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民国历史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民国历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档案史；研究；感悟
中图分类号：G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188-01
《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共分五章四大部分，第一二章为第一专题，即《历史档案史研究》，对中国历史上产生过的历史档案以及现在的历史档案进行专题研究。第三章为第二专题，即《名人与明清档案》，我们对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对明清档案所做出来的贡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第四章为第三专题，即《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从商到清，分朝代、按专题论述中国古代的档案管理制度；第五章为第四专题，即《中国古代档案工作史》，这一部分与《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遥相呼应，互为一体，他们都是中国档案史的主体内容。下面重点谈谈书中对历史档案研究的几点看法。
1.“六经”皆档案，见解独到。一直有“六经”皆史的说法，因为不论是《诗》、《书》、《礼》、《易》，还是《乐》、《春秋》，都从不同层面上反映了历史状况，所以被称为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吧。但“六经”皆档案又从何说起呢？原来是这样的：第一，“六经”源于档案，这自然不用怀疑，因为图书一开始就源于档案，是对人类活动的原始性记录；第二，从内容上“六经”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档案；第三，一些著名的档案学也曾提出此类想法，如潘玉民的《档案编纂学》就曾认为“六经”是档案汇编。六经皆档案之说观点是独到的，是经得起推敲和论证的。
2.满文档案研究，为研究民族历史打开一扇窗。无论是皇帝颁布诏令还是批改奏章都用满文，这对研究清代前期统治者的政策、对研究满族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满文源于蒙古文，一些在蒙古族史书上找不到的一些史事，却能在满文档案中找到，由此可见，满文档案对于蒙古史的研究、也意义非凡。还有，清政府对地区颁诏，通常是满蒙藏合璧，而且满文居多，这对研究的历史也很重要。
3.清代玉牒研究，了解清代皇族的传承。玉牒即为皇家的族谱，清代的玉牒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的玉牒，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族谱的编纂与修护，对皇室中每一个成员的生卒年、所担任的官职、嫁娶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与此同时，也对皇族的成员有一些森严的等级划分。这对于研究清代皇族人口的变迁，皇族内部的纷争，皇位的继承要求很有意义。
4.民国档案研究，让复杂的民国历史格外清晰。民国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有时挺模糊的。这是因为民国档案的破旧缺损与冗长。解放初期，民国档案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当时为保护档案的完整，并没有对档案进行适当的整理与销毁，这对以后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在研究之前还要判断档案的时效性，对档案的保护也需要人、设施，这确实是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对于民国档案，我们也要秉承对于其他档案的原则，对于一些可以销毁的档案，我们也无须保留，对于重要的档案，我们也要多方面保护。
5.唐代管理制度研究，一个繁荣帝国的成功之举。唐王朝是历史上少数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极度繁荣的国家。它在文件、档案管理方面也有其独到的制度。如文件时期的四禁制度、避讳和平缺制度、执论制度、贴黄制度等，档案时期的归档制度、保密与安全制度、鉴定销毁制度等。这与现今的文档管理制度不谋而合，我们也是从古人那里得到经验，从而更好地发展当今的档案事业。
6.金代档案工作研究，一个少数民族不一般的管理才能。金代在借鉴辽宋的文档工作基础上，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档工作系统。虽然其水平不如宋，但却高于辽。金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的编纂，金代利用档案修史，其中，它以实录的修撰为核心，兼修辽史。但由于种种原因，金所修辽史最终却未能得以流传，但这也不能抹杀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具有的卓越才能。
一部好的档案史应包括的档案种类、档案工作者、档案管理制度、档案机构、档案法制、历史档案学的介绍，《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都有涉及，全书史料丰富、内容翔实。对中国档案的历史和档案管理工作及其延伸的历史做了系统的论述。
民国历史范文第2篇
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不是为战火连天的中国大学设施的简陋开脱，是他在上世纪20年代到清华任教时便提出的“人才战略”。这位留美高材生，就是后来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在他周围，出现了一大批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梁启超、陈寅恪到章太炎、傅斯年、、鲁迅、钱穆、梁思成、梁思永、金岳霖、林徽因、冯友兰、顾颉刚，也有不少晚辈将他们称为“大师”。
一位文学教授曾经半开玩笑地告诉我： “在中国，要想当大师就必须长寿。否则，没有弟子，谁封自己为大师。”目下中国文化老人越来越少，貌似大师的标准也越来越低，于是一个上了年纪、劣迹斑斑的出版社文学编辑也被媒体称为“国学大师”，将其与陈寅恪、章太炎、傅斯年平起平坐。不知道诸位前辈地下有知，会不会气到诈尸。很显然，前面那位教授的话击中了要害，年龄已经超越学术成就、个人修养成为当下认定大师的首要标准。有媒体评论称：“在很多学术大师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借鉴的高尚品格。他们的思想拯救了我们的灵魂，他们点燃的火焰给我们带来了温暖，而这种温暖我们无法从自己身上得到，这或许就是我读《南渡北归》的原因。”
虽然每个时代需要有精英，但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够有大师，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当下缺乏大师的时代里，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民国，那段晦暗混乱却又星光璀璨的时期。民国连年军阀混战是不争的事实，但民国才人辈出也应该成为共识。在学界的诸多研究领域，他们的成果依然是无法超越的巅峰。
