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驱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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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驱鬼范文第1篇

[关键词]岁时节令；唐代；长江中上游

岁时节令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人生礼仪、家族生活、闲暇娱乐、民间信仰等多方面的内容。它所体现出的民众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当时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岁时节令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元旦节

“元旦”即每年的正月初一，作为一年之始，非常隆重，持续数日之久。新岁之首，万物复生，人们认为此时是“人道报本返始之始”，对祖先祭祀十分看重，或行家祭，或行墓祭。拜祭祖先的过程，这就是家族人伦关系维系强化的过程，元旦在当时的长江流域民间备受重视，人们燃放爆竹驱邪恶。荆楚地区元旦大致有以下较有特色的活动。一是爆竹驱邪和门神逐鬼。据《荆楚岁时记》载：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

相传“山臊”是一种四角怪兽，每隔365天就跑出来伤害人畜，但它怕光亮、红色和爆炸声，所以每到这天，家家户户都争相燃放爆竹，来吓退山臊和恶鬼。为了祈求平安，人们在门户贴门神或插桃符来驱逐鬼怪。《荆楚岁时记》又云：“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Ⅲ(第26页)后世之“桃符”驱鬼的民俗当由此而来。二是祈求吉祥。元旦通常是从除夕之夜子时算起的，方志记载人们在元旦开始活动的时间，一般写作“晨起”、“五鼓初”、“早起”、“鸡鸣起”、“夙兴”、“五鼓后”等，多是五更起来，然后准备一系列的活动。三是互相祝贺新年。《荆楚岁时记》载：“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拜年，是元旦的一项重要事项。人们拜祭祖先后，全家长幼依次拜长辈，此今也如此。四是饮椒柏酒，喝桃汤。《荆楚岁时记》又载：

(正月一日)进椒泊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

据此，当时荆楚一带已形成一系列以除疫、延寿为目的饮食习俗，主要为饮椒柏酒、屠苏酒、桃汤、吃五辛盘、胶牙饧等。据说“屠苏”是一种药剂，《天中记》卷4“屠苏条”引《岁华记丽》云：

屠苏乃草庵之名。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夕遗闾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尊，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有得其方，而不识其名，但名屠苏而已。

显然，最早的屠苏酒是预防瘟疫的一种中药配剂，在元旦取浸过屠苏药剂的井水饮用，含有新水崇拜的意味。晋人葛洪曾用细辛、干姜等泡制屠苏酒，还演化为用一些中药来泡制酒，以起治病、防病的作用。吃五辛盘也是为了健身，魏晋时将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称为五辛，在元旦时，人们将这五种辛香之物拼在一起吃，意在散发五脏之气。明代朱义《普济方》卷151引唐人孙思邈《食忌》中说：“正月之节，食五辛以避疠气。”按现代科学观点，元旦之际，寒尽春来，正是易患感冒的时候。用五辛来疏通脏气，发散表汗，对于预防瘟疫流感，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吃五辛盘反映了长江流域的先民把新年健康的追求，寄托在元旦这一天。五辛盘是后世春盘、春饼的雏形，唐时，人们对五辛盘做了改进，增加了一些时令蔬菜，汇为一盘，号为春盘，取其生发迎春之义，在元旦至立春期间食之。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8“荐生菜”条引唐《四时宝鉴》中言：“立春日荐春饼生菜，号春盘。”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盘、春饼、春卷的名称相继更新，其制作也越来越精美了。

元旦中还有一些固定的食物，也多寓吉祥之意，以表达人们对新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如饺子、年糕等。据《酉阳杂俎前集》载有所谓“汤中牢丸”。这里所说的“牢丸”恐即当时人们吃的“水饺”之类。

二、上元节

所谓“上元”即正月十五。古代称夜为“宵”，故此日之夜称之“元宵”。我们知道，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分别为春季、冬季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故又有“三元”之称。即所谓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为上元，有张灯结彩之俗，故又名之为“灯节”。《册府元龟》卷53《帝王部·尚黄老一》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月敕：

道家三元诚有科诫。……自今以后，两京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宰杀渔猎)。

另据《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会昌四年(844年)正月敕：“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余日不禁。”知唐尊道家“三元日”已成惯例，有“断屠”之举。就“上元”节即元宵节而言，隋唐间人们的庆贺活动实已超过了宗教的范围。元宵节的节俗活动首先是观灯。《隋书》卷15《音乐下》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条下载：

