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民族音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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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1篇
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探索 文章 来 源 3 e d u 教 育 网
本文重点强调的是任课教师应该主动地在教学中介绍与渗透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结合课程实例,由浅入深地进行讲授,引导学生运用研究方法对所学内容进行思考,教学效果则会更好,也是加强师生交流的有效方法与途径。笔者的前辈导师曾教导说:“把搞学术研究比做一个双轮并行的手推车,首先要掌握准确、全面的资料,即搞好资料学建设;其次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搞好方法论建设。这样,把两个建设搞好了,承载车身重量的双车轮也就准备好了,才能满载丰硕的科学成果而归。”这个例子充分说明,进行学术研究,对于材料的熟悉和方法的掌握是至关重要的,不可缺其一,否则,都将无功而返。我们把这个鲜明的例子拿到教学中来做一比较思考,能够受到许多启发。从19世纪下半叶起,以古典进化论为代表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家们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办法,对原始部落民族文化进行的研究,对音乐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股学术潮流无疑也给作为欧美以外的异国音乐研究以极大的冲击和推动,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较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19世纪80年代。提到“比较音乐学”这个学科,必须提到两位奠基人。一位是奥地利音乐学家阿德勒,他在1885年的《音乐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及目标》,在文中不仅把音乐学作为音乐学术研究领域的总称确定下来,而且首次提出了“比较音乐学”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从人种学的角度对民族音乐进行比较研究”,从而确立该学科在音乐学研究中的地位;另一位是英国数学家、语言学家埃利斯,他在1885年发表的《论诸民族的音阶》,首创了细密的音程计量体系——音分标记法,通过对希腊、阿拉伯、印度、缅甸、泰国、爪哇、中国等国家音阶的测定,得出全世界的音阶“不是只有一种,也不是所谓的‘自然的’,而是非常多样的、非常人工的、非常随意的”,对欧洲音乐中心论发出了第一次挑战。这种产生自科学实证的认识给当时西方世界对非欧洲音乐的固有观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世界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实践；田野工作；意义
民族音乐学――这个最早被称为“比较音乐学”的音乐学学科，由“民族学”与“音乐学”两个方面结合形成。自以来，从王光祈先生首次提出的“对各民族音乐比较批评”思想起，以中华民族的音乐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开始了它的艰辛而又漫长的成长之路。尽管一路上艰难险阻，作为一个在尚未完全成熟的边缘性理论学科，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产生仍占据着华夏民族音乐乃至世界民族音乐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为推动东方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意义。
一、中国民族音乐学中的理论性与实践性
1、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因素
作为一门音乐学学科，理论因素是民族音乐学建立与存在的重要标志。
于会泳教授在1958年间，就把民族音乐学理论进行了以①“民间歌曲研究”、“民间器乐研究”、“戏曲音乐研究”与“曲艺音乐研究”为代表的理论纵向划分，以及以“腔词关系研究”、“句式研究”、“结构规律研究”、“宫调研究”、“唱腔与伴奏关系研究”与“润腔研究”为主的横向综合研究。随着80年代起，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理论研究逐渐得到重视，中国民族音乐不仅吸收了更多的理论元素，还发展了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乐种学”和“形态学”。而从我国目前各院校中所设立的民族音乐学专业开设的课程可见，无论专业课还是基础课，也都由理论课程占据了主体，如：民族音乐理论课、艺术概论、中国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论著、音乐美学基础等等，即使选修课也有音乐分析、中国古代乐谱读法等等。
上述这些专有名词，各个都彰显着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性，意在通过各点之间的结合，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整体进行总结分析，从而整理出其中的规律。而其散发的理论魅力也推动着无数民族音乐学及爱好者们的不断追求与进步。
2、民族音乐学中的实践因素
民族音乐学虽是一门十足的理论学科，但是却以“田野工作”为主要研究方式，是任何学习与研究者都不能忽略其过程中的实践性。
刘天华曾说②：“没有实地考察，就没有民族音乐学，没有实地考察经历的民族音乐学家，不能算是真正的民族音乐学家。”“田野工作”是一种深入、甚至直接参与到民族或文化区域的传统音乐的活动，通过实地考察，结合当地的传统与文化，科学的、客观的、系统的将民族音乐素材整理和描述，这一方法也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而“田野工作”又与古时周代起实行、并在当代依然常见的“采风”制度颇有雷同，它们虽然同为一种搜集工作，但却有不同。周时的“采风”其目的是为了体察民情，借“风”看“国”，而这些采集到的民间小调，多数都要被整理和改编，经过二次加工后合成符合帝王审美和利益的新曲；如今的“采风”，由于社会环境、经济利益、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采风”成了走马观花，而其搜集的作品却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后融进新时代，甚至成为“主流文化”。因为它们经过了二次甚至多次创作，虽然还留有了所谓“民间音乐”的一点风貌，但对学术研究而言已经毫无意义。
“田野工作”需要工作者用一个虚心接受的态度，毫无摒弃的完全接受被采访者或传授者的全部信息资料。最重要的是要融入所要调查的地区中，不仅要融入语言习惯、生活习惯、环境习惯、文化习惯等等，还要了解有关作品地理、历史、经济等多方面的资料。所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搜集资料活动，要比“采风”更加复杂和艰难。与此同时，每一首民间作品作为田野工作的对象，掌握其自身最表象的内容尚不能达到工作要求，还要尽可能的丰富其作品的演唱、演奏背景，使这个“第一手资料”能够通过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后，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价值性。
3、民族音乐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准”――这个当年由《光明日报》所提出的观点，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在民族音乐学中其理论和实践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虽然从学科性质而言，民族音乐学毫无疑问是一门理论学科，但是缺乏实践的民族音乐理论只是纸上谈兵，它必须要通过田野实践才能实现，只有符合实践考察规格的材料才能成为权威性的学术依据。也可以说，田野工作是对民族音乐学理论知识的支持和验证，是对其理论学说的形象化与立体化。反之，田野实践工作也离不开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理论知识是一切田野实践的基础，能够为田野实践指出明确的方向，使田野实践进行的目标更加清晰，并在田野工作的进行中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从而提高田野工作的效率。
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不能把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始终都是片面的、孤立的、无法实现的。正如伍国栋先生的论著《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写到：“田野工作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思想、资料、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准备及写作调查提纲等方面的内容。”可见，其中的“资料”、“写作调查提纲”都是理论准备和前提，这些准备不到位，就很难完成一次有效的田野活动。由此，只有将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论相结合，才能把我们已有的资料、实物价值最大化，促进民族音乐行为的思想和文化联系，保留住在我们的民族中仍存留至今的宝贵文化财富。
二、田野工作对民族音乐发展的意义
20世纪初，随着田野工作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为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我国的音乐文化有数千年之久，无论宫廷中的“雅”乐亦或民间的“俗”乐，也都经历过大范围的搜集整理，当这种搜集发展为现如今的田野工作时，事实证明，这些工作的意义之大。
1、田野工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近代中国，随着众位艺术家的推动与支持，各类以搜集、整理和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研究组织逐一增多。无论是从刘天华开始，到延安鲁艺的“民歌研究会”，亦或是中国音乐研究所・・・・・・《东方民族之音乐》（王光祈）、《关于陕北说书音乐》（吕骥）、《论中国民歌》（柯仲平）、《河南民歌采访专集》、《五声音阶及其和声》等论文资料，都是对田野工作的总结和勾画。而十二木卡姆、侗族大歌、福建南音、西安古乐等少数民族或地区的发掘，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依据。
2、田野工作使中国民族音乐有了可继承的宝贵遗产
田野工作所发掘的音乐资料，通过演艺团体、出版或油印等多种方式和渠道得到有效的传播和继承。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者们始终坚持深入发掘，通过田野工作，获得大量资料并加以整理、描述、说明并保存，使众多原本只能口传心授的视听资源，成为实实在在的文字、曲谱。《弦索十三套》、曾侯乙墓的编钟、古琴的《幽兰》、《广陵散》等，都是田野工作的成绩。正是因为田野搜集工作的进行，才使我们能够在相隔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后依然能借鉴到这些大量的民间音乐资料，甚至亲自演奏、翻阅，以感受这些前人所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而随着国务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昆曲、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等少数民族歌舞以及古琴、皮影戏等民间艺术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其中还有多方面的因素，但若不是田野工作的坚持不懈，也很难得以流传和继承。
3、田野工作保护和发掘现有的民间音乐
民间是产生音乐的源泉，无论地头、草原亦或是大山之间都隐藏着其特有的民间音乐。但是这样的地区，相对都比较保守，有着自己所固有的信仰和观念，同时在经济上、生活状态上又比较落后，与外界的交流较少，相对而言较为封闭，他们就如同井底之蛙，始终不能感受到井口以外的天空。而随着人口的群落的缩小或环境、气候等影响，他们的生活中流传的音乐文化作品不得不面临一个濒临灭绝的危险境界。田野工作从发掘、探索的角度出发，通过采访、录音、笔记等方式，将音乐记录收藏，并加以研究、比较，从而对其做出定义，加以推广和保护。198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就发现了一种与众人所了解的“河北吹歌”和民间“鼓乐”截然不同的传统音乐，这种出自北京屈家营的音乐“③肃穆古雅，乐器保留唐宋古制，工尺乐谱也夹杂着宋代俗字”，研究者们通过与村民们“四同”（即同吃、同住、同赞乐、同研究），对音乐进行恢复和重构，最终确定其为一种“京音乐”系统下的“小管音乐”，并成功的让众人熟知与了解。
由上述可见，田野工作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的探索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们需知，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田野工作，还需要和实际理论的历史资料、文献等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的参与到研究与学习过程中。
结语：
总之，中国民族音乐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能够充分体现中国民族特有的音乐内容与形式，但我们仍需继续坚持和努力。而这个过程必须要在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实践中积累和发展，既不能循回倒矩的重复理论，也不能一味的沉浸在田野工作的痴狂中。要理论与实践互相磨合，不断的交替上升，从多角度、多层面上做工作，这样才能真正的把握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和学习的精华，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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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沈洽，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p6，1995年5月，
世界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3篇
音乐研讨会评析 精 品 源自中 考备 战 一、多元化的中国风格探索 二、作曲家在多元创作中的个性追求
本次研讨会从音乐标题、美学追求、结构形式、素材组织与叙述方式等方面探讨了作曲家如何保持个性创作,从观念、技术和理论多层面深化了个性创作的美学境界。
其一、关于个性创作。唐建平认为,每个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都是突破前人,作曲家忠实自己的个性,但不能不尊重艺术的普遍规律,艺术是个性跟共性共存的。贾国平觉得人类文化已经没有地域限制,恐怕没有一个标准证明这些文化的属性,创作要有个性,但个性不是口音重,而是每个作曲家有自己写作方式。笔者赞同他们的看法。
其二、关于音乐标题。有的作曲家讲究标题与内容的统一。在他们看来,标题是音乐内容的抽象概括,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和暗示性。但贾国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有时候作曲家只是找借口依托,只是希望写音乐。音乐常常大于他所赋予的标题,比如陆培《虎虎生风》(2008)的题目使用了“虎沪申风”谐音,沪———上海从来都是卧虎藏龙之地,申也是上海,风就是“海派风格”。张建国《离?骚》(2007)抒写一种纠结的心理,与屈原没关系。他的标题也引起了争议,宋瑾指出,无论谁写离骚,都只有被吃掉的份。笔者以为,中国人是讲究标题的,很多音乐的曲牌名就起着标题的作用,但也有很多标题实际上跟音乐本身没关系,有的甚至大于音乐本身。
