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意如思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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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意如思无邪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诗经；教学相长；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27-03
一、求道不倦，修己成人
在《学而》篇，子贡向老师请教：“（一个人能）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则何如？”按照子贡的理解，穷人能无谄于富人，自足于己，富人能不自恃其财，与人平视相交就应该算是达到了孔门的修己之道了。可是，老师却认为此犹不足，只算小成而非大成。“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所谓“贫而乐”即是“安贫乐道”，一个人安贫不易，乐道更难，贫属“命”，“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穷通富贵均非人力所能左右。“道”之兴废亦在“命”，所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因为“命”属“天”，知天命何其之难，因此孔门教导弟子重在修己正身。耽溺于未知之域非孔门学风，与其寄希望于不可知，莫如叩问于当下。孔门教人修己成人之学，即忠于己，恕于人，所谓“安贫”与“乐道”即是“贫而无谄”的升级版。正如《吕氏春秋》所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如寒暑风雨之节也。”《毛传》：“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指针对不同材质的器物使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精化加工。拓展到道德修养上，就是要求君子应该日有所进：“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子贡引诗于此，其实是在与老师探讨修己成人之途中的“灵犀一念”。如果说“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的子路是贫而无谄的代表，那么作为富人的子贡就是富而不骄的代表，二人实则均已登孔门之堂，却未如颜回虽居陋巷仍能不改其乐为可贵，也不如孔子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但“乐亦在其中矣”的修己之境。正因如此，周敦颐才在教程氏兄弟时让二人：“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除了安贫乐道，“富而好礼”也是“富而不骄”的升级版。朱熹云：“好礼则安处善，乐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一个人富而不骄是一种自我节制，还属于有意识的修身，而到了“富而好礼”则已然把“富”字脱落，和人相交，进退容止均有度，是修身到了一定境界。故而和其交往自然会予人“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之感。而子贡也因其能引诗以与老师相答，更是获得老师“告诸往而知来者”的称赞，朱熹认为是：“孔子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而无论是安贫乐道者还是富而不骄者，要想不为境所困，均需有仁心，无仁心则“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所以孔子虽罕言仁，但细读《论语》，夫子所言，前后实一也。与子贡相类，曾子一直谨慎勤勉用孔门学问自修，如“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病危时，也曾引用诗经中的《小雅・小F》语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虽然曾子引诗更多的是为了表达如《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含义，但是联系散见于各处的曾子之语，我们更能看到的是一个在修身成人道路上一直谨慎小心的曾子。当然儒家教人修身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慎独”，其旨是让人不困于心，不做“戚戚然”小人态。故而当后世以自己的方式洞悉了这条闻道的奥义后，他们在修己成人之路上愈行愈开阔，才会脱口说出“为人处世间，得见事无可疑处，多少快活”这一番话来。
二、独居以慎，相交以诚
在《八佾》篇中，子夏以《卫风・硕人》篇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之语问于老师，老师用“绘事后素”之语答，即古人绘画之法先布五彩，再以粉白线条加以勾勒。没想到，子夏亦如子贡一般，举一隅而能以三隅返，由此及彼想到了“礼后乎”，“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门学问不同于诸子之处，孔子强调“复礼”，却并非如墨家一般确确然搬出了“明志天鬼”一说，用以恫吓下到百姓上至诸侯。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之礼是为感念先王先祖之德，故而当林放问礼之本时，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即所谓“夫祭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丧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俭者物之质也，戚者心之诚也，故为礼之本”。于此可以看出，虽然孔子也说过“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这样的话，但是相较于外在的形式而言，孔子更重视的是礼之本，即在行礼时，人的内心之质是否也与外在行礼之文相符合，如不符合，就会错把“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中的“玉帛”当成是“礼”之“本”，而将“诚”置乎末端。所谓“诚”，除了与礼相关，它还与仁心相系。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为忠？何为恕？朱子解释的极好：“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诚如子贡所云：“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以待己之心待人，方可谓之诚，而诚的前提就是“慎独”。《中庸》：“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所谓慎独，就是毋自欺也，所以孔子病危之时，子路使门人为臣，来为孔子治丧时，孔子说出“吾谁欺，欺天乎”这样的话。不自欺欺人，秉心以诚，事人以诚，是孔子对自己也是对门人的期望。当我们看到后学子思编著的《中庸》里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样的话，才会明白孔门一脉相传者之为何，也才明了为何时代在变，而儒家文化中很多精华还一直具有适应性。
三、以行践知，知行结合
在《论语》中，有三处直接谈到过学诗的重要性，一处为孔子教其子孔鲤学诗时说：“不学诗，无以立。”一处为夫子自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处为学诗后若：“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综合三处夫子论诗，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在诗教上注重两点：一是需下功夫研读《诗经》，因为读诗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不断累积人文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养心及了解社会的过程；二是不能只满足于能诵诗，更要知行结合，居于一国可“事君”，出使他国亦可“专对”。而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更包含了孔子对其弟子的期待。依钱穆先生所言：“故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到无不在……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道达于仁。”这种对于天地万物的深切关爱之心，其实已经是儒学“仁”的理想的泛化了，这与后来屡屡被二程所称道的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民胞物与”的仁者情怀是相通的。于此可知无怪乎弟子慨叹“夫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因达于“仁”对一个人的要求太高了，甚至孔子自己都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至于诗的作用，孔子则以“兴观群怨”概括。简而言之，“兴”体现了《诗经》由物及道、由景及情的启发作用，“观”表达了诗歌的认识省察作用，“群”和“怨”则表达了诗歌的政治伦理和人伦教化作用。由此可见，孔子对以《诗》来教导孔门弟子的良苦用心：一个合格的孔门弟子，除了文质彬彬，还要有所止、有所为，即对社会有所担当，而非去做高蹈遁世的隐者。虽然孔子也说过“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他从未真正放弃一个仁者所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正因如此，当子路告诉石门的守门人，自己的是从孔子那里过来时，守门人第一反应就是：“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吗？”这与后来孟子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何其相似！而孔子也曾对其子伯鱼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二南》之诗，适合乡乐中众人合唱之用，人若不能唱《二南》，就是一人独默于人群中，好似面墙而孤立。于此可见，孔子之道非是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躬行。正因如此，当孔子诵“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斯远而”时，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如果真心思念，何惧路途之遥远！进而引之，如果一个人真心向学，又怎会因行道之难，而轻言放弃呢？后来《中庸》也有：“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这种起而行之的态度无形中也开启了《大学》中“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实现途径，为后世儒生拾级而上提供了途径。
四、执两用中，过犹不及
在《论语》中，孔子曾对《诗》有过两句评价：一为思无邪；一为评价《关雎》时说：“乐而不，哀而不伤。”“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o》，曰：“思无邪，思马斯徂。”此诗以骏马善于行走、稳健直行的特点来颂扬鲁公崇奉先贤、品行无邪和治国有道之德，进而譬喻人能恪守先贤遗训，崇德守道，不为邪曲所动的道德意义。而后者则是对《关雎》中的主人公的赞扬，他虽然未能与朝夕慕念的淑女携手，但仍能“快乐而不放荡，悲哀而不痛苦”。联系陆机的《文赋》：“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孔子的评价充分表现了一名君子所应有的节制与风度。孔子曾在《论语・尧曰》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诗教中的这种“中庸思想”在孔门学问中并非孤立的存在，它其实是孔子一直以来倡导的“礼”的思想的体现，而“礼”的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正名”。关于正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上下各安其位；二是明于己份。因为儒门要培养的是“君子儒”，孔子在给弟子们传授学问时也是致力于培养可以能真正“弘道”的“士”。故而一个君子若真正了解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即便是乐于群，也只是会求和而不求同的。正如朱熹所言：“和而不流。”内心有仁，进退有度，外化为礼，自会在不经意中让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更不用说他会有“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乱，直而无礼绞”了。所以孔子《论语・卫灵公》曰：“放郑声。”并且自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种种之故表面看来只是对诗句中情感的“过”进行批评，对语言中的“俗”进行雅化，实则包含了孔子通过“诗”中的“中庸”思想对“礼”的思想加以阐发的意图。