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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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与智慧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合作精神是时代对人的基本要求，真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项任务，都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合作才能得以完成，得以实现。数学新课标明确指出：教师帮助学生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在教学中，教师要致力优化合作交流的环境，引导学生自主探索，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
一、营造合作氛围
《标准》指出，在数学教学中，应由原来过多地关注知识与技能转变为关注学生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更加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事实证明，学生只有在宽松的学习环境中，在愉悦、民主、平等的氛围中，才能缩短与教师之间的心理距离，产生一种凝聚力和向师力，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共振。这样，学生才会无拘无束，敢想、敢说和敢问，才能激发起合作的欲望，从而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合作活动中。如课前谈话：小朋友看过中央台的“智慧树”这个节目吧？它的开场有一首儿歌是怎么唱的？（老师带领学生边说边做动作）“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耶！”“智慧树乐园里的智慧爷爷听说咱们一（1）班的小朋友特别聪明，特意请王老师带来一些智慧果，大家想得到吗？智慧爷爷说，只要大家肯动脑筋就一定把智慧果奖励给大家。不仅这样，如果大家得到的智慧果特别多，还可以用几个智慧果来换取一棵智慧树，大家有信心得到智慧树吗？好，那我们开始上课吧。”教师亲切的谈话，引起了学生丰富的联想，让学生感觉到上课有事可做，有话可说，从而感觉到学习数学不难。
二、提供合作机会
新课标要求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掌握知识的多少，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学生是否亲历探索过程，是否使学生理解数学，是否在思维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得到发展。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积极为学生提供合作交流的机会，使学生在合作中学习知识，发展思维，在交流中培养能力，获得自信心。如“两位数加一位数（进位）”的教学中，一位老师这样设计：（一）教学24+6
1.提问：24+6等于多少呢？同学们有什么办法知道得数是多少吗？请同学们先独立思考，然后同桌之间合作完成。（学生回报。）
2.引入：同学们的办法真不错！摆小棒的时候，你是怎样知道有30根的呢？
3.引导学生归纳：4根小棒再加上6根等于10根，可捆成一捆，和原来的2捆合起来一共有3捆，就是30根。
4.提问：如果不摆小棒，怎样计算呢？（把24分成20与4，先算4+6=10，再算20+10=30）
5.提问：同学们，你们喜欢哪种办法，为什么喜欢这种办法呢？ [教者先让学生独立思考，摆小棒，自己主动探索，再发挥小组合作的作用，鼓励学生用多种方法计算24+6，打破了以往的计算教学的唯一思路，培养学生敢于探索的精神与大胆尝试的能力。同时，引导学生去发现并运用最简单的方法计算24+6，教师在课堂上起到了主导作用，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从这个教学片段我们可以看到，教学重视学生的合作交流，学生对新的问题有自己的方法，并能选取对眼前问题有用的方法；数学交流既保持数学思维的简洁、快速，又克服了数学思维中存在过程和结果的模糊性。
三、拓展合作时空
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在教学中，我们要努力给学生提供充分的参与数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使学生在认真听讲、课堂练习的同时，有更好的机会去亲自探索，去与同学交流和分析探索的结果，从而更好地理解数学的基本知识，形成基本技能，掌握数学方法。如教材例题，“做一做”等的插图，大都展现了学生小组活动、合作学习、讨论交流的学习方式和民主的学习氛围，并不断用语言提示，如分小组讨论，应该怎样算等，鼓励学生主动地与同伴进行讨论交流，让学生在主动的、互相启发的学习活动中，获得知识，发展能力，逐步形成创新意识。一位教师这样教学人教版二年级下册《解决问题》：
1.演示：跷跷板乐园中同学在玩耍：3个跷跷板，每个跷跷板上有4人，旁边有9名同学在观看。
2.师:你们从跷跷板乐园中观察到了什么？
（让学生先整体说一说，观察到了什么，有什么想法，适时启发：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生：展示各自的想法。
师：你自己提出的数学问题，你会解答吗?你能向你的学习伙伴介绍解决这个数学问题的过程吗?如果把这个问题和他人的问题结合，你又能提出怎样的数学问题呢？
3.讨论问题：跷跷板乐园一共多少人？
先组织学生独立思考，然后分小组讨论，交流：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你能把解题的过程说给你的学习伙伴听吗？
4.展示交流。
板书学生的回答： （1）4+4+4+7=19（人）
（2）4X3=12（人）
12+7=19（人）
（3）4X3+7=19（人）
5、反思，评价。
师：大家同意他的方法吗？能具体说一说是怎样思考的吗？
6、“跷跷板乐园一共多少人？”这个问题有很多解决的方法，你对哪种方法最感兴趣呢？这是为什么？
学问与智慧范文第2篇
今天，追求技巧、想走捷径成功的人越来越多。这又是“智慧”吗·不，最多是心眼多，是投机取巧，是机灵鬼。智慧要求远见，要求眼光，要求对于对象的整体性把握，要求不仅经得住一时一地一事的考验，而且经得住较为长期与全面的检验。智慧要求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要求有所不为，有所作为；要求学有新意，事有新意，言有新意。
智慧，是指人的一种高级的、主要是知性方面的精神能力。 “智”强调的是知识与胆识，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估量、选择与决策。“慧”主要是悟性，是对于是非、正误、成败、得失等的迅速感受与理解掌控。
尽管智慧给人的印象首先是一种能力，但能力不可能完全脱离品质与境界。我们说到远见、大局、明辨、敏锐与周全，说到选择与决策、承担与应变、淡定与冷静、正视与勇气，这都不是鼠目寸光、私心杂念、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蝇营狗苟、妒贤嫉能、夸张矫饰、胆小怕事、苟且偷安的人所能做到的。相反，只有具有远大目光与宽广胸怀的人，具有谦逊兼听、从善如流品德的人，具有求知好学、服膺真理性格的人才能做到。
我还喜欢讲一句话：智慧是美丽的。智者会有更好的风度，更宽阔的心胸，更从容的举止，更自如的挥洒，更多的包容与耐受，当然也有更多更多的自信、自尊、自爱。
在中国古人那里，不常用智慧这个词，而喜用“知”。儒家讲得更多的是“学”字，要人重视学习，重视切磋琢磨。老庄常常抨击或贬低知，提倡厚朴，反对滥用智谋。老子讲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这些意思都与我们今天讲的“大智若愚”相通。真正的大智是深藏的，是不那么张扬外露的。这也包含了警示人们不要耍小聪明、不要一心投机取巧、不要聪明反被的意思。
学问与智慧范文第3篇
[关键词]智慧 概念框架 哲学的智慧 智慧的哲学 知识型哲学 问题的哲学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031―07
当前，中国哲学界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重返哲学的智慧本根”、“回归哲学的本性”。人类当今所处的时代，既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又是一个“智慧贫乏”的时代。由于“智慧已经衰退”或者说“智慧被人遗忘”，致使当今全球人类陷入了重重生存危机之中，因此“恢复智慧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文化行动之一”。由于智慧和哲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本原关系，哲学一向被看成是“爱智慧”，所以“无智慧的状况”表明“哲学错了”，哲学“弃绝智慧”而沦为知识。可见，“恢复智慧”就是要“回归哲学的本性”。然而究竟什么是智慧?哲学与智慧到底是何关系?哲学智慧同其他智慧区别何在?智慧的哲学与遗忘了智慧的哲学有何不同?“恢复智慧”的本真意义是什么?
