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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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诗全集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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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诗全集范文第2篇
关键词：《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思想内容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42-02
方回（1227-1307）是宋末元初著名诗评家，诗人，他编选了唐宋五七言律诗著名选本《瀛奎律髓》，该选本集诗选、诗注、诗评于一体，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方回把《瀛奎律髓》中的律诗分为49类，共3 014首，因重出22首，实为2 992首。“怀古类”律诗选入110首，远远超过了每一类选入律诗的平均值。
《瀛奎律髓》体现出方回的唐宋律诗观，他的诗学思想也在其律诗批评语句中得到充分体现，这49类律诗的编选，都有其相应的原因和目的。方回的诗评中不仅传达了他的诗学思想，甚至也流露出其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要真正地理解透彻方回的诗歌批评，就必然离不开对他所选入律诗的理解。而“怀古类”律诗往往思想厚重、格调深沉，更容易寄托诗评家对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根本看法与观点，也就成为理解方回诗歌批评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因此，本文就试着来阐述一下《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的基本情况，并重点来谈一谈其思想内容。
一、《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概说
“怀古类”律诗作为《瀛奎律髓》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了“怀古类”律诗的思想内容方面的特色。理解其思想内容，对于理解方回如何选诗和评诗都是有助益的。因此，本文就来阐述一下《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的思想内容。
《瀛奎律髓》“怀古类”的110首律诗中，五言律诗32首，七言律诗78首。诗人包括陈子昂等共计35位。此类律诗中，梅圣俞和罗隐的作品被选入最多，各占8首。从题材方面看，描写金陵的“怀古类”律诗最多，达13首。
另外，《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的题目特征十分鲜明，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题目中含有“怀古”二字，包括《白帝怀古》等17首。
2.题目中含有“旧”、“故”、“古”、“废”等含有怀古意味的词，包括《经故人旧居》等18首。
3.题目中点明怀古之人名、地名或者朝代名。包括《送康绍归建邺》等75首。
当然，《瀛奎律髓》的“怀古类”律诗不仅在题目上有自己的个性，在其他方面也有独特的风格。比如，“怀古类”律诗常常是诗人因某一古迹或者某一古人，而追溯当时的相关人、事、物。当直面物是人非、昔盛今衰的眼前情境之时，激发出抚今追昔的无限感慨，进而抒发自己的情感。因此，在艺术手法上常用典故和对比。
我们知道，思想内容是诗歌所蕴含的主旨和所传达的感情。如果说，律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是要完美结合在一起的，那么，《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更突出地体现了律诗的思想内涵。这110首“怀古类”律诗中的思想内容方面也有很多可以论述的方面，有的诗歌是因怀古而思乡，有的诗歌因怀古而伤己，有的诗歌是因怀古而忧国等等。而其中最突出的特色有两个：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来阐释一下《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的思想内容。
二、《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的思想内容之一：忧患意识
方回在《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卷首说：“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可以为法而不之法，可以为戒而不之戒，则又以悲夫后人也。”[1]78可见，怀古类律诗主要是通过追念古人、古事、古迹等来表达对历史之是非、成败、兴衰的思考和态度，并以此来吊古伤今、借古喻今、托古讽今。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一种文化传统。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就有了体现忧患的诗句，如《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2]。《孟子・告子下》中则提出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思想[3]。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忧后乐”的思想[4]。可以说，历代士大夫都展示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唐宋诗人也不例外。
比如，在《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中，陈子昂的《岘山怀古》[1]79描述了诗人登岘山，望襄阳，自然而然地怀想到晋朝之羊祜和蜀汉之孔明，而陈子昂亦希望这样的良将贤臣能在朝廷中涌现不绝。进而怀古讽今，在“野树苍烟断，津楼晚气孤。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踌躇”四句诗中，诗人含蓄地表达出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刘禹锡的《金陵怀古》[1]80颈联曰：“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诗人从金陵看六朝，认为国家之兴亡不能依靠地形险要，而要仰仗自身努力。这样就自然引出尾联“《花》一曲，幽怨不堪听”。这两句诗暗示唐朝皇帝若不能吸取历史教训，就会如同六朝一样造成国亡主灭的严重后果，表达出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忧患意识。《咸阳城东楼》[1]109的作者许浑是晚唐人，当时的唐王朝已经奄奄一息，名存实亡。在本诗中，诗人第一句就直抒胸臆：“一上高城万里愁”，接着颔联和颈联融情入景，这日薄西山、雨来风满，正是日渐衰微的唐王朝的真实写照。历代多少兴亡往事，如今只剩下鸟叫蝉鸣。而令诗人伤感和悲怆的是，夕阳西下的唐王朝已经积重难返，没有人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于是就有了尾联的借古伤今：“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可见，诗人的忧患意识有多么深重，而对国势又是多么无可奈何。
简而言之，《瀛奎律髓》中的“怀古类”律诗往往体现出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成为“怀古类”律诗的重要思想内容。它表达出诗人心系国家、情系民族、主动思考、自觉担当、充满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精神状态。
三、《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的思想内容之二：批判精神
《毛诗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5]这句话强调注重用委婉的言辞来劝谏，而不是直言过失。这里体现出对人、事、物之中的是非的批判精神，而这种批判往往是委婉的，非直接的，这在“怀古类”律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比如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1]102本诗所讲的事情是，西晋的王■率领水军战船，顺江而下，讨伐东吴。尽管吴主孙皓，以铁链锁江，但却没能挡住晋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势头，最终东吴灭亡了。相对于西晋，东吴代表了割据势力。刘禹锡所处的“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国家本来已经趋向统一，但后来有些地方又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诗人既是提醒唐王朝统治者，又是抨击割据势力，统一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方向，无人能挡。
比如李商隐《隋宫》，诗曰：“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花》！”[1]105诗从隋宫写起，由隋宫而想到隋炀帝骄奢逸的帝王生活，诗人甚至假设，如果不是唐高祖李渊灭掉了隋朝，那么隋炀帝可能会游遍天涯海角。面对昔盛今衰的扬州，诗人用一个反问句揭示出帝王荒终将造成误国、亡国的严重后果，可以说是对诗人当时所处时代的一种警示，也是对当时皇帝的一种提醒，希望皇帝可以以史为鉴，不要重蹈覆辙。
再如李商隐《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1]107此诗所讲之事与白居易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类似。诗的大意是，唐玄宗李隆基空闻海外有杨贵妃死后所登临的仙境，来世如何无从知道，但此生李、杨的爱情却终结了。想当年，皇宫报时的宫人和后来逃亡蜀地的军队打更，真是世事无常，物是人非啊。今天发生了马嵬之变，但从前七夕之时，李、杨二人曾觉得牛郎织女不像他们那样可以长相厮守。贵为天子的李隆基竟然不能保护自己的宠妃，使得杨贵妃都不如普通人家的女人幸福。从诗歌的内容，尤其是“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可以体悟到诗人对唐玄宗李隆基含蓄委婉的批评。
除了上述几首诗，《瀛奎律髓》“怀古类”中仍有许多带有批判精神的诗篇，反映出怀古诗的一大特色，也奠定了整个诗篇的情感基调。可以说，要深入鉴赏和研究怀古诗，批判精神是不能忽略的。
综上所述，《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的思想内容突出地体现为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领悟“怀古类”律诗的思想内容，不仅有利于对《瀛奎律髓》“怀古类”律诗的理解，也有利于对中国古代几千年来的怀古诗的理解，进而可以对怀古诗的鉴赏和研究创造出更好的条件，其意义和价值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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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诗全集范文第3篇
一、视野高远——天风拂襟袂，缥缈觉身轻[2]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
这一节由散句构成，每句字数四到七字不等，虽使用了一种平静、舒缓的叙述语气，却隐含着作者放眼宇宙、历史的神态，隐含着宏阔的视角、理性的沉思。
“水陆”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覆盖了整个世界，“草木”则是对万千开花植物的总括，这四个字反映了作者观察视角的高远，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主体形象：立于白云环绕的山巅，博带峨冠，俯瞰大地山川，遍览万木百草。同时，也说明作者在后文中表达的对“莲”的爱并非是见识狭隘。
周敦颐一生酷爱游览山川名胜，他曾赋诗说：“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3]常登山望远，澄澈襟怀，故为文时能有如此宏阔的视野。
“晋”和“李唐”连起来，则形成一条时间隐线，作者不仅在空间上立足高远，而且还在遥想历史，历览古今，追思前贤，指点世人。文字背后，浮现着一个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斟酌百代，捻须沉吟的大儒形象。
时空交错的宏阔视野，映射着作者辽阔的胸襟，印证了黄庭坚所评价的“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另外，在这种宏阔的背景下，作者一步步凸现出“莲”的形象，并使其更加凝重、鲜明。
二、咏莲清响——独为先生引兴长[4]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莲花之美，美自天工，自古深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前有古人，《诗经》中有“灼灼芙蕖，菡萏盈渠”的炫丽描绘，《离骚》里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深情寄托，李商隐赞叹“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5]；后有来者，被王国维称为“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的是周邦彦的神来之笔，“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6]。
那么，周敦颐为什么称自己“独爱莲”，慨叹“莲之爱，同予者何人”呢？
当然不是“只有”周敦颐爱莲，周敦颐也未必“只爱”莲花，而是因为周敦颐对莲的爱赞，不是偶然的情感抒发，而是一种道德情操的寄托、精神人格的追求：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此，“予独爱莲”四字一出，句式结构便陡然发生了变化，变散为骈，紧凑绵密，显示出情感之水不可遏抑之势。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周敦颐退隐庐山“莲花峰”下，门前有溪，名曰“濂溪”，自号“濂溪先生”，居室为“爱莲堂”，堂前凿有“爱莲池”。可以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哪一个人像周敦颐这样，将自己的人格情操、生命追求与“莲”联系得如此紧密。
也许，只有使用这个绝对化的、不合常理的“独”字，才能表达作者心中对莲的深厚情感。清代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将这种现象称为“无理而妙”，即越是违背“常理”，越往往能表现出“诗意”和“美感”，越能突出人物情感的“深”与“真”。如果我们将“独”字换为“甚”字，变成“予甚爱莲”，虽更合常理，但作者对莲的那份独特、深厚、深挚的感情也被“换”掉了。
三、比德绝唱——幸哉有斯人，浑沦再开辟[7]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君子比德，指借用外在物象来比喻君子的品德，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
孔子曾以“玉”比德：“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缜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8]
孟子曾以“流水”比君子“志道”之德：“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9]
自两汉以后，君子“比德”的外延不断扩大：“大到宇宙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海，小到青竹翠柳、蓼虫鸣蝉、文木佳果”[10]，凡有感悟，皆可用来比德。但不管用什么来“比德”，其“德”的内涵却少有突破。
《爱莲说》之所以卓绝千古，历代传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穿越历代“比德”的束缚，创立了一种新的“比德格局”。以“莲”比德，从而赋予“君子”以新的内涵，蕴蓄着一种新的文化创造。
