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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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范文第1篇

其一，专注。天下大势，变化莫测。仅仅20来年，各种非传统问题就取代冷战粉墨登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是千变万化的。而哥大的传统与特色，在于国际安全和区域研究。因此诸多学术泰斗也是出于这几个领域。笔者的合作导师杰维斯教授，是美国现实主义学派的杰出代表，也是国际政治心理学和安全研究的核心领军人物。虽然学术界新议题和新问题均层出不穷，但他一直致力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推陈出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理论和新范式。作为一门实践学科，国际关系无疑是需要与现实接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时刻追随动态时政，紧跟政策话语，而应发展自身的学术领域。

其二，效率。在纽约，生活节奏很快，教授们的日程也是非常紧凑。这也体现在课程和研讨会上。研讨会的设置形式非常简单，核心发言人和主持人、几张名牌、一个研讨室即可。所有会场的社会规则，比如布置、坐席、舞台、道具等，都是简单实用，没有太多的社会地位和权力考虑。国际知名学者，都是随便一坐，啃个汉堡就开始参与讨论那些美国最重大的对外政策。课堂组织也是如此，杰维斯每次都是手捧一堆材料，桌子上放上一个茶杯，用笔轻轻敲之，便开始授课。如要约见相关教授，只需提前发信，随后直奔主题，但会严格限定时间。

其三，人性。美国大学中每天都会举行很多学术沙龙或研讨会，尤以中午时段居多。一般会备有简单的咖啡、冷餐或点心，与会者可以边吃边聊，丝毫不影响沙龙的正常举行。这已成为一种学术文化或习惯。这种文化是如何形成的，笔者不得而知，而这里面透着很多好的习惯，比如为与会者提供基本的食物，花费不多，却是对参与者的尊重，也能吸引听众前来。其基本理念就是鼓励和支持。另外，研讨室大多没有固定的桌椅，都是由普通的桌子拼凑成大方桌，学生教授直接坐一圈，形成平等的对话地位。

其四，开放。大多数学术研讨或沙龙，都是开放式的。也就是说，即使你是一位普通的市民，只要对某个议题感兴趣，就可以到学校或学院网站查阅每周的学术信息，届时直奔研讨室，就可以参与或旁听了。笔者经常穿梭于各种研讨会之中，听到提问者们的自我介绍，很多都是“社会闲杂人士”，却均对某一问题特别感兴趣。在杰维斯的课程上，一位“山姆大爷”每次都会到场。后来通过交谈才得知，他只是普通的社会人员，由于对国际关系很感兴趣，且久闻哥大几位教授大名，在获得老师同意后，经常前来旁听并发言交流。其实大多数系所的学术沙龙，每次都主动让与会者留下邮箱，用以通知这些人未来的会议时间。当然，一切都是来去自由，并无约束。

现实主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现实主义 忻东旺 大众形象

当忻东旺这个名字出现在2014年1月11日的讣告新闻里时，不免让人痛感震惊和惋惜。曾经只那么几次站在他作品前的凝视和他的创作视频的观摩，已让笔者记忆深刻。忻东旺的绘画是和他本人一起在现实生活中孕育出来的统一体，他的“大众形象”具有感动人心的穿透力，令人过目难忘。他的绘画一直被作为中国新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代表之一。

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提出“美是生活”的重要命题，认为“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文学家别林斯基则提出了“熟悉的陌生人”的概念，认为“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为它来自生活，概括了读者曾经感受和意识到的现实关系中的某些现象和规律。‘陌生’是因为有这样个性特征的人似乎从来没有过，是新对象，新生命，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想，因而给人以新的美感满足。”忻东旺作为中国新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实践者，一贯将目光集中在普通的人和物，关注日常生命的存在。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大部分是作为模特的陌生人，在经由观察和与之交流沟通后，逐渐被“熟悉”化，呈现于画面。因此，忻东旺绘画中的大众形象，非为自然之美，而是在寄托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特殊痕迹的感悟后，所创造出的极富生命力的超越现实之美。

在绘画领域，19世纪就形成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潮，从意识形态和观念上关注人生，广泛展现现实生活，把普通劳动者作为绘画中的主体形象，表现普通大众的生活和斗争。如法国艺术家库尔贝的《筛谷的女人》、中国画家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蒋兆和的《流民图》等。从现实生活中发现艺术创作的课题，长久以来都是艺术家惯常的思维方式，只是现实主义绘画通常以写实语言为主导，甚至等同于写实主义，通常以生活画面的截取或历史场景的再现作为主题，具有某些事件的可读性。新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新阶段，其艺术主张和表达方式与20世纪50年代英美的波普艺术表现“大众文化”有本质上的相同点。新时代的自然和生活主流随着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进程发生了改变，人和人性也在发生着改变，日常现实的生活画面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因此，新现实主义绘画关注和表现的虽然依旧是现实生活，但在表达方式上与传统的写实现实主义相比更为自由，个体语言更为多样化，表现出夸张的造型和色彩、非传统的画面空间处理等，呈现出更为鲜活的气息。中国的新现实主义绘画则与乡土绘画有着渊源。“”的结束促成了艺术复归人性的追求，艺术家们重新关注自然和现实生活，社会责任感的复苏也使他们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和劳苦大众，产生了一大批的乡土绘画代表作，罗中立的《父亲》或是陈丹青的《组画》都蕴含着新现实主义精神的萌芽。改革开放以后，普通务农和劳动者的集体形象在中国都市化的过程中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忻东旺出生在“”前（20世纪60年代）的河北农村，天生秉承了劳动者朴实坚毅的性格，天生对农民形象有亲切感，对农民工的生存境遇有感同身受似的特有敏感，对他们的焦虑和内心的希望有深度的领会。如《夏日的思辨》《笨嘴》《憧憬着的老段》《项链》《雄心》等作品，虽然都只是坐着或站着摆姿势的模特人物，却能读出不同人物背后的故事，看见更多的场景和情节，这便是对人性的朴实表达。最普通的生活就是最真诚的诗歌，忻东旺笔下的众生相皆具有这种诗性的状态，这些社会的边缘人群被艺术家从社会的不起眼的角落推到了舞台的中心，散发着光彩。他画的《大白菜》具有很强的形式感，造型饱满，亦带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卖白菜”实则讴歌了社会普众和底层人物的生存价值。