一、智慧辨义
“哲学”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文的“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因此，要想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智慧，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去理解“爱智慧”。然而“知识易言，智慧难说”，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对智慧的理解不同，从来没有关于智慧的统一的定义，由此导致哲学自身的难以定义。在此，本文欲从历史文化中寻找对“智慧”的理解，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智慧”的词义，从知识、才能与智慧的对比中来领悟“智慧”。
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智慧”这个词，他说：“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如果你不听从我本人而听从我的‘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那就是智慧的。”可见，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智慧就是认识“多”中的“一”，就是认识到一切是“一”，“一”统一着一切。苏格拉底提出了“自知元知的人是最有知的”的智慧观，意在表明唯有神才有真正的智慧(智慧是神性的)；人没有智慧，只能在承认自己无知时才能去追求真正的智慧，把智慧看作是人类通达真理或真知时必具的谦逊“态度”。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首次对“智慧”提出确切的定义：“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不同于两个东西：一是与感官认识和神化幻想不同，它追求的是对自然事物的合乎理性的解释：二是不同于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它注重于对事物所以如此的原理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智慧观代表了西方古代人们对智慧的认识。
在中国，“智慧”或单一的“智”字，在先秦时已出现，但其含义在当时并没有直接的界定和解释。譬如老子讲：“智慧出，有大伪”。(《道德经・十八章》)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论语・雍也》)孟子认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提出：“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已大量使用“智慧”或“智”这个词，但对这个词的词义本身没有给予直接的解释。直到百年后汉初的贾谊，才第一次对“智慧”作出明确的界定：“深知祸福谓之智，反智谓愚；亟见窕察谓之慧，反慧谓童(蒙昧)。”(《新书・道术》)就是说，智慧是指人们对未来祸福的深刻预见和敏捷把握的思维能力。
在印度佛学中，智慧，或智与慧的连用，或二者的分别称谓，它是梵文“般若”和“若那”的音译。在《佛教大词典》(2002年)里它是指一种破除人生迷惑、破除“我执”的能力，包括判断、辨析、洞察、彻悟。如“般若”，有彻悟之意； “若那”，泛指一切有分析和有决断性的认识能力。从语义的角度来看，在英语中，表达“智慧”的词有两个：wisdom，intelligence，前者有智慧、才智、明智、知识、学问等意，后者是指理智力、理解力、聪明等等。在汉语中，古代人讲的“智”包含有聪明、智谋、智慧、知道等意，“智慧”指聪明、才智、知识。在《现代汉语词典》(2001年)中，智慧被解释为“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可见，在汉语和英语中，智慧一词的用法基本相似，概而言之，它主要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把智慧理解为知识学问，或者是见识、创见(此种含义具有知识的性质)；二是把智慧定义为一种洞察、预见、辨别、创新的能力(才能)。由此看来，智慧好像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某种“知识”和某种“能力”。事实上，从前面引述的内容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人侧重于从知识的层面理解智慧，中国人侧重于从能力方面理解智慧，印度人则把智慧看作是“识”(彻悟、洞悟)。但是，智慧肯定不同于知识，也不单单是能力。因此，对智慧与知识、才能的对比分析，构成我们理解和领会“智慧”的不可或缺的视角。
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博学并不能使智慧。否则他就已经是赫西阿德、毕泰戈拉以及克塞诺芬尼和赫卡泰智慧了。”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智慧和知识是不同的。那么，智慧与知识究竟有何不同?我国当代哲学家冯契，在1947年的《哲学评论》第10卷第5期上，发表了他的硕士论文《智慧》，该文集中地探讨了知识与智慧的不同以及二者的关联。他认为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往往是从三种不同的立场或角度出发，即“以我观之”、“以物观之”和“以道观之”，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的结果。所谓“以我观之”是指从常人的主观角度去认知，其结果只能形成主观性的意见；“以物观之”是指从事物的客观角度去认知，结果形成系统性的知识；“以道观之”则是从宇宙本原的高度来透视，从事物的内在本质来剖析，其能力为智慧力，其结果便谓之智慧。可见，意见、知识和智慧之间，有层次的分别，有高低的不同。实际上，冯契的观点是直接继承古代哲学家庄子的思想。在《庄子・秋水》篇中，就有“以俗观之”、“以物观之”、“以道观之”的提法。冯契把庄子的这一提法进一步具体化和明确化，并将它运用于对意见、知识和智慧三者的理解上，颇有启发意义。
就智慧与知识的关系而言，智慧不等于知识，但基于知识。它是在知识(包括意见)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对于事事物物的本真的洞见，是对知识融会贯通后形成的见识。比如，我们可以说，“举一知一”是知识，“举一反三”是智慧；“见微知微”是知识，“见微知著”是智慧……。推而广之，“一叶知秋”、“闻一知十”、“闻声知情”、“张往知来”等等，皆可谓智慧。从本质上看，智慧与知识的不同在于：“知
识是一种从生活中分离、结晶出来的东西，是已然生成的东西，而智慧则是一种活生生的、永不封闭、永不僵化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向一切可能性敞开着的。”从智慧、知识、能力三者的关系来看，此三者类似于我国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三长之说。“才”即才能，“学”为知识，“识”就是智慧。而对于才、学、识三者的关系，我国清代的诗人袁枚，曾经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令我们耳目一新，为之折服。他说：“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善学邯郸，莫失故步；善求仙方，不为药误。我有神灯，独照独知，不取亦取，虽师勿师。”(《续诗品三十三首・尚识》)袁枚把智慧(“识”)比作“神灯”，看作是“学”与“才”的“统领”，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的确，智慧是知识和才能的统帅，它指导着知识和才能的获得和运用方向。当然，智慧也离不开知识和才能，它要以知识为其奠定基础，要通过人的才能来显现自身。由此，我们可以说，凡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惊人的模仿力、深邃严密的思考、神妙高超的悟性、卓越独到的见识，明察秋毫的判断，能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触类旁通并善于运用已有知识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智慧即是一种基于知识、显于才能、达于彻悟的高、深、远、广的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一方面，它是一种认识能力，是人的一种深层次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探赜索隐的认识能力；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境界，即是一种通彻事理、了悟世情、洞达人生的精神境界。
二、哲学的智慧