我们试将孔子的“以玉比德”和周敦颐的“以莲比德”加以比较，这种创造就更加明显。前者包括七个方面：温和润泽的仁爱，缜密谨严的才智，坚刚不屈的大义，廉而不伤的行为，宁折不屈的勇气，瑕适并见的真情，清扬远播的言辞。而从周敦颐对“莲”的描写中，我们不难概括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君子之德：不染俗污的“洁净”，不妖不娆的“端庄”，参悟天地的“通达”，践履正道的“直行”，香远益清的“品德”。而这些君子之德，前人少有论及。这里有艺术的妙手偶得，也有思想的酝酿突破。
以“莲”比德是对君子内涵的突破，其背后的思想基础是周敦颐的“援佛入儒”。佛学名典《华严经探玄记》称，“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真如四德……”从这里可以看出《爱莲说》对佛教“莲花四德”的借鉴，当然也有“扬弃”。
“君子”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尺，是读书人修身明理的楷模，周敦颐对“君子”内涵的重新思考，孕育着对整个社会文化的重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其在我国秦汉以后，确能成为时代的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唐代佛学极昌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11]可以说，《爱莲说》在我国封建文化的思潮变迁中，昭示着一个新的文化时代。
注释：
[1]度正：《周敦颐年谱》，《周敦颐全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周敦颐：《游大林寺》，《周敦颐集》，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
[3]周敦颐：《同友人游罗岩》，《周敦颐集》，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
[4]参见朱熹：《爱莲诗》。
[5]李商隐：《赠荷花》，。
[6]王国维著，滕咸惠校：《人间词话新注》，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7]参见朱熹：《山北纪行二首》。
[8]参见《荀子·法行》。
[9]参见《孟子·尽心上》。
[10]周均平：《“比德”“比情”“畅神”——论汉代自然审美观的发展和突破》，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
李商隐诗全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诗 习作 创新
一、“黛玉教诗”的启示
《红楼梦》中第四十八回有林黛玉教香菱写诗一节。黛玉对急于学诗的香菱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王维），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诗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杜甫）的七言律诗，次再李青莲（李白）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些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锡、谢、阮、瘐、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个极聪敏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个诗翁了！”香菱遵此而行，果然诗艺大进。
黛玉的教法平淡无奇，但细细推敲，对我们读书和写作却很有启发意义。黛玉对香菱提出的第一要求就是阅读名家名作。接受名家名作的熏陶汲取“高营养”，香菱的写作能力迅速提高便非常容易理解。第二点是达到一定的阅读量。按她的观点，大约一年要读到近一千首诗，才能成为“诗翁”。以此来对照，我们中小学生的阅读量明显不足。第三，是对名家名作要“细心揣摩透熟”。而现在不少学生读书囫囵吞枣，只看故事不问思想，只读情节不读细节。自己“揣摩”少，更难达“透熟”了。研究了黛玉教诗的方法，似乎也找到了当前学生语文基本功差的原因：读得少，读名家名作少，“细心揣摩透熟”不够。其实黛玉教诗的方法也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我国传统语文学习中早就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的概括，可惜这传统宝贵的经验被忘记了。
古诗是中华灿烂文化的瑰宝，我国有着悠久的“诗教”的传统。在我们语文教学中，指导学生读一些古诗，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开拓学生知识视野、陶冶情操、切实打好读写基本功有着积极意义。“黛玉教诗”给我们莫大的启示：我们何不将古诗审美与作文指导结合起来，让古诗与作文这两大基础工程合源并流？小学语文课本上要求将古诗《村居》改写成记叙文的作文题，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古诗大多内容丰富，语言凝练，意境优美，感情真挚。背诵一定数量的古诗文，是积累、审美与育人的完美结合，对开拓学生视野，提高读写能力和道德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读古诗学作文”是将诵读古诗与小学生作文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古诗作为材
料提供给学生作文，运用古诗的写作技巧，指导学生作文，最终达到全面提高学生语言文字综合能力的目的。
二、“读古诗学作文”的构作
1.突出能力
作文本质上的主观性、形象性、人文性决定了作文必然是感悟的、品味的、揣摩的、咀嚼的。因为在作文中有许多东西，学生已经领悟了其中的意思，却说不出来，然而从学生的作文中却可体现出来。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注重通过吟诵古诗，促进学生对诗作意境的理解和写作方法的感悟，潜移默化地指导学生作文。
宋代诗人苏轼与一群文友同游风景名胜庐山。在这风景迷人、变幻多姿的名山前，众人纷纷吟赋作诗，其中以苏轼一首为最好，于是便题写在山上西林寺的墙壁上，有了今天《题西林壁》这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侧看、远看、近看、高看、低看，变换着不同角度看，不正是讲观察吗？横、侧、远、近、高、低，观察要按一定的顺序，还要从多个角度；“各不同”，还要抓住观察对象的特点。“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遗憾的是苏轼站在庐山之中，因为观察点的限制，自然“不识庐山真面貌”，而我们观察时却就是要识得庐山真面貌，要全面细致地观察所要观察的对象。这首诗和我们习作中的观察训练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同样是观察庐山，大诗人李白通晓观察点的重要，他是“遥望”庐山的瀑布，写下了《望庐山瀑布》这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这首诗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又是想象的佳句，给我们的想象训练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形象性是诗歌的审美特征之一，读古诗就是要通过语言为中介，用思维捕捉形象，体会意境形象美。我们在学习《望庐山瀑布》的时候，课本上有一幅图可帮助我们领会诗的意境。在充分想象意境的基础上，我们可对每首充满诗情画意的古诗进行构图的启发，进一步训练形象思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谈作文中的观察训练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谈作文中的想象训练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谈作文中的思维训练
2.展示方法
在古诗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的作文能力，同样在教学过程中也可进行写作方法的指导。通过《早春》与《晚春》的比较，可以增强我们的审题技巧；读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以生发许多立意的话题；曹植的《七步诗》是选择材料的典范，“人面桃花”则是精巧构思的佳话。我们在“红杏枝头春意闹”和“云破月来花弄影”中体味表达，在“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中琢磨修改。
《早春》与《晚春》――谈作文中的审题训练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谈作文中的立意训练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谈作文中的选材训练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
――谈作文中的构思训练
“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
――谈作文中的表达训练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谈作文中的修改训练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读到的古诗有的是写人的，有的记事的，写景状物的古诗则更是数不胜数。我们可以结合这些古诗的教学，具体地进行写人、记事、写景、记游等方面的具体指导。我们习作中的场面描写、环境描写，乃至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都可在古诗教学中得到充分的训练。
例如：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谈作文中的写人训练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谈作文中的记事训练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谈作文中的写景训练
“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谈作文中的记游训练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谈作文中的场面描写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谈作文中的环境描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谈作文中的修辞运用
3.指导操作
诗人根据表达的需要，语言高度浓缩、概括，情节跨度较大，具有很强的跳跃性。这就使诗中存在许多“空白”之处，为学生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引导学生抓住这些空白之处，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合理的想象，把跳跃过的情节补充出来，把浓缩概括的语言具体化，就是很好的作文练笔。在学生领悟了诗的内涵之后，让学生从多种角度进行扩写、改写，写读后感，或写由一首诗想到的等。给学生以发挥想象的自由，学生就会放飞想象，趣味盎然，入诗境，悟诗情，写出精美的文章来。如：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让学生以《瞧这一家子》为题进行扩写练习；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让学生以《啊，朋友再见》为题，叙述朋友间的依依惜别之情；卢纶的《塞下曲》让学生以《飞将军李广》为题进行写人文章的训练。针对学生作文的差异，我们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目的、有步骤、有针对性地进行片断训练。如：《江畔独步寻花》要求学生根据诗作，描绘出一幅鲜花盛开、彩蝶翩翩、草歌燕舞的春日江边美景，对学生写景进行片断训练。再如：《小儿垂钓》要求学生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一个头发蓬乱，手持钓竿，掩映在河边草丛中，行人问路，急忙摆手，但却不应声的天真儿童自由自在、憨态可掬的可爱情态。
三、“创新作文”的延伸
在古诗作文的实践中，我们收获了丰盛的喜悦。
读古诗学作文，激活了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写作神经，写作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习作训练高效而愉悦。
读古文可不可以领略作文的奥妙呢？实际上，作文的外延等同于生活的外延。读童话、读故事、看电视等等，无一不给我们作文提供借鉴。古诗可能对高年级学生的习作指导有切实的帮助。低年级的童话、中年级的故事可以作为我们阅读作文的铺垫。怎样构建系统的课外阅读结构，为学生的习作提供丰富的积累？怎样引导学生观察生活、感受古今，为学生的习作增添更多的感悟？我们还需要不断努力，构建一套既适应学生生活，又能激发学生创新精神的习作训练新体系！
参考文献：
[1]陈秉章.小学作文教学艺术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李商隐诗全集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汉语成语考释词典》 溯源 书证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成语，绝大多数在古代就已经形成。弄清每条成语的来龙去脉，对于更准确地编撰汉语成语词典和更细致地研究汉语词汇史，都是不无裨益的。但是，要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探究每条成语的源流，没有一大批语言工作者经过长期艰苦的共同努力，是很难做得完美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有数十部不同的汉语成语词典问世，经过比较使用发现，就溯源方面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洁修先生编著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以下简称《考释》)，在溯源方面用力最勤，贡献最大，成为查找汉语成语语源最为重要的工具书，至今还没有同类工具书可以代替。笔者在阅读古代文献时，也曾留意于汉语成语的溯源问题，现对《考释》中一些条目的溯源书证提供补正的例子，笔者所见诸书中可供补正的材料，本文均略去。全文分两部分：一、提供比《考释》所引更早的定型式书证；二、补充比《考释》所引定型式更早的接近式书证。为节省文字，《考释》所引为定型式书证时，本文只举作者、作品，不再列引文；为便于对照，本文在作者或作品前加注了时代。与《考释》所引属同一时代的材料，虽时间略先，本文也略去。
一、提供更早的定型式：
［不胫而走］引清代赵翼《瓯北诗话》。早见于明代谢肇《五杂组》卷十一：“江南之三白，不胫而走，半九州矣。”
［不知所以］引唐代何延之《兰亭记》。早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遂斩监御史，护军及诸校皆愕惊，不知所以。”
［长歌当哭］引清代黄宗羲《南雷文案》。早见于明代王嗣《杜臆》卷二：“末后亦作醉歌，虽云‘穷愁安在’，而以长歌当哭，公所云‘放歌破愁绝’者也。”
［单刀直入］引五代《祖堂集》。早见于唐代独孤沛《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我六代大师一一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
［低三下四］引清代《桃花扇》等。早见于明代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三刻拍案惊奇》第十四回：“夫人也为他寻亲，但只是低三下四人家。”
［放虎归山］引清代《东周列国志》。早见于明代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十一回：“诚所谓纵龙入海，放虎归山，必生后悔。”
［风起云涌］又作“风起水涌”，引苏轼《后赤壁赋》。早见于《太平广记》卷八六“抱龙道士”引五代耿焕《野人闲话》：“云雾旋合，风起水涌。”
［顾影自怜］义项下引清代梦麟《哀歌行》。早见于明代李昌祺《剪灯余话》卷五：“顾影自怜还自叹，新妆好好为何人。”
［光彩夺目］引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早见于《太平广记》卷四八“白乐天”引唐代卢肇《逸史》：“遣左右引于宫内游观，玉台翠树，光彩夺目。”
［积少成多］引宋代《欧阳文忠公集》。早见于唐代李商隐《杂纂》卷上“必富”：“积少成多。”
［历历在目］又作“历历在眼”，引宋代张元干《芦川归来集》。早见于唐代牛僧孺《玄怪录》卷三：“再由子城入胜业生男之家，历历在眼。”
［临渴掘井］引明代《古今小说》。早见于五代静、筠二禅德编《祖堂集》卷十四：“临渴掘井有什摩交涉?”