其三、关于美学追求。韩锺恩说,美学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我的美学是感性。以往感性跟内容有关系,我的感觉是感性跟形式有关系。不同作品的形式立意与美学追求均有所不同。陆培追求雅俗共赏,王西麟赋予作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郭祖荣作品面对的对象是“文人中的音乐爱好者”。温德青之所以用频谱技术写作是因为他坚信电子音乐一样能表达情感。宋瑾提示,二十世纪音乐特点,是理性的设计与感性的分离。不能用后现代美学去评价和衡量传统的作品。唐建平在介绍自己作品之前说:“中国有自己的文化、美学和历史,为什么作曲家不从自己的民族习惯出发,而去接受韦伯恩、里盖蒂的观念———‘音乐是不给别人听,不管别人愿不愿意接受,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听’,我觉得我的音乐就要给别人听。”然而,叶国辉认为,创作上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经历,我们可能对某种美学的误选也是可能的。美学追求代表着音乐作品的最高境界,与作品的题材内容密切相关,宏大叙事的重大历史题材与风花雪月代表着两种美学方向,但都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其四、关于素材组织与叙述方式。素材组织和叙述方式既考验作曲家的技术掌握程度,也考验作曲家的天赋和才能。同样的素材在不同的作曲家手里能够发挥不同的效果,同样的素材由同一个作曲家用不同的叙述方式也能产生不同的音响。在素材组织上,唐建平认为,素材的组织关键在于怎么过渡和运用,以及他们一些技巧片段的组接。卞祖善也认为,素材在有机展开和链接部分要更为细腻。在叙述方式上,韩锺恩用“口音很重”来形容作曲家的叙述方式,王西麟用具体的重奏写法来说明他的口音重的原因,他说,不是用一个东西,一个人独奏,也不是三个人奏一个东西,而是每种乐器在独奏,由高度的独奏性组成重奏,现在的交响乐队应该是大量重奏化发展。笔者认为,作曲家的叙述方式是形成其风格的主要特质。
其五、关于结构形式。结构形式既是展现作曲家作品的完美度,也是演员和听众心理过程的期待感。陆培说:“结构其实是后人总结出来的,结构像容器,你喝水要有东西把它盛起来;结构是心理的过程,作品应该有紧张和松弛的对比,让听众充满期待感,要制做期待,然后解决那个期待。但一部结构感好的作品未必是好作品,一部好作品绝对是结构感好的作品。”贾达群说,美学跨越是一种追求,音乐不要写太满,让作品有很大的可塑性空间。音乐创作本身就是开放的,作曲、演奏、听众的听赏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开放的心态。从上述作曲家、理论家的讨论来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在个性化创作中向多元的中国风格方向迈进。
三、作曲家选择多元化创作中国风格的原因
作曲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创作道路呢?我想,这应该是国内外近年来的时代潮流与中国作曲家群体的文化觉醒所致。
一方面,是国外时代潮流的影响。虽然欧美作曲家尚在积极地追求现代音乐的技术创新,主张走小众艺术,而另一些作曲家已经开始走向回归,极力迎合大众的艺术品味。如陆培坦言:在国外的很多作曲家,如谭盾、陈怡等,都大量使用中国的民歌作为素材,因为西方人对我们的期待是想听到黄脸孔背后的民间音乐文化。这种回归,而非意义的回归,而是属于螺旋式的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现代音乐创作实际上已经处于多元的局面,如王宁所言:“世界是多元的,多元并存的现状是正常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永远会是这样,试图去改变则是徒劳的。”另一方面,是中国作曲家的文化觉醒。2003年,金湘等人在《“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提出建立新世纪中华乐派的设想。① 四、郭祖荣与福建音乐现象在多元中国风格创作中的启示
郭祖荣不仅创作了20部交响曲,而且几乎涉及了全部的音乐创作领域。不仅如此,他还为福建省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作曲家和理论家,在多元中国风格创作中形成了“福建音乐现象”。王宁认为,我听福建一些老一辈作曲家的作品,也听一些年轻一代的作品,听完这两个年轻人的作品,我很振奋,他们吸收了老一辈的一些优点。叶国辉由衷地表示:“80年代听刘湲讲,郭老师作品中对乐队的运用和控制非常好,对他的影响很大。从您的作品可以感受到您对于他的影响,可以看到一个作曲家内心的纯净,可以看到您对于古典音乐的功力。”于庆新认为:“‘郭祖荣现象’很值得研究。福建省的音乐创作水准与拥有郭祖荣老师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老艺术家密不可分。虽然郭祖荣的创作在五十年代已经是全国一流水平,但由于福建省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几十年来他在福建这块土地上默默无闻地耕耘着,他在全国的影响和知名度没有显现出来。但是,相对的封闭也形成了相对的稳定性,郭祖荣的才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不仅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曲家,也是品德高尚、诲人不倦的教育家,王耀华、章绍同、吴少雄、宋瑾、温德青、刘湲等一批如今已享誉全国的作曲家 音乐研讨会评析 音乐研讨会评析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音乐研讨会评析 精 品 源自中 考备 战
、理论家,均出自郭祖荣老师的门下。这种现象在全国来说也比较独特。这个群体不仅继承了郭老师的音乐创作才能,而且逐步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在不同领域各有发挥。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五、对“京、沪、闽”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的评价本次研讨会必将推进福建乃至全国现代音乐的创作。卞祖善指出:“京沪闽是中国作曲家的缩影,对这个群体提出要求是可以。这次研讨会是水平最高、最富成果的一届。上次研讨会有人提出:中国作曲家是前进了还是退步了?我们这次可以大声地说,我们是大踏步地前进了,不论是老中青三代都是前进了,我特别赞赏王宁教授对于福建年轻一代作曲家的评价,我觉得我对于福建年轻一代作曲家的评价有点过于冷漠了。本届研讨会展示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一个事实。用现代技法手段,创作中国的音乐,作品所呈现的是别具一格的新颖风格。贾达群的《梦蝶》(2007)的成功不仅为戏曲音乐的发展,并且必将引起一些对于戏曲音乐的改革,甚至于民族乐器的改良,改变了本人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一些看法,举这些例子说明解决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问题应该靠中国作曲家。”于庆新认为:“由郭祖荣策划筹办的京沪闽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在举办的过程中逐渐体现了自己的特色。它集中了北京、上海和福建这些具有全国一流的部分作曲家、理论家,基本上是全国作曲家的一个缩影。《人民音乐》一直很重视创作问题。我一向认为,创作是音乐事业发展的主导和龙头,一部国家的音乐史首先是音乐创作史,所以我觉得创作评论应该是音乐评论的主体。这次研讨会对于音乐评论最大的启示有两点:一是创作评论首先要从音乐本体入手,从音乐本体的因素评论作品的优劣,并上升到创作观念和美学的层面,而不是那种脱离音乐本体而空谈美学或创作观念的所谓乐评;二是倡导了实事求是的音乐评论风气,很多与会者能敢于面对作曲家,对作品的优劣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论,尽管有时候还不能完完全全地畅所欲言,但毕竟当着作曲家的面坦率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坦率真诚,与人为善,在我参加过的众多创作研讨会中,像这样的学术风气是不多见的,这恰恰是我们当前音乐评论中极为缺乏的风气,这样的学术交流风气应该成为我们同类研讨会的榜样。”于先生的话非常有见地,他以自身的经历和敏锐改变的见识批判了当前音乐批评的不良风气,希望会议能对改变这种不良风气有所裨益。
世界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4篇
音乐美学学科于1920年由欧洲传人中国，最初来自和萧友梅等人的介绍。笔者曾发表过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综述，涉及源流，在此不赘述。中国音乐美学学科与教学现状是：基本上沿用从西方引介来的“音乐美学”，而“中国”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各教材中的章节和举例，只占小比例。现有的音乐美学教材（包括本人的《音乐美学基础》，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音乐美学方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概要”一节中。、显然，西方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完全空缺。据陈自明教授介绍，印度的音乐美学思想很丰富，但混杂在其舞论中。笔者曾经打算和印度驻华教师高兴（中国名）一道翻译相关文献，但是至今未能付诸行动。几次参加世界民族音乐研讨会或学院的世界音乐周活动，获取了一些音乐信息，但其中的音乐美学内容尚需揣摩。从研究人员看，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者不占多数，其他东方国家和地区的音乐美学研究者几乎没有。就现有综合情况或条件而言，我们首先应该加强本土音乐美学研究。蔡仲德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从音乐实践中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是因为他本人的研究主要以文字史料为对象。这样，一方面中国音乐美学内容少，另一方面这些内容又多为文字史料的梳理和阐释。从音乐实践人手的研究，目前虽然尚未取得像从理论人手的研究那样丰富甚至系统化的成果，但是也出现了重要进展，例如对古琴“表演美学”的研究等。从实践角度对既有核心概念的研究，也有重要进展，例如对“大音希声”、“天人合一”等的体悟结果（今人关于这些体悟结果的表述很少）。也许这些成果还不足以构建出“中国音乐美学”，但是它们已经与西方的感性论、人本主义的“审美主体一对象”有所区别（这些成效放在后文再述）。显而易见，音乐美学研究与教学跟音乐实践密切相关，因此应该将它们联系起来看。
从整个学界和教育界看，西方音乐理论无论新旧都是我国音乐创作、研究和教学的基础。基本乐理和视唱练耳训练的是适应西方大小调体系的耳朵；“音乐”以西方艺术音乐中的纯音乐作为典型，因此才出现“自律”“他律”、“存在方式”等的种种争论和话题；欧洲作曲“四大件”成了创作和分析的几乎唯一的工具。总之音乐技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是西方的，离开了西方技术和理论，国人几乎无法作曲和分析音乐，甚至无法言说音乐。郭文景曾经立誓创作一首不受西方影响的作品，经过努力终于放弃；陈其钢也曾呼吁“走出西方现代传统”，但是至今似乎没有产生足够广泛的影响。整个社会仍然处于后殖民状态：音乐厅上演的曲目、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教育采用的学科知识，多数还是西方的内容，尽管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呼吁建构“中华乐派”（有些地区也提出以区域命名的乐派，如“草原乐派”、“福建乐派”等），但是从寥寥无几的理论成果看，仍然以西方音乐理论为参照；这些难得的努力，不仅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反而惹来不少微词。当然，其做法确实存在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学派”究竟应该在出现瞩目成果之后被社会“赐封”，还是先打出旗号再下功夫出成果？中国音乐体系是否要参照西方技术和理论体系来建构？等等。在现代思潮中，还有一股强大力量，即“科学派”。科学派强调客观认识方法和客观知识的获取，典型者如音乐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借助现代设备来测量音乐影响下的人体反应，获取这种反应的数据，如脑电波、心律、呼吸、皮肤电的数据等。但是同一套数据可能对应两种甚至更多种心理现象，这样一来实验采集的数据有何意义便成了问题。这就引发了相关的思考：精神领域或艺术领域的“科学”应该怎样定义，其尺度应该如何确立？在全球认同的“多元文化”价值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的“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的语境中，人文科学的尺度或音乐文化的科学尺度为何、何以成立？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
从学术活动看，近年来“多元音乐美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讨逐渐升温。2009年10月17―19日，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和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主办的音乐美学笔会就以“多元文化语境中的音乐审美价值”为主题。2012年12月2日由华南师大音乐学院承办的音乐美学笔会，议题包括中国音乐美学理论和实践领域的资源发掘和个案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的年会，至少从第7届（2005）开始，每届都设了“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专题。2008年11月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第8届年会，第3个议题为“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及相关学科建设问题”。2011年11月25―27日在西安音乐学院举行了第9届年会，以“现代性进程，多元化语境，跨学科策略与当代中国音乐美学”、“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与相关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及于润洋、赵宋光、蔡仲德、茅原、王宁一、张前等著名音乐美学家学术思想”为主题。仅2014年，就有三次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专题的全国会议。2014年5月10―11日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暨蔡仲德十年祭”学术研讨会，主题有四方面：中国传统音乐文献的美学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美学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研究；蔡仲德学术思想研讨。2014年3月30日由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和居庸书苑主办的“《溪山琴况》的当代阐释研讨会”在京举行。2014年9月27日在西安音乐学院举行“可思的声音世界――罗艺峰教授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高端论坛”。这些会议都集中探讨了中国音乐美学问题。