哲学是智慧，但智慧并不就是哲学。原因在于，智慧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比如，从层次来看，有高级智慧和低级智慧；从性质上讲，有“形下智慧”和“形上智慧”；从表现方式而言，有常识的智慧、艺术的智慧、宗教的智慧、伦理的智慧、科学的智慧和哲学的智慧等等。因此，对于理解哲学本身来说，不仅要懂得智慧的一般含义，而且，还需要进一步弄清楚哲学智慧的性质。美国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曾提出“概念框架”的理论。他说：“概念并不是一些孤立的理解。相反地，它们是彼此联系的，而且，联系于一个概念网络并依照这个概念网络而得到理解，形成我们称之为概念框架或概念结构的东西。”据此，孙正聿把概念框架区分为三个最基本的层次，即常识性质的概念框架、科学性质的概念框架和哲学性质的概念框架，并认为：同一个“名词”或“语句”，在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中，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含义。例如，“物质”这个“名词”，在“常识”的概念框架中，它是指各种各样的东西；在“科学”的概念框架中，它是指构成世界的“要素”；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它则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又为人的思想所把握的“客观实在”。同理，“智慧”这个“名词”，在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中，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含义。换句话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智慧”，即常识的智慧、科学的智慧和哲学的智慧。那么，在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中，“智慧”的性质和含义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在我看来，常识之“智慧”是在日常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聪明”、“精明”和应对具体事物时所具有的“智谋”、“见识”。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遇事反应迅速、机敏，考虑问题细致、周到，足智多谋(如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办事精明，或有精湛、娴熟的技艺(如庖丁解牛时的游刃有余)，那么，他就是富有智慧的人。但是，这种“智慧”具有某种形而下的品质，它是一种求“器”的意识。换句话说，它是一种经验的、技术的、常人的智慧，受个人的生存意志的驱迫。是应对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的一种能力。美国的斯顿伯格说：“有一个为许多专家所接受的智慧观点是：智慧是对生活中新问题、新情境的一般适应能力。”本文觉得这种智慧可理解为常识的智慧。总之，常识的智慧是为个人的生存作谋划的，因此可以把它叫做“小智”或“小聪明”。有小智者的智慧仅仅是有利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小集团，它甚至会促使人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而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所以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可见，老子在这里说的“智慧”正是“求器”的常识的智慧。
科学之“智慧”是在某一领域表现出来的创新思维和辨析、预见能力。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孟推教授认为，“智慧就是指抽象思维能力”；也有人认为，“智慧是多种智力(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判断力)的总和”，“智慧就是智力测验测得的东西”；还有人把智慧定义为：“是指具有产生新思想的思维能力。”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科学意义上的智慧。这种智慧，由于它是对某一领域、某一方面事物的本真的洞见和发展趋势的预见，还未超离“求器”的范围，因而，其性质仍然是一种“形下智慧”。比如《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智慧，爱因斯坦的科学智慧，就是这种智慧的典型表现。
哲学之“智慧”则是冯契所说的“以道观之”的智慧。具体来说，它就是对“道”的体悟，是一种通彻事理、了悟世情、洞达人生的精神境界。它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首先，哲学智慧是一种“大智慧”。其“大”在于：它是对世界与人生的博大与圆融的理解；它所追问的是作为整体的存在，而不是对具体事物及其演变过程的说明；它指向无限的超验领域，是一种“形上智慧”，而不是对有限的“形下之器”的关注。简言之，哲学智慧之所以是大智慧，就在于它是对“天道”和“人道”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之“道”的透彻领悟。这样的智慧，就是庄子所说的“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也如司马迁所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更是张载所确立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意识。按照西方哲学的看法，这种智慧，是“专门研究‘有’本身”，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说(亚里士多德语)，是对“在”的“思”和“谛听存在的消息”(海德格尔语)。
其次，哲学智慧是一种精神境界。毫无疑问，哲学智慧首先是一种“高、深、远、广”的认识能力和卓越的“见识”，但更为根本的，它是一种精神境界，就是指人的精神状态层次和心灵超越所达到的一种境地，或者叫“心态”、“心境”。精神境界不同，人生态度就不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取决于人们对人的本质、地位(即“人生在世”的问题)和人的价值、人生意义(即“人活一世”的问题)的“觉解”，取决于主体对“存在世界”(存在本体)和“意义世界”(价值本体)的理解和追求。觉解愈透彻，理解愈深刻，追求愈高远，则精神境界就愈高。然而，“人生在世”和“人活一世”、“存在世界”和“意义世界”，诸如此类问题，恰恰是哲学智慧的独有的“地盘”和“世袭领地”。因为，哲学智慧的本然旨趣就是“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语)。中国古代的老子明确指出：“知人者智”。所谓“知人”，就是认识“人是什么”(包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和确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明白了“人之为人”的依凭，才能度过一个合乎人的“本性”的有意义的人生，才能具有高尚的人格和高远的精神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说：“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再次，哲学智慧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智慧。哲学，作为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它必然
要面向人自身存在的本身。哲学智慧作为对一般智慧的超越，表现在它关系到人类生存和个人生存的问题，是为人类生存和个人生存提供指针。就对整个人类生存而言，哲学智慧规范并指导人们的价值取舍和人类努力的方向，关涉人类根本选择和文明根本走向，其目的在于推进社会的协调进步和文明的持续发展；就对个体生存而言，哲学智慧是人的“幸福的寓所”和“安身立命之本”。因为，哲学作为生存智慧是与人的幸福、正义等德性寻求密切相关。“生存智慧是一种获得内心的幸福感和德性满足的方式，由此，生存智慧便为人类的内心塑造提供指引。”更为实质的是，哲学智慧以其对“本体”(存在本体和价值本体)世界的追求，在理论上为个人的生存确立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使个体生命的心灵得以“安顿”。唯其如此，个体才能够体验幸福、欢乐、喜悦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总而言之，哲学智慧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生活的挚爱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最后，哲学智慧是一种“酸性”智慧。美国哲学家L.J.宾克莱在其大作《理想的冲突》一书中说到：“‘一些现代性的酸’已经使过去各种宗教式的笃信溶解了。”我们可以借用这种说法，把哲学智慧比作“酸性”智慧，意在表明哲学智慧是一种批判的反思的智慧，是对思想的“解冻”。“它要求把基本假设、概念系统和思维框架看作是成问题的，看成是无法冻结的动荡的海”，通过对既定的知识、现成的结论和流行的观念的怀疑和挑战，通过对思想前提的批判以及智慧本身的自我批评，从而防止人的思想的冻结和思维的凝固，并实现人类思想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如果没有这种酸性智慧，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精神生活就会陷入贫瘠。
综上所述，智慧有许多种，而哲学智慧仅是其中之一，它与常识的智慧和科学智慧有着显著的不同，如果我们对三者不加以区分甚至混淆，就会导致对哲学的歪曲和误解，当代的“哲学常识化”和“哲学科学化”的倾向就是例证。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三种智慧之间又有内在的相关性。哲学智慧是对常识的智慧和科学的智慧的反思和提升，并以理论的形态将这两种智慧扬弃地包含于自身之中，从而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同时，哲学智慧要借助于这两种智慧或者说通过对二者的“作用”而实现它的意义和价值。
三、智慧的哲学
如果说哲学就是“爱智慧”，而爱智慧就是对智慧的热爱、追求和反思，那么，哲学所热爱、追求和反思的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哲学的智慧”。因此，所谓“智慧的哲学”就是对“哲学的智慧”的热爱、向往和追求，此其一。其二，“智慧的哲学”是相对于“知识型哲学”而言的。就是说，哲学追求的是智慧而不是知识，是“智慧之思”而不是“知识之学”。所谓“知识型哲学”，也可称之为“哲学的知识化”，一是把哲学当作是知识；二是用探求知识的方法来研究哲学。由于没有厘清“智慧的哲学”的深刻内涵，造成了对哲学的双重误解。