知人论世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相对公允地看待那个时代及其学术成就。岳南推出的《南渡北归》系列，用一手史料描述了学术大师的处境和命运。《南渡北归》的时间从1937年开始，描述了北大、清华、南开、同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团体南渡的经历，描写了上述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与精神境界。“傅大炮”的傲慢耿直、梁启超的坚忍不拔、王国维的因循守旧、胡福林的江湖士气、林徽因与金岳霖的纯美爱情等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艰险与情趣的“魏晋风骨”的士林江湖。
然而，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提出的问题：“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出现了这样多的大师，培养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现在我们大学的硬件已经超过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钱老还提出那样的问题?”(钱学森曾经向前来探望的国务院总理提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民国历史范文第3篇
一、我国历史档案数字资源建设体系的必要性
1.历史档案资源是国家和社会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
档案作为社会各项活动的原始记录具有构建人类社会记忆的作用和价值。档案承载了组织、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历史记忆[2]。档案是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档案记录了某个历史行为或事实的发生过程，档案与档案之间的联系则能反映出某一时期组织或者国家的全貌，能够最大程度地描述当时的历史过程。历史档案资源的重要作用要求从保存和传递社会记忆的高度来看待档案管理活动。
2.数字资源体系的建设有利于对我国历史档案的深度开发利用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档案的载体形式丰富多样。由于不同时期条件的限制，档案的载体也各不相同。大多数历史档案都以竹简、布帛、金属等固态的形式存在，这在充分还原历史原貌的同时，也给档案的开发利用造成了较大的难度[3]。首先，传统载体的档案在传播上受限于客观条件，不便于远距离传输和利用。其次，基于档案保护的需要，历史档案的复制受到较大的限制。
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的建设则能克服传统载体的档案在保存、传输和利用等方面的弱点，将历史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便于不同的利用者在不同时间、地点方便快捷地利用档案资源[4]。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能够更好地提升历史档案的利用率和利用效果，在节省利用成本的同时，加强对原始档案的保护。
3.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的构建将进一步完善我国档案资源建设
历史档案是我国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历史记忆的重要联结，在国家档案资源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构建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能够完善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对促进我国档案事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完善国家信息化建设。
二、我国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1.管理制度不健全
从全国层面上来看，缺乏国家级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建设办法与方案。历史档案具有稀缺性、不可再生性等特点，在进行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建设与数字化开发时，更需要制度上的保障。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中仅对档案的保存和开放问题进行了统一规定，对档案数字资源建设问题并没有详细说明。
管理制度和标准的缺失这一问题已在各地历史档案数字化和数字历史档案馆建设的过程中显现出来[5]。由于各部门在进行历史档案数字化时缺乏统一规划、标准不统一，历史档案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在历史档案数字资源建设和开发难度较大，因档案保护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而进展缓慢甚至是搁浅。因此，从面向服务的角度出发，采用前端控制原则，在建立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之时，根据不同的档案类型、载体类型设定数字化标准。在历史档案数字化的基础上，为已有的历史档案信息制订标准的信息交换格式，提供转换手段，可以将信息转换为标准的交换格式在网络上传输或存入可移动媒体，这样才能为国家层面的历史档案数字资源建设打下基础。
2.数字化程度不高
我国历史档案数量非常丰富，分别保存在全国各级档案机构及博物馆、文化馆等其他文化机构中。、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藏1000余万件明清档案，截至2013年8月底，，扫描档案图像约142万件，数字化程度约为14.2%[6]。四川省档案馆就保存着最珍贵、最完整的清代巴县地方政权档案11万卷以及民国档案45万卷，但数字化程度并不高[7]。
我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档案资源，但目前绝大多数历史档案由于各种原因处于濒危状态，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很可能造成人类记忆的断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和完整性。
3.历史档案管理系统建设标准缺失
与其他类型的档案相比，历史档案更具特殊性。历史档案不仅具有作为凭证还原历史事实的功能，而且由于其年代久远具有载体上、内容上、形式上的特殊性[8]。如，大多数历史档案都是纸质载体的传统档案，且由于语言文字的变化这些档案的内容常常难以辨识。历史档案在载体、内容、形式上的特殊性要求其档案管理系统也应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国际档案管理系统标准和中国档案管理系统标准中，几乎没有针对历史档案的条款。
