把自己定位在永远只拍温暖励志故事。我在金马创投那个案子（《应声入网》）确实会植入更多商业的可能性，那是一个关于篮球队的故事，其实也是我2007年拍过一个高中篮球队的纪录片，从那过程中看到很多有趣的角色跟故事，接下来就想要尝试那个类型的故事。

小结

台湾胜在软实力，新生代需接班中生代要赶快醒来

“今年新导演很多，入围（金马奖）五个并不出奇，因为死的更多。”闻天祥说。由于辅导金等补助政策，台湾的确向来有“新导演不断涌现”的现象，但另一面则是“新导演不断消失”，在这个面对好莱坞电影无限开放，又人口不多的市场，本土电影能存活并占有一席之地相当艰难。创作者的不成熟，再加上缺乏监制和成熟制度，在热闹的背后，历来也有不少新导演以惨败收场。

当然也有成功的轨迹可供参考。比如2008年出现的那批新导演中，魏德圣曾经跟从杨德昌，后来在电影圈苦苦练功十几年；林书宇则除了给蔡明亮当副导演以外，拍完《九降风》后还去给拍《艋舺》的钮承泽当副手；杨雅喆早年跟过易智言工作，后来则在电视电影方面苦练基本功，还刻意学习吴念真的剧本语言。而无论魏德圣还是杨雅喆，在拍第二部长片时，在规模和视野上都比第一部有了非常明显的质的突破。

何况如今电影市场的活络，对新导演来说生存环境已大为改善。此外，视频网站兴起后，微电影也给了更多新导演机会。这机会首先指的是，让他们可以把短小故事说好的机会，而且这机会不用两三年才一次；其次，这也带来稳定的经济收益；再次，新导演正好通过此学习如何跟商业世界沟通。据说现在新导演们的档期都很满了，而过去抗拒微电影的电影人也开始转变态度。

资深影评人麦若愚认为，台湾电影几乎没有工业，导演的创作周期又很长，盛产新导演更像一种虚假繁荣。因此，台湾中生代导演应该“赶快醒过来”（闻天祥语），而新导演出来以后，也应当在力保存活的基础上逐渐上一个阶梯，否则若台湾一直以昙花一现的新导演群为主流，难以稳固健全的产业生态，以及获得市场认同。而如今可以期待的是，2013年张作骥将推出新作《暑假作业》，钟孟宏也有《失魂》，曾拍出《一夜台北》的新导演陈骏霖，几个月后也有新作《下午茶》面世，而大腕侯孝贤在赶拍《聂隐娘》，就连蔡明亮都传出新片的消息。

不过，在创作者自身的因素之外，焦雄屏表示现在最缺的是制度和监制，因为当下没有人主导市场，仍是导演独大局面，缺乏大陆像王中军、于冬、韩三平这样的人物。所以，面对大陆市场和工业的崛起，台湾人重新认识到自己的软实力优势，就是年轻创作者的活泼、没有禁忌的想象力。

工业断层年轻人疏远，使电影业岌岌可危

近年转做监制扶持新人的林家栋，前几年因《打擂台》而打响名堂，如今依然在推动新项目，明年2013年复活节前后，他监制的黑色喜剧将会开拍，而幕后团队、幕前阵容都将起用新人，以贯彻公司延续香港电影工业，衔接断层的宗旨。他表示，这些年接触新导演的过程中，发现由于数码产品的普及，年轻人更容易进行拍摄练习、实现梦想，但同时对生活的认识和表达不够，现在很多人只限于透过网络而非亲身去感受生活，社会的认识欠缺，视野也还不够开阔。此外，新人们的镜头能力也略嫌不足，“有电视剧化的问题，你怕观众不明白，就只用对白来解释。”不过，他认为香港仍有很多良师在，比如杜琪峰，新人即使被骂到哭，仍然愿意回去跟着他，获益良多。而最近风头甚劲的《寒战》两位新导演，他说虽然在圈中已认识多年，但第一次看到剧本仍觉得这是近五年看到最“爆”的剧本，对他们非常佩服，并认为明年他们的金像奖是跑不了的。