中国音乐美学史教学，其内容有赖于该领域的科研成果。如上所述，蔡仲德在文献梳理和注释上做了大量基础、体系化的工作，还有很多个人研究成果。蔡仲德身后，学者们继续前行。在理论方面，大家尽力拓展蔡先生未及或未选择的范畴，例如“佛家音乐美学”、“天”“气（牛”等核心概念，以及新文献史料的研究，如《文子》、帛书《老子》等。罗艺峰近期出版的《中国音乐思想史》（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中就有许多新文献史料的发掘，还开掘了新范畴如“音乐占候术”等。蔡仲德先生曾经跟笔者交谈，指出《乐记》“乐本篇”的逻辑链条“物―心―声―音―乐”之前还有一个带括号的“天”，意指“天”在古人那里是第一位的。笔者因此撰文《从知声、知音到知乐》（《福建艺术》2005年第2期），在这个链条前加上了括号的“天”。罗艺峰的专著对“天”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这些成果都逐步进入课堂教学。还有一些学者、出版社的科研项目与此相关。如王耀华、方宝川主编的《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由国家图书馆陆续出版（第一辑14册出版于2011年6月）；叶明春负责的《蔡仲德文论全集》基本完成，《音乐美学通识教材》和《中国音乐美学史简明教程》的编写也已初见成效；上海音乐学院洛秦主持立项、王小盾担任主编的《中国乐论》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代及现代8卷，其整理和集注工程浩大，正在完成中；新近王次葜鞒值墓家科研项目“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研究”正在进行中；人民音乐出版社等也有新的相关出版计划。这些成果将陆续被纳入教学，成为教学和科研中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人才培养上，迄今已有多所高校设立了音乐美学专业，每年都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并都有毕业生走向社会，在各地各单位发挥教学和科研的骨干作用，这些都有目共睹无须赘言。中央音乐学院本科音乐美学课程有3门，即音乐美学基础、西方音乐美学史和中国音乐美学史，至少各上1个学期，音乐美学基础曾要求上1个学年。研究生有一门“音乐学历史与现状”，其中有“音乐美学的历史与现状”，上4周课。这些大课之外，由导师指导学生学习。笔者本人在一对一专业课中，按照学院要求和每位新生一道确定阅读书目，除了音乐美学经典之外，还要求学生研读新出版的文献。在中国音乐美学教学方面，继蔡仲德之后，李起敏、苗建华等接力从事大课和专业课教学，招收硕士、博士生，现在又有新博士留校担任这方面的教学；王次熠身为院长，除了担任本科音乐美学基础课教学之外，也招收传统音乐美学研究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有的毕业分配到其他院校或研究机构工作。外校担任或兼任中国音乐美学教学和导师工作的有罗艺峰、修海林、叶明春、刘承华等，不一而足。有些不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在指导学位论文时，也鼓励学生做传统音乐美学方面的选题，这些学位论文将不断出现在学术界，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几个重要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前文已经涉及音乐美学研究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此进一步集中概括和分析几个重要问题。
其一，关于感性学。1750年鲍姆嘉通提出“感性论”，在西方理性中心主义时期是难得的，尽管他把感性论定为“低级认识论”。从实践上看，理性处于中心地位的时期，感性活动尤其是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活动一直很繁荣，客观上满足了西方人的感性需要，也平衡着理性统治的世界。但是自1920年传入中国以来，在被翻译成“美学”、“音乐美学”的同时，“感性”被削弱甚至丢弃。这一方面跟几千年乐教传统有关，另一方面跟战乱时期政治家推行文艺“工具论”有关。
至今，在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和教学领域，感性论依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以认识方式来讨论审美和进行审美教育的现象依然很普遍。其原因依然跟国家意识形态、东欧美学思想有关。后者坚持音乐反映现实的“反映论”美学思想；从音乐特殊性出发，提出“间接反映论”，即音乐通过表现社会人的情感来反映现实（需要注意的是，同其他文论一样，作者的论述往往被“中国化”，突出了其中的某些“可用”的东西）。因此，他律论的“情感论”美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当然，情感论并非仅中国音乐学界和音乐教育界强调，西方音乐哲学美学界也如此。即便是20世纪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美学重要流派如符号学、分析美学等，也从不同角度竭力探讨音乐和情感的关系。符号学将音乐视为抽象情感的符号，分析美学中某些学者如戴维斯，认为音乐表现了情感外观。事实上很多音乐确实是表现思想情感的，很多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也如此。问题是，那些自律论的作曲家和作品在中国不被正视，只在音乐史和作曲技术教学、学术论文中出现，其成果占很小比例。
从欧洲到中国，从感性论到美学，从工具论到反映论和情感论，这些转变背后，有很深的历史、社会原因，到了今天，原来社会语境中的话语，变成了学术话语。“民族性”如此，情感论也如此。问题在于，情感论将聆听音乐导向了音乐认知，也即用认识方式代替审美方式――听音乐是为了把握其中表现的情感，而把握情感则需要了解历史背景、作曲家生平和创作意图等等。在中国音乐学术领域，“感性”往往被等同于“感官”。因此，强调感性往往被当作追求“感官愉悦”，被视为“肤浅”。在感性问题上，第二代音乐美学家如韩锺恩、邢维凯、周海宏等，都从学理上作过很多辨析和维护。在笔者的研究和教学中，也把感性作为美学的门槛，指出只有抓住感性才能抓住美学要旨。笔者认为，感性和理性一样属于精神范畴；感性活动和理性活动一样属于精神活动；感性活动的特点在于感官参与，但却不是感官活动；从艺术创造看，感性更能反映人性（动物也有理性，只不过没有人类发达，但性质一样）。心理学研究成果完全支持这些论断，例如最基础的刺激一反应模式，心理学指出刺激需要经过大脑的作用才使人产生反应，不赘述。因此，音乐美学要真正在中国建立，首先要还原它的感性论性质。
进一步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作为感性学分支的音乐美学的任务。在笔者看来，过去是有美无学，现在则是有学无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美学学科，却有关于音乐美的论述。引进了美学之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音乐美学真正开始学术研究，重心却不在美与审美规律的探讨上，而是纠缠在音乐与情感、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上。笔者在音乐美学课堂上经常提出一个问题：音乐是否表现情感与是否美之间有什么必然关系？是否表现思想情感的音乐一定是美的？为了表现思想情感，音乐一定要美吗？反过来，美的音乐一定是表现思想情感的吗？诸如此类。在审美的感性与理性关系的问题上，一直以来困扰着学界。以往的审美理论大都按照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规律来论述，强调聆听音乐的最终任务是在情感体验之后的哲理反思，获得某种认识。多年前笔者就将这种“审美”目的论比作让音乐不在审美领域当巨人而在哲学领域作矮子的“馊主意”。情感论加认识论，而不是感性论加愉悦论，目前这样的情况还很普遍。审美愉悦，生命的一种高峰体验，是人类长期身心进化结果的表现，却被当作低级感官享受受到贬斥，至今如此。
其二，感性学的范围。笔者在《音乐美学基础》教材的“序论”最后部分指出，音乐美学学科发展问题集中在“音乐”和“美学”两个方面。前者即什么“音乐”的美学，问题在于自音乐美学从西方传人至今，“音乐”指的是西方概念的“纯音乐”或“绝对音乐”，即器乐。正因如此才有“自律”、“他律”及各种相关问题。而“美学”中概括的各种“规律”，也是这种以纯音乐为对象的静态聆听方式的“美与审美”规律。在这样的审美关系中，音乐是审美对象，人是审美主体。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是西方人本主义语境和范畴的“囊中之物”。显然，音乐美学中的“音乐”尚未涵盖全球范围（这本来就一直如此）；我们的“音乐美学”一直处于中西关系的思维格局之中。这意味着迄今为止的音乐美学，其中概括的“基本规律”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肯定和否定的回答都无法证明。因为这种判断必须由全知者来进行，但是没有人通晓世界上所有文化中的音乐。按照英国分析美学家斯克鲁顿的看法，音乐是“第三物性”的事物，即文化属性的事物，而不是第一物性（物理属性）和第二物性（感知属性）的事物，文化差异造成多元音乐现象，要了解一种文化中的音乐，就必须深入其中。笔者认为对某种音乐的“知”，包括亲历的“知”和学理的“知”，前者尤为重要。显然，对每种音乐文化的了解，需要耗费相当时间。例如印度人所承认的了解他们的传统音乐的西方音乐家，都曾在印度生活十几二十年。即便是印度本土的孩子，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练习才能为人表演。人个体寿命有限，无法做到对世界所有音乐文化的全知。西方人概括的是西方器乐审美规律，我们似乎也这样做过。笔者认为，现在我们的音乐美学可以解释西方概念的三种艺术音乐，即美的、不美的和反美的。其中，美与反美是国际学界通用词，而“不美”则是笔者的命名，指理性设计有序而无法感受到的类型，例如序列主义特别是整体序列主义的音乐。但是，我们的美学没有研究西方民间传统音乐，也没有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更没有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传统音乐。这里有个问题，有学者指出民族传统音乐并非以审美为主要功能。但是据了解，所有民族的传统音乐中，都有专供审美的音乐，或者说有专事音乐审美的活动；几乎所有音乐都不同程度具有审美性质，即便是完全属于实用的音乐。康德式的审美与实用的划分，对今天依然有影响。此外，艺术学关于“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原始艺术”只有经过加工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以此尺度来衡量，原生态民族传统音乐便比不上艺术音乐，审美含量不高。当然，目前这种看法正在改变，民族传统音乐越来越多地被搬上音乐审美的餐桌。
其三，关于音乐美学课程标准。迄今，各级音乐美学教学尚未严格论证课程标准。2l世纪教育部开始了包括音乐在内的普通学校教育改革，设置课程标准，从实验稿到定稿，从实验基地到全国中小学校，可谓轰轰烈烈。在这样的形势下，由主次熘主持的“专业音乐院校教育改革”重大项目也已顺利结项。由于目前该成果尚未正式发表，因此笔者在此只谈个人看法。据了解，迄今各院校的音乐美学教学，大都限于现有的音乐美学教材，而各位导师布置的阅读书目，各有不同。在各校音乐美学专业的学生，与其他专业学生一样，被要求修满学分，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音乐类和非音乐类等课程。就中央音乐学院而言，音乐美学学生的专业课由导师教授，内容自定；必修课和选修课都是公共课。必修和选修课的设定，通常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饭”，即根据既有教师开课。记得十年前，在一次音乐美学教研室开会时，新老院长和书记都在场，笔者曾经“捅娄子”说了上述那些话，现场突然鸦雀无声，后来还是书记打破静默，问身边的张前教授是否如此，张老师点头。事隔多年，情况并没有变化。当然，笔者相信各位导师的能力，因为大家都是过来人，能有今天的成就，说明多年积累具备了良好知识结构；这些成长的经验，加上后来的日积月累，必然给学生提供一个样板。不过，从教育学角度看，课程标准的设置具有基础意义，也是学校教育的规范性的要求。当然，从全然实用角度看，课程标准提供方向、思路和具体教学做法，对学校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说来，音乐美学学士、硕士、博士应该具有什么知识结构，具备哪些能力，是需要论证的；根据论证结果，该开设哪些课程就开设哪些课程，而不是能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或只开什么课。
三、关于研究与培养人才的思路
2007年11月，第7届全国音乐美学年会在星海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期间的一个夜晚，星海音乐学院研究生处安排了一个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的见面会，议题是导师想向研究生们说的话。笔者在那里提出了音乐学治学和学习的“四大件”――体验、阅读、思考、写作。从此我经常向学生提这个“四大件”。现在，笔者想在此用书写正式阐述它们，作为包括音乐美学学科在内的音乐学各学科的建设、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的思路。以下仅围绕音乐美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话题来阐述这四个方面。重要的是，这些方面直接涉及于润洋教授音乐学治学精神的“六关系”，即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思想、本门知识与相关知识、经典知识与前沿知识、感性体验与理性表达。前三者是于润洋教授一贯奉行的，后二三者是后来加上的。我做了一些概括。
其一，体验。包括音乐创作、表演、欣赏、田野等所有跟音乐有关的实践活动的体验。只有深入实践体验，获得尽可能丰富的感受经验，才能搞好包括音乐美学在内的音乐学研究。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题中之意。在《实践论》里谈到这一点。目前我们的学生从小是琴童，有单项乐器的表演实践，个别有两项乐器的实践，很少有多样乐器的实践。听赏方面多接触西方古典浪漫的作品，很少接触早期和现代作品，这跟音乐的音像出版物少有关；本国音乐中，多接触的是新音乐，少接触传统音乐和新潮音乐；全球音乐中，多接触的是流行音乐，少接触世界民族音乐。出于个人审美需要，当然只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但是作为音乐美学的学生，好听不好听都应该听。就前者而言，笔者特别关心沉醉的体验。中央音乐学院入学考试笔者时常爱问考生：有你最喜欢听的音乐吗？如果一生都在搞音乐美学，却从没有或很少音乐沉醉的体验，只记住了书本上的东西，或者只具有高超的作品分析课和视唱练耳课训练出来的音乐结构分辨能力，那么能期待这样的“研究者”写出怎样的论文呢？此外，笔者认为他们最缺音乐创作实践，因此写出来的文章，不同程度存在着“没有音乐的音乐学”现象。作曲家反映不爱看这样的文章，是有道理的。其实，学者们受限于条件，也很少接触世界民族音乐。就本土传统音乐而言，除了民族音乐学学者，音乐美学学者也接触不多，更少有对其做深入研究。笔者曾提出“自身田野”的命名，指研究者对自身经历的研究。即便如此，多数音乐美学学者也没有多少传统音乐方面的经历。学生们绝大多数从学校到学校，更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如果要研究多元音乐的美学问题，就需要深入田野去获得各种相关体验。目前有一种体验很难获得却又不得不去体验的，那就是“天人合一”。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特别是文人音乐美学、“佛教音乐美学”之类，如果没有这种体验，恐怕难以有效阐释古人的相关言论。
其二，阅读。很多学者特别是海归学者都指出，中国学生阅读量太小了。这里除了数量之外，还涉及阅读范围。通常音乐学者和学子多读本学科的文论，少读大文化类的文论。为此于润洋教授提出两个关系的处理，一是本门知识和相关知识，一是既有知识和新知识。前者关系到一位学者或学子的知识结构，后者关系到他们的知识更新。旅澳学者杨沐几乎每次回国都要谈到知识更新问题，并且不断给国内音乐界带来新的国际学术信息。留学西方或者香港回来的学者或学子都对学习期间大量阅读深有感触。大量阅读至少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学习知识、扩大知识面，产生宽阔而深厚的知识结构；一个是了解学术动态，从而把握学术创新方向。在于润洋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笔者通过主编“十一五”规划的国家级教材《西方现代音乐美学》，联合几位年轻学者一道工作，梳理了一些新出现的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包括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后现代主义美学、美学方法论（达尔豪斯）、音乐教育哲学中的美学、音乐批评中的美学、现代音乐表演美学等。还有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等，暂时没有充足的音乐方面的内容，未纳入新教材中。但是，笔者指导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正在做“音乐审美环境”研究，相信今后环境美学等也能纳入音乐美学领域。近年来新音乐学引入国门，受到较为普遍的关注。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音乐美学、社会性别或酷儿理论视角的音乐美学研究等，已经成为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这些新知识都已纳入专业课教学中，当然，也许尚未普遍如此。笔者对学生提倡读书采取“同心圆”模式，即以本门知识为核心，按照疏密关系选择阅读资料来研究。以音乐美学为核心，可以这样建立同心圆阅读资料，依次为音乐学相关学科、普通美学和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声学等、哲学/自然科学哲学。如果再扩展，还可以纳入更多的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在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开始了具体的有目的的同绕选题的研读。这时候尤其要注意最新学术成果的信息。