［弥天大罪］引《元曲选外编》。早见于南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一：“妾有弥天大罪，君当寸斩我，以谢诸亲。”
［明哲保身］引唐代白居易《杜佑致仕制》。早见于晋代葛洪《抱朴子外篇・仁明》：“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称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绝踪也。”
［拍案叫绝］引清代《红楼梦》等。早见于明代梦觉道人《三刻拍案惊奇・序》：“余尝读未见书，遂拍案叫绝，方悟古今事迹非奇则怪。”
［攀龙附凤］引东汉班固《汉书》等。早见于西汉刘向《列仙传》卷下：“服闾游祠，三仙是使，……攀龙附凤，逍遥终始。”
［凄风苦雨］又作“苦雨凄风”，引宋代曾几《茶山集》。早见于南朝梁殷芸《小说》卷三：“至诚感神，雹遂为之沉沦，伏而不起，乃无苦雨凄风焉。”
［气宇轩昂］引明代《醒世恒言》等。早见于南宋洪迈《夷坚志》补卷十二：“君气宇轩昂，有学道之质，但恨世事未除耳，且饮我酒。”
［身不由己］引《宋元戏文辑佚》等。早见于《太平广记》卷三八一“六合县丞”引唐代戴孚《广异记》：“尝许为妾，身不由己，父母遣适他人。”
［深恶痛绝］引清代金圣叹《西厢记》批语。早见于南宋朱熹《大学章句》：“言有此疾之人，妨贤而病国，则仁人必深恶而痛绝之。”
［水深火热］又作“火热水深”，引清代郑廉《豫变纪略》。早见于晋代傅玄《拟四愁诗》：“何以要之同心鸟，火热水深忧盈抱。”
［四面八方］引宋代宗泽《宗忠简公集》等。早见于五代静、筠二禅德编《祖堂集》卷六：“僧曰：‘四面八方请师刮。’”
［缩手缩脚］引清代刘鹗《老残游记》。早见于明代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三刻拍案惊奇》第十九回：“管头少，不够，必至缩手缩脚，没胆，自然越输。”
［索然无味］引清代叶燮《原诗》。早见于明代洪应明《菜根谈・续遗》：“俄而漏尽烛残，香销茗冷，不觉反成呕咽，令人索然无味。”
［堂堂正正］引清代刘鹗《老残游记》。早见于明代王嗣《杜臆》卷八：“公之谋国，堂堂正正，即孟子所以告齐、梁之君者。”
［万籁俱寂］只举语源，未引定型式例。见于明代瞿佑《剪灯新话》卷一：“既而更深漏尽，月堕河倾，万籁俱寂，企立船舷，如有所俟。”
［无济于事］引清代钱彩《说岳全传》。早见于明代王嗣《杜臆》卷七：“故终引邓大夫证之，而深叹文人无济于事也。”
［心安理得］引晚清李伯元《中国现在记》。早见于明代王嗣《杜臆》卷六：“故‘锦鲸还客’，‘心始和平’，所谓心安而理得者。”
［一无所有］引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等。早见于《太平广记》卷二八六“胡媚儿”引唐代薛涣思《河东记》：“媚儿即跳身入瓶中，纲乃大惊，遽取扑破，求之一无所有。”
［载歌载舞］未引定型式例。见于明代瞿佑《剪灯新话》卷四：“吹笙击鼓，罗列樽俎，妙女娇娃，载歌载舞。”
［张冠李戴］引清代孙承泽《天府广记》。早见于明代周清源《西湖二集・巧妓佐夫成名》：“借他人之诗文，张冠李戴;夸自己之名姓，吾著尔闻。”
二、补充更早的接近式
［冲锋陷阵］引唐代李百药《北齐书》。又作“登锋陷阵”，见于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帝以试左右数十人，常为先登锋陷阵，皆终身不伤也。”
［顾全大局］只引晚清刘坤一《书牍一七》。更早作“顾全大体”，见于《旧唐书・杨炎传》：“但以朕于将相，义切始终，顾全大体，特有弘贷，俾从远谪，以肃具僚。”
［宽宏大量］引《元曲选》。又作“宽宏大度”，见于宋代张齐贤《洛阳・绅旧闻记》卷四：“中令宽宏大度，不妄喜怒。”
［茫无头绪］引明代凌蒙初《谭曲杂札》等。又作“茫然无绪”，见于南宋洪迈《夷坚志》支景卷四：“时所营茫然无绪，未敢以为信。”
［势均力敌］引《宋史》。又作“势齐力均”，见于晋代葛洪《抱朴子外篇・诘鲍》：“贵贱有章，则慕赏畏罚;势齐力均，则争夺靡惮。”
［显而易见］语源引宋代文，定型式引清代薛雪《一瓢诗话》。更早作“显而易识”，见于晋代葛洪《抱朴子外篇・清鉴》：“但其所得者，显而易识，其所失者，人不能纪。”
［兴妖作怪］语源及定型式皆为《元曲选》。更早作“造妖作怪”，见于南宋洪迈《夷坚志》补卷十五：“昼则臂鹰出原野，夜则涉历市井，造妖作怪。”
［耀武扬威］引《元曲选外编》。又作“耀武伸威”，见于《旧唐书・裴度传》：“终得裴晋公，耀武伸威，竟殄两河宿盗。”
［移山填海］只引汉代语源，未引定型式。又作“移山拔海”，见于晋代葛洪《抱朴子外篇・交际》：“虽赫弈刀尺，决乎势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云，造其门庭，我则未暇也。”
［以售其奸］语源引唐代柳宗元文，最早定型式为明代归有光《震川别集》。更早作“以售私奸”，见于晋代葛洪《抱朴子外篇・时难》：“于是弘恭石显之徒，饰巧辞以构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奸。”
李商隐诗全集范文第6篇
[关键词]废名 思想研究 方法论 传统文学转型 地域文化
废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史中的思想异类,具有自身独立的人格精神、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体系、探索性的文体实践、前卫且个人化色彩十足的文化观念,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废名文学作品的解读日益增多,对废名遗稿的发现整理日益完善,对废名美学价值体系的思辨日益多元,对废名的文学创作、个人生平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使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形象日益清晰丰满。
1935年,鲁迅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在导言中对废名在文学史整体中的形象作了初步概括:“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文中所选《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三篇小说,均出自《竹林的故事》,为废名早期作品。而鲁迅作为思想与时代结合最紧密的五四作家,自然对废名在文学创作中所表露出的冷观时代、另辟蹊径从而另造思想世界的思想趋向不以为然,尤其是对废名后期作品愈加内转表示不满,批评废名的文学创作中只剩下了自我。以此发轫,中国文坛对废名小说中所表现的实验性和与众不同,开始发出了各种不同声音。比如,1936年,刘西渭(李健吾)就在《画梦录》中评价废名,“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伟大的,生动的,新颖而且时髦的,然而很少以为更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五四以降,现代文学史中并不缺乏以现代西方文明来批判中国乡土社会的作家,也不缺乏通过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描写多重压迫下农村的衰落破产与农民的生活多艰,鲁迅、彭家煌、台静农、许杰均以反传统的现代姿态对乡土社会作出各种批判,但是,唯有废名,是站在传统的视角,包容的态度来看待传统宗法社会,有意无意的冲淡悲哀残酷的氛围,在黄发垂髫、阡陌交通中寻找传统社会中留存的人性美与自然美。在这点上,废名无疑与时代的主流唱了反调,表现出与时代作家格格不入的独立文化思考与文学关照。因此,逢增玉先生与美国学者史书美,均认为废名的小说无论在内容主题上还是文体形式上均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反现代主题,是颇有道理的。尤其是史书美以“传统中的现代”来概括废名的文体演变与思想追求表达了废名在中国文学传统内部求新求变的不懈追求,体现了废名与众不同的“现代性”特征,也是颇为精当的。
而格非通过其所擅长的叙事、文体研究,也对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进行了总结与概括,并认为废名的作品是我们丰富现代文学资源、反思当代文学轨迹的重要支撑。“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格非也在其分析中提出了在叙事学及问题研究角度研究废名作品的基本方向。其一,从传统文学角度来观察废名,在传统文学的实际概念下对废名文学的思想源流进行阐释,理清脉络,廓清格局,“废名在继承中国文化和和叙事特点的同时,他多少有点极端化的尝试与探索,也丰富了这一传统。”;其二,废名文学作品与时代的互动,“废名作品侧重于表现现实或时代精神的关系,摆脱机械反映论的束缚,避免作品的简单化和功利性具有相当启迪作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废名的文学作品高于时代,对时代的病痛与疾苦进行了某种文学的隐喻,通过信仰、民俗的双重思考来勾勒人心,在文化高度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某种反思。所以,废名作品并不是单纯脱离时代的试验之作,而是需要研究者建立某种理论架构,建立分析废名作品与时代关系的可靠分析模型;其三,废名“为丰富汉语写作的形式表现技法、修辞手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废名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脱胎于中国传统诗歌,尤其与唐人诗歌联系尤为密切,其中以景代情、以景代叙的美学特征更为明显,这种清新隽永的叙事风格与文体形式尤其值得文学研究者细致爬梳,细致辩驳,从而归纳梳理出废名文字美学特征的探索方向。
对于废名文学思想溯源,研究者大多以佛禅思想作为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演进、转变的过程中,佛禅思想都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维度,比如苏曼殊、丰子恺、萧乾、许地山、冰心、李叔同等等。但是若论及与佛禅思想联系最密切、研究最精深、纠结最长久、态度最真诚,则非废名莫属。陈国恩认为,废名受佛禅思想影响可以从三方面来考辨:其一,是禅宗思想中“空诸一切”的“色空论”和废名自身对于文学作用“自娱―解脱”的目的论,满足了废名在时代激变中寻求精神安宁、消极避世的心理需求;其二是在文学叙事的角度,将禅宗之“万法尽在自心”理论应用至文学创作中,造成了废名文学作品中时间的混沌与空间的模糊,形成了片段化的美学效果;其三是深受禅宗佛法修行中“旗动、风动、心动”的机锋训练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追求言有尽而意无边的禅趣。而李俊国则更是认为,废名行文构句的冷峻清奇、言简意邃的语言特甜,主要来自禅宗佛法中“直观性、暗示性与顿悟性”。依笔者拙见,废名研究中的佛禅思想影响研究固然是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向度与增长极,但知其然尚需知所以然,若论更深层次的探讨,则尚需两个重要研究向度的丰富与完善:
其一便是溯源废名佛禅思想的形成。目前学界研究者对废名佛禅思想的来源多归结为三点点,其一便是废名家乡的地域文化与童年经验,其二便是自身敏感脆弱的心理气质,其三便是、周作人等五四一辈的熏陶与启示。论及具体演进过程,则多以抗战时期的经历为分割点,经历了由“观心看净”至“无相、无念、无住”的变化。其研究关注点多在其佛禅思想形成之后再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对废名与黄梅地域文化在思想上的互动缺乏专门而深入的论述。应该说,将废名与地域文化、地域气质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深化,其目的是为了凸显其背后废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而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将地域文化中的佛禅思想置于废名思想与佛禅思想、传统社会关系研究的前景位置,把思想研究从显性脉络转向隐性影响,抽丝剥茧,细细品读废名的佛禅思想形成,以及形成之后的诸般特征。正如金克木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说:“我国和外国的不同情况要先查一下。西方除罗马帝国外一国的地域很小,所以地中海沿岸就不止一个洲,更不止一个国。巴尔干半岛包括了几个国家。国别研究,分开或结合,已经是地域学研究了。有的大国,如东方的印度,一国包括了十种以上有文史的语言,互相不相下。古代虽有较统一的文言,好比中国的古文,但由于是拼音文字,方言差别和地方语言分歧使规范文言不及中国汉语文言的势力大。各语言的文学自然带有地域性。”“唯有我国,汉语覆盖的面积本来很大,汉文在全国文化中的势力更大,而且一脉相传几千年,纵的历史的线不能不结合横的地理的面。所以我觉得不论外国如何,我国的汉语文学也可以有地域学研究。艺术也可以在民族的和历史的之外再加地域的研究。”金克木先生所提出的研究构想可以从近代诸多学者的研究论断中找到原型,如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刘师培。由此以降,鲁迅在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对中国乡土作家的分析更是对文学思想地域构成论做了初步的实践努力,溯源作家“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正如他在《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中所言:
籍贯之都鄙,故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
通过此种在理论研究上合法性的构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理论基础对废名故乡的精神气质,尤其是其中源自禅宗而又渗透着乡土社会世俗化的佛禅思想展开一系列深入的探索,建立废名文学思想研究中的以佛禅思想研究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场”的研究与构建。具体分析模型试论如下:
借鉴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提出:从整体出发而不是部分出发的完型心理现象,可以用来阐释“文化的整合”,一方面归纳提纯黄梅地域文化中的世俗佛禅思想,描述其嬗变过程;另一方面,将提纯的文化精髓置于废名文学创作的文本细读与历史现实之中,以求“完型”。从而重构废名精神结构中的“地域文化场”,在黄梅地域文化尤其是禅宗文化的品读中,更加合理的阐释废名文学思想中清奇悠远、亦诗亦画的禅思之气。
其二是在思辨具体问题时区分“哲学的废名”与“文学的废名”。如前所述,学界目前分析废名文学创作中佛禅思想的专著、论文不在少数,但是却有日益流于生搬硬套的概念化趋势,在具体研究中仅仅将废名所能涉及禅宗思想目录化,而后通过废名的具体文学创作图解禅宗思想条目,过于穿凿而牵强附会。废名的禅宗思想仅仅是其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文学向度,与之相并列的思想因素尚有传统文学的转变与儒家传统乡土观等等,期间不乏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思想因素,我们所能确定的仅仅是废名在具体创作中所表露的思想立场与思想态度,至于具体的思想影响研究,更应慎之又慎,区别对待。而作为“哲学的废名”,则是用来指代《阿赖耶识论》中所表露废名对于禅宗理论的思考。抗战时期,废名避难黄梅。既是其文学思想的转变时期,也是其佛禅思想的转变时期。在这期间,废名创作《阿赖耶识论》,具体阐述其对于佛禅的认识并将其初步体系化,而后又通过发表于《世间解》杂志上的《佛教有宗说因果》、《体与用》将其佛禅思想逐步完善化,主张“佛教的因果是说体的,世人的因果是说用的。”需要注意的是,废名的佛禅思想体系并不是可以完全融入近现代中国禅宗研究中的,而是带有其自身强烈的人文化色彩与个人化色彩;同时,也要注意,废名的佛禅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于以熊十力为代表的近代“唯科学主义”以及“进化论”辩论基础上的,认为“中国的几派人都是中了进化论的毒”、“佛家的真实是示人以‘相对论’”,这就给我们对废名佛禅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先天参照谱系,即能够通过比照中国近现代“唯科学主义”的演变,来观照废名佛禅思想体系的立论、驳论、概念构成、价值体系以及思维逻辑等一系列思想研究命题,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见学界有深度探讨的范例之作。这不能不说是废名研究中的一大缺漏。
废名研究的另外两个研究热点便是小说中的诗化创作与诗歌研究。“诗化”概念是废名小说创作中最为鲜明的文体特征,也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主要学术关注点有四:其一,废名文学创作中的梦幻色彩与幻境营造。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灌婴即认为废名的文学创作“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想的写象。”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以此为题不断进行学术拓展(具体研究成果我会在后文分章详论时涉及);其二,废名文学创作中的梦幻色彩与幻境营造得益于其自觉借鉴中国传统诗歌的以景代情的写作手法,以简洁、凝练的文字将读者带入唯美的阅读体验当中,在中国现代文坛独树一帜;其三,废名的小说创作体现出强烈的文人小说特征,具有笔记小说的基本特点,最明显的便是其小说创作中表露出的“互文性”特征。在小说创作中,废名有意将“互文性”作为自身文学实践中的标志性审美价值与叙事手法,在涉及文化背景时,常常抛开小说的人物刻画与主线情节,嵌入一个与之相关的其他文本,或诗歌、或古文、或民谣、或方言、或历史、或外文、或戏曲,从而形成一种叙述人与讲评人“声口”的互换,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学魅力;最后,便是废名创作中的“晦涩性”。周作人就评价废名作品“晦涩”,“晦涩的原因普遍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是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而陈建军则认为废名小说创作中的晦涩主要来自其“文学即梦”的文学创作观。
与废名小说中的“晦涩”研究相同,在废名的诗歌研究中的“晦涩”同样引起关注诗歌研究的众多学人的探讨,其成因众说纷纭。刘半农在日记中即评鉴废名的诗歌“有短诗数首,无一首可解。”,自此,“难读”、“难懂”便成了废名诗歌的标签。孙玉石在《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中认为废名的诗歌是一只“迷人而难启的‘黑箱’”。而如何开启这“黑箱”,学人亦是各辟蹊径。朱光潜认为,深入的理解废名诗歌背后的文学思想构成与文化意识背景,是品读废名诗歌的不二法门,“废名先生富敏感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而蒋成则认为理解废名的诗歌创作,“不应限于‘知人论世’的传统解读法,有必要对诗歌本体,即对诗的语言、结构、意象、和体式进行研究。”,即主张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将废名诗歌纳入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研究之中。与蒋成主张构建理论分析模型的主张不同,冯建男依然主张体悟式的研究方法,“读废名诗,第一要求解,第二要不求甚解。求解是基础,不求甚解是超脱。”而体悟的对象与手段便是“禅中求禅”,运用禅宗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废名诗歌中的禅意,“废名诗歌就是禅家的静观、心像、顿悟、机锋,与李商隐温庭筠词的感觉,幻想、色彩、意象的现代化的融合。”持此观点的还有王泽龙,认为“不从禅理、禅趣、禅思来解读他的诗,是难以深入其堂奥的。”还认为“废名以禅入诗,并非就是以诗写禅,与传统禅诗中追求的那种水中月、镜中花、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诗境与诗思特征依然有别。”。
在我看来,对于废名诗歌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对废名诗歌理论的系统而深入研究基础之上。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以诗人身份而著书立说,阐明自身对于新诗理解并将其理论化的,只有废名先生一人,著作也仅有《谈新诗》一部。在书中,废名先生系统阐释了“五四”以降而至三十年代中国文坛较有影响的新诗作者及其代表作,细致梳理其脉络,深入探讨其得失,进而提出新诗“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等新诗审美价值体系,既有继承中国传统诗歌审美特征一面,也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传统在自身的转变过程中所体现的现代性色彩。但遗憾的是,学界目前尚无专门论述废名新诗理论的专著付梓,其新诗理论体系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尚欠公正而明确的定位。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界似乎陷入了重理论而轻品读的怪圈,西方的诸种文艺理论思潮、哲学概念阐释、美学观念体系,都可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找到对应的具体研究。这种趋势一方面有利于学界以更加开阔的思路来思辨中国现代文学的成败得失,有利于以更多维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嬗变转折,有利于以更长的时态来考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时性变化,但是,伴随而来,也会使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与叙述产生某种空白与残缺。基于上述思考,我在选择废名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时,希冀把自己的关注点着重放在被各种理论所忽略的历史细节,并尽可能以一种后来者的超越姿态来叙述、勾勒废名先生的文学思想,力图归纳废名先生文学思想各因素的价值体系与特征,梳理各因素之间复杂而纠结的脉络关系。当然,我始终坚持,作家的文学思想研究不会完全符合理论研究框架,也不必追求古建筑修建一般的“磨砖对缝”,打磨现实存在的思想棱角,强行归纳进既有理论体系,既不符合历史现实,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发展。譬如,废名与周氏兄弟之间在文艺理论上的继承与争辩,在现实人生中的影响与纠结是废名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一环,依然需要进行“知人论世”式的整理思辨,针对学界现有废名研究的某些问题,钓沉某些历史细节,丰满人物思想,认识其复杂性与多面性,使文学思想研究避免掉入某些历史主义的窠臼,能为文学史研究进行某种丰富,不枉废名先生晚年独立北国边陲憔悴心力。