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

同卷下文又云，此种为庆贺节日的“百戏”，规模惊人，所谓“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各类演奏乐工达18000人，“大放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这是有关元宵节或以“百戏”歌舞，或以“炬火”等大加庆贺的较早记载，所说当然是京师一带，但在各地似同样存在。唐长江流域民间亦有上元日张灯以贺的习俗。据《全唐诗》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诗序称：

(襄阳)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亦天下一绝也。又《全唐诗》熊孺登《正月十五日江陵过夜》诗曰“楚郭明灯几处张”。李郢诗中也提到上元日“恋别山灯忆水灯，山光水焰百千层”。所写均为元宵灯节盛况。其次，元宵节的节俗活动之一为迎“紫姑”。《荆楚岁时记》载：“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事，并占众事。”)紫姑，何许人也，荆楚民众为什么要在正月十五日晚迎紫姑神，这里似语焉不详。但据隋人杜公赡为该书所作之注可知一二。公赡在为《荆楚岁时记》作注时曾援引刘敬叔《异苑》中有关紫姑的佚闻：

紫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捉之觉重，是神来也。平昌孟氏尝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去。自尔，着以败衣，益为此也。据此，知“紫姑”原是一个受虐待而早逝的劳苦妇女，人们视之为“厕神”，在其亡日“迎之”，这一方面是给不幸者的亡灵以慰藉，另一方面是借此机会就年成、婚姻大事卜问神灵，以祈平安和丰年。《荆楚岁时记》又载：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知元宵节以豆粥祭门户和迎紫姑都是为了祝愿桑蚕丰收。宗懔记述荆楚民众迎紫姑神、占卜农桑的风俗，既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广大民众对年成和富裕生活的祈望，也反映出农妇们对紫姑的敬仰和笃信。

有关唐代上元日的食俗记载不甚明确。似乎当时尚无元宵节吃“汤圆”之俗。我们知道，六朝时荆楚之地的人们习于此日喝一种豆制品。上揭《荆楚岁时记》云：“正月十五日，作豆糜。”所谓“豆糜”或即豆粥之类。

而在当时的巴蜀一带，人们喜食一种粉果和焦健，焦健似是一种油炸的带馅的面点。据《太平广记》卷234"尚食令”条引《卢氏杂说》载一尚食局之造健子能手曾表演过此类制作方法，称此油炸之面点“其味脆美，不可名状”。知此期长江上、中游之间在元宵节的饮食民俗上也是不尽相同的。

三、寒食与清明节

寒食与清明是农历三月的两个节日。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庆祝活动也颇近似，此将二者合并起来加以讨论。

寒食节禁火，相传始于先秦时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至迟在魏晋时期，长江流域的荆楚地区已盛行寒食节。据《荆楚岁时记》载：

去冬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

知寒食禁火在六朝时乃至以前已成风俗。至唐，长江流域更广泛存在此俗。《全唐诗》孟云卿《寒食》云：“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从此诗看，江南贫民“往往无烟火”，似乎并非是因寒食禁火之故。

有资料表明，唐代长江流域清明节与寒食节已融为一体，体现出综合性的节日特征，其主要的习俗约有以下数端。首先为扫墓。寒食扫墓历史悠久，但唐玄宗以前似一度禁止，可能是制止民间上墓时纵乐的行为。《唐会要》卷23《寒食拜扫》录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敕有云：

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例程。

朝廷允许“寒食上墓”，但不得“作乐”，想必此后寒食扫墓得成为“例程”。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会昌二年(842年)二月条记：“寒食节。前后一日，都三日暇，家家拜墓。”又《大唐六典》卷6都官郎中员外郎条：“宦户、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知唐代寒食日不仅官民有假，而且官户、奴婢等官贱民也有假日。寒食之俗王建《寒食行》诗说得十分具体，诗称：

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牧童骑牛下冢来，畏有家人来洒扫……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但看垄上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

当时长江流域乡村民间寒食的节日情况如何呢?《全唐诗》徐凝《嘉兴寒食》诗云：

嘉兴郭里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扫回，唯有县前苏小小，无人送与纸钱来。嘉兴唐时属苏州，地处长江下游。但“家家拜扫”、为逝去的亲人送纸钱之俗当不仅限于此地。《全唐诗》所录宋之问《寒食江州满塘驿》、《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张说《襄阳路逢寒食》、窦常《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刘员外禹锡》、窦巩《襄阳寒食寄宇文籍》、杜甫《寒食》、《清明二首》、刘禹锡《酬窦员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韵》(卷361)、于鹄《襄阳寒食》以及王建《江陵使至汝州》等均言及长江上中游一带的寒食或清明节。

