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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民主之风的兴起是征文广告出现的社会背景。上个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与西方社会在各个方面的冲突、融合,社会风气已经呈现出不同于完全的封建时代的特征,开放、民主等西方资本主义的特质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和效仿。后,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大力提倡和推进“兴民权”、“以民为主体”的思想,他们疾呼“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令其自有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所在也”。康有为就认为,所谓民权主要表现是参政权,应该有权与君“共议一国之政法”。所以,“民”才是救国和政治改革的根本,才是政治文化的核心。①在他们的思想中,自由、平等是民权的核心,权利观念是民权的最直接表现,虽然这种“在民论”的理念还停留在机械地照搬西方理论的水平上,但它推动了民权论在社会上的流行,并使之成为时代的强音。同时,“兴民权、启民智、达民意”是当时众多大众媒体宣传和讨论的重要内容,以《大公报》为例,它创新各种形式以达到达民意、通民心的效果,如它积极主张和推广“白话文”,广泛登载反映民情、民意的信息,而在社会上民风变迁,人们积极参政、议政的意识也日渐增强,这就为《大公报》进而开创“征文”的方式,与民交流、互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背景,从而也在实践上找到了“兴民权、达民意”的一种实际方法。
英敛之办报理念是征文广告出现的直接原因。英敛之作为《大公报》的主创者,他的办报理念直接影响着报纸的性质和走向,特别是在之前,他作为一个积极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其维新变法、主张立宪和以“民”为主在很长时期内是这张报纸的主体思想。在《大公报序》中他说:“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民胞聪明。”②在《大公报千号祝词》中,他又强调办报的宗旨是:“开风气,牖民智,通上下之情,作四民之气。”③而对于办报的目的,他也有自己的见解:“报纸之天职,所以为耳目、作民喉舌者也。”对于报纸的社会意义,他认为一国国民之发达和报纸媒体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夫报者诚一国之代表者也,国民程度之高下,智识之开塞,风俗之美恶,要以报馆之多寡,消路之畅滞,记载议论之明通猥鄙征之”④。在《大公报千号祝词》中,他又强调,如果报纸办好了,就是“政府监督、国民向导,为人群豪杰”,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大公报》才具备了真正“忘己之为公,无私之为大”的个性特征和“敢言”的表现风格。而在实际的办报过程中,英敛之非常重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广大读者的政治倾向和观点,他在报纸上开创“征文”的形式,通过编者与读者的互动、奖励读者参与报纸媒体宣传等来征集各种观点,并达到一定的社会影响。正如1902年7月13日的征文广告中所说:“本报以牖民智、化偏私为目的,自出版以来谬?海内不弃,远近函购,辗转求学,日不暇给同人讲,将报体精益求精,兹拟设题征文,广罗切时论说,不拘体裁,不限时日,藉以导同胞之思想,觇实学之进步,非曰笔干权借墨润也。诸君有愿敬业乐群,以文会友者,惠示大箸,兴本报之宗旨……。”⑤不难看出,英敛之的办报理念是征文广告出现的直接原因。
征文是大众媒体中传者和受者互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征文广告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出现与存在对当时社会有一定的影响:
规定了早期《大公报》的政治个性,一度为君主立宪大做宣传。英敛之首创征文的方式主要目的就是宣传君主立宪思想。作为《大公报》的主办者,他实际上是该报传播信息中的重要“把关人”。传播学认为,任何信息的传播网络当中布满了把关人,他们控制着传播的内容和渠道,影响着传播的效果。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时期,把关人的根本作用都是相同的,都是体现了信息决策者和传播主体的意志。由此,传播的内容及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把关人的影响。⑥作为近代知识分子,英敛之借助《大公报》,将自己的政治思想与理念告知公众,传播于社会,一方面希望对政府政策以及政策的实施起到一定的影响和监督作用,另一方面也希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鼓动广大公众的参与。在这些征文选登时,他的政治倾向非常明显。如1911年12月5日起登载了11月的征文,前两名均以《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为题⑦,作者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君主立宪是上上之策。这个观点正迎合了英敛之热衷立宪的思想,可见这时的《大公报》也是他宣传立宪思想的阵地了。
传播议题设置信息,吸引读者关注,形成和加深读者与媒体的互动关系。征文广告的目的就在于传播议题设置信息,吸引读者的关注。议题设置是大众传播媒体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指“媒体通过选择并突出某种问题,从而使这些问题引起大众和社会的重视的功能,它也是大众传播最重要的社会效果之一”。⑧美国著名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题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⑨从本质上讲,英敛之利用征文的形式就是发挥了大众媒体议题设置的功能,从而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参与,以此来影响舆论。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大公报》中的征文作为议题设置,主要涉及时事热点、舆论焦点和社会中心问题,如立宪改制、开启民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它不仅是民众关心的热点,也是社会焦点问题,这些议题的设置也体现出媒体对社会、国家、民众的关怀和积极入世的办报方针。而这些议题信息的传播就要依靠征文广告的形式来告知读者,引起民众的兴趣和积极参与,从而形成媒体与读者始终存在互动、沟通的关系,不仅影响了公众舆论,而且也提升了媒体自身的社会知名度。