对废名文学思想的研究,应主要聚焦于他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时代思潮时所采取的思想反应,进而探讨在他思想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及文学价值观在西潮汹涌和时代沧桑的双重变奏下的调整和嬗变。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学者理查德.罗蒂曾经对“文学”做过这样的当代思考:“‘文学’一词现在所涵盖的书籍几乎无所不包,只要一本书有可能具备道德相关性――有可能转变一个人对何谓可能和何谓重要的看法,便是文学的书。这与该书是否具备‘文学性质’毫不相关。现在文学批评家不再从事所谓‘文学性质’的发掘和阐述,而应该建设如何修正道德示范和顾问的准则,建议如何缓和这传统中的压力,或如有必要,加剧这些张力――来促进人们的道德反省。”文学与思想维度的多样性、道德价值准则的差异变迁、文化自身的沿革与转变等“文学之外”的关系日益密切,也在另一个方面导致了文学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从馆阁之内进入红尘之内,孰是孰非,暂且不论,这种变化的本身使文学有可能成为当代人对历史与社会产生“了解之同情”的最佳管道,在某一方面象征了世情、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不断变化。所以,我们共同面临的巨大问题也就成了如何把握这已不似文学的“文学”,如何从百絮千头中抓住最具代表性的主要脉络,进而对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生活模式、道德判断、价值标准、审美趣味进行我们自己的阐释,进而对当下进行某种理解之上的批评与总结。一得之愚,我对废名先生文学思想的研究便是如此,希冀通过对传主精神世界的梳理,打开一个观察其时文人思想嬗变的窗子,勾勒并总结其对于文学观的思想特征与美学观念,探讨在西潮东渐、东学式微的时代大背景下各种思想激荡在个人层面的冲突、妥协、理解与融合,揭橥传统的文学观念、价值标准在历时性时段中的调整与嬗变,如何应对挑战、求存求变。可以说,废名先生的文学思想在时代背景下的特立独行,宛如长衫料峭,地处边远、观察中央的传统文人的背影,留给我们太多思考的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废名文学思想研究就是废名先生个人的“思想史研究”,在“如何思想”这个命题上进入废名的思想世界与美学世界,研究他对于时代、知识、人生、世情、人心、自然、信仰的理解;研究他表达自身思想、理解概念和构成思想概念的命题、立论、体验、论证乃至最后结论的文学作品;研究一段时期以来对他作品所产生的各种阐释以及历代前辈研究者通过对废名作品的解读、与废名思想对话而产生的新的思想;研究废名在其时语境下对美学、价值、理论、信仰的建构方式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废名对于社会文化的思想、认识是如何形成、前进、调整、嬗变、增长,从而使我们后来人能够站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来看这个世界,意识到我们并不是白手起家,意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对话,面对时代冲击时我们并不孤独。以此发轫,从而在吸收前人经验与认识的基础上回应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挑战,使我们的思想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声音,展示我们思想前进的步伐以及我们如何前行。不仅如此,在另一方面来说,带着以上的命题来进行废名文学思想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以释道儒思想为核、以世俗社会为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的思维特征,他们在嬗变过程中抛弃了哪些文化模块,又吸收了哪些文化因子,哪些美学观点在面对西潮冲击时被彻底瓦解,哪些又经过“创造性转变”而历久弥存,焕发出新的光彩;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以废名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在思想被冲击、洗礼之后,其重生的思想文化核心和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进步,能够起到哪些规范性作用,进而在整体上理解我们这个文明以及其传统文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对于文学思想的研究应与关于中国当代文化思想的讨论产生某种密切的联系。新世纪以来,学界通过翻译、引进乃至西方学者直接参与中国研究,形成以现代性讨论、诗学讨论、思想史讨论、文化史讨论为特征的新一轮思想激荡,这种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的引进,拓宽了学界的研究视野,也激活了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动力。作为以思想表述为主要目的的文学研究,概莫能外。例如,由于现代化理论、韦伯理论、东亚文化研究在学界内的受关注度的持续提高,“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化”这样的命题开始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并衍生出了文学传统中对西方文学思想的回应、文学传统中的宗教意识与西方基督教思想对话、文学传统对现代性的态度、文学传统与现代西方伦理学价值、自由主义以至人权思想,等等。但是,我在这里要表达的观点就是,所有这些研究都不能脱离作家、时代文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不能为了理论表述的完美而把史料的爬梳、“移情”式的美学理解有意无意的忽略,而应该注重学理思辨,在现代哲学、文学的视野中分析与把握作家的文学思想,注重对思想本身的细致研究,注重所研究作家在时代背景下的精神追究、哲学思考、价值理想与人生体验,并在此研究基础上,适度的通过与西方学术理论思想的对话,展开比较研究,从而把对于作家的思想分析引向深入。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运用以上方式进行本文研究与推理的同时,仍然希望能够把握作家的文学文本与思想文本,在我看来,无论对作家、作品乃至思想、时代作出何种解释,这种关联研究中的文本,仍然是我们研究过程中的基础。没有文本的深度研究、对文本不做深入分析的研究,基本属于浮光掠影式的概念堆砌,难免沦为某一理论的可有可无的垫脚石或某一先贤命题的应声虫,无法做出扎实的学术研究,无法为学术研究的进步做出某种实质贡献,更谈不上文学研究的学科性与学术性。
做废名文学思想研究,其研究目标必是其思想,而研究的基础确是文学,是上文中提到的经典性作品。这种研究与全景式的纪传研究不同,后者固然可以通过对传主某一方面的人生体验、思想观念、观念价值的提纲挈领来勾勒其某一方面的精神形象和人生经验,但还是要尽可能关照伴随而来的传主人生经验中的枝节藤蔓,形成多角度,多方向的研究体系,从而提供比较真实客观且富于人文精神的研究成果;而文学思想研究在一开始就设定了其主要研究范畴,规定了以传主所表达、所阐释思想观念为主要聚焦方向。具体说来,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其一,现代作家文学思想研究,并非经过深耕细作的田园,依然有相当的学术研究潜力,值得我们从文学本体论的维度出发,对文学进行某种内部观察,总结整理作家对于文学本质、特征、标准、外延、内涵、文体、心态、功能等的认识与理解,以期在总体上把握现代作家的文学观、文章观、文体观,进而了解时代的文化观。以废名为例,其引人注目之处不仅仅在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表现出的探索性、实验性、前卫意识与个性色彩,更在于在其文学观中所体现出的某种中国传统思想观与文学观在西方思想的酶化作用下发展方向的某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并不是后来者在当代文学思想与当代文化理论语境比照下的总结归纳的比较文学研究结果,而是其本身思想的诸种特征在时代变奏下自身进化使然。
其二,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不同,废名在思想方式上呈现“独语”的特征,与时代话语主题的交集较少,多是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寻求避世的“桃花源”。而在寻求的过程中又呈现多层次、双层面得思维特点:一方面是作家寻求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融合,在山水田园的牧歌中使自身的美学体验与传统中国社会理想相契合;另一方面,作者在进行美学探索的同时,又经历着现代社会的喧嚣与不可知、现代文明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蚕食、传统社会中宗法观念的残酷等现实体验,不可避免的陷入精神上孤寂落寞、信仰上凋零漂泊、文化上无宗可依的痛苦,于是,一方面,作家需要用传统文明理想中的美感和圆满来抵御现代文明带来的惶恐不安,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现代文明的火把来照亮现实乡土社会的残酷黑暗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信仰与现实之间、文明与蒙昧之间――精神撕裂的痛苦,莫过于此。
其三,历史宛如一个巨大的旋转舞台,总是把相同的历史命题和文化选择一次又一次的交到我们手中,但是“人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这一次”与“上一次”之间,相同文化选择再次出现时,已经历了太多概念的替换、思想的曲折和价值的位移,这都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对期间的细微变化有一种敏感的发现和理性的思辨。作为作家个人的思想研究也是如此,常人的思想观念也常随时代话语、社会思潮、知识结构、价值体系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何况是素以敏感、细腻著称的诗化文人,常常出现“回望来时路,不知身何处”的情况,这就更需要在研究中注重传主思想的“时态”变化,通过对作家在文本中表达的文化意识、审美特征、思想体系的历时性思辨,探讨并归纳其思想变化的某些轨迹,从而透视一代文人的思想变迁,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种种趋向做出某种自己的认识。这种归纳与总结无异于梳理麻絮,将一团麻的活动渐行归纳出几条合乎历史现实与文化演变逻辑的轨道,同时也需要通过融化现代哲学理论与社会理论,进行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交叉研究与复合,其学术成果也应是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但我限于学识所限,所作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尝试,高山仰止,留待后来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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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诗全集范文第7篇
1 中小学图书馆文献编目概述
文献编目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将不同学科、不同语种、不同专业、不同形式的文献根据其内容特征和外部特征进行描述和揭示，编制成一条条款目，再组织成为目录的过程。它是图书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图书馆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1.1 文献编目的环节
文献编目包括两个环节。
1.1.1 著录
文献编目包括文献的著录、文献标引（分类标引、主题标引）、目录组织等过程，著录是文献编目的第一个环节，它是将文献的外形特征和内容特征加以描述。例如，在编文献的题名及责任说明、出版地和出版者及出版时间、该文献要反映的主题内容等。
1.1.2 目录组织
文献著录以后，在手工目录中形成款目，在机读目录中形成一条记录，将这些款目或记录按照一定的方式方法组织起来，例如，按文献的题名字顺进行排列（在机读目录中可以自动实现），这一环节称为目录组织。通过目录组织，无序的款目即可形成有序的目录，所有文献都可以在文献目录中拥有特定的位置。
1.2 文献编目的作用
通过编目，可以揭示文献的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使文献系统化和有序化，形成一个可供检索的体系，使分散的文献集中，便于读者检索和使用，也为管理人员进行科学有序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3 文献编目的原则
文献编目过程中，应当遵循三项基本原则。
1.3.1 客观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就是对文献外形特征的描述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信息必须照实著录，而不是编目人员随意更改或提炼的，即使在编文献信息出现错误，也应如实反映出来。编目员修正后的信息要用“[]”括起来。