近年持续有新作的女导演麦曦茵，继今年推出《DIVA华丽之后》，目前在酝酿新剧本，并拍微电影，后者不但维持工作状态和经济收入，而且让她可以试用更多演员，不一定用明星挂帅，创作的空间更大。她今年又反思需坚持创作身份，希望这些计算和市场的考量会回归创作本身。对于当下的香港电影工业环境，她认为并非没有机会，但锻炼空间的确锐减，远比不上前辈传说中的八九十年代黄金时期，如今香港本土的投资制作少，大部分回大陆合拍，没有人可以带动新人进入行业，这处境对年轻新一代而言挺艰难。而在资讯科技走得更快的香港社会，多媒体使得年轻人可以在网上平台做音乐、电影，年轻人对投身电影事业的渴望已然明显减少，因此在某程度上也产生了如何令电影业保存、继续发展下去的问题，这值得引起人们注意。

爱情的牙齿影评范文第2篇

时间指向18：30，大家登上黄浦江游轮的三层甲板，等待开船。夜凉如水，船上却是暖意融融。各家媒体观影、跑活动一整天，终于能在这个时刻卸下忙碌和疲劳，向上海举杯。甲板上，或者诚邀一两个影评人，进行自由而又精彩的专访；又或者邂逅几个好久不见的同行，开展轻松随性的交谈；再或者只是喝杯香槟，凭栏远眺黄浦江醉人的夜色。

船舱内，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新片单元“大家看电影”活动氛围正浓。张颐武教授和赵宁宇导演坐在台前的沙发上，侃侃而谈。今晚的主题是《电影与“她”时代》，是关于女性电影题材的话题。他们以今天电影节放送的四部女性题材为起点，谈及女性的地位变化和女性观影群体的心理，再谈到女性导演的电影和男性导演关于女性题材的电影，内容自由，话语幽默，气氛热烈。感受着清凉的夜风不断往船舱里灌，却降不下电影人精神的升温；望着两岸华丽的灯火和密林般的楼宇不断向后倒退，却只能感叹，思想终是永远向前，不断进步。

这只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美好夜晚之一。在记者看来，电影节最令人愉悦的是，以电影之名，人与人的相会。一周多的时间里，本刊采访了不少电影人，他们才华个性虽有区别，但每个人所表露出来的对电影的爱，让人感叹，这确实是一个离梦想最近的行业。

姜帝圭：中韩都面临电影的小危机 '

有人称他是“韩国的斯皮尔伯格”，也有人称他是“韩国的张艺谋”，在这些赞誉背后，实实在在是一个理性的电影人――姜帝圭。作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评委主席，姜帝圭接受了《影视圈》等几家媒体的群访。

1999年，37岁的姜帝圭自编自导了被视为韩国电影里程碑的《生死谍变》，开启了韩国本土商业片的新历程，甚至改变了韩国人的电影习惯，将他们带入了电影院并且观看本国电影；2004年，42岁的姜帝圭又一次自编自导了堪称韩国电影史最大制作的《太极旗飘扬》，将韩国本土商业片推向新，走向国际；他是韩国电影史上不可绕过的人。

#他看中国新导演

姜帝圭导演说起话来深思熟虑，慢条斯理。他评价了亚洲新人奖环节他所评审的电影，并且对中国电影发展表达了自己非常具有反思性的看法。

他毫不讳言对中国新人导演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化趋势。在候选的影片中，有非常突出的作品，无论是在主题、叙述故事、剪辑和音效处理，还是在拍摄方面，所有的因素都处理得非常好，拍摄成熟，“当时看到以后，就想着，这是新人导演可以做到的吗？有这种非常强烈的疑惑”。但是有的作品也让他觉得非常遗憾。

谈到现在的电影人，姜帝圭认为不论是韩国的还是中国的，虽然面对的具体环境不一样，但是总体而言，都“处于一种负荷的状态”。电影人不仅需要思考电影应该如何拍摄，还需要关注观众和投资方；另一方面，电影人越来越多，电影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从拍摄到营销，电影人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姜帝圭认为评价电影存在两个重要的标准：故事情节和合适。前者意味着导演必须要把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让观众能够原原本本地感受到，“这是最基本，却又是最重要的部分”；而适合则意味着导演要把这个时代人的喜怒哀乐表现出来，把当下的现实融入到电影之中。电影表现未来或者是过去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表现当下社会。