第一，没有把哲学智慧和其他智慧区别开来，把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每当人们谈论起哲学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刚开始接触哲学的时候，有人就告诉你这样的答案：哲学是一门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且不说在这种理解中把哲学仅仅看成是智慧学、聪明学，而丢掉了“爱智慧”之本义当中的对智慧的“爱”(热爱、追求和反思)，由此势必导致把哲学看成是一大堆现成智慧的总汇。而且，这种理解中所讲的智慧。多半是常识或科学意义上的智慧，远未达到哲学层面。正因为这样，人们学习哲学都抱着实用的目的，企图从哲学中获得一些论辩的技巧、抽象思维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和分析问题的普遍方法等，以为如此，人就有了“智慧”，也就变得“聪明”起来。更有甚者，想从哲学中寻找解释世界的“终极真理”和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从而使哲学沦为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工具理性”，失去了其作为“人生境界”、“生存智慧”、“价值理性”和“人类生活的样式”或“人的生命形式”等等的深厚意蕴。如此一来，哲学就难逃被简单化、庸俗化和工具化的厄运。
第二，把哲学知识化。哲学知识化的根本在于，把智慧等同于知识，把哲学理解为“知识之学”。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哲学在其产生的源头便与人类的生存状态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哲学作为智慧之学与人的生活和德性的塑造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哲学却越来越远离智慧，哲学由“智慧”滑转为“知识”。在我看来，这种“滑转”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如前所述，亚氏把智慧定义为“是关于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而哲人(即有智慧的人)则是“知得多”和“知得深”的人。他说：“我们先假定：哲人知道一切可知的事物，虽然每一事物的细节未必全知道；谁能懂得众人所难知的事物，我们也称他有智慧(感觉既人人所同有而易得，这就不算智慧)；又，谁能更擅于并更真切地教授各门知识之原因，谁也就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之次级学术更近于智慧；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该被施为，它不应听从他人，智慧较之少的人应该听从他。”尽管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智慧不是对世界万象的个别性和经验性的认识，而是对普遍性知识的获得，是关于原因、本质或根源性的知识。但是，这种对智慧的理解，将哲学导向对知识的追求和探索，导向对客体的认识与关注。由此，也使哲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哲学只不过是“知识之总汇”，它与科学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二者追求的知识的普遍性程度不同罢了!到了近代，哲学的知识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培根和笛卡尔确立起一种知识论形态的哲学，哲学成为滋养现代各门自然科学的母体。笛卡尔曾用一棵树来比喻整个科学知识的分类：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其他自然科学是树枝。他要求哲学像几何学那样建立一系列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体系。他用“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建立了以“我恩”主体为核心的主体形而上学，试图回答一切知识的根据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哲学才成为“科学之科学”)。此后，经过康德的“批判哲学”，再到黑格尔，这种知识论形态的哲学达至巅峰状态。现当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仍然是奠基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哲学知识论立场”，并且这一思潮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对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的固守。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哲学的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中，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人们普遍地把哲学视为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大的普适性的知识；把科学视为关于各种“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而把哲学视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知识。这样，哲学就成了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科学了，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
哲学知识化不仅表现在内容上把科学所追求的知识当成自己的追求对象，而且，表现在方法上把科学的实证方法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当作典范推广和应用到哲学的领域中，哲学被实证化、科学化和技术化，逐渐丧失其思辨的性质和反思的维度，失去对“在者”的超越和对“在”本身领悟的能力。哲学由此日益走向智慧的反面，其内在活力也一点一点地丧失殆尽。事实上，正是由于哲学的知识化和
科学化，导致哲学自身的“终结”或被科学“消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三部哲学名著当中，得出一个共同的哲学结论：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已经被“驱逐”出了自然领域，而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哲学又被“驱逐”出了社会历史领域，哲学只剩下一个纯粹的思维领域了。可是，我们知道，到了20世纪，思维科学的兴旺发达，哲学合乎逻辑的又被“撵出”了思维领域。这样，哲学被“驱逐”出了整个的世界，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了。于是，各种消解和终结哲学之声不绝于耳。然而，人们并不甘心哲学被“消解”或“终结”，总是习惯于为哲学寻找新的“地盘”而使哲学苟延残喘地“活着”。但是，如果不改变哲学既有的“知识论立场”。任由科学知性思维模式的摆布，那么其自身生存危机的“魔咒”就无法消除，它必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而丧失其独立存在的必然性。
在我看来，真正的哲学是不可能被消解的(无论是就事实而言还是从逻辑而言)，人们只能“终结”某个时期或某种类型的哲学(比如知识型的哲学)；真正的哲学不会是“无家可归”的，而是“四海为家”。因为，真正的哲学不是以“世界”为对象，而是以关于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它提供给人的不是知识(尽管它自身是一个由概念、范畴、命题、原理等组成的知识系统，且有自己的哲学史知识，但它不以追求知识为目的)而是智慧。也就是说，哲学存在的根据和意义在于，它是“智慧之思”而不是“知识之学”。真正的哲学就是智慧的哲学。
智慧的哲学的要义在于：它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哲学的智慧是一种生存的智慧，这就决定了智慧的哲学必须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对人类的生存困境做出合理的回应，不断解答基于人之存在的矛盾性问题，从而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智慧。唯其如此，哲学才能成其为“哲学”，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与此相反，知识型的哲学，只满足于揭示各种“存在者”背后的具有最大统一性和普遍性的终极知识，找寻客观世界最确定、最普遍的必然规律，企图建构一个庞大的关于世界绝对真理的抽象体系，而失去对人类生存活动的现实关注，或者说，“遗忘生活”，因而注定要被终结。因为人及人的生活世界是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而这种“终极知识”和“绝对真理”是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人类的，因而是“非人的”。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它是一种“科学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本质是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切割、遗忘和抽象，它不关心人的内心痛苦，更不能为人生提供价值目标和精神支撑，相反，人要受这种抽象的理性的“统治”和“奴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哲学变得“敌视”人了。不仅如此，知识型哲学或哲学的知识化、科学化，又使哲学功利化和实用化，这不仅导致了人们只拥有知识而缺乏智慧，而且还导致了人类社会畸形和片面的发展。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生存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人们过分追求(科学)知识而缺乏(哲学)智慧造成的。这也说明，仅靠知识型哲学和科学不仅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生存危机反而可能深受其害。只有哲学智慧才能提高人类自身生存能力，引导人类走向自由幸福的生活。