其三，思考。没有思考，阅读的信息就不能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没有思考，就不会有学术创新。思考不能“无米之炊”。以往所有体验和阅读的积累，都是思考的材料。最令导师们伤脑筋的是学生不具有独立研究的能力，表现在不会选题。笔者本人就经常遇到这个问题。从许多答辩情况看，笔者往往能从学生的论文选题中看到导师的影子，即被时间所迫，导师不得不从提醒、启发到直接提供选题。这也许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问题就在于学生缺乏思考，缺乏长期关注学术动向，缺乏独立科研的能力。笔者建议学生在阅读的时候就要积极思考：首先要真正了解作者文论所表达的东西，同时要具有批判意识，随时提出疑问，然后及时把问题记在本子上。笔者本人学习期间一直习惯作读书笔记，并因此受益良多。有些阅读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东西，如果没有及时记录下来，很快就会忘记。这是很多学者都有的经验。关于批判意识，许多导师都有这样的要求。例如蔡仲德教授，他寄语年轻学子的三句话是：要有独立人格、要有批判意识、要有创造能力。周海宏教授也经常对学生提出要保持批判意识的要求：无论作者多有名气，阅读他们的文论始终要有批判意识；他人的观点需要审察，不能直接用来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重要的是，思考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结合的原则。应该避免从概念到概念的做法。如果不顾历史，只从逻辑上思考问题，往往会陷入逻辑游戏或语言游戏之中，难以提出有真知灼见的观点或看法。而如果不顾逻辑，只在历史的海洋中“捞”细节，往往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难以跳出来抓住实质问题。在一些学位论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知识梳理很细致，但是缺乏思想。蔡仲德先生曾经语重心长地对笔者说：现在培养的主要是掌握知识的学生，而不是能产生思想的学者。要改变这一点，就要培养勤思考的习惯。
其四，写作。笔者个人的体会是，体验、阅读基础上经过长期思考，到了不吐不快的时候再动笔，就能写出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在音乐美学基础问题和理论应用（如评论）的写作上，涉及感性体验与理性表达这个最大的难题。常话说，语言终止之处就是音乐的开始。事实上所有感性、超感性或非理性的体验如审美体验、宗教体验、情感体验等，都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这是常识。西方传人的感性学，研究对象是音乐美与审美的规律，或者是以听觉为核心的感性需要和满足的规律；音乐实践中的美学问题，如音乐创作、表演、美育、社会音乐生活中的美学问题；相关历史，即音乐美学学科历史、自古以来个民族文化中关于音乐美和审美的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感性学研究成果的表达，常常涉及两个方面的文字书写，一个是描述音乐，一个是描述音乐感受。显然，没有这些描述的专业术语系统。于是，人们不同程度地“无奈”地采用了隐喻方式，也就是文学方式。而“文学性描述”又受到不专业的否定和排斥，甚至严厉批评。其实那样的描述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用“运动”、“欢快”、“哀伤”之类的隐喻，也只能用“运动感”、“欢”、“哀伤感”之类的描述，后者表明那些描述词语的所指并非音乐本身具有的东西，而是听者的感受，属于“唤起理论”。这正是分析美学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戴维斯在《音乐的意义与表现》一书中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音乐本身是隐喻的，还是描述音乐的语言是隐喻的？作者排除了前者。就后者而言，作者认为情感术语的隐喻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在批判了自律论、符号学、表现理论和唤起理论之后指出，音乐本身具有音乐的外观。国内音乐学界有四种分析模式，即作品结构分析、社会历史分析、音乐学分析（于润洋）和音乐学写作（韩锺恩）。它们都用到技术术语、认知术语和情感术语，但比例不同。结构分析多用技术术语，社会历史分析多用认知术语，音乐学分析均用各术语，音乐学写作多用情感术语和文学描述。四者都用到隐喻。所谓“音乐学写作”，是韩锺恩教授提出的“音乐审美分析”。他指出，音乐美学的分析，应该有别于其他分析，应该是对感性的分析，否则就没有学科存在的理由。由此提出了第四种分析模式，并借于润洋《悲情肖邦》出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两个音乐学系学生交流之际，带领后者的学生亮相音乐学写作模式。但是结果被当作回到了非学术的文学描述时代，迄今未见新的举措。笔者并没有新良方，但是认为感性分析是音乐美学写作的核心任务之一；分析哲学美学成果可以借鉴。
世界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5篇
一、大规模、大规格
本届学术论坛可谓盛况空前，在规模、规格上创国内流行音乐高等教育领域之最，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刘家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任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徐沛东任名誉主席。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唐小我，文化厅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李兆泉等领导也出席盛会。前来出席本次论坛的机构有全国多所音乐艺术院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以及南京艺术学院、上海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和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担当本次论文评选组的评委有：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易柯、《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音乐周报》副总编陈志音、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专家赵世民、中国传媒大学音乐系主任曾遂今、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院长李罡。“学院杯”决赛评委可谓业内精英：四川音协主席兼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敖昌群、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协会常务副主席付林、词曲作家林明阳、中国唱片总公司音乐总监兰斋、橙天娱乐集团副总裁霍绍文、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陈小奇、橙天歌歌数码科技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欧丁玉、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流行音乐学院院长乌多达门。
本次“学院杯”决赛选手为全国九大音乐学院和设有流行音乐专业教育的艺术、师范院校通过严格选拔，各派两名选手参加最终角逐。邀请赛通过层层严格选拔，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优秀歌手奖、最佳男女歌手奖及伯乐奖。一等奖充分体现了“学院杯”区别于其他流行音乐比赛的主旨特征，上海音乐学院获得伯乐奖。论坛组委会共收到27篇论文，经过评委的认真评选和投票，共评出10篇获奖论文。一等奖获得者为余政仪、施涛；二等奖获得者为施涛、王建元；三等奖获得者为邹亚非、尤静波、黄山；优秀论文奖获得者为刘柱喜、刘继斌、孟光、梅梅、黄德俊。
二、高峰论坛精彩纷呈
近20年来，流行音乐在我国发展尤其迅速。如今，我国的专业艺术院校、师范院校中开设流行音乐相关专业已相当普及，如何构建流行音乐的教育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加本次论坛的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从根本目的上看，中国高等艺术院校流行音乐教育论坛是为了促使学术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通过各院校之间交流与沟通，共同努力使中国流行音乐高等教育走向完善。
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刘家富在发言中指出，高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力量，我们高校的领导、专家、教授们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牢牢把握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这个当代文化工作主题，加强东西方艺术的大融汇，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十七大”确立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从通俗音乐唱法的角度谈了自己对流行音乐的认识，流行音乐对国家发展建设有很强的凝聚力，是大众喜爱的一种音乐体裁。他阐述了学校培养对流行音乐发展的重要性，希望学校能培养出更多高水平、高素质的音乐人才。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柴永柏指出，本次论坛是为我国的流行音乐建设与发展有关问题进行广泛的、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目的在于积极推进流行音乐的教学理念、教材建设、培养目标的研究讨论，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流行音乐高等教育体系，加强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的长期学术交流。四川音协主席、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敖昌群指出，这次论坛将本着探讨研究的精神展望中国流行音乐专业教育的未来前景，将建立中国特色流行音乐体系。期待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新星诞生。他预祝为中国特色流行音乐呐喊的媒体和制作机构更加蓬勃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川音乐学院施涛在11月9日的交流大会发言中谈到，在艺术类高等教育中，流行歌曲演唱专业不适合分级教学，把音域作为衡量标准，那是对演唱者个性特征的抹杀。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尤静波作了“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他从中国流行音乐80诞辰作为引言展开发言，从文化需要引导、教材需要统一、创作需要质量、乐坛缺少评论等方面对中国当今流行音乐现状作了分析。天津音乐学院刘柱喜在发言中，以团队协作式乐队组合音乐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多元文化背景下流行乐队组合为题，谈及该院的教学成果。南京艺术学院王建元在发言中谈到自己对流行音乐学科建设的个人见解，他认为流行音乐教学必须有科学的教学理念。沈阳音乐学院杨维忠从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教材研讨方面谈了该院的教学心得。武汉音乐学院朱爱国从拓展教学外的思路和模式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
三、专家讲学博采众览
11月10日的论坛从流行音乐的专业建设、流行音乐学院教育的发展等方面展开了探讨，表达了对中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展望和期待，即理论与实践并重。共安排了六位有关方面专家作重要的学术报告，这六个专题报告分别是：来自橙天歌歌数码娱乐公司总经理欧丁玉的《流行音乐的人才培养》，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流行音乐学院院长乌多达门的《流行音乐的教学要与社会实践、艺术实践相结合》，匈牙利音乐舞蹈联合艺术大学埃贡・泊卡的《匈牙利的流行音乐教学》，荷兰芬提斯摇滚音乐学院玛丽安・托塞安特的《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专家赵世民谈了《从流行音乐看中国甲骨文》，他认为中国甲骨文有很深的哲学内涵，他重点解释了“乐、泰、奏、通、和”的甲骨文涵义。他指出，中国流行音乐教育要与社会实践、艺术实践相结合。中国传媒大学曾遂今谈到了《网络音乐及其对流行音乐教育的影响》，他认为，新出现的网络音乐给中国音乐带来了巨大冲击。从音乐创作到音乐传播再到音乐爱好者的音乐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开放性、互动性、低成本的优势，给越来越多喜欢唱歌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运用就需要从事流行音乐教学的老师引导。
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构建科学、规范、独立的流行音乐教育体系是一个全新的、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工作，这对流行音乐学科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它包含了教育思想、学科建设、课程设置、艺术实践、科研创作等多个方面，从前期建设到后期的不断完善，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来完成的一个巨大工程。正因如此，才更需要我们认真、谨慎，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数字音乐时代的来临给中国流行歌坛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中国流行音乐如果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通过优秀作品的发表和流行优秀歌手的走红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音乐院校应该站在全新的思维上考虑和制定流行音乐的教育方针，院校教育一定要和社会实践、艺术实践相结合，使得教育成为唱片业的产业基础。同时，中国享有目前全世界最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拥有由老中青几代人构成的音乐从业队伍，所以必须给年轻人补上民族民间音乐这一课，只有让他们学习、了解到我们祖国丰富的音乐资源，才能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
与会专家们还认为，首届“学院杯”流行音乐邀请赛将是本次论坛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将打破现今流行音乐的比赛模式，建立流行演唱比赛的全新机制，建立流行演唱比赛的全新的专业评判标准和审美导向，逐渐达到与国际流行趋势的对接。
结语
此次流行音乐论坛旨在更好地开展流行音乐理论研究和活动，促进高等院校音乐艺术和教育的交流、繁荣创作，提高高等院校流行音乐教育水平，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音乐人才。论坛为期三天，主要内容包括专家论坛、原创音乐评比、教育交流以及流行音乐展演等活动，与会专家们就中国流行音乐历史与发展、流行音乐在高校的教育现状和专业定位、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教材研讨、流行音乐演唱中的唱法、流行乐器与流行乐队演奏技法、作曲技法、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关系、流行音乐的产业化运作与营销、流行音乐经纪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详细的研讨。