适合的电影也意味着将电影和剧本中最本质的东西表现出来，而不仅仅是模仿成功的电影。《生死谍变》和《太极旗飘扬》是大制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些电影人便争着模仿这些大制作，拍华丽的场面，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在于这些电影人关注的只是成功的表面，没有深究剧本中更本质性的东西，这样的模仿是粗浅的，未学到电影的精髓。他觉得，韩国历史上出现的这种情况，现在在中国也在发生。

#他看中国电影的类型化

近年来中韩合拍影片的增多使姜帝圭有更多的机会和中国电影人合作，也加深了他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认识，其中他认为中国电影发展最缺乏的一点是专业化，尤其是专业的作者和剧本创作。

姜帝圭觉得中国的电影的类型化还不够，在剧本创作上，类型化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作者的专业化。“有些作者是擅长写武打戏，有些作者是擅长写言情的，分得非常细，有的作者在某个方面是专家，也就是说没还有能超过他的。”中国电影虽然在类型化上有所发展，但是远远达不到专业化的标准。

专业化的作者培养需要一定的环境，姜帝圭认为，好的作者在学校里面也可以学，并可以完成一部很好的剧本，但是现场更重要。“让他们在现场，同步的去创造这种条件或者环境给他们，让他们发展成为更专业的作者。”他介绍说，在韩国，有相关的机构和机制来帮助新人导演：有好的剧本，国家会从预算中提取一部分，让新人导演去制作这种影片，并有专门负责相关审查的机构；也有专门的投资公司愿意给新人导演很多机会，与他们合作。

他还提到，在某些方面，中国电影和韩国电影存在着相同的危机。一些好的电影，如《雪国列车》之类在韩国取得了成功，在中国也拥有好口碑，但是，票房表现欠佳；而中国人更多地关注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前一段时间，“长腿OPPA”和“都教授”先后攻陷了万千中国人的心。对于这种现象，姜帝圭认为，韩国的电视剧发展势头的强劲不只是表现在亚洲，全世界都是如此，韩国的电视剧产业成长非常迅速。电视剧形成的庞大产业造成了电影的小危机，电视剧剧本创作的收益和待遇方面都要高过电影，结果就导致“很多专业性的作者都被它挖走了”，这对于电影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这种现象在中韩都存在，而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观众带领市场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也要让专业的作者有生活方面的保障。

（韩国郑明和对此文亦有贡献）

6月20日 银星皇冠酒店

颜丙燕：新晋评委有话说 '

采访颜丙燕是在一家咖啡厅里，我注意到她穿旗袍特别漂亮，有一种海派女子的温婉。采访过程中我们用了大量的时间聊烟，聊感情状态，但在这里要重点介绍的是颜丙燕的新身份：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评委。

若论中国好演员，颜丙燕绝对算得上一个。她不仅拿出手的都是华表奖、天坛奖、导演协会奖，今年更第一次当上了电影节的评委。颜丙燕是一个大气的演员，电影节期间每次露面，她给人感觉话不多，但很有气场，而跟她聊起天，会发现她孩子气的一面――问颜丙燕当评委每天看这么多片累不累，“不累，高兴”；说她演戏投入很多，“无所谓，高兴”；说她演文艺片赚的少，“没事儿，高兴”。

#新鲜、兴奋、紧张

颜丙燕第一次当评委的心情是新鲜、兴奋、紧张。“因为第一次做，电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能拍得再好也有人说不好，拍得再烂也有可取之处，我很怕我的眼光跟其他人不一致。还好，因为姜（帝圭）主席有一票否决权，但是他放弃了这个权力，还是要投票，所以我们一下就挺放松的，觉得他平易近人。现在不紧张了。”

作为评委里唯一的演员评委，她会下意识地关注同行演员的表演方式，“比如今天看的日本电影里面那个妈妈演的很好”。但因为这次并没有设立演员奖，所以她主要关注新人导演在资金、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否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巧妙地呈现出来，如果是，“可能就赢了”。“这个单元主要展现创意、想法、手法。”

