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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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论文范文第1篇
(一)文化市场要素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也使该地区成为了潜在需求巨大的待开发市场。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现代社会的工作转变为人们的自我冲突———即他们的工作和文化间的综合物。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压力并非集中反映在某一个阶级身上，而是反映在工作中的每一个成员身上，特别是都市群体，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笼罩在现代性的巨大阴影之下。”这必然使得社会中的人们产生一种暂时性解脱或逃避社会工作的的愿望———“休闲”的欲望和需要———这也成了现代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必要的“资本”投入或“消费”。旅游于是成了现代人休闲的必然选择。远离都市的喧嚣，到乡村去旅游成为一种时尚。而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也必然促进社会生产与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就是通过对‘事物’(things)的生产，并在此基础上的消费、交易活动表现出来”，而现代的社会生产几乎把所有文化都烙上了商品的标志和痕迹，于是，“事物”成为了“商品”，且任何事物都可以处在一种“商品的情境”(commoditycontext)之中。这样，民族地区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处在“商品的候选状态(com-moditycandidacy)”，只要企业家抓住机会，使商品从候选状态变成现实状态，就可把旅游者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就可开发出一片新的市场。丽江演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就是在市场有效需求的巨大推力下形成的。具有经营头脑的宣科在1990年成立了第一家纳西古乐会馆，让无处可去的游客有了别开生面的娱乐节目，游客对纳西古乐这种文化产品的巨大需求，导致纳西古乐一票难求，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据粗略统计，国内外有50多万人听过纳西古乐，古乐会也被邀请在十多个国家做访问演出，只有30多人的古乐会年收入突破1000万元，同时拉动了上千万元的音像、图书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为丽江演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文化环境要素文化环境是一种效应环境，它不是僵化的、枯死的，而是变化的、鲜活的，和人发生互动作用的效应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正是当地民族传统、宗教、风俗、语言等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一个鼓励文化参与的社会文化环境，能促使文化不断创新，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产业化的能力。因此，对文化环境的要素构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的文化环境都呈现出“一个中心、两方延伸”的结构，“一个中心”即本土现实文化，“两方延伸”即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考察文化环境对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可以发现，除了上述因素外，还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文化环境三个层面加以分析，才能全面的把握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关系以及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宏观文化环境主要指国家文化及国家文化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二十一世纪以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文化发展战略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国家的宏观文化政策对促进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后崛起的好莱坞影视产业、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韩国电视剧产业的风靡等即是很好的例子。中观文化环境主要指一个地区或城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规定和采取的激励措施等的总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丽江就已经开始了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探索，到2005年底，丽江文化体制改革结束，体制基本消除，之后，丽江不断出台政策和措施，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2006年，丽江提出了构建文化旅游名市的目标和文化立市的战略，在此背景下，先后出台了《丽江市文化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等文件，提出了开发三种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壮大四大文化产业、建设五大基地的思路，落实了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舆论氛围。微观文化环境主要指形成文化产业集群的制度背景和文化基础，特指一个具体民族的文化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发展趋势以及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促使该民族文化产业化、集群化发展的文化要素。如丽江文化的主体是纳西文化，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整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从历史上看，纳西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原生文化，主要是一些自然崇拜为主体的图腾崇拜，二是融合了藏族苯教、藏传佛教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后形成的东巴文化，三是东巴文化与汉文化融合后形成的近代纳西新文化。在与其他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交融中，经济交往是主要内容，再加上丽江茶马古道枢纽地位的独特地理位置，孕育了纳西族独特的商业文化，为现代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在丽江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历史文化基础。如图1所示，三个层面的文化环境对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力由外而内逐层传递，在微观文化环境的直接作用下促成了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而在构成微观文化环境的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现实文化和外来文化三个维度中，对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作用也各不相同。