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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红楼梦》 色彩词 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被誉为中国18世纪的百科全书。在这部代表着中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高峰的作品中,曹雪芹用他的生花妙笔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小说塑造的色彩世界里,作者对服饰色彩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有红色系、绿色系、黄色系、蓝色系、紫色系、黑色系、白色系,每个色系又分出十余种颜色。黄色类有葱黄、金黄、鹅黄、柳黄,以及近似为桔黄的蜜合色;绿色类有葱绿、水绿、柳绿、豆绿、翡翠、松花绿和秋香色;红色类最多,有杏红、银红、桃红、水红、海棠红、石榴红、碧玉红、茜红、绛红、玫瑰红,再加上似为酒红的血点般大红等十多种;此外还有石青、莲青、藕合、玫瑰紫、荔枝、茄色等。
这些缤纷的服饰色彩,以鲜明的视觉效果和深蕴的文化内涵,揭示了红楼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那么这些纷繁复杂的颜色是如何翻译成英文的呢?“在日常生活中,色彩是最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各个民族对颜色的认知,特别是赋予它的比喻意义、联想意义和文化意象是不尽相同的”(高芳,2006)。本文以杨宪益的译本为范本来讨论颜色词的翻译。杨译本一向被看作是异化的代表作,但是他对服饰颜色词翻译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
1.意译
这是英译《红楼梦》的主要手法,因为“颜色词属于文化限定词,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颜色观,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同一种颜色表达不同的文化心理,引起不同的联想,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包惠南,2001)。众所周知,服饰负载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而这也正是造成服饰翻译的难点所在。因此,在直译或者部分直译不能准确表达原文中的信息内涵时,完全可以采用意译法。因为成功的翻译就是改变语言符号,而并不改变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即思想内容。杨译本中的意译手法一方面是为了阐明服饰的形制,另一方面是为了传达某一描述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对于服饰的翻译,不可能只是对一些名词的翻译,那样只会使读者如堕烟海,领会不到它的形制,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像原文读者可产生的反应,就谈不上忠实的翻译了。
《红楼梦》中有些对服饰的描写只是一种借代并非实写。只是通过这些服饰描述告诉读者所提及人物的身份。“借代是古诗词中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它由借体和本体构成。借体,为文字中直述之物;本体为借体所述之对象。借体之所以能借代本体,是由于两者之间有着某种特定的联系”(顾正阳,2003:251)。例如,在八十五回中有“貂蝉满座”一句。这一句在杨宪益的译文中翻译为“Silks and sables filled the hall.”因为貂蝉不是对服饰的实指,而是装饰着貂尾和“蝉”的“貂蝉冠”是古代权高位重者佩戴的一种冠帽,以此来指代官爵高的人。所以用这样的意译来说明他们的地位,不能按照字面直译。这样的例子在《红楼梦》的服饰描写中是很多的。
2.直译
直译主要是翻译那些不需要意译,或是意译反显烦琐的服饰描写。如书中多次出现的“官服”和“按品大妆”,因为不明其官职及朝代,也就无法判断它的形制和颜色等,就应按字面意义译为“official uniform”和“dress up according to their ranks”。
以上是从翻译方法的角度,下面从颜色词本身的角度来看看杨译本的处理。颜色词本身主要包括基本颜色词、限定式组合颜色词和实物颜色词。
2.1基本颜色词的翻译(主要包括一些单音节颜色词)
基本颜色词就是构成事物色彩的最基本的颜色词,它们本来就是用作表达事物颜色的即,white(白色),black(黑色),grey(灰色),brown(棕色),red(红色),green(绿色),yellow(黄色),blue(蓝色),purple(紫色)等。汉英民族对基本颜色词的分类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文化共性决定了用英语中的颜色词对应翻译汉语中的颜色词是可行的,比如,“红绫”(red silk)、“绿绸”(green silk)等。又如,如:“白绫红里的肚兜,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译作:“A white silk stomacher lined with red,which she was embroidering with mandarin ducks at play among some lotus.The lotus flowers were pink,the lives green,and the ducks a medley of colors.”(第三十六回)
2.2限定式组合颜色词
限定式组合颜色词中后一个词根是颜色词,前一个词从色彩的明暗、深浅等角度对后一个颜色词进行限定,如“水绿”、“油绿”、“银红”等。杨译本在翻译此类颜色词时注重译出色彩的浓淡、明暗,常用方法是在英语颜色词前加上pale,light,black,white,rich等形容词。如:“穿着弹墨绫薄棉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译作:“wearing a thin padded silk tunic with black dots,under a lined blue silk sleeveless jacket.”(第五十七回);“月白缎袄,青缎披风,白绫素裙。”译作:“A pale blue satin jacket,black satin cape and white silk skirt.”(第六十八回)
2.3实物颜色词的翻译(主要包括一些多音节颜色词)
世界上许多具体事物的色彩构成其自身的显著特征,以具体事物为主体而形成的颜色词,即为实物颜色词,如“雪白”、“火红”等。《红楼梦》中服饰色彩充分体现了自然美,大多以自然界中的事与物对其命名,因此对其的翻译应注意一些技巧。《红楼梦》中的此类颜色词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具体实物加色彩词素,如“鹅黄”、“葱黄”、“玫瑰紫”等。一类是具体实物加色,如“茄色”、“藕合色”、“蜜合色”等。在翻译具体实物加色彩词素的颜色词时,杨译本采用的方法一是用对应的英语实物加色彩词素。如:“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鱼比目玫瑰佩”,译作:“She had double red jade pendants with pea-green tassels attached to her skirt.”二是利用英语的形容词后缀如-ish。如:“身上穿着桃红百花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皮褂。”译作:“A yellowish-green padded skirt embroidered with colored silk and gold thread,and a black satin coat lined with squirrel.”三是用英语基本颜色词替换。如:“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红的小棉袄,地下绿绸撒花夹裤。”译作:“Meanwhile Fangguan,wearing only a cerise padded jacket and flowered green silk lined-trousers.”
