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孔子世家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史记孔子世家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史记孔子世家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司马迁 班固 论赞序 思想 异同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公元前135年），其所处的时代正值汉武帝在位时期，父亲曾任太史令。班固则在公元32年出生在一个豪富、外戚身份，并有正宗家学传统的人家里。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家庭教育、不同的生活阅历、不同的著史宗旨，注定使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从内容、形式再到思想上都有着不一样的特点。虽然《汉书》前半部分（即汉高祖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基本是袭用《史记》，包括部分司马迁所发表的议论（“太史公曰”）。但是，不管《史记》的“太史公曰”抑或是《汉书》里的“赞曰”，都分别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和班固的思想观点。
一、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兼尊儒道与班固独尊儒术的学术观点
西汉武帝时期，汉代的统治思想由黄老道家思想向董仲舒的新儒学转变。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既继承了一些道家思想观点，又接受了一些儒家观点。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新儒学已经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班固也就顺应地全盘接受了儒家思想。
司马迁非常尊崇孔子，《史记》的写作动机之一就是继承并效法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在《史记》中，“司马迁提到孔子的地方有158处，引用孔子的言论达到88处”，①这是除了《孔子世家》之外专门的论述。六艺和孔子之言，成为司马迁考订史料的第一标准。《史记・伯夷列传》说道：“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司马迁虽非常尊崇孔子，“考信于六艺”，但不专取六经。《史记・太史公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已表明其态度。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称颂了黄老道家的政治主张。黄老之学在西汉初年，适应时势，确实促进了西汉发展。《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稿，衣食滋殖。”并且在《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陈压相世家》等篇论赞中对汉初践行黄老道家的政治家进行了热情的赞颂。此外，司马迁在《老壮申韩列传》中称赞“老子深远矣”，这些都是对黄老之学的好评。司马迁亦对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包的精神，对他们的学术渊源给予相对中肯的评价。
班固由于沉浸在儒学盛行的时代里，并自幼接受儒家正统的教育，因此，《汉书》所体现的儒学精神也就更浓厚。基本上班固所推崇的亦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观点。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儒林传》序言：“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至致治之成法也。”可见其推重六艺颇高。班固不但以董仲舒为“世之纯儒”②“为群儒之首”，而且以为“推明孔氏，抑黝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者廉，皆自仲舒发之”。③他在《汉书・艺文志》序中也表述了对儒家的推崇之意：“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司马迁著史重在兼收并蓄，“成一家之言”；班固则“旁贯五经”，独尊儒术。论赞序很好体现了他们各自的学术思想。
二、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的通变史观与班固的尊汉正统观
在历史观上，司马迁主张的是一种通变的历史观。而班固则更强调尊汉的正统观。《史记》是通史，其记事是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汉书》则为断代史，其记事是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黄四年。因此，单从这两部史书的撰写范围和形式来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司马迁通变的历史观，班固尊汉的正统观。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礼乐损益，律例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明确提出“通古今之变”的通变历史观，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变又要“原始察终”，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序言说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迁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正体现的是要用“原始察终”的方法历史地分析问题。“见盛观衰”则又说明“变”不仅仅是一种终始之变，亦有盛衰之变。《史记・律书序》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说的即是盛衰之变的原因。司马迁告诫世人要透过盛世的表象，发现潜在的危机，以便防患于未然。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贯穿于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当中，成为他叙述历史、解释历史的客观原则。
班固著《汉书》，他的历史观是循环论和正统观的结合，将尊汉精神贯穿于全书当中。他批判司马迁将西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④同样是从书中的论赞序来分析的。《汉书・高祖纪》赞曰：“汉承尧运，德诈以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表达了其五德终始说的尊汉之意。《汉书・叙传》说道：“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一方面表现了班固反映了汉代的历史及其变易，另一方面则表现了班固在对整个历史考察时坚持和墨守“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此外，《汉书》非常重视以恢弘的角度去把握西汉社会的整体面貌，在《异姓诸侯王表》就有很好的体现。纵观全书论赞序，虽发现班固有提究“变”之问题，如《汉书・诸侯王表序》云：“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但是由于班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位置，《汉书》断代的特点，使得这些通变之意变得很弱。因此，班固更多体现尊汉正统观。
总而言之，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了一种“通古今之变”的通变历史观，而班固在《汉书》中则更多显示的是一种尊汉正统观。
三、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与班固对待历史人物定位之异同
由于历史演变观念、学术思想的不同，司马迁与班固两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人事时有不同的论断。
在处理陈涉、项羽等人的问题上，司马迁重在将他们放到整个历史的演变中去考量，为了突出他们在历史上角色的作用，将项羽归于《本纪》当中，陈涉则列于《世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反映了司马迁重视历史之实的精神。而班固著《汉书》体现的是一种尊汉思想，因此，对陈涉、项羽等人的历史作用淡化，将其合为一传，从而加强汉的正统。
另外，司马迁为无官无职或位卑职贱，但有一定意义的医者、游侠、商贾、日者、卜者、刺客等小人物立传，倾向民间精神。以游侠为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游侠能“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但班固却不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批评道：“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⑤在《汉书・叙传》中，班固说：“开国承家，有法有别，家不藏甲，国不专杀。洲乃齐民，作威作福，如台不匡，礼法是谓!述《游侠传》第六十二。”这是班固和司马迁在对待游侠的态度上的不同之处。
对待某些特定历史人物，从这些论赞序中，同样可以看出司马迁与班固的不同态度。
四、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与班固天道观之异同
不管是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期还是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社会上都弥漫着各种迷信色彩，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不可避免影响到两位史学家。但两人由于历史观、著史宗旨等的不同，对待天道观的态度也呈现出不同的观点。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道：“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他认为秦国统一天下和高祖得天下，都是天的意志。从这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确有着承认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史记・项羽本纪》中，太史公曰：“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扳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司马迁所重更多的是人事，在论赞中强调项羽失败是政治上、军事上一系列重大失策造成的，并非什么天意。在谈及魏被秦所灭时，《史记・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能，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在司马迁看来，即使信陵君有再大的才能，单凭他个人的力量，也无力扭转中国统一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从这些论赞中，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并没有对天命深信不疑，更多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比起司马迁，班固可谓对天人感应这种神学思想更加深信不疑。天人感应的神秘观点充斥于全书，用这种思想服务汉王朝。《汉书・五行志》序说道：“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汉书・窦田灌韩传》赞曰：“偶合有命，悲夫!”从这些论赞可以看出，班固认为历史上的盛衰兴亡、吉凶祸福，都是天命所定。《汉书・王莽传》赞曰：“……俱用灭亡。皆亢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渑声，余分润位，圣王之躯除云尔。”这强调天命与五行为主，班固用天命解释历史演变与成败。虽然班固信天命的思想占了主要地位，但在某些观点中，对司马迁的天道观也有所继承，有其重人事的一面。如“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直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⑥这句话就体现了他反对祀、神仙、厚葬等迷信的一面。
总之，从《史记》、《汉书》的论赞序可以看出，在天道观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重人事，但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定的天命王权思想。相比司马迁，班固则更多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封建正统思想更加浓厚。
从《史记》、《汉书》论赞序中看司马迁与班固思想的异同，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个人经历、不同的家学渊源，论赞序很好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天道观上、历史观上、学术等方面的许多不同之处，双璧辉映的《史记》和《汉书》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着极高的地位。
注释：
①韩兆琦.史记通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91.
