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褐苍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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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褐苍苍范文第1篇

赤壁又名赤鼻矶，是耸立在黄州江畔的一座绛红色小山。千尺峭壁直插江中，汹涌江水奔涌而过。宋神宗元丰年间，江山胜景吸引着政治上失意的贬官苏轼，苏子常常流连于此。苏轼游赤壁，有案可稽者应为六次，兹据有关文献资料追迹寻踪。

元丰三年（1080） 八月，东坡初游赤壁，撰《秦太虚题名记》。

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抵贬地黄州，先是借住在定慧院，后来住进了紧靠长江的临皋亭驿站，生活一直未能安定。这一年的八月初六、初七左右，苏轼与其子苏迈游览了赤壁，这是有文字记录的苏子首次赤壁之游。苏轼初游赤壁，对赤壁之壮观即产生深刻印象，苏轼《秦太虚题名记》对此次游历有所描述：

明年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也。（《苏轼文集》398页）

秦太虚即高邮秦观，苏轼最欣赏的弟子之一。辩才（元净）、参寥（道潜）皆为僧人，苏轼任杭州通判时的方外密友。秦观元丰二年八月十六日作游杭《题名记》，此文由辩才、参寥送示苏轼。苏轼乃作题跋，忆当年杭州旧游，并叙夜与苏迈棹小舟游赤壁事。在《秦太虚题名记》这篇杂记中，“明年”指元丰三年，“去中秋不十日”约为八月初六、初七左右。东坡交待了兴致勃勃夜游赤壁的情形，并将此种心情转达于友人。

此时的苏轼寓居黄州已半年，受创的心灵依然悸痛，但却力图从山水之中寻找一种精神的救赎。诚如苏轼在给司马光的信中所说：“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虽有窘乏之忧，顾亦布褐藜藿而已。”（《与司马温公》，《苏轼文集》1442页）在苦难和不幸中寄情于山水，寻求一种精神慰藉，从《秦太虚题名记》中，我们读到的苏子，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元丰四年（1081）十月，东坡二游赤壁，撰《念奴娇・赤壁怀古》。

元丰四年十月的一天，坡登临赤壁矶头，面对如画江山，追慕古代英雄，感叹华发早生，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上阕粗笔勾勒赤壁景色：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词编年校注》398页）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编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元丰四年辛酉（1081）十月，赤壁怀古，作《念奴娇》词。”傅藻《东坡纪年录》：“元丰五年壬戌，公在黄州。七月既望，泛舟于赤壁之下，作《赤壁赋》，又怀古作《念奴娇》。”今之论者，多以为 “赤壁词”与《赤壁赋》作于同时，即元丰五年七月。

笔者认为，《念奴娇》和《赤壁赋》不作于同时。理由如次：其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和浪花翻涌，“惊涛拍岸”之景象不一，两篇作品不可能作于同一时间。其二，《念奴娇》虽然写出了江山如画的风景和追慕英雄的情怀，但无法掩盖的，还是那种华发早生“人生如梦”的悲哀。尽管这种悲哀融汇在壮阔江山和久远历史中，使词中的低沉情绪得到消融，但此作蕴含着的苏轼郁积心头难以化解的失意之感，读者还是可以强烈感受到的。这与元丰四年苏轼的思想情绪较为一致。而《赤壁赋》则表现出超然物外的人生解脱。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赤壁赋》中的“哀吾生之须臾”“托遗响于悲风”，与《念奴娇》中的“人间如梦”思想如出一辙，而《赤壁赋》的主旨恰恰表现出对这种思想的否定和超越。两篇作品既然表现的对人生的感悟截然不同，也就不太可能作于同一时间。因此，厘定此词作年为“元丰四年”，与苏轼思想较为吻合。笔者由“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语推测，此词之作，当在是年“十月”稍前。

从词中“一尊还酹江月”一语看，苏轼似乎也不是月夜一人独上赤壁，而是与苏迈携酒而上赤壁的。

元丰五年（1082）五月，东坡三游赤壁，撰《记赤壁》《怪石供》。

元丰五年是苏轼游赤壁最多的一年。其时，苏轼渡过了寂寞消沉的贬谪初期，生活上也趋于安定。在友人和邻居的帮助下，新筑的草庐雪堂离江畔很近，耕作东坡之暇，苏子常临赤壁。五月，苏轼于赤壁聚宝山采集了与玉难辨的美石，送给好友了元（佛印）禅师。在《怪石供》一文中，苏轼对此作了详尽记载：