更为根本的是，智慧的哲学是“问题的哲学”，它不同于体系的哲学(建构体系、寻求确定性)。问题体现了哲学智慧。“所谓哲学是‘智慧’之学，即是问题之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人的智慧最集中最主要的体现。”毫无疑问，科学也解决问题，但是，科学的问题，主要是事实的、经验的问题，即形而下的问题，这种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依赖于人们对某种科学知识的掌握，因此，科学的问题，又可称之为知识的问题。而哲学的问题是超验的形上的问题，比之科学问题显得更具抽象性和思辨性。提出和发现哲学问题，不能光靠知识，而主要靠智慧，就是说，既要靠理论理性思维，又要靠直觉领悟。可以说，哲学是一个问题的“王国”，但是，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在“反思”的意义上提出和形成的，这就表明，“智慧的哲学”之所以是“问题的哲学”，就在于哲学的智慧是反思的智慧。
问题的哲学，标明哲学不是对知识、真理的占有而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哲学总是“在途中”)，意味着哲学关注于提出新问题、开拓新视野、开辟新路径、“试图改变问题”而不在于给出答案。 “拒绝答案可以防止思想变成制度化或官僚化的知识，这样思想才是活的。只有当思想是活的，生活才是活的。”所以，“哲学问题不是用来回答问题，而是用来形成思想和生活的诱因，它展开可能性，它意味着有事情可以折腾，生活因此就开展起来。”此乃问题哲学的实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才成为“酸性智慧”而实现“解冻思想”、“前提批判”和“引导时代”的目的。
学问与智慧范文第4篇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017-0074-01
参加江苏省新一轮品德教材的编写，是一件极其荣幸又相当辛苦的事。在经历了不断地否定和修改后，新教材终于有了雏形。下面，笔者想谈谈品德新教材编写过程中的着力点，以便让广大同仁在今后的教学中有所启发。
1.立民族之根。
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省教研室鞠文灿主任反复强调，教材要有立足之根，他说：“品德教育的根是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教材要指向根，回应根，落地生根。”所以，在新教材中，传统的道德文化凸显了，经典故事增加了。在教材中，可以品味到经典的格言、谚语、诗词，可以了解古代的习俗，可以对话中华圣贤、名家，还可以品读到流传已久的经典故事。新教材，从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汲取生命的力量，充满了“中国味道”。
2.铸道德之魂。
品德教材的灵魂是德性。因此，新编教材努力凸显“德性彰显，史地融通”的特色，将优良德性与人格的养成作为教材教学的目标。此外，新教材在紧扣课标的基础上，还进行了重新的架构、组织。从单元编排到课题重设，乃至每课板块的标题，都凸显了道德的主题。比如：现行教材――苏教版《品德与社会》四下第一单元的课题是《在公共汽车上》，新教材的课题是《遵守公共秩序》，教育主题鲜明，针对性更强。从教材板块来看，《在公共汽车上》的板块标题是“乘车你我他”“在不同的公共场所”“不遵守公德会带来什么”，这些板块标题基本是中性的，无明确的道德指向。而《遵守公共秩序》一课分了“上下有序”“进出有礼”“动静适宜”“遵守秩序有智慧”这四个板块，道德认识明晰了，道德行为强化了。总之，新教材试图用古今中外的经典故事传承德性，让“四心入心”（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让“五体落地”。
3.张生命之弦。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生命的关怀。品德课程是以学生生活为基础、以学生良好品德形成核心、促进学生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良好的品德养成和社会性的发展，是学生生命成长的必然要求。我们的新教材，要帮助学生在社会性发展过程中得到正确的生命价值引领，感受生命的可贵，丰盈生命的色彩，最终实现生命的价值。比如，新教材《伸出爱的手》一课，板块一：不一样的生活，呈现了两组不同的画面，将经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画面对比，叩击学生的心灵，让学生深刻感受同在蓝天下，却有着不一样的生活，从而激发同情、关爱之心。接下来，又展示一组遭遇自然灾害地区人民的生活场景，帮助学生感受生命的脆弱与坚强。第二板块“大家手拉手”中，通过感动中国人物――阿里木和“南京爱心妈妈群”的感人故事，在学生心中荡起爱的涟漪，唤醒人性深处的善与美。
4.走智慧之路。
在这次教材编写过程中，提及最频繁的词就是“智慧”。新教材中的“智慧”主要体现在教材内容的思辨性上，即摒弃简单告知、泛泛而谈、知行脱节、只说不做的弊病，将“价值澄清”理念，“道德两难”问题引入教材，在有引导意义和价值的设计中，让学生在探究中尝试判断、选择，在思辨、比较中提升行为智慧。比如，《伸出爱的手》一课，通过前两个板块的设计，实现明理、激情，接下来设计了“帮助的学问”这个板块，通过经典故事《苏珊的帽子》引导学生去思考、比较，从而帮助学生懂得帮助别人不能居高临下，而是要顾及对方感受的道理。帮助是有学问的，这个学问就是学生要掌握的行为智慧。
学问与智慧范文第5篇
顾名思义，哲学教育就是关于哲学的教与学的实践活动。不难看出，哲学教育以哲学为内容，而哲学则以哲学教育为实现形式。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然而，在一个日益功利化、实用化的世界中，哲学教育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哲学教育的不可或缺性源于哲学的不可或缺性。就哲学而言，其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本源的关系，表现在人不仅是一个自然的、自在的存在者，而且还是一个追求意义的、自为的存在者。格言说，“吃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哲学家则说，“人的存在需要精神”，而“精神必定有所超越”。超越什么？超越“自身的物质存在”。从物的角度定义人，如人是“某种动物”，甚至“某种机器”，无疑降低了人作为人的尊严。对意义的追求表明，人不仅是一种具有超越维度的存在者，而且自身就是意义世界之源，因为“本然世界不存在意义的问题，意义与人无法分离”。当然，在追问世界的“意义”的同时，人还追究世界之“真”。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由于“纯粹的”“好奇心”的驱使，人不断“逼问”事物的“原因”“第一因”。所谓“第一哲学”正是这种非功利的、彻底的追问和反思的结果。可见，以彻底的反思为特征的哲学是人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哲学教育无用论和取消论不仅是对哲学的误解，也是对哲学教育的误解。哲学教育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所谓“狭义的哲学教育”主要指的是学校，尤其是大学教育中包含的哲学教育，而“广义的哲学教育”，则除了学校的哲学教育外还包括社会上各种渠道的哲学教育，如来自家庭、朋友、社会学术团体、大众传媒、因特网等的哲学教育。二者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前者是学院化的，后者是社会化的；前者是系统性的，后者是分散性的；前者是理想主义的，后者是现实主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可以视为实践广义哲学教育的典范，而某些哲学教授们则毫无疑问是实行狭义哲学教育的代表。有趣的是，苏格拉底坦然宣称自己“无知”，而这些哲学教授们不但自信“有知”，而且还手握“真知”。与此相对照，苏格拉底把“对话”看作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途径，哲学教授们则视“灌输”为不二法门。不得不说，哲学教育中产生的许多问题与此有关。这些“教育者们”忘记了“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须知道，哲学教育也只是人的整个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它既不能代替后者，亦不可凌驾于后者。把哲学教育等同于意识形态教育，把哲学教育等同于宣讲教条，其结果只能使哲学失去自己的“本性”，从而使哲学成了“非哲学”。哲学之所以成为“非哲学”，哲学教育之所以成为“非哲学教育”，还在于一些人不了解哲学和哲学教育的特点。哲学的特点是“批判性”“教化性”以及“创造性”。哲学教育亦复如此。首先，哲学具有批判性。批判性可以说是哲学最显著，也是最根本的特点。哲学的批判性表现在自己不断质疑自己，自己不断否定自己。这一点既与科学不同，也和宗教不同。宗教强调“信”，而不允许怀疑，所以是“无疑—不疑”。哲学则是一种“大怀疑主义”。“哲学就是把本来很稳定坚实的东西都变成问题。”科学虽然也提出问题，但是其问题都是原则上可以回答的问题，而哲学上的问题则无法达到“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总是寻求答案，哲学则不断提出问题。