②④班固.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99：3122，3107.
③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1920.
⑤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99：2070.
⑥班固.汉书・效祀志.中华书局，1999：1049.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
［3］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4］潘美月，杜洁祥.《史》《汉》论赞之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
［5］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邹军诚.《史记》《汉书》论赞序比较.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7］孙关朝.班固史学思想探微.文史在线，2009，（9）.
史记孔子世家范文第2篇
《史记》又载：齐国棠邑大夫棠公的妻子很美。棠公死后，崔杼娶了她，改称崔氏。齐庄公贪慕崔氏姿色，并与之通奸。多次通奸之后，齐庄公还“以崔杼之冠赐人”，将丑事张扬出去。齐庄公的侍从都认为“不可”，但庄公仍我行我素。在这种情况下，崔杼怒不可忍，于是“称病不视事”。齐庄公借问病为由，到崔杼家仍想接近崔氏。崔杼已在家埋伏了兵丁，齐庄公翻墙逃跑时被射中大腿，坠落于地，后被杀死。晏婴（卿大夫）闻讯跑来伏在齐庄公尸体上痛哭。有人对崔杼说“必杀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齐庄公死后，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即齐景公。景公让崔杼任右相，让庆封任左相。《史记》特别载明：“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大权在握的崔杼并未一杀到底，仍有宽怀、怜悯之心。
与齐庄公的丑行相类似的还有陈灵公。据《史记·陈世家》载：美貌的夏姬是郑穆公之女，陈国大夫夏御叔之妻。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都与夏姬长期通奸，还将夏姬的内衣拿到朝廷上公开戏耍。大夫泄冶劝谏灵公说：“君臣，民何效焉？”灵公没有改邪归正，泄冶反被杀害。后来，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同在夏姬家饮酒，灵公说：“征舒似汝”，孔宁、仪行父也说“亦似公”。征舒是夏姬的儿子，听到上述话语气愤难忍，在陈灵公酒罢出门时，用“伏弩”射死了灵公，并自立为陈侯。楚庄王以夏征舒杀陈灵公为借口伐陈，杀了夏征舒，占了陈的地盘。在群臣皆贺时，大夫申叔时“独不贺”。庄王问其故，申叔时说“……以利其地，则后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贺。”于是楚庄王把土地归还陈国，让陈灵公太子继位施政。对此，孔子赞扬说：“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陈灵公的丑行引来了杀身之祸，在历史上成为笑谈，没有人会同情他，也没有陈太史书什么“征舒弑灵公”。陈灵公被杀在公元前599年，是齐庄公被杀前51年的事。齐庄公没有引以为戒，反而重蹈覆辙，可谓咎由自取，也不会得到民众的怜悯。
近阅小学课本“语文”（四年级下册）第三篇《秉笔直书》，其文说：“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国王齐庄公（名光），被相国崔杼杀害了……崔杼企图掩盖这件事，对太史伯蛮横地说：‘你要在史书上这样记录，先君是害病死的’……”齐太史写出“夏五月，崔杼谋杀国君光”。课文又说：“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伯杀了……崔杼一连杀了三位史官……”（第四位太史季仍这样写，崔杼未杀。）一般说，公元前475年是战国时期的开端，崔杼杀齐庄公是公元前548年的事，下距战国时代有73年，因此，课文说“春秋战国时期”，似欠妥。《史记》说，崔杼只杀了齐太史兄弟二人，课文说“一连杀了三位史官”，这也是问题。
《礼记·昏义》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礼记·曲礼下》载：“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诸侯的妻妾阵容比天子小些，有些诸侯比照天子扩充阵容，也是常有的事，但在自己的妻妾之外他人之妻，则是违反礼制，是失德行为，为当时风尚所不容。《诗经·鄘风·墙有茨》是讽刺卫国国君的诗。卫宣公劫取了儿子的聘妻（齐国女子宣姜）；宣公死后，其子公子顽又与宣姜通奸。《墙有茨》说：“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中冓”指宫廷内部，诗句的讽刺十分辛辣。学术界认为，《诗经》经孔子删改过。卫宣公在前718年至前700年执政，卫灵公在前534年至前493年执政。卫灵公娶了个宋国的南子作夫人。南子早与宋国的美男子宋朝有通奸关系，是个臭名昭著的。孔子第一次到卫国，没有与南子见面。孔子第二次到卫国，南子主动邀请孔子见面，孔子不得已见了。《论语·雍也》有：“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誓）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朱熹《论语章句集注》说：“南子，卫灵公之夫人，有行……孔子辞谢，不得已见之。盖古者仕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小君”指诸侯国君王夫人）。孔子见南子是当时必须遵行的礼仪，作为孔子的弟子子路却极不赞成，极为反感，逼得孔子睹咒发誓地解释一番，可见那时的风尚对于的憎恶。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巡游至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于是命“石刻颂秦德”。其石刻文有：“防隔内外，禁止泆……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寄豭”指寄放于别家的公猪，这里是比喻偷入他人家室、猥他人之妻的有妻之夫。齐庄公如果生在秦国，将属于杀无赦的一类。
当初，立为太子的光被废，另立了牙，等待光的将是流放、囚禁或被杀的命运。是相国崔杼帮助光恢复了太子位，即位为齐庄公。崔杼是光的大恩人、大救星。可是，这个齐庄公竟然恩将仇报，反去奸崔杼妻子，还要张扬出去，让崔杼蒙受羞辱。齐庄公的行径比陈灵公更为不齿，在当时，恐怕不会有人怜悯被杀的齐庄公。况且，齐庄公被杀在作案现场，崔杼有理有节地报了仇、雪了耻，当时，恐怕不会有人怪罪于崔杼的。可是，不识时务的齐太史兄弟偏写出“崔杼弑庄公”，正在气头上的崔杼杀了这两个太史，情有可原。
史记孔子世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史记》 文学批评 金圣叹 评点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9-0091-02
一、关于《史记》文学批评的发展