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而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苏轼文集》1986页）

文末书“元丰五年五月，黄州东坡雪堂”。可见其间苏轼曾流连江畔，以饼易石。此时苏轼生活基本安定，江畔寻石，表现出词人的一种生活情趣。《舆地记胜》卷四十九《黄州・景物下》：“聚宝山，在州治之后，赤壁之上，山多小石，红黄粲然。东坡所作《怪石供》即此石也。”

作于此时略前的《记赤壁》一文亦同记此事：“岸多细石，往往有温莹如玉者，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既数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苏轼文集》2255页）从怪石数量可推知，此文作于《怪石供》略前，亦在元丰五年五月间。

文中之“数游”指去江畔寻石，有没有登临赤壁呢？答案是肯定的。同文记载：“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鹘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见之。遇风浪静，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这是白日泛丹，探穴登山所见皆寻常之景，苏轼遂将注意力集中于“温莹如玉”之“怪石”了。

苏轼常于世人难耐之苦境中自寻其乐，表现出一种超然旷达的胸襟气度。搜寻怪石即为一例。在写给堂兄苏子明的信中，苏轼透露了这种人生快乐的奥妙：“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苏轼文集》1832页）嗣后赤壁两赋，表现出的参透人生的思想，不是一时的感触，而是思想的累积，从上述两文中正可见其端倪。

元丰五年（1082）七月，东坡四游赤壁，撰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赤壁赋》明确记载此次游览的时间为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晚。月明星稀，苏子与客游览赤壁，并写下著名的《赤壁赋》。赋记游云：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苏轼文集》5页）

赋记“举酒属客”之“客”当指道士杨世昌。这一年的四、五月间，东坡好友杨世昌自庐山来黄州，居住在雪堂，元丰六年五月方离去。二人情同手足，相处甚洽。临别，苏轼著《贴赠杨世昌》，对其赞赏有加：“棉竹五都山道士杨世昌子京，自庐山来过余，近一年乃去。其人善画山水，能鼓琴，晓星历骨色及作轨革卦影，通知黄白艺术，可谓艺矣。”（《苏轼文集》2587页）“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吹洞箫”之人为杨世昌无疑。苏轼《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无田忧入室。不如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惟两膝。沿流不恶溯亦佳，一叶扁舟任漂突。山芎麦曲都不用，泥行露宿终无疾。夜来饥肠如转雷，旅愁非酒不可开。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苏轼诗集》1123页）“西州杨道士”空手一身，多才广艺，草行露宿，云游四方，勘破世情，无忧无虑，可见亦风流跌宕之人。杨道士的到来给苏轼的谪居生活带来了趣味。

近年有些文章据文赋“主客问答”之文体特征，认为“客”为子虚乌有式人物，不必指实为杨世昌。笔者不赞同这种看法。时杨世昌住苏轼家中，苏轼夜游赤壁，杨道士岂有不随行之理？文中“羽化登仙”明明白白是道家用语，是苏、杨二人畅游赤壁的共同感触。何况，三个月后苏轼与杨道士同游赤壁有着明确的文字记载。苏轼的思想变化不会凭空而来，两赋流露的释、道思想，与苏子同僧人、道士的频繁交往密切相关。

从《赤壁赋》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东坡，暂时搁置了儒家建功立业的淑世情怀，转而用庄子相对论的眼光来看待宇宙万物。江水东去，昼夜流逝，然而万里长江依然奔流；月圆月缺，变幻不定，然而一轮明月未尝减损。世间万物均同此理，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是瞬息万变的；从不变的角度看，江月又是万古长存的。苏轼以水月为喻，借庄子相对论悟出人生的哲理，实现了自我解脱。

元丰五年（1082）十月，东坡五游赤壁，撰《后赤壁赋》。

“十月十五日夜，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夜半，有一鹤自江南来，翅如车轮，戛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祥也。”（《贴赠杨世昌》，《苏轼文集》2857页）坡五游赤壁，《后赤壁赋》记此次游览情形云：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予乃摄衣而上，履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苏轼文集》7页）