哲学的批判性保证了精神的永不枯竭。其次，哲学具有教化作用。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教化的目标是求善，并且以诚意正心之类的自我道德修炼为手段。这样的认识使得中国哲学将求真从属于求善。而西方哲学教化的目标是求真，它以理性的培植为教化的手段。这样的认识使得西方哲学将求善从属于求真，强调理性的规导。”哲学的教化性保证了精神的自我维系。第三，哲学还具有创造性。叶秀山先生指出，“惟有哲学一定要‘创造’；没有‘创造’就不是哲学，哲学处于‘创造’—‘创始’、‘原始’处。”这意味着，哲学不仅要“从有到无”，而且还要“从无到有”。其中，“从有到无”是“解放”的维度，“从无到有”则是“开显—创造”的维度。“哲学的本性使它总是求新、求异、求变，一句话，求自由创造。”哲学的创造性保证了精神的永不止步。对于哲学教育来说，其批判性的品格表现在哲学教育始终以培养批判精神和批判思维的人为宗旨。哲学是永恒的追问。通过这种追问，哲学将自己置于理性的永恒审判之下。理性可以予人以“权威”，但是不能予人以“权力”，因为理性只服膺于“证明”，而不屈从于“独断”。故此，思想欲保持活力，就不能固步自封，否则便会导致“权威”的丧失。哲学教育的教化性则表现在，始终以追求真善美为进路。真善美是人类最高的价值。通过“说理”的方式，哲学教育将真善美的观念传播给每一颗心灵，从而达到“化民成俗”的效果。哲学教育的创造性表现在始终以鼓励思想的自由创造为动力。如果说哲学教育的批判性在于以否定的方式来防止思想的僵化，那末哲学教育的创造性则是以肯定的方式来激励、催生新观念的诞生。就此而言，哲学教育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二、“哲学性”与哲学教育的本性
哲学教育的必要性，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哲学教育的“本性”使然。如前所述，哲学教育以哲学为内容，显然说明哲学的本性也就说明了哲学教育的本性，因为哲学的“本性”决定哲学教育的“本性”。哲学的“本性”究竟是什么？过去的教科书把哲学看作是一种“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也有观点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对此，陈修斋指出这恰恰是哲学没有“定论”的表现。他说：“无定论正是哲学的本性，只有无定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无定论的。如果一旦有了定论，则它就是科学问题，而原本并不是或不再是哲学问题了。”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是与哲学问题的性质有关，因为“哲学问题往往是带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有时甚至是超验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往往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的界限，所以通常是不可能通过一般科学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没有终极答案的”。从哲学史上看，“哲学本身自其产生起，就从未有过统一于一说。虽然历史上曾有（将来很可能也还会有）哲学之外的某种权力要求哲学统一于一说，但是，这种统一将不可避免地被哲学本身所瓦解。”所以，“哲学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固定不变的本性，哲学是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地盘的同时，不断地扬弃自己已有的本性。”哲学无定论并不等于哲学不能界说。众所周知，“哲学”一词源于希腊词“philo－sophia”，意为“爱”“智慧”。不过，哲学所爱的是“大智慧”，而非“小智慧”。什么是“大智慧”？什么是“小智慧”？如果就“智慧”总是和“问题”相关联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么与诸如形而上学问题这些“大问题”相联系的便是“大智慧”，而与日常的、实际的事务这些“小问题”相联系的则是“小智慧”。就此而言，哲学是“大智慧”，而经验科学等是“小智慧”，因为“经验科学、形式科学的问题在提出来的时候就蕴含着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的可能，而形而上学的问题之所以‘大’，就是因为它不预先设定任何答案。形而上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纯粹的问题、没有条件的问题、没有预设任何答案的问题”。这表明哲学“不是一种完成态的静观知识，而是一个不断跃迁和提升智慧的动态过程，是一种爱智慧的运动”。
“大智慧”和“小智慧”只关涉“问题”的根本性与否，并不意味着前者比后者更“高明”。相反，在近代科学思维的支配下，作为“小智慧”的实证科学倒是逐渐取得了对作为“大智慧”的哲学的优势，而哲学则不得不开始漫长的“科学化”“知识化”的历程，从而标志着“智慧之爱”变成了“智慧之学”，其结果是哲学最终遗忘、迷失了自己。当然，哲学不是没有，或不能有知识体系。只是说，哲学的是开放的、自由的知识体系。但是当“把哲学界定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方法论等确定无疑的知识和具体的条文时，它们也就在无意中宣布了爱智慧的终结。因为哲学已经对于各个领域中需要智慧去探索的问题找到了明确无疑甚至具有终极性的答案。人类智慧似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在完满的哲学体系和内容面前失去了用武之地……这时候，所谓‘爱智慧’就是去学习由一系列答案所构成的既成哲学内容和体系结构”。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甚至都很难说得上是一门“智慧之学”，充其量也就是一般的“知识之学”。哲学不仅爱智慧，同时也追求自由。亚里士多德说，在一切学科之中，哲学是惟一自由的学问。“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显然，和其它知识相比，哲学知识摆脱了那种“实际的、实用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这样一种知识摆脱了需要，不受需要控制，而是以事物自身为对象。这样一种知识是自由的知识，我们哲学要考虑的是这种自由的知识，而不是在实际需要控制之下，受各种权力支配的知识。”正是由于其非实用性和非功利性，哲学被称为“自由的学校”。在这一点上，科学也具有相似的特点。然而，科学还有技术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当科学知识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时，“科学”就变成了“科学主义”，从而由解放的力量变成了禁锢的力量。哲学则不然。哲学的批判性使之永远朝向未来开放。如果“强求哲学接受、面对由经验科学所确定的现实，无异于取消了哲学的未来立场与现实的未来维度”。必须认识到，“自由的本质就在于使人永远保持在可能性当中，永远有未完成的可能性展开。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使人永远是行路人；拒绝被完成，坚持‘在路上’的开放性存在，就是维护自由。”所以，“哲学在根本上是出于自由，守于自由，又归于自由。”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地说，哲学不仅出于自由，栖于自由，守护自由，而且创造自由。这种“爱智慧”和“爱自由”的特性就是所谓哲学教育的“哲学性”。由于这种特性，哲学教育必定是开放的、自由的和创造的。当然，哲学也有民族性、个体性的一面，例如哲学史家根据地域上的不同而把西方哲学划成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欧陆哲学又细分为英国哲学、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等，威廉•詹姆斯则依据哲学家的气质将其划分为“软心肠的哲学家”和“硬心肠的哲学家”，从而把哲学区别为“软心肠的学派”和“硬心肠的学派”，但是“即使有其自身的文化局限性和偏见，哲学或许仍是所有科目中最开放的。其主要目标是思想和表达的清晰性，而其主要的成分是理性、洞见、沉思和经验。没有任何问题或观点是”。因为“最伟大的哲学家们—不管其个人信念是什么—都只尊重那些最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而不考虑其来源”。据此可以说，“哲学具有世界主义的特点”，因为“谁进了它这所学堂，谁就天生是一位世界主义者，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公民”。不仅如此，哲学还具有“未来主义”的特点。由于哲学的任务是“站在未来的立场上”，所以“搞哲学的大多数是未来主义者”。
三、贯穿“哲学性”的哲学教学
对于课堂哲学教学来说，哲学教育的“哲学性”具有重要的启示。哲学教学必须体现，乃至于实现哲学教育的“哲学性”这一特点。
1.哲学教学必须回答“为何教”，“为何学”的问题，也即“教”和“学”的目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教”和“学”同样也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教”亦“学”，“学”亦“教”。简单地说，哲学“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人”。冯友兰说，“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雅斯贝尔斯也指出，教育不只是传递的事实和技巧，而必须是以形成“整体人”为目标，以最广义的教育为目标。Introduc－tion从根本上看，培养“人”比培养“人材”重要，因为“人材”以“用途”为尺度，“人”则以自身为目的。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可以说正是有见于此。孔子亦曾主张，“君子不器。”对此，朱子云：“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因此，对于哲学教学来说，必须“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告子章句上》）