如上揭刘禹锡诗云“楚乡寒食橘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张说《襄阳路逢寒食》诗言“去年寒食洞庭波，今年寒食襄阳路”；王建《江陵使至汝州》诗云“回看巴路在云间，寒食离家麦熟还”。知寒食、清明节日在广大的长江上中游地区普遍存在。其次为“踏青”。清明正值春光明媚，是踏青的好时节。长江流域各地多有此举。《全唐诗》来鹄《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塘庄》诗曰：

几宿春山逐陆耶，清明时节好风光……醉踏残花屐齿香。风急岭云飘迥野，雨馀田水落万塘。不堪吟罢东回首，满耳蛙声正夕阳。

来鹄，为晚唐著名诗人，曾长期游历于长江流域诸州郡，留下不少有关荆楚风俗的诗篇，如《鄂渚除夜书怀》、《鄂渚清明日与乡友登头陀山》、《洞庭隐》等。前述其《清明日》诗未言作于何地，从其游历所及和诗中所提到的“岭云”、“万塘”等判断，应在江南。知在当时，江南一带民间在清明节前后踏青之俗与北方并无大别。其三为文体活动。唐代寒食、清明节盛行各种文体活动，甚至出现了“五人为火’，的戏班子。据《酉阳杂俎续集》卷3载：“(满川等)五人为火……监军院宴，满川等为戏，以求衣粮，少师李相怒，各杖十五，递出界。”这种演艺活动当即民间艺人利用此节日以谋生即所谓“以求衣粮”的一种手段。

此外，本区的巴蜀一带还有一种称之为“蹙融”的棋类游戏。据《资暇集》卷中载：“今有弈局，取一道人行五棋，谓之蹙融。”又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载：“小戏中，于奕局为一枰，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当然，这两种棋类，今已失传，其棋盘及着法已不可考。

此外，唐荆楚地区在寒食、清明节还流行斗鸡、打秋千和施钩等游戏。具见《荆楚岁时记》，。角抵这一节日体育运动在荆楚地区也可看到。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载：“荆州百姓郝惟谅，性粗率，勇于私斗。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不知这种“蹴鞠、角力”在本区是否已成风俗。

当时寒食节之食俗似主要有饧大麦粥。前引《荆楚岁时记》云：“(寒食节)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从其制法看，可能是将大麦熬成麦浆，煮熟后再将捣碎的杏仁拌入，冷凝后切成块状，食时浇上糖稀，如《玉烛宝典》卷2云：“今世悉作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别者一锡(疑为“饧”字)沃之也。”此或许即后世所说之“麦糕”，其中的原料大麦改以粳米代替。

四、端午节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五、端阳、重午、天中节。端午是长江流域荆楚地区除春节外最隆重的节日之一。

历史上的荆楚文化区一直是介于北方诸文化区和南方吴越、巴蜀等文化区之间的一个中间型文化区，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兼收并蓄多种文化因素包括风俗习尚，并通过为历史传说人物立祠奉享，或围绕一个传统的小型节会活动聚会多种习俗因子等途径，渲染、升华和组合出一个又一个大规模的节庆来。端午节的形成途径便是这样。

我们认为，端午节的由来，大体是荆楚之地的人们将中原民族以祈雨拜龙为主要内容的夏至节和南方水居民族传承已久的龙舟竞渡风俗，以及先秦楚人口角黍类熟食投獬豸神兽的习俗，纳为五月五日(或五月十五日)吊享屈原的节日活动内容，并赋予竞渡活动以拯救屈原和为屈原招魂的新的涵义。

端午的节俗很多，各地也不尽一致，以荆楚地区而言，则主要有几种习俗。

一是所谓“龙舟竞渡”。《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汩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下之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隋书·地理志下》也说：“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竟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隋唐嘉话》卷下也说“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已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我们注意到，唐代长江流域赛龙舟一般是由水乡人民自发进行的。元稹的《竞舟》诗描写了民间竞渡风俗和竞渡之前的准备工作。诗中写道：

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年年四五月，蚕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此时集丁壮，习竞南亩头。朝饮村社酒，暮椎邻舍牛。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仇。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君侯馔良吉，会客陈膳羞。画蠲来四合，大竞长江流。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

这首诗虽然是以讽喻的手法，告诫人们不要为竞渡而妨农害时，但它给我们留下了很珍贵的江南水乡竞渡的民俗史料。

端午节的食品之一是精制“角黍”。这是荆楚地区普遍盛行的一种风俗，其意在祭奠屈原。对此，梁吴均《续齐谐记》言之甚明，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