《史记》的文学价值的发现比其史学价值发现得晚。学界普遍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的真正研究是在明代开始的。明代关于《史记》的研究出现高峰，有大量的史评与史抄，还有各类辑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凌雅隆的《史记评林》。王世贞曾为其作序，将《史记》评价为“良史至文”，并且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一样重要，要两方兼顾。而之后的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更是独辟蹊径，为《史记》的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新方向，其将《史记》列为“六才子书”之一，与《水浒传》《西厢记》《庄子》《离骚》《杜诗》并列。
而《史记》研究与评点在明代之前也从专门的史书研究向文学作品研究过渡。
两汉之际，《史记》研究与评点还更多地站在历史叙事的角度，关注的主要还是史笔，不是文笔。但是也有个别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认识到了《史记》的文学价值。比如班固在其《汉书・公孙弘等传赞》中曾云：“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款；……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其余，不可胜计！”①此处班固将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归于一类，重点突出了《史记》的文学性，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唐朝时期，《史记》的史学地位确立，《汉书・艺文志》以《史记》为正史之首。而《史记》的文学地位也正在提升。韩愈等文学家们倡导的古文运动提出效仿先秦两汉的散文，其中就提到《史记》的文学价值。古文运动将《史记》作为学习的模范，但是这种模仿与学习功利性还是很强。同时唐朝人也同样注重学习《史记》的文风，唐朝恢弘大气，注重修史，同时也喜爱《史记》壮阔的风格。柳宗元称赞《史记》文章“峻洁”，韩愈评其“雄深雅健”。
宋代开《史记》文学评论风气，从文学角度点评《史记》，研究其表现手法、文学形象。欧阳修是师法《史记》最经典的人物，苏轼曾经评价其“记事似司马迁”。而苏洵发现了《史记》经典的“互见法”，即在本传中展示人物的主要性格，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展现此人物的其他性格。北宋文人马存长于史论政论，写就《赠盖邦式序》中重点探讨了司马迁游历经历对于《史记》文风的影响，其中的“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 的观点影响了后代的《史记》研究。
元代是久负盛名的戏曲时代，《史记》中的故事与传记被改编成戏剧，在当时有助于史记中的文学历史知识的传播。元代是少数民族执政的时期，汉人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做《史记》研究的不是很多，没有著名的专著出现。
明清时期“《史记》热”形成。如上文所说的明代的史抄与史评风靡一时。原因之一就有明代前后七子派与后来的唐宋派提倡的不同程度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对于《史记》文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金圣叹，其研究《史记》的方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金圣叹将《史记》这样一本大众眼中的史书，当作一本小说来阅读，来点评，将其观点收录在《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中，在《史记》评论界有不小的影响。
二、金圣叹评点《史记》
金圣叹在《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中点评了《史记》中的五篇文章的节选，分别是《项羽本纪赞》《孔子世家赞》《伯夷列传》《酷吏列传序》《太史公自序》。金圣叹将《史记》当成小说来解读，将《史记》的文学价值放大，并且其评论方法也是前人的集大成者。之前的凌雅隆、李贽等也对《史记》的文学批评研究有一定的建树，而金圣叹则直接将其列为“六才子书”之一，提出了惊人的见解并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其研究《史记》的方法着重于文学笔法，不看重史学笔法，让人耳目一新。
金圣叹在《项羽本纪赞》中做了如下评点：“此断项羽全不师古，其亡固宜。只是起于暴兴，却是何故？凡作一扬三抑。注意正在豪杰‘不可胜数’句。言除却重瞳，更不可解。”②（《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
原文中：“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字’，又闻项羽亦重瞳子。”③（《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此处评点认为《项羽本纪》通篇声势浩大，但是在夸奖项羽的时候，却只是说其目重瞳，此处运用夸张地手法言明司马迁写《史记》时使用的写作手法之一，夸张描写。原文中先写项羽“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候，政由羽出，号为霸王。”④此为评点中“一扬三抑”中的“一扬”，而后文紧接着叙述“……难已”这为第一“抑”，接着“……过已”此为第二“抑”，“岂不谬哉！”这“一扬三抑”，展现了《史记》叙述手法的高妙之处，描写人物时充分展现人物性格，让项羽这个历史人物鲜活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其文学价值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又如金圣叹在《孔子世家赞》中评点：“赞孔子，又别作异样淋漓之笔，一若想之不尽，说之不尽也，所谓观海难言也。”
此评点中专门指出司马迁善于炼字炼句，文章通篇布局，有理有据，情节以及发展顺理成章。原文中有：“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此句承上启下，是本段中的过渡句，此句前文写所见的关于仲尼的事物与景象，内心充满了敬仰之情，而此句后引出关于仲尼的评论与所思所感，引发司马迁结合自身经历的感慨。全篇布局合理恰当，让读者阅读时有顺着台阶而上的寻觅之感，不会枯燥无味。
除此之外，金圣叹还对司马迁写《史记》所寄托的感情进行了评点，认为其情感之深沉真挚，既体现在《史记》中的人物身上，又体现在行文的过程中。金圣叹赞美其隐忍以成就功名的深沉情感，并且对此类人物有着极高的评价：“弃小义，雪大耻”。在评价《伍子胥列传》中评点伍子胥“隐忍是烈丈夫”；并且在《越王勾践世家赞》中赞誉越王勾践隐忍成就大业。司马迁因为自身的经历所以对此类人物有极大的赞誉之情，这也是司马迁文化复仇，发奋著书，著书立说的体现。体现了《史记》中蕴含的情深似海。
《史记》的文学批评的发展经历了各朝历史，到金圣叹这一独辟蹊径的评论家，已充分让读者认识到其“无韵之离骚”的本质，《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其史学价值一样熠熠生辉。
注释：
①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256.