从上文可以看出汉语颜色词的构成主要包括:基本颜色词(如:红,白,黑等);限定式组合颜色词(如:大红,水绿,油绿等);具体实物加色彩词素的颜色词(如:桃红,葱黄,石青,海棠红,石榴红等);具体实物加色的颜色词(如:茄色,翡翠,藕合色,蜜合色等)。英语颜色词的构成主要包括:由一个单词构成的颜色词(如:blue,pink,green,cerise,crimson,turquoise等);合成式的颜色词(如:bright red,pale green,yellowish green,pale purple,light purple,greenish yellow等);实物加色彩词的颜色词(如:peach-red,leek-yellow,slate-blue,lilac-blue等);实物加色的颜色词(如:honey-colored等)。
由于汉语和英语颜色词的构成基本相同,翻译时可用任何形式的颜色词互换。但是由于“一种语言的语言材料的全部意义,全部信息,往往因为缺乏对等词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不同、语法结构不同文化背景差异等原因,不能充分的完善的转移入另一种语言的言语材料,因此在不同语言之间又普遍存在着不可译性”。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而且是文化的翻译。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文化的区别,传承好文化的差异。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外语翻译出版公司,2001:132.
[2]曹雪芹,高鄂.红楼梦[M].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社,1990.5.
[3]崔荣荣.《红楼梦》服饰色彩仿生的文化解读[EB/OL]http://my.省略/archive/150/35012/137836.asp.
[4]冯庆华.颜色词与翻译.红楼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高芳.论颜色词汇的文化内涵[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169-172.
[6]顾正阳.古诗词曲英译论稿[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7]刘士聪主编.红楼译评.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8]刘云泉.语言的色彩美.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9]田野.论《红楼梦》中颜色词的翻译[D].重庆: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关键词 描述性翻译研究 《红楼梦》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规范性的翻译研究要求把文本置于研究的中心,力图探索语言转化间的普遍规律,从而为翻译实践提供具体的指导。描述性翻译研究则将翻译置于译入语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分析途径。《红楼梦》被誉为中国传统小说的巅峰之作。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也为《红楼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这同样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1描述性翻译
“描述性翻译”区别于“规定性翻译”。“规定性翻译”理论是指从微观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它以源语为中心,通过文本对照来探索语言的转换规律,并规定一定的价值标准以此指导翻译实践。“描述性翻译”研究则从宏观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它以目的语为中心,视翻译的结果为研究对象,对翻译对象进行客观描述和个案分析,探讨翻译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的联系。描述性翻译理论始于霍尔姆斯1972年提出的翻译研究图谱。霍尔姆斯把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后来,以色列翻译学教授图里,作为当前描述性翻译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遵循霍尔姆斯规划的翻译研究路线图对翻译描述性理论进行了潜心的研究,他的贡献在于构建了描述性翻译理论。图里以翻译行为及其结果作为研究对象,对特定社会中产生的翻译作品进行客观描写,分析译品生成的原因和译品在译语社会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当前我国所引述的翻译描述性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图里的理论为基础展开的。
描述性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对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翻译的定义扩大,使得处于边缘位置的翻译进入了翻译研究的范围。描述性翻译理论视在目的语文化中以翻译形式存在的或是目的语读者认为是翻译的一切文本为翻译。诸如转译和伪译此类不与原文完全对等的文本也被纳入翻译研究。其次,描述性翻译研究不再拘泥于语码转换,而是将翻译研究的目光定位于目的语的文化背景之中。最后,描述性翻译研究促成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化。描述性翻译研究通过翻译个案的分析探索翻译对于社会文化的阐释作用,对于了解目的语社会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描述性翻译研究在《红楼梦》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描述性翻译研究对西方翻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我国的译学建设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在其众多的译本出现之后,翻译研究数不胜数。据统计,从2000-2010年,国内16种学术期刊上共发表关于《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132篇,研究主题众多。然而,对于《红楼梦》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只有少数。
陈宏薇运用描述性翻译理论对近160年中的《红楼梦》9种英译本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对不同时期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述以及对翻译历程脉络的梳理,并且证明了以下几点:(1)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更能解释以前产生的翻译文学或是同一文学作品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译本;(2)《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述性研究表明:中西文化的兴衰消长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学英译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红楼梦》英译本在英语文学中的地位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3)翻译研究应同时包含规定性和描写性翻译研究理论。李锦霞,孙斌运用历时研究方法对跨越150多年中的三种俄译本进行了描述性研究以考察每种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译本的特征及社会功能。他们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功能也不同;《红楼梦》俄译本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地位也随历史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除此之外,张绪华结合定性定量的方法,根据描述性翻译研究和语料库翻译研究理论对《红楼梦》的英译全译本进行了分析、对比和描述;李凡通过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对《红楼梦》的10个英译本进行研究,讨论了译本各自的特征并揭示了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影响因素;任彩和通过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对《红楼梦》中的被字句翻译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具体翻译行为背后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为《红楼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尤其是从历时研究的角度将《红楼梦》不同译本的研究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讨论影响译者翻译的综合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 陈宏薇, 江帆. 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J]. 《中国翻译》, 2003(5).
[2] 冯全功. 新世纪《红楼》译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J]. 红楼梦学刊, 2011(4).
[3] 李凡. 《红楼梦》英译本的描述性翻译研究[D]. 首都师范大学, 2007.
[4] 李锦霞, 孙斌. 别求新声于异邦――《红楼梦》俄译事业的历时研究[J]. 《中国俄语教学》, 2009(1).