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吴均这里讲述了筒粽改楝叶粽的由来和投粽于水的目的。那么，粽子为什么又称作“角黍”呢”，据陈元靓《岁时广记》卷21“裹黏米”条引《岁时杂记》说：“端午因古人筒米，而以菰叶裹黏米，名日角黍相遗，俗作粽。或加之以枣，或以糖，近年又加松粟、胡桃、姜桂、麝香之类，近代多烧艾灰淋汁煮之，其色如金。古词云：‘角黍包金，香蒲切玉’。”这种粽子的由来或称谓可参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5《谷部四·粽》(第78页)，无须详说。

有资料表明，荆楚地区端午精制的粽子除了投入水中以祭奠屈原外，还有其它用途，诸如节日自食，馈赠亲朋，祭祀祖先，小儿佩戴避邪和送斋僧道等。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又证实民间信仰的多功能的特色。

端午时期的又一民俗活动是采药、悬艾和饮菖蒲、雄黄酒。悬艾之习在荆楚地区较为普遍，《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又云：“以五彩丝系臂，名日辟兵，令人不病瘟。”有资料表明，这种习俗以后仍存在。唐代虽缺乏此类记载，但结合以后的事例，可以判断其是早有渊源的。

我们认为，端午节俗体现了唐人的民俗观念及对时间的理解。端午的节俗很多，无论是悬艾、佩彩丝、食粽，还是竞渡、采药，都脱离不了其避灾除祸的原始意义。

五、中秋节

八月十五日正值三秋各半之时，故称“中秋”。中古时期民间逐渐形成一以赏月、拜月以及后世吃月饼等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唐代诗人欧阳詹《玩月诗序》日：

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兔圆。况埃盖不流，大空悠悠，婵娟裴回，桂华上浮，升东林，入西楼，肌骨与之疏凉，神气与之清冷。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关月亮的记述甚多，以嫦娥奔月的故事最为著名。月亮神话传说在民间演变为中秋赏月之俗。不过这种风俗在唐以后南北地域内均普遍存在，这里可略而不论。

六、重阳节

“重阳节”即夏历的九月九日。《易经》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故称“重九”，又因日月逢九，两九相重，故称“重阳”。民间于是日久有庆贺之俗。主要活动有登高、佩插茱萸、赏菊、食糕等。

登高之俗始于西汉。

佩插茱萸作为重阳节的另一项重要习俗也早见于汉代，知六朝江南多处有此俗。

至唐代，此风更盛。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早脍炙人口，所说正是重阳登高、插茱萸事。而唐代帝王们在重阳节既要登高游宴，又要赏菊赋诗，还想射箭游猎，很显然一天时间是不够用的。因此重阳节不是一天，而是两天或三天。重九后一日宴赏，号“小重阳”。李白居湖北安陆时作《九月十日即事》诗曰：“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何太苦，遭此两重阳。”正谓此。《御定佩文斋广群方谱》卷5“登高条”引孙思邈《千金方·月令》，视重阳登高为一项重要活动，称：

重阳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归。

参据王维《奉和重阳节上寿应制》、王缙《九日作》、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皇甫冉《重阳酬李观》诗可知唐代重阳前后登高、佩茱萸，饮酒之风是十分普遍的。如王维《九日作》云：“今日登高樽酒里，不知能有无。”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辟恶酒，汤饼茱萸香。”均可见唐人几乎是无菊无酒不重阳。

七、除夕节

除夕作为一岁的最后一日，也是新年的前一日，是世俗间相沿已久的重要节日，除旧迎新是除夕节的主旨。除夕有一系列的节俗活动。可简述如下。

首先除夕要更换桃符、春联、门神，并有一些其它门饰。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引《黄帝书》称有神仙兄弟二人，一名神荼，一名郁垒，居于风景秀丽的度朔山下，他们把祸害人间的恶鬼都用苇索捆起来让虎吃掉。这个传说恐在当时广泛流行于民间。因此为防止恶鬼进家，削桃木梗制成神荼、郁垒两人形象，立于门上。于是便产生了中国门神的雏形。至魏晋南北朝，时人认为刻木为人形太麻烦，于是削成一块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人的名字。把这块桃木板挂在门上，称之为“仙本”或“桃符”。此已见前引《荆楚岁时记》。宋人王安石《元旦》诗所写：“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疃疃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的“新桃”和“旧符”，都是指辟鬼祛邪的“桃符”。与此相关联的是举行驱鬼除瘟疫的仪式——逐傩。关于逐傩，前文已述。此再略加补充。《太平御览》卷17引《荆楚岁时记》云：“卒岁大傩，殴除辟厉……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碟雨散，则瘴必毙。”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贬误》载“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渐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疟疠也。予读《汉旧仪》，说傩逐疫鬼，又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渐为合沧耳也。”前为六朝时事，后者为唐代。宋代及以后亦然。