忻东旺的人物造型有着波普的夸张和适度的变形，既有弗洛伊德的遒劲也有博特罗的朴拙，无论人物或静物，都极富个人特色。他的绘画空间契合了现当代绘画扁平化的趋势，突出主体，背景多为大笔简色调铺成，画面清新爽朗、轻松直白。他的绘画不仅放大了普通人和物的形，而且提炼出了平凡人和物的神，这是他的新的写实技法。因根植于中国的现实生活情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因此他的绘画由内而外散发着民族的气质，却绝无造作或是生硬的中西组装，而是自然而然地吸收了欧洲油画传统的格调。

忻东旺的创作是在感性和理性的较量中完成的。他的感性体现在对于表现对象第一时间的视觉形象感觉以及对其内心活动真实的感悟和理解，形神合并地观看表现对象，合乎中国绘画讲究的“意的营造”和为求得“生动”的准备。他的理性在于采用了异于西画的常规作画步骤却能经由那短柄油画笔自如运用的铺呈方式，有些像中国工笔画的先勾勒，再罩染，只不过他的“勾勒”非“工”也，而是抑扬顿挫如行书般富有表现力，而他的“罩染”也非“层叠晕染”，而是弗洛伊德式由表及里的丰富塑造，但又亦非厚料堆砌，而是在人物与背景的交接处以及结构转折的关键处，恰到好处地运用刮刀，造成半浮雕式的视觉感受，平中带厚，既是富于激情的表现，也是鲜明的个人风格语言的精妙拿捏。由简入繁，一气呵成，“得意”而“不忘形”，才使得他的绘画气韵生动，不唆、不沉重，具有活脱脱的现实性和新鲜感。

新现实主义主张“万物平等、众生平等”的社会学意义。忻东旺绘画中的“芸芸众生”正是体现了他对世界万物平等的信仰以及他对于人在当下现实中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状态的关注、思考和语言个性化的真诚表达，蕴含着最为可贵的人文关怀，可谓中国新现实主义绘画的样本。他对绘画的虔诚和坚持，他的朴素和灵性，都永远和他的油彩一起凝固在了画面里。

参考文献：

[1]蓝利萍.试论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Z2）.

现实主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超现实主义；超现实；现实；自动写作；联合

超现实主义一词最早来源于阿波利奈尔的《蒂蕾西亚的》，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第一次宣言”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无意识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们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或以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的真正作用。在排除所有美学或道德的偏见之后，人们在不受理智控制时，则受思想的支配。”1人们对超现实主义的理解往往源于此定义，而普遍忽视了第二个定义：“超现实主义建立在相信现实，相信梦幻全能，相信思想客观活动的基础之上，虽然它忽略了现实中的某些联想形式。超现实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最终摧毁其他一切超心理的机制，并取而代之，去解决生活中的主要问题。”2

超现实主义在刚开始时，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巨大影响，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于人的内心世界的研究与探讨，在这一过程中，超现实主义作家发现人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和本能欲望普遍受到当时社会习俗和盛行的理性主义的压制，所以，他们试图通过无意识自动写作释放人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本能，但是，在最初自动写作以及无意识状态的探索过程中，超现实主义这对现实与超现实主义的联系重视不够，而且，超现实主义的一些过激言论，让人们感受到这一文艺思潮流派就是“反现实”的、脱离现实的。

在经历超现实主义第一次宣言以及相关的创作过程后，面对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当超现实主义的一些主要作家接触的相关理论之后，他们感觉到，要使人本身获得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须让人们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脱出来，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改变现状和生活这一点上，超现实主义在那里得到了共鸣。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影响之下，超现实主义由最初纯粹的心理学活动，慢慢将超现实主义与现实结合起来，提出来要解决人生的主要问题。所以超现实主义的信念从第一次宣言到第二次宣言发生较大的变化，他们从开始时的有意强调人的内心世界活动，到后来的企图将人的内心主观世界与外在的客观世界的融合，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说：“一切使人相信，存在着某种精神点，在那里，生与死，现实与想象，过去与未来，可言传的东西与不可言传的东西，高与低，都不再被看作是相互矛盾的了。”3超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创作中，利用无意识自动写作的另一种形式――梦幻记录来实现这个“精神点”，在超现实主义作家看来，处于梦幻中的人介于无意识与意识的中间状态，创作主体可以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释放出来，同时，创作主体虽然在非理性状态下自由挥洒文字，但是在这种半睡半醒的情况下，人还没有完全摆脱理性的控制，因此，布勒东认为梦幻是创作的一种理想状态，此时，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保罗•爱吕雅也指出：“利用可能存在的清醒表现与睡眠表现之间的共同东西。实际上，只有当它们的同一性概念完全被人掌握了，人们才能明确地利用它们的不同之处，并由它们的同一性出发。使人关于现实世界的唯物主义观念得到加强。”4