②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6.
③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6.
④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3：167.
⑤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8.
参考文献：
[1]宋秀秀.金圣叹评《史记》之“精”――金圣叹理论对阅读《史记》的启发[J].宜春学院学报，2014（2）.
史记孔子世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司马迁；儒道思想；思想
在学术界，关于司马迁思想体系有两种说法。部分人认为，司马迁的思想以儒学为主，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道家思想在司马迁思想体系中更为重要。通过学界的多方研究认为，司马迁的思想将道儒两家思想进行了融合与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一、司马迁与儒家思想
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与根源。《史记》中，司马迁对孔子学说的重视非常明显，不仅应用独特的孔子思想理解方式，更将孔子设为世家之列，详细记述了孔子的思想变迁与身世背景，言辞之间不乏赞赏之意。相比之下，我国古代其他思想家均未被司马迁以如此大的篇幅展开描述记载，可见司马迁对孔子思想的赞叹与认可。在《史记》正文中，司马迁不仅将孔子称为“至圣贤人”，更称自己“心向往之”，可见其对孔子的尊崇。在司马迁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对其的影响多见于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方面。在进行任务是非功过的叙述中，司马迁多次采纳孔子对该人物的评判，并将其引用至《史记》正文中。
然而，对于儒家思想中的部分叙述，司马迁也有自己的看法。例如，对于孔子的著作《春秋》，司马迁就给出了“忌讳之辞”的评价，并批评了孔子的公正性与客观性。不仅如此，《史记》中曾出现的“愚儒”、“腐儒”、“小人之儒”等特定词语，也表现了司马迁对于儒家的批判与不满。
二、司马迁与道家思想
据史学家考证，司马迁之父对道家思想一直保持赞许态度，这也影响了司马迁对道家思想的态度。在《史记》中，司马迁对道家思想也不乏赞许之意，曾对道家思想做出“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制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高度评价，多次明确反对汉武帝“多欲”的思想，并赞赏道家所提倡的“无为”之论。
同时，司马迁在叙述汉文帝、汉景帝、吕后等历史人物时，多次赞赏其执政期间所采用的“无为而治”等道家治国策略。尽管吕后的残暴恶毒令人发指，司马迁仍旧对其采用的黄老思想做出“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天下安然”的评语，可见其对道家思想的拥趸。在司马迁看来，汉文帝采用道家思想体系中所提倡的“无为而治”，从而开启经济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更成为汉朝首个经济发展大。在《孝文本纪》与《孝景本纪》中，司马迁多次明确表示道家思想对治国的贡献，道家思想对司马迁思想体系的影响可见一斑。
与儒家思想相同，司马迁对道家思想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批判态度。司马迁认为，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小国寡民理念无助于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必将封闭隔绝经济互通与人文交流。司马迁认为，物质生产进步是社会与历史不断前进的动力，道家思想中部分论述有违历史发展规律。如，老子更加向往理想的王国，他认为，可以将五味、五音、五色等影响人的外物去掉，对于此，司马迁持不同的态度，他认为，如果按照老子的理论，社会必然会变得封闭、隔绝，影响着经济的正常发展，这种思想是无法实现的。此外，司马迁也提出，人对于物质的追求属于人之常情，“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物质生产的发展是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而清心寡欲、小国寡民则是涂民耳目，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笔者认为，司马迁的这种思想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三、结语
由于司马迁早年经历，对于“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司马迁一直有自己的抱负与期许。然而，在人生后半段，司马迁遭遇了悲惨的“宫刑”这导致其对于君王统治有着独特而犀利的见解，逐渐将思想体系向道家倾斜，在《史记》中对道家思想有着很高的评价，也更向往道家思想中所倡导的生活景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司马迁的思想体系中结合了道儒两家的精髓思想，但同时也提出了对两家思想的批判与改良。通过对《史记》的分析可以得出，司马迁并没有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承袭任何一家的思想体系，而是有所选择的吸收道儒两家思想体制中的精髓部分，并对糟粕部分进行批判。在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论述评判中也可以看出其公正不阿的辩证主义思维方式，兼收并蓄、不偏不倚，不以成败论英雄，拒绝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客观真实的记叙历史，跳脱出道儒两家激烈斗争、互相辩论的复杂历史背景，展现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与思想家的长远目光。
参考文献：
[1]李初红，欧阳江琳.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优人取舍之探因[J].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 2015（02） .