随从东坡游览之“二客”，一指杨道士，另一客可能指古耕道。古耕道，黄州进士，苏轼紧邻，与苏轼过从甚密。元丰五年，雪堂落成，东坡丰收，古耕道常随苏轼出游。“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捕鱼者应为近邻，而最具此种可能的人物当为古氏。

全篇所表现的是一种随缘任性、清澈无滓的自然之境。苏子处处以自然为心，乐则乐，悲则悲，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如江山景色。两赋相较，前赋以“主客问答”之法谈玄说理，后赋侧重叙事绘景，现实梦幻交织，写法上颇多变化。然而表达超然物外这一主旨，两赋并无二致。前后两赋，相得亦彰，表现出苏子对人生的彻悟。

元丰五年（1082）十月，东坡六游赤壁，撰《李委吹笛》。

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四十七岁生日。是日，“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鹊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坡笑而从之。’”（《李委吹笛》诗序，《苏轼诗集》1136页）

其后一年，元丰六年八月，东坡《与范子丰书》亦记其事：“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苏轼文集》1452页）《李委吹笛》诗如下：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苏轼诗集1136页》）

李委笛声悠扬超佚绝尘，东坡如入仙境兴致甚佳。仿佛乘鹤高飞来到九嶷山下，听到娥皇、女英哀悼虞、舜的歌声，又仿佛来到龟兹古国，听那不同凡响的异域高妙之音。李委献曲是生日庆典的，苏子和他的朋友们“皆引满醉倒”，度过了欢愉的一天。

李委的身份是“进士”抑或“秀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贬谪黄州不到三年，苏轼身边又高人满堂，奇士盈庭。这一天东坡“置酒赤壁矶下”，庆贺生日，“客有郭、古二生”，从游之客为邻居郭遘、古耕道二人。二人皆为苏轼好友。《东坡八首》：“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苏轼诗集》1083页）郭遘为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后，靠卖药为生。古耕道为一侠义之人。苏轼诗中戏称他为唐代侠士古押牙子孙。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东坡最后一次游览赤壁。从苏轼六游赤壁的经历中，不难看出苏轼贬居黄州后的心路历程：从初贬黄州的精神苦闷，到赤壁二赋的思想解脱，到生日庆典的自得其乐，苏轼实现了一位智者对苦难的超越。这就是苏轼不同于历史上的许多迁客骚人之处。与黄州赤壁相关的诗词文赋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终以“文赤壁”之名令黄州赤壁誉满天下。

黄州赤壁是否赤壁之战的战场？对此，东坡的确是持怀疑态度的，苏文中曾两次提及。“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记赤壁》，《苏轼文集》2255页）“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时曹公败归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使纵火，则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与范子丰书》，《苏轼文集》1453 页） 引文可以说明，苏轼对此虽有怀疑，但从未进行否定，而是保持了一种“不知为不知”的立场。

论者多认为“东坡本是借山川”，苏轼不过是将错就错，借赤壁之名行怀古之实。对这种看法，笔者不能认同。视黄州赤壁为三国古战场，诗歌吟咏中早见。杜牧《齐安郡早秋》：“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冼认前朝。”赤壁词中“人道是”之“人”指唐人杜牧，小杜考证齐安郡黄州赤壁为三国古战场。苏轼是政治家、文学家，但不是历史地理学家，黄州赤壁究竟是不是三国古战场，苏轼当在信疑参半之间。但在文学作品中，从“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到“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再到“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却表现出一个从“疑”到“信”的过程，东坡宁可信其为真，并未判其为伪。当苏轼亲临赤壁，伫立在高耸的山崖上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当年万舰齐发、烈焰映空的战争场景便浮现在目前，必然觉得如此险要地形真是天然的好战场。笔者深信，创作一词两赋之时，苏轼是将此地作为古战场看待的，而且，赤壁战场在黄州这一判断，应当是苏轼发思古之幽情的出发点，至少，从现有文献中找不到“东坡本是借山川”的直接证据。