建构公共舆论空间,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在近代,民众的平等、自由和民权的意识是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在大众媒体上自由发表议论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可以说大众媒体的出现为民众意识的自由表达构建了一个舆论平台,这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而征文广告传达了集众参与的信息,是媒体引导舆论的重要方法,在每次征文广告中大都清楚地写道:“征文分为三等奖励,并登载在报纸上。”如在1903年1月15日登载了一则征集以《剪辫易服说》为题的文章,为了刺激读者大力参与,征稿日期到3月8日,奖励力度也很大,第一名赠银十五元之多。⑩这就在客观上建构了大众舆论空间,成为公共舆论的重要平台,是民众参政、议政的一个阵地,这又从实际意义上对进一步推动民风迁移、社会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近代《大公报》上征文广告的出现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同时它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这是我们在研究近代史和广告史中不应忽视的内容,正如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所断言的:“总有一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会发现,我们朝代的广告是日常生活最丰富、最忠实的反映,它们对一切活动领域的反映超过了过去的一切时代。”{11}因此,我们只要重视对于各类广告的分析和考量,就能为近代史和广告史的研究有所裨益。(注:本文为河北省教育厅指令性研究课题项目,课题名称为“《大公报》广告与近代中国社会”,项目编号为S070708)
注释:
①汪林茂:《晚清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27页。
②③⑤⑦{10}《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1905年3月4日、1902年7月13日、1911年12月15日、1903年1月15日。
④侯杰:《与近代中国社会》,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51页。
⑥刘泓:《广告社会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92页。
⑧廖为建主编:《公共关系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04页。
⑨郭庄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14页。
{11}马歇尔・麦克卢汉[法]:《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214页。
关键词:公报网站 政府信息 网站建设 互联网+政务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互联网+政务”已被广泛运用于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和各行业的日常工作中。如何建设和管理好公报网站,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发挥公报在政府信息公开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成为摆在广大公报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做好公报网站建设和管理,应注重以下几方面:
1.政府公报网站建设应注重“四性”
随着“互联网+政务”的广泛应用,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网站纷纷建立。目前,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公报网站建设工作都基本完成,由于各地区实际情况不同,网站建设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建立了有独立域名的网站,有的是以政府门户网站内的主页形式存在。但不论体现方式如何,其根本还应把握好网站建设的“四性”。一是整体性。利用上级(这里主要指省级)政府公报网站技术平台开办公报网站,开设子站、栏目频道等,主要提供信息内容,技术安全、运行维护保障等由上级政府公笸站承担,这样不仅有利于网站的建设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可减少重复投资,节约行政成本。二是全面性。网站建设的整体性减少了建设管理成本,但不影响网站内各种功能的使用,在这个平台中可以包含政府对外公布的所有信息,也可覆盖省域内的政府部门、市县、企事业单位等等。在实际应用时,公报网站在公开本级政府信息的同时,也可公开本级政府相关部门、单位或者下一级政府以及部门的相关信息。三是互动性。从“中国地方政府网站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来看,“网站设计”仅占100分中的5分,而剩下的95分都分布到“政务信息公开、在线办事、公众参与”这些互动性的功能中。因此,在公报网站建设过程中应更多地考虑到与公众的互动功能,设置诸如“留言板”“政策解读”等版块。四是共享性。在网站建设中尽可能多地与相关网站进行链接,体现与其他网站(系统)之间的资源共享,从而大大提高网站资源的利用率。
2.政府公报网站应该突出公开政府信息这一特色