但是这种在超现实主义眼中能够达到现实与非现实的同一性的精神点也是存在不足之处的，超现实主义作家想通过的矛盾对立统一和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达到外部客观世界与内在主观世界融合的超现实，但是这种融合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那个只停留在超现实主义的想象中，尽管他们“解决人生问题”的期望非常强烈，但是，他们毕竟缺少现实的磨练，缺少解决问题的实际经验。超现实主义作家利用无意识自动写作解决实际问题的动机可行性不高，但是在艺术创作上，无意识自动写作发挥了巨大作用，“艺术问题也好，社会问题也好都不过是一种更加普遍的问题的特殊形式，而这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就是人及其生存状况。”5而且，超现实主义以往任何一个思潮流派都更关心人，更关心现实的状况，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少超现实主义作家都与死亡擦肩而过，人的生命在战争的魔爪下，就像微小的蚂蚁，正所谓“命如贱蚁”，他们做出的种种文学上、艺术上的努力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他们努力探索的姿态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另外，在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他们对都市生活有着一种迷恋的态度，并且将这种现代性的日常生活融入到创作中，在超现实主义眼中，现代都市里的事物就是神话，都市生活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正如阿拉贡所说：“恐怕有一天火车不会在令你激动不已……”6超现实努力的最终目标是要“消除现存社会赖以维系生存的理性、道德、法律、习俗等对人的压抑，让人的生命得以自由自在地表现出来”7而非否定现实。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00）

参考文献：

［1］ 安德烈•布勒东著.袁俊生译《超现实主义宣言》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2］ 安德烈•布勒东著.袁俊生译《超现实主义宣言》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3］ 老高放著《超现实主义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86页。

［4］ 老高放著《超现实主义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

［5］ 老高放著《超现实主义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86页。

现实主义范文第4篇

艺术家：全美顶级厨师

在他的回忆中，小时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是祖母的厨房。“我愿意成百上千次地搅拌奶油，丝毫不觉得厌烦。”在这个过程中，David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这片天地中将大有所为。很自然地他选择学习厨艺作为对自己天赋的回报，并在25岁时就获得当年的全美西点大赛铜奖。同年作为丽思卡尔顿最年轻的饼房厨师长入选“美国50位顶级西点厨师”。

David说自己只是在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而事实上当时的他把恋爱、酒吧、派对这些事情全部从生活中剔除了出去，啃了300多本专业书籍，整天泡在工作中，对于一个美国年轻人来说，有点不可想象。

大明星：用月饼征服全台湾

从伟大的厨师到酒店的管理层，这对很多人来说应该是巨大的转变或者说命运使然，但对于David来说这很自然。“我是个现实主义者。” David对自己定义得非常明确。清楚每一条自己要走的路正是David认为自己人生中最精彩的部分。

回想他厨师生涯最风光的时候，几乎与大明星一样闪耀。在美国他为前美国总统里根制作生日蛋糕。David Nowak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各个媒体，媒体评价他的作品充满创意和热忱，简直无与伦比。在台湾，David作为唯一会做月饼的外国厨师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几乎家喻户晓。即使是入主管理层，他仍然会被集团邀请对重要的宴会进行指导。照理说很少有人会愿意放弃已经如此成熟的平台，但David却做得顺其自然。

领导者：调校出完美的人

2007年David接受任命担任内蒙古假日酒店的餐饮部经理，从厨房正式进入办公室。与大多数酒店的领导层不同，他的西装不够smart，发型没有精致到一丝不乱，不会喷太多香水，没有精致的袖扣或饰品。看似没有太多融入，但他很轻易地把握住了脉络。他会尽量记住很多员工的名字甚至中文名字。他不希望员工敬畏他，而是更愿意与他们一起，教会他们如何去做。他开玩笑说自己“又当爹又当妈”。他会亲自指导每一个员工学习英语，纠正他们的发音和语法。他还愿意教厨师如何调配菜的口味，甚至亲手教他们去做。这种做法在业内被认为是非常敏感的犯规动作，因为厨师们不会愿意有人在他的操作台边指手划脚，只有David得到了每一个人的欢迎和尊重。“我会将所有人的要求考虑在规则之内，然后教他们如何去执行，在这些规则下每个人都会感觉受到尊重。” David道出了他受到欢迎的秘诀。他用大量时间来将他的部门打造成一部如瑞士手表一般精密的机器，他则是这部机器的调校者。大到餐厅的定位，食材的采购，小到菜单的色调和餐厅的灯光，David都愿意像制作西点一样将每一个细节校正到完美。

告别20多年的厨艺生涯，5年餐饮部经理职位，Nowak先生作为北京北辰洲际酒店的餐饮部总监正式履新。现在他用他置身世外

现实主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

一作为理想类型的现实主义

理想类型是社会科学中以终极的或纯粹的形式阐述事物特性的一种概念,它常常反映出现实的某些方面,人们通常把它当作判断、解释或调查现实的基础。象其他类型一样,理想类型也是一种抽象。在现实世界中即使能够发现这种概念所指的事物现象,也会是很少的。众所周知,“理想类型”概念是由韦伯创立的,后来为其他社会科学家所运用。韦伯最著名的理想类型是关于权威的,即传统权威、超凡魅力式权威和法定—理性权威。韦伯认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这些理想类型所描述的“纯粹形式”,但它们提供了历史上可以见到的不同权威体系的典型特点。据此,学者可以估计社会生活中发现的一种权威体系与这三种类型的相对类似或差异。作为一种启发式设计,它还有助于提出新的研究途径。

政治现实主义也可以视为一种理想类型。在政治生活中很难发现一种“纯粹形式”的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属于理想类型,而政治生活的实际往往要复杂得多,绝非那么“纯粹”,于是便有人揶揄说,制造这些术语、流派为很多人谋得了在大学里的终身教职。话虽如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显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帮助人们理解和考察经验现实中一国行为的逻辑。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多年之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依然在延续。

二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脉络

在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论争中,现实主义长期来处于中心地位。在理论史上,它虽屡次遭到挑战,但依然保持着主流地位。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具有丰富的思想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人们一般将其追溯到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修昔底德是西方现实主义思想之父,而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等则延续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传统。在当代,这一思想线索贯穿于E·H·卡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等人组成的这一脉,其中摩根索是公认的理论上集大成者。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核心观念包括:

1、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支配性的政治行为体;

2、与此相关,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是竞争和冲突,战争则是解决冲突的一种选择,在战争中取胜被视为衡量政策和领导适当与否的标准;