在颜丙燕看来，导演是一部电影的灵魂，所以她特别注重导演讲故事的方式，“一个故事十个人讲是十个效果，有人讲出来嚎啕大笑，有的很没意思。其实导演就是通过各个部门的协作，把它们统筹起来碰撞出化学反应。导演负责把所有的元素挖掘出最好的一面组合在一起”。

从《爱情的牙齿》开始，颜丙燕就主要跟青年导演合作，这次当“亚洲新人奖”单元的评委，她有很多切身感触。“年轻导演虽然缺少经验，但是他们有满腔的热情，把电影当作梦想。有很多导演可能已经从梦回归现实了，不得不顾及票房、回报、观众的反响，他们没有梦了。但年轻导演不在乎那些，出来的东西可能有些生涩，但是他有能触动你的东西。跟新导演合作，你感觉到他们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热情和执著。”

#更容易被文艺片打动

每次采访中，颜丙燕几乎都被问到是否更喜欢演文艺片。一开始，她会说，自己并没有刻意选择商业片或者文艺片，但是现在她坦然道：“我就承认吧。” 颜丙燕是一个走心的演员，她好像总是会被文艺片所传达的情感和思想所打动。 “文艺片呈现的更多是生活中不常遇到的事情，是从不同视角呈现生活，作为演员来说，演这样的电影，内心会更丰富，情感会更丰富，思想会更丰富，那你带给观众的就越来越丰富。”

颜丙燕对戏的理解，没有学院派的路数，而有着天然的信任。她坦言，几乎每部戏都要掏空了去演，她信任影视剧、信任角色，她相信“影视剧是有情感的，骗不了人”，如果演员是个麻木、赚完钱就走人的状态，观众也不会喜欢。所以她不在乎给钱的多少，不在乎导演是否大牌，不固定角色类型，不挑作品主题。她想玩好这个成年人的游戏，她愿意让她的信任和同行的热情发生化学反应。

而生活中的颜丙燕一如采访所见，直来直去，什么事儿随性，就图个高兴，“只要让我睡好了，什么都无所谓”。对朋友，她心直口快；谈恋爱，她唯一的要求是“来电”；就连被她视作一生好伴侣的抽烟习惯，都在她“转念一想”的一瞬间就给抛弃。

颜丙燕算是个“老烟枪”了。多少最亲最爱的人劝过她戒烟都没用，可就在某一个晚上，颜丙燕在家找不着烟了，开车去买烟又费事儿，她为了这个很焦躁，一个脾气上来就想，“至于吗，不抽还就不行了？”就为了较这个劲儿，即使后来在沙发上看到烟了，她也坚决不抽。这个劲儿较了几天，瘾好像也没了，慢慢地也就不抽了。

“要是现在再有年轻小孩儿问我抽不抽烟，我才不跟他说抽烟有害健康呢，我会跟他说‘抽烟啊，其实挺没意思的’。”看，这就是颜丙燕，她不跟你讲大道理，做事全凭高不高兴，有没有意思，所以她不介意别人对她的定位“好演员，而非大明星”，因为做一个好演员，她高兴，“如果不喜欢，你每周上三天班，住五星级酒店你也不高兴；只要喜欢你每天住窑洞，早出晚归，你也高兴。”

6月16日 星缘咖啡厅

顽童阿诺：与狼共舞'

来自法国的让・雅克・阿诺，热情而活泼。《狼图腾》会上，作为导演的他，会像个驯狼师一样招呼着主创们上台，兴奋地向大家介绍电影背后的一切。在采访间里，即使听不懂中文，他还是会把头凑过来，专注地听记者提问，他会在采访中表达他对电影和中国文化的爱。

一个合格的导演只需要遵循常规，但是，一个优秀的导演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去打破常例。“唯小孩与动物不能合作”？不，从《熊》、《虎兄虎弟》到下半年即将上映的《狼图腾》，阿诺导演一直在诠释着一个优秀导演的品质。