“互联网+政务”集群是一套基于政府服务事项全面公开与各部门间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目的的安全、便捷、系统的综合解决实施方案。政府公报通常是指政府机关出版发行的以刊登法令、方针、政策、宣言、声明、人事任命等各类文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期刊。通过公报网站和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是目前各级政府最流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办好公报网站必须根据公报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结合“互联网+政务”技术的发展特点,不断开拓新思路、丰富新内容。
2.1 要突出政府信息这一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符合公开条件的政府信息都应该主动及时地公开,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互动权应受到法律保障。公报作为政府信息的主要平台而且是最重要的平台之一,它的网站除应该全面系统地本级政府的政令、规章、人事任免等规范性文件外,还应具有各级政府信息的资源共享系统,这是因为单级、单个部门的政府信息虽然不具备强大的力量,但各地各级的政府信息汇集在一起,就能成为庞大的数据库,在进行改革开放和小康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过程中的今天,这一数据库将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2.2 要不断地完善数据库系统和检索系统
电子政务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加强对信息资源的科学管理、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办好公报网站就是要建设好底层的数据库系统。首先,要补齐以前出刊的数据。公报刊登的政府信息一般都是长期有效的,也是重要的历史数据资料,应将公报自发行以来的内容全部转换为电子文档保存进数据库,虽然工作量大,但对于办好公报网站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其次,要建立功能完善的数据检索系统。数据库系统应用的主要途径就是数据检索,数据检索功能是否全面、完善和易用是信息资源共享的核心问题。在设计上应采用多种手段,能根据不同要素对公报数据库进行全方位快速检索。公报工作者应努力适应新形势、新技术发展的需要,做好公报网站的更新、改进工作,以不断地适应信息快速转播发展的需要,使合适的人能够快速获得恰当的服务。
3.政府公报网站建设和管理应把握两个重点
3.1 提高网站内容质量
首要的是提高纸质公报的质量,因为公报网站的内容主要是纸质公报的内容,所以提高纸质公报的质量是提高网站内容质量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做好纸质公报的编辑工作。一是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基础上,及时全面准确地做好稿件的选编工作,做到该公开的务必公开,不该公开的坚决不能公开。二是把好文字关,以对公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以零差错作为奋斗目标,全力提升文字水平,打造精品公报。三是应进一步丰富网站内容。由于受纸质公报版面限制,业界在刊物内容的选择上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只刊登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一种是除刊登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外再建立一些自办栏目。这个问题在公报网站中可以得到很好地解决,因为网站平台可以包含多个子系统,而子系统为丰富网站内容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方面网站可以设置“公文摘登”“工作研究”等栏目对纸质公报内容加以补充;另一方面还可开辟各种互动栏目,丰富网站内容,提高网民登陆网站的积极性,进而充分发挥公报网站为政府中心工作服务、为基层工作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功能。要开辟“我为公报网站找错”网民留言版,并将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来抓,充分倾听网民意见建议,认真核实纠正问题,努力改进完善工作,推进公报网站持续健康发展。
3.2 做好网站维护
一是及时更新内容。在纸质公报定稿后,即可将其主要内容在网站上,最迟不应晚于纸质公报发行日期。二是做好病毒防杀。目前,网络病毒多种多样,令人防不胜防,因此我们要与技术支撑部门通力合作,及时做好杀毒软件更新等维护工作。三是及时清理网站互动空间。对于应回复的信息或留言应及时回复,同时要对网站的相关文字性攻击快速删除,保证网站绿色运行。四是做好日常维护。应定期不定期地更新网站首页,给予登陆者以不同的新感觉,同时注意加强与相关网站的链接,更好地体现网站建设的全面性和共享性。
4.不断扩大公报网站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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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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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于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举行。中方代表团长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商务部副部长陈德铭、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等出席。日方代表团长为外务大臣高村正彦,财务大臣额贺福志郎、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农林水产大臣若林正俊、环境大臣鸭下一郎、内阁府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大田弘子等出席。
二、12月2日,总理会见了日方与会大臣。
三、鉴于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和两国经济在亚洲及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双方就两国宏观经济和贸易投资问题、气候变化等环境和能源问题、地区及国际经济问题等,坦率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