3、相信国家都是理性的行为者,各自追求它们的利益;同时承认,由于政府内官僚系统的行为理性经常受到扭曲,因而不会对其他国家的福祉或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福祉给予足够的尊重;

4、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忽视国内社会和政治情形对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和安全性质的影响,认为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客观情势作为国际关系史的驱动力优先于意识形态、信念和领导力量;

5、对有关国际关系中暴力的角色发生根本变化的任何纲领都持悲观的态度,而对保持全球稳定的可能性则持乐观态度,即使是核武器的扩散也不影响它的这一态度。①

国家是理性的,各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凡国家都是权力最大化者,这样一种框架的现实主义,一般被称为经典现实主义或传统现实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肯尼思·沃尔兹等人发展出了结构现实主义,也称新现实主义。②这是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结构现实主义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发展表现在,在后者看来,国家作为“理性的”行为者总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大的权力。权力被视为是目的本身。结构现实主义不同,它把权力看作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沃尔兹并认为这是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③

因此新现实主义是发展和修正了的现实主义,它承认存在着出于自我利益的互惠行为,而且成为了国际政治生活中一个日益发展的维度。这就是说,结构现实主义的产生表明现实主义的主流内部出现了理论的“调整”和发展,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也是可能的。④80至90年代,经过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以及现实主义流派内部的论争,现实主义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经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分已不能很好地反映现实主义理论精细的发展以及其内容的丰富性。

现实主义主流内部的发展表现为结构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反映为两个论争。首先是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之间。杰克·斯奈德(JackSnyder)在发表于1991年的《帝国的神话》一书中较早区分了“侵犯性的”(aggressive)和“防御性的”(defensive)现实主义。①“侵犯性的”现实主义这一名称后来演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这一支现实主义的中心论点是,国际体系促进了冲突和侵略。安全是稀缺的,导致了紧张的国际竞争并使战争成为可能。理性的国家在寻求安全时经常被迫采取进攻性战略。约翰·米尔夏默是这一派最突出的代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际体系不一定导致紧张的冲突和战争。懂得国际体系特性的国家会认识到安全是充足的,防御性战略是获得安全的最好路径。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Walt)和查尔斯·格拉瑟(CharlesGlaser)是这一派的代表。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与经典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寻求最大限度的安全(扩张)的假设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坚持国家寻求最低限度的安全。其二,沃尔兹等的新现实主义通常将国内政治排除在论述之外,而许多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则相反,在他们的理论中经常使用国内政治来解释问题。②

第二个论争体现为,国际结果和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力量的分配还是威胁的水平和根源。在这个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者分成了两派。沃尔兹、米尔夏默和克里斯托弗·莱恩是前一种立场的代表,他们强调一个国际体系中大国数量多少和极(polarity)的重要性,以及国家间相对力量变迁的重要影响。斯蒂芬·沃尔特和查尔斯·格拉瑟则是后一种立场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力量的总体分配不如威胁的水平和方向重要。沃尔特的“威胁平衡”论认为国家的反应是针对威胁作出的。一个给定国家所构成的威胁的水平不仅要看其总体力量,而且要看地理位置、进攻性力量和进攻性意图如何。类似地,格拉瑟论证说安全困境的严重性决定着当进攻有利可图时,力量是否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威胁,以及力量的增长是否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威胁,同时合作变得更为困难。③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随着2001年米尔夏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发表,④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自1979年沃尔兹发表《国际政治理论》,确立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地位,把现实主义发展为一种精致、简约的结构理论以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⑤一是吸收和采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理论,渐次以成本-收益为工具分析判断国际互动的结果和各国的政策。罗伯特·鲍威尔、吉尔平、劳埃德·格鲁伯和格伦·斯奈德把国家行为诉诸于得失的算计,以此来估价“平衡”、“领土扩张”或根据其相对收益决定加入国际组织等政策。现实主义的博弈理论分析也推进了这一研究路径。由此现实主义就向同样运用经济分析测定结果的新自由主义靠拢。这一路径的问题在于它把国家的行为简化为完全依照自身利益而作出。

第二种路径属于更为经验性的研究,在过去十余年间以米尔夏默所做的工作为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尔夏默的现实主义研究是向历史的回归。如果说前一种路径使现实主义被简化成为某种纯粹利己的国际行为考量的话,那么,米尔夏默的现实主义回到历史,由历史而对制衡行为、推卸责任行为、力量极的结构类型及其与战争的关联度等重要问题进行理论的分析。米尔夏默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自可见仁见智,但从国际的、历史的根源以及历史分析证明或证伪现实主义的理论论点,是理论探究的正确方向。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博弈论、理性选择和经济分析逻辑的渗入和盛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忽视历史的倾向趋于明显,有的是通过统计数据的定量分析来处理历史和史例,使理论研究趋向非历史化。以包罗万象的心理和行为博弈及理性选择代替历史分析和田野工作的倾向,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警觉和批评。①从这一意义上说,应该肯定米尔夏默回归历史的努力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进行的。

问题是人们有不同的理论假定,因而对历史就有不同的解读。在米尔夏默看来,各个大国无论何时都在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并试图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它们之所以想争做霸主,想支配国际体系,是因为在国际政治中,这是获得生存的最佳方式。②无论何时何地,大国一定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这显然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即国家追求的是安全的保证。)与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力量过于弱小和过于强大都不安全的论点相区别,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力量越大越安全。它也跟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有区别。摩根索认为人生来就是追逐权力的,实际上他是说人生来就是恶的。而在米尔夏默看来,国家的行为跟人的天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无关。它是由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的,体系的结构迫使各国追求权力最大化。由此可以推论,大国是走不出相互冲突的历史宿命的。

这一核心论点,能否经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可能正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软肋”。而防御性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区分本身是否能为人们普遍接受,也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三政治现实主义的贡献和缺失