1.3.2 实用性原则
文献编目应把方便读者检索放在第一位。文献著录是对各种类型的文献采用详简不同的著录级次，让读者了解文献内容，各种检索点的设定应尽量符合读者普遍的检索习惯。如对于一些题名带有“简明”、“最新”等前缀的，不妨可以去掉前缀，设一个新的题名检索点，直接从前缀词之后的题名开始进行检索，为读者提供方便。
1.3.3 规范性原则
规范性原则，是指在文献标引、文献著录、规范控制和目录组织时，必须遵守一定的标准和有关规则，也就是说文献编目一定要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文献编目时应制定编目细则，目录组织时应根据读者检索的具体情况，选择通用的目录组织法来组织各类目录。目前在文献编目中，通用的编目规则有《文献著录总则》、《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和《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
2 中小学图书馆文献信息著录法
文献著录规则是文献著录的一个主要依据。为了进一步发展图书馆事业，实现自动化管理，达到“资源共享”、与国际接轨的目标，我国图书馆界逐步统一了文献著录规则。
1979年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这个组织自成立以来，根据各类国际文献标准，对我国文献著录标准进行了研制。
自1982年开始，连续颁布了《文献著录总则》及各类型文献的著录规则，如《普通图书著录规则》、《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乐谱著录规则》、《技术标准著录规则》，等等。
1996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编撰小组根据《国际标准书目著录（1SBD）》和中国文献著录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及系列分则），并结合我国文献编目工作的实际，编撰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随着网络资源和电子文献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图书馆收藏的载体类型不断发生变化，信息的传播方式和组织方式都有相应的改变，文献编目理论与方法也应与时俱进。
2002年6月，由国家图书馆主持，组成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编撰小组，开始对《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进行修订。本次修订中既遵循ISBD原则，参照AACR的体例，又体现中国文献编目的特色；既坚持整个编目规则体系的一致性，又考虑到各种文献类型的特殊性；既坚持标准规则的统一性，又保持适当的灵活性。
2005年4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的出版，为图书、期刊及视听资料的著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中就文献的八个著录项目、15种著录项目标识符号及著录的信息源、著录用的文字分别进行了阐述。
2.1 图书著录方法
中小学图书馆收藏文献类型中以图书最为常见，这些图书同时也是最为普通的藏本。普通图书在我国是指1911年以后以单行本形式刊印的出版物，包括汇编本、丛书、多卷书和以古典装帧形式刊印的现代著作与以平装形式刊印的古代著作。图书著录的项目有：题名与责任说明项、版本项、出版发行项、载体形态项、丛书项、附注项、标准书号与获得方式项，下面分别进行描述。
2.1.1 题名与责任说明项
2.1.1.1 规定信息源
主要是题名页、版权页。
说明：第一，如果没有题名页，可选择文献中信息详尽的那部分作为代题名页；第二，题名页信息不齐全，从其它来源中补充。这两种情况著录于本项目时应置于方括号内，即“[ ]”。
2.1.1.2 使用符号及常见结构形式
正题名 / 第一责任者及责任方式；
正题名 / 第一责任者及责任方式；不同著作方式的责任者及责任方式；
正题名：其他题名 / 责任者及责任方式；
正题名 = 并列题名 / 责任者及责任方式；
交替题名，又名，交替题名 / 责任者及责任方式；
合订题名 / 责任者及责任方式·合订题名 / 责任者及责任方式。
2.1.1.3 本项内容说明及著录
正题名是出版物的主要题名，著录时应按信息源所载题名如实著录，同时它是第一著录单元，即使题名页上责任说明、版本说明等其他非题名信息事项位于正题名之前，正题名仍然是第一著录单元。
交替题名是在题名页上出现的在正题名后面用“又名”、“原名”、“一名”等相连的题名。正题名可以包含交替题名，题名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用逗号、空格、又名、逗号、空格或其它相应的词语连接。
其他题名是对正题名的限定、补充、说明等的题名，著录于正题名之后。题名页上有多个其他题名信息时，应按题名页上的版式所示次序著录。
并列题名是指题名页上出现多种语言表达的题名，其中未被选入正题名的那种语言，叫并列题名。
合订题名是指在题名页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题名，他们是各自独立的著作，没有共同题名，合订在同一本书中。
责任说明包括责任者名称、责任方式两个部分。责任说明分单一责任说明及多个责任说明两种。单一责任说明即指题名页上只有一种责任方式需要著录的。如果一种责任方式有多个责任者时，每个责任者之间用逗号、空格（，#）表示。如果题名页上有多种责任方式需要著录的，即为多个责任说明。著录多个责任说明时，应根据题名页上版式或责任说明序列表示其次序。第一个和其后的责任说明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标识符，它并不表明第一个责任说明与文献的主要责任有关。
2.1.1.4 实例展示
例1 孩子最感兴趣的201个动物故事 / 付培培， 易维娜改编
例2 漫步于典雅之间 ：中学文言诗文教学散论 / 陆精康著
例3 成长的礼物 / （美） 威廉·H·麦加菲编；李艳芳译
例4 小学生班级书架. 1 ，我们的少先队 / 中国少年报社编
例5 妙手情天， 又名， 向日葵 / 李赤威改编
例6 木偶奇遇记 = Pinocchio / （意） 科洛迪（Carlo Collodig）著；成慧译
例7 少年维特的烦恼 =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浮士德 = Faust / （德） 歌德著；任敏译
例8 李贺歌诗编 / （唐） 李贺撰；董乃斌校点·李商隐诗集 / （唐） 李商隐撰；董乃斌校点
2.1.2 版本项
2.1.2.1 规定信息源
版权页、题名页、其它序页（题名页对面或反面、题名页前的页码和封面/封底/封里/里封底）和书末出版说明等。
2.1.2.2 使用符号及常见结构形式
.--版本说明
.--版次 / 与本版有关的责任者
.--版次，附加版本说明
2.1.2.3 著录于版本项的几类版本说明
地区版说明：如“农村版”、“海外版”等；
读者对象版本说明：如“儿童版”、“高中版”等；
特殊版式或外形说明：如“盲文版”、“缩印本”、“图画版”等；
语种版本说明：如“蒙文版”等；
时间版本说明：如：“1988年版”（有些出版物用年代表示的不同版次，如《辞海》等）。
2.1.2.4 本项内容说明及著录
版本项中包含版本说明、与本版有关的责任说明、附加版本说明三点内容。
版本说明应按出版物中出现的措词著录，版次用序数表示，并用阿拉伯数字替代其它数字或由字母拼写的数字。一般情况下，第一版不需要著录，其他版次均需著录，如“第2版”。
与本版有关的责任说明是指著作内容或形式有变化的版本的责任者和责任方式，是新版本的审定者、修订者等，是参与新版再创作的说明。
附加版本说明是指在版权页上记载的对版本的补充说明。在版权页上与其他版次同时出现时，应作为附加版本说明著录在版次之后，用“，”标识。
2.1.2.5 实例展示
例1 .--第2版
例2 .--第2版， 修订版
例3 .--第2版， 修订本 / 广东、广西、河南辞源修订组修订
2.1.3 出版 发行项
2.1.3.1 规定信息源
版权页、题名页、出版说明等处。
2.1.3.2 使用符号及常见结构形式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出版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者，出版年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2.1.3.3 本项内容说明及著录
出版发行项包括出版发行地、出版发行者、出版发行年。
出版发行地是指规定信息源中出版者或发行者所在的城市或其他地点的名称。当出版地与发行地同时存在时，只著录出版地；当有三个以内出版、发行地时，按顺序分别进行著录；有三个及以上出版、发行地时，只著录第一个；当出版、发行地不明确时，可将推测的出版、发行地著录于方括号内，并加问号；实在无从查找的，可以在方括号内著录“出版地不详”字样。
出版、发行者名称指在规定信息源上出现的出版或发行出版物的出版社、相关团体或个人的名称，一般依规定信息源上所题的名称著录。当出版者与发行者同时存在时，只著录出版者。当没有出版者而只有发行者名称时，才著录发行者。规定信息源上有两个出版者同属一个出版地时，则第二个出版者著录于第一个出版者之后；如果两个出版者属不同出版地时，先著录第一个出版地及出版者，后著录第二个出版地及出版者；如果有三个出版者时，可著录第一个出版者，其后加“[等]”字样。
出版、发行年就是出版发行的年份，一般以阿拉伯数字著录公元纪年，著录于最后一个出版者之后。本项只需著录出版发行年份，月份不著。出版物上未载明出版、发行年，可考证推测著录年代，将其置于方括号内。若推测的年代不确定，可用问号表示。常见的非公元纪年与公元纪年的换算方法如下：
民国年+11+1900 = 公元
康德年+33+1900 = 公元
大正年+11+1900 = 公元
昭和年+25+1900 = 公元
宣统年+8+1900 = 公元
2.1.3.4 实例展示
例1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例2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7
例3 .--广州：花城出版社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例4 .--北京 ；上海 ：三联书店，2010
例5 .--北京 [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 ，2010
例6 .--[出版地不详]：长江航运史编委会 ，1998
例7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995]
2.1.4 载体形态项
2.1.4.1 规定信息源
出版物本身。
2.1.4.2 使用符号及常见结构形式
页数 ； 尺寸
页数：图 ； 尺寸
页数：图； 尺寸 + 附件
卷（册）数：图； 尺寸
2.1.4.3 本项内容说明及著录
载体形态项过去称稽核项，包括页（或册）数、图表、尺寸、附件。一般另起段落，其前面无符号。若采用连续著录格式则使用大项符“.--”。
页数：一般包括正文页数或正文前后其他页数，如正文页数与正文前后其他页数单独编码，则正文前后的页数可从略。但正文前后的内容较为重要，页数较多，则分段依次著录（正文前，正文，正文后），中间用逗号“，”标识。
多册装帧的图书：如果各分册的页数连续编码时，先著录总册数，再著录页数，并将页数置于圆括号“（）”内；各分册页数单独编号时，则著录总册数。
尺寸：图书的尺寸大小是反映图书外部特征的一个方面。用阿拉伯数字著录于“图及其他形态细节”之后，其前用分号“；”标识。尺寸一般著录图书的高度，以cm为单位，不足l cm的尾数按1 cm计算。图书的宽度小于高度的一半或大于高度者，均应著录为：高度×宽度。
附件：著录于载体形态项的附件指在形态上与文献主体部分分离，但必须与文献主体结合使用，并作为一个整体入藏。附件著录于尺寸之后，其前用加号“+”标识，必要时，可注明附件的物理形态特征。
2.1.4.4 实例展示
例1 235页 ；21 cm
例2 2册（230，350页）；21 cm
例3 4册 ；25 cm
例4 413页：图；21 cm×33 cm
例5 380页：图 ；21 cm + 说明书1册（38页）
例6 119页：图；20 cm×22 cm + 光盘1片
2.1.5 丛编项
2.1.5.1 规定信息源