传统文化是当地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根本，它通过现实文化直接吸引众多的民族文化企业集聚当地，同时也间接的影响民族文化企业的形成，如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形成了部分文化企业;外来文化是民族现实文化的营养之源，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的过程，随着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其必然成为当地民族现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宏观文化环境、中观文化环境是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充分条件，微观文化环境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
(三)社会资本要素1961年雅各布斯(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存亡》一书中正式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城市社区的人际网络就是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外学者开始将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的研究相结合，贝尔(Bell，1999)第一次对产业集群内的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集群内部，通过促使行为主体进行互动而产生的资源。卡特．安能(KurtAnnen，2001)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中基于合作的参与者的声誉，是建立在个人层次上的产业集群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相信任、友好、尊敬和相互谅解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认为，企业间的合作是建立在家族、邻里关系等社会网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促进企业间信任和集群创新，有利于企业间长期合作，构建稳定的产业网络，提高集群整体竞争力。民族文化产业集群作为产业集群发展的一种新的形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由于民族认同或族群意识的存在，每一个民族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民族归属有着强烈认知和感情依附，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充分认同，且充满了优越感，对外群体成员则表现出一定的排斥性和抗拒性。这种族群内部以家族、邻里关系等纽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比较稳定、社会信任度较高，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集群文化基础。丽江纳西族历史上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其古代氏族社会的基本组织称为“尔”，即古代氏族的血缘集团单位，也是早期的政治组织，“尔”之下又分裂出血缘亲属集团“斯日”，在这种共同体中，“其成员不强调自己的个性，把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以这一利益标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取舍”，正是这种群体的价值取向使纳西族在历史变迁中，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内聚力，形成了纳西族团结合作的共同体精神和共同体利益优先的文化传统，广泛的影响着纳西族的社会经济生活。如“不娶外族”的民族内婚制和不同不熟悉的人做生意的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20世纪40年代俄国人顾彼得在丽江领导的工业合作运动中得到进一步体现，转化为一种企业发展初期熟人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根据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中的描述，“纳西人家族观念很重，从来不能和他们不熟悉的人一起工作，一个成功的合作社只能由生活在同一个村子或同一条街道上的人组成。”可见，纳西族的这种合作关系主要是由邻居、家族等强关系建立起来的。
(四)民族文化产业人才要素以韦伯为代表的传统区位理论学派认为，劳动力的数量、质量(熟练程度)的地理分布和劳动力成本的高低是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选择和确定产业区位往往倾向于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而文化产业对创意的依赖性特征决定了劳动力要具有较高的创新、创意能力。这也表明劳动力作为文化产业生产要素的实质是劳动力的高素质。也就是说，能否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是文化产业能否有很大的发展，能否提供高水准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关键所在。然而，民族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对人才的需求既要符合文化产业的一般要求，也具有其特殊性———即通晓或熟悉民族文化、能有效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随着民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但人才的总量、结构、素质和层次还不能适应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也影响着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和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民族文化产业人才一般包括民族民间文化传人、民族文化创意人才、民族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这三类人才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民族民间文化传人是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重要根基。由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多为口传身授，一旦民族民间文化传人后继乏人，这种传统文化必将面临消失的危险。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将会严重削弱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据云南省民族工作部门统计，云南无文字民族的优秀民间艺人现仅存500多人，再过10年，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将过世，而他们的传承人至今尚无着落。如当年翻译整理东巴文化典籍的10多位东巴大师，如今已全部撒手人寰了，如果不能尽快培养传承人，老艺人的故去将带走这个民族曾经灿烂的篇章。民族文化创意人才是民族文化产品化、市场化的核心人才资源。