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种主流理论范式,多年来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着主导地位,说明它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解释力,也具有相当的生命力。这可能就是吉尔平所说的“政治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使然吧。同时,现实主义理论也仍在继续发展之中,其活力表现为现实主义流派内部论争的继续以及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精细化。

约瑟夫·格里科曾概括了当代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的三个贡献:(1)当代现实主义帮助了我们认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对各国的偏好、战略、互动和国内制度的影响。(2)当代现实主义帮助了我们理解各种不平等性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尤其是力量不平等性的影响。(3)当代现实主义帮助了我们理解国际事务中的延续性及其重要意义,但它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变迁的普遍性。①这几点应该是可以为人们所认可的,不过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实际上并不重视变迁,这在下文还将涉及。在与新现实主义的论争中,新自由主义也吸取了前者的一些观念和立场,而现实主义吸收其他流派的观念和立场相对来说可能更困难一些。理论是灰色的,而国际关系现实之树常青。正是现实主义理论所难以解释的国际间的一些现象,对其构成了诘难。K·J·霍尔斯蒂列举了如下一些现象:②

为什么同盟(alliance)这样一个在18和19世纪的欧洲无处不在的现象,在20世纪的南美、当代的非洲或东南亚却见不到?除了在欧洲之外,同盟在世界其他地方为何如此少见?

19世纪南美洲历史的特征是频繁的战争、争夺霸权和制衡行为,而今天尽管它是一个完整的次体系,为什么却不存在安全困境?

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武装力量的改造是从防务有关的职能转变到维持和平及维持内部治安(包括对本国人民的镇压)?

如果世界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来自邻国的威胁),为什么今天多数国家并没有准备保卫其边界抵御外部侵略呢?法德边界如今是一个无武装地带,挪威与瑞典之间、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莫桑比克和马拉维之间、象牙海岸与加纳之间,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之间均是如此。

在南美或东南亚,也许还包括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为什么不存在霸主国家或妄想取得这种角色和地位者?

为什么1945年以来大多数的武装冲突都发生在国家之内?驱动现实主义分析的突出问题是国家间的关系,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家间战争的发生率大幅下降。在这一时期,因其政府、分离主义运动、原始国家或军阀而死亡或受到威胁的人数比起因于外国政府的要多得多。

为什么国家间战争的前景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几乎不存在?西欧国家间战争可能性的戏剧性下降在当代国际政治的本质方面告诉了我们什么?为什么西欧国家间的关系如此根本性地不同于仅一代人之前它们间的关系,更不用说三百年之前了?

任何理论都有例外,都会有解释不了的现象。但例外多了的话,就一定会使人们对理论本身提出质疑。我们能够举出的很多现象,以及上述的种种,也许已经超出了个别例外的范围。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讨论现实主义理论的盲点和缺失。大致上,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静止的理论,难以看到国际事务中的变化,也无法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结构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和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性作用,既然行为单位的特征并不能使我们得以预测它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从体系的角度进行考察。国际体系的结构导致战争一再爆发。也有的现实主义者如吉尔平的确论述了国际体系的变化,但通常是把它跟战争联系在一起。沃尔兹论述了两极的稳定性,但难以解释两极的崩塌,在对北约走向的预见上也出现过失误。①在这方面,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曾批评国际关系理论未能使人们预见到冷战的终结;②此前也有人批评现实主义无法解释国际政治从中世纪到近代体系的转变。可以这么说,国际关系中出现观念和确立原则,当然是一种革命性的发展,也并没有过时。但是应该看到,是历史的产物,也在发展变化之中,它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这里的意思是说,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变迁之中的,然而现实主义理论基本上不是变迁的理论,故难以解释和预见国际体系中的变革。

其次,现实主义低估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大国间合作的可能性。不难看到,现实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关于冲突和战争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尤其是米尔夏默的)将其推向极至,推论出关于大国必定冲突的结论,可谓登峰造极。这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对大国合作持悲观主义的观点。然而,国际关系的现实也在变化中。三百多年来主导着国际关系的大国间对抗在发生某种转变。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已很难设想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相反,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在增长中。象“9·11”这样一个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的事件,并不是来自于某个大国的行为。相反,这一事件促使了大国间更进一步的合作。

第三,现实主义有意无意地贬低国际制度的重要作用。国际制度的大量增生并对国际关系产生各种规制作用,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从不同的制度设计来看,国际制度有两种,一种是设立常设机构的,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刑事法庭等;另一种是没有常设机构的,一般是国际公约、条约等,如核不扩散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不管是哪一种,其对国际事务的调节作用在增大,约束性趋于增长。在已有国际制度的条件下,一国若不加入或加入以后又退出,就很可能要付出道义的和其他方面的成本。这里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超强对国际制度的破坏作用。这是否能够证明现实主义理论的有效性,可以讨论。美国布什政府决定不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定《京都议定书》,对这一制度造成重大破坏,而美国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道义和信誉代价。2003年,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致使联合国被边缘化,造成对联合国地位和权威的一大打击,但事实又表明,美国回过头来还是要借重联合国来收拾伊拉克的局面。所有这些,都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

第四,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可能除外)忽略国内因素的影响作用,妨碍了它对国际现象的解释力。历史已经表明,不谈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国内变化的因素,是无法解释冷战之终结的。对冷战终结这一重大发展,现实主义理论显得捉襟见肘。关于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形。米尔夏默在看中国时,基本上不考虑中国国内的情形及其发展变化。然而,不谈国内因素,而仅仅按照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推演,就会作出中美必然冲突的推论。这就免不了要发生偏差。从多方面情况看,实际上,中国并无意把美国的势力赶出亚洲,也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世人已经看到,西欧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基本不存在了,离开了国内因素,如何能解释二次大战后欧洲的和平呢。战后60年间,西欧各国在经济上逐步连为一体,日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由经济上的整合扩展为社会和政治的整合,逐渐消弥了战争和对抗的可能性。现实主义为其理论所囿,看不到一个国家的世界观和国际行为是可以变化的,国家之间的相互看法也是可以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有可能对国家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缺失需要由其他方面的理论发现来加以弥补。