题名页、其他序页、封面、书脊和书末出版说明。
2.1.5.2 使用符号及常见结构形式
.--（丛书正题名）
.--（丛书正题名· 附属丛书题名）
.--（丛书正题名 = 并列丛书名）
.--（丛书正题名 / 丛书编者）
.--（丛书正题名；丛书编号）
2.1.5.3 本项内容说明及著录
丛编项是丛书分散著录时使用的著录项目，其前用项目标识符“.--”分隔，并用圆括号“（）”括起。丛编名包括丛编正题名、丛编并列题名、丛编其他题名信息、丛编的责任说明，它的著录及标识符参照“题名与责任说明项”的有关规定，但每一丛编说明分别置于圆括号内。
2.1.5.4 实例展示
例1 .-- （感悟童心系列）
例2 .-- （语文教学改革前沿丛书；第二辑）
例3 .-- （新导向丛书. 大众心理系列 ；15）
例4 .--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 书林主编）
例5 .-- （学好玩好开心系列丛书. 第三辑，世界经典童话故事全集）
2.1.6 附注项
2.1.6.1 规定信息源
任何来源。
2.1.6.2 本项内容说明及著录
凡是没有在其他的著录项目中出现而又被认为是重要的任何著录信息都可在本项加以说明。附注项具有限定和补充正式著录项目和处理出版物任何问题的作用。附注项不止一个时，同类附注作为一项。附注项可以自由行文的方式著录。
2.1.7 标准编号与获得方式项
2.1.7.1 规定信息源
任何来源。
2.1.7.2 使用符号及常见结构形式
ISBN（装订）：获得方式或定价
ISBN：获得方式或定价 （附加说明）
2.1.7.3 本项内容说明及著录
本项包括标准书号（ISBN）、装订形式及获得方式。
标准书号：国际标准书号（ISBN）依图书原题如实著录；国际标准书号之后的附加号码不予著录；国际标准书号经查证属于错误时，应先著录正确号码，后著录错误号码，并在其后“（）”内注明“错误”字样。
装帧：常见的装帧形式有平装、精装、卷轴、散叶和单幅等，除平装不予著录外，其余的均按原书装帧形式著录，一般置于国际标准书号之后的“（）”内；无国际标准书号的图书，其装帧直接著录于项目之首。
获得方式项：是指图书是怎样获得的。如果是购买的，需著录图书价格。价格一般以人民币为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原书未标明价格或以其他币制标价，均如实著录；凡非卖品均如实著录。获得方式项置于国际标准编号之后，其前面用“：”标识；如没有国际标准编号，可直接置于该段落之首，无须用标识符号。
2.1.7.4 实例展示
例1 ISBN7-310-00788-3
例2 ISBN7-215-00066-4（精装）
例3 ISBN978-7-5097-2069-1（精装）：RMB108.00（3册）
2.2 期刊著录方法
期刊也叫连续出版物，是连续出版的杂志。期刊是有一定的编辑方针、固定的刊名与开本，刊发众多作者不同的作品，以期、卷、号或年、月为序，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印装成册的出版物。
期刊的著录项目有项：即题名与责任说明项；版本项；卷、期、年、月或其他标识项；出版发行项；载体形态项；丛刊项；附注项；标准编号与获得方式项。
期刊的著录方法如下。
2.2.1 题名与责任说明项
按照题名页或代题名页中的题名信息进行著录，标点与字体不一定照录，以免与著录中的标识符混淆。并列题名前，以标识符“=”标识；分辑题名前，以“· ”标识。责任者前用“/ ”标识。三个责任者，则同时著录，责任者之间用“，”标识。三个以上者，则只著录第一个后加“等”字。
2.2.2 版本项
包括版本说明与版本责任者。版本说明主要是说明版本的类型。如地区版本；特殊内容版本；时间版本等。表示卷号或包括的年份与表示有规律的修订，均不作为版本说明。版本责任者著录在版本说明之后，其前用“/”标识。
2.2.3 卷、期、年、月或其他标识项
本项著录内容为本题名下第一册和最后一册的卷、期及其年、月。卷、期、年、月是识别期刊的重要依据之一，不能与馆藏混淆。如果本馆无第一期时，则以本馆现收藏的卷、期开始著录。
期刊的起讫卷、期及日期之间用“--”。有卷、期号又有日期，则先著录日期之后再著录卷期号，并以“，”隔开；如果既有卷期号，又有总期号的，应将总期号著录于卷期号之后，并以“=”标识。本项是期刊独有的著录项目。
2.2.4 出版发行项
继续出版的期刊，在第一期年份后，加“--”标识；已经停止的期刊，则应著录起讫年。本项使用的符号标识：出版者前用“：”， 出版发行年前用“，”标识。
2.2.5 载体形态项
主要著录期刊的形态特征，如：图、尺寸、附件等，其著录所用的标识符号与图书在本项使用的标识符号相同。
2.2.6 丛刊项
一般期刊没有此项。
2.2.7 附注项
本项著录内容比较广泛，是有关以上项目的补充说明。它包括：
出版频率附注——如月刊、旬刊、季刊、或不定期等；
题名沿革附注——如继承与更名附注，吸收与并入附注。
2.2.8 标准编号与获得方式项
本项包括：ISSN、识别题名、获得方式及价格。
ISSN——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照实著录；
识别题名——国际连续出版物数据系统给每一种期刊指定一个独特的、有别于其它题名的题名，这个题名与其ISSN不可分割。
获得方式——著录于识别题名之后，用“：”标识，价格照实著录。
2.3 视听资料著录方法
视听资料，又称声像资料或直感资料，是以电磁材料为载体，电磁波为信息符号，将声音和图像记录下来的一种动态型文献资料。
2.3.1 视听资料的类型
视听资料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
（1） 视觉资料， 也称无声录像资料，包括图片、摄影胶卷、幻灯片、投影片、无声录像带、无声影片、无声机读件等。
（2） 听觉资料， 也称录音资料，包括唱片、录音带等。
（3） 声像资料， 也称音像资料或音形资料，包括电影片、电视片、录音录像片、声像光盘等。
2.3.2 视听资料的特点
（1） 能使文字记载的文献再现，也能脱离文字形式而直接记录各种声音与图像。
（2） 能反映静态的书面文献，又能充分发挥其动态的特殊效果，具有以声传情、形像逼真、声像并茂的特色。
（3） 可以运用放大或缩小、加速或减慢、剪辑合成等手法，其作用为一般传统印刷型出版物所无法比拟。
（4） 便于运用现代通讯技术及时地迅速传播。
2.3.3 视听资料的著录信息源
视听资料的主要信息源是其资料本身，各著录项目的规定信息源见表1。
表1 著录项目的规定信息源
著 录 项 目规 定 信 息 源
题名与责任说明项资料本身、物质载体、标签、文档、盒封、说明书
版本项资料本身、物质载体、标签、文档、盒封、说明书
出版、发行项资料本身、物质载体、标签、盒封、说明书
载体形态项资料本身、物质载体、标签、盒封
丛编项资料本身、物质载体、标签、盒封、说明书
附注项任何信息源
标准编号与获得方式项任何信息源
2.3.4 视听资料常用的计量单位
见表2。
表2 常用的计量单位
量的名称单位名称单位符号
时间秒分时sminh
长度厘米cm
速度米每秒m/s
2.3.5 视听资料的著录方法
2.3.5.1 题名与责任说明项
题名与责任说明项包括题名、文献类型标识、责任说明。
题名包括正题名、并列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按照视听资料本身所提供的信息再参照普通图书的题名著录方法著录，如果题名中出现各种数字、缩写词、符号、字母等，一律照录。
责任说明包括责任者、责任方式。责任说明的范围：作品的直接作者（例如：作者、设计者、编导者、翻译者等）及其责任方式；作品的间接作者及其责任方式；作品的收集者及其责任方式；作品的改编者及其责任方式；作品的表演者及其责任方式；作品的表演团体及其责任方式；演出导演及其责任方式；编制者（如编辑、录音、剪接、拟音、特技等）及其责任方式。
2.3.5.2 版本项
视听资料的版本项与图书一样，包括版本说明和与本版有关的责任说明。视听资料的版本是指由同一母本产生的所有复本。同样素材经过不同编辑后，应视为新的版本。版本项应按照信息源记载的顺序进行著录。
2.3.5.3 出版、发行项
根据视听资料提供的信息，按照规定信息源著录。
2.3.5.4 载体形态项
视听资料的载体形态项包括数量及文献类型标识、其他形态细节、尺寸、附件。
视听资料的数量著录载体的盒（盘）数、张数。载体数量用阿拉伯数字著录于特定文献类型标识前，一般不使用量词。特定文献类型标识是指视听资料的具体名称，见表3。
表3 特定文献类型标识
一般文献类型标识特定文献类型标识
录音制品循环录音带、盒式录音带、开盘录音带、唱片
录像制品循环录像带、盒式录像带、开盘录像带、视盘
电影制品盒式循环电影片、盒式电影片、开盘电影片、环式电影片
定时播放的视听资料，还需在“（）”内著录实际的播放时间。一部分视听资料，在特定文献类型标识不足以识别该资料时，必须在其后的“（）”内著录其商标名称和其他技术标志。视听资料常见的其他技术标识见表4。
表4 其他技术标识
名 称标 识
录音带DAT（数字式）
唱 片CD、AHD、DAD
录像带U—matic、VHS、 S—VHS、W—VHS、Betacam—SP
视 盘LD、VHD
制 式PAL、NTSC、SECAM
其他形态细节是指视听资料的材质、配声、色彩、录制方法及其他技术特征。
尺寸：圆形载体的视听资料著录其载体的直径尺寸，通过测量获得。
附件：是指视听资料以外的附加材料。
例1 1盒式录音带（45 min）
例2 2视盘（LD）（40 min， 45 min）
例3 10开盘电影片（85 cm）：黑白；16 mm
例4 1盒式录像带（Betacam—SP）（50 min）：金属，彩色，立体声，说明书1份
2.3.5.5 丛编项
本项著录方法参照普通图书。
2.3.5.6 附注项
本项著录方法参照普通图书，主要是关于题名附注、责任说明附注、版本项附注、出版与发行附注等。
2.3.5.7 标准编号与获得方式项
标准编号主要有两种：一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二是国际标准音像制品编码ISRC。有些视听资料同时有两种编号，在著录时先著录ISBN，再著录其ISRC。
获得方式和（或）价格的著录方法与图书著录相同，按照规定信息源中提供的信息著录在标准编号之后，前面用“：”号标识。
3 计算机编目及计算机联机编目
3.1 计算机编目概要
3.1.1 计算机编目
计算机编目就是利用计算机根据文献编目规则编制机读目录的过程，国外的计算机编目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计算机编目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
计算机编目可生成机读目录（MARC），机读目录是经过计算机对编目数据加工处理后，将目录信息磁化记录在计算机可处理的介质上而形成的。
3.1.2 机读目录的优点
较手工目录，机读目录具有很多优点：第一，载体信息密度高，体积小、易于保存，节省空间；第二，一次输入，多种输出；第三，检索效果好；第四，可自动排序；第五，随时修改，维护方便。
3.1.3 机读目录的组成部分
机读目录包括三个部分：记录头标、目次区、数据字段。
记录头标：是通过相关字符位置识别的代码，位于每条记录的起始部分。长度固定，其中记录状态、记录类型、书目级别、层次等级由人工干预，其他由计算机自动生成。
目次区：如图书目次，告诉计算机数据字段区每个字段的长度、起始字符、各字段有标识符，标识符在各字段之前，依次记录各字段的长度和起始位置。
数据字段：是由人工录入的大量文献信息。
3.1.4 机读目录的基本格式
要实行计算机编目，首先需了解机读目录格式。中小学图书馆收藏文献主要是中文图书，采用的是CNMARC格式著录。
在机读目录格式中，将目录一共分成十个字段块：0XX---9XX
0XX（标识块）：主要记录标识记录或编目文献的标识号。主要包括001（记录控制号）、005（记录版本标识）、010（国际标准书号）、011（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016（国际标准录音号）。其中001（记录控制号）与005（记录版本标识）是机器自动生成，其它字段需要人工输入。
1XX（编码信息块）：用来记录定长编码数据元素，主要包括100（一般处理数据）、101（文献语种）、102（出版/制作国别）、105（编码数据字段）、106（编码数据字段：文字资料——形态特征）等。
2XX（著录信息块）：包含除附注项和标准号以外的其它ISBD著录项。主要包括200（题名与责任说明）、205（版本说明）、210（出版发行等）、215（载体形态项）、225（丛编项），它包含内容多，需要人工输入。
3XX（附注块）：本块的格式是以自由行文方式对著录项目或检索点作进一步陈述的信息，涉及文献或其内容的物理组成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300（一般性附注）、304（题名与责任说明附注）、305（版本与书目沿革附注）、306（出版发行附注）、310（装订与获得方式附注）、314（知识责任附注）、327（内容附注）。