[5] 任彩和. 《红楼梦》中被字句英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关键词: 《红楼梦》 回目 英译 对比研究
1.引言
《红楼梦》属于章回体长篇小说,成书于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全书共一百二十回,现在一般认为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著,后四十回为程伟元和高鹗所补,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中包括节庆、风俗、婚恋、称谓、服饰、饮食、建筑等,一些文人把对《红楼梦》的研读和评说称为“红学”,因其丰富的文化内容,以至于掀起一股“红学”热潮,至今人们对它的研究仍乐此不疲,但《红楼梦》不仅在文化上是个资料宝库,而且是语言上的宝库,从文体上来看,书中包括叙述体、描述体、对话体、诗体等,其中诗体内容博大精深,值得后人细心研究;从修辞方面来看,包括炼词、措辞、语形修辞、语义修辞等;从习语方面来看,包括谚语、俗语、成语、歇后语等,这些生动、形象的习语从多角度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吩咐内涵,从而使《红楼梦》更具民族性和艺术感染力[1]。
正是红楼梦有着“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的美誉,引起了国外一些学者注目,在1830年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许多翻译家对《红楼梦》进行了节译或全译。《红楼梦》译本有将近20种文字,近60种译本,其中全译本12种,其中英译全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卫・霍克斯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另外一种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共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
2.章回目录简介
章回目录是章回小说的主要特征,章回小说是长篇小说的一种、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由于“讲史”很难在一两次“说话”中把一段历史兴亡争战故事讲完,“说话人”就分次连续讲述,每次“说话”前用题目向听众提示本次主要内容,这就成了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至明末清初,回目采用工整的偶句,逐渐成为固定的形式。回目往往是一个对仗工整、整齐划一的概括性词句,能极好地概括出每一回大致上的内容。标题一般比较简略,通俗易懂。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其语言和内容都极具研究价值,因此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以来经久不衰,甚至形成专门研究学派――“红学”。《红楼梦》的英译研究也不在少数,一般都是以霍克斯与杨宪益译本为研究对象,这两种风格迥异的英译本,代表两种不同翻译理念,国内大多研究者从人称、俗语、文化等方面研究其英译,很少人完整探究红楼梦章回目录翻译,但恰恰这方面是整篇文章的浓缩,是精华之所在,是章回小说最鲜明最有特色的标志,其体现的语言与文化内涵,令人回味,尤值得探讨。
3.对杨霍译本章回目录中多方面的对比研究
章回小说《红楼梦》的回目在语言层次上既有传统回目格式的特征,又有独特的语言美感。语音上叠音叠韵,双声平仄重复出现,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抑扬顿挫,流畅婉转;字词上处处锤炼,其回目体现了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创作艰难;句式上对仗工巧而又自然天成,互文错综,整齐划一而又灵活多变;辞格上比喻、借代、戏名频繁运用。
3.1 修辞
修辞是增强言辞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先生大量运用了修辞,使文章增色添彩。借代是借用与所指事物(本体)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事物(借体)来代替所指事物,强调事物间的相关点的一种修辞方式。
例:林潇湘魁夺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第38回)[2]
杨译:The Queen of Bamboos Wins First Place with Her Poems on Chrysanthemums
The Lady of the Alpinia Writes a Satire upon Crabs.[3]
霍译:River Queen triumphs in her treatment of chrysanthemum themes
And Lady Allspice is satirical on the subject of crabs.[4]
原文用居住的地点指代人,即以地名代本体。在大观园内,黛玉住在潇湘馆,宝钗住在蘅芜院,因此“潇湘”和“蘅芜”分别代指二人。这样,回目语言既生动形象,又增添了无限雅趣;既能让人知其人,又能让人想象出其所居环境之幽雅,还与小说充满诗情画意的情境妙合无垠,同时能令人由此想象到二人的不同性格特征。杨译用“The Queen of Bamboos”,“The Lady of the Alpinia”来翻译“林潇湘”和“薛蘅芜”,源于林黛玉住在潇湘馆,里面满是竹林,薛宝钗住在蘅芜院,栽种着奇藤异草,所以译者使用了以特征代本体的借代修辞手法再现原文的修辞技巧,再现原文的艺术手法。
霍译用“River Queen”,“Lady Allspice”来翻译。因为潇湘在旧诗作中常指“泪水”,林黛玉爱哭,而“潇湘”有水深而清的意思。“蘅芜”泛指生长在地上的呈匍匐状且具有香气的多年生草本香草植物,译者采取了以具体代抽象的借代修辞技巧,再现原文的艺术手法。
由上看出,有些借代修辞文本通过译者的变通处理能达到一定的再现效果,有些则无法在翻译过程中找到等值翻译,译者在做出取舍时,某种程度上会损失原文的修辞价值或使原文的意义改变。
3.2 炼字
炼字是根据内容和意境的需要,精心挑选最贴切、最富有表现力的字词来表情达意的一种修辞手法。在回目中,曹雪芹经常在人名前面用一个十分精简的形容词做定语修饰,勾勒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个定语往往是单字,却有一字千金、言简意赅的效果。杨译和霍译在处理这些人名前的单字定语时都煞费苦心,在《红楼梦》的翻译上,霍译主要倾向于追求功能对等,旨在使译文读者能感受到和原文读者所感受到的一样的效果。如:贤袭人、俏平儿(21回),呆霸王、冷郎君(47回),俏平儿、勇晴雯(52回),敏探春、识宝钗(56回),慧紫鹃、慈姨妈(57回),憨湘云、呆香菱(62回),苦尤娘、酸凤姐(68回),痴丫头、懦小姐(73回)等。
例: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母爱语慰痴颦(第57回)[2]
杨译:Artful Zijuan Tests Baoyu’s Feelings
Kindly Aunt Xue Comforts Daiyu.[3]