四走向新的综合

理论家的思想活动,或多或少都是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刺激而进行的。一般说来,理论不是理论家忽发奇想的结果,也不是现实政治机械的反映,而是两方面相互激荡的结果。制度主义是70年代以来国际事务变迁在理论上的能动的反映,社会建构主义则更具有理论上的自主性,抓住了文化、认同等非物质因素在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异军突起,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不管是制度主义,还是社会建构主义,都是有现实政治作为支撑的;他们所注意到的问题,都是被现实主义理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但又都已被证明是十分重要的。

现实主义之绵延不绝,自有其道理在,它毕竟抓住了国际政治中一些相当核心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它又忽略了其他某些重要因素。米尔夏默将现实主义的论述推至极端,号称“进攻性现实主义”,不考虑国内因素,也不考虑国际制度,认定一国(或大国)无论何时都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而这一假定却可能不成立,得不到事实的有力证明。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鲜明则鲜明矣,但为自圆其说,终免不了要削足适履。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欧洲国际关系问题上,进攻性现实主义就明显缺乏说服力,这就难怪《大国政治的悲剧》最后一章论述的薄弱了。原因盖在于,欧洲的演变已经超越了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阶段,已经产生了新的外交政策理念和行为模式。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说明这种发展了。因此,现实主义需要超越就成为理论发展的题中之义。

不同理论流派的并立和相互激荡对于理论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条件。在对立面的存在之中,理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各国的国际行为和外交实践则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思想材料和催化剂。作为理想类型,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看世界的思想框架或参照系,它的各种假定也好,论述也好,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激发,应认为提供了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应认为是提供了答案。拿美国来说,它的政策和行为对国际制度理论而言是一大难题,也对制度主义提出了新的问题。同时,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也不是现实主义理论能够很好解释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夏默坚决反对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就颇能说明问题。世界不是静止的,国际体系不是静止的,我们需要

现实主义范文第6篇

关键词：库尔贝；现实主义；民主的艺术

一、库尔贝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

库尔贝于1819年出生在法国东部比桑松附近的奥尔南。他的父亲是一位葡萄园主，希望他学习法律成为一名律师，而他却从小喜欢绘画。他最早在当地学习美术，大约在1838年到了巴黎。进入皇家美术学院和贝桑松美术学院学习绘画。

1839年他的作品首次在沙龙展出。这时他的作品受到一些浪漫主义的影响。从他的一些自画像上可以看到他对现实不满的表情。在40年代，他曾到荷兰旅行，面对伦勃朗和哈尔斯的作品惊叹不已。荷兰现实主义大师不仅在绘画技巧上给他以教益，而且他们面向现实的精神使他受到不少启发和鼓舞。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带黑狗的自画像》《受伤的男子》《抽烟斗的人》，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但已表现出写实的倾向。

二、库尔贝现实主义风格的成熟期

随着1848年革命的到来，库尔贝的艺术思想和技巧更加成熟。在1849年的沙龙上，库尔贝展出了著名的《奥尔南午饭后的休息》，这幅画没有古典主义的“典雅”，也没有浪漫主义的“幻想”，一切都是平凡朴素的、真诚自然的。作为现实主义风俗画对学院派的第一次冲击，是1850年到1851年之交的《石工》的展出。《石工》是现实生活中最底层社会劳苦人的真实写照。在这幅画上，人物、环境，包括每一个细节都保持了生活的真实面貌，表明了库尔贝的艺术原则――反对一切臆造。他曾经说过：“我只画亲眼看到的东西”“要创造活的艺术”。他的这些艺术主张无疑是与学院派针锋相对的。他主张关闭博物馆，使画家们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他的一些言论虽然有点偏激，但对于打破当时画坛上的沉闷气氛大有好处。后来他展出《奥尔南的丧礼》更是引起了社会的轰动。有人把库尔贝的这幅画看做是古典主义对希腊的埋葬。当时他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那时学院派的古典主义遭受到了比浪漫主义更加猛烈的攻击。库尔贝的艺术所以有力，吸引年轻人，正是由于他表现了艺术的真实性、战斗性和民主精神。库尔贝曾明确地解释：现实主义从实质上来说，就是民主的艺术。

1855年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时，库尔贝送去的《画室》和《奥尔南的丧礼》被拒绝了。尽管举办展览的人一再劝他不要标新立异，但库尔贝却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他在国际展览会附近搭起小屋，开始举办自己的“现实主义者库尔贝先生个人展览会”。在展览会目录的前言中，他明白地表示：反对在艺术上模仿抄袭前人，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主张求知的精神。他的艺术目的是：像我见到的那样，如实地表现出我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貌，一句话，创造活的艺术。德拉克洛瓦参观了库尔贝的展览会，他为自己年轻的同行创作的《画室》发出了感叹，认为沙龙拒绝这件作品，是“拒绝了当代最出色的绘画之一”。库尔贝在50年代所创作的《筛麦的女人》《乡村姑娘》《睡着的纺织女》《路遇》等大都是一些描写自己故乡风土人情的优秀作品，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他从不画历史题材和宗教题材的画。他曾向人解释说，他从未见过天使，所以他是画不出天使的。

60年代以后，库尔贝的锋芒日渐收敛。他的画风变得典雅了。在这个时期，他画了不少优美的风景画，这些风景画同样是对客观自然真实的描绘。在这些风景画中，可以看到流畅有力的笔触，在画一些海景时，他往往把一些成团的颜色先堆在画布上，然后用刀子甚至用手指把它们迅速分开，色彩调子极其明快，丰富而诱人。1869年他在诺曼底海边画的几幅海景画就是这样的作品。