四、中方对日本政府对华资金合作及中日民间经济交流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同时,日方也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双方确认中日经济是“双赢”关系。
五、双方一致认为,基于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日益增大,应以此次经济高层对话为契机,继续推动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通过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双方认为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是达到以上目的的有益措施,应继续发挥该机制的作用,一致同意于2008年底前在东京举行第二次对话。
六、双方认识到,中日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密不可分,就以下宏观经济政策展开了讨论。
(一)鉴于两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双方确认应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推进经济政策的运行。
(二)中方认为,日本走出流动性过剩问题引发的泡沫经济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日方对中方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方针表示欢迎。
(三)中国强调促进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平衡稳定发展,并介绍了相关措施,中方认为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双方将继续加强政策交流。
七、双方认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两国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参与构建2012年后框架。该框架应是所有重要经济国家以负责任的态度共同参与的富有成效的框架。日方说明了在印尼巴厘岛COP会议上建立新的谈判场所的重要性,中方表示将研究日方想法。
八、双方确认APP(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中各个领域官民合作的有效性。一致认为,从有效实施防止地球变暖措施的角度,在未来框架中加入各领域合作的内容非常重要。同意推进有利于应对公害及地球变暖的协同效益步伐。
九、双方积极评价在扩大循环经济实验示范区、改善长江流域等重点水域水质、大气污染防治对策和防止废弃物非法越境转移等领域中迄今所做努力,并愿进一步加强合作。
十、双方就在两国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开展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教育达成一致。中方表示应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在中日环保合作中的窗口和桥梁作用。日方表示将尽力给予协助。
十一、双方一致评价政府间合作及中日民间绿化合作委员会在森林、林业方面所开展的务实活动,同意共同致力于可持续森林经营措施。为进一步利用生物质能,将加强信息交流和技术交流。
十二、双方同意,继续推进《加强能源领域合作共同声明》中节能等领域具体合作项目,促进两国合作。
(一)中方表明将推进节能事业。日方表明将继续支持开展相关培训研修活动,并提议开展有利于实现多边框架确定的节能目标和行动计划的培训研修活动,中方表示将积极参加。双方认为这将有利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二)双方同意,加强合作以推动“中日节能、环保商务推进示范项目”取得更多成果。
(三)双方将继续加强煤炭清洁使用技术和生产安全技术方面的合作。日方强调两国煤炭贸易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十三、双方同意继续派遣知识产权官民联合访华团,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合作,将在修改主要知识产权法规过程中开展合作,继续开展知识产权领域人才培养合作;加强知识产权执法方面的合作,同意就提供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相关信息、在中央行政机关指导下推动地方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继续协商;双方确认将积极参与东亚植物新品种保护论坛,以协调和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十四、中方希望日方尽早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重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双方愿继续加强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方面的合作和能力建设。
十五、双方商定在2008年3月底之前通过技术磋商研究解决各自关注的中国南瓜、偶蹄类熟制产品对日出口和日本大米对华出口贸易问题;在OIE公布非疫生产小区标准后研究解决中国冰鲜禽类对日出口问题。双方就今后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出口农产品检验检疫技术交流合作,实现正常贸易达成一致。
十六、为深化中日经贸合作,拓展在技术合作与产品贸易领域的深度,双方将研究制定“中日技术贸易指导方针”;成立“中日技术贸易便利化工作组”;双方将就各自关切的出口管理制度、最终用户名单及法律完善和执行等问题加强交流与合作。
十七、双方同意发表《中日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联合研究报告》;同意继续联合编撰《物流流通报告书》;双方高度评价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继续促进中小企业合作;双方对农协、农业技术普及等农业领域合作予以评价,就进一步推进合作达成一致。