李白驱鬼范文第2篇

步入神坛的鸡文化

从许多遗址发掘可看出，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很早就出现了重鸡习俗。在距今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就有形状像鸡的陶器。由于与人们生活习俗息息相关，有的鸡形象已经被神化，“鸡” 就此一步步登上了神坛。

关于鸡的考古发现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都发现过家禽鸡骨，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能把野雉驯化为家鸡。湖北境内的石家河文化遗物中有大量陶鸡，三足而立，造型生动。还有鸡形陶壶等像鸡形的器物。这些都是长江流域“重鸡习俗”的早期表现。

黄河流域的重鸡习俗出现更早，在距今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就有形状像鸡的陶器。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经研究，论定这种器物应该是鸡彝，后来被山东龙山文化、夏文化继承并改造，成为夏代的重要礼器――灌尊。鸡彝早期形态是袋足，后期形态为封口，形状都与鸡形相似。山东地区是它的主要原产地。

山东及其邻近地区本是东夷之域，祝融是传说中东夷的日神和火神，山东青州苏埠屯晚商墓葬中曾出土大量“融”族徽号的青铜器，祝融八姓最早也出自东方。祝融是日神、火神，而家禽中的鸡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积阳”、“为火禽”。而且祝融的“祝”与“朱”音相近。汉应劭《风俗通》说：“呼鸡曰朱朱”。吴裕成先生认为，古人呼鸡为祝祝，或朱朱，推测祝融与南方炎帝之佐朱明相同，而且与鸡、朱雀、凤关系密切。因为鸡鸣以后日出东方，所以古人以为是鸡唤起了太阳。由此看来，祝融与尚日、崇火、重鸡的习俗是相关联的。后来，祝融八姓中不少陆续向西南方向迁徙，祝融又被尊为“南方之神”，他们原有的重鸡习俗也影响到长江流域。

东方地区的陶礼器鸡彝，此时传入了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长江流域也广泛流行着与尚日、崇火、重鸡相联系的鸡彝（、封口），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均多有发现，足以说明这种器物遍布长江流域。而且，长江下游、中游出现较早，表明鸡彝是由山东及其邻近地区传到东南地区、中南地区，然后传至西南地区。

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晚期出土了青铜制作的“金鸡”和青铜“扶桑树”，二者都是日神崇拜的产物。《神异经・东荒经》：“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然后就应该是日出了。扶桑山因传有扶桑树而得名。所谓扶桑树，是古代传说中一种两两同根偶生、像互相扶持的神树。三星堆所出的青铜树共6株，如置两株于一处，正是两树相扶。金鸡与扶桑、太阳的关系源出于古代现实生活中鸡与桑树、太阳的关系。东晋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写道：“鸡鸣桑树颠。”看来古代的鸡可以飞至桑树的最高枝啼鸣，鸡啼日出。到了神话传说中，就成了扶桑金鸡鸣，然后日出扶桑，金鸡居于扶桑树枝上了。

青铜“金鸡”和前面所说的陶鸡、鸡形壶的象征意义比较接近，而与、等略似于鸡的器物不同。、等器物象形性较弱而象征性较强，原因是它们主要用于祭祀，是祭礼中的礼器，虽受重视却不是崇拜的对象。此类器物，名曰“鸡彝”，而彝字在甲骨卜辞和金文中就是双手奉鸡献祭的形象。根据民俗学材料，上古祭祀用鸡，用的是公鸡。如果再问，为什么祭祀要用公鸡，原因是：母鸡能下蛋，公鸡对于鸡的繁衍用处不大。一群母鸡，留一只公鸡足矣。假如一群母鸡中有两只公鸡，就会斗架。斗架也造就了中国著名的民间传说与地名，如宝鸡斗鸡台遗址等。

鸡虽然不等于太阳，但是鸡是太阳的使者或传令者。于是，就有陶鸡、鸡形壶和青铜“金鸡”等，有的可能本身已经被神化，有的早被看做是神的使者或助手。这里说的“神”，首先是太阳神和火神。不是祭祀品而是祭祀对象的鸡，地位当然要高一些。可以说，此时的鸡已经步步登上了神坛。

关于鸡的生肖来历

鸡对人们的生活有重要影响，所以能够在十二生肖中占据一席特殊的位置。它是惟一的禽类，而且与“六畜”中的排位相仿，稳稳地坐在了犬和豕之前。

生肖出现于何时，至今不明。很可能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其萌芽。《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草字头+底下一个“咸”)、任、荀、僖、（女子旁+右边一个“吉”）、儇、衣是也。”其中的酉恰好与后来十二生肖中的鸡相配。