随着社会对文化体验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西部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由于这些行业的支柱人物———创意人才的供不应求，制约了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就丽江而言，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等原因，从民族文化产业的创意、策划，到文化产品的生产、包装等环节长期以来都缺乏相应的人才，仅靠经验和自己摸索的现象较为普遍。如丽江宣科纳西古乐文化有限公司长期以来依靠古老的音乐、古老的乐器以及年逾古稀的演奏者这些独特的卖点吸引游客，但多年来一成不变的依靠出售门票和光碟的运作模式，虽然一直赢利，但文化产品的附加值极低，投入与产出远不成正比。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靠“怪才”宣科个人的经验和影响力使其长盛不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宣科的光环掩盖了其创意人才缺乏的现实，试想，后宣科时代的纳西古乐还会如此迷人吗?只有构建创意人才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纳西古乐才能永葆青春。民族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是提升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实现文化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的关键人才资源。民族文化产业是民族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市场紧密结合的产业，文化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文化产品的销售又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一般经营者很难把握。因此，高素质的经营管理、策划、营销等人才就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比较而言，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经营管理水平相对偏低，文化市场的拓展、营销等各个环节人才尤为匮乏。丽江玉龙县纳西源民族文化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典型案例，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以纳西歌舞表演为主，对外宣传为“纳西•印象”。公司所在地丽江玉龙县白沙乡是纳西白沙细乐的发源地，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投资者和演出人员均为当地村民。尽管他们满腔热情希望把纳西族的原生态歌舞展现给游客，但由于缺乏擅长经营管理的人才，开业后，一直举步维艰，一天的收入“有时候有几百块钱，有时候有千把块钱”，能容纳240名观众的演出大厅多半空置。人才瓶颈严重的制约着文化资源的产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也制约着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
二、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空间条件
如果说，要素条件是构成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基本组成部分，那么，空间条件则是把这些基本组成部分进行有机组合形成集群合力的重要环节。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的空间条件包括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三个维度。
(一)地理空间地理空间并非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独有的条件，企业的地理空间集聚是产业集群的基本形态，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产业集群都一样，民族文化产业集群也不例外。但与一般产业集群包括文化产业集群相比，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对地理空间的要求更高。前者企业集聚的地方或是靠近资源产地、或是交通便利(尽管没有靠近资源产地，但便捷的交通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或是市场发育程度高等，因此，企业聚集的地理空间选址相对灵活。但在我国的民族地区，由于文化资源的地域性特征，使得文化企业只能在当地创办，民族文化资源的产品化只能在当本地进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实际上是该地区的创业者在区位锁定条件下产业选择趋同的结果。因为，在区位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民族地区的初始创业者只需以较少的投入将文化资源通过各种形式展示给消费者(旅游者)，或者继承本地历史传统积淀下来的工艺技术重操旧业或从事相似的产业即可获得利润，因此，作为初始创业者的理性选择，只会选择在本地发展文化产业。这就使得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地理空间的确定既要考虑民族文化资源的在地性、不可移动性等特征，又要遵循一般产业集群地理空间选择的规律。这些因素决定了企业聚集地的选择不仅要交通便利、还要有一定的市场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位于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地，三者缺一不可。
(二)经济空间经济空间是指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各种抽象的经济关系，是无形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佩鲁将经济空间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由计划界定的经济空间，即由各个单位的计划所形成的关系结构;(2)作为力场的经济空间，即由产生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的若干中心或极群构成的相互作用体系;(3)作为匀质整体的经济空间，即为同类型的经济行为主体所面临的相同或相似的市场环境和价格体系。［22］众多的企业之所以要聚集到一定的地理空间，主要是为了获得单个企业在分离状态下孤立发展难以获得的经济利益。在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企业往往会根据自身产品生产的特点建构自己的经济空间，包括计划空间、力场空间和匀质整体空间。由于经济空间是由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构成的事实，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内集聚的企业之间就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网络，这也意味着产业集群的初步形成。当然，由于不同类型企业(如钢铁企业、农产品生产企业、文化企业等)生产过程的不同决定了其形成产业集群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产业集群经济空间的构成是不相同的。下面从计划空间、力场空间和匀质整体空间三个方面来考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经济空间结构。文化企业在特定的民族地区聚集后，各企业通常会确定自己的发展计划，形成计划空间，即本企业与其生产要素(如原材料、动力、资本、劳动力等)供应商和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购买者之间形成的购销计划关系集合。