十八、双方认为,经东亚峰会确认,将共同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尽早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东亚自贸区(EAFTA)、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和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等方面推进合作;双方表明进一步加强清迈倡议多边化、培育亚洲债券市场倡议等地区财金合作的意愿。
十九、双方确认,加强合作以防止通过洗黑钱、恐怖资金、走私危害社会物品等不法经济行为而滥用国际金融、贸易体系的意义,将继续推进合作。
2009年全市有研究机构353个,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机构44个,占12.5%;农业科学领域25个,占7.1%;医药科学领域46个,占13.0%;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148个,占41.9%;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90个,占25.5%。
一、R&D人员情况
2009年全市研究机构有R&D人员8.3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7万人,占84.3%;女性3.1万人,占36.9%;研究人员5.2万人,占62.6%。
2009年按实际工作时间计算的R&D人员全时当量7.2万人年,其中研究人员4.5万人年,占62.9%。R&D人员全时当量比2000年增长42.1%。
按活动类型分,基础研究人员1.6万人年,占22.3%;应用研究人员2.6万人年,占36.1%;试验发展人员3万人年,占41.6%。
二、R&D经费情况
2009年全市研究机构R&D经费321.7亿元,是2000年的2.7倍,年平均增长15.7%。
按活动类型分,基础研究经费45.5亿元,占14.2%;应用研究经费94.1亿元,占29.2%;试验发展经费182.1亿元,占56.6%。
按经费来源分,政府资金272亿元,占84.6%;企业资金18.2亿元,占5.6%;国外资金2亿元,占0.6%;其他资金29.5亿元,占9.2%。
按机构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研究机构R&D经费269亿元,占83.6%;农、林、牧、渔业14.8亿元,占4.6%;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11.3亿元,占3.5%。
三、R&D项目(课题)情况
2009年全市研究机构共开展R&D项目研究1.9万项,参加项目人员全时当量6.1万人年,项目经费182.1亿元,项目人员是2000年的2.3倍,项目经费是2000年的6.2倍。人均项目经费29.8万元/人年,是2000年的2.7倍。
按学科分,自然科学项目经费34.3亿元,占18.9%;农业科学项目8.2亿元,占4.5%;医药科学项目7.9亿元,占4.3%;工程与技术科学项目125.6亿元,占69%;人文与社会科学项目6.1亿元,占3.3%。
按项目来源分,国家科技项目经费158亿元,占86.8%;地方科技项目3.3亿元,占1.8%;企业委托项目6.6亿元, 占3.6%;研究机构自选项目6亿元,占3.3%;来自国外的项目4.2亿元,占2.3%;其他项目4亿元,占2.2%。
按项目合作形式分,研究机构独立完成的项目经费123.9亿元,占68%;与国内独立研究机构合作项目36.5亿元,占20.1%;与国内高校合作项目6.8亿元,占3.7%;其他合作形式项目14.9亿元,占8.2%。
四、R&D活动主要产出情况
2009年全市研究机构共发表科技论文4.4万篇,出版著作2007种,分别比2000年增长51.7%和42.6%。
2009年全市研究机构共申请专利5194件,其中发明专利4438件,分别是2000年的6.4倍和8.5倍;发明专利申请占全部专利申请的85.4%,比2000年提高了21.4个百分点。2009年全市研究机构获得专利授权2052件,其中发明专利1542件,占75.1%。
的确,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有众多贡献卓著、影响深远的人物,胡政之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胡政之所供职的《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除了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和尊重。并曾因在抗战中的良好表现,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报纸。胡政之两次入主《大公报》,先后为这张报纸工作27年,是和该报渊源最深、贡献最大的一人。同样其本人也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被称为“报业巨子”、“报坛巨擘”。关于他的研究价值,《新闻记者》在2007年第8期曾发表《胡政之文集》的书评予以介绍。
《胡政之文集》2007年4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约95万字,汇编了胡政之1912年至1948年发表的文章、讲话共720余篇,囊括了胡政之在新闻界奋斗几十年留下来的主要文章,为研究胡政之和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在《胡政之文集》出版之前,2002年6月,胡政之的外孙王瑾、孙女胡玫曾自费并得到李侠文的资助,在四川内部出版了一本《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书中收集了胡政之逝世时及后来亲朋好友、同仁们的悼念文章,社会各界发送的唁电、唁函、挽联和几篇胡政之的代表作,以及王瑾、胡玫整理的胡政之年表。