参考文献：

孔凡礼著《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苏轼著、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王水照、崔铭著《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古褐苍苍范文第2篇

标价360元的一壶两杯竹编茶具，一天能卖出好几套，邛崃竹编干脆临时在展柜前设起销售点;云南建水的紫陶、四川泸州的油纸伞、重庆的荣昌折扇、甘肃的庆阳香包等展品，都引来不少人驻足欣赏，“忍不住开启了买买买模式”、“每样都想入手”成为了许许多多观展者的共同心声;在“巴蜀工匠・非遗精品展”现场，一个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展柜上，贴了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展品不卖，如欲购买，请移步文殊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成都银丝花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道安大师推出的各种精致的银花丝项链、戒指等首饰，令不少观展者“一见钟情”、“恋恋不舍”，询价的声音此起彼伏，似乎无法止息……

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传统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名简称）“满血复活”成为了抢手货。

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高不可攀”。6月10日上午，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暨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部主场活动开幕式举行，淅淅沥沥的雨任性地从成都的天空中飘洒至大地，观展者的崆槿此亢敛患酰他们举着伞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来自全世界的1100多项非遗项目，将从这一天开始直至6月18日，持续“烹饪”出一场场历史与文化的饕餮盛宴。在这里，小朋友们围着提线木偶、皮影、年画看得津津有味;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拜非遗传承人为师，有的体验做糖画，有的学起了面塑、竹编;老年人可以围坐在一起，欣赏“寻找天籁之音――四川省非物质文化声音档案”视听展。

非遗的“身影”，其实不仅仅在“非遗节”期间才能随处可见，日常逛街的时候，或许吸人眼球的“中国风”女包恰恰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绒绣”工艺织就的;外出休闲旅游的时候，或许能偶遇巧夺天工的徽州歙砚，品味到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冲泡的佳茗……

那么，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动起来”、“传下去”，非遗传承人有何绝招？

让“活在当下”不再尴尬

当《小康》杂志记者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见到留着披肩长发、戴着特色民族头饰、穿着羌族传统服饰的沈艳燕时，距离“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西南民族大学羌绣班的结业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对于培训的收获，这位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平武羌绣代表性传承人仍然念念不忘，“这次培训主要是开拓眼界、发散思维，让大家领悟民族艺术的传承不是一味守旧，也不是盲目创新。”

在这个由39名羌绣传承人组成的班级里，四川平武县明阳村大地社社长王晓兵是唯一的男学员，也是羌族少有的男绣郎。他十四五岁时就会羌绣了，但对于羌绣的文化价值却并不清楚，只是把它当作日常的一门手艺。参加完培训，王晓兵不但了解到各种针法，还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盛大开幕 2017年6月10日，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盛大开幕。

地地道道的羌族绣娘吴小蓉则领悟到，只需要稍许改变，传统羌绣便可以与现代时尚接轨。许多羌族女孩都是从记事起就会使用绣花针的，技法则是由家中的老人言传身教，以前，吴小蓉觉得作品的颜色越鲜艳越漂亮，可以随心所欲进行搭配，作品也不外乎被套、传统服饰、茶席等，通过这次培训，她才知道，传统羌族刺绣在现代服饰中也可以灵活运用，色彩淡雅的羌绣更容易被都市白领接受。

民族精神的DNA――这是中国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誉。“如果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了，我们损失的不只是一门技艺，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寄寓其中的宝贵智慧和精神血脉。”多年从事民俗与非遗保护研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蔡丰明认为，非遗虽然大多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它们在当代社会中依然有一定的生命力，只有将其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

然而就在三年前，非遗的传承与保护状况还显得有些“尴尬”。2014年年底，第七届潘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易博览会邀请了包括面人彭、毛猴孙、风车王、皮影周等诸多非遗手工艺品的工艺大师和收藏专家，聊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这些传承人普遍袒露出比较担忧的心态。风车王讲述道，他最开始学做风车，主要目的是为补贴家用，当时家境贫寒、工资不高，一家人帮别人糊火柴盒挣点外快，火柴盒的价格极低，糊好1200个还要打包送到买主那里，才挣六毛钱，可是当时糊一个风车轮子就能挣两毛钱。但是现在，很少有人玩风车了，能坚持制作风车，也只是为了自己心里的信念，要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但若要真正地传承，首要的事情――收徒弟，就是一大难题。