#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的胃口很大”，阿诺导演谈到自己时，讲了这句话。作为一个法国人，在美国生活了8年，到全世界拍片，这就是他的人生简史。19岁的时候，阿诺就开始拍摄商业片，但他感觉到了被分类的危险，他不喜欢执著于一种电影结构， “说一个人擅长乐器，然后一辈子就做音乐了，但是这相当的无聊”。他相信生活中总是有不同的兴趣和激情，不同文化下的电影可以使他得到更新，使他即使到了60岁还会像16岁一样。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努力地去接触不同的文化。问及是否有沮丧的时刻，他肯定地告诉我们，没有。因为遇到非常多的“无私的、温暖的朋友”，他有“非常非常多的积极的经历”。一个自信而又积极的男人。

《狼图腾》原本被认为是不可能被完成的任务，十年前原著的版权就卖给了中影，但是却无导演将其捧走，直至阿诺决定执导。拍摄的过程极为辛苦，“非常长的时间，环境非常艰苦”，阿诺告诉我们，这种艰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非常冷，你会遇到风暴，到处都有蚊子”。他用了许多的“非常”来形容这次不平常的拍摄经历。

最让阿诺导演沮丧的时刻就是等待下雪，2013年的时候，等了一个月也没有等到一场大雪，最终剧组被迫从长白山拉来了10卡车的雪。说到此次经历，阿诺语气中仍有些遗憾的意味。但是困难远远不止于此，影片的主角是一个在狼群中实现成长的男人，阿诺坚持要用真正的狼来拍摄，而不是以狗来替代。“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拍摄”，阿诺不无动容地对我们说，“那是真正的狼”。他要做的不只是用真正的狼，他还“必须精确地引导狼的表演”，这让他费尽心力。片子中有一个画面是狼攻击马匹，当他需要这个场面时，他却做不到，他带着痛苦的表情说道，“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噩梦”。

但是，这些困难却没有消减他的热情，他将拍摄《狼图腾》视为一个挑战，一个“迷人的经历”，“这是探索的过程，就好像在新的地方遇见新的人一样”。在拍摄中遇到全新的人，并且全心全意投入到拍摄中带给阿诺无穷的乐趣。“没有什么能让我更快乐的。”说这句话时，他显然十分激动。

阿诺有近四十年的导演经历，却不过12部电影，“我拍电影的周期很长”，阿诺告诉我们。最好的创作是有危险的，“我需要休息，因为拍电影需要如此多的耐心和时间投入，可能会变得枯燥”，他对自己和电影都有清醒的认识。他的电影的高质量一方面源于这种认识，另一方面与他的与众不同有关。“你需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来创造出不同来。你不能期待以同样的手段拍摄出与众不同的电影。”

#狼才是电影的“主角”

在决定拍摄《狼图腾》后，他在中国居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来了解这个文化，并且花了数年时间来训练影片中他所谓的绝对的“主角”――狼，对于很多人来讲，这样的大投入和等待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阿诺却将其视为必须，“我第一次到好莱坞的时候，他们很惊奇我所要求的，就是花16个月训练演员，但是他们给了我这样的条件，这样在下一部电影中，他们就准备好了”。他努力地让他人了解自己的想法，最终取得了成功，一方面是电影的高质量，另一方面他自信地告诉我们，“到现在，人们追随我”。

拍完《狼图腾》后，阿诺更喜欢狼了。在他眼中，狼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狼真诚而有力量。“我们社会中也有这样一些人有这样的品质，他们说得不多，但是你能感受到力量”，他告诉我们，这也是他电影中想传达的一部分。

通过这部电影，他在审视着人类，并从狼群身上看到了人类的影子。狼群的结构在他看来，与人类是很相似的，究其原因，则是“我们都不是很强壮的动物，我们很脆弱，这就是我们联合起来的原因”。而从这些动物身上，他在反思人类的弱点，我发誓“你换了部长，对前一任的尊敬就马上转移到下一位了”，阿诺对现实有着非常强烈的关怀。

采访结束后，阿诺导演蹲在椅子上，假扮一只狼，与驯兽师合拍了“驯狼图”。这就是阿诺，一位顽童般的导演。

6月15日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黄真真：在片场我没觉得自己是女人 '