《论语・颜渊》中关于培养仁心，克己复礼的四个条目即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明于此，我们再读孔子那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才会别有感悟。把孔门的“中庸”思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就是《礼记》，诚如顾随先生所言：“如果说一部《礼记》皆讲外在的礼，那么唯《中庸》篇讲内在的思想，故读《礼记》不读《中庸》则只有躯壳而无灵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和孔子在《论语》中通过“诗教”来阐发“中庸思想”一脉相承。在《礼记・中庸》中，作者正是通过事物内在两级关系、事物的常与变的关系、时间运行的观念上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提出了“中正”、“中和”、“执中达权”、“时中”、“中行”准则。而与《论语》中对中庸思想论述相比，《礼记・中庸》里所谈的“中庸”更具体，并且在要求上更严格，要求一个君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以“中庸”来待己接物。于此我们也可看到，先秦的儒家思想在接引弟子时还是较为简明平易，操作性颇强，后来的儒家思想开始走上了一条“极高明”的道路，在理论上日趋精密，在体系上日趋宏大，故而《中庸》篇中也说：“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诗经》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并没有局限于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引诗入怀。因为他对《诗》熟知于心，所以才能在教学上与学生“同声相应”。所以对《诗》的解读，正是我们踏入孔门的一个途径，如此，就不难理解何以孔门一时桃李繁盛，而孔子的学说，也得以通过孔门后学流布天下，泽被后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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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意如思无邪范文第2篇
从柯医生提供的资料得知，姚灵犀名训棋（此根据家谱，而网上资料误其名为君素），字君素，号衮雪，笔名灵犀。其父名姚箴，母名卞望德。根据他《六六初度》诗云：“朱颜易改笑华颠，枉说诗才老渐圆。初度斟兼元日酒，前生识遍大罗仙。萧斋饱赏青松雪，检府虚传绿水莲。差喜儿孙有余庆，桑榆难得太平年。”而其中自注云：予生于清光绪己亥冬月廿九，为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今年周六十六岁，适为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也。而网络数据说他卒于一九六三年，显系错误。另，高彦颐在前书中说：“根据他（姚灵犀）的朋友徐振五写于一九六一年的一首诗，姚灵犀出生于己亥（1899）十一月三十日。姚灵犀的最后一首诗作，写就于一九五九年。”此皆明显错误，姚灵犀生于一八九九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就是阳历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于他卒于何年，目前尚无资料，至少到一九六五年元旦他还活着，高彦颐说他最后一首诗作写就于一九五九年，显系没见到《六六初度》诗。
姚灵犀，江苏丹徒人，从他的《六一生日自述》诗得知他生于贫困之家，三、四岁时，家迁到扬州，并人私塾，受业于一位老秀才，也打下了他扎实的国学底子及后来能诗能文的才赋。一九一七年他迁居天津，并娶妻查凤琳。据天津著名昆曲家陈宗枢说：“（姚灵犀）风流倜傥，擅诗古文辞。才思便捷，流寓津门，在天津文艺界颇负盛名，为梦碧词社成员。”梦碧词社由天津著名词人寇梦碧主持，据说“堪称当代词界最具水平、最有影响的词社”。一九二二年姚灵犀去东北，他诗中云：“只身去边塞，戎马多苦辛。秋风落关榆，故乡思鲈莼。”而这年年头他的女儿彤光出生，年尾儿子姚齐也出生了。一家四口，使得他为谋生计不断地奔忙，诗云：“年立赋言归，又逐南车尘。白门未期月，道路生荆榛。仓皇过沽水，另作入幕宾。时作或时辍，遭遇多。”由诗观之，他谋职一直不顺利。一九二五年秋，他在南京督幕时，有好友“唐猗、胡叔磊、毕素波，皆过江来问讯，旧雨重逢，欢言道故。……遂创吟秋词社。事未成，而浙师侵境，先后与猗、叔磊，航海来京师”。一九二六年春，他在沈宗畸处认识傅芸子，沈宗畸读了唐猗、胡叔磊、毕素波、姚灵犀、傅芸子五人的诗文后，奇之日：此五俊也。后来姚灵犀就直隶省署秘书，偕胡叔磊赴天津，公余之暇，仍以联吟为乐。一九二七年初夏，姚灵犀集傅、唐、胡、毕等五人，共成“南金”社。所以取名“南金”，盖取晋朝薛兼等人洛，见张司空的故事。《晋书・薛兼传》：“兼清素有器宇，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颐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日：‘皆南金也。一’唐朝元稹《春晚寄杨十二兼呈赵八》涛：“寄之二君子，希见双南金。”“南金”是比喻南方的优秀人才。“南金”社成立后，“久之同社文稿，集有盈帙，亟谋刊布，乃有杂志之辑。芸子介弟惜华，文学优长，戏剧深邃，此编颇多臂助，亦续入发起之列。并推予主其事……”于是姚灵犀为《南金》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一九二七年八月《南金》杂志创刊，姚灵犀担任社长兼主编，编辑有胡叔磊、毕素波、傅惜华等。除总社外，在北京另设分社，分社社长由傅芸子担任。《南金》为三十二开，每期约八十页左右。诗词、书法、篆刻、书画、随笔、杂文、论文等应有尽有，另配有彩色插页。作为综合性文艺杂志，其自诩“内容文字之古雅，图画之清新，印刷之精美，久为世人所称赞，称其为北方唯一最美之文艺月刊”（《南金》第9期广告）。《南金》前后一共办了十期，据柯医生所收藏的合订本观之，姚灵犀每期均找当时名人或名书法家来题“南金”两字的刊名，先后由郑孝胥、罗振玉、金梁、邵次公、樊增祥、叶恭绰、袁中舟、宝熙、陈宝琛、红豆馆主（溥侗）题写。另据《南金》第十期《戏曲专号》所刊载的《本社特别启事》：“本社社长姚君素以事南归，同人公推胡叔磊为津社社长，傅芸子为平社社长兼总编，一切事务统由胡傅二君负责……”也就是说，姚灵犀在第九期出刊后去了南方，姚灵犀南归后，《南金》停刊了四个月，一直到同年八月才继续出版。《南金》的组织机构因此进行了调整，原主编胡叔磊出任社长，主编一职则由傅芸子接任，而这期也成为《南金》最后的绝响了。
姚灵犀在《南金》杂志除了连载《瑶光秘记》小说（该小说后来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由天津书局出版单行本）外，又发表了《非花记》（只登一期，没写完）、《画诃记》（后收入《思无邪小记》一书）、《鉴戒实录》（上下二篇）等文章。而同时他在天津的《坦途》杂志发表不少的诗词作品，分别是：一九二七年第二期的《金缕曲》、第三期的《金菊对芙蓉》、第四期的《金缕曲》、一九二八年第五期的《宝鼎现》、第六期的《谢赠宝刀笺代作》、第七期的《百字令》、第八期的《湖月》、第九期的《一萼红》、第十一期的《论交》。其中《金菊对芙蓉》是借描写御沟来感怀往事并不如烟，词云：“怨叶流红，残螺涨碧，盈盈自绕宫墙。念良缘无分，好景无常，玉泉一出难回首。想年时，洗象风光，栏干徒倚，有人撅笛，偷谱霓裳。偎暧卅六鸳鸯，记照过眉痕，湔过衣香，更横波阅遍，几度兴亡。荭蔡已冷前朝梦，算朱明，往事凄凉。李花乱起，无情绿水，曾葬红妆。”而《论交》诗云：“承恩不在貌，论交不以利。酒食相征逐，交情安可致。小人率如此，君子重道义。道义日益重，百事无虚伪。小人果敛迹，君子见真谛。试观今之人，谁复知此意。酒食为绍介，势利则谄媚。见而争逢迎，背面即讥议。贤者寒其心，不敢云友谊。貌美有时衰，利尽各猜忌。叔夜久灰心，孝标增愤恚。处之以中庸，先求无怍愧。”谈的是君子与小人及交友之道。由此一诗一词，即可知姚灵犀的诗词造诣了。
提及姚灵犀的名字，最早来自周越然，周越然在写于一九四四年的读书札记《〈金瓶梅〉与〈续金瓶梅〉》一文中，便提到姚灵犀的《瓶外卮言》一书，他说：“《瓶外卮言》为研究《金瓶梅》者最佳最便之参考书，此书于民国二十九年由天津法租界天津书局出版。书内含（一）著者时代及社会背景，（二）词话，（三）版本之异同，（四）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五）小札，（六）集谚，（七）词曲等篇，共二百六十页。《小札》系专名或土语之字汇；如盖老（某妇之夫也），色系女子（绝好也），刮刺（勾引也），油水（侵润也），四海（交游广也），眼里火（目中出火，见则心爱也），不听手（不听指使也）等等，无不一一详解之。”《瓶外卮言》在一九四。年出版，对《金瓶梅》有独好的周越然，马上购得该书，而且写下提要，这或许是该书最早的书评。
之后这部研究《金瓶梅》的开山之作――《瓶外卮言》就一直无人提及，如李田意编的《中国小说研究论著目录》、泽田瑞穗编的《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魏子云著《金瓶梅探原》，甚至号称相当完备的《金瓶梅研究书目》（宋隆发编）都不见著录该书。一直到一九八。年三月，旅居美国三十五年，先后任美国劳伦斯大学、耶鲁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中文教授的柳亚子的长公子柳无忌，在台湾的《书评书目》杂志发表《不见著录的一部金瓶梅研究资料》一文，才详细介绍了姚灵犀的《瓶外卮言》。柳无忌教授说：“此书出版于抗战期间早已沦陷的天津，所以一直不为国人所注意，在国内亦未流传。我手头有的那本，为昭和三十七年（1962）日本采华书林重印本，继泽田瑞穗的《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列为‘采华学术丛书’第二号。书前有昭和三十七年采华书林主人的《发刊辞》。”“礼失而求诸野”，没想到被时代湮没的《瓶外卮言》，却在域外的日本被重印出来。
柳无忌对此书的评价云：“这些文章，不论是转载他人的作品，或作者自撰，其贡献与重要性都次于本书下半部的几篇。尤其是实为洋洋大著的所谓《金瓶小札》（100至240页，共140页），凡有关小说中不易解释、隐晦难详的俚言俗语，均‘一一拈出，考其所本’；此类工作，对于《金瓶梅》的读者极有帮助。不仅此，文中有许多条，亦见于其他小说，及剧曲，因此极有参考的价值。此文简直是一部俗语辞典，可以补张相《诗词曲语辞》、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傅朝阳《方言词例释））、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书的不足。此外，如最后二篇《金瓶集谚》与《金瓶词曲》的这种编集工作，亦没有前人做过。”如同三四十年前的周越然，柳教授也道出了《金瓶小札》的重要性，它是解开《金瓶梅》中俚言俗语的一把钥匙，何况它还对这些隐晦难详的俚言俗语考其所本，这非对当时的名物、风俗等等有渊博的涉猎者不能为。而《金瓶集谚》与《金瓶词曲》两文，更有着开创的性质，姚灵犀也意识到了，因此他在《金瓶集谚》后曾有一段话云：“此书方言俗谚，索解甚难。赏奇析疑，殊饶兴趣。先此抛砖引玉，初非贵椟轻珠也。俟有增补订正时，再将《金瓶梅》之批评，前人记述，西门庆、潘金莲之纪事年表，书中人名表，书中时代宋明事故对照表，暨《金瓶写春记》，《词话》本删文补遗等，一并付刊，以成完璧。”只可惜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完成这些工作，因为没见到有增订本流传下来。
学者施蛰存晚年写有《勉铃》一文，发表在一九九一年《学术集林》（卷二）。该文释《金瓶梅》的具，文字风雅有趣。文章说：“西门庆随身带有一个器包儿。这个包儿的内容，属于药物类的有‘闺艳声娇’、‘颤声娇’，这二者是同物异名。有‘封脐膏’。属于器类的有‘银托子’、‘硫黄圈’、‘相思套’、‘药煮白绫带子’、‘悬玉环’、‘景东人事’、‘勉铃’。一共只有十种，大概作者所知道的已全部开列出来了。”施蛰存关于“勉铃”的考释，是因（《金瓶梅》第十六回中有一首《西江月》云：“号称金面勇先锋，战降功第一，扬名勉子铃”。西门庆释之：“勉铃，南方勉甸国出来的。先把它放人炉内，然后行事，妙不可言。”由此可见，这小玩意儿原为舶来物。施蛰存考据后总结勉铃乃是“一个小铜球，遇热能自跳动”。但他却又不解，“炉”为何物？他认为“用不到放入炉中”。他以为：“缅甸男子以此物嵌于势上，与妇人合欢时使其颤动，以求刺激。”“绝不是放入妇人牝内的”。其实施先生把“炉”字理解成炉子的炉，是错的。“炉”字所指的明明是女阴，这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就有这个解释。我们看一下姚灵犀的解释：
勉子铃即缅铃也。《谈荟》及《粤滇杂记》均详言之。鸟之精，以金襄之，其形如铃，可助房中术者。见《辞源》“缅铃”条。又《渔矶漫钞》及他书皆谓鹊不停、石锸，均此物也，而各异其名。
炉，谓女子阴也。亦名曰鼎，皆道家采补之流，巧立之名目也。
而另外施蛰存谈到的几样器及，我们在姚灵犀的《金瓶小札》中，也都找到了解答。
周越然有篇《西洋的性书与》文中开宗明义即说：“性书与不同。性书是科学，是小说。性书是医学，是心理学：是谎言，是‘鼠牛比’（案：吹牛皮）。西洋有性书，又有。我国有，而无性书。我们读了性书，多少总得些智识。我们看了多少总受些恶习。”姚灵犀的一些著作可说是性书，包括他的《思无邪小记》等等，而且是相当有系统地探讨到“性”文化。有人推崇张竞生（1888-1970），一九二六年他出版《性史》第一集，社会哗然，使他自己身败名裂，甚至被称为“卖春博士”。但若就他的《性史》而观之，是有些“鼠牛比”，因此后来译著有《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并翻译了英国蔼理士的《性心理学》等书的潘光旦，在《性心理学》的译者自序中说：“在有一个时候，有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方面发挥他自己的性的学说，一方面却利用蔼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蔼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潘光旦对张竞生这种“野孤禅”的行为，是有所批评的。他对张竞生出版《性史》更是深表不满。周越然甚至说：“西洋性心理学中，常载许许多多‘性史’。‘性史’就是个人婚姻前后的实录，心理学家据为研究资料的。首先印行这种数据者，是心理学专家艾理司氏。依科学言，性史全不诲。后来张竞生采取了艾氏的意思编《性史》（第一集），为什么大家讥笑他呢？因为张君的著作，确实诲。他的那篇董二嫂，是《痴婆子传》的化身，当然不能登大雅之堂。张竞生以后的小册子，效慕张竞生《性史》而作的小册子，我见过的，总在一百五十种以上。这样的多，都因为纸张低下的缘故。现在纸张缺乏，马路上喊卖春宫，喊卖（《性史》的瘪三，几乎完全没有了。”时间有时是最好的证明，“搞噱头，耍花招”的把戏，有时只能一时之间哗众取宠，终归要被淘洗掉的。