这些关系(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以及企业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都存在可以用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来度量的经济距离。而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不仅取决于本企业的计划结构和安排，也依赖于与之相关的其他企业和组织的计划结构和安排，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之后，企业计划空间得以确定。如丽江玉龙雪山印象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围绕该公司打造的《印象丽江．雪山篇》大型歌舞演艺节目就形成了服装、道具、马匹、演员等的供应者和演艺节目的经销者(旅行社)、消费者(游客)之间的购销关系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产品价格安排。作为力场的经济空间是指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内通常会形成许多中心或极，即文化企业。每一个文化企业都会产生并形成一定的离心力(辐射力)和向心力(聚集力)，形成它自己的力场，同时它又处于其他文化企业的力场中。各个文化企业产生的辐射力和聚集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集群内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力场空间。处于力场空间中的文化企业(即能产生离心力和向心力的中心)通过利益诱导等形式将人、财、物等资源集聚在它的周围，同时，通过向其他文化企业输出产品和劳务以及人才、资金和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既构建了自己的计划空间，又形成受其支配和影响的经济区。如丽江玉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其辐射力和聚集力形成了包括旅游索道及其相关配套设施3家、酒店业务1家、文艺演出1家、旅游项目投资及管理2家、餐饮零食销售及旅游服务1家、旅游配套项目开发经营1家、旅游车服务1家、入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1家、其它3家共14家控股、参股公司的旅游文化产业集聚区。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内还有一个作为匀质整体的经济空间。这种匀质性是相对于各个文化企业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的。集聚在同一个地理空间的文化企业，面对相同的市场环境和相同的顾客，即使它们的生产、销售条件或经营成本不完全相同，也必然会制定大致相同的价格。集群内企业面对的这种相同的市场环境和统一的市场价格体系就是一个匀质整体空间。
产业集群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产业集群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创新网络是形成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本文采用研究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重要方法―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方法对产业集群核心创新网络运行进行研究,构建了相应的SD模型,并采用模拟的方法验证了该模型的适用性。
关键词:产业集群 创新网络 复杂社会经济系统 系统动力学(SD)
当今世界经济中具有国际或区域竞争优势的产业,大多聚集于某些特定的区域而发展起来。这些优势产业根植于当地独特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文化背景,拥有频繁的知识流动和信息交换,高度的竞争、合作与创新精神,较高的社会信任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了具有较强经济活力、较高就业水平、较强创新和竞争力的产业空间―产业集群。
区域创新网络理论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集群企业网络创新的结果。在集群创新系统中,产业集群和创新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产业集群为集群企业创新营造了有利环境,并极大提高了企业持续创新能力;而创新则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源泉,为产业集群获取竞争优势提供保障。集群创新网络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核心创新网络,即集群内部纵向产业链或水平方向的竞争企业和互补企业间知识流动所形成的流动网络。第二层次,辅助创新网络,即集群内同产业或相似产业的公司之间知识的横向流动。第三层次,创新网络,即集群边界以外的经济主体与集群成员发生联系而形成的网络,包括外地同行、客户、供应商以及大学、科研机构等。本文以集群核心网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构建核心网络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产业集群知识创新理论
研究表明,知识溢出、技术创新和产业集群发展之间是一个互动循环的过程,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时产业集群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企业间的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隐性知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大。而企业知识溢出,尤其是隐性知识溢出是否存在地理边界?是否是企业空间距离的函数?Keller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研发支出对本国产出的影响,探讨了技术扩散的距离特征,并提出技术知识是地区化而不是全球化的。其原因在于隐性知识主要蕴藏在专家、技术人员的大脑中,隐性知识的交流是弱纽带的,空间距离的接近无疑会加大隐性知识交流的频度,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和流动。以上分析都要求核心创新网络模型能够验证集群在知识创新方面的优势。
产业集群知识创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系统动力学是系统科学理论与计算机仿真紧密结合,研究系统反馈结构与行为的一门科学,是研究复杂经济管理系统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在对产业集群核心创新网络的知识创新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其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通过仿真对比验证产业集群在知识创新方面的优越性。
徐乾的研究表明,在产业集群中,企业知识对企业绩效起着正向推动作用,企业绩效对知识要素投入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企业知识存量也受到集群企业知识溢出的影响。
本文基于此因果反馈关系分析构建产业集群核心创新网络的系统结构,并使用Vensim软件绘制其企业知识存量流量图(见图1)。
主要方程式如下:
K.K=K.J+DT*(K1.JK+K2.JK)
K1.KL=F1.K*U1
F1.K=B1.J*I1
B1.K=K1*V0
K2.KL=KW.K*m
KW.K=KW.J+DT*K3.JK
K3.KL=F2.K*U2
F2.K=B2.J*I2
B2.K=KW.J*V
模拟结果分析