史记孔子世家范文第5篇
出处：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篇。
意思：编联竹简的熟牛皮绳磨断多次。比喻读书勤奋。
典故：孔子晚年花费很大的精力，反反复复品读《周易》，又在《周易》上附注许多内容，不知来来回回阅读多少遍，以至于把串连竹简的牛皮绳也给多次磨断，不得不换上新的熟牛皮绳再使用。
（来源：文章屋网 ）
史记孔子世家范文第6篇
关键词：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156—05
春秋时期，随着文化教育的渐次下移，下层贵族、都邑平民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作家群体逐渐由上层贵族扩大到士阶层。但是，出身于王室世族的作家依然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本文主要考证春秋时期楚国的伍氏、观氏、桀氏、陆氏族属、世系以及有传世文学作品的伍参、伍举、伍尚、伍员、观射父、观瞻、桀溺、陆通等8位作家事略，以反映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繁荣之基本状况，从一个侧面展现长三角区域文化价值累积与裂变的历史进程。
一、伍氏族属、世系暨伍参、
伍举、伍尚、伍员事略考
关于楚国伍氏之族属，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三十六、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十六并引唐林宝《元和姓纂》：“伍，楚大夫伍恭（参）生举，举生奢，奢生尚、员。员字子胥，奔吴，其子又为王孙氏，适齐。”①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十姥》：“伍，伍氏出自春秋时楚庄王嬖人伍参，以贤智升为大夫；生举，食邑于椒，谓之椒举，其子曰椒鸣、伍奢。椒鸣得父邑，而奢以连尹为太子建太傅，费无极谮之，王逐太子而杀伍奢及其子棠君尚。尚弟员，字子胥，奔吴事阖庐为卿，破楚入郢，以报父雠。吴夫差时，忠谏不见听，属子于齐为王孙氏。”②郑樵《通志·氏族略四》：“伍氏，芈姓。楚大夫伍参之后也。伍子胥奔吴，其子又为王孙氏，适齐。……又有五氏，本伍氏，避仇改为‘五’。”③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伍氏，亦作‘五’，楚伍参之后有举、奢、尚、员。”④
案：伍参，《汉书·古今人表》作“五参”；伍举，宋洪适《隶释》卷三著录汉桓帝延僖三年（160）五月立《孙叔敖碑》作“五举”；伍员，《吕氏春秋·异宝篇》、《抱朴子·嘉遁篇》作“五员”；伍子胥，《战国策·燕策五》、《汉书·古今人表》、《艺文志》作“五子胥”。故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十五曰：“《孙叔敖碑》作‘五举’。案：唐《石经》初刻亦作‘五’，后加‘人’旁，非也。”⑤足见“伍氏”，本作“五氏”。则楚伍氏（五氏）为熊氏之别，未详其祢。
关于春秋时期楚伍氏之世系，襄二十六年《左传》杜《注》：“椒鸣， 伍举子。”⑥昭十九年《左传》杜《注》：“伍奢，伍举之子，伍员之父。”程公说《春秋分记·世谱七》：“伍氏，参生举，举生二子：曰奢，曰椒鸣；奢生二子：曰尚，曰员。”⑦则春秋时期楚伍氏（五氏）世系为：伍参伍举伍奢、椒鸣，伍奢伍尚、伍员。
关于伍举其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伍举娶于王子牟。”杜《注》：“伍举，子胥祖父椒举也。”《国语·楚语上》韦《注》：“椒举，楚大夫，伍参之子、伍奢之父伍举也。”⑧
案：关于楚椒氏之族属，先哲主要有三说：一为“越椒之后”说，唐林宝《元和姓纂·四宵》：“椒，楚大夫越椒之后。”二为“伍参祖父之后”说，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四宵》：“椒，《元和姓纂》曰：‘楚大夫越椒之后子鸣。’误也。谨案：《春秋》越椒者，若敖之后。而伍参之子伍举谓之椒举，举之子曰椒鸣。是伍参之祖父有字椒者，而举以王父字为氏；不然，则椒邑以邑为氏。特史失其传，非越椒之后有椒鸣也。今宜曰出自伍氏，伍参之子举以王父字为椒氏。”三为“伍参之后”说，郑樵《通志·氏族略三》：“椒氏，楚伍参之后也。或为伍氏，或为椒氏。”今考：越椒，即文九年、宣四年《春秋》之“椒”，亦即文九年、宣四年《左传》之“子越椒”，亦即文十六年、宣四年《左传》之“子越”，亦即宣二年《左传》之“斗椒”，亦即宣四年《左传》之“伯棼”，为斗伯比之孙、子良之子，仕穆、庄二王凡14年（前618—前605），庄王九年（前605）灭若敖氏，斗椒之子苗贲皇出奔晋，复斗般之子斗克黄祀斗氏。而伍参见于宣十二年《左传》，即庄王十七年（前597），上距庄王灭若敖氏之族已8年。则伍参之子椒举（伍举）、椒举之子椒鸣，自然非若敖氏之族，即楚椒氏并非出于斗伯比之孙、子良之子斗椒（子越椒、子越、伯棼）。又，按照周代“三代别族”之制，楚椒氏当出于伍参之父。可见，林氏“越椒之后”说失考，邓氏“伍参祖父之后”说与郑氏“伍参之后”说不确。又，《史记·楚世家》、《新序·杂事二》并谓庄王三年（前611）任伍举以政，至灵王三年（前538）依然为政。按照《礼记·曲礼上》所谓“四十曰强，而仕”之制，则其当为114岁以上之寿星。则伍举，即襄二十六年、昭四年《左传》、《国语·楚语上》之“椒举”，亦即《孙叔敖碑》之“五举”，姓芈，本氏熊，别氏伍（五），又别氏椒，伍参之子，伍奢（连尹奢）之父，楚大夫，康王十三年（前547）出奔郑，次年（前546）返楚，历仕庄、共、康、郏敖、灵五王凡74年（前611—前538），生卒年未详（前611年—前538年在世）。其主张“慎礼以得诸侯”，提出“无害为美”之说，直言敢谏，熟知典籍，尤谙习《诗》，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政治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慎礼以得诸侯》、《规礼》、《示诸侯以礼》（俱见《左传·昭公四年》）以及《无害为美论》（见《国语·楚语上》）诸文。
关于伍尚其人，昭公二十年《左传》杜《注》：“棠君（尚），奢之长子尚也，为棠邑大夫。”则伍尚（前？—前523），即昭二十年《左传》之“棠君尚”，芈姓，本氏熊，别氏伍（五），名尚，伍举（椒举）之孙，伍奢（连尹奢）长子，伍员（申胥、伍子胥）之兄，楚棠邑（地在今河南省遂平县西北百里）大夫，本年（前522）为平王所杀。其提出“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之说，倡导“孝”、“仁”、“知”、“勇”，恪守礼仪，素有令名，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贵族文士，传世有《孝仁知勇论》（见《左传·昭公二十年》）一文。
关于伍员其人，《左传·哀公十一年》云：“（子胥）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后世有名于楚。”《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越绝书·荆平王内传》说大同。《国语·吴语》韦《注》：“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员。鲁昭公二十年，奢诛于楚，员奔吴，吴与之申地，故曰申胥。”昭二十年《左传》杜《注》：“（伍）员，尚弟子胥。”