2.哲学教学必须回答“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也即“教”和“学”的“内容”问题。
哲学“教”“学”究竟是传授“知识”，还是开启“智慧”，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传统的教学模式大体上都是照“本”宣“科”。“本”就是所谓的“指定”“教材”，其中不少要么是哲学史材料的任意裁剪，要么是意识形态的“汇编”。这些“教材”把哲学完全等同于一般的学科知识，试图给予学习者以某种特定的“知识”。但是问题在于，哲学不仅具有“学科性”，而且具有“超学科性”。“如果仅仅注重哲学的学科性特点，便容易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知识系统，甚而由此进一步把哲学视为技术性的形态，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表述，也就是由‘道’而演化为‘技’。”显然，这种哲学教科书永远代替不了“哲学本身”，因为后者只能来自于“哲学经典”。这种说法虽然给人以“哲学就是哲学史”的陈词滥调之嫌，但是不可否认，学习哲学，经典著作的确是绕不过去的。由于始终面对终极的、永恒无解的问题，所以经典著作中提出的那些哲学问题总是“万古常新”。哲学史之所以被视为“问题史”，原因即在于此。在哲学中，“问题”远比“答案”重要。“这看似哲学致命的弱点，其实恰恰是哲学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3.哲学教学必须回答“如何教”“如何学”的问题，也即“教”和“学”的“方法”问题。
哲学“教”“学”究竟应该是“灌输”，还是“启发”？究竟是“独白”，还是“对话”？一般来说，“对话”胜过“独白”，“启发”强于“灌输”。“对话”是哲学的本质。所谓“对话”就是精神之间的敞开和相遇。据此，在“对话”中意义的流动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对话”中还会不断产生出新的理解。所以，“对话”最能体现哲学的民主、包容、开放和创造的精神。当然，“教亦多术”（《孟子•告子章句下》），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包治百病。例如，如果没有“平等”、“相当”的对话者，“对话”则难以维系。“启发”也是如此。“启发”虽然有利于扩展思维，但是如果没有先前“接受”的知识，就有可能导致“启而不发”。当然，“哲学不在于能够记住多少哲学观点，讲出多少哲学观念。记住哲学的知识，只是走向哲学的第一步，只是哲学教育的基础。”“真正的教育者必须培养自己的批判者，用智慧的乳汁哺育自己思想的掘墓人。”所以，对于哲学教学来说，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关键在于其能否体现哲学教育的哲学性。
4.哲学教学还必须回答“教得如何”“学得如何”的问题，也即“教”和“学”的“评价”问题。
学问与智慧范文第6篇
关键词：美育 学习智慧 教育智慧 生存智慧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安排了《先秦诸子散文》的选读，其中第一单元就是《论语》。我国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认为：广义的美育是指一个人在人生境界中所达到的最高水准，也就是关系到每个人怎样去追求和建立自己的人生观，不仅追求灵魂的完美，而且是超过这种完美的“天人合一”。《论语》之所以富有魅力，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充满了孔子卓绝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恰恰能给学生以美的享受，调动学生思想情感、个体意识的再造。教师要善于调动这种美育的功能，让学生从精神上得到愉悦，思想上得到洗礼。
1 孔子的学习智慧。
1.1 谦虚好问，乐而求之的学习态度。每一个人，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注定要用有限的生命来面对广阔无垠的知识海洋；相对于自己的无知而言，每一个人的知识都不过是沧海一粟，正如庄子所感慨的那样“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无知呢？孔子告诉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在孔子的眼里，学习的智者，并不是在于他知道的比别人多，而在于他坦然的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且能够虚心的向别人请教。“学问”“学问”，不仅要“学”，而且要“问”，这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关键，大凡会学习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而“问”，一要有敢“问”的勇气，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虚心向别人请教；二要善“问”，就是要解决如何问的问题。这些方面，孔子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
1.2 学思结合，温故知新的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决定学习的成败，而学习方法也关乎学习的效率。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这就涉及到一个“学”和“习”的关系。“学”是前提，是“习”的基础；而“习”是对“学”的实践，是对“学”的检验，也是对“学”的提高。没有“学”也就无从“习”；而没有“习”则“学”是盲目的，肤浅的，低效的，也是痛苦的，而只有“时习之”才能真正体会到“学”的成就，“学”的快乐。当然，孔子在《论语》里强调的学习内容是“礼”，是“仁”，是“道”，是人格品质修养，实践的也是“仁”、“道”。不过其强调的“学”与“习”相结合的方法，却让后学者受益无穷！
2 孔子教育的智慧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活动，他弟子三千，门人七十。通过教育，他对我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和传播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孔子在封建时代受到极高的尊崇，被封为“至圣先师”，尊为“万世师表”，即使在当时的学生心目中，孔子也有极高的威望。孔子在历史上、在学生心目中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除了孔子伟大的人格外，就是因为他伟大的教育思想，非凡的教育智慧。
2.1 “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意思是指，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对象之外，对谁都进行教育。
孔子自己在二千多年前就身体力行地在践行这一教育思想。孔子门人弟子多出身贫寒之家。颜回、原宪、曾参等人，生活往往贫寒交迫。据说，原宪住在只有一丈见方的茅屋里，房门用蓬草编成，还残缺不全，门轴用桑条做成，窗户用破瓮做成，房间用粗布隔成两室，屋顶漏雨，地面潮湿。曾参常常是三天不煮饭，十年不制衣，以至于一拉衣襟就露出胳膊肘，一穿鞋子，后跟就被扯了下来。孔子招弟子不要学费。那些亲自送上十条干肉作薄礼的人，他都统统收下来施以教诲。从地域方面看，当时鲁国、齐国、卫国、陈国、蔡国、宋国、秦国、楚国、吴国等都有他的学生，可见国籍也没有限制。
这意味着不管品行善恶、习性优劣，关系亲疏，对所有的人都平等的加以教育。有教无类的思想及其实践，使受教育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统治阶层。这为平民士人通过接受教育而进入官僚阶层开辟了道路，对教育和政治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2.2 启发式教学和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方法。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学生学习还没有到想弄明白而又还有郁结打不开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开导他；学生学习还没有到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就不要去启发他。老师举一个事物而学生不能以此类推、融会其他事物，那老师就不再教他。
孔子是我国第一位自觉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的教育家。他注重诱导学生主动思考。学生努力思考而不得要领，他才去开导；思考已有一点眉目却不能确切地表达出来，他才会启发。孔子非常注重培养弟子举一反三的思维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名言一直以来很有争议，其实它体现的正是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苏霍姆林斯基的另一名言则是对“因材施教”原则的最直接的解释――“世界上没有才能的人是没有的。问题是教育者要去发现每一位学生的禀赋、兴趣、爱好和特长，为他们的表现和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正确的引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3 孔子的生存智慧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使用一些内涵丰富、脍炙人口的成语，比如“欲速则不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等等，而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正是出自孔子之口，这说明孔子的智慧之光依然在我们生活中熠熠生光。《论语》无处不闪耀着孔子生存智慧的光辉。