酉的字形为酒器的象形。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发现《日书》两种。其中有一种载有生肖，并指出“酉，水也。”于豪亮解释说：“酉，水也。”水读为“雉”，“雉是野鸡，现在说酉属鸡，当是从酉属雉发展而来的。”可能在十二生肖出现之时，人们以鸡和雉同为酉的属相。到东汉时，酉与鸡相配成为定论。王充在《论衡》中明确地说：“酉，鸡也。”

汉代以后，鸡不仅对人的生活有种种影响，而且鸡生肖与千百万具体的人相联系。鸡的艺术造型有不少人格化了。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便有鸡首人身的守门神。唐代十二辰中的鸡，也是鸡首人形。直到清代圆明园中的十二生肖水钟的鸡生肖造型，也还是鸡首人身，只不过立像变成了坐像。

古代的鸡又被称为德禽。传说鸡具有：文、武、勇、仁、信五德。鸡与“吉”谐音，更寄托了古人许多美好的祈盼和祝愿。

人类和鸡在3.1亿年前出自共同的祖先

最近，科学家们关于鸡基因的研究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由美国领衔、中国等12个国家参与、170余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研组经过9个月的辛勤工作，以现代家鸡的祖先“红原鸡”为对象，绘制成基因图谱。

2004年3月1日，多国科学家组成的两个研究小组宣布绘制出鸡的基因序列草图和遗传差异图谱。科学家选取了家鸡的远祖――红原鸡为测绘对象。报告指出，鸡的基因有大约2万到2.3万个，与人类的数量大致相当；但是鸡的基因组却只有人类的1/3：鸡拥有大约10亿个碱基对，而人类则有28亿个碱基对。

重要的是，在分析中科学家还发现，在鸡的活跃基因中大约60％与人类相同，这暗示着在大约3.1亿年前两个物种从共同祖先分化出来的时候，遗传物质具有守恒性。正是从那时开始，两个物种开始向着不同方向进化。不过，是什么原因让“鸡跨到另一条路上去”，领导这次国际合作译码研究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威尔森教授表示，这个进化之谜“还悬而未决”。

吉祥可爱的鸡形

鸡的形象一直在民间美术中担当着"吉祥物"的主角，永无休止地把吉利和福运带给世人。

人类关于鸡的造型出现得很早。已知最早的鸡形，发现于屈家岭文化遗址，都是陶鸡，手捏成形，生动而简洁，类似今天的民间玩具。几千年过去了，有关鸡形的艺术创作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鸡的造型与其他民间工艺题材一样，不受材料、工艺、地域与时代的限制，成为民间工艺美术的普遍存在。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材料、工艺，哪个地区、朝代，都有鸡形的创作。

如此广泛的创作活动，主要取决于对鸡的情感投入。自从新石器时期，原鸡经人工饲养培育成家鸡以来，鸡的经济价值就得到了普遍开发，历代沿承，一直在中国农副产品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喜欢食鸡、食蛋的民俗由来已久。

鸡的自然形态也广受赞扬。它形体挺拔，行动矫健，毛羽艳丽，气概非凡。学者们多认为，古代的凤凰形象，就是以公鸡为原型创造出来的。

古人还认为鸡能驱鬼、避邪。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上说，正月初一为"人日"，在这一天，大家贴画鸡于门户，上悬苇索，旁插桃符，这样做可以使得"百鬼避之"。

又因为鸡与"吉"谐音，常用鸡比喻吉祥、吉利。将鸡与磬合为一图，称"吉庆"；与山石合为一图，称"室（石）上大吉（鸡）"。河北省新城县白沟镇，过去出产的泥玩具中有一对男女童，女孩抱着一只公鸡，男孩抱着一条大鲤鱼，称之为"吉庆有余"。公鸡有冠，与"官"谐音。把公鸡与鸡冠花合为一图，则构成"官上加官"，意思是仕途通达、连连高升。公鸡善鸣，与"功名"谐音，把公鸡与牡丹合为一图，构成"功（公）名（鸣）富贵"。

公鸡打鸣时有昂头的动作，与"扬名"谐音。把一对大鸡与五只小鸡合为一图，寓意《三字经》中的一句话："教五子，名（鸣）俱扬（昂）。"