还是在上海，距离上次采访黄真真刚好一年，这次所见，依然爱笑，依然很酷。黄色的头发中挑染了红色，黑色的指甲，黑色的衣裤和金属配饰，很酷的一个女人；普通话并不标准，时而手舞足蹈，哈哈的笑声明快爽朗，很可爱的一个女人：她就是黄真真。

上一部作品《被偷走的那五年》大获成功以后，这一次黄真真带来了自己的新作《闺蜜》，依然选择她擅长的女性主题。往前回溯，《倾城之泪》是黄真真大陆试水的第一部片子，结果不甚理想，一方面是因为她对大陆的情况不了解，另一方面与投资方的首次合作也经历了一些摩擦。第二部《被偷走的那五年》票房非常好，给了她信心，同时也让她觉得“我导演的某一个方向观众是接受的”，对大陆市场有了更好的把握，第三部《闺蜜》在这一喜一悲下诞生。

#闺蜜最近很流行

闺蜜最近很流行，黄真真告诉我们，她在没有闺蜜这个词之前就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了。她觉得女人的戏会很好看，“女人又有趣，又搞笑，又变态，有时对着男人又很嗲，方方面面不同的点”，而亚洲这样的戏只有《阳光姐妹淘》这一部。

《闺蜜》是一部喜剧加真情，“你会发现闺蜜的情感是没有其他的感情可以取代的”。她向我们解释，爱情是兴奋剂，“有男的了，女的很开心很漂亮很年轻，但是那个男人随时变的，他会让你变得很痛苦很悲哀有皱纹，很瘦很干”，而闺蜜却是维他命，长长久久，在任何时候都会陪伴你，“维持着你的生命”。

兴之所至，讲到女人工作上受了委屈，找男生和闺蜜后的不同情况，她模仿男生的不耐烦――“都叫你了，你不要相信你的老板啦”和闺蜜的同甘共苦――“我们多喝一杯吧”，语调和表情夸张而丰富。

因为《闺蜜》和《小时代》同在暑期档上映，又都有关女生之间的友谊，自然被拿来比较，但是黄真真认为二者是不同的，“《闺蜜》集中在女生之间的感情，而《小时代》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和成长的故事，《阳光姐妹淘》的模式又是传统的，跳过了二三十岁的阶段。”黄真真对《闺蜜》非常有信心，她认为其是独特的，拍出了女生真实的一面。

#“斤斤计较”的女导演

黄真真在大陆拍摄的三部电影，《倾城之泪》、《被偷走的五年》还有《闺蜜》都可以被归类为商业片，问她如今拍起商业电影是否已经游刃有余了，艺术片起家的黄真真还是会强调，有态度和真是最重要的，“说到商业我无所谓，但是我的坚持，有气质，有艺术”。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电影，她都希望通过反映人生真实的一面来打动人。同时，她也坚持电影的启发性。在拍《被偷走的那五年》时，很多人都提醒她要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她选择了悲剧性的结局，她希望这部戏能够带给人们启发，去更加珍惜身边的人，“我希望我的每个电影都带给观众启发，有一个态度，有一个艺术的价值在里面”。她告诉我们。

做导演并不容易，对于一个女性而言尤其如此，不仅需要协调各方的关系，还需要面对柔弱的刻板印象。而黄真真不只是一名女导演，还是一名有威严的女导演。“在片场我没有觉得自己是女人”，黄真真告诉我们。她的现场，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大家只有一个身份，就是电影人，而最重要的只有电影。“假如我死了，电影还在。”

黄真真也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女导演，与一般的导演和投资方的关系不同，反而是她坚持节约，投资方劝她花钱。在拍摄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了好的场景，但是因为她觉得太贵了，就想要继续再找，换一个便宜点儿的，投资方却和她相反，说“就这个吧”。她要对投资方负责，不想要花钱了却没有看到效果，“花的钱要在画面上看到”，她坚持这一点。“我现在拍一部戏1000万，去赚1000万很难得，所以是不是如果有人给你1000万，你要好好的想怎么用呢？”

“拍戏最奇妙的地方就是每一个戏你都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这是黄真真对于拍戏的评价，她是真的爱电影，也爱着这种奇妙。