据陈宗枢说，一九四四年天津尚在沦陷时期，伪教育局局长何庆元出面在法院状告姚灵犀编印诲籍，法院立案审理，经姚多方奔走请托，此案迁延近年余，至一九四五年，不了了之。而据来新夏说：“但当年对此案就有不同传说：有说是传讯，有说是收监。据我父亲说，姚先生被监禁过短时间，但一直没有直接证据。”而据柯医生所藏姚灵犀《出狱后感言》诗云：“……讵知风流罪，忽兴文字狱。蛾眉例见嫉，目横加辱。罚锾二百金，拘絷一来复。方知狱吏尊，始知环人酷。……”姚灵犀确曾因为编撰《采菲录》、《思无邪小记》等性学书籍被视为大逆不道而锒铛下狱。
安意如思无邪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学；儒家；政治；忧患意识；仁
早在几千年前，孔子论诗便指出诗有“兴、观、群、怨”之作用，可见儒家思想积极入世，重视实践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与其相符的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但我们应知道的是，在“文学”诞生之初，它的种种社会功用是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只是人们口耳相传的，记录光怪陆离神奇之事，多是神的故事及英雄传说，但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王朝的建立，儒家思想的产生，原先的神话故事在儒家学子的改造下逐渐被“理性化”，原先的神变成了“人”，原先的“英雄”变成“帝王将相”，文学被人们重新认识、加工、包装，从此有了新的社会功用，就像统治者手里的权杖，指挥着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教化。那么儒家思想究竟对中国文学有怎样深刻的影响呢？那就不得不说以下三个方面
1 文以载道，为政治教化服务
《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十分重视学习与从政的关系，认为“学而时习之”后应关心国家政事。可见儒家思想注重学以致用，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所提出的文学标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十分提倡文学的社会实践功用的，而不仅仅是人们寓情于诗，借诗抒情的产物，这种社会公用与唐代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作文害道”等思想结合，不难看出儒家所提倡的文学是要经世致用，为政治教化服务。这种社会政治教化的文学是统治者维护其地位，治国安邦的重要法宝，这也是中国文学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诗序》中提出的“六义”“美刺”等说，都是与政治教化息息相关的。《诗大序》有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段不仅对诗、歌、情、志的关系有了深刻的阐释，而且充分肯定了诗对于国家政治、社会教化的重要推动作用。关于诗的“美刺”作用，我们可以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句话中受到启发。
无论是“美与刺”还是一系列爱国诗歌的产生发展，都受到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影响，体现着“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的主张。关心政治，崇尚现实，注重作品的讽刺性，教化性和教育意义，促使我国古代作家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优秀文学作品，但在当今社会，“文学为政治服务”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与质疑，而文学作品如何在这种反对质疑声中发展，繁荣，开辟一条新路才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2 中庸之道
《论语 先进》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是很崇尚中庸之道的，他认为“中庸之为德也”，“中庸”的“中”不是中间的意思，不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找到中间的哪一个，而是找到最适合的哪一个，中庸之意其实就是在处理问题时不要走极端，而是要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中庸之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绝大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中国人讲究“中庸”，而“中庸”更是促使自古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呈现含蓄、内敛的倾向，作家们似乎能够很好的控制住自己强烈的情感不致一泻千里地抒发。像《论语 八佾》中孔子就赞扬《关雎》是“乐而不，哀而不伤”就是说《关雎》这首诗在表达情感方面比较平衡，没有过度的快乐或者悲伤。男子对自己心爱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时，只是“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并没有过于强烈的哀伤，这应该就是“哀而不伤”，但当男子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女子是也仅仅是“锺鼓乐之”“琴瑟友之”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欣喜若狂的表现，这应该便是“乐而不”。此外。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是强调凡是诗都要具有中庸之道，要使人的思想中正无邪。在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许多文学作品都具有朴实、含蓄、委婉的特征，多是“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效果。就拿李清照的《武陵春》为例，原文如下：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几多愁。
这是李清照五十三岁时避难金华所作，当时的她面对着家破人亡，丈夫死去，孤苦无依。可以想象她的心情是何等的悲伤。词的首句写狂风花尽，一片凄凉，但作者却没有从正面描写风之残暴，花落狼藉，而是极为含蓄地用“风住尘香”四字来点出春光一去不复返的哀愁。词的下片“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一句更是极其委婉地表现作者的愁绪，让哀愁有了重量，这种含蓄反而将作者的哀伤之感扩大化了，算得上“哀而不伤”的中庸之道好的典范。
3 “天人合一”的天道观
安意如思无邪范文第4篇
道家推崇“道”，认为道先天地而生，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天地间万物荣枯，众生生息，无不以道为转移。道，只任万物依照自己天然的本性而生而灭，此即为“无为”。人若为着某种执着而干扰客观物体，必然破坏客体天然的个性，同时也相应的使自己受累而破坏主体天然的个性，此即“有为”。庄子的齐物论主张齐一自由，追求天然美或“真”，认为，道之所在即美之所在，得道之人便是最自由的人，便是美。“真者，所以受于天地，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所以，“真”就是得道之人的真诚的天然本性的自然流露，是天然自由情态处于“无为”而不受任何损伤情况下的真实外现。元好问由此而受启发。
此外，庄子还借庖丁之口指出：“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元好问据此生发，“诗学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白乐天香山之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近于道乎”，认为，诗歌创作时，既要吟咏情性又须排除主观随意性，要求真实情性的自然流露，同时要符合诗歌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不受准绳规矩的束缚而自由地表现。
元好问在诗论中构建起他的“真”与“天然”的美学理想。三十首诗中“真”字屡屡出现，这是他论诗的出发点，既追求诗歌内容的真实，又追求表现手法即艺术形式的自然。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要求作家本人表现其天然率真的思想感情。“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强调情感流露的自然无伪饰。表现真实和真实表现是“真”的第一层含义。
“眼处心生句字神，暗中摸索总非真。”元好问认为于“眼处”之外界所得，首先应是客观景物之真。其次是由此真景所激发出来的真情。主体的真由客体的真激发而生，两真又自然浑融，这样方能得出“图画临出秦川景”，才能“句自神”。正如查慎行所评：“见得真，方道得出。”（《十二种诗评》）“真”又包有主体自然真性与客体固有天然不期而遇自然融合的含义。
“真书今人不入眼，儿辈从教鬼画符。”“真书”即正楷，比之诗，则是孔子提倡的“思无邪”说。这里，他有两重意义：一是内容上的“正”，儒家之诗教。二是表现手法的“正”摈弃“鬼画符”的险怪诗风。
“真”还有精纯之义。“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这里他批评了黄庭坚“失义山之真，未得其精纯。”（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225页）
元好问既提出了“真”与“自然”的美学理想，同时，较前代文论家更高明处，他又指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坦途”。
首先是“心声只要穿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固守天然真诚。追求“心声”的真诚，一方面要求创作主体提高自身的修养；一方面要接触生活实践。诗人笃于高尚的情操则会如陶渊明一样“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保守其本性，就会“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要避免“暗中摸索总非真”，就应走进生活接触社会，放弃“传语闭门陈正字”的做法，那样只会“可怜无补费精神”，就应该“亲到长安”，身临真山真水，这样才能“画图临出秦川景”。此外，作家“心声”既是一己之心声，同时，又非一己之心声，其心声应折射出时代的某一个侧面，既显示诗人的个性同时又带有时代的色彩，反映出蕴涵着的多层次的时代情绪。
其次，“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哪计受纤尘。”元好问在《陶然集诗序》中曾说：“文字以来，诗为难；魏晋以来，复古为难；唐以来，合规矩准绳尤难。……诗之目既广，而诗评、诗品、诗说、诗式亦不可胜读。大概以脱弃凡近，澡雪尘翳，驱驾声势，破碎阵敌，囚锁怪变，轩豁幽秘，笼络今古，移夺造化之工…..”这里，他主张首先要澡雪主体情操，因为“风格即人”，讥讽了“文”与“人”乖离的“安仁拜路尘”。同时他又强调“冶炼”。这也源于其庄佛思想，庄子在《庄子?.大宗师》中说，要得道而自由须经过“损之又损”，“谴之又谴”。庄子称之为“炉捶”。元好问由此启发，提出以“修辞立其诚”为原则，磨炼雕琢，达到既古雅天然，又符合规矩准绳而不见痕迹的境界。
最后，元好问主张摈弃“藩篱”，不主一途，不尊一家，不单追求一种风格，不拘泥于某一种体制。他在论诗时，表现出集大成的风度和气派，既主张慷慨悲壮的建安风骨又不废淡泊自然的阮籍陶潜；既批评“温李新声”“风云少”同时又看到了“义山真”的一面；既肯定了苏轼的纵横之奇波诡云谲，又指出了苏诗“百态新”带来得负面影响。元好问反对门户之见，在前人创下的高峰面前，反对“窘步相仍死不前”，使得“俯仰随人亦可怜”，相反，应视前人为可超越的敌手。不敢越雷池半步，拘泥一家之法，只作“江西社里人”，诗歌会走向没灭的死胡同。
元好问，以其《论诗三十首》，既树立了“真”与“天然”的美学理想，又，指出达到此目标的“坦途”，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创造，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使得百代而下，人们仍受其惠泽不竭。
参考文献：
［1］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版。