霍译:Nightingale tests Jade Boy with a startling message
And Aunt Xue comforts Frowner with words of loving kindness.[4]
“慧”、“忙”、“慈”、“痴”四个字分别用来形容紫鹃、宝玉、薛姨妈、黛玉四个人的性格特征。在杨译本中,“慧”、“慈”分别被译为artful和kindly。而“忙”、“痴”二字却没有译出。霍译倒是把重心放在了“情辞”与“爱语”上,分别译成了a starling message和words of loving kindness,而杨译却省而不译。霍译中宝玉被昵称为jade boy,黛玉被昵称为frowner,“忙”、“痴”二字未表达出来。有学者认为此回目中,“忙”、“痴”二字用得最精当,因为“忙”字刻画出宝玉这位富贵闲人整日为大观园中的女子“忙忙碌碌”;而“痴”字则形容了黛玉对宝玉的一往情深。两位译者都没能为西方读者传递出作者对人物性格凝练的刻画,实为憾事,这也许就是翻译难以跨越的极限,一种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永远也很难以用另一种语言完全对等地再现出来。
4.对比结果分析
4.1翻译结果分析
在语言运用上,杨宪益先生以作者为基点,注重原文的文化与语言形式,着重直译,竭力保留原作的原汁原味。霍克斯先生则以读者为基点,注重意译,采用了比较细腻的语言和文学技巧,注意到了英语的习惯表达方式以使西方读者接受。在文化传递上,杨先生将《红楼梦》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涉及深层传统文化时,霍克斯先生多采用回避的形式,而杨宪益先生却是尽其所能找出英文中对应的表达方式,传达原作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霍克斯先生在翻译中更倾向于可接受性,努力使译文符合英语的习惯表达,让西方读者更好接受。霍克斯的这种翻译方法更加符合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即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在表达时作适当的调整,在翻译中更多地考虑到了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及可接受性。
4.2原因分析
两位译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杨宪益先生虽然曾在英国留学,但毕竟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情感。尽管有英国出生的妻子戴乃迭陪伴,共同翻译,但杨宪益先生是主译。霍克斯先生虽然对《红楼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显然不如杨宪益先生浓厚。土生土长的原因使霍克斯先生对英语的驾驭能力较强,同时受到英国翻译规范的影响,使其在语言运用上较为灵活。霍克斯先生翻译的《红楼梦》由英国著名的企鹅出版社出版,大部分面向英国读者。杨宪益先生所译的《红楼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很大一部分应该是面向中国读者或是在中国的西方学习者。
5.结语
《红楼梦》集结了曹雪芹先生一生的心血,翻译这样的名著,对译者本身有很高的要求,即使是著名大翻译家,要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也是非常困难的,翻译《红楼梦》这样的古典文学巨著更是难上加难。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还有英国人霍克斯都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的译作不仅是对翻译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还为翻译研究引领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5-20.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关键词:文化“传真”霍译本《红楼梦》
1.引言
红楼人物在中国家喻户晓,他们的性格特征对中国读者来说是耳熟能详。但在国外,情形就不那么乐观了。在早期英文版本中。黛玉被翻译成Black Jade,也就是“黑色的玉”。从中文字面纯粹的意义上来讲,黛玉,确有黑色的玉之意。可是,在英语中,Jade有两个引申义,一个是loosewoman,有“放荡的女人”之意,另一个是horse,马的意思。Black Jade的引申义就是a loose woman of dark skin,或black horse,这两个含义与《红楼梦》里的黛玉真是差得太远,这样的翻译是严重的“文化失真”。
2.《红楼梦》的几种译本
著名红学专家周汝昌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它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内容涉及、习惯风俗、成语典故等方方面面,包罗万象。
据确切材料表明,《红楼梦》的英译历史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外翻译名家都为《红楼梦》的翻译付出过努力。如赫・本克拉夫特・乔利(H.Bencraft Joly?―1893?)的节译本,中国古典文学教师王良志的译本,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王际真的《红楼梦》英文节译本,等等。在众多译本中,较有影响的数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红楼梦》全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和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及其女婿约翰・明福德(John Minford,1946―?)合译的一百二十回全译本《石头的故事》(以下简称“霍泽本”)。而霍译本更为突出。霍译本不仅基本忠实于原著,很好地保持了原作的风貌,而且语言精确。文字优美,译文本身亦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曾发表评论说,该译本在规模上和质量上均足以同韦利翻译的《源氏物语》相媲美。《泰晤士报教育增刊》也认为霍译本是当代最佳英文译作之一。
3.文学翻译中的人名翻译与文化传真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我国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说:“翻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谭载喜教授也认为:“翻译的难与易,好与劣,与其说与语言有关,毋宁说主要与文化有关。”文学翻译亦是文化翻译。翻译是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共同行为,译著是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翻译改造了文化异质,同时又保持了文化异质。翻译所展示的文化既不是彻底的源语文化,又不是彻底的译语文化,而是一种具有本土化的异质文化,一种让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所谓文化“传真”就是要求译语从文化意义的角度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所要传达的意义、形式与风格,它是文化翻译的基本准则。