此次论坛虽然只有三天，但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活动并卓有成效！全国近百名学者专家和业内精英参加了此次盛会并带来了流行音乐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音乐产业界的思维动向、流行音乐教育的第一手经验。由于全国各音乐艺术院校的积极参与，使得我们搭建了流行音乐教育和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次盛会将会对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起到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世界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6篇
一般来说，音乐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总是离不开音乐家、作曲家（音乐人）、音乐作品（艺术作品）、听众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见下图）。以下我们将列举几个具体的问题来加以说明。
（一）音乐社会学对音乐传播的外部环境及受众的研究
1、社会与传播媒体
在有声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研究的课题包括噪声污染问题、噪声污染环境中音乐的参与程度问题、噪声对人类生理、心理所造成的伤害问题等。又如，音乐如何帮助医学界进行治疗或其他工作，几年前，美国医学界让音乐进入手术室，以化解和减轻手术房内的紧张气氛。把音乐当做心理治疗，甚至生理治疗的一个有力助手，自古中外都有所闻。近年来则将它归属于音乐治疗的研究范围。有关传媒方面，除了对传播媒体发展的研究外，还可以从传播媒体的经营模式谈起，通过它，社会各阶层的人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音乐。传播媒体如何影响、改变人（听众）的生活，它对作曲家有何影响，它又如何改变人（听众）听的习性，如广告音乐的研究与探讨等，都属于这方面的重要课题。
2、工作与休闲活动
这里的休闲活动当然指的是与音乐有关的接触，其中工作性质与休闲时所接触音乐类别的探讨，就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据音乐社会学家研究结果显示，流行音乐之所以会流行，与大多数人单调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密切相关，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线上分工极细的生产结构，是单调流行音乐广受喜爱的主要原因。当然，亦不是所有的人对单调的工作环境都有同样的反应，另外有一种反应，就是对它产生一种逆反心理。1964年，英国新闻媒体出现的字眼“披头热”（Beatlemania），就是形容当时英国年轻人在披头士演唱会上的疯狂行为，它暗示着英国年轻人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一种反抗心理。
3、公共机关与社会阶层
这里的公共机关是指音乐演奏厅、歌剧院、演唱场所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歌剧院、演奏厅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歌剧院（如国家歌剧院）硬件规划研究，文化中心音乐活动软件（节目）规划研究等。与社会阶层有关的研究问题，如对歌剧院、演奏厅的观众、听众加以研究调查，亦与其他类型观众、听众作比较分析。集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社会学家、作曲家于一身的德国音乐学者阿多诺曾根据德国听众的个人背景、反应与听音乐的态度，将它们分为八种类型①（音乐社会学导论）：
专家型：这类听众对他们所听到的曲目，都可以用专业的知识加以分析、判断，他们是属于完全能自觉的听众。
好听众型：这类听众对他们要听到的曲目，都非常用心地注意它们，但没有专家型听众的专业知识。就如同一般人说母语的情况类似，使用母语说话易如反掌，但若要说明母语的文法与句子结构时一定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使用时不是完全自觉的，甚至是完全不自觉的，这一类音乐听众与音乐的关系就是如此。
有教养的听众或有教养的音乐消费者：这类听众喜欢听很多音乐，甚至可以无止境地听。他们对音乐家、诠释者、音乐曲目都会主动地进行了解，而且收集唱片、录音带。他们把音乐当成一种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且非常尊重它。这种类型的音乐听众往往会把听音乐、了解音乐、收集音乐作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认为是他们的一种义务，从而显示出故弄风雅、庸俗的形态。
感性的听众：该类型听众与音乐的关系不像上一种文化消费者那么生硬。不过，音乐变成他们生活中的避风港、欲望的发泄与非理产生的来源。阿多诺认为，这类听众尤其喜好强调感情的音乐，如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不满挑剔的听众：这类听众属于西方音乐史上巴洛克时期音乐巨人巴赫音乐的热爱者。他们对现今社会音乐生活非常不满，认为它很虚伪，对这种不满环境的反应，就是消极地在前人音乐里找慰藉，而他们所强调的，正是对前人音乐作品忠实的诠释态度。
爵士乐专家与爵士乐狂：这两者是很难划分的。该类型的音乐听众，有如爵士乐的基本特色“即兴”一般，喜好自主自发性，与“不满的听众”同样排斥社会上以古典浪漫为音乐理想的趋势。
把音乐当成消费的听众：该类型的听众在所有类型中占的比例最大，他们的产生与“文化工业”现象息息相关。由于缺乏音乐的专业知识，他们通常只是文化消费者，音乐对他们除了当成兴奋剂外，是不具备任何意义的。
无所谓、非音乐与反音乐听众：据阿多诺解释，此类型的听众所以会有听音乐的态度，不在于生理上缺乏音乐性或音乐才能，而在于后天不良的环境背景与极度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
（二）音乐社会学对音乐分类、价值评价与非自主性学习的研究
1、严肃音乐与娱乐音乐
一般认为，传统的西洋古典音乐是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则属于娱乐性音乐，或称为轻音乐。但真可以这样区分吗？若问，莫扎特的《嬉游曲》属于严肃或娱乐性音乐？或许一般人会马上回答，它们应该属于前者。然而一旦了解《嬉游曲》是一种在十八世纪末提供娱乐的室内乐时，答案可能就完全不同了。至于爵士乐的种类，也有同样的情况，可见严肃音乐与娱乐性音乐这两个名词虽然常被使用，但无法分得清楚，原因何在？可有更好的分类？这些都是音乐社会学研究学者试图解决的问题。曾于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专门介绍（系统音乐学）方法及研究技巧的论著的捷克音乐学者，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卡布其斯基（VladimirKarbusickyb.1925），在他的《经验社会学》（EmpirischeMusik-soziologie）中（于1975年出版于德国威斯巴登），从定义、名词与美学角度来探讨娱乐性，也就是轻音乐与严肃音乐的不同，再就特性与功能的观点来区分它们。
2、价值与评价
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若应用到音乐社会学上，所涉及的研究课题有：什么样的音乐作品在一个社会中会被赋予一个较高的评价呢？原因为何？它与社会的架构、形式有何关系？又如音乐家、作曲家、演奏家或音乐学家的社会地位如何？以及音乐研究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等。1970年生于法国巴黎的音乐学、东方学学者丹尼耶陆（AlainDanielou），在他1972年出版的《东方国家音乐与音乐家的处境》一书中，针对亚洲国家音乐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剖析。他指出，亚洲音乐之所以会被藐视，是西方人借助殖民政策所作的文化宣传所导致的结果。又说，西方国家在亚洲地区开拓殖民地的野心，更造成集体洗脑与灭绝种族文化的后果。这也是亚洲传统音乐的作曲家、演奏家地位低落，亦感到自卑的原因。很明显丹尼耶陆的这种研究，就是把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价值与评价，应用到音乐社会学领域的最好例证。
3、非自主性的音乐学习
这也是音乐社会学探讨一个人在无意识、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如广告音乐常常无形中进入我们的脑海中。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是音乐教育，尤其是儿童音乐教育的重要研究课题。儿童，特别是幼儿时期，受大人的影响既大而深，一个从小就被灌输古典音乐的小孩，会无理由地排斥其他音乐。所以，一个人对某种类型音乐喜好的原因，是否与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有关呢？另外除了广告、音乐教育，非自主性音乐学习还可以来自哪个方面？这些都是属于音乐社会学的关心范畴。
（三）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理性基础和社会学基础》于1921年出版后，音乐社会学学科就成为一个新兴的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究其原因,首先是高科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音乐制作、创作的提高和音乐创造力的发展。其次,为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音乐形式追求的多元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内容与样式，音乐新事物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音乐的社会性，扩大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如曾经被广为忽视的各类流行音乐也成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虽然音乐社会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相比，它还属于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对它的研究方法、定义、范畴还有很大分歧和差别。这些研究理论方法中比较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的合理化及理想型理论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观念就是以合理化理论来阐释为什么在欧洲音乐历史中，由复调音乐发展而来的主调音乐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则合理化地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他把音程、和弦和声、平均律的调音、记谱法以及乐器制造都看作是欧洲音乐文化内代表性的、合理的标志。韦伯还提出了理想型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这种方法侧重于理解、分析现实社会现象。认为把现实社会中许多零散的现象中有意义的本质提炼出来进行分析研究，把音乐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①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西方音乐史和社会史水融。他认为音乐作品象征着社会，陈述事实，并在自己的素材中吸收社会的矛盾。对他来说，音乐作品是音乐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出发点。②阿多诺还提出了文化工业的著名论述：文化工业已渗入到绝大多数的人口中，通过大批量生产文化产品，人们的感觉和行为模式符合工业资本主义主宰的社会形式的需要。他的理论充满着的批判精神，为他的流行音乐批判增色不少。他还理解西方艺术音乐，力图把握西方社会整个音乐领域的历史与社会意义。③西尔伯曼经验主义音乐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认为，研究和音乐有关的个别人的行为方式和音乐经历在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这种音乐社会经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阐释这种音乐现象必须要以经验主义理论为依据。西尔伯曼从客观化的角度出发,把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作品、音乐内容排除在考察范畴以外。他注重经验理论的重要性,摆脱美学标准，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解决问题。④
二、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从开始，我国就有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教育家在其论著中有关于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如：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中专章论述“音乐之功用”；沈心工在学堂乐歌的推广过程中倡导的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以后,在音乐的社会功能的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方面，又有一批知识分子和音乐家们的论著涉及，如：我国20世纪著名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在他的论著《欧洲音乐进化论》中最早提出了对我国古代与民间音乐进行搜集与整理，然后借鉴西洋音乐的方法把这些古代与民间音乐重新进行包装，使之更易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并成为一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符号的新国乐。最早指出了音乐社会学的概念与内涵，首次较全面地勾画出了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的整体构架，他提出：“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这一时期可看成是音乐社会学在我国的启蒙阶段。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的独立系统研究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也是我国对音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此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音乐商品化的氛围日益浓郁，这些是音乐社会学学科系统研究的重要的客观条件，也为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课题。1985年，由前苏联音乐美学家、音乐社会学家A.索霍尔著述的《音乐社会学》（杨洸教授译）在我国首次面世，这本译著在我国音乐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1990年5月，《音乐社会学:音乐词典词条汇辑》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本专著共收录了四篇有关音乐社会学的译文和六条音乐社会学词条。它们是：金经言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认识对象》（德国克奈夫著）、《音乐社会学的目的》（德国西尔伯曼著）、曾遂今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和孙国荣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西班牙罗莎著)。