［2］郭绍虞主编，《中国古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3］狄其骢主编，《文艺学新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4］章必功，《元好问诗歌简论》，《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8月16卷3期
［5］狄宝心，《元好问的生平思想与诗词创作》，《忻州师范学院院报》2005年12月21卷6期
安意如思无邪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论语》 教育思想 传播
一、《论语》中的教育思想
《论语》中除了“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这样众所周知的经典教育思想外，还能找到哪些教育思想呢？
（一）教育的态度和方法
《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1.1），论述了学习的态度：坚持和乐观。论述到教育的态度，“子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7.2），孔子说应努力地学习而不厌弃，教导别人而不疲倦。“诲人不倦”正是道出了教育的正确的态度。现代教育倡导教师不仅具有良好的理论素质和教学方法，更需要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做到严谨、务实、谦逊、耐心。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9.11）。这句话是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所言。他觉得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他们，用各种文献来丰富他的知识，又用一定的礼节来约束他的行为，使他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从知识上和行为上对学生进行引导，不仅促进其知识的积累，更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识以支配其行为，这才是教育最有效的方法。
（二）为师的条件和标准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2.11）。现代教育讲究创新型教育和研究性学习。在学习旧知识的同时认真研究，发现新的东西不正是现代教育所要求的吗？“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4.17）这里的贤人，可理解为教师，他就应当是被人看齐的坐标。当然，这是教师为人的一个目标，具有谦逊的品德，虚心向其他优秀的人学习，是作为一个教师的基本前提。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13.6）。虽然孔子所指的是统治者，他认为统治者本身行为正当，就算是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但是如果统治者本身行为不正当，纵是三令五申，百姓也同样不会顺从。作为教师不也应如此？以身作则，从学识、品德、人格各方面树立自己的形象，作学生的榜样，这样才能得到学生的认同，提高自己的说服力从而增强教学效果。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12.2）。这句话的精髓就是一个“恕”字，与“人不知，而不愠”（《论语》1.1）一样，都可以看作是为人师表的要求。教师应该用一颗宽容、忠恕的心来对待学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令其身正”，才能“使之不令而行”。
（三）《论语》中教育的典范
“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2.6），这句话是对孝道的独特的理解，孔子认为，孝，就是不要做让父母担忧的事情，只有生病才可以当作让父母担忧的事情。在校学生还不能独立生活，不能像“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这样尽孝道，提出“父母唯其疾之忧”是孔子提出的亲情教育的典范。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2.2）。诗经是当时学习的重要典籍之一，孔子认为，只有学习《诗经》这样思想纯正的东西，才能成就学习的真谛。可见，选择解读原著经典是教育内容的一个典范。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2.10）。考察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观察他为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了解他的心情，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这样就能洞察一个人的品质。现在的学生社交范围相对单纯，如何准确识别身边的人，教育就应该发挥作用。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总结出的这一方法即可当作识人教育的典范。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3.7），正如现代竞争教育，教师可以这样教导学生：当面对竞争的时候，例如比箭，应当在射箭的时候相互作揖然后在登堂、射完箭之后，走下堂来作揖喝酒，并不是要将竞争看作战争、将竞争对手当作敌人，而应以礼待人。
“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3.7），孔子用古代的规矩来教育。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孔子的道理解释当今的教育。孔子说，比箭，不一定要穿破箭靶子，因为各人力气的大小不一样，古时候的规矩就是这样。结合当今的教育，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所长，学习成绩的好坏并不是衡量一个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正是现代教育倡导的素质教育的典范。我们应力求张扬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充分发挥他们的突出优势，使他们有针对性地学习和发展。
二、《论语》教育思想的传播
《论语》中的教育思想简洁但不乏深度，是值得现代教育传承的精髓。如此精髓的教育思想我们如何将其精神发扬光大，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呢？
根据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传播过程模式可知，一个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经过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受传者和传播效果几个阶段。要有效地传播《论语》中的教育精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传播者素质
作为《论语》教育精髓的传播者，应拥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底蕴，熟知孔子思想，能够游刃有余地解读《论语》。同时，该传播者还应该具备教育学的理论背景和实践经验，熟悉现代教育的基本情况，通晓古今教育学理论的变迁，能结合实际分析《论语》中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二）信息的提炼和整合
在传播《论语》中的教育思想时，结合原著进行讲解是必要的。但不能局限于字面上的解读，要将分散文本的思想提炼出来，并和实际案例信息合理整合。这样，在传播说理时有理有据，不至于枯燥乏味，能增强说服性和传播效果。
（三）传播渠道的充分利用
比如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中于丹讲《论语》即是借助媒介传播《论语》思想的最佳范例。除此之外，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在有权威学者作为顾问的前提下，设立博客、论坛等发起网络讨论，或者拍摄孔子纪录片，或在教师队伍中师范院校中展开大规模的《论语》教育思想讨论，并邀请媒体参与，扩大其探讨的影响面。
（四）受传者的培养
《论语》中教育思想传播的受传者主要有两类，教师和学生。受传者都是具有个性的个体，对于不同的受众可以采用不同的传播方式进行教育思想的传播，正如孔子所说：因材施教。比如对于高校教师，就应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设立相关研究课题来吸引他们深入地发掘思想，中学教师可以用教学实物和教育思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传播；对于学生，重点是文本的解读，让他们从中领悟教与学的道理即可。这样分别对两大群体进行培养，既有助于教学思想的深化，也有助于形成融洽的师生关系。
（五）传播效果的评估
在经过传播者、信息的整合、各种媒介的充分利用以及受众的培养之后，能够达到的传播效果是：在社会中至少是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就是《论语》中关于教育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状态。师生对它产生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并且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形成共同判断和行为的基础，从而建立和谐的关系。在孔子那个年代，形成“共识”由教育和宗教实现，而如今，这样的任务就落到大众传播的肩上。因此，《论语》教育思想的传播，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安意如思无邪范文第6篇
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彰对象是“创造出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我认为，《红楼梦》这部作品满足这一标准。不说其中美的境界，不说那“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创作艰辛，单从“理想倾向”的角度评价，曹雪芹当得这一称号。曹雪芹的理想正是人类共同的倾向：乐。应当知道物质享受不能带来思想的快乐，所有快乐都是心灵超脱了物欲枷锁的一瞬所产生的感受。而在这个尘世中，这一种超脱也是不可达到的，所以人类的理想就在于对于超脱多种方面的倾向与追求――正如一块落人凡俗的补天石对灵性的不断追求。这就是理想倾向，而作品中人物无一例外的悲剧命运反映了理想的不可得。
曹公和《红楼梦》 杭玉婷
“开卷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白话文小说的里程碑，它巧妙的布局、华丽的语言与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将中国古典白话文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曹雪芹不但代表了《红楼梦》，更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看到新社会黎明曙光的人。
曹雪芹代表着一个时代。《红楼梦》浓缩了中国那个时代的背影。它将那个时代人的喜怒哀乐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再单纯写事，曹老书写了其中几百号人的命运。
曹雪芹代表着一个社会。他解释了封建统治必然衰败的不争事实。他的《红楼梦》，寓意深刻、光芒万丈。
曹雪芹，一个看到新社会黎明曙光的人。从独特的视角观察，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洞悉整个社会，望穿封建社会的残骸。他嗅到了新社会即将到来，看见了第一缕曙光。他与但丁相似，力争改变社会性质，期盼人们自由、平等。他将一腔热血化为“激昂”的文字，使人民清醒，不再沉沦。
我不知该怎么形容《红楼梦》，它占据着我心中首要的位置；我不知该怎样形容曹雪芹，他让我感知了每一次心跳。
这个奖我一定颁给曹雪芹 杨禧妍
一看到这个话题，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把这个奖项颁发给曹雪芹。
大多数人对他的了解就是《红楼梦》。可他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诗，蕴藏深刻的涵义，久久难摸透，给人一种高尚的境界，“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这是曹雪芹的酒友敦诚对他的称赞。同时曹雪芹又是一位画家，他笔下的石头可是出了名的，有不少人会纳闷：“为什么曹雪芹这么喜欢画石头呢？”我也曾这样疑惑过，我想只有真正读懂曹雪芹的书面诗的人才知道吧。当然，曹雪芹一生最大的贡献还在于《红楼梦》。它是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创造，我想他这一生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将《红楼梦》写完，后四十回是别人写的，虽说写得精彩但总感到有些不对劲儿，情感思想多多少少有差别，也不知曹老先生是否满意。不能否认《红楼梦》这部巨作是曹雪芹一生的骄傲和自豪，可以说，《红楼梦》因曹雪芹而生，曹雪芹因《红楼梦》而活。
人性超越文化的障碍 吴苇航