在民间美术中，用鸡所表现的寓意，一律为正面与肯定的取向。剪纸、泥塑、陶瓷、木雕、布艺、木版年画等各类民间工艺都竞相将鸡形做得优美动人。

20世纪50年代，江苏扬州剪纸艺术家张永寿曾经剪过一张"公鸡除害"，表现一只大公鸡正紧张兴奋地啄食一条蜈蚣，公鸡身体仿佛蕴含着很大的力量。作品中饱含的抑恶扬善、除恶务尽的寓意，十分鲜明集中。作者遵循剪纸艺术的创作原则，将形象压挤在一个平面上，刻画出基本形体，但是并不满足二维空间的效果，尽量在公鸡的尾羽、翅膀等处，调动剪纸语汇，追求立体的感觉。

河北蔚县彩色窗花中的鸡形，显然吸收了当代美术创作的元素，表现为圆润丰美的装饰特征，但是仍然在背景上加了一枝鸡冠花，这无疑是对传统寓意题材"官上加官"的继承。

斗鸡风云录

中国的斗鸡民俗据说从夏朝时就已经开始。它掀动的狂热，曾紧绷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弦，闹出人间悲喜剧，甚至演成政治风云的变幻。

斗鸡的历史

雄鸡的神经系统如弓弦，被雄性激素拉得满满的，因此，它好斗，争强好胜不示弱。

斗鸡这种活动有着久远的历史，据说夏朝时就已经开始。它掀动的狂热，曾紧绷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弦，闹出人间悲喜剧，甚至演成政治风云的变幻。

《史记・周鲁公世家》："季氏与氏斗鸡，季氏芥鸡羽，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氏，昭伯亦怒平子。"斗鸡引起纠纷，鲁昭公也被拉进纠纷中来。鲁昭公发兵攻打季平子，季氏则联合其他力量抗击鲁昭公，把鲁昭公赶到齐国去。

"季氏芥鸡羽"，《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为："季、之鸡斗，季氏介其鸡，氏为之金距。"介为甲。介其鸡，有种解释是："为鸡著甲。"另有一说，介芥相通，《史记》说"芥鸡羽"，宋代裴集解所引的解释是："（提手旁+右边一个“寿”）芥子播其鸡羽，可以坌氏鸡目。"在鸡羽撒上些芥粒或芥末，用来眯住对手的眼睛。《史记》此段记载，据《左传》而来。司马迁用"芥"而不用"介"，大约是鉴于汉代斗鸡实际采用的"技术"吧。

但此后写斗鸡的诗文便常用"芥羽"一词了。如汉代有"芥羽张金距，连战何缤纷"诗句，南朝梁简文帝诗有"芥羽忽猜俦"句。北周王褒《看斗鸡》诗也有："妨敌金芒起，猜群芥粉生"的说法。

为了取胜，斗鸡者的手段不止芥羽一项。依《左传》和《史记》所记，氏在与季氏斗鸡时也采取了置敌于死地的措施--金距。金距是给鸡爪套上锐利的金属爪套。鸡五德之一的"足傅距者武也"，说的就是经如此武装的鸡，与赤手空拳相比，杀伤力自然大增。

为提高斗鸡的战斗力，古人还发明了另一种小手段：在鸡头上涂狸膏。三国曹植《斗鸡篇》言"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北周庚信《斗鸡》说"狸膏熏斗敌"，所言的便是此项手段。狸膏即狸的膏脂。狸，也叫狸猫，善于捕鸡，为鸡所惧。斗鸡前，将狸膏涂在鸡头上，借助狸的气味，涣散对手的斗志。

斗鸡者对于胜券的把握，不仅在于为鸡装上“明枪暗器”，更重要的是对上场厮杀的鸡进行特殊的驯练。《庄子・达生》记述了周宣王的斗鸡。纪（三点水旁+右边一个“省”）子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

这只鸡，为驯其善斗，至少专门驯养了40天。先驯10天，不行，还显气躁；再10天，不行，欠沉稳；又10天，驯鸡人仍不满意；又过了10天，可以了，那鸡被驯得沉着若呆，各种善斗的本领都掌握了，即使有鸡打鸣啼叫，它也阵脚不乱，似木鸡一般。旁的鸡见了它掉头就逃，没有敢于应战的。《列子・黄帝》中也可见相同的记载。这个驯斗鸡的故事，就是成语"呆若木鸡"的来源。而《庄子》所称赞的"望之似木鸡"的境界，是一种大智惹愚一般的境界，确是不同凡响。