这次新出版的《回忆胡政之》分为“悼念篇”、“追忆篇”、“评说篇”三大部分,共收录了纪念和研究胡政之的文章50余篇。该书在保留《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悼念篇”的基础上,删去了原书中包括唁电、唁函、挽联在内的“哀荣篇”和“胡政之文选”部分(因《胡政之文集》已出版),新设了原书没有的“评说篇”,主要刊录专家学者对胡政之的部分研究成果。“追忆篇”在原书的“忆念篇”6篇文章的基础上,增加了《胡总经理六十寿言》、曹聚仁的《〈大公报〉的传统》、梁羽生的《胡政之?赞善里?金庸》等10篇文章,包括此前从未发表过的黄敏的《永远的怀念――追忆我的公公胡霖》。此外,还附有一些老“大公”同人和他们的后人,如已88岁高龄的谭秉文、刘诚、赵鸿钧及张篷舟之子张正则(阿晶)等人新提供的珍贵照片,包括新记《大公报》初期天津同人合影、胡政之工作照、1947年上海《大公报》同人春节聚餐会后合影等。最后还附录了胡政之为《苏俄视察记》《赵望云农村写生集》《沪战实录》三本书所作的序。可谓内容丰富,具有相当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正如陈益民所说,胡政之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绕不过去的风云人物”。对于胡政之,目前的一些著作,如王芸生、曹谷冰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周雨的《大公报史》和他编辑的《大公报人忆旧》,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胡太春的《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王植伦的《林白水》,方汉奇主编的《〈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等,都有所涉及,但是未能全面深入。专著和资料中,《新闻界人物》第4辑中汤恒的《胡政之》、陈纪滢的《胡政之与〈大公报〉》、王文彬的《旧大公报两巨头》,还有胡政之的后人搜集出版的《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胡政之文集》和《回忆胡政之》等资料集中,可信度比较高,为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但仍有不足。比如《胡政之文集》,就没有收录胡政之从1921年3月到8月在《新社会报》上发表的上百篇时评,也没有收录胡政之译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20万字的译文,胡政之发表在《国闻周报》上的文章也没有全部被收录。
过去,对胡政之和《大公报》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他的经营才能。其他方面的成就,除了他在巴黎和会的采访在方汉奇主编的《〈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中有较多揭示外,很少详细说明。特别是他在报纸政论方面的贡献,几乎没有专门的文章进行介绍。另外,除了吴廷俊的《胡政之和他对〈大公报〉的贡献》和方汉奇先生的《怎样评价胡政之》等少数几篇是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以外,其他的研究,往往史多论少,也为后人评述留下了空间。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子开始把研究胡政之作为硕士和博士论文的选题,如张娟丽的《报业巨子胡政之》、张湛苹的《胡政之新闻思想研究》等。相关研究成果还有韩晓的《新记大公报的职业化理念与实践》、张孟军的《新记大公报的用人策略和启示》、张敏的《新记大公报政治立场的历史分析》、王咏梅的《新闻巨子胡政之》等。总的说来,研究情形是逐渐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不断深入细致,走向客观、公正、全面。
在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大公报(香港)有限公司、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发起的“纪念胡政之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暨《回忆胡政之》首发式”上,吴廷俊说:“胡政之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典型个案。胡政之的新闻经历有四个方面在中国新闻史上无可取代:第一,作为中国第一批职业报人独有胡政之一人一直走过了中华民国的历史,见证了中国近代报人专业化、现代化的全部过程;第二,胡政之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全才,他经营编辑皆精,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全才;第三,作为中国近现代有影响的新闻人,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和影响,远远胜过其他人;第四,作为新记大公报的‘三驾马车’,胡政之与吴鼎昌、张季鸾一样,是大公报的扛鼎人物,最后独有胡政之一人把大公报撑下来,他与大公报相处历史最久。”因此他认为,对胡政之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胡政之研究仍是一座学术富矿。
新闻线索和政府公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政府公报是各级政府的法定公开出版物,其刊载内容包括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因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而向社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行政措施和政务信息。这里政府“工作部门”包括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其他依法行使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规范性文件”是指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的命令、决定,在其法定权限内制定,规范行政管理事务,具有普遍约束力,且生效时间超过六个月的文件;“行政措施”是指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为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就具体行政事务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但生效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文件;“政务信息”是指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向社会的有关政府管理活动信息。