如果我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我会想到一个人――路遥。
在中国走过青少年时代的人们都知道《平凡的世界》。少安少平两兄弟，在出身于贫苦的命运中，保持着农民的质朴善良，甘于冒险追求更远大的梦想，走出自己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影响了二十多年来的青少年。路遥的作品描绘的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从我的父母到我，不同时代的青少年，受到的激励是永恒的。能够给人们，尤其是少年们未来的希望，带来积极的思考，这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基础。
路遥被评价为“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不拘于条件，不拘于短暂的成功，不是为了生活而写作，是为了写作而生活，这样的精神才是最高境界。
诺贝尔文学奖是要得到世界认可的。在路遥的作品中，无论是《人生》的高加林还是《平凡的世界》的孙少平，体现最多的都是积极进取的人性美。人性的美可以超越种族、抛开政治，引起人类灵魂深处的共鸣。文化有吸引人之处亦有难以理解之处，国与国之间难免会不了解。诺贝尔奖需要突破文化的差异、价值观的隔膜。如果路遥在世，他无疑是具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条件的。他与许多文豪一样“被世界埋没”。或许以诺贝尔奖来衡量一个作家的能力太功利，但是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沟通的障碍。莫言获奖，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能够走向世界。如果中国文学能够敞开大门，避开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将更多的著作主动分享给世界，相信人类的认知将会迈出一大步。
假如我来颁奖 韩林峰
我会把这个奖颁给鲁迅先生。
有人说他的文章有太多的冷峻，少了些饱满的温情。我认为，他以理性与智慧面对一个民族的种种问题，那是忧国忧民的深沉。他看到国民素质的低下，看到封建迷信思想毒害下的中国人，看到革命的艰难，为此忧虑。他选择了以笔为武器，引领、探索“新希望之路”。他的那些经典文章，便是革命历程中的累累果实。他的文章揭示旧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反映一个时代里不同人的不同生存形态，体现出社会的晦明两面，富于理智。他以他的力量，推动着革命的进程，引领着新文化的发展。
他花自己的钱印书让青年人阅读，并且夜以继日地工作，写文章，回青年的信。他对新青年的影响是巨大的，是不容忽视的。
他献身文学与革命，他用文学，用他精神的力量，影响了无数后辈，引领他们向前，无所畏惧地向前。他对文学的诠释是深刻的。若他在世，我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我心目中伟大的鲁迅先生。
选鲁迅的理由 孙兴
1.鲁迅一生作品丰富，包括杂文、白话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
2.他对“”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4.他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作品完美地结合了白话文与文言文。
5.他通过杂文，显现出他不屈不挠与旧势力战斗到底的革命者形象。
6.鲁迅杂文形象性很强，他文章中的说理、论辩、批判、驳论等逻辑力量都是透过鲜明的形象来体现的，因而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艺术色彩。（网上查的资料）
7.他的杂文是现代文学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文体。
8.他的作品很多被收入在中学课本中，中学里把他的作品与写作文和文言文一同提名，显现出他的作品在中学学生及老师眼中十分重要。
应该给罗贯中 潘政焘
我想把它颁发给罗贯中，他的著作《三国演义》语言连贯，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名著。我非常喜欢他的书籍，从书中，我看出了罗贯中超人的智慧和丰富的实践，他主张国家统一，痛恨奸诈邪恶，他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所以我推荐罗贯中。
为鲁迅颁奖，对不起，办不到 郑凌风
如果我是诺奖评委，鲁迅，你很优秀，但是对不起，我不会给你颁奖。
我认为，鲁迅的文章很多时候都包含着强烈的感彩，多半是尖锐的，对社会黑暗的愤慨，是直面刺向人心的利刃，他的文章往往革命性强过文学性，他的文章是做T精美的利器，是用于鞭挞的，是用痛在唤醒麻木的国民――无论再怎么精美，最终都是利刃。后代人在评论鲁迅时大多看到了其中的文学价值，而教育侧重的也是鲁迅文章的文学价值，忽略了鲁迅因何而写文章，忽略了鲁迅拿起笔杆当武器的目的――救国。
相比之下，莫言的文章是文学，没有锋利的刀锋，也无严厉的措辞，就如诺奖评委会主席所说：“莫言的作品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美大文豪马尔克斯，联想到他是在模仿马尔克斯的作品。但实际上，莫言不是模仿马尔克斯，莫言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在结合幻想和现实方面他甚至超越了马尔克斯。”莫言的作品是真正的文学，他的作品不像鲁迅的文章那样让人痛心，他在隐喻着新的时代的黑暗，给人更多的是无奈与叹息。
所以，鲁迅的文章是武器，莫言的文章是文学作品。这是我为何不给鲁迅颁奖的理由。
最终的投票 汪佳茵
相比鲁迅，老舍的文字显得更通俗所以更受大众欢迎。早在上世纪就已经被翻译成英文，而且保留住了神韵，这突破了中国文学与世界交流的一大瓶颈。各国读者都被语言中包含的情感所打动。浪漫之都的姑娘们以前想不到，她们竟能从这质朴的文字中看到祥子对虎妞之死的悲痛，这比直白的心理活动更真实。早期被外国人认同的“俄式抒情”渐渐被更为含蓄的大段人物神态、动作描写取代了。后起之辈纷纷效仿中国作家，全球掀起一股中国热。虽然许多当代的作家已经与国外接轨，但他们笔下的现代都市并不能吸引大众。随着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占领全球，对古朴悠久的文化的怀念占据了人们的心。老舍先生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老北京的胡同、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这些都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消失了。
然而，大众的取向并不能影响到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自有一把严厉的标尺。他们的眼睛最犀利，他们看重的是“文学”“思想”，而不是瑞宣的矛盾和王掌柜的无奈。一些新生之辈并不能理解战争带来的，自然就不会明白老舍对整个民族未来命运的担忧，也不会欣赏他的作品。白天会议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舍予的作品中的人物是很生动，京味十足，为现代文写作做出了贡献。贵国的写作特点和手法我们也认同，但是缺乏艺术震撼力，对人性的认识和刻画，从文学艺术角度评价的话，显得有些单纯。”大家心知肚明，作为左翼作家的文章风格，并不符合传统的文学审美观点。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一段历史给中国人留下太多的烙印，捧起他的作品，我们能感受到老舍先生对国家的热爱和忧虑。
老舍若能活到今天 陈季寅
老舍先生更打动我们的还是他作品背后的“平民情怀”。祥子，晓荷，瑞宣，王利发……最鲜活的人物交织出最动感、最动人的社会现实。旧社会的中国的确显出的尽是弊端，可老舍却同样找到了社会最底层氤氲的“人情味儿”。这人情味儿或许就在你、在我、在全世界读者面前徘徊已久。莫言的超现实魔幻，写的是乡土、历史与当代那样跳跃性的内容；而老舍先生的作品既有民生，民情，又有世间百态，还关乎国家命运。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有着极强的艺术性与逻辑性，同时也彰显出一个中国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舍予有幸长存，则必开中国诺贝尔奖之先河！
日已落，光无尽 白鸽 冯欣
他思绪飞扬；挥毫泼墨，笔锋处流露坚定。他的作品有很强的说服力，长篇作品论证严密，短文则一针见血。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
小时候，我并不喜欢他的作品，更喜欢《寓言故事》之类的，因为他的作品不好理解。长大以后，我喜欢上了《野草》，里面的景色描绘十分优美，把雪、树、花等一些常见的事物，描绘得让我感到陌生了，原来，这些平凡的事物里也有未被发现的美，美得让你可以嗅到它们特有的芳香。
现在，我理解了《彷徨》中的沉博绝丽；体会了《呐喊》中的匕首投枪；看透了《朝花夕拾》中的笔底烟花；了解了《故事新编》里的笔酣墨饱。对他的作品，我不仅仅赞赏，而是升华到由衷的敬佩。
苏轼是不可超越的 陆欣雨 颁奖词：
他，披荆斩棘，开辟了宋词豪放派的必经发展之路。他，持一支秃笔，轻描淡写几笔，在文学长空上引出了几颗亮丽的明星。他就是苏轼。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他的文学作品，是一座丰碑――不可超越的丰碑。
他就是苏轼，在华夏无数文人墨客中，他的豪情，是一种力量，推动着时代前进。
他的《水调歌头》带给远在他乡的游子们心灵的慰藉。
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让三国时的尘封历史再次熠熠生辉。
庄子 吴禧辰
也许你会问，庄子不是思想家吗？在我看来，庄子可以说是中国最特别的作家了。他想象奇特怪诞，洋溢着浪漫色彩，追求顺其自然无所依，最终获得无穷的自在自由。庄子的《逍遥游》，可谓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加入了庄子本身的思想――否认一切事物是绝对的，反对是非之争，反对人为约束。虽然看起来艰涩难懂，但其实思想深邃玄远，文章奇诡玄幻。读了庄子的著作，你会真的懂得什么叫追求自然，超脱功利和名声、逍遥与自由，也就是“无己”“无功”“无名”“无我”的最高境界。
庄子不仅仅是文学家，其实更是个杰出的哲学家，这正是我想把奖颁给他的原因。
我一定会选李白 吴菲凡
李白大家都不陌生，从小大家就阅读他的名篇，他被誉为“诗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歌行体和七绝都达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不管是诗歌创作还是个人生活，都很有新意，所以他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将唐诗文化带向了新的繁荣局面。
《将进酒》、《行路难》等都是他的代表作，足以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精髓。他的文风没有人能与之相媲美，当这些磅礴之作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顶峰之时，所有中华同胞一定会为之鼓掌。
如果我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评委，我一定会选李白，因为他的浪漫主义格调、与众不同的文风需要让更多的人知晓并传承。
烟雨中的红颜――李清照 陈惠敏
我会将奖项颁给她――李清照。
小学课本里早就有李清照的诗和词，我至今仍能背诵，因为她的词深入我心。
最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宋词是一朵情花》。书里提及李清照，让我对这位女词人的了解更多，感受也更深。她的一生坎坷多变，也曾有过令人惊羡的爱情，可最后弦断曲终。她是坚强的女人，虽然她会为国亡而悲，也会为夫走而痛。
李清照独特的经历造就了她独特的诗词。她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论名气、文笔，苏轼、辛弃疾都在她之上。但人生有不少伤痛，借词托怨，美丽精致。李清照将词的雅致发挥到了极高的境界，无人能及。
她，是烟雨中的红颜，烟雨中的才人。
世界如水一般――张晓风 吴颖铭
通过那篇课文――《行道树》，我认识了她，这位美丽的女作家――张晓风。
与莫言的魔幻主义、乡村风情不同，张晓风的散文更贴近我们这代人的生活。张晓风善于从平凡的琐碎小事中看出深隐其中的含义。在她的眼中，世界如水一般，表面上平如镜，水下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她的散文作品都如水一般，平如镜，清澈见底，又令人想深入水底，寻找张晓风深藏在水底的“宝藏”。
张晓风的作品总是那么耐人寻味。对于我来说，她的作品好像被一层白雾围绕，缥缥缈缈，虚虚实实。每次读她的作品，朦朦胧胧，好像探到了中心，却无法言语。张晓风看透了水底下的东西，在作品中用委婉的语言表达这些隐藏其中的哲理，让读者慢慢挖掘，细细品味。这便是我推荐张晓风的原因。
张晓风说过：“水，永远是第一张书笺。”
流浪，只是流浪 李思洁
迅哥儿是自愿放弃，自是不能再选；从文和老舍，都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那么就让它保留遗憾吧。杨绛和刘震云曾是我心中首选，直到我想起了流浪。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官方产物，它能在世界上获得如此高的地位，大概因为它需要放荡不羁的灵魂吧。我想起了在撒哈拉大沙漠里拳着腿，坐在台阶上，仰望夕阳的三毛。