4XX（连接款目块）：用于连接与被编文献实体有关的其它实体的记录，在一条记录中可以包含任意个连接字段。记录中的每个连接款目字段均包含识别被连文献的子字段。这些字段中的数据应当足够标识被连记录，或当无被连文献记录时，应当足够标识被连文献实体本身。所有4XX连接款目字段的结构与用法基本相同。普通中文图书常用的字段有410（丛编）、423（合订、合刊）等。
5XX（相关题名块）：记录与文献实体有关的正题名以外的其它题名。这些题名常出现在编目文献上，但是与200字段的正题名又很不相同，而且均可作检索点。主要包括500（统一题名）、510（并列题名）、512（封面题名）、516（书脊题名）、517（其它题名）。
6XX（主题分析块）：记录由词语或符号构成的不同标引体系的主题数据。主要包括600（个人名称主题）、601（团体名称主题）、605（题名主题）、606（论题主题）、607（地理名称主题）、690（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号）等。
7XX（知识责任块）：主要记录对文献实体的创作负有某种责任的个人或团体名称，均可作责任者检索点。本块主要字段有701（个人名称——等同知识责任）、702（个人名称——次要知识责任）、711（团体名称——等同知识责任）、712（团体名称——次要知识责任）。
8XX（国际使用块）：包括国际上一致约定的不适合放在前已述及的0XX—7XX功能块的字段。字段有801（记录来源）、856（电子资源定位与检索）。
9XX（本地使用块）：一般使用905（馆藏信息）、998（记录来源）几个字段。其中905字段一般记录图书索书号，998字段记录书目数据来源。
3.1.5 计算机编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1.5.1 遵守统一的编目规则
进行计算机编目时，首先要遵守编目规则，从而保证编目工作的连续性、规范性、一致性，从而确保书目数据的统一，保证书目数据的质量，利于书目数据的共建、共享。
3.1.5.2 注意查复
在计算机编目过程中，要对在编文献先查复、后再进行编目。可以通过题名、作者进行，如果在本地库中有，则对照在编文献后以复本处理，在已有的书目数据中添加馆藏项即可。对多卷书、丛书、年鉴等类文献应重点关注。多卷书分集中著录和分散著录两种，在本地库中，一套多卷书著录格式应该一致，要么都选用集中著录，要么都选用分散著录。年鉴作为特殊形式的文献也以普通图书格式著录，在著录时应注意一种年鉴做一条数据，便于查找和管理。
3.1.5.3 善于套用数据
在编文献在后，本地库没有，如果可以套用馆外数据就采用套用办法，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如果对分类及主题词提取没有把握，可以在本地库中查找相近的文献参照； 如果作者出现多音字、作者有跨国籍、译著中作者出现译名不一等情况时，在编目中则要保持著录一致。
进行原始编目时，要全面了解在编文献的内容特征及形式特征，客观、准确地进行著录，检索点应全面，不能漏掉，要实行分类主题一体化标引。
3.2 计算机联机编目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网络环境的改善，图书馆编目工作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不再是一家图书馆独立作业，而是多家共同编目，这种编目方式叫联机编目。按照统一标准对组织的文献书目数据进行上传，成立一个文献信息资源联合目录数据库，每家授权成员馆可以通过查询并下载书目数据，再加上本馆的馆藏信息，就可以成为本地馆的馆藏数据。
实行联机编目后，减少了编目工作的重复劳动，大大提高编目速度，提高编目工作量，减少编目人员，缩短文献信息资源的编目周期，提高了工作效率及书目数据质量。
实行联机编目，形成各馆的联合目录，为馆际互借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而为进一步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共享奠定了基础。
4 中小学图书馆的目录组织
中小学图书馆目录是图书馆宣传报道图书的基本工具，对读者来说，是检索图书的工具。如何把编制好的每条款目排列起来，方便读者利用，就需要掌握有关目录、目录组织的知识。
4.1 目录组织概述
目录组织，就是把著录好的各种款目，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排列起来，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同样的款目，按照不同的组织方法和标目，成为不同的目录。排列款目的方法就是目录组织的基本方法。文献著录和目录组织是文献编目工作的两个不同步骤。目录组织的建立必须以目录款目为基础。
目录组织的方法基本上分为两种。
（1）按照图书内容所反映的科学体系的类目组织起来，即分类目录组织法；
（2）按图书著录的不同标目字顺组织起来，即字顺目录组织法，包括题名、著者、主题目录组织法。
中小学图书馆设置哪些目录，应从本馆的具体情况出发，本着科学的态度，认真调查研究和分析，一旦确定下来就要做到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中小学图书馆目录体系的确定，主要依据以下几点：第一，藏书成分与藏书的规模组织。藏书规模大、种类和数量都多的，相应要求设置的目录也多些；藏书规模小的，则相应设置目录也可以少一些。第二，读者成分与特点。中小学图书馆的读者成分比较单一，主要是本校的师生和员工，但其知识水平及利用文献的方式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如何兼顾这些不同读者群体的不同特点，也是我们在建立目录体系时应考虑的一个因素。第三，图书馆的人力、物力条件。目录体系的建立是要花费不少人力和物力的，而且建立之后就要坚持一贯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我们只能从实际条件出发，量力而行，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
目前，中小学图书馆的目录形式主要是两种：第一，传统卡片式。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部分图书馆一直延续传统的卡片式目录形式，基本上采用手工操作模式。第二，计算机目录。
一部分中小学物质条件较好，基本上实行网络化管理。这类学校不再延续传统的手工模式，统一在计算机环境下工作，因而它的目录组织也实现了计算机目录组织。部分学校为了保险起见，采取两者兼备。下面就两种形式分别进行介绍。
4.2 传统卡片式目录
传统卡片式目录，最常见的有三种：分类目录、题名目录、著者目录。
4.2.1 分类目录
分类目录是将分类款目按照文献内容的学科体系，根据图书馆采用的图书分类法组织而成的目录。
4.2.1.1 分类目录的性质与作用
分类目录又可分为公务目录和读者目录两种。对于公务分类目录来说，它与文献按分类排架的排列顺序是一致的，因此，也可称为分类排列目录；对读者分类目录来说，它不仅反映每种书在书架上的位置，还可以在相关门类中，将文献内容涉及的更多门类的书刊反映出来。文献在架上是单线排列的，而目录是从多角度多途径反映文献特征的，这是文献分类排架或公务目录与读者分类目录的本质不同。读者分类目录是我国图书馆必备的主要目录，是馆员补充藏书，推荐文献，编制各种二次、三次文献和辅导阅读的重要工具。它能从学科角度系统地揭示图书馆馆藏文献，不仅向读者推荐一定的文献，而且可向读者推荐某一个知识门类内的系列文献，从而满足族性检索和特性检索的需要。分类目录还不受语言文种的限制，有利于编目工作的国际化和标准化。分类目录由分类主要款目、分类附加款目、分类分析款目、分类综合款目、分类参照片、分类指导卡等构成。
4.2.1.2 分类索书号的编制
中文文献分类索书号著录在分类款目的左上角。它由分类号、书次号（一部分图书馆采用著者号）、辅助区分号组成。
4.2.1.3 分类目录的一般排列方法
首先按大类集中各种款目，字母相同再按字母后的二级类目的类号数字排列，二级类目类号数字相同，再按三级类目数字排列，以此类推。目前分类号大多采用字母与数字混合制（《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字母就按字母表的顺序排；阿拉伯数字，则按小数制的顺序排。
例1 A1，A12，B2，D669， D912.1， G64；
例2 80，80-05，802，804，804.2， 804.21， 804.22……
分类号码相同时，再依次按书次号（或著者号）、版次号、卷（册）次号、连续出版的年代顺序排列。
各种分类款目均按分类号和书次号（或著者号）顺序排列。同一类书有各种分类款目时，附加分类款目和分析分类款目等排列在主要分类款目后面。
4.2.1.4 分类目录的特定排列法
多卷书按卷次顺序排列；年鉴按年代顺序排列；
党、政会议文件和其他会议文献，按照会议届次顺序排列；
按年出版的政府工作报告汇编、法令汇编、历书等，按历史发展顺序排列；
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按出版年顺序排列，最近的排在前面，早期的排在后面。
4.2.1.5 分类目录指导卡的排列
分类目录指导卡是分类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分为一般指导卡和特殊指导卡。一般指导卡是指导类目从属关系的，当需要向读者推荐特别重要、具有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的文献时，就要用到特殊指导卡。
不同级别的类目要用不同规格的指导卡。导片规格有全导片、二分之一导片、三分之一导片、四分之一导片、五分之一导片。通常用全导片标写大类字母和类名，放在各大类款目的前面；二分导片标写二级类目的分类号及类名，置于二级类目款目前面；三分导片标写三级类目及类名，放在三级类目款目的前面；四分导片标写四级类目及类名，放在四级类目款目的前面。在同类款目中，当导卡数量较多时可用五分导片分隔。
特殊导片通常用不同颜色的全导片或二分导片，这样比较醒目。导片排列要按照类目的顺序和从属关系进行，先排列上位类的导片，后排列下位类的导片。
4.2.2 题名目录
题名目录，又称书名目录。通常是按题名字顺组织起来的目录。它由题名主要款目、题名附加款目、题名分析款目、题名综合款目、题名参照片和指导卡组成。排列题名字顺目录时要严格按照所选定的检字法规则进行。具体的排列方法如下。
（1）先将题名款目标目第一个字相同的排列在一起，第一个字相同再按第二个字的先后排列，以此类推。
（2）题名完全相同，按责任者或出版者的字顺排列，无责任者或出版者的款目，排列在有责任者和出版者的款目之前。
（3）正题名相同时，按副题名字顺排列，有副题名的排在无副题名之后。
（4）版本不同的图书，按出版年排列，后出版的排列在前面，先出版的排列在后面，目的是向读者推荐最新的版本。
（5）题名前出现“简明”、“新编”、“最新”“袖珍”、“绘图”等词的，一律省去不排列，按后面的字顺排列。著录标目时，用圆括号“（ ）”括起来。
（6）题名中含有标点符号的，一律省去不排列，按题名字顺排列。
（7）题名前以“第”字开头，后面有数字的，无论是汉字数字还是阿拉伯数字，一律先排数字顺序，再排汉字字顺。数字在书名之间时，排列在与它前面一个汉字相同的款目之后。
（8）以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外文字母、公元纪年或其他符号开头的题名，应单独集中在一起，排列在目录最后。其顺序是：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公元纪年、西文字母、其他符号。具体内容如下：中文“一、二、三、四……”数字，按汉字笔画笔形排列。用汉字数字表示公元纪年的，均与阿拉伯数字的公元纪年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在一起。
4.2.3 著者目录
著者目录，又称责任者目录，是按著作者（个人或团体）的姓名字顺组织起来的目录，供读者从著作人方面检索文献资料。在著者目录中，除反映文献的著作人之外，还要反映文献的编辑者、翻译者、校订者、注释者，等等。有一些著作人还有别名、笔名等，因此著者目录应采用不同的著录方法，使读者可以从同一著者的不同姓名、字号找到其全部著作。
著者目录由著者主要款目、著者附加款目、著者分析款目、著者参照片、著者指导卡等组成，按选择的检字法来组织款目。具体组织方法如下。
（1）根据字顺次序，依著者字顺排列，第一个字相同时，按第二、第三个字排列，依次类推。
（2）同一著者的不同著作，按题名汉字顺序排列。题名完全相同，按出版者名称字顺排列；出版者相同，按版次或出版日期排列；同种的多卷（册）或连续出版物，依卷（册）顺序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