沈艳燕也曾有过类似的担忧。2008年的汶川地震，受损的不仅是她家乡的房屋建筑，还有那些早已濒危的羌族非遗技艺。由于羌绣技法几千年来都是通过家庭内部口传亲授，加之强震影响，更是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如何才能让“养在深闺、不为人知、后继乏人”的羌绣得以传承？仅靠沈艳燕的一己之力，肯定不行。

这样的状况引起了文化部领导的注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一部分以手工艺为主要生计来源的传统工艺项目传承人群，面临产品需求萎缩、收入不足以解决生计的困境，致使年轻人不愿学习和传承手工艺，传承后继乏人。”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暨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部主场活动开幕式召开的当日下午，第六届成都非遗节国际论坛举办，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发表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为主题的主旨演讲时提到，“为此，我们把努力实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改善生活、丰富生活的统一，提升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和参与积极性，不断增强传承活力与后劲，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

“研培计划”助力匠人妙手生新品

在文化部领导和工作人员们看来，能力建设直接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传承人群的传承与当代实践能力，包括对本地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深度，对相关遗产知识和技艺的掌握程度，进行再创造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也包括在一些项目传承实践中获得相应经济收益的能力。

“帮助传承人群获得和增强这些能力，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着力点。”项兆伦介绍道。而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为“研培计划”），便是一项重要的举措。文化部和教育部一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大学的学术和教学资源支持，通过对以持有者和从业者为主体的传承人群的短期培训，帮助他们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强化对相关遗产知识、技艺和流变脉络的认识与把握，了解时代变迁带来的审美变化和社会需求变化，丰富艺术、材料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 匠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匠人匠心，每一位非遗传承人都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示着他们的匠心之作。

在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期间，首次设立的板块“中国传统工艺设计暨研培计划成果展”就是旨在总结2015年、2016年研培计划和传统工艺工作站的成果，让观展者近距离接触其中的优秀作品，集中向公众展现非遗传承人群对于“将传统技艺融入当代生活”的诸多思考。这一板块共展出作品680余套，遴选自57家研培计划参与高校和5家传统工艺工作站推荐的1500余套作品。建水紫陶烧制技艺云南省代表性传承人田静的“承瑜”套件作品便位列其中。

从1996年开始，田静就在建水当地拜制陶的老手艺人为师了，后来，她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现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陶瓷造型设计，毕业以后又回到建水跟随师傅学习。建水紫陶是云南省建水县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品，始于元末明初。用建水近郊五色陶土（红黄青褐白）制作成型，经过书画、雕刻、填刮、烧炼、磨光等工序，陶器色泽深紫，花纹雪白，叩声如磐。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于1953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民间工艺品展览会上被列为我国四大名陶之一，与江苏宜兴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驾齐名。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水紫陶能传承近千年并名扬大江南北，与其制作、烧成技艺不无关系，在制作技艺上，建水陶保留了传统的手工制泥工艺，经过24道程序之后的泥才可以拿来制作陶器。

2015年年底，“非遗传承人群清华研修班”第二期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拉开帷幕，田静全程参与了研修班学习。在研修期间，班里的21名学员利用半天时间在校园里进行了现场展演，当时的京城已是隆冬，又有雾霾萦城，但依旧挡不住参观者的热情。田静一边进行手工演示，一边为粉丝们答疑解惑，忙得不亦乐乎。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传承人共同学习、相互交流，除了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外，田静还和同班的陈俐宇发生了一场“美丽的误会”。

陈俐宇是河南太行山麓悠久的野王器髹饰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在一次展出中，田静发现了陈俐宇的一套化妆盒。“你让现代女性用这么好的东西，调制颜料，再化妆，可能性很小。”田静提议，“能不能用你这庙堂之上的盒子，给我放一些小茶食？”她的合作就此展开。