她的确长得不甚好看，大眼睛，大嘴，但她让全世界都沉迷于她的不虚假，沉迷于她率真的个性，沉迷在她那散发出无尽魅力的散文之中。
她建起一座矗立在撒哈拉的小屋。凡是读过《撒哈拉的故事》的人，不由得都想去瞧瞧三毛笔下那座美丽的小房子。
她的文字带着点儿可爱的小俏皮，带着质朴、干净，却有一股使人沉陷的力量。她是最尽兴的歌者，是夕阳下最辉煌的舞者。她笔下的荷西，让我们对爱情有了向往和期盼。文学创作是一个人性灵升华的最高表现，她既然能升华出这样的情感，就表示她有这样的层次，比起很多作家，我觉得她在灵性上要高出很多。
梁羽生评论三毛：“我本来不想把这种已经变得俗气的头衔加在三毛身上的，但想想又没有什么更适合的形容，那就还是称她为奇女子吧。‘奇’的正面意思应是‘特立独行’，按辞海的解释，即志行高洁，不肯随波逐流之谓也。”
三毛是个纯真的人，在她的世界里，不能忍受虚假，就是这点求真的个性，使她踏踏实实地活着。也许她的生活、她的遭遇不够丰富，但是我们深知：她没有逃避命运，勇敢面对人生。尽管最后她还是选择了自杀。
诺贝尔文学奖给三毛的颁奖词应该是：“中国最具浪漫色彩的女作家，用生命照亮了遥远的撒哈拉大沙漠，用中国式的叙述给世界留下一道倩影，俏皮的文字从现实中开辟了一方桃源……”
跟着她一起去流浪，流浪，去撒哈拉沙漠，拳着腿，看夕阳。
我心目中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冰心 郑紫薇 翁惠佳
若问谁是我心中的一代文豪，那就是冰心。
“四时缓缓的过去――
百花互相耳语说
‘我们都只是弱者！’
甜香的梦
轮流着做罢
憔悴的杯
也轮流着饮罢
上帝原是这样安排的呵！”
这是她的诗，也许算不上诗，只是一些“零碎的思想”！这首诗，处处都是悲伤！冰心就是一个看着时间渐渐逝去，自己只能惋惜不已的人。为何要“憔悴”？又为何有“甜香”？为什么“上帝原是这样安排的呵”？先甜后苦，苦是“憔悴”，甜是“甜香”，从“轮流着做罢”“也轮流着饮罢”，我看懂了她细腻的心思。
都说她母爱纯真，可是，又有谁能了解她的苦痛，还有她的憔悴。谁又会真正知道她的想法？可能无人可知，但是，她毕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能够回味她那半生的幸福，半生的坎坷的篇章。
“冰雪里的梅花呵！
你占了春先了
看遍地的小花
随着你零星开放！”
我想，冰心就是那朵冰雪里的梅花，占了先，使零星的小花，随她一同开放，可见，她是不服输的。若是一个服输的人，又岂会自比寒梅？
她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爱她的丈夫和子女们。她毕业于好的学校，得过国际大奖。可是，在她自己的心中，又有谁真正懂得她？
冰心写过一首宝塔诗：“马/香丁/羽毛纱/性样都差，傻姑爷进家脱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这其中有几个小典故：吴文藻（冰心的丈夫）不知道自己的小孩儿把“萨其马”叫成“马”，进了点心店就向售货员买“马”。有一次，冰心与婆婆等人在院子里赏花，被从书房里叫出来的吴先生应酬似的问：“这是什么花？”冰心看着丁香说：“这是香丁。”他竞点点头说：“啊，香丁。”周围的人忍不住笑起来。为送父亲一件双丝葛夹袍，吴文藻受命去东升祥，居然要买一丈“习习毛纱”。幸亏售货员与冰心熟悉，打电话问过才弄明白。冰心父亲说：“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父女相视而笑。
可见冰心是多么调皮、多么活泼啊！这是她的另一面。这样的一面，也只有亲人才知道吧！
诺贝尔文学奖，非她莫属！
我心中的诺奖人选――李清照 游心钰 李炎
李清照，一朵出类拔萃的女儿花。她用女性独有的细腻与不输于男儿的智慧给词坛带来别样的风情。如果我是诺贝尔奖的评委，我会毫不犹豫地将文学奖颁给这位“千古第一才女”。
她的词里有儿女情长，更有爱国情操。她的词里有真切的情，无论是对早期生活的喜爱之情，与丈夫赵明诚的相爱之情，丈夫死后的怀念之情，还是背井离乡对故土的思念之情，国家沦陷后的爱国之情，都是浓浓的、令人动容的真情。
李清照是爱国女性的典范，她在诗词的造诣不容忽视。她是我心中最佳的诺贝尔文学奖人选。
我最欣赏季羡林 陈依 王丽明
我最欣赏季羡林。
小学时我曾读过季羡林的《留德十年》、《我的小学和中学》、《季羡林读书与做人》以及《季羡林自传》。从这几部书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他的文字散发出的深厚的文学涵养和底蕴。
季羡林说过：“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旁边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从儿时的困苦生活到长大后到德国留学，季羡林的人生历程可谓曲折又丰富多彩。
他曾选择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最终在学术界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在文学界的贡献和成就很少有人能超越，所以成千上万的人尊敬他。假如我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评委，我一定将这个奖颁发给学界泰斗――季羡林。
我推荐安妮宝贝 邱丽蓉
安妮宝贝（励婕）是曾被流言蜚语击中的写作者。
“下半身写作”这样的诋毁、诬蔑，只能说是曲解本意与找替罪羊。而“荼毒青少年心灵”更是生硬不堪，胡扯一通。那段时间口诛笔伐，但她从不回应。后来《莲花》获大奖了，所有的罪状顿时消失了，彼时的侮辱谩骂，一朝化乌有。甚至许多小资的口头禅是：“安妮宝贝说……”但她依然宠辱不惊。
父亲去世前，她的写作主旨是阐述女童不可消解的幻觉，情爱是素材，风格颓废悲观。那时的安妮宝贝，和《八月未央》里的大多数女子一样，挤一个小时公交车，上班，加班，因为不想煮饭就在外面吃快餐，回家，写作到凌晨，再睡去，很早又醒来，再去挤公交……心底有幻觉，执著地握着这病态的意象写作。频繁跳槽又忙碌无为的生活让她很不开心。这不开心，是她早期的魂。
父亲去世后，风格转变，显著体现在《蔷薇岛屿》上。她开始创作关于一个女子的真实生活，而不是幻觉。文风倾向简洁与清醒，逐渐收放自如。这时候，安妮宝贝已经辞职，专职写作。从夜晚到次日黄昏。写，写，写。方块字已经占领了她的生活和头脑。
后期开始描写洁净，譬如《莲花》、《月棠记》，不再只是描述过分的爱情与扭曲的亲情，而是尝试男女之间纯净的友情与干净的成人世界的童话。而《春宴》是最近的一本书，笔锋重新指向人性阴暗。但始终有几缕单纯贯彻全文，语言更加简练独特，树立了自己的风格。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使异国人难以品鉴唯美的汉字。但作品中洋溢的情感、思想、希冀，是跨越种族的。
最具魔力的文笔 王文君 李炎
她的文字自然而不造作，道尽人间复杂的情感。她善于勾起你的回忆，让你回忆起你最想留住却留不下，最想忘记却深深埋在心里的往事。她，就是林海音。
如果你读过《城南旧事》，你会为她生动的叙述倾倒，发生在北京城南那一桩桩普通却深入人心的事如旧电影镜头从眼前一一闪过，留下的，只有深深的眷恋。古老的小巷，幽静的庭院，热闹的大街，各色人物，都描写得淋漓尽致，令人惊叹，这是一段摄人心魄、富有魔力的故事。不得不对作者的童年充，满好奇，对作者的善良与坚强的品格感到敬佩。
林海音，一位伟大的作家，以富有魔力的文笔，征服了所有人。她恢复了旧中国的面貌，让绚丽多彩的画卷铺展开来。我愿意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她。
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代表世界文学最高成就的奖项颁给她 陈晓璇
我第一眼看到她的笔名――安意如，就坠入了她编织的一张网，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意，意如，安意如，如意安康，对于这个笔名的含义，我是这样想的。它可能是一种对于自身的祈祷，可能是对生活的期盼，或是自己心灵的诠释，对那些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人的真诚祝福。
翻看她的书，我有种将其吞入腹中，或制成芯片植入大脑的冲动，她的文字美到令我窒息！如果我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代表世界文学最高成就的奖项颁给她，因为她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充满古韵的感性的文字，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都是当代文学的一大创新。
安意如的《思无邪》是我的挚爱，这是一本似散文随笔的《诗经》赏析。而对于诗经，我向来是头疼的，读起来都“举步维艰”，更何况理解意思。然而安的这本书使我对《诗经》产生了兴趣。安说：“《诗经》只是民歌，没有想象中那么疏远、不可亲近，它也许是我们在一起唱过的歌谣，《诗三百》，不过是前生无邪的记忆。”听她这般亲切地比喻《诗经》，我仿佛听到她在我面前一边翻阅一边诉说的声音。安在《思无邪》里解释内容的同时还阐述了内心感受，使拗口的四字诗句不再遥远。
安意如的才华惊人。既有古典韵味，又不乏现代气息，像穿越千年而来的诗人，又像身边知己，与每位喜爱古诗词的读者分享自己的点点体会。她的书既似古籍校注，又似随意的散文，陶冶人们的情操，安抚躁动的情绪，洗濯着布满尘埃的心灵，传达着先人或悲或喜的缕缕情思。
安意如思无邪范文第7篇
[关键词]翁方纲；杜诗；“义理”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5 ― 0100 ― 02
清代是杜诗学的期，崇杜、学杜、注杜、评杜的文人数不胜数，翁方纲就是其中之一，他为学注重考证，最突出的成就是提出了义理与文理合而为一的“肌理说”。翁方纲的“义理”体现了其对诗歌内容的重视，他认为杜诗继承六经，符合儒家规范的学问和思想，是对“理”最好的体现。
翁氏著有《诗附记》，《诗经》研究汉、宋兼采，考据、义理兼重。训诂多取汉学，义理、文义多取宋学。他推崇朱熹的《诗集序》，努力调和《诗序》与《诗集传》之间的冲突，翁方纲推重诗为“心之声”这一观念，肯定诗言情的一面。他曾说：“言者，心之声也。文辞之于言，又其精者。诗之于文辞，又其谐之声律者。然则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1〕翁氏这里说的“志”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怀抱”之义，作者所抒发的怀抱表现在文字上，又要受到“理”的限制，翁方纲这里所说的“理”仍可以义理与文理两面来理解，“心之声”要符合义理之要求，而具体的写作又要受文理法度之约束，可以说他所理解的“志”并不只是强调儒家的政教功用，而是理、事、情皆具的。
翁方纲以发展的眼光从杜诗的思想内容、叙事方法来看待杜诗之正变，杜甫“师古”的文学史观中亦有追步“风雅”的自觉要求。翁方纲曾指出《诗经》中的诗篇并非一成不变。翁方纲对风雅正变的看法，其实与叶燮较相似，叶燮在《原诗・内篇（上）》中说：“《风》《雅》已不能不由正而变，吾夫子也不能存正而删变也；则此后为风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离变也明矣。”〔2〕在政治由盛而衰的背景之下，体现于诗歌创作则会有“诗变”，要“不失其正”则体现在作品的讽谏规世的作用，这可说是“法自儒家有”在作品思想与内容方面所继承的内容，整部杜诗则始终贯彻着这一内容，体现着一种“谏诤”的姿态与“忧愤”的意识，这也正是杜甫“诗言志”之“志”的核心部分。从事物的发展历程来说，“变”本就是必然之理，所以叶燮以为诗歌之变亦是必然，正、变实为一个矛盾的整体，正中含变，变中含正，翁方纲也是以辨证的眼光来看待二者之关系的。
一、变而不失其正――讽谏精神的体现
翁方纲在杜甫的《槐叶冷陶》一诗后批注：“此所谓‘每饭不忘君’者也。”〔3〕因儒者之流，用世是务，故杜甫即便在颠沛流离之即，仍念念不忘君主，就杜甫而言，他的难能可贵处在于将不忘君主的深层内涵推为不忘天下苍生。通观杜诗，儒家的忠厚缠绵之情贯穿终始，由于深厚家学的影响，尤其受先祖杜预的影响非常深，杜甫从小便有一种崇高的用世之志。杜甫少壮时唐朝还处于盛世，此期唐人的作品都呈现出一种飞扬向上的气象，且人在青年时期都不免信心百倍、志气高昂，杜甫也如此，偶一受挫不会耿耿于怀。而安史之乱后，杜甫的儒家之“仁”则由自身之追求、忠君孝悌发展至“泛爱众”即爱天下百姓，至秦州以后诗，则推阔为爱万物，成都诗大力书写自然景物，此一时期他所写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鱼无不寄寓着他深厚而深挚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其人忠君爱民、心怀天下融入骨髓后的自然呈现，与早年壮游时期纯粹抒发山河之爱的欣赏所不同。命运总让杜甫经受流离失所的困厄，而他不选择逃避，即便有时会发发牢骚，却始终清醒地直面现实人生，其仁者胸怀更使他在困苦中对生民怀有深挚的热爱、体贴与同情，他的忠君忧民意识体现得更坚定而缠绵。杜甫之执着正如同屈原，这种往而不返精神，已经带上了悲壮的色彩，虽悲壮，却极震撼人心。反映在诗作中，则体现出一种伟大与崇高的阳刚之美，这也是杜甫的诗之所以能“切己、切时、切事，具有实地，而后渐能几于化”〔4〕的思想基础。
翁方纲认为杜甫的《奉先咏怀》《羌村》与《北征》互为表里，《奉先咏怀》作于天宝十四年，正值安禄山造反，诗当作于往奉先探望妻子的路途当中，所以杜甫应当还不知道安禄山反事，但诗作中已经透露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了。《羌村》三首虽然写的是杜甫回到家时的所见所感，但由一家之不幸可推至天下家家户户之不幸，诗中所记录的人、事都是平凡的，但作品的思想、感情都是层层推进的，诗作呈现出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杜甫的很多作品都有这种由此及彼，感情吞吐反复的深厚力量。《北征》则反映在战乱频仍的时局中，杜甫所见所感无不关系国事，忧心国事，希望己之谏诤能有补于国君，是恋君，更是为整个国家而担忧。以上三首诗都并非创作于盛时，但却如实地记录下了当时背景下诗人自己以及生民的生活现状，且作品中都流露着浓厚的忠君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单指对君主之忠心耿耿，更主要的则是心系天下之情怀以及匡扶时政的寄托与期待，可以说是“变之正”的典范。