人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由于具有悠久深刻的形成历史,又为某一民族所特有,因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名字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往往根据创作意图,为更深刻地刻画人物性格、预示人物的命运和结局,精心而慎重地为人物选择名字,而绝非随心所欲,信手杜撰而来。人名的翻译应当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检验文化是否失真的一个有效途径。
4.霍译本中的人名翻译与文化“传真”
《红楼梦》是一部文学巨著,书中描写的人物有600个左右,其中有姓名的就有300多个。要给众多的人物安个名字,实在不容易,可见曹雪芹在定人物姓名时确实煞费苦心。因为在这几百个人物中,他们各自的名字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或揭示人物性格、命运,或反映人物的结局。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就曾经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杨译本对大多数人物都采用了音译,这样做虽然合乎常规,但是却无法体现出人名中蕴藏的文化内涵,所以西方读者无法和汉语读者一样获得同样的艺术享受和语义信息。而霍译本对部分人物采用意译,使读者首先对人物激起丰富的联想,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创造有力因素。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4.1 准确地传递了中国女性之美
在曹雪芹的笔下,不论是小姐还是丫鬟,个个都展示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她们或性情刚烈,或柔弱和顺;或阔达豪放,或含蓄婉约;或胆大泼辣,或谦和忍让;或才貌两全,或德艺双馨。曹雪芹在给每个鲜活的人物命名的时候就赋予了她们各种各样的美。要把这种美准确地传递给西方读者,译者就不能简单地通过音译或者字面意义的翻译,否则这种美就会荡然无存,甚至会玷污它。如有的版本中将袭人译为Assailsmen(袭击男人),完全曲解了宝玉当初为她取名取自于“花气袭人知昼暖”这句诗。而霍译本中将袭人译为Aroma,是“芳香”的意思,“花气袭人”,花气,就是花香,抓住了“花气袭人”这个特点。
霍译本中译名的成功在于霍克斯在读透了《红楼梦》,深刻了解每位女性性格特点的基础上。将她们的美通过名字来传递给西方读者。
例如,妙玉在书中的判词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她是一位冰清玉洁、远离红尘的出家人。曹雪芹用“金玉质”来定位妙玉的性格特征。什么是“金玉质”?自古以来,凡是华丽或可贵之物,常以“金玉”来作比喻,金玉质,就是非常贵重的本质。用“金玉”来描写妙玉,就是说妙玉特别宝贵,特别贞洁。霍克斯将妙玉译为Adamantina,即钻石的意思,非常贴合“金玉质”这一点,和妙玉的出家脱俗、心灵冷峻颇为吻合。
又如,晴雯的判词是:“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什么是“霁月”呢?就是明净、豁达、开朗的美好境界。“霁月”有一个典故。北宋文学家黄庭坚评价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周敦颐的人品:“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豫章集・濂溪诗序》)雨后刚刚晴朗的天气,叫“霁”。就是“晴”的含义。霍克斯将晴雯译为Skybright,即天晴,牢牢地抓住了“霁”这个文眼。一个心无城府、光明磊落、美丽率真的晴雯呈现在西方读者的面前。
再如平儿。书中有一段宝玉评价平儿的文字:“……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今儿还遭荼毒……”平儿的人物形象有很多侧面,曹雪芹描写她是“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这说明平儿聪明非凡,又天生丽质;她协助王熙凤管理好这么一个大家庭,能力不凡;但是她没有借着她的权利欺压 别人,而是公道执法,待人和善,这又是她善良性格的体现。但以上这些并不是平儿的根本性格特征。平儿本是孤儿,身为奴隶,男主人乐无度,不知怜香惜玉,女主人蛇蝎心肠,所以,平儿是“薄命”,而她却能“周全妥帖”,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忍”,忍耐是平儿最根本的性格本质,霍克斯将平儿翻译成Patience,真是读透了《红楼梦》。而且英译名与原名偶然押头韵,真可谓两全其美。
4.2 精确地传递了原著作者的用笔之神
《红楼梦》中有一小人物“多姑娘”。书中第二十一回这样描述:贾琏因巧姐生病,搬到外书房去睡,同厨子之妻多姑娘苟合。“因这媳妇妖娆异常,轻狂无比,众人都叫他多姑娘儿。”笔者以为,原著作者用“多姑娘”这个名字来指代一个和很多男人有染的实在是妙。有的版本将“多姑娘”翻译成Miss To,而霍克斯却用Mattress(床垫)戏称一个与荣宁二府诸人都有一手的,真是恰如其分,惟妙惟肖。
《红楼梦》中还有很多反语式的命名方式。如王熙风的丫头善姐和赵姨娘的小丫头小鹊。当凤姐把尤二姐诓进大观园后,派一名丫鬟去“侍侯”她。虽名曰善姐,但是她的言行大有王熙凤之风。实在不善之致。而鹊总是与报喜相联系,成语有喜鹊登枝之类。可这个小鹊曾跑到怡红院通报一个消息:贾政在赵姨娘的房里谈到宝玉。结果,这个消息引起了怡红院的一片恐慌。本来是报忧的“乌鸦”,却偏起了个报喜的喜鹊的名字。这样的命名足见曹雪芹下笔的不拘。倘若音译的话,人名的讽刺荡然无存。因此,霍克斯用Mercy来翻译善姐,用Magpie来翻译小鹊,精确地表达了原著作者取名的本意。一个对温良懦弱的尤二姐毫无怜悯之情的丫头取名Mercy,实在是莫大的讽刺,而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丫头Magpie在英语文化中有饶舌之意,读者见到这个名字就有了先见之明。
在霍译本中,我们随处可见译者精确传递原著作者用笔之神的大家功力,在细微处我们也见到了译者的神来之笔。如《红楼梦》中有个贪心偷窃的“坠儿”。霍克斯译为Trinket。《英汉辞海》Trinket除了有“小装饰品”之意外,还可用作不及物动词,表示“密谋”。小说中坠儿戏不多,不过在滴翠亭与小红有一段闺中秘语,后被宝钗定性为“奸狗盗”的“心机”,可见Trinket译坠儿之名实在巧妙。
4.3 有效地传递异质文化