库尔贝是巴黎公社革命的拥护者。在巴黎公社时期，他曾担任了美术家协会的主席和其他一系列的重要职务。由于他的保护，使得一些艺术博物馆未遭到损害。库尔贝在艺术上是一位革新家，他在反对学院派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他和杜米埃等人为艺术走向现代化、生活化、真实化以及为开拓现实主义的绘画道路所做出的功绩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库尔贝的现实主义艺术对当时的法国以及欧洲的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现实主义范文第7篇

现实主义绘画倡导通过理性化的、逻辑化的、象征的方法逼近外部世界的真实；以反映的是事物表面现象为主，笔者认为它像照相机。

超现实主义绘画则通过主观感性的、非逻辑化的、无意识的方法逼近人类内心的潜意识世界，以反映事物的本质为主，笔者认为它像CT。

相比较传统意义上的绘画，笔者发现超现实主义画作中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同样是在一张画面里，他们想要呈现的内容似乎很多，有些作品中的意象高度凝练，图像信息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了“绘画”这种媒介所能承载的范围。原先超现实主义者于一九二四年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这样说道：“超现实主义创作是一种建立在纯粹心灵的潜意识活动的基础之上，借助于潜意识活动，艺术家以文字在写作中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表达其思想中的真实活动，其中没有理性或者任何审美的或道德的先人之见的干预。它意味着一种表面世界之下的更加广阔的现实，一种不合逻辑、超越逻辑、意识和物质的潜意识的梦幻世界。”在这里，用一种形而上的话语来精确描述就是：那是一种来自存在本身的呼唤，它不断膨胀并时刻谋划着逾越边界的可能。在这种自由意志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的境遇中，笔者认为：画家是借助“绘画”这种直观的方式来描摹他灵魂中正在进行的某种仪式，并加以深刻的具像表达。

在当代中国油画界，徐芒耀教授的《我的梦》是这一时代杰出代表性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之一。笔者专门看了视屏《可凡倾听节目---徐芒耀教授》，徐教授也谈到《我的梦》系列的创作过程，它作品中出现的双影、穿透，那是现实主义画法----照相机所做不到的视觉现象，只有用超现实主义的----CT方法，才能够完全而充分地体现画家所发现的视觉感受，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徐氏风格”。

那么这个独特的”徐氏风格”又怎么样去追溯呢？在当代中国，中国艺术家对超现实主义的浓厚兴趣，发生在结束后的1976年代。这个年代，恰好是社会性革命的狂癫归于平息的阶段。社会的理性正在慢慢逐渐恢复，改革后放后，整个中国开始试图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接纳一切来自外部世界的思想和文化。那个年代，中国的诗人、学者、艺术家以及作家、对任何来自异域的思想潮流和艺术风格，都有浓厚兴趣，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人文主义，到十六、十七世纪的启蒙主义，再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乃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印象派和象征主义等等。受超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品，如：徐芒耀教授的《我的梦》是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人物突破坚硬的墙体，以沉思者的姿态，下半身仍停留在墙体之内。这当然是一个隐喻，但它与其说是一场梦，不如说是一种理性的反思。这一作品对超现实主义的演绎，塑造了当时一个突破精神禁锢，追求理想，追求梦想，同时在潜意识中又有深刻而沉重的反思精神的，在改革开放时代浪潮中追求自己乃至民族强盛梦想的新青年形象，这个新青年形象可以和“五四青年”媲美。作品不仅仅有超现实主义的外观，而且其艺术精神、思想完全属于社会主义美术的范畴。正能量而大气，破茧而出，勇往直前，具有十分伟大的划时代意义。

现实主义范文第8篇

此次尤小刚华丽转身，携《反恐特战队》再度强势来袭，究竟是否是一次“转型”呢？

“一个导演不应该有所谓的‘型’，我1986年就拍了《凯旋在子夜》，后来还拍过农村剧、都市情感剧，2000年后一次机缘巧合看到一个好本子，就拍了《孝庄秘史》，因为这部剧受到观众的欢迎，而我本人对这段历史也很感兴趣，就一下子拍了7部秘史剧。所以不是转型不转型的问题，是有没有合适的题材。《反恐特战队》我自己觉得拍得很过瘾，它比较符合我的气质。”

这部《反恐特战队》尤小刚拍得很“过瘾”，观众们看得也很“过瘾”，开播仅几日，网络讨论度便居高不下。来自于生活的扎实的故事基础和强情节、快节奏的美剧化叙事是这部现实主义IP大剧的制胜法宝。

立足于职业与真实

拍摄《反恐特战队》，是始于尤小刚与武警一名领导的闲聊，他由此得知，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却有一支部队必须24小时常备不懈，他们具有高情商、高智商、高作战能力，面对恶仗，必须做到每仗必胜。这就是“反恐特战队”。“震慑敌人、鼓舞人民就是拍摄这部戏的初衷。”尤小刚说。

尤小刚坦言，拍摄军旅题材的作品，最担心的就是脱离现实。“它不是一般的题材，可以天马行空，千奇百怪。部队是有纪律的，是一个有约束的集体。在这部戏的会上，部队的潘副司令评价了这部戏，他说，他看了很多军旅剧，我们这部戏是职业性和专业性都非常精准的。部队的戏不能瞎编，虽然故事一定要有一些戏剧化与艺术化的再加工，但从作战计划、作战范围、作战方式，到现场处理、分队处理及单兵处理，都很职业化和专业化。他说他们已经通知把这个戏下发到全武警，作为训练参考教材，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最高的奖赏，心里面一块石头落地了。我很怕拍出一部戏，部队看完说，‘戏是蛮好看的，就是不像我们部队’，这是最糟糕的。虽然老百姓看得津津有味，但它不是真实的。这部戏，反恐作战的专业化、超前性表现得都很准确，我觉得，我也算对得起军队，对得起观众了。”