翁方纲是肯定杜诗中诗教“温柔敦厚”、“主文谲谏”之旨的，要反映时事，却不可直指君主，不可违礼，体现在文字上要“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5〕，在表现手法上则追求不可直说，这也正是“舂容唱叹”的体现。杜甫的“三吏”“三别”作于乾元二年，自东都归华州途中，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新安吏》有杜甫的自注，故而有点兵事，翁方纲认为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为劝告、安慰私家骨肉之意，既然点兵一事不可避免，与其让孩子不情不愿地上路，还不如让他们不要担心，劝告他们战事一定会顺利，军官对士兵也很照顾，以宽慰的方法来鼓励他们，同时也是安慰自己，更期盼着孩子的安全归来。正是百姓的这种“捐躯赴国难”的自觉意识读来才更让人不忍，这样的诗作如果能被君主看到，规谏的效果应该非常大吧！
上面几首作品都是五言古诗，若按照文体的正变、尊卑观念来说，则古体尤其五古是处于正而尊之一面的，但翁方纲也并不以近体诗为卑，形式始终是为思想、情感的体现而服务的，只要“变而不失其正”，近体诗仍能作为继承“风雅之正”的语言载体。杜甫的五律《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当作于大历五年秋，这年冬，杜甫卒于谭岳间，旅殡岳阳，在生命的尽头，杜甫仍不免对于自己的怀才不遇难以释怀，他如实写下了自己当时的情况，抒发了当时的感想，而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本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难免有人认为杜甫在发怨，但笔者以为诗中虽有“悯”字，但并非要其亲友怜悯，当是自伤不遇，虽有着对环境的直叙，但因为叙、议、情的融合，尤其抒情的融入，在情感的表达方面仍能以含蓄蕴藉来约束。
如果说上述作品是杜甫作于深处动荡之时局、环境或在朝任职之时，作这些充满讽谏精神、忧国意识的作品还正是理所应当，那么他在成都，生活相对安逸一些的时候，仍不乏这样的作品，就更可见其人“忠厚缠绵”之情了，翁方纲在评《题桃树》诗中，以为杜甫仅仅从盛时桃树的与人共享，衰时自顾不暇而遮蔽桃树这种日常琐事，婉曲地道出今昔之别，使读者从侧面见出身处乱时人人、家家各自为计之状，可见杜甫其人之性情、品格，心眼之中正是万物一体。
二、风雅之正即史法――诗史内涵的贯彻
《风》、《雅》之正，即是史法。〔6〕这说明了翁方纲对诗法与史法之关联的肯定，史法，初指史家之书法，随着其内涵的不断扩充，则渐渐与书法、史笔相通。在会通化成之文化意识方面，宋人将“诗史”以体用来看待，其体为诗，其用为史。诗以言志咏怀，史则叙事资鉴。故其特色有二，一则充满史之反思与致用精神，一则具备史之取材与笔法。清人喜用“诗史”理论阅读杜诗，而多数人对“诗史”概念的解读即以“知人论世”为主。陈沆以“比兴”来理解“诗史”，将其视为“诗史”概念的内涵，根据张晖的梳理，“比兴”与“诗史”的关联体现在：诗歌要做到“思无邪”，不谬于圣人，即符合诗教传统；诗歌创作中为尊者讳等委婉曲折的方面。强调“情”又强调“事”。翁氏肯定杜诗为“诗史”，整部《翁批杜诗》中常见其评杜诗得《春秋》之意，具史迁笔法。在进行讨论之前，可先看几条翁方纲在《翁批杜诗》中对杜诗用史法的批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能够反思致用；二是如实记录实事而面面俱到；三是运用《史记》的叙事手法。概言之，史法内涵的贯彻仍主要体现在思想内容与创作手法方面，前两点归入思想内容的讨论，而翁方纲论诗还强调对实境的反映，对实境、实物的反映也是对生民生活现状的呈现，亦当属于史所记录的内容。
“风雅之正”所反映的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能如实展现广大生民的现实生活画卷，并能将深刻的讽谏精神内具其中。如龚鹏程作为有着深刻自省意识的宋人而言，作诗取法杜甫，很大程度上也就肯定了杜甫自身的这种自省意识，反思、自省也是对待忧患的一种态度。杜甫除了对社会重大历史时间有所记录之外，更书写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生民的生活场景，行到一处，便对一处之景、一处之风俗有所记载。同一时期的诗作当贯穿起来，才能完整地看出诗人此一时期的生活境况、思想状态，整部诗集才能完整地展现诗人的一生，呈现出诗作多样的艺术风格。翁方纲曾说，古今诗人只有杜甫的诗集可以进行编年。其意盖指诗人经历着岁月的蹉跎，在时代变迁中经历种种磨砺，其思想也是不断变化、深化的，其艺术造诣经由青年至老年，亦得以不断锤炼，最终得以形成自己的作品风格，这在所有诗人都是必经的一段路程。正如历代诸家所公认的，杜之秦州以后诗，皆为臻至化境之作。又因对诗作讽谏精神的强调，加之经世致用之目的，对反思致用的要求实已暗含其中。结合翁方纲所理解的“风雅之正”来看，“诗史”正具有《春秋》褒贬劝慰的资世之意，能够有补于君主，具反思致用的精神内核，以“一字褒贬”、“推见至隐”、毕陈时事来委婉显晦地达到劝慰、资世的作用。《春秋》在宋代最称显学，而以《春秋》书法论诗，更是宋代诗学会通化成的一项重要融通。
在书写现实政治之外，翁方纲还强调杜诗中对实景的如实刻画，陈贻{也指出杜甫的《发秦州》至《凤凰台》十二首诗及《发同谷县》至《成都府》十二首都是其纪行诗中的佳作，之所以能获得诸家好评，很大程度上正得力于蜀中山水之奇特，在此基础上结合以杜甫之诗艺并发之以诗人的感悟，方能成之。描述现实事、物，呈现实境，杜诗常用白描的手法，读者能透过作品的细节来体会作者的心理感受。不过，翁氏以为对实景的追求是要具有时代动态感的，也不能违背“心之声”的本质。杜诗中所摄入的自然，并非山川虫鱼之摹写，亦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怀志意，而体现着整个动荡时代背景下生民的生存状态与内心呐喊。
翁方纲推崇学人之诗，他自己在创作实践中也如此贯彻，将务实考证的治学态度融入对杜诗的批评之中。翁氏拈出“杜法”，以“肌理”说进行具体的批评应用，其“理”是无所不包的，从义理之理来说，他认为杜诗根柢六经，内容涵盖万有。在文理之理方面，杜甫在不违背义理之理的层面上，极尽能事地学习前贤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诗艺上构建一座辉煌的殿堂。
〔参 考 文 献〕
〔1〕（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6-27.
〔2〕（清）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9）：4.
〔3〕（清）翁方纲.翁批杜诗〔M〕.台湾：里仁书局，2011：619.
〔4〕（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9.
安意如思无邪范文第8篇
关键词：《诗经》 思 词性 意义
“思”字于《诗经》原文中出现107次[1]。就词性看，“思”字有虚实之分，作实词有动词、名词之分；作虚词，有语气助词和音节助词之分。就其在诗句中所处位置看，“思”字所处位置多变，前后有倚助词、名词、形容词、动词者。
若“思”字句末，则又有入韵不入韵之分。《正义曰》：“……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故处末者，皆字上为韵。……亦有即将助句之字，以当声韵之体者，则‘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图，其然乎’，‘其虚其徐，既亟只且’之类是也。”依孔氏言，若“思”处句末，且韵脚在“思”上一字，则“思”为虚辞。但也有以助词为声韵者。观其例举，句末两字皆虚词，组成复语助词，如“是哉”“何其”之类，则处末之虚词也有可能是韵脚。
“古代诗乐合一，《诗经》本是一部乐歌总集”[2]（P22）。现在的民歌中的还保留了很多衬词，探之源头，当是上古乐歌中助词的遗留。乐歌重章复沓之特性也在《诗经》中体现，使上句此位置字之词性经常与下句同位置字之词性相同。古人解《诗》，多“以史证诗”或附会经学，而曲解助词。
以上，均可作为讨论“思”的依据。下面以“思”字分布情况分别进行考辨。
一、“思”作动词
1.“思”位于名词前，则“思”作动词，充当谓语，构成动词谓语句。
a.有以“我”或“子”作主语的主谓句，例如：
（1）我思古人，俾无I兮。（《邶风・绿衣》）
（2）莫往莫来，悠悠我思[15]。（《邶风・终风》）
（3）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邶风・泉水》
（4）我思肥泉，兹之永叹。《邶风・泉水》
（5）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郑风・蹇裳》
以上5例，以“思”为“思念”之意。
例（1）、（3）、（4）、（5）“思”后跟名词、名词性词组或代词作宾语。“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意为“如果你爱而思我，则揭衣渡溱水来看我；如果你不思念我，会有别人来的，你不要太狂妄了！”上有“子惠思我”之陈述，下有“子不我思”之反问，若上“思”为助词，则上句言“子爱我”，下句言“子不思我”，诗意不连贯。
例（2）是一首女子思念男子的情诗。“思”后虽无宾语，实为“我悠悠然思念他”之意。例（5）“子不我思”句，“我”作“思”之宾语且前置。
b.省略主语的有17例
其中9例，“思”后跟名词性词组或代词作宾语，例如：
（6）静言思之[16]，寤辟有俊＃ā囤风・柏舟》）
（7）愿言思子，中心养养。（《邶风・二子乘舟》）
（8）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卫风・氓》）
（9）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卫风・伯兮》）
（10）无思远人，劳心忉忉。（《齐风・甫田》）
（11）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唐风・蟋蟀》）
（12）不思旧姻，求尔新特。（《小雅・我行其野》）
（13）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小雅・谷风》）
（14）无思百忧，只自U兮。（《小雅・无将大车》）
例（11）、（13）、（14）“思”作“思考”意，其余6例，作“思念”意。
例（6）、（7）、（9）句法相类。“静”“愿”作状语修饰动词“思”“子”“伯”“之”均名词作宾语，“言”作句中助词。例（8）、（10）、（12）、（14），“不”“无”为否定复辞，“思”作动词，“其反”“旧姻”“远人”“百忧”为名词性词组作宾语。
例（11），“职思”之“职”，若依《传》，以“职”作“主”，首章“职思其居”犹可谓“主思于所居之事”，训“职思其外”“职思其忧”则于意未协。《尔雅・释诂》“职”有二训，一曰常也[3]（P8），一曰主也[3]（P10）。此处当取“常”意，作状语修饰动词“思”，犹曰“常思其居”“常思其外”“常思其忧”。
例（14），“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为对文，“忘”与“思”在此为反义词，均动词作谓语，“大德”与“小怨”为名词作宾语。
有7例，动词“思”所依存的宾语在句中省略，据诗意析出，指“卫国”“你”“我”或某件事。
（9）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卫风・氓》）
（15）云谁之思[17]？西方美人。（《邶风・简兮》）
（16）有怀为卫，靡日不思。（《邶风・泉水》）
（17）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墉风・载驰》）
（18）岂不尔思[18]？莫远致之。（《卫风・竹竿》）
（19）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王风・君子于役》）
（20）其谁知之，盖亦勿思！（《魏风・园有桃》）
例（17）作“思考”，其余作“思念”。
例（9）“反是不思”句和例（19）（20），均有否定副词“不”或“勿”修饰动词“思”。分别意为“反反复复不思过去之事”；“怎么能不想念你？”；“大概都没有想念我啊”。
例（15）（18）为自问自答句，意为“思谁？”“岂不思尔？”“思”依存的宾语前置。“靡日不思”意为“没有一天不思念卫国”。例（17）用所字结构，“所”与动词“思”组成名词性词组，意为“你们千百次地思考这件事，不如我想得周全”。
（二）还有2例，“思”位于同义动词前后，形成复语[4]（P110）动词作谓语，表双重强调。
（21）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周南・关雎》
（22）鼠思泣血，无言不疾。《小雅・雨无正》
例（21），毛以“服，思之也”。郑以“服”作“事”，为比附后妃乐得淑女之事，失诗之本义。《正义》曰“王肃云‘服膺思念之’”，是以“思”“服”二字均作动词，“服”亦“思”也。如《尚书・康诰》“王有言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孔安国《传》曰：“……服膺思念五六日……”[5]（P203）。孔安国以“服念”为“服膺思念”。“思服”类于“服念”，两字都当作“思念”意。“寤寐”是动词性短语作状语修饰“思服”二字。
例（22）历来多从郑玄，以“鼠思泣血”为“忧思泣血”。但“思”字何意，终不明了。《尚书・盘庚》“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5]（P131），其“思”作“忧”，忧灾患之事也。《礼记・乐记》曰“亡国之音哀以思”[6]（P663），犹云哀以忧也。“鼠”“思”二字同“担忧”意，表示“忧思过甚”。“泣血”是动宾短语作补语修饰“鼠思”。
二、“思”作名词
“思”作名词时，有“思绪”“理念”两意，多有形容词或名词修饰，组成定中短语，“思”作中心语。
1.“思”字定中短语作主语，后跟动词性成分作谓语。
（23）先君之思，以勖寡人！（《邶风・燕燕》）
（24）视尔不臧，我思不远。