案：昭二十年《左传》言伍员迳至吴，与费无极及伍尚之言合；而《吕氏春秋·异宝篇》、《首时篇》、《史记·伍子胥列传》、《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越绝书·荆平王内传》多言伍员经历宋、郑、许诸国，最后适吴，与昭二十年《左传》异。又，《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有夫差称伍子胥“相国”之语，《左传》、《国语》、《史记》均无此说。“相国”一词，始见于《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任肥义之职，远在春秋之后。故《吴越春秋》之说不足信。则伍员（前？—前484），即《国语·吴语》、《越语下》、《越绝书·越绝请籴内传》、《越绝内经九术》之“申胥”，亦即《战国策·秦策三》、《燕策二》、《史记·秦本纪》、《吴世家》、《楚世家》、《乐毅列传》、《蒙恬列传》、《专诸列传》、《李斯列传》、《韩信列传》、《范雎列传》之“伍子胥”，亦即《吕氏春秋·异宝篇》、《抱朴子·嘉遁篇》之“五员”，亦即《战国策·燕策五》、《汉书·古今人表》、《艺文志》之“五子胥”，姓芈，本氏熊，别氏伍（五），又别氏申，其子又别为王孙氏，名员（贠），字子胥，伍举（椒举）之孙，伍奢（连尹奢）次子，伍尚（棠君尚）之弟，楚平王七年（前522）出奔吴。吴王阖庐元年（前514）仕吴为行人，夫差十二年（前484）为夫差所杀。伍员提出“用能援持盈以没，而骤救倾以时”之说，倡导“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精通兵法，熟悉典籍，尤谙习《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吴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与贵族文士，刘向《七录》著录《越绝》十六卷，《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五子胥》八篇，兵技巧家类著录《五子胥》十篇（图一卷），传世有《江上丈人祝》（见《吕氏春秋·异宝篇》）、《水战法》（见《太平御览》卷三百十五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肄楚之策》（见《左传·昭三十年》）、《谏王将许越求和》（见《左传·哀公元年》）、《谏王释齐而伐越书》（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及《天禄亟至必亡》（见《国语·吴语》）诸文。
二、观氏族属、世系暨观射父、观瞻事略考
关于楚观氏之族属，《左传·昭公元年》：“夏有观、扈。”《汉书·地理志上》颜《注》引汉应劭《风俗通义》：“（畔观县）夏有观、扈，世祖更名卫国，以封周后。”⑨《后汉书·郡国志三》：“卫公国。本观故国，姚姓，光武更名。”⑩《急就篇》卷一颜《注》：“观，夏之同姓诸侯也。国灭之后，因而氏焉。晋有观武，楚有观起、观从，皆其胤也。”宋陈彭年等《广韵·二十九换》“观”字《注》：“亦姓，《左传》，楚有观起。”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二十六桓》：“观，出自姒姓，夏王启庶子五人，食邑于观，谓之五观。其地洛汭是也。五观之后为诸侯，有罪，夏王灭之，子孙以国为氏。观丁父仕鄀，楚武王伐鄀，俘丁父以归，使为军帅。故楚大夫独有观氏，而世掌太卜，谓之卜尹。观起、观从、观詹（瞻），皆其后也。”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观氏，……姒姓，侯爵。《左传》云‘夏有观、扈’，皆同姓之国。至商失国，子孙以国为氏。今澶州有观城，是其地也。楚有观氏。”罗泌《路史·后纪十四》：“（夏启）子太康立，厥弟五人分封于卫，是为五观。其支于莘者，为莘氏、辛氏、甡氏、观氏、卜氏。”
案：“观”义有三：一为夏启之子，即《国语·楚语上》“启有五观”之“观”，韦《注》：“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北魏郦道元《水经·巨洋水注》：“《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淇水注》说大同。二为夏之敌国名，即昭元年《左传》、《汉书·地理志上》颜《注》引汉应劭《风俗通义》之“观”。据《汉书·地理志上》、昭元年《左传》杜《注》，故观国在山东省观城废县治西，即今范县之故观城。三为夏之同姓国名，即《后汉书·郡国志三》、《急就章》卷一颜《注》之“观”，当为夏敌国之观被夏灭后封其同姓之国。故清秦嘉谟辑补《世本》卷七中以《急就章》卷一颜《注》为误，实非。
关于春秋时期楚观氏之世系，《左传·昭公十三年》：“观起之死也，其子从在蔡，事朝吴。”哀十七年《左传》：“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宋程公说《春秋分记·世谱七》：“观氏，丁父与起，不详其世；起生从，从生瞻。”清李楷《尚史·氏族志二》：“观氏，观丁父为武王军率，其后曰观射父，射父后曰观起，起生从，从为卜尹。”
案：观起，见《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康王九年（前551）被车裂。观从，观起之子，见昭十三年《左传》，灵王十二年（前529）去楚。观丁父以鄀俘为楚武王（前740—前690在位）军率，则观起当为观丁父之后。又，观瞻，观起之孙，观从之子，见《左传·哀公十八年》，惠王十二年（前477）时为楚开卜大夫。而观射父仕楚昭王（前507—前494年在世）。可见，观射父当与观起之子观从大体同时。则春秋时期楚观氏世系为：观丁父……观起观从观瞻……观射父。
关于观射父其人，《国语·楚语下》：“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韦《注》：“观射父，楚大夫。”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五十二：“射，楚大夫观射父之后。见《左传》。”清张澍《养素堂文集·补风俗通姓氏篇序》：“昔春秋之时，周之史伯，鲁之众仲，郑之子羽、晋之胥臣，楚之观射父，皆善言族姓，炎、黄以来，如指诸掌。”
案：观射父见于《国语》，未见于《左传》。章氏说失考。故射氏为观氏之别，出于观射父。则观射父，姓姒，氏观，其后别氏射，名射父，本观人，国灭徙居楚，仕为行人，生卒年未详（前507—前494年在世）。其提出“神以精明临民”之说，倡导“绝地天通”之论，强调官制之别乃祭礼之序的社会本质，精通天文历法，恪守周礼，素有令名，熟识典籍，尤谙习《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思想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绝地天通》、《祭礼之序》、《祭礼之物》、《祭祀之别》、《祭礼之纯、精、事》、《祭礼三事》、《官制之别》（俱见《国语·楚语下》）诸文。