采用上述模型,对模型中的参数赋值模拟产业集群核心网络与非产业集群的一般企业知识创新对绩效贡献的影响。二者的区别可以用对知识溢出率赋予不同值的方式来表达,本例假定集群企业因隐性知识转移的优越性而拥有较高的知识溢出率,模拟中分别赋予m以0.01和0.02的数值,采用Vensim软件进行模拟实验,模拟结果输出曲线如图2、图3所示。
模拟结果表明,从创新网络的角度来看,集群企业相比于非集群企业能取得较好的经营效果,这表明本模型在知识创新网络维度上的适用性。
模型应用建议
本文在产业集群、知识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采用SD的方法,通过对问题的系统分析构建了产业集群核心创新网络知识创新的SD模型,并通过模拟运行验证其适用性。本模型应用时可根据研究需要对模型进行调整,可增减模型变量,也可以通过改变某些参量的确定机制(如可以通过Table函数来模拟某些参量随其他变量的动态变化或反映某种正负反馈关系)来达到研究目的。本模型在使用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知识的度量,王瑜对知识度量技术有总结性论述,也可以参阅知识工程方面的有关文献。
参考文献:
1.进.产业集群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丁拥芬.产业集群绩效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以浙江制造业集群为例[D].五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产业集群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产业集群 产业集聚 形成机制 社会网络
引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呈现衰退迹象，而以产业集聚为特征的集群经济在欧美等国少数几个地区经济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这种集群现象产生的经济绩效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许多学者从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生态学等不同学科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了众多的文献。而其中对于产业集群形成演化机制的研究，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即集聚经济视角、政府政策视角和社会网络视角。
集聚经济视角
集聚经济视角主要是从古典经济学中市场的自由竞争观点出发，以外部经济、专业化分工、竞争与协作等理论或概念为核心，从企业的空间集聚、区位选择、竞争优势、规模报酬等方面考虑，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活动，通常采用规模效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企业在一定的工业区位内的相互协作和信息交流以及区内外的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得以降低成本和收益递增，获得竞争优势。
古典经济学中最早关于产业集群思想的研究源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认为人类生产活动的专业化分工是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根本原因。分工与专业化使得规模报酬递增形成规模经济，而且还能促进生产部门细化，进而促成某一特定空间范围内众多经济活动的集中，形成集聚经济。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继承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思想后，第一个对产业集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解释了基于经济外部性的企业在同一区位集中的现象，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马歇尔，1991），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化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是马歇尔产业集群理论的三个关键因素（克鲁格曼，2001）。
另一个早期研究集聚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最早明确提出了聚集经济的概念。他非常重视工业区位的因素，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比如企业在选择区位时会经常受到地理禀赋、自然资源、运输条件、企业本身的偏好等因素的影响。韦伯把技术设备的发展、劳动力组织的发展、市场化因素、经常性开支成本四个因素归结为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韦伯，1997）。美国经济学家胡佛（Hoove）在研究不同产业区位结构基础时，进一步分析了集聚经济和生产区位的关系，他将聚集经济视为生产区位的一个变量，并认为产业在一定区位内存在着一个最佳规模（胡佛，1990）。
对集聚经济做出系统化的模型解释的还属新经济地理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空间维度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是因为缺少精确范式分析报酬递增假设。因此，他以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斯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地理区位等因素，分析了空间结构、经济增长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中心—边缘模型。克鲁格曼通过这个模型，对产业集聚可以进行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其发展演化的经济机制，在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弥补了已有的产业集群理论的不足（克鲁格曼，2001）。尽管克鲁格曼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于解释产业集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其过于偏重数学模型、采用一些不容易被量化的技术外部经济因素和缺少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沟通而遭到诟病，甚至有学者认为他并未超出马歇尔、韦伯等传统产业集聚理论的观点而仅仅只是重复（进，2005；孟韬，2009）。
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以中小企业集聚为特征的特色化产业区，即学者们总结的以“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专业镇”、“块状经济”等专门术语来指代的产业集聚经济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产业集聚现象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他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就主要从西方借鉴的集聚经济理论来分析了我国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成本、需求、产权、市场结构、产品要素市场、地理位置和专业化分工是重要的因素（王缉慈，2001；仇保兴，1998；刘军国，2001）。
政府政策视角