这本书参考了诸多外国的音乐社会学书目，这些文献包括《音乐大辞典》（德）、《哈佛音乐辞典》（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英）、《音乐百科全书》（苏）、《音乐大事典》（日）等。这些译著为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国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在翻译国外音乐社会学论著的同时，我国的一批音乐学学者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也发表了大量的音乐社会学论文，其中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论文有：曾遂今的《试论民间歌曲的走向》、《试论民歌概念内涵的发展与转化》、《现代民歌:时代的一面镜子》、《口头性、集体性不是永恒的真理:关于民歌问题与彭国华同志商榷》、《港台流行歌曲冲击后的回顾》、《中国现代城市民歌的复苏及其特点———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等；叶林的《音乐社会学的导向和误区》；于润洋的《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余兰森的《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音乐社会学已在1992年被正式批准为我国的“‘八五计划’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1996年年底结项。其研究成果《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一书于1997年正式出版，该书35万字（曾遂今著）。全书九章，分别为“音乐社会学学科认识论”、“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论”、“社会音乐生产论”、“社会音乐听众论”、“社会音乐传播论”、“社会音乐流行论”、“社会音乐商品论”、“音乐职业论”、“社会音乐批评论”等，涵盖了音乐社会学作为中国音乐学新学科建设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
世界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学生音乐欣赏人格塑造
《乐记》的《乐象篇》中说：“乐者，德之华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亦认为：“我们一向对于身体用教育，对于心灵用音乐。”同时还说：“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深处，如果教育方式合适，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这些都说明了音乐可以引人向善，对人生价值与人性韵味的整体展现与提升有着重要作用。优秀的音乐作品能让学生的情感在欣赏音乐的联想中得到美的熏陶，精神上的满足，达到陶冶情操、升华人格的目的，使德育教育渗透在音乐欣赏教学中。这一点，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深有体会，音乐欣赏对促进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塑造良好的人格有着很好的作用。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音乐欣赏对学生个性形成的影响
受到好的艺术作品的熏陶，对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
音乐欣赏的审美功能是最具音乐艺术本质性和价值性的功能。音乐的审美从类型上可分为阳刚性和阴柔性的美，从情绪发展上可分为悲剧性和喜剧性的美。阳刚性的作品包括反映人类与自然斗争与命运斗争的作品，正如贝多芬的《命运》，其宏伟的结构、彭湃的气势、热情乐观的精神使人胸怀壮阔、坚毅刚强，有助于学生奋发向上的性格形成，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
阴柔性的作品—宁静柔和的音乐能令人心情安定、气息平和；欢娱优美的音乐则可以使人摆脱冷漠、孤寂的心境，精神焕发；委婉细腻的音乐能使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
可见，音乐的审美功能对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产生广泛的、潜在的影响与作用，使积极的性格特征得以肯定和发展，消极的性格特征得以转化与改变，促使学生个性和谐发展。
二、音乐欣赏对形成学生良好品质的作用
学生是文化的接受者、传承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通过音乐欣赏中的实践活动可以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热爱民族音乐的感情。
浩如烟海的音乐文献构成了庞大的音乐文化体系。当我们欣赏一首音乐作品时，我们必然要了解作品的风格流派体裁，题材作者和创作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文化信息，这就是音乐欣赏的文化功能的全息性了。
由张艺谋执导的外国歌剧《图兰朵》的演出过程中，观众对歌剧中被作曲者普契尼采用的《茉莉花》为素材创作的杜兰朵公主演唱的小夜曲尤其注意和喜爱。海外的华人每当听到《思乡曲》就会勾起无限的思乡情愫，这些就是音乐文化功能所特有的本土性。这种全息化的音乐图景与本土化的音乐情境，将会在文化的框架下，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使学生的个性品质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三、音乐欣赏对改善学生注意力品质和良好培养想象力的影响
音乐是不断变化着的动态，是乐音的有序运动。学生会随着音乐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始终保持注意力的指向性和稳定性。因为对音乐作品的赏析，分辨音乐的风格、旋律、和声等音乐要素，就必然促使学生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注意力。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比知识更重要。”格式塔派心理学家对此是这样解释，我们身体内部充满了大量的内部空间、时间和深度感觉结构，有各种感觉的接合点和中心，音乐欣赏正是开阔这些空间和开掘深度的催化剂。可见，欣赏音乐具有改善学生注意力品质和培养想象力的功效，进而促进学生个性的良好发展。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以下几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在此与大家探讨。
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我认为在音乐欣赏的实践活动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进入物我两忘的欣赏情境、培养学生形成欣赏习惯的良好开端。一首音乐作品能否激起学生欣赏的热情主要取决于学生对这首作品的熟悉程度，在音乐欣赏过程中熟悉感受和陌生感受制约着学生注意的兴趣，似熟非熟对人有一种驱使力，适应人的探索新奇的心理，为了获得这种效果，我在课堂教学中要努力创设“逼真”的情境，它包括：（1）提供积极、贴切的教学态度。（2）提供简单、通俗、艺术化的语言叙述。（3）提供融科学、艺术为一体的多媒体课件以及挂图等，使学生尽可能多的获得对音乐知识的了解，强化学生对音乐的熟悉感受，促使学生在欣赏过程中保持注意力的适度集中性和稳定性，达到激发学生兴趣的作用。保持学生在欣赏音乐的期待和探索的状态。
上述情境的创设过程，也是音乐欣赏文化功能的逐步强化外显的过程。同时，又是音乐欣赏心理功能的具体体现与内化的过程。通过创设情境，激发兴趣，使负荷整体文化的音乐欣赏逐步逼近并进入学生的心灵，引发学生的共鸣，促使学生个性的发展。
2.多方引导，互动欣赏
音乐审美的这种非语言性使得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调整好自己的角色，即非学生学习的主教导者，而是学生主体性学习的引导者。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指导学生通过文字欣赏法、图画图形欣赏法和舞蹈欣赏法的结合，达到学生、欣赏材料和教师三者之间的互动，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逐步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提高学生鉴赏美的能力，使学生在音乐欣赏实践活动中想象力得到发展，从而提高主体的创造性、思维中的连动性、多面性和跨越性能力，并使人格在“高峰体验”中获得升华，促进个性更好实现自我完善。音乐欣赏的审美功能与教化功能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交相辉映、溶为一体，起到综合的促进作用。
四、对学生由美而求真、向善的个性品质的形成的影响
荀子在《乐论》中就指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之礼乐而民和睦。”音乐能使人不断获得最美好的“高峰体验”。这是美国著名心理家马斯洛提出来的。他说：“在这些短暂的时刻里，他们沉浸在一片纯净而完善的幸福之中，摆脱了一切怀疑、恐惧、压抑、紧张和怯懦，他们的自我意识也悄然消逝，他们不再感到自己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任何距离而相互隔绝。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与世界紧紧相连融为一体。”那么，学生在“高峰体验”中可以迅速、直观地把握人生的价值、自我实现的幸福与世界的本质，这就是音乐欣赏教化功能的内隐性了。它既满足了学生追求真、善、美的需求，又使学生个性在不断发展与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获得前进的动力。
中学阶段是学生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是个体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成长发育时期，学生身心的各个方面都潜藏着极大的发展的可能性，其身心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各种特征处在变化发展中，具有极大的可塑性。作为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如何运用音乐欣赏的审美功能来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由美而求真向善，运用音乐欣赏的文化功能来扩大学生的文化视野，运用音乐欣赏的教化和心理功能启迪学生的智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而音乐欣赏的这四种功能也是相辅相成的，对学生完美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世界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8篇
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更是如此，丹纳的《艺术哲学》一书，将艺术的演变道路与特定地域发生的特定艺术现象相连结，从哲学的高度分析艺术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他指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所以我们认为，艺术的发展与地域存在紧密联系。
比如中国的美术创作自古至今都有以地域划分派别的传统，人们（更多是一些文艺评论者）将拥有“独特的绘画艺术理念，形成‘独特美的符号’的绘画者”的集合体称为某一“画派”，而这种“画派”的提法多以地域作为标签。北宋初期，山水画分为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北方派系善于表现雄伟峻厚、风骨峭拔的突儿巨壑；南方画派亦称“江南山水画派”，以“平淡天真、布景平远、秀雅温柔、南方情调”为创作基调。近年来中国艺术繁荣发展，艺术创作的风格化凸显，同一艺术门类下流派渐现。如上海画派、岭南画派、四川画派等一方面代表了美术创作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反映了美术创作吸收地域文化为自身鲜明特色的重要特点……
以地域为视角考察艺术不是什么全新课题，但以地域为视角、按照新的学科门类探知艺术教育的发展态势，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在这种格局下，我们将会看到艺术教育所呈现出的别样风貌，以及近年来中国艺术教育的两个新趋势——精英泛化和大众崛起。
一、艺术学理论：多点支撑，步履维艰
在众多专家的呼吁下，“艺术学”理论冲破各种质疑，一跃成为“艺术学”学科门类下排名第一的一级学科。这种安排是合理的，毋庸置疑的。因为这符合一般人文学科的内在逻辑，正如文学学科有文艺理论一样，艺术学科应当有一门从总体上规制艺术创作思想的子学科。
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地域布局的总体特点是：
1.学科点少而集中。从地域角度进行观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发展的问题所在。全国仅有屈指可数的少数高校开设属于这一学科的专业。截止到2011年，全国拥有艺术学理论博士点的单位有10多家，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拥有艺术学理论硕士点的单位有50多家，主要是：山东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内蒙古大学等。本学科国家级重点学科有一个，就是东南大学艺术学理论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院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都是直辖市或省级重点学科。
这中间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除了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这4所学校的艺术学理论是在“升门类”前后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其余的高校都属于搭顺风车开设该专业，即从原有的专业教育衍生而来，或者是从文学理论衍生而来。即使把所有的学校都算上，其地域布局基本上集中在北京、上海一带。
2.缺乏地域间互相协调共同发展的有效机制。现有的艺术教育单位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即“艺术学理论（主要指艺术共性）”和“艺术理论（艺术分门类个性）”。所谓艺术学理论是指凌驾于具体艺术门类上的通用性的艺术理论，如艺术哲学、艺术美学、艺术语言学、艺术传播学、艺术人类学等。所谓艺术理论是指某一具体艺术门类自身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如电视艺术哲学、电影美学、电影语言学、音乐语言学等。“艺术学理论”旨在打通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构建涵盖各门艺术的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不同于门类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着眼于也不局限于单一的艺术门类的研究，而是侧重从更加宏观，更加着重于思想、文化层面对各艺术门类进行把握和梳理。
很明显，相当多的一部分高校是忽视这种旨在打通各门艺术之间壁垒、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构建涵盖各门艺术的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艺术学理论的，之所以从表面上看艺术学一级学科有几十家，但大多数学科点是脱胎于艺术理论而非艺术学理论。更严重的现实情况是，专业艺术院校大多不开办艺术学理论学科点，综合性大学艺术学院乐于开设艺术学理论学科点，两者往往互相轻视，即使是在同一地域，互相也不往来，进而造成同一地域间的艺术学理论和艺术理论不能协调发展。艺术学理论原本应该在与艺术创作实践的携手共进中，引领和创造艺术实践，并最终形成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艺术创作也同样需要艺术学理论的倡导和引领。一旦落后于艺术社会实践，都会严重制约艺术自身以至文化建设、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不过，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了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关键性。艺术学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可以切实加强对文化艺术发展表象、趋势以及内在规律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注重加强自身有关研究目的、内容、范畴、方法等方面的内涵建设。