6月15日 香格里拉大酒店

《昆虫总动员》导演：动画界的“神雕侠侣”'

由法国Futurikon公司制作，托马斯・占波和海伦・格瑞德夫妇导演的3D版动画电影《昆虫总动员》，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法国电影周”开幕片，开启了一群小蚂蚁的中国之旅。号称欧洲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动画巨制，这部电影在欧洲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在中国的首秀也得到了观众和媒体的肯定和称赞。电影首映之后，两位导演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2003年，这两位年轻的法国艺术家创造出了一部名叫《昆虫总动员》的动画短片，赢得了大人和小孩子广泛的热爱；2014年，同名电影在法国上映并引起了轰动，同样也是由这对动画界的“神雕侠侣”执导。从电视剧到电影，拍摄团队由四个人发展到二十多人，一方面电视剧的自然素材及其节奏在电影中得到保留，自然、简单而略带哲理的风格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因为导演们“了解它们的小秘密，并且更好地和他们相处和创作”，影片中的昆虫形象也更为丰富；再加以更加先进的技术，如3D摄影机实拍+CG动画的制作模式，使得电影相较电视剧而言，达到了新的水平。

#3D昆虫世界

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写剧本，历时五年完成整部电影的拍摄，《昆虫总动员》经过完美配合的音效和场景，创造出了一个迷人的3D昆虫世界。

导演夫妇想做冒险型的、史诗性的电影，声音成为了电影中的重要因素。《昆虫总动员》中几乎每个环境都有声音的出现，每个人物也根据自己的主题拥有又不同的配乐，音乐成为另外一条叙事的线索。

在音效上，影片融合了诸多不同类型的声音，有飞机摩托车之类，也有动物的声音，这些声音混杂形成新的语言。导演夫妇也参与了其中，托马斯・占波为苍蝇配音，海伦・格瑞德为瓢虫配音，在采访现场，两人模仿得惟妙惟肖，笑称“你看，我们也得干活，是吧？”

为了找到纪录片的感觉，导演们让昆虫们闭嘴了――《昆虫总动员》中没有对话。导演解释“这部影片是由一集一集的系列片来的，而动物纪录片里，一般只有一个画外音在讲解；况且昆虫本来是不说话的。”

3D效果是影片的一个亮点，为了实现3D效果，导演们采用了多种技法，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拍摄了真实的风景的镜头，在摄影棚里拍摄制作出的模型，同时也采用了图片合成技术。在拍摄自然风景时，导演也是极为苛刻的，花大量的时间去捕捉高品质的镜头。

#主角的诞生

电视剧中出现了19种昆虫，但是在电影中为了保持适量的角色，有几种昆虫消失了身影。“我们没有办法，尽量让它们都上场，但是也得做一个选择”，导演将选择形象地称为海选，这一过程花了三年的时间，称“有50万蚂蚁都来参加选角了”。蚂蚁成了故事的主角之一，一方面是出于电视剧系列的原因，蚂蚁是电视剧系列中的主角，最具代表性；蚂蚁在全世界中辨识度很高，很多人能认出它们是电视剧系列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剧情的需要，蚂蚁是会像军队一样进行战斗的昆虫，两支蚂蚁军队对垒，托马斯・占波笑称“如果用蜗牛就不能做昆虫的《指环王》了”。

影片中的主角都是昆虫，而导演也有意模仿纪录片，但是《昆虫总动员》并不以传递科学信息为主旨。影片是现实和想象力的结合，把现实的元素抽取出来，再根据拍摄者的视角来进行艺术创造。瓢虫在现实生活中会放臭液，在影片中就将其处理为放屁，有趣却不至于荒诞。通过采取儿童的视角，导演希望激发孩子对自然的兴趣，愿意去观察身边的昆虫。“在法国听说有的小孩，尤其是看了电视一集以后就会说不害怕蜘蛛。”这就是这部电影想达到的，为孩子了解自然界开启一道门。

与好莱坞的动画片相比，《昆虫总动员》的投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被归类为低成本，但是导演夫妇对电影相当有信心，“我们是提供不一样的，我们创造了自己的电影的世界”。