为了实现这种真实性与专业化，尤小刚采用了最直接的办法，到生活中去抓取材料。他四次到部队体验生活，去了新疆、内蒙古，还有北京的雪豹、猎鹰特战队。光是一个故事大纲就写了7个多月，又因为过于离奇、不够落地而多次修改，到剧本完成总共耗时18个月。特战队员的生活本身为这部戏的故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们的仗不是假的，不是虚拟的演习，而是真刀真枪的以命搏命。戏中每一个感人的故事都是在他们身上真实发生过的。“比如说那敏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特战队的一个女教导员，30岁左右，形象很漂亮，五官端正，老公是亿万身家。她在特战队里，一个礼拜就回家一次，有任务甚至就不能回家，我问过她图什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讲，她完全可以活得更舒适、更安逸。她说她不是图什么，她从大学毕业就到这儿，算是在特战队里长大的，让她脱了这身衣服，她倒不知道要干什么了，反而会不自在。她觉得她的生活还是很完满的，一个礼拜有一天可以穿漂亮的便服，放松一下，可以展现自己的女性美，其他六天都是戎装在身。其实就是一种精神支撑着她。我说，‘那你老公呢？’她说，‘我老公很爱我，他既然爱我就应当理解我，所以他支持我的选择。’她心中有她职业性的强悍，也有特别柔软的地方。”正是因为有这些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真实的丰厚情感，再加以戏剧化的提炼渲染，使得剧中人物的命运完整而扣人心弦，这种现实主义的情感诠释让观众们更加被震撼和感染，它并不是狭隘的小情小爱，而更多的是一种“家国民族”的大情怀。

美剧式的精雕细琢

除了在剧情上的精雕细琢，尤小刚介绍，该剧在道具与特效上的投入在军旅题材剧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剧中的武器装备均为将要列装的新型装备，例如95式狙击步枪、92式手枪等武器，恐怕都能令军迷振奋，而装甲突击车、越野追击车，甚至可以发射火箭弹的指挥作战车，以及特战专用的轻型旋翼飞机，视觉效果非常炫酷。尤小刚笑言，该剧的特效绝对不止五毛，起码值七八毛，更重要的是，有一些视觉冲击力很强的场景，几乎都是完全没有特效非常真实的。“我们有一个场景，特战队去追匪徒的车，山坡大概有三四十米的高度，我要求他们开到15米的时候从山沟里钻出来，然后开打的时候要求那个飞机离车5米，这个镜头，我坦率地说，是真的玩意儿，一百块的特技都做不出来。当然，我们也很安全，整个戏拍完，都没有出过事故。”

关于“反恐”题材，相信中国观众并不陌生，《24小时》《国土安全》等美剧珠玉在前，已经给国内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国内荧屏却从未有过一部正面表现反恐的电视剧，《反恐特战队》的横空出世，填补了此类空白。而不输美剧的强情节和人物设置让尤小刚对这部戏很有信心，“我觉得在外在形式上，其实大家都是共通的，美剧有一个特点，就是节奏感很强。节奏感很强的特点就是动荡感，也就是在镜头处理时的呼吸感，所以这部戏每个组六台机器，42斤的摄影机，摄影师的机器全部是拿在手上、扛在肩上拍的，我们没有架过架子，他们得跟着演员奔跑，跟随着演员的调度来拍摄。不光是摄影，还有灯光，基本的底子光给好以后，基本灯都是拿在手上游动着的。在视听语言的使用上，在摄影师把握画面的操作上，它跟《24小时》《国土安全》是一样的，所以它的节奏才能够快，演员的表演才能够自由，自由了之后才有真实感，而不只是摆开架势的那种画面，好像很唯美，实际上其画面节奏和人物的刻画是缺乏力量的。”

俊男美女与虐心情感

选角是一部剧本完成后最重要的环节，直接关系着这部戏的成功与否，《反恐特战队》并没有选用时下话题度超高的当红“小鲜肉”。以《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里的都市青年形象而被广大电视公众熟知的朱雨辰，此次在《反恐特战队》饰演杨灿，从最开始的“军中学渣”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特战队员。而王力可此次则由“软妹子”化身“女汉子”，扮演特战队的“麻辣女教官”那敏，为了能“hold住”这个角色，尤小刚要求她完全改掉以前的说话方式，每一句都要“吼”着说。“我选择朱雨辰是因为他演华子的时候是一个都市青年，他身上有都市青年的那种玩世不恭、桀骜不驯的基本气质。我这个戏恰好是要写一个兵的命运变化，他这个基本气质与这部戏非常合适，这种基本气质放在特定的情节里面，放到特定的人物身上，这个人物就变得真实起来。此外，我觉得这个演员肯吃苦，肯动脑子，非常敬业，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成功的。那敏选择王力可来演的原因首先是形象上合适，身材够高，长得很端正，眉宇中透着一股正气，既有“女汉子”的感觉又不会显得太粗糙。另外就是她有舞蹈功底，身手非常漂亮，训练的动作都很标准，有军人的姿态，不会显得软趴趴的，这部分她完成得特别好。”

此外，由周庭伊饰演的柳诗文和王斑饰演的厉剑锋也颇有看点。看似柔弱的柳诗文竟然承担了到敌人身边卧底的残酷任务，她的内心隐藏着与外表截然不同的强大的精神世界。而厉剑锋则是经历了五年的卧底生涯，回归成为“铁血教官”。五年卧底生涯在他身上刻上了严酷的烙印，人物命运悬念迭起。“这个戏是轰轰烈烈的情感，轰轰烈烈的作战，惊心动魄的悬念，是一种血与火的考验。”

“超强”IP从何而来

纵观2015年的电视剧，《花千骨》和《琅琊榜》的热播把“IP”这个词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热门“IP”的多维度全产业链开发也是每个电视剧人不可不为的前进方向。“这部戏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当一个IP来做的，《反恐特战队》这个故事基于真实，基于职业化与专业化，但它又不老学究气，故作深沉，它是强情节、强节奏，非常的外放，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IP。”据尤小刚透露，《反恐特战队2》的故事已经创作完毕，手游也已经陆续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