政府政策视角主要突出强调政府与其相应的制度建构和产业政策在产业集群形成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视角认为，主导产业集群形成的力量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以及社会组织，集群是在政府政策力量的作用下“从上而下”驱动形成的，而不是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政府往往优先确定待发展的领域、地域、预期目标、制定政策和强制措施并选择好扶持的主体，引导和促进发展某些相应的产业集群。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学者克洛索夫斯基（Korsocski）等人依据前苏联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总结出了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是指，在一个完整的工业区内，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运输和经济地理位置，恰当地（有计划地）安置各企业，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效果的一种各企业间的经济结合体。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强调区域生产专业化与区域综合发展相结合，综合体内的核心产业主要由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而与之相配合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则主要依靠有计划的分配方式来实现。地域经济综合体理论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驱动的产业集群，集群的建设完全是由国家投资完成的，集群的核心是经营类的专门化企业，并且具有较强的资源指向特征。它能够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建设的优势，但缺点在于强制的计划性造成了产业发展的弹性不足，成本较高，特别是微观主体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2005）。
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理论。佩鲁（1998）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时，提出了通过国家力量发展产业集群的“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根据增长极理论，政府要找到关键性的主导产业予以扶持，再围绕主导产业配套发展相关产业，形成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的集聚，再利用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间的联动形成协同效应，不断推动经济增长。主导产业形成后，相关产业将会围绕主导产业集聚，逐渐会发展为产业集群。当然，围绕主导产业形成的产业集群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它是由政策推动形成的。增长极理论往往以国家为单位，运用政府的力量推动整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竞争优势，但是容易产生极化作用，如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推动性产业的过度发展、形成“飞地经济”或“孤岛经济”等（刘芬等，2007）。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的作用。在美国的产业集聚现象和战略联盟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就发现了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市场的发展和功能嵌入于各种制度之中，这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规制着一些产业的发展。这些制度因素就包括了市场的组织和治理方式、不同经济部门的治理机构和惯性思维、政策制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以及市场主体之间权力和力量的博弈关系等（坎贝尔等，2009）。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很多产业集聚现象，并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国家通过政策鼓励、机构设置和制度培育等措施扶持了这些集聚经济体的发展，比如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等和墨西哥的电子工业集群。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中的政府推动作用。政府力量的支持和某些方面的制度变迁都能给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境遇，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我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性作用和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些制度变革等。在具体的集群实证研究中，李国武（2006）认为我国的大部分原发型产业集群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末期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初期开始起步并形成的，制度变迁的背景给原发型产业集群的兴起提供了很大机会，比如有区域间流动的制度、社区集体经济制度等。陈瑾（2011）认为，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发展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比如，国家的整体产业布局规划、招商引资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和重点产业的规划引导、市场经济体制、后危机时代的动态环境。
社会网络视角
社会网络视角以网络、社会资本、信任、嵌入性等为核心概念来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解释视角。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并不是脱离社会独立存在的，而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企业不但与相关的生产协作单位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与地方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网络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在产业集群内部，不仅存在着广泛的企业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经济联系，还存在着广泛的知识交流、信息流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规范、创新文化环境、信任与合作等社会联系。