唐代――斗鸡活动最昌盛的时代

统治者、贵族阶层嗜好斗鸡，上行下效，使斗鸡之俗延续了几千年。

唐代，因玄宗皇帝喜好斗鸡之戏，而造成一种社会病态。据唐代《东城父老传》记，李隆基即位前就好斗鸡。那时斗鸡之戏是清明节俗的一项内容。李隆基当上皇帝后，在宫内建鸡坊，"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坊中"，并有500人专司驯鸡。结果，"上之好之，民风尤甚"。有钱的倾家荡产买鸡，没钱的就以假鸡为戏。长安有个名叫贾昌的少年，驯鸡有一套办法，博得玄宗欢心，一下子就荣华富贵，成了闻名天下的"神鸡童"。

这个"神鸡童"确有本事。据《东城父老传》描写，元宵节和清明节时，贾昌至骊山为唐玄宗表演斗鸡，他"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裤，执铎拂，导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为使斗鸡昂奋起来，贾昌先激发之，使得雄鸡"树毛振翼"--毛羽竖立，亢奋地拍着翅膀，"砺吻磨距"――再磨砺尖喙和跖距；"抑怒待胜"--处于一触即发的临战状态。斗鸡开始后，贾昌驯的鸡，随着他的指挥鞭，进退周旋。斗鸡结束后，这些鸡排着齐整的队形，随贾昌返回鸡坊。这不仅是斗鸡，也是出色的驯鸡表演。

唐代斗鸡驯鸡发达，社会却为此付出了世风靡废的巨大代价。斗鸡使人如痴如狂，也使一些"斗鸡小儿"恃宠骄横，不可一世。诗人李白《古风》诗："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行人皆怵惕。"

如此丧志，使斗鸡走马成了并不怎么光彩的词。明代张居正等辑《帝鉴图说》，将历史故事付诸图画，进呈当朝天子，以事规谏。其中有两幅涉及斗鸡题材。一幅表现斗鸡场景，两只鸡正相持，周围站着观斗者；另一幅，不仅有抱鸡者步行于途，而且有抱鸡策马者疾驰而过，画面上端，云间依稀露出宫殿的屋脊。此画要讲的意思一目了然。

琳琅满目的野生鸡类

在民俗、艺术当中，鸡的形象代表着美好吉祥，但在现实社会里，野生鸡却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据动物学家研究，全世界的野生鸡类共有276种，中国有59种，占21.39%，居世界之首。其中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有20种：松鸡、黑嘴松鸡、斑尾榛鸡、雉鹑、四川山鹧鸪、海南山鹧鸪、黑头角雉、红胸角雉、灰腹角雉、黄腹角雉、绿尾虹雉、棕尾虹雉、白尾梢虹雉、褐马鸡、蓝鹇、黑颈长尾雉、白颈长尾雉、黑长尾雉、孔雀雉、绿孔雀；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有18种：黑琴鸡、柳雷鸟、岩雷鸟、镰翅鸡、花尾榛鸡、淡腹雪鸡、暗腹雪鸡、血雉、红腹角雉、藏马鸡、蓝马鸡、黑鹇、白鹇、原鸡、勺鸡、白冠长尾雉、白腹锦鸡、红腹锦鸡。

而列入世界红皮书中的全球野生鸡类有18种，中国有11种，占61.11%。其中濒危种有：褐马鸡、绿尾虹雉、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黑头角雉；易危种有：藏马鸡、蓝鹇、黑长尾雉；珍稀种有：黑颈长尾雉、白尾梢虹雉、灰腹角雉。

中国是野生鸡类分布最多的国家，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出土文物中就有长尾雉的图像，殷商的甲骨文里也记载有雉、鸡字样。近些年来，由于森林砍伐，破坏了原鸡的栖息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繁殖，加之乱捕滥猎，导致数量减少。为了保住家鸡的祖先，中国已把原鸡列入国家二类保护动物。

野生的原鸡--这种生活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热带原始林中的鸡，远看像是品种不纯、发育不足的小型鸡，它的外形与目前农村饲养的中国家鸡非常相似，只是雄鸡的尾羽较长，而且略向下弯垂，如不细分很难辨别。原鸡又叫红原鸡，生长在南方的热带雨林中，常活动于村落附近的耕地上，有时，混于家鸡中一起觅食。性极羞怯畏人，听觉和视觉都很灵敏，只要有一点异常，便起飞入林，或疾驰逃走。它们的活动很有规律，清晨和黄昏取食饮水，中午气候炎热，躲进林中阴凉处休息，洗土澡。雄性原鸡的叫声与家鸡近似，只是尾音较短，截然而止，声音似“茶花两朵”，故此，云南当地居民又叫它“茶花鸡”。每年2月开始繁殖，巢置于地面凹处，每年产卵1次或2次，每次产4～8枚，多则可达12枚。孵卵只由雌鸡承担，雄鸡觅食饲喂雌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