关于观瞻其人，《史记·楚世家》：“初，灵王会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左传·哀公十八年》杜《注》：“观瞻，楚开卜大夫，观从之后。”则观瞻，姓姒，氏观，名瞻，观起（厘子）之孙，观从（子玉）之子，本观人，徙居楚，后徙居蔡，复归楚，仕为开卜大夫，生卒年未详（前478年在世）。其熟知天文、历法、星象、术数、卜筮之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晚期楚国著名贵族文士，传世有《卜如志》（见《左传·哀公十八年》）一文。
三、桀氏族属、世系暨桀溺事略考
关于楚桀氏之族属与春秋时期之世系，伪古文《尚书·商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五》：“桀氏，古隐者桀溺，汉襄城侯桀龙。”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说大同。
案：《潜夫论·志氏姓》、《元和姓纂》、《广韵》、《古今姓氏书辩证》“桀氏”皆阙。则楚桀氏为鲧（熙）之孙、夏禹（文命）之子帝启后裔，春秋时期世系未详。
关于桀溺其人，《论语·微子篇》何晏《集解》引汉郑玄《论语注》：“长沮、桀溺，隐者也。”《论语·宪问篇》梁皇侃《义疏》引《论语注》：“伯夷、叔齐、虞仲，避世者；荷蓧、长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连，避色者；荷蒉、楚狂接舆，避言者也。”元胡炳文《论语通》卷九引宋吴棫《论语续解》：“接舆书楚，故沮、溺、丈人不复书，盖皆楚人。”
案：《论语集解义疏》引《论语注》皆作“避”，阮校《论语注疏》引《论语注》皆作“辟”。又，北魏郦道元《水经·潕水注》、《史记·孔子世家》张守节《正义》并引晋李彤《圣贤冢墓记》：“南阳叶邑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史记·孔子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李泰《括地志》：“黄城山俗名菜山，在许州叶县西南二十五里。”则子路问津处在叶邑（今河南省叶县）西南二十五里之黄城山。时沈诸梁为叶公（县尹），其必为楚地。故桀溺为楚叶邑人。则桀溺，姓姒，氏桀，名溺，本巢人，国灭徙居楚叶邑，生卒年未详（前489年在世）。其倡导做“辟世之士”，善辞令，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耕隐之士，传世有“辟人与辟世之别”（见《论语·微子篇》）。
四、陆氏族属、世系暨陆通事略考
关于楚陆氏之族属与春秋时期之世系，宋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陆氏，芈姓，陆终之后。楚接舆陆通。又齐宣王封少子达于东原陆乡，因以为氏。《陈留风俗述》云：‘陆浑国之后。’”
案：王氏《姓氏急就篇》所引《陈留风俗述》，文渊阁四库本作《陈留风俗传》。据王氏《姓氏急就篇》，陆氏所出有三：一为芈姓，出自祝融（陆终）；一为妫姓，出自陈公子完后裔齐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少子达。一为妘姓，出自祝融八姓（陆终六子）后裔陆浑之戎。而唐林宝《元和姓纂·一屋》、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一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二十二、谢枋得《翰苑新书后集下》卷五、明凌迪知《万姓统谱·一屋》皆仅谓陆氏出自齐宣王田氏之后，说不确。则楚陆氏为熊氏之别，春秋时期世系未详。
关于陆通其人，《楚辞·九章·涉江》：“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汉王逸《注》：“接舆，楚狂接舆也。髡，剔也。首，头也。自刑身体，避世不仕也。桑扈，隐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战国策·秦策三》：“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佯狂，无益于殷、楚。”《水经·潕水注》引《尸子》：“楚狂接舆耕于方城。”汉扬雄《法言·渊骞篇》：“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舆之被其发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史记·孔子世家》裴骃《集解》引汉孔安国《论语训解》：“接舆，楚人也。”旧题汉刘向《列仙传》卷上：“陆通者，云楚狂接舆也。”《史记·邹阳列传》司马贞《索隐》、《战国策·秦策三》鲍彪《注》并引晋皇甫谧《高士传》：“楚人陆通，字接舆。”《论语·宪问篇》梁皇侃《义疏》引汉郑玄《论语注》：“伯夷、叔齐、虞仲，避世者；荷蓧、长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连，避色者；荷蒉、楚狂接舆，避言者也。”《史记·邹阳列传》裴骃《集解》引魏张晏《史记注》：“楚贤人，佯狂避世也。”《论语·微子篇》皇侃《义疏》：“接舆，楚人也。姓陆，名通，字接舆。楚昭王时政令无常，乃被发佯狂不仕，时人谓之为楚狂也。”
案：楚狂接舆事，亦见《论语·微子篇》、《庄子·人间世》、《逍遥游》、《应帝王篇》、《荀子·尧问篇》、《史记·孔子世家》、《邹阳传》，不具录。又，楚陆通归隐事，详见《韩诗外传》卷二、《列女传·贤明传》，不具引。又，唐林宝《元和姓纂·二十九叶》、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二十九叶》、郑樵《通志·氏族略五》、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并引汉赵岐《三辅决录》：“（接氏）接子昕著书十篇。”《元和姓纂·二十九叶》：“接舆，《论语》，楚狂接舆，隐者也，其后为氏。”则接氏、接舆氏为陆氏之别，出于陆通（接舆）。则陆通，即《史记·孔子世家》、《列女·贤明传》、《汉书·古今人表》之“楚狂接舆”，姓芈，本氏熊，别氏陆，其后别为接舆氏，省为接氏，名通，字接舆，楚人，生卒年未详（前489年在世）。其提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刑身体，避世不仕，素有令名，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晚期楚国著名耕隐之士，传世有《凤兮歌》（见《论语·微子篇》）。
综上所考，楚伍氏为熊氏之别，未详其祢，春秋时期世系为：伍参伍举伍奢、椒鸣，伍奢伍尚、伍员；楚观氏为夏禹之孙、帝启庶子五观后裔，出于观丁父，春秋时期世系为：观丁父……观起观从观瞻……观射父；桀氏为帝鲧之孙、夏禹之子帝启后裔，春秋时期世系未详；陆氏为熊氏之别，春秋时期世系未详。可见，伍氏、陆氏二族为楚公族，观氏、桀氏二族皆为楚公室异姓贵族。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伍参、伍举、伍尚、伍员、观射父、观瞻、桀溺、陆通，伍参、伍举、伍尚、伍员、陆通五子皆属楚公族作家群体，观射父、观瞻、桀溺三子可称之为楚公室异姓贵族作家群体。