两人的技艺都具有丰富的内容，但为了让河南野王器髹饰技艺与建水紫陶烧制技艺这两种古法能够穿越时空、搭配协调、完美交融，陈俐宇和田静开始狠心“做减法”。器具形状的搭配是两个人面临的第一个难题。陈俐宇的漆器为圆形，也是整套作品的轮廓主体，田静为了配合她，舍弃了建水陶中最经典的圆壶造型，打造了一把精致的小方壶。第二个让彼此感到“纠结”的是颜色的协调。野王器以华丽、高贵著称，这是建水陶很难具备的，为此，陈俐宇舍弃了漆器上的全部精美花纹，只留下野王器中最具识别性的红与黑色调，而为了迎合红与黑的色调，田静也舍弃了建水陶的特有泥色，选择了淡雅的灰胎。

经过两位“匠人”的妙手生“新”，一套由两种非遗技艺组成，淡雅、清新、脱俗的作品呈现出来。以前，野王器髹饰技艺并没有很好的市场，虽然陈俐宇全家都在坚守着这门技艺，但却只能靠做家具生意维持生计，相对而言，伴随着茶具飞入寻常百姓家，建水紫陶烧制技艺的市场较为广阔。而当被田静形容为“美丽的误会”的合作展开后，野王器生机重现，原本放在壶承上面的建水陶茶具也增色不少，最让陈俐宇和田静感到振奋的是，经过创新和“再设计”，野王器髹饰技艺如今拥有了走向市场的可能性。

类似的案例在“研培计划”中不胜枚举。原本互不相识的徽墨、湖笔、曹氏宣纸的传承人，通过“研培计划”，受到了中国“整体性保护”非遗原则的启发，于是缔结联盟、开启了新征程――文房瑰宝重聚首，成品比以往的单品更具特色。钧窑传承人刘红生与徽州菠萝漆传承人俞均鹏也携起手来，在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上，他们合作的花瓶引人驻足。

一个人能带动一批项目和一片地区吗？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因为“研培计划”，全国1万多名曾一门心思埋头于手艺的人走进校园，拓宽了眼界，提高了技艺，并且对所持项目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对自己手艺的价值和潜力有了更强的自信。“2017年参与大学已达78所。到2020年，参加人数将超过10万。”项兆伦称。

无疑，对于非遗保护和传承而言，“研培计划”显得弥足珍贵，培训一人，带动的往往是一批非遗项目和一片地区的非遗传承人。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部署促进中国传统工艺的传承与振兴，也为“研培计划”提供了制度保障。

家住青海塔尔寺附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何满曾经带着困惑走进清华大学，在他的家乡，“灰头土脸的手艺人总被瞧不起”，他见过太多的匠人一个个外出靠打工来赚钱，在机器能大批快速制造银铜器的时候，手艺人很难找到自己的价值。

“持续加大保护力度，着力支持传承实践”也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去年，中国政府将给予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传习补助经费由每人每年1万元提高至2万元，不少地方也相应增加了补助。2009年以来，已支持各地建设了3000多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和11000多处传习中心，命名了100多个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了153个保护利用设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又规划了219个保护利用设施的建设任务。

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在青海湟中拥有300多年的悠久历史，素以形薄、光亮、轻柔、质纯等特点著称，使用敲、錾等技巧，通过浮雕、平雕、掐丝等表现手法，加以独特的技艺――鎏金，一锤一錾敲打出青藏高原独有的“奢华”之色。学习银器制作非常艰苦，没有七八年的磨练根本学不好手艺。从16岁开始，何满就跟随父亲学艺，手艺传到他这里已是第三代。

这些年国家政策对非遗保护的倾斜，让何满感受到融融暖意。参加“研培计划”后，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内，何满听艺术史的老师们讲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看了不少国内外艺术精品，他还和其他传承人一起参观了故宫、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馆，在打开了眼界的同时，他从心底感觉到了“匠人”的伟大。

研培结束后，出自于何满手上的银铜器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不再局限于民族或宗教用具，而是贴近实用生活;他练就了40多年的鎏金手艺也不仅仅贡献于寺庙，新开发的拇指大小的转经筒挂饰广受青年喜爱。

如今，在何满的家乡，非遗受到了热捧，何满的儿子还在山西攻读硕士研究生，但已有了把所学用于非遗的念头;何满的女儿出嫁了，却产生了回家学手艺的想法;何满的徒弟们纷纷立志，表达了坚守传承银铜器制作及鎏金技艺的愿望。今年3月底被选为“研培计划”咨询专家的何满，已经促成了年轻的湟中银铜器制作手艺人赴北京学习的事宜。