由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发展的交易成本理论来看，产业集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形式，能够减少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和灵活协调生产。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依据的还是个人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追求效用最大化，重视的仅仅是国家和企业中的一些正式制度，忽视了社会关系在形塑经济行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格兰诺维特在此基础上提出“嵌入性”，认为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嵌入在现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个概念能够用来解释那些使交易行为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格兰诺维特，2007）。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说，区域文化和信任水平对于集群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最关键的特征，它具有可传递性，这种可传递性建立在网络基础上，能够形成知识沟通、传递以及组织的知识学习（盖文启，2002）。Giacomo Becattini（1990）在系统考察了意大利的Tuscany地区后，认为“第三意大利”的专业化区域的发展得益于本地劳动力分工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外部性，以及当地社会文化背景支持下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1984年成立的欧洲创新研究小组（GREMI）用社会文化环境概念来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认为创新存在于某种无形的氛围中（王仲智，2007）。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说，产业集群可以看作是根植于特定区域的众多企业形成互相分工与和协作的网络结构。产业区域内部的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对于集群的形成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格兰诺维特（2000，2009）在研究美国硅谷产业地区时，就认识到了社会网络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尤其体现在教育、产业、金融和法律活动等主要机构中，对于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创新知识环境的构建有特殊作用。硅谷地区的社会网络既有部门间的人际关系、人员的流动，也包括在这些关系和流动基础上形成的资源配置和信息传递。这样的社会网络对硅谷地区复杂的创新能力和复制能力也影响很大，推动着企业对新事物的追求和发展高科技的热情。硅谷产业地区大量的创新者和创业者的涌现也直接来源于众多经济人的交互作用。
中国情境下，传统的亲属关系网络、信任、文化及社会资本在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一些学者就从非正式制度方面对产业集群进行了研究。江浙学者从区域经济、非正式制度角度进行探讨（汪少华等，2002），以及从社会网机制角度进行探讨（朱华晟，2004），指出观念、制度和技术和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广东学者注重从企业网络角度或企业家的角度来研究企业集群，同时也强调企业家创新精神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比如李新春（2002）通过对珠江三角洲企业集群的实证分析，从企业家协调和企业资源获取角度，指出仿效、地方政府制度化资源以及企业集体行动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用。
对已有产业集群形成机制文献的评述
集聚经济视角是在自由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根据竞争和比较优势在分工和专业化的作用下，企业通过自由地选择区位和要素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中产生产业集聚效应。后期的空间区位论学派，在沿袭原先假设的前提上，加上了“空间”因素，解释力度大为增强。这种解释视角较好地解释了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产业集群现象，但在实践中市场竞争并非是完全自由的，经济理性要起作用也都是有着具体约束条件的。产业集群现象的产生离不开具体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制约，而市场也不是没有限制条件的自主体。这一点从后期制度主义的研究中就能看出许多端倪。
政府政策视角强调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起着重要作用，认为政府的制度建构、产业政策等因素在形成产业集群中具有主导地位，产业集群的出现就是国家力量驱动作用的结果，不需考虑市场的基础因素，带有一种“政府决定论”的意味。虽然视角能够解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的过程、前苏联和中国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以及日韩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集群现象，但因其“计划”色彩浓厚，将政府打造成为一种“全能”角色，忽视了市场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有失偏颇，从一些地区的实践来看，政府的作用有限，其客观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单就西方发展的国家主义理论来看，也只是说明了国家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对于里面的具体作用机制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于产业区里面企业主体的作用没有谈及，直接从“结构”到了“结果”。
由于产业集群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集聚经济视角和政府政策视角的理论由于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都不能充分解释其形成原因，因此从社会学家的社会网络分析大行其道，将社会资本、嵌入性、地方文化、关系网络等因素引入分析的范畴，使得学者们开始认识到“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嵌入”在产业集群现象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学综合性的分析更为可取。产业集群的形成都是基于一定区域内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的。其问题在于，他们只看到了一定区域内的文化、社会资本、关系网络以及非正式制度等在产业区内对企业之间展开分工合作和交流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并没有就其形成机制进行详尽的研究。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本土特色，比较重视企业家精神、乡土商业文化、家族制度和关系网络等方面的挖掘，但是在具体的机制性研究方面仍然显得不足，挖掘不深，这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充分研究。
因此，在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和机制时，要把三种视角的优势结合，既要看到市场的因素，又要把它放到国家和制度背景中去，还要挖掘其所在的地域文化、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否则不但找不到真正的影响因素，可能还会对实践产生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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