视尔不臧，我思不s。（《墉风・载驰》）
（25）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大雅・下武》）
例（23）意为“先君的理念，勉励着我啊！”例（24）《正义》曰：“我视汝许大夫不施善道以救卫，由此故我思不远于卫”。“视尔不臧，我思不s”，意为“我思不能闭矣”。考之诗意，是以“思”为思绪之思。例（25），“孝思”作“维则”之主语，又作“永言”之宾语。
2.“思”字定中短语作宾语
（26）虽则如云，匪我思存。（《郑风・出其东门》）
（27）虽则如荼，匪我思且。（《郑风・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是一首爱情诗，男子表达对所爱女子的不二之心。《易・乾》“可与存义也”，孔颖达《正义》曰“可与保存其意”[7]（P14），“存”为留存之意。《老子》第六十六章“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王弼注“且，犹取也”[8]（P170）。“存”“且”皆动词作谓语，“匪”相当于“不”为否定复辞，“我思”为定中短语作宾语且前置。两句意为“不能留存我的思绪”“不能取走我的思绪”。
三、“思”作虚词
1.“思”作语气助词，一般在句首或者句末。
A.“思”在句首，句中已有非“思”意动词作谓语，有非“思”意的名词作主语或宾语，则“思”作语气助词，表感叹、称颂意。此部分诗都出自《雅》《颂》古代学者多以这部分“思”字为动词，作“思念”或“愿”，未重视这部分诗颂赞乐歌多感叹、感彩浓厚的性质，失《诗》之本义。
“思”在名词性成分前有6例。
（31）间关车之r兮，思娈季女逝兮。（《小雅・车r》）
（32）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大雅・文王》）
（33）思齐大任，文王之母。
思媚庄姜，京室之妇。（《大雅・思齐》）
（34）思文后稷，克彼配天。（《周颂・思文》）
（35）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周颂・载见》）
（36）思无疆，思马斯臧。（《鲁颂・o》）
例（31）―（35）“思”字句以“思+形容词+名词”形式的定中短语在句中作主语或宾语。除例（33）为名词谓语句，余下4例为动词谓语句。
例（33），《传》曰“齐，庄也。媚，爱也”，两字为形容词，修饰作主Z的专有名词“大任”“庄姜”“文王之母”“京室之妇”为定中短语作eZ。意为“庄敬的大任是文王的母亲，仁爱的庄姜是京室的宗妇”。首章言大任、大姜、大姒，皆为论文王之德渊源有自，是颂文王的铺垫。若如笺首章直言常思念大任、周姜、大姒，；或如姚舜牧于《诗经疑问》所言，“思齐母道，思媚妇道，便自有徽音之播，而大姒一一以效之，一一以嗣之……周家女德于斯为盛”[9]（P811），首章美大姒之能承先人之美誉，偏离之主旨。故从项安世“思，语辞也”[10]（P41）之说。
历来解《车r》，多据小序，以“思孪季女”为“思得美好之少女以代褒姒”“思”作动词。今观其诗意，首章言“间关车之r兮，思娈季女逝兮”，五章又言“鲜我觏尔，我心写兮”，六章言“觏尔新婚，以慰我心”，当是一位送嫁之人抒写对出嫁女的祝福。则知“间关车之r兮，思娈季女逝兮”意为“在车轴转动的声音中，美好的少女乘车而去啦”。若以“思”为实词，于句意有碍。
《小雅・采芑》与《小雅・斯干》都有“朱芾斯皇”一句。“斯”“思”作助词时通用，如《毛诗正义・小雅・我行其野》“尔不我蓄，言归斯复”，唐石经中作“言归思复”。此“朱芾斯皇”一句，即“斯皇朱芾”，与“思皇多士”“思皇多祜”句法相类。句首冠虚词“斯”“思”“皇”“多”“朱”形容词，“芾”“士”“祜”为名词。“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意为“啊！济济多士美矣，降生王国啊”。“永言保之”中代词“之”即指代“思皇多祜”，意为“啊！又多又美好的福气，永远地保留它”。例（34）意为“啊，有文德的后稷能够与天相配！”
例（36），《笺》云“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复思之，无有竟己，乃至于思马斯善，多其所及V博”，是以《o》槊蕾夜之作。从诗意直解，此诗为颂马之作，应以“思”为句首语辞。“思马斯臧”意为“马很好啊”，名~“R”，形容~“臧”，成形容~^Z句。“思无疆，思马斯臧”，以“无疆”为“臧”之状语前置，则可解为“马好得没有边界啊”。《o》中的“思无期，思马斯才”“思无期，思马斯作”“思无邪，思马斯徂”都当如是。
“思”在动词性成分前有3例。
（28）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大雅・公刘》）
（29）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颂・泮水》）
（30）思媚其妇，有倚其士。（《周颂・载芟》）
例（28），《传》曰“思辑用光，言民相与和睦，以显于时也”，是以“思”为虚词。而郑《笺》言“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是以“思”作愿想之义。但《大雅・公刘》叙述公刘迁豳之事。“思辑用光”句，是对前半章有条不紊的出发准备工作的总结，感叹人民和睦齐心能显于时。若作“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其大道”，则此句表目的，此与公刘为避战祸而迁居的历史不符。
“思枫水”“薄采其芹”对偶。“乐”“采”均动词，“泮水”“其芹”均名词性成分，“薄”“思”均作句首语气词。且《礼记・礼器篇》引此诗作“斯乐泮水”[6]（P468），“斯”亦辞也。
例（30）“思”“有”均句首助词；“媚”作喜爱之意，“依”作倚靠之意，均动词作谓语；“其妇”“其士”作宾语，言“丈夫爱妻子，妻子倚靠丈夫”，是田间劳作时，两相慰劳也。
b.“思”在句末作语气助词。
“思”字在动词后有7例，所在句多为“（名~性成分）+动~+思”结构的主谓句。
（37）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汉广》）
（38）今我来思[19]，雨雪霏霏。（《小雅・采薇》）
（39）翩翩者x，A然来思。（《小雅・南有嘉鱼》）
（40）皎皎白驹，贲然来思。（《小雅・白驹》）
（41）慎尔优游，勉尔遁思。（《小雅・白驹》）
（42）尔羊来思，其角纭＃ā缎拧の扪颉罚
（43）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大雅・抑》）
例（37）主语省略，直解为“不可以追求啊”“不能游泳过去啊”“不能划船过去啊”。
例（38）―（40）及例（42）句法相类，主语俱在，“来”作动词，“思”作句末语气词，意为“来啦”。“A然”“贲然”作状语修饰动词“来”。“A然来思”意为“翩翩的x一群群地来啦”；“贲然来思”意为“洁白的马光彩地来啦”。
例（41），“勉，抑止之辞”[11]（P197），类于否定副词，否定动词“遁”，意为“你不要离开啊”。例（43），“格”“度”“射”均动词。“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之意，可引孔颖达说，“神之来至去止，不可度知啊，况可于祭末而有厌倦乎！”
“思”在形容词或副词后有4例。
（44）君子有酒，嘉宾式燕又思。（《小雅・南有嘉鱼》）
（45）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周颂・敬之》）
（46）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周颂・贲》）
（47）时周之命，于绎思。（《周颂・贲》）
例（44），频率副词“又”作“式燕”的状语，意为“又燕饮嘉宾啦”。
例（45）例（46）（47）均是以“思”作韵脚，压之部韵，韵脚为“之”“思”“哉”“兹”“止”[12]（P397），均为句末语气助词。例（45）意为“天是光明的啊”。例（46），“绎”作“敷”之状语后置，意为“不断地颁布这政令啊”。例（47）“时周之命”作主语，“于”作句中音节助词，形容词“绎”作谓语，“思”作句末语气词，构成形容词谓语句，意为“这周国的政令连续不断啊”。
2.“思”位于句中，无实义，作语音节助词，补足音节。
a.“思”在名词性成分后，有3例。
（48）汤孙奏假，绥我思成。（《商颂・那》）
（49）既载清酤，赉我思成。（《商颂・烈祖》）
（50）兕觥其p，旨酒思柔。（《小雅・桑扈》《周颂・丝衣》）
《释言・释言语》“成，盛也”[13]（P195）。“绥”“赉”为动词，“我”做指人宾语，“成”作指物宾语，主语省略，构成特殊的动词谓语句。“绥我思成”意为“安我以盛世繁荣也”“赉我思成”意为“赐我以盛世繁荣”。
“兕觥其p，旨酒思柔”，朱熹《诗集传》“p，角上曲貌”[14]（P631）。“p”“柔”，均形容词修饰主语，“兕觥”与“旨酒”为名词作主语，“其”与“思”相对，均为语辞，作补足音节用，构成形容词谓语句。
b.“思”在动词后，有3例。
（51）讯予不顾，颠倒思予。（《陈风・墓门》）
（52）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大雅・文王有声》）
（53）于乎皇王，继序思不忘。（《周颂・闵予小子》）
例（（51），郑玄笺云“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顾念我言，至于破灭。颠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后人多从郑笺之说，以“思”为想，增加了过多字句外的内容，不符合诗本义。《墓门》“知而不已，谁昔然矣”句，“已”，动词；“矣”，句末语气词，压之部韵；“训予不顾，颠倒思予”句，“顾”，动词，“顾”与“予”压鱼韵。[12]（P235）此“予”当作句末语气词。句末语气词“予”入韵，则韵上一字“思”也是助词，类于“焉哉”“何其”，构成复语语气助词。此句意为“训诫你，你却不顾及，你太颠倒了！”。
例（52），“无”表“没有”意，作动词，“不服”意“不服者”作eZ，意为“天下没有不信服之人”。
例（53）后人多从郑孔，以“思”为思念之思，诗意拖沓。《周颂・烈文》“于乎先王不忘”，意与此句同，均是不忘先王之意。是以“不忘”为补语，修饰“继序”“思”作语辞也。
通过以上讨论，“思”在《诗经》中的使用情况可以归纳为七个义项：A.动词，思念；B.动词，思考、想；C.动词，担忧；D.名词，思绪、想法；E.语气助词，表示感叹；F.音节助词，无意义。义项A、义项B和义项C用作谓语。义项D主要句法功能为作主语和宾语。义项E出现在句首或句末，作语气词。义项F出现在句中，起衬足音节的作用。
注释：
[1]本文“思”字统计数字，依据嘉庆二十年刊本《毛诗正义》计算。参见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十六）之一，影印清嘉庆二十年（1815）江西书局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年版。以下引《诗经》中诗句若据此本，则不再出注，下引毛亨《毛诗故训传》、郑玄《毛诗笺》、孔颖达《毛诗正义》也均从此本，不再出注。
[2]洪湛侯著：《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3][晋]郭璞注，[宋]刑m疏：《尔雅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年版，影印清嘉庆二十年（1815）江西书局刊本。
[4][清]王引之：《经义述闻》《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5][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年版，影印清嘉庆二十年（1815）江西书局刊本。
[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年版，影印清嘉庆二十年（1815）江西书局刊本。
[7][魏]王弼等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年版，影印清嘉庆二十年（1815）江西书局刊本。
[8][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9][明]姚舜牧撰：《重订诗经疑问》，台北：_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0][宋]项安世撰：《项氏家书》，《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1]余冠英撰：《诗经选读》，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2]王力撰：《诗经韵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3][汉]刘熙著，任继P纂：《释名汇校》，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
[14][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集》（第一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2年版。
[15]“悠悠我思”句，在《邶风・雄雉》《郑风・子矜》《秦风・渭阳》都有出现，分别为“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青青子矜，悠悠我思”“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16]“静言思之”句，在《卫风・氓》也有出现，为“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17]“云谁之思”句，在《邶风・桑中》也有出现，为“云谁之思？美孟姜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
[18]“岂不尔思”句，在《王风・大车》《郑风・东门之》《桧风・羔裘》都有出现，在此不赘述。
[19]“今我来思”句，在《小雅・出车》中也有出现，为“今我来思，雨雪载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