从2008年开始致力于羌绣传承发展的沈艳燕，原来只是想用羌绣来治愈汶川地震的创伤，结果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西南民族大学羌绣班参加培训之后，沈艳燕想运用学到的知识，联合当地的人一起把羌绣做成一个文化产业，让大家的手工羌绣进入市场，带来收益，改善生活水平。羌绣有了名气之后，也不断有高校教师、艺术工作者走进羌寨，引导绣师们将作品更好地融入市场。沈艳燕希望，通过羌绣技艺与现代艺术的结合，古老的羌文化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走进现代生活。

平武县平通镇益泉村村民任朝清就是在沈艳燕的劝说下，开始系统学习刺绣，成为一名绣娘的。在系统学习之前，任朝清平时就有刺绣和剪纸的爱好。现在，农忙之余，任朝清从事羌绣便能增加几千元的收入。沈艳燕把羌绣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旅游、农业等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以羌民俗文化、古羌梅文化、茶文化等为主题的特色文化旅游、文化创意品牌，形成了“小针头带动大产业”的商业模式。家住锁江羌族乡的贫困户彭贵秀在沈艳燕的带领下学会了羌绣，成为云朵绣坊里的一名绣娘;豆叩镇银岭村村民赵熠雯外出打工返乡后，在沈艳燕的帮助下开办了以茶文化为主题的“羌韵雯绣”农家乐和云朵绣坊，游客在采茶、品茶的同时还能亲手绣茶花……如今，平武羌绣已带动200余户贫困村民致富，并带动了50多家农家乐的发展。

新生代传承人的非遗生意经

截至目前，全世界共有42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作365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47项，优秀实践名册17项。其中，中国共入选39项，代表作31项，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7项，优秀实践名册1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使得中国跻身为非遗大国，而随着近几年非遗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能力、保护传承环境工作的不断加强、完善，非遗“新生代”开始渐露锋芒。

去年3月27日，“研培划”试点成果汇报展在春意盎然的水木清华拉开帷幕，41名学员初尝收获，140套、300余件传统工艺精品亮相，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研究者、《中国画学刊》副主编，艺术独立评论人张书云应邀观展后，在《不负春光 传承正当时》一文中写道，“说到非遗传承人，常常会让人联想到白发苍苍的老者，而我看到参加清华学习的非遗学员不少是年轻面孔：开封朱仙镇木板年画传人李力、蜀绣、钧窑炼制技艺传人刘红生、徽州漆器传承人俞均鹏等一批人为70后，他们现在正是非遗传承的主要力量;另有一些经历过高等美术教育的，江苏南通蓝印花布研究名家吴元新的女儿吴灵姝、南京剪纸第六代传人张钧、潮绣传人詹惠娜等一批学员为80后;年龄最小的是河南唐三彩传人高贺，是90后传承人中的佼佼者。”

几乎每一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其中有辉煌、亦有坎坷，而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执着坚守。

在泸州，年轻的小伙子毕原绅帮着父亲毕六福把油纸伞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被誉为“中国伞王”的毕六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泸州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的油纸伞制作技艺的传承方式是家族式的，一代代传下来，到毕六福这里已是第六代了。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的毕原绅原本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事业上顺风顺水，只是如果坚持做下去，父亲一辈子的心血和家族的努力可能都白费了。于是，2009年年底，毕原绅回到家乡，用3年时间，跟着父亲系统地学习如何从选料到做成一把油纸伞。

为了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在市场上站稳脚跟，2010年，毕原绅牵头成立泸州市江阳区毕六福伞业有限公司，同时注册“毕六福”为油纸伞品牌，整合了油纸伞的制作、销售、推广、展示等环节，致力于提升分水油纸伞的知名度，传播油纸伞文化。在制作环节，毕原绅在传统花鸟、风景的图案基础上，尝试加入现代的喷绘、彩绘方式，以扩大市场。这位年轻人还尝试着采用“互联网+非遗”的全新商业模式，在网上卖油纸伞，并通过分析消费者的偏好，推出个性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