6月18日 百美汇影城

范立欣：我拍的不是脑残粉丝片 '

“虽然你们都会觉得这个事儿肯定搞不成，或者这个东西拍出来没有人看，不就是一个脑残的粉丝片吗，但我真的觉得它不是这样。”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我就是我》的导演范立欣在大光明影城的嘉宾室，为这部新片接受采访。

而就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因为《我就是我》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做点映活动，上海大光明影城门口早已人头攒动，大批举着偶像名字的粉丝包围了影院门口，南京西路的交通一度水泄不通。即使是这所能容纳一千人的影院也难以招架气势汹汹的粉丝，很快便沦陷。黄牛手中的电影票更是从60元炒到了2000元。

#电影院犹如演唱会现场

这是一部关于刚刚落下帷幕的选秀节目“快乐男声”的纪录片，也因此吸引来了大批的“快男”粉丝前来为偶像捧场。在电影放映过程中，记者再一次被前所未有的场面震撼了，电影院里，粉丝全程挥舞着印有偶像名字的荧光牌，互相讨论并伴随着不间断的兴奋的尖叫。黑暗的放映厅灯牌闪烁，现场气氛之热烈与其说是观影，不如说是一场演唱会更为准确。

不同于《爸爸去哪儿》这类被质疑为“捞快钱”的影片，《我就是我》这部准纪录电影还是十分诚恳并且有情怀的，它讲述了几个怀揣音乐梦想的少年是如何在选秀之路上起起伏伏，在与娱乐工业流水线对抗中一步一步成长，不得不完成青春残酷蜕变的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很有艺术追求的电影，它也极力地在争取粉丝以外的观众的肯定。但值得玩味的是，现场的粉丝似乎更注意自己偶像的出现，疯狂的尖叫和狂热的追捧行为让路过的观众避而远之，这似乎反倒给电影的推广起到了一个反作用，影片的主要受众群反而成为其推广的阻碍，耐人寻味（影片正式上映后在普通影院或许不会出现如此疯狂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影片放映结束后有一个“快男”主演的见面会，但因为粉丝们兴奋难耐，甚至想冲破保安的阻拦跑到台前接触偶像，见面会不得不多次中断最终草草结束。

#今天的90后什么样？

如果电影推广得当，吸引更多非粉丝群体进入影院，普通观众或许也能从这部电影获得美好的观影体验，因为它真实、鲜活、励志、青春洋溢。影片导演范立欣曾经凭借《沿江而上》、《归途列车》等纪录片多次拿下包括艾美奖在内的国际知名奖项，可能有的人对他并不熟知，但熟悉的人一定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他也是中国首位获得美国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奖两项大奖的一位导演。范立欣的作品一直以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著名，质量和口碑颇丰。这次的《我就是我》在不少人看来也是他的一次转型和突破。

谈起这次创作的初衷，范立欣表示：“勇敢一点，勇敢去尝试一些别人玩不起的事情，这可能也是年轻的一种吧，我就希望去做这样的尝试。我觉得它是关于今天的这群90后，他们在追逐梦想，这一群孩子的价值体系是什么，难道不应该看吗？它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真实电影，走入90后这群孩子的内心里面去，看他们的成长，看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孩子。想想二十年后，中国会在世界上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而二十年后，真正能够影响中国和影响世界的人其实就是他们。”

显然，范立欣是站在更高的地方观察着，在热闹的选秀背后实际上是90后一代人的生存状态。他着力把人物光鲜背后的苦闷暴露出来，影片中有一幕是快男选手的家长们纷纷来探班，但单亲家庭的华晨宇的爸爸并没有来，探访结束后华晨宇也和其他选手一样向探班的父母招手。一个很长的特写镜头对准他的面部表情变化，闷闷地打在了人们心头。

这是范立欣第一次在商业机制中拍电影。当被问到如何处理艺术追求和商业限制时，范立欣显得很笃定：“是否能在商业电影中保持影片中的作者性，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作者够不够勇敢，面对你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谈起对影片和未来的期望，范立欣在最后表示：“我真的希望《我就是我》这部电影在中国市场有很好的作为，因为它是关于今天中国的我们自己真实的故事，希望它被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