政府规章、以政府名义或者以政府办公厅名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政府制定的行政措施、政府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未在政府公报上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即使由于特殊情况,上述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措施在报刊、广播、电视、网站上先行,但也要在之后的最近一期政府公报上全文刊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公报是政府信息特别是政务信息的权威载体。有关政府信息特别是政务信息可以从这里获得新闻线索。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是否必须刊载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两种:强制性载体和选择性载体。政府公报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强制性载体,而新闻会和政府网站均属于选择性载体。
新闻线索和新闻会
现实中政府新闻会有两大类型,一种类型是现场新闻,有四种形式。新闻记者可以从中获得新闻线索。
(一)现场开放式信息
现场开放式信息是相对于现场专题式新闻而言的,是指信息会上新闻发言人对记者提问不做内容上的限定,对其工作范围之内的问题有问必答,是一种敞开式的信息,很受记者的欢迎。这类信息往往在记者提问前使用如下套话,“下面是回答大家的提问时间。”“现在,我和我的同事乐意回答各位的问题。”
(二)现场专题式新闻
现场专题式新闻是指信息会上新闻发言人围绕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信息,同时要求记者提问也围绕这一专题。这类信息往往在信息会伊始,就由新闻发言人宣布信息的专题。记者提问如果没有围绕的专题,有的时候不能即时得到回答。例如:
香港文汇报: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前一阵子有外电报道,上海的迪斯尼项目已经搁浅了,我想询问一下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何?第二个问题,最近也有不少媒体报道说,周正毅再次入狱,但是上海市政府一直没有表态。我想请发言人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焦扬:我想,有的记者一直忽视了这是一个专题性质的新闻会。我在这里重申一下,今天记者可以围绕的内容进行提问。记者有什么问题,在会后我们都可以协助了解,但是专题会的性质我还不想改变。(上海市政府新闻会实录,2006年11月16日。)
现场专题式会的优势在于新闻人可以邀请相关权威人士进行权威,详尽回答人们在这一领域的问题。但是,由于在现场专题式会上新闻发言人掌握着较多的话语权,记者获取信息的范围和程度会有很大的影响,未必能够获得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三)现场媒体吹风会
现场媒体吹风会的内容可能是新闻发言人就政府近期将开展的某项重大活动在活动开展之前先向媒体介绍活动的主要内容与安排,也可能是就已经开展的某项重大活动给予媒体更多的背景材料。召开媒体吹风会的目的在于为媒体组织报道提供方便,以期获得更多的媒体关注,得到最大的媒体曝光度。
(四)书面
书面是指新闻发言人事先对记者可能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它往往以文字形式出现,并在新闻会上任由记者取用的一种方式。这种信息方式回答完整,语言表达严谨,逻辑性强,适合简单不复杂、无争议之类的内容。
新闻线索和政府网站
政府网站目前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选择性载体。现实中以政府网站为新闻载体的类型主要有两种形式。新闻记者可以从中获取新闻线索。
(一)网络新闻会
网络会是指在网络媒体上举行的新闻会,通常情况下,新闻主办方会采取现场新闻与网络同时进行的方式,扩大新闻的影响面。在网上,新闻的内容即时播出,文字转播标有明显的时间标记。
(二)网络书面
网络书面是指新闻发言人采用网络形式进行的书面。记者可以从政府网站上获得。除此之外,与书面特点相同。
上述三大类型中,除了政府公报是法定的强制性载体之外,政府网站、新闻会都是政府可以选择的政府信息公开载体。政府可以任意选择一种载体完成政府信息公开,也可以不选择这两种载体完成政府信息公开。因为选择性载体这个“选择性”意味着或然而非必然。可以选择而非必须选择,存在着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政府还可以选取报刊、广播、电视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选择性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六种法定的公布方式,其中除了政府公报是法定的强制性载体之外,其他五种均属于政府可选择性载体。
但是政府公报目前的发行范围和发行量都是有限的,即使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有政府信息查阅场所,阅读起来毕竟不太方便。这就使得政府公报在政府信息公开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打了折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保证公众便于知晓的关键。
笔者认为,增加政府网站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强制性载体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之所以这样说,理由有三。首先,从组织机构上,政府公报与政府网站同属一家,便于管理,可以确保信息的准确和安全。其次,从经济上来说,目前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政府网站,政府信息放在政府网站上,无需新的投资。再次,从方便度来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基本已遍布我国城乡各地,公众找个地方上网的容易程度远远高于找一家档案馆或者图书馆。如果政府信息上网,公众通过网络查阅或者下载政府信息将是方便快捷的,而且成本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