3.对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尚处于起步阶段。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应当充分结合所在地域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开展宏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微观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应当具有国际化眼光，及时借鉴国外最新理论成果，将这些成果转化为提升艺术创作水平的动力。通过研究一些特定艺术现象世代传承的原因和过程，上升为艺术理论的升华。比如，在河南南阳的一些县城，在逢年过节时，流行一种特殊的“节日乐器演奏”，乐队由五种特殊乐器组成：一个大鼓手，按照复杂的乐谱敲击一面直径2米、厚1米的空腔大鼓；一个小鼓手，单手敲击一面碗口样的小鼓；一位锣手，单手敲击铜锣；五位锸手，双手拍击两个铜锸；三位铙手，双手各拎起一面近20斤重的铜质乐器。五种乐器分工协作，演奏出令众人振奋的有节奏的打击乐。这种流传上千年的打击乐，与当地的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礼教文化具有紧密联系。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种音乐问题，更多是一种文化问题。但这种文化自觉却是我们很多专业研究者所不具备的。
二、音乐与舞蹈学：根状结构，遍地开花
音乐与舞蹈学学科呈现出明显的根状结构，即全国几乎所有的开设该学科专业的师资都可上溯到少数几家高校。根状结构的第一层级是拥有强大实力的单科型艺术院校，主要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之后向下发散，形成第二层级，包括沈阳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再向下发散第三层级，则是一些全科型艺术院校开设的音乐、舞蹈专业，如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广西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而第四层级是师范类院校，主要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第五层级是一些理工科类院校，主要包括华南理工大学、山东理工大学、湖南理工学院等。
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地域布局的总体特点是：
1.“寻根现象”较为明显。所谓“寻根现象”，是指某一种文化样态在经过不同路径的变化之后，最本质的东西总是指向它最初产生时的地域。音乐与舞蹈学师资大多可“寻根”至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舞蹈学的师资大多亦可“寻根”至北京舞蹈学院。当然，“寻根”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而是一种文化血脉传承。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源是音乐和舞蹈艺术教育向来坚守着一种“精英意识”，即使在其他所有专业都在大规模扩招之际，音乐与舞蹈专业的招生规模比较稳定。特别是几所顶尖的音乐舞蹈院校，毕业生炙手可热。
2.民族艺术的地域特征比较明显。民族艺术的地域特征与音乐教育的融合，产生了丰富多彩的音乐与舞蹈教育模式。以舞蹈为例，资华筠在其主编的《舞蹈生态学导论》中，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划分为六大文化区——它们分别是：秧歌舞蹈文化区——北方汉族，以北方旱作文化为代表，属于黄河流域文化中心的农耕文化。花鼓舞蹈文化区——南方汉族，以南方稻作文化为代表，属于长江流域文化中心的农耕文化；藏族舞蹈文化区——青藏高原地区以藏族为主体，典型的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以农、牧业文化为代表，属于游牧和农耕混合型文化；蒙古族舞蹈文化区——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温带草原游牧文化为代表，属于北方游牧和定居轮牧型文化；西域乐舞舞蹈文化区——西北地区以维吾尔族为主体，以典型的绿洲文化和游牧文化为代表，属于灌溉农业和游牧混合型文化；铜鼓舞蹈文化区——西南地区多民族，以农耕文化为代表；朝鲜族舞蹈文化圈——吉林省延边自治州朝鲜族，以海洋文化为代表（此文化圈分布于秧歌舞蹈文化区中的亚文化圈）。
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上海音乐学院，该院教务处长周湘林介绍说，学院对挖掘本地地域文化特色非常重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民族器乐领域中一件较为重要事件和新型艺术品种——丝弦五重奏，是胡登跳教授确立的一种民族器乐重奏形式，亦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师生长期艺术实践的成果。其以中国传统弦索乐和丝竹乐为传统承载源，除在乐器组合表层上与弦索乐有某种共性外，又从弦索乐、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等合奏乐的乐器性能表现、组合织体中汲取养分，借鉴并延展而来，可谓深深地烙上了胡先生对于中国民族器乐音乐的独特创作观念和审美情趣。再如，该校作曲系曾组织师生就上海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青浦田歌（上海地区完整优美的原生态民歌，被列为上海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重点项目）进行实地采风，对其传承发展作深入课题研究。一方面，感受青浦田歌的独特魅力，激发创作灵感，增加创作元素；另一方面，促进了解上海民族民间音乐，提升音乐涵养的同时，师生也为其传承提出宝贵建议。此外“立足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在2010上海世博会、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等活动中，上音对于推进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彰显海派文化特有魅力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山东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李晓峰在谈到将音乐教育与地域民族文化特征有机结合的话题时，介绍了该学院的特殊做法：“服务社会既是高校的主要社会责任之一，也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心和良好的从业观的重要途径。我们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做法主要是，通过与文化部门及新闻媒体的合作，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比如我们通过与《齐鲁晚报》的合作，以本院音乐专业师生为主体，组建‘齐鲁晚报爱乐乐团’，以音乐季的方式在山东各地巡回演出，既锻炼了本专业师生的基本功，也有力地推动了山东省的公共文化建设。”
3.全球化引发的同质化与地域化带来的异质化相互冲突。这种“根”状结构，本应带来“异质化”和“同质化”两种发展趋势，但具体到这一学科，“同质化”明显强于“异质化”，这便带来了学科发展的大量雷同，上升到整体的学科文化层面，则是循规蹈矩，特色缺乏。全球化发展的浪潮对于传统的守护和发展是毁灭性的，因为传统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差别。全球化影响下相同的生存空间、生活方式，使得艺术家感知世界的方式和生存思考越来越趋于相同。在全球化的发展中舞蹈的发展也受到这样的影响，尽管它带来了某种新鲜的观念和思路，但它是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而出现，由于遵循共同的标准，使得舞蹈越来越没有地域差异。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他的民族本性而存在，他所受的教育、他所生活的环境、他所说的语言甚至他的思维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反映着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全球化使艺术趋同化，地域化又使艺术个性化，这便造成了矛盾。
位于山西太原的中北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该校音乐学院教授杨立岗介绍说，“我们制定了‘宽基础、重实践、以人为本、快出人才’的办学思想。以‘高起点、同类院系创一流’为奋斗目标，探索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科研（通过教学实践的科学总结和对山西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改编促进科研，并反作用于教学）、创作（以山西民间音乐为源泉）、表演（以山西民间音乐为特色，加强学生至知于行的实践环节）四位一体的办学模式。所以除了教育部规定的课程外，我们在专业选修课中开设了山西民歌研究、音乐论文写作、音乐评论、专业英语、音乐教学法、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依教学法等课程。”
三、戏剧与影视学：星罗棋布，“盗梦”空间
2011 年全国具有艺术类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院校数约900 所，其中戏剧与影视学相关专业的招生院校达400所左右。即一半左右的具有艺术类招生资格的高校都设有戏剧影视学相关专业，可谓星罗棋布。每年有近20万戏剧影视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涌向人才市场，怀揣着梦想，进入这个“盗梦”空间。
之所以称之为“盗梦”空间，是因为庞大的、遍布全国的毕业生群落与过于集中的就业市场之间产生错位，让很多年轻人的梦想折戟沉沙。全国200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中的20%开设有戏剧影视学相关专业，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拥有开设戏剧影视学相关专业的高校。这其中存在大量不均衡现象。首先是地域分布不均衡，电影电视分布均匀，戏剧戏曲稀疏；其次是就业不均衡，电影电视作为综合艺术，就业面相对较宽，专业开设门槛相对较低，就业情况稍好，但戏剧戏曲作为一种对文化环境要求较高的艺术样态，专业开设门槛较高，就业范围较窄。再次，作为艺术的影视更是一种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强势媒体，繁荣发展的现状和分工细化的模式（比如一个电影剧组有3000多人，100多个工种）造成该学科的生源长期处于“过饱和状态”。戏剧戏曲则有被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束之高阁的危险。
戏剧影视学一级学科地域分布的总体特点是：
1.地方政府对文化产业扶持力度决定戏剧影视学是否具备良好的经济环境。戏剧影视学专业建设与该地域文化产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态度和扶持力度对戏剧影视学专业影响很大。综观当前戏剧影视学发展较好的区域，如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西、河南都在文化产业上投入巨大，但回报也是明显的。比如浙江，一个横店影视基地每年吸纳的戏剧影视人才就相当于该省连续5年戏剧影视人才培养数量之和，而北京的怀柔影视城、中影集团、华谊兄弟等文化产业集团，每年吸引了来自全国大量的戏剧影视人才加入北漂大军。
2.对传统文化传承程度决定戏剧影视学发展质量。以河南为例，众所周知，河南是一个文化厚重的地域，民族文化传承的基础较好，豫剧、曲剧等地方戏在全国拥有亿万观众，长盛不衰的《梨园春》《武林风》栏目，实景演出《风中少林》为戏剧影视学教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这一点，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影视系主任王松林感触很深，该校在课程建设上就采用了在广播电视编导素质教育模块中开设《数学文化》选修课程，主要目的是想扩展学生的思维。而在音乐表演专业的专业拓展模块中开设《河南曲艺演唱》《河南戏曲演唱》等课程，主要目的是加强学生对河南地方戏曲音乐的了解，传承河南文化。在绘画专业中专业教学模块中开设《专业写作与评论》旨在增强学生的专业理论素养。
王松林还说，“我校非常注重地域文化特色的渗透。具体做法，一是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整个专业教学方案实施过程中，聘请一些具有河南地方文化特点的文化传承人参与整个过程，在教学中向学生传达河南文化的独特之处；二是开设一些具有河南文化特色的专业选修课程，如《河南曲艺演唱》《河南戏曲演唱》《河南民间艺术》等，增强学生对河南地域文化的了解。三是举办各种河南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专题讲座。
大学的职能之一是服务社会，我校在这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尝试。我们的戏曲专业与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栏目合作，为广大戏迷进行专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舞蹈专业把学生专业实习与社会服务结合，到九寨沟参加实景演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与河南电视台合作共建电视栏目，为广大电视观众送上了新颖的电视节目。在开展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学生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专业技能。我们觉得在这方面的工作还要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的过程必须与开展社会服务相结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检验人才，才是真正达到培养目标要求的合格人才。”
3.高校所处行业为戏剧影视学发展带来特殊机遇。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院长黄建国将这种特殊机遇形容为“强行业特色”，“我院艺术专业毕业生的主要流向为三类：一是影视媒体及相关公司。二是交通运输、国土资源、民用建筑类大型企业，从事文案工作。所谓‘强行业特色’，就是指上述长安大学的三大学科群及其对应的三大行业而言的。文科学生，包括艺术类学生，将行业企业选择也作为主要就业目标之一。三是其他各类企事业单位。就业指导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集体指导和个人指导。集体指导包括就业宣讲会、求职简历撰写辅导、招聘会专业负责人推荐。个人指导包括为每个学生配备实习指导教师、教师向实习单位推荐学生。与学校其他专业相比，艺术类专业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仍然偏低。”
四、美术学：均匀分布，异军突起
可以说，美术学科是最早引入地域概念的。2008年11月，广西艺术学院就曾经主办过一场以“当代地域美术”为主题的研讨会，详细探讨了当代中国美术学发展的地域分布问题。参与讨论的专家认为，尽管在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下，美术学的地域特征正在消解，但强调地域美术有着积极意义，首先，地域美术不一定与流派联系起来，区域是存在的，可能一个区域里有一种共同的现象存在，但它不一定就是一个流派；第二，地域艺术不能与行政区划联系起来，艺术文化的边界不像行政区划那样明晰；第三，文化艺术是靠它的差异性而存在的，全球化不等于国际化。地域美术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抵抗文化霸权以及行政霸权。
美术学一级学科地域布局的总体特点是：
1.学科点分布均匀，发展均衡。中国的美术教育源远流长，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术思想同样遍布疆域，尽管近代高等美术教育大多都引入了西方美术教育思想，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民族文化成色。反映在美术教育的地域分布上，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美术创作流派均匀分布，与美术教育结合紧密，学术发展齐头并进，在短时期内一些流派异军突起。