史记孔子世家范文第7篇
关键词：《春秋》 孔子 中国文学传统
引言
孔子据鲁史做《春秋》，用了大约一万五千字，记载了春秋242年的史事，记载得非常简略。对于《春秋》这部史著，后人有褒有贬。誉者把它推崇备至，说他”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也有人对他进行贬低，比如王安石说《春秋》是“断烂朝服”，这里的朝服指的是各国之间来往的文书。这两种看法前者是将之神话，是很典型的封建意识。后者也是一种极端的看法，它脱离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看问题，太绝对化了。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虽然《春秋》简略，但是它正是中国史学的开始，所以这一观点也是不足取的。我们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孔子及其
一、孔子修《春秋》，标志着私人修史的开始
在孔子之前，只有周王室和各国诸侯的国史，比如《周书》、《郑志》等。孔子依据鲁国史作《春秋》，他是把私藏于王宫府库中的档案公开出来，整理成为当时土庶阶层都能看到，并且可以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所以章炳麟在《古国论衡》中说：“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然后东周史事，灿然若明”。他的话对然字数不多，讲的却是很精彩。这同孔子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打破学在官府一样意义重大。
二、孔子开创了重视“史义”的传统
孔子开创了重视“史义”的传统，这使原来只处于历史记载和历史文献的阶段，跃进到“史学”阶段，并且使史学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有学者认为中国，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是指：从没有历史记载到有历史记载；从只是历史文献到能称之为史学，这就是《春秋》的出现；史学由处于自在的阶段跃进到出现刘知几的《史通》这样的史学理论著作，能够进行自我检讨的阶段。能成为史学的书不应该只有史料，还得有一套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指导思想贯穿于其中。从这个角度看，以前记载商州重要政治言论和事件的《尚书》及各国国史，都属于历史记载或者历史文献范畴，还尚未达到史学这一层次。史学不仅有史事，还应该有史义，即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以此对历史记载起指导作用。《春秋》虽然文笔简略，但是它按时间系统地记载了史事，尤其是孔子按照一定的文词表达自己的褒贬、是非意旨，贯穿于全书之中，至此，真正具备“史实、史义”的史书第一次出现了。孟子谈到孔子在《春秋》中灌输了自己的《史义》时，认为这是同以往的历史记载最大的不同，他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司马迁也讲：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所以孔子修《春秋》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创始。这影响了后代的史学家，他们立志效法孔子，在史书中表明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而且对于后代士人以至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物重视史学风气也有深远的影响。古人把著史当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就是要托以不朽，流传后世。比如北宋司马光做了宰相，仍然用19年时间修成《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这精神的得来与孔子有极大的关系。司马迁认为《春秋》“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根本观点，传自孔孟，”也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孔子对于中国史学业有消极影响。最主要的就是《春秋》过分强调褒贬书法，“别嫌疑，辩是非”，“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这种做法后来被有些人推向极端，尤其是在两宋时期，由于重视纲常伦理，致使对一些重要史实被掩盖和歪曲。比如欧阳修修写《新唐书》、《新五代史》、朱熹写《通鉴纲目》等，都竭力效法《春秋》的褒贬书法。宋明时期又出现不少史论，宣扬理学家的伦理观念，专凭主观臆断评论历史。
三、孔子修《春秋》确立了史法
史记孔子世家范文第8篇
关键词：孔子;音乐伦理;政治理想;礼教
孔子一生乐于学习，多才多艺。在音乐方面，不仅会击馨、鼓瑟，还会弹琴、唱歌和作曲，对音乐的学习和感悟一生都处在痴迷当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在学习音乐技艺的同时，孔子更多地追求音乐的内在“美”与“善”，把对音乐的体悟和尊祟融人儒家思想，融人一生的教育事业，融人对“仁”的修炼、传播，对“礼”与“和”的坚守、弘扬，形成了以“善”修身、辅助礼制规范、协调社会伦理关系乃至帮助治理国家的音乐伦理思想。这种音乐伦理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浸润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有着诸多必然性，是多方面原因共同发力的结果。
一、音乐的“君子之气”使然
对于什么是音乐，儒家经典《礼记》中《乐记》有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旎，谓之乐。”这大概是最早对音乐进行的客观解释，意思是说，音乐是人的情感对客观事物触发后的表现，是人内心活动的体现。把音乐分为声、音、乐三个层次，认为:“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孺家认为只有君子才是能够真正欣赏音乐的人。换言之，正是因为君子具备了与音乐相通的特质，具备了“君子之气”，才能够领悟到“通伦理”的“乐”的内涵。这与孔子的音乐伦理思想是极其吻合的。孔子一生的教育生涯中，要求学生要修身养性，修仁修善，培养君子风度，在这一过程中又常以音乐为教育内容，认为音乐是士君子的必备修养。孔子通过自身对音乐技巧的学习，对音乐内涵的把握，以及对音乐之所以产生的思考发现，音乐之所以具备伦理价值，其首要原因在于音乐自身具备了“通伦理”的君子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