文学翻译是一座桥梁,两边连接的不同的文化,因此被认为是一种跨文化交流。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为了使文化不“失真”,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以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霍克斯既是一位治学严谨的翻译家,又是一位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具有很高造诣的汉学家。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他努力地消除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效地传递和交流了异质文化。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从霍克斯对红楼人物的译名中看出来。
紫鹃是黛玉身旁善良聪慧、温柔贴心的丫鬟。紫鹃原名叫鹦哥,黛玉将她改名为紫鹃是大有深意的。在中国,杜鹃是极富悲戚与诗意的形象,有人会说。紫鹃的直译不应该是cuckoo(杜鹃)吗?为何要将紫鹃译为Nightinggale。在英文中,杜鹃的引申义是“出轨的女人”。在西方文化里,人们认为每当奸夫到来的时候,杜鹃都会鸣叫。这是非常不雅的称呼,而夜莺在西方却是诗人最爱赞美的鸟儿之一。所以,霍克斯把紫鹃曲译成Nightinggale实在是独具匠心。夜莺之于西方人恰如杜鹃之于我们,这种翻译处理不仅让西方读者对紫鹃这个人物有了明确的了解,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亦有了通过译本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佳径。
贾宝玉宝玉在诗社中使用的别号为“怡红公子”,却被霍克斯翻译成“Happy Green Boy”(快乐的绿色男孩儿)。霍克思舍“红”取“绿”的原因。正是缘于“红”字在中西方文化里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很多表示颜色的词汇在汉语和英语里的字面意思一样,但是文化内涵却有着较大的差异。霍克思在序言里解释道:“小说的书名之一是以‘红’开头的。‘红’作为一种象征――有时指春天,有时指青春,有时指好运或荣华一而不断地出现。不幸的是,除了玫瑰色的面颊和朱红色的嘴唇以外,‘红’在英语里却没有这些涵义。我发现汉语里的‘红’倒是可以译成英语里的‘金’或‘绿’(‘春天,绿色的春天’,‘金色的男孩儿女孩儿’,等等)。”这种译法引起了一点争议,还值得商榷,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霍克斯为中西方文化传递所作的大胆尝试和创新。
【关键词】文化;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282-01
一、引言
归化法是译文应该在读者理解的文化范围之内。异化法是与目的语文化相违背,刻意保留原文中文化的风格。本文着重探讨翻译当中文化因素的归化和异化,并介绍它在翻译工作中的应用。
二、归化法和异化法翻译策略
(一)归化法翻译策略
归化翻译策略的代表人物是Nida。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概念。他主要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出发,仔细分析源语言的目的和用途。Nida认为,对等目的是译者翻译文本时,用一个读者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因此,在翻译“亚洲四小龙”时,考虑到在欧洲国家文化中,龙是一种不祥之物,所以这里的“龙”不适合翻译成“dragon”。一些翻译者将它翻译成“four-tigers”堪称绝美。
(二)异化法翻译策略
异化翻译策略的代表人物Venuti。他提出了一种“反翻译”的概念。Venuti指出:“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达到目的语文化起主导地位的趋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差异(Venuti 1991)。”异化法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
1.异化可以在语音层上出现。如coffee 译成“咖啡”,tofu译成“豆腐”,ballet译成“芭蕾”等。
2.异化可以在词语层出现。例如the cold war译成“冷战”。Eyeball译成“眼球”等。
三、归化法和异化法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Manttari提出“翻译行为是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设计的复杂行为”。黄大维指出“翻译文本涉及的是源语的社会文化,加强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沟通,并且其目的是开拓译文读者的视野,一般适合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如果翻译文本是为了消遣,帮助读者理解,避免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冲突和障碍,要合理采用归化翻译策略最为有效。”
作者就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和霍克斯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进行如下分析。杨宪益夫妇把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经典著作《红楼梦》译成英语时,采用了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用这种翻译策略来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目的是将中国文化真实地展现给英语读者。相反的是,霍克斯(David Hawkes)在英译《红楼梦》时采用了归化策略。目的是便于英语读者理解,避免两种文化的差异。例如,他将《红楼梦》翻译成了The Dream of Golden Days,避免中英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其次,他还将原著中的“癞哈蟆想吃天鹅肉”归化为: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iting to eat the goose in the sky”。即用英语“goose”(Z)的形象替代了源语中“天鹅”(swan)的形象,同样是帮助读者理解,用读者可以理解的方式表达。
四、结论
在翻译文本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从传统的翻译理论上考虑,还要从跨学科角度去考虑翻译理论的建构,无论“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谁占据主导地位,缺一就不成其为翻译。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针对具体问题,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就是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外语学习研究出版社,1994.