2.地域民族文化充分融入美术教育。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院长黄建国说，“陕西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点。在公共艺术教育中，适当地将陕西地域文化的内容纳入课堂教学，比如在《美术鉴赏》中增加对长安画派、黄土派的介绍，在《音乐鉴赏》中，将西安古乐、陕北民歌等极富地方色彩的音乐推荐给学生。学生艺术类社团如戏曲协会组织学生学习并表演秦腔、眉户剧、碗碗腔等地方戏曲。西安是全国影视重镇之一，在影视专业教育中，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影视精品解读》中增加‘西部电影’单元和影视中西部元素的内容；邀请作家、编剧、学者为学生举办‘西部电影’‘西部文学’专题讲座。”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张鹏介绍说，该院非常注重地域文化特色的渗透，以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为切入点，本科为选修课，研究生为必修课。结合学院文化特点建立“教授讲堂”，让每位正教授开设一门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院本课程。积极参加中国教育学会“地方文化资源的课程开发与利用”的课题申报与实践并已成功结题。引进民间木雕艺人、剪纸艺人、皮影艺人进校传授民间技艺，根据地方文化特色编写人民出版社中小学美术教材，并投入使用。
重庆文理学院美术学院院长张咏清认为，艺术讲究个性，而民族性、地域性是艺术的最大个性。张咏清是渝西画派的创始人，而渝西画派正是地域民族文化与美术教育互相渗透的典型成果。“渝西是一片具有沧桑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传统文化沃土，到处是苍山翠竹，人杰地灵。这里有令世人瞩目的大足石刻群，有使游人留连忘返的茶山竹海以及保存完好的古镇建筑等，不仅昭示着过去曾有过的辉煌，更给这片日显现代的土地和城镇提升着不可替代的审美文化和影响力。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艺术资源，成为我们艺术教学、写生和创作的天然基地。我们将课堂搬到野外，带领学生走进大足石刻，走进文化古镇，走进村寨梯田，使学生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滋养。同时，我们通过考察、分析、研究、借鉴、吸收，为我所用。使民间艺术与学院艺术相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室内与野外一体，技艺技能学习与独立思考相辅，统一的共性要求与差异性的个性表现互补，课堂作业创作化、作品化。尤其是我们进行了石刻艺术的绘画转换和版画再现石刻艺术的创新研究，古镇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现代构成设计相结合等。通过这一系列转换、吸收、融合，使每一个步骤都充满着新鲜好奇，并富有成就感，深深地吸引着学生，感染着作者，使整体艺术教学表现出可喜的新面貌，像‘大足石刻’组画、‘古镇文化’系列、‘荷塘梯田’表现等，均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
3.全国范围内公立私立美术馆建设不减，美术文化普及效果喜人。在国家文化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全国所有大中型城市都拥有了功能完善的美术馆。美术界艺术创作与展览呈现出多元而丰富的样态。除了艺术展览重镇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杭州、西安等城市，各地均结合自身特色定期举办美术创作交流展示活动。各类型各层次的艺术机构以及大专院校展览馆展览活动异常丰富，展览形式多样，涵盖了个展、联展、主题展、邀请展、回顾展、复制品展、文物及藏品展、文献展、纪念展、捐赠展、跨界展等各种形式，内容丰富，内涵广阔。
五、设计学：“塔”状布局，“道”“器”两成
2012年2月28日，美国洛杉矶——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正式宣布，49岁的中国建筑师王澍荣获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这一代表全球建筑领域最高荣誉首次授予一名中国设计师。普利兹克表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评委会决定将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此外，未来几十年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成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非常重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如同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一样，要能与当地的需求和文化相融合。中国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方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要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传统保持和谐，另一方面也要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相一致。”
普利兹克的话微妙地道出了中国设计艺术学正在经历着一段黄金发展期。这与舆论界长期将中国设计定位为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恰恰相反。在我们正常的思维套路中，设计往往与创新密不可分，但近年来中国文化的“创新不足”一度成为舆论批判一切文化教育体制的逻辑起点，“没有创新怎么会有设计？”钱学森之问至今仍然回荡在耳边。在这种先天不足的舆论环境中，设计学冲破藩篱，以实实在在的教育成果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塔”状布局，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设计学地域布局的总体特点是：
1.不断加大的就业压力迫使高校不断调整办学思路，寻求与地域文化相融合进而主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艺术设计教育的共识。设计艺术教育与其他门类艺术教育的显著区别是：与市场的联系比较紧密，产品是设计的目的和归宿，尽管有些艺术设计生产精神产品而非物质产品，但设计必须充分融合地域文化的确是这门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当属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该校美术学院教师王晓玲介绍说，“新疆师范大学教师非常注重新疆地域文化特色的渗透。新疆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以龟兹佛教美术为代表的传统美术遗产，在艺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新疆拥有得天独厚的民族民间美术资源，是传承、研究和弘扬传统民族艺术的理想地区。通过这一优势突出办学特色、提高教学质量、形成区位优势，扭转本学科由于地处边远造成的不利处境。我们在课堂教学的内容、教具、教材方面，在创作经验总结、艺术理论探讨、民族美术研究方面，在教育实习、专业实践、艺术考察方面，在理论研究、艺术创作方面，均全面融入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民族民间美术资源，紧紧围绕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积淀和少数民族美术创作题材的优势条件展开。例如，艺术设计专业《民族工艺品设计》《装饰设计》《图形设计》等课程依托新疆本土民族民间建筑、工艺品、服装、陶器、铜器、木器等艺术土壤，采集文化元素，运用于现代艺术设计领域当中，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资源，建立具有区域性特色的艺术设计教学体系。教材是课程建设中的基本工具，我们编写有特色、高水平的地方教材，《美术专业汉语》《高等美术学院基础教学教法——刘建新素描教学教法》《中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学研究丛书——素描的理念与教学》《中国画》《油画》《新疆民族民间工艺欣赏》等十余本。”
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总支书记、教授张勇介绍说，“我们的做法是首先在专业教学中采风、调研；二是民间艺人进课堂，开展示范教学——聘请了一大批各级传承人、民间艺术作为‘特聘专家’‘特聘教授’，使‘进课堂’常态化；三是以‘校地合作’为载体，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全面实践并检阅‘尊重传统，懂得民间，面向社会’办学成效。”
当然，如一些学校对设计专业人才的就业状况表示担忧，唐山师范学院教授徐亮认为，“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社会对艺术类专业人才的需求方向在逐渐转变，室内设计人才也因房地产业的发展而需求不减；平面设计师岗位却日趋饱和；传统的美术学专业更是面临着就业萎缩的局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就业供需矛盾日渐突出，我校美术类毕业生中错位就业、频繁跳槽、有业不就的现象时有发生。美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较低，就业流向多为社会教育资源末端的县、镇学校或民办学校、培训班或作为储备干部，这部分毕业生占本专业毕业生总数的一半以上，进入教育招考的公办学校的毕业生仅为少数，还有部分毕业生因为学过一些设计软件所以应聘到文化传播公司、装饰公司、摄影公司、婚纱影楼工作，与美术其他学科的学生竞争就业岗位。动漫、动画设计专业由于二、三线城市动漫环境、市场的不完善，绝大多数毕业生流向竞争激烈的京津地区，成为北漂一族；环境艺术、室内设计专业也因房地产业的发展而需求不减，但存在兼职多，跳槽多，工作流动性大，自己当老板的少的情况（这与我校此类专业起步晚，创业成本过高有关）；平面设计师岗位却因专业的大众化日趋饱和，就业前景堪忧。美术系毕业生虽然部分能找到工作，但是工作极不稳定，尤其是在装修公司、画室、培训班等就业的毕业生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相当比例的毕业生把这些单位作为就业前的缓冲地带，为自己积攒工作经验和创业资金，准备将来跳到更大的艺术设计公司，或来年再参加教育局的招考。”
甘肃政法学院艺术学院院长白天佑曾经向记者介绍他们的一些独特做法，可以作为设计艺术与地域文化相融合的典范。“因我校是政法类院校，在以法学、公安学科为主体的前提下，如何突出我院艺术设计专业的特色，是我们一直思考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在艺术设计专业下设了应用绘画这个专业方向，有刑侦绘画这个课程，就是考虑尽可能和公安、法学相结合，走一条有专业特色的路子。”
白天佑还介绍说，“地域特色文化是在当地特定的历史、宗教和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它以独特的、稳定的形式存在，是当地人们耳濡目染的最熟悉的事物，也是当地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精神支柱。同时地域特色的文化作为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它的重要性无可毋庸置疑的。失去了这种地域特色文化资源，就等于失去了这个地区最具鲜明个性特点的文化精髓。教学中，我们十分注重地域文化特色的渗透。具体的做法是在教学当中贯穿能代表甘肃文化的彩陶文化、庆阳剪纸等视觉元素，充分发挥教学的主观能动性，挖掘西北地区的人文内涵。”
2.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使设计艺术教育与高校所处经济区的主要产品紧密结合。湖南理工学院尽管以理工科为主，但该院的设计专业却办得有声有色，据该院美术学院院长洪琪说，“岳阳地处洞庭湖畔，也是岳州窑文化发源地，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我们在教学中注意把这些资源等引入课堂，例如：在立体构成、编织、包装设计等课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将洞庭湖的芦苇作为设计材料引入设计之中；在陶艺课中，教师带学生参观岳州窑博物馆，把临摹岳州瓷和开发岳州瓷作为教学内容来展开。许多课程是其他学校相同专业没有开设的，例如：地方美术教育资源（理论、必修）、文化遗产与保护（理论、选修）、纸艺（技法、必修）、编织工艺（技法、必修）、木浮雕工艺（技法、必修）等。”
3.各个地域不同层次的高校分别沿着“道”和“器”的两种层次开展设计艺术教育，成效显著。设计理论界一直以来都有着关于道、器之间辩证关系的关注与争议。《易传·系辞上》记载“形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从艺术是物态化的精神产品这一本质属性来看，艺术具有道器合一的典型特征。一切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对世界本体的“行而上”的思考，对思想观念和内心情感的表达，以及贯穿于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种种思维规律和抽象法则，皆属于道；而一切艺术作品的具象形态及其物质媒介，以及对这些物质媒介的技术性操作，皆属于器。因此，艺术是一个亦道亦器，融道器为一体的有机整合”。近些年，中国设计教育沿着“道”“器”两种层次开展艺术教育，成绩斐然。
如张鹏介绍说，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将艺术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定位为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美术文化人才。首先在国际化合作上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在学院内开设国际实验班、引进外教数名、与国外知名院校实现学分互认、积极开展国际合作项目、互派留学生进行短期与长期的学术交流等，课程体系与国际著名院校接轨，在美术文化人才的培养理念下，根据师范院校的特质强调“文化”的培养。建立人文教育部，开设系列人文教学课程，“美术文化”成为学院教学发展创新的一张名片。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创建设计专业专利设计工作室，以服务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宗旨，引领全校各专业展开设计专利发明活动，现已拥有国家认定的学生专利近百项，有部分专利成果已转化为产品，极大地促进了学院的设计教学。在学院所在地开设两大实验基地，即市属123艺术园区工作室、省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工作室。学院开设的“艺术品鉴赏与拍卖”专业在社会实践服务中也为区域文化建设储备人才做出了贡献。
通过对中国艺术教育地域格局进行观察，我们发现，“精英的泛化”和“大众的崛起”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让我们以浙江艺术学院副院长项仲平的谈话作为本篇文章的结束：
“在我看来，艺术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是一个不容争辩的趋势和方向，客观的事实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这种趋势和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该传承和运用精英化教育的理念、精英化教学的模式和精英化教学的手段。
中国的艺术教育正在向大众化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目前，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艺术教育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的结构当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一个侧面和缩影，与文科、工科的人才培养构成‘三足鼎立’之势。这种‘三足鼎立’，既体现在招生和人才培养的数量上，更体现在对社会、对时代的作用和价值上。所以说，艺术教育的大众化发展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存在。既然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必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和社会需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