立身处世――严于律己，真诚待人，灵活变通。《论语》这部书，教给我们很多处世的方法、做人的道理。
如何与人相处，这是一门大学问。孔子认为，首先，要严于律己。要改善跟他人的关系，关键在于改变自己。如果人人都讲诚信，很多社会问题就不会产生了。孔子告诫弟子，做事情不能贪求快，不能贪图小利，欲速则不达，贪求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警示。社会也好，个人也好，都不应该被急躁冒进葬送了事业，都不应该被眼前的小利蒙蔽了眼睛。
孔子是学习的智者，是教育的智者，是人生的智者！我们学习《论语》，就是和一个智慧老人对话，“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学习《论语》，就是在啜吮琼浆甘露，每一句都沁入心脾，浸润心田，美哉，《论语》！
参考文献
学问与智慧范文第7篇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人，不仅喜欢读书，更要善于在生活实践中汲取了悟，既学到书本知识，又学到另类知识；既学到身外之学，又学到身心之学。
那么怎样才能不断地从实践中获得知识和灵感，从实践和实际中学习呢？
首先你得爱学习。世上可有各种不学习的理论，其中被蠢人讲得最多的是学了没用，我学它干什么？有一位朋友，为人很纯朴，到了美国人家组织他参加英语学习班，他便问东道主：“你们明年是否还准备邀请我来？”得到否定的答复，于是认定学英语对他没有意义，便放弃了学习。悲夫！这种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狭隘偏执的态度还能学到什么东西吗？还能有多大出息吗？其实各种学问都是有联系的，语言与逻辑、与心理学、与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与历史、与政治、与文艺、与人类学、与哲学，这种语言和那种语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有许多相连通、相影响、相交流的渠道，甚至退一万步，哪怕只是为了训练思维、增长知识、满足求知欲与好奇心，也要活到老学到老。回想童年时代花的时间一大部分用在做数学题上，这些数学知识此后直接用到的很少，但是数学的学习对于我的思维的训练却是极其有益的。时隔半个多世纪了，有时看到上中学的孙子有数学题做不上来，我仍然喜欢拿到一边去做，与我上数学课的时间已经相隔半个多世纪了，多数情况下我仍能做出来，并从中得到极大的快乐。
我相信，学问从根本上说是相通的，真理有自己的统一的品格，世界的统一性既表现为物质的统一性――例如月球上的物质与地球上的物质是统一的――又表现为事体情理上的统一性。我们当中没有什么人有可能生活在类似“大观园”和“荣国府”的环境，但是《红楼梦》里的聚散沉浮、兴衰荣辱、亲疏远近、善恶真伪的事体情理对于我们仍然是亲近可触，振聋发聩，感同身受。再如我们说一个人讲道理，既是为人的特点也是做学问的要求，而不讲道理，既是人格的缺陷又是学问的不足为凭的标志。所以说美德也是统一的，例如实事求是，诚信待人，生气勃勃，宽容耐心，对于差不多所有人来说都是必要的，对于所有行业也都是必要的，对于所有专业修习来说也是必要的。任何一方面的学习，既有实用的意义，又有从根本上提高智力、提升境界的作用，所有的学习都通向智慧的海洋、智慧的巅峰，所有的学问当中都包含着一种追求真理、献身人群、正大光明、有所不为的品格，都包含着普遍适用的道理。自古以来，我们的哲人就思索着、寻觅着、描写着、也想象着、论证着这样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普遍适用的大道，或称之为道，或称之为仁，或称之为理，或称之为绝对理念。也许这种对于道的描写主要还只是一种直觉，还谈不上逻辑充分的论证，更谈不上实证，然而这正如对于光明与幸福的向往一样，是与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的诉求。
几年前有一位福建的文学评论家说过一句惊人之语，他说：“最高的诗是数学。”很多人觉得言之莫名其妙。我却相信他说得极妙，我可以感觉他的论述，却无法充分解释它。我感觉，最高的数学和最高的诗一样，都充满了想象，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创造，充满了章法，充满了和谐也充满了挑战。诗和数学又都充满灵感，充满激情，充满人类的精神力量。那些从诗中体验到数学的诗人是好诗人，那些从数学中体会到诗意的人是好数学家。所有的学问都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头脑，更是一种心胸；是一种本领，更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使命；是一种日积月累，更是一种人性的升华。让自己的灵魂震响起学习与学问的交响乐的人是幸福的、高尚的与有价值的；而让自己的人生震响起探索性实践的交响乐的，才能学得通，学得明白，学得鲜活，叫做不但读书，而且明理。而把学问学死学呆，实在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学问与智慧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内化;智慧;数学;应用意识
注重发展学生的智慧，使教学过程从教师的指导内化为学生智慧的发展，是小学数学教学中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笔者谈谈如何通过培养学生数学应用意识的渠道来发展学生智慧。
小学生的心理发展表明，他们的认识能力还不成熟，还离不开教师的引领，其智慧的发展需要介入教师的媒介而产生。但是教师并非能直接规定学生智慧的发展，学生终究要用自身的力量把所学的东西内化为自己的智慧。我们知道数学应用意识是指学生能认识到现实生活中蕴含着大量的数字信息，数学在现实世界中有着广泛的应用；面对实际问题时，能主动尝试着从数学角度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面对新的数学知识时，能主动地寻找其实际背景，探索其应用价值，达到用数学的视角观察世界、用数学思维思考世界，在处理与数学有关的问题时表现出较灵活的思维、较开阔的思路、较好的数学素养等，这样对促进学生知识的内化无疑是很有作用的。在数学教学中，给学生以实践活动的机会，启迪学生学会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引领学生自觉运用数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去分析与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到数学的应用价值，逐步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促进知识内化，达到发展学生智慧的目的。
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采取以下举措来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1，引导发现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培养应用意识。学生数学应用意识的培养要强调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改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被动状态，促使其更为积极、主动地进行探索。例如“分数的初步认识”这节课，考虑到教学的起点是“1/2”的认识，让学生们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表示出自己所发现的生活中的一半。有的用画图的方法，一圆分成两半；有的学生用三点水表示姓江的一半；有的学生画了一个桃子，一把刀切成两半。这时教师出示“1/2”这个分数，告诉学生所有这些都可以用1/2来表示，这就是生活中的一半，你们心目中的一半。随着教学的进一步深入，孩子们已理解了什么是1/3、1/4……但在表示上老师并没有强求学生一定要用分数来表示，有的学生还是用画图的方法来表示。这时老师出示了1/100，让学生们来表示，结果绝大部分学生都采用分数来表示，但乃有几个学生坚持用他们喜欢的图形来表示，老师没有阻止他们，耐心地等待他们自己的发现。画了一会儿，觉得“画图实在太麻烦”，终于接受了分数。这节课，孩子们对分数的认识是真实的，是自然的，学习数学的动力逐步从“有趣”转向“有意义”，并逐步建立学习数学的稳定心理定向，他们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这一看似抽象却简洁明了的数学语言，感受到了数学的美和力量。
2，动手操作，强化应用意识。学生能否发现和提出有价值的数学问题是其数学应用意识强弱的重要标志。例如，当学生推导出“圆柱的体积”公式后，可创设一个实践的机会，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应用所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用过的圆柱形饮料瓶、茶叶筒、饼干盒等物体的体积问题。要求体积，必须知道圆柱体的底面半径和高。高比较好测量，如何测量底面半径呢?学生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展示了各自的智慧：有的直接用直尺量出圆柱体的底面直径，再求出半径；有的把圆柱形物体用力往作业纸上一压拿开后，测量出印在本子上圆的直径，再求出半径；有的用小绳围绕圆柱体一周，用尺子量出绳子周长，再求出半径；有的直接在圆柱体上画一点，再把圆柱体在作业本上滚动一周，量出作业本上两点间的距离(也是周长)，再求出半径。通过这类实践性活动，让生活问题数学化，学生不仅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强化了数学应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