本文仅选取《红楼梦》目前较为通行的两个译本来做比较,亦即我们所熟知的杨氏夫妇的译本(杨译)与霍克斯和其学生闵福特的译本(霍译)。双方都具有较高的英汉语造诣,译本也非常忠实源文。但是在很多方面其译本也存在诸多差异,体现了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
一、翻译选材与目的
由于杨霍两人所处时代不同,两人在选材时出发点也不同。杨宪益曾就职外文局,其翻译工作受政府的委任,所以在翻译作品选择上,他没多大自由,更谈不上个人喜好,都是为了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向世界宣扬中国与其文化。霍克斯则不同,他选择《红楼梦》完全是出于个人喜好,他甚至辞去哈佛大学的职位,花费十年的时间来翻译并推介《红楼梦》。相对来说,他在翻译选材方面比杨氏夫妇自由多了。
以王仁(忘仁)为例。
杨译霍译
Wang Ren (forgetting humanity) Wang Ren
王仁暗喻忘仁,它的翻译体现了两人不同的翻译目的,杨宪益旨在推介中国文化,忠实地译出了“仁”的概念humanity,西方的文化里不存在这一概念,因而霍克斯选择了音译。
二、翻译方法上的差异
《红楼梦》中双关语出现频率较高,以下诸例可见杨译与霍译在双关语翻译方法上的区别。
杨译霍译
青埂峰(情根)
Blue Ridge PeakGreensickness Peak
脚注
Homophone for “roots of love”
仁清巷(人情)
Lane of Humanity and Purity Carnal Lane
娇杏(侥幸)
Jiao XingLucky
霍启(祸起)
Huo QiCalamity
卜世仁(不是人)
Bu ShirenBu Shi-ren
十里街(势利)
Ten-li StreetWordly Way
群芳髓(碎)
Marrow of Manifold Fragrance Belle Se Fanent
千红一窟(哭)
Thousand Red flowers in one cavern Maiden’s Tears
万艳同杯(悲)
Ten Thousand Beauties in One Cup Lachrymae Rerun
从上述诸例可以看出,杨宪益在翻译双关语时比较喜欢用脚注,通过脚注来解释那些难以翻译尽意的双关语,这样也避免了译文的行文拖沓。而霍克斯则尽量避免使用脚注,上述诸例中仅仅卜世仁(不是人)的翻译使用了脚注。除了脚注的使用差异之外,两人在双关语是否翻译上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杨译中较多地用非双关语来译双关语,而霍译则是直接省略双关语而选择音译或意译,如娇杏、赵姨娘、十里街(势利街)等等。
总的来说,杨译更倾向于直译,这与其翻译观和诗学影响是不可分的。他的翻译风格是充分翻译原文中的信息,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他认为翻译必须十分忠于原文。不能有自己的诠释,也不应太有创造性,否则就是改写而不是翻译。霍克斯的翻译风格则是“力求翻译每一样东西---甚至是双关语……假如读者能稍微感受到我读原著所感受到的快乐,我这一生也就没有白活了。”由此可见,两人着重点是不同的,前者侧重点在原作,后者则更注重读者的反应,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虽说有着诸多差异,但不可否认,两人在《红楼梦》的翻译中也有一个的共同点,那就是虽然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背景,却都充分地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杨宪益就曾说过“翻译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作品的情况。”这使得其译本在语言表达和思想上也体现了他们各自的特性,这也正是其译本的魅力所在。他们包括双关语翻译在内的的翻译方法好风格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胡淑婷,叶锋.从双关语的翻译看杨宪益的翻译观[J].大学英语,2006.
【关键词】意识形态;红楼梦;翻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270-01
一、社会政治背景
意识形态往往和政治因素紧密相连,译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要想在某一时代被广为接受,必须使翻译符合那个时代的潮流。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两种翻译产生的时代大体相同都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的中国正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必然会反应到翻译作品之中。杨宪益夫妇在英译本《红楼梦》中的《出版说明》中也提及,“《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例:荣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的, 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
Don’t try to lord it over Chiao Ta, young Brother Jung! Not to speak of the like of you,not even your dad or granddad dare stand up to Chiao Ta.(杨译)
Oh,ho! Little Rong ,is it? Don’t you come the Big Master stuff with me,sonny boy! Never mind little bit of a kid like you,even your daddy and your granddaddy don’t dare to try any funny stuff with Old Jiao.(霍译)
这是焦大喝醉后大骂贾蓉的一句话,“挺腰子”这个词只是一个下层人随口骂人的话。但是在背景下,焦大说的话被看做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因而成为正义的化身,因此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将其翻译为“stand up to”无形中将焦大这个醉鬼刻画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而霍克斯的翻译则直接翻译出“挺腰子”在原文中的含义,并没有阶级斗争的烙印。
二、文化语境
翻译过程中常常涉及不同文化的碰撞,面临归化与异化的抉择。上层建筑则会利用其强硬的话语权操作这外来破坏力。因此弱的上层建筑则会显得束手无策,最后只能被同化或被颠覆。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所具有的思维也存在差异,在《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中,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
例: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快别再提了。
So don’t reopen that subject (杨译)
So let’s have no more of this (霍译)
从这两个句子结构上不难看出,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在杨的译本中,句子结构发生了很多变动,与原文的句子结构迥然不同,主要以主谓结构,而霍克斯的翻译采用了let’s的句式,是纯粹的英语思维。
因为地理位置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中西两位译者对“东风”的翻译也迥然不同。
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
Facing each other in the soft east wind. (杨译)
Their mistress,standing in the soft summer breeze.(霍译)
因为中国是大陆性气候,刮东风的时候大多是春季。而英国主要是海洋性气候,冬天刮东北信风,因此东风指的是冬天的寒风,霍克斯为了避免文化差异,将其译为“summer breeze”. 可见,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是深刻、全面和直接的。
三、宗教影响
《红楼梦》编写的背景是晚清时期,其中涉及到很多封建礼教的东西。但大部分英国人信仰的是基督教,而中国从古至今大都信奉佛教和道教。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所处宗教环境不同,在翻译过程中所传递的宗教文化也有所差异。霍克斯主要以读者为中心,将《红楼梦》中涉及佛教、道教词汇改变成为基督教用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Those who see through the world escape from the world,while foolish lovers forfeit their lives for nothing. ( 杨译)
The disillusioned to their convents fly, the still deluded miserably die. (霍译)
在这句话中,“遁入空门”这个词在上下文中有着严格意义的宗教含义,它的意思是逃进佛门出家修行,杨宪益夫妇将该词译作“escape from the world”体现出摆脱世俗世界这一宗教风味。而霍克斯将该句翻译成,“to their convents fly”。很明显,霍克斯在不知不觉中将中国的佛教偷换成了西方的基督教。
摘要:本文从语言,文化及诗歌翻译几个方面对红楼梦第三回不同版本的译文进行赏析,通过比较两个版本,说明文化在翻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好的译文不光是用词准确,地道,更要能体现出原作者的写作意图,这就需要译者对原作者的文化背景有相当深的认识。
关键词:语言 文化 诗歌翻译 人物描写
一、从语言方面的赏析
红楼梦的翻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这要求译者在深刻理解原著的基础上熟练地运用英语将其翻译出来,既要保持原著的风格又要符合译入语的习惯,加之原著中处处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给译者更添难题。但霍克斯与杨宪益夫妇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而且两家译本各有特色。本人仅阅读了霍杨两家红楼梦第三回的译本,对两家的译本做了一些粗浅的比较。总体说来,霍的译文生动活泼,语言地道,多采用意译, 偶尔有些句子漏译。杨戴的译文语言较为正式,准确性高,更加忠实于原文,总的来说两家各有千秋。
首先,从语言方面来说,霍克斯的语言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我们知道,英语是静态语言,名词与介词应用频率很高。而汉语是动态语言,多用动词。由于译者的语言文化背景不同造成了译文语言风格的差异。两者的区别在红楼梦译文第三回开始便显现出来。第三回第一句话霍的译文是:On the day her arrival in the capital,而杨戴的译文是:To return to Tai-yu., when she disembarked……此其一。
其二,霍的译文语言活泼生动且地道,杨戴的译文语言则显得正式。如在描写惜春时表示其身量不足,形容尚小时,霍的翻译是:her looks were still somewhat babyish and unformed.杨戴则是:The third was not yet fully grown and still has the face of a child... 霍的babyish和unformed简洁明了的传达了原文意思,且babyish一词形象生动,一看便知惜春年纪尚小。杨戴的亦明白地表达了原著的意思,但稍嫌繁琐呆板。
其三,两篇译文另一个明显的不同是的霍的译文中应用的句式多是无人称句式,即某物或某事做主语,如:How illness started……what arrangements had been made for the funeral, and how the mourning had been observed..而杨戴的译文中多是人做主语,如:How has she fallen ill? 这也是英语习惯与汉语习惯的一大差异。总而言之,在语言运用方面,霍的译文较杨戴的略胜一筹,更贴近译入语的语言习惯。
二、不同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是用以表达情意的手段,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任何语言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其赖以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白靖宇,2000 :61)。所谓“文化”,根据《辞海》的解释,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英国19 世纪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 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由于“文化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等特征,因此不同的文化需要相互交流与沟通,而交流与沟通又离不开语言翻译;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产物”(包惠南,2000 :7)
从文化方面看,霍克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稍逊于杨戴夫妇了。由于杨宪益是中国人,而其妻戴乃迭亦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对我国文化,对红楼梦的理解分析以及对中文的理解较霍克斯来说自然能稍微深刻些。在霍的译文中,本人就发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在翻译老婆子扶林黛玉下轿时,霍译成:Each hand resting on the outstretched hand of an elderly attendant, Dai-yu passed through the ornamental gate……, 尽管整个句子看起来很形象生动,让人立刻联想到当时的情景,可是我们知道在古代大户人家的小姐夫人下轿都有老妈子扶着,但并不是两只手都扶着, 只是一只手。所以“Each hand”应“One hand”.第二,林黛玉见过贾府三姐妹行的礼不是叩头。霍的译文是:Dai-yu kowtowed to each of them in return.在中国,同辈之间是不需要行叩头礼的。叩头是晚辈对长辈行的大礼。因此这里用kowtow不恰当。在杨戴的译文中说:Daiyu hastily rose to greet these cousins……这就比较恰当。
下面是从原著及霍译本、杨译本中选出来的例子。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 况且这通
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霍译:“――She doesnp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 Grannie. She is more like a Jia ――”
杨译:“――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 ,Son-in-law of our Old Ancestress ,but ――”
杨氏夫妇将“老祖宗”译为“Old Ancestress”,则将中国传统的尊老文化展露无遗,但是毫无疑问英美读者会对这一翻译缺少共鸣,使行文读来不地道、不通畅,正如戴乃迭所说“, 读者常常搞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2]88 ,从而影响了杨氏译文在他们中间的接受程度和感染力。西方人的尊老意识相对比较淡薄,年轻人甚至可以对长辈直呼其名。霍克思迎合了这一特点,将“老祖宗”译为“Grannie”,确保了英美读者能够完全接受,而丝毫觉察不到古老中国文化意味的缺失。
三、对人物的描写及文中诗歌的翻译
在阅读过程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两篇译文在人物描写上匠心独运的翻译。在红楼梦一书中,每个主要人物都有一段生动传神的描述,许多还是借助诗词歌赋。中国的诗词言简意赅,措辞优美,还富有声韵美,这对译者来说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在这方面,霍克斯与杨氏夫妇都费尽心思,力求译文通顺完美,又忠实于原著的风格。例如,原著在形容王熙凤容貌身量时写到: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霍克斯把这处理成诗歌形式,措辞也是简洁贴切。他的译文是:
She had, moreover,
Eyes like a painted phoenix,
Eyebrows like willow-leaves,
A slender form,
Seductive grace;
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Of hidden thunders showed no trace;
The ever-bubbling laughter started
Almost before the lips were parted.
译文在保持忠实通顺的基础上,还保持了原文的风格, 实属不易。更难的是他在翻译的过程中还想方设法的押韵,让译文更贴近中国诗歌的形式例如,原文说“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of hidden thunders showed no trace” 实际上,按照英语的语法结构,正确的语序应该是“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showed no trace of hidden thunders”。但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杨戴的译文更贴切,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多了几分神似。在描写熙凤的眼睛时, 修饰语“almond-shaped” 使得眼睛的形状更加形象生动。
四、结语
本文从多个方面对红楼梦第三回不同版本进行赏析,不管是在选词还是句子结构,以及对文中诗歌的翻译,文化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说明了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希望有志从事翻译的人对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差异有一定的认识,从而更好的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1]白靖宇. 文化 语言 翻译[J ] . 外语教学, 2000 (2).
[2]包惠南,包昂编著. 实用文化翻译学[M] . 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0.
[3]高克毅.《大亨》和我―――一本翻译小说的故事[C]/ / 金圣华,黄国彬. 困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52253.
[4]吕斌. 文化进化导论[M] . 北京:学林出版社,1993.
[5]王佐良. 翻译:思考与试笔[M].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7.
[6]Shuttleworth M,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Manchester :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