标准的缺失会给历史档案管理带来较大难度，同时也不利于对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在对历史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的过程中，难以构建有效的元数据体系，对历史档案进行元数据的获取和管理。同时，因缺乏统一的功能需求标准，历史档案管理系统的升级和扩展成为明显的难题[5]。不同系统中所规定的数据类型和数据接口不同，在进行历史档案管理系统的数据迁移、备份过程中，很难实现各个系统的有效兼容。
4.数字资源体系中开放与保密程度难以把握
部分时期的历史档案因其年代、所涉事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因此需要在利用过程中加以控制和保护。自民国时期以来形成的历史档案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同时部分档案中可能会涉及当代人的个人隐私。因此，在历史档案开发利用的过程中需要进行采取的保密措施[9]。历史档案开放利用的迫切性与保密的诉求的矛盾为历史档案利用带来了较大的挑战，这也是建立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的一项关键难点。
数字化环境下历史档案的利用率、利用速度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10]，而且难以对数据库中的每一份历史档案的保密要求进行审核，因此很容易产生泄密的问题。在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建设过程中，需要对所有档案进行详细的密级设定，这无论在内容的辨识上还是在密级设定的工作量上都存在巨大的难度。开放与保密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所带来的问题影响了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的利用模块，不利于对历史档案进行深度的开发和探索。
三、完善我国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的对策
针对以上我国历史档案数字资源管理、利用等方面的问题，可以从法律制度、内容建设、标准建设、保护机制、密级设定这几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历史档案资源利用体系的对策。
1.完善针对历史档案的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
要建立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必须以有效的、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和依据。因此，完善我国档案法律体系中关于历史档案的条款，以及构建有效的历史档案管理制度，成为建立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的基础性环节。完善历史档案相关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加强对历史档案管理进行规范，增加对全国范围的历史档案工作具有指导功能的条款。《档案法》是我国档案领域中的基础性法律，是开展档案业务的法律依据。在《档案法》中明确对历史档案管理的规定，使得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建设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同时，在《档案法实施细则》中对具体的条款加以解释，使历史档案管理相关的法律更具可操作性。
其次，针对历史档案的特点，制定并实施历史档案管理的规章、条例。在《档案法》及《档案法实施细则》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专门规章和条例，便于进一步规范历史档案工作，为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建设提供更为细致的法律保障。
最后，完善各级历史档案管理制度，对历史档案的收集、鉴定、整理、著录、保存、利用等各个环节加以明确规定。与其他档案类型有所区别，历史档案在来源、形式、载体等方面都存在较强的特殊性。因此，各级档案管理机构尤其是历史档案管理机构应当完善内部管理体系，加强对历史档案数字资源的收集、保存、利用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2.提升历史档案数字资源质量并丰富其内容
档案数字资源体系的建设离不开丰富的资源内容。内容是建立该资源体系的基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自2008年5月停止提供在线查档的功能，我国大多数综合型档案馆也未能有效提供档案数字化在线查询的功能。这一方面受制于档案在线利用的制度和技术落后等问题，同时也受制于数字化历史档案的数量小、质量差等问题。建设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必须要提升其数字化程度和数字化的质量。
首先，开展历史档案数字化资源的收集和归档工作，同时加强历史档案的数字化工作。利用社会渠道收集历史档案的数字化资源，一方面能够丰富档案的来源，另一方面也能节省档案管理部门的数字化成本。同时，对于馆藏历史档案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利用率较高的历史档案进行数字化扫描，以不断丰富历史档案数字资源。
其次，严格控制历史档案数字资源的质量。质量是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的基础，也是该资源体系是否可信、可靠的关键所在。提升历史档案数字资源采集标准、采用先进的数字化扫描技术，是提高历史档案数字资源质量的有效措施。
3.构建历史档案数字资源管理系统标准
历史档案数字资源建设体系必然离不开历史档案管理系统的建设[10]。质量高、兼容性强、功能完备的历史档案管理系统对系统标准的成熟度依赖性也较高。规范系统建设标准可以明确历史档案数字资源管理系统的通用型需求、功能型需求等。其中，功能型需求可以结合历史档案自身以及管理的特点加以规范。
历史档案数字资源管理系统标准同时还应当包括历史档案元数据采集标准。对历史档案的系统化管理离不开元数据。因此，建立针对历史档案的元数据体系，能够提升历史档案资源在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系统中的兼容性。
4.建立历史档案数字化的保护机制
由于时间久远，历史档案十分脆弱，纸张等载体易于损毁、字迹易于消失。因此，需要对历史档案保护加以充分的重视，尤其是在对历史档案数字化的过程中，要保证档案载体、内容等不受破坏[11]。档案数字化主要是通过对档案的光学扫描形成图像的过程。在扫描过程中，光能会破坏纸张或档案载体的化学结构，造成档案载体脆化损毁、字迹褪色模糊等现象。在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历史档案数字化工作，但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保护：
首先，建立数字化采集标准，增强数字化成果的兼容性和可重复利用性，尽量减少档案数字化的次数[12]。光能会对档案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因此，减少数字化扫描的次数能够有效减少扫描对档案造成的破坏。同时，讲过系统、标准流程的数字化后的数字档案具有很强的重复利用性，而且不会因为重复利用给历史档案带来伤害。
其次，建立历史档案保护的问责机制，明确权责范围。在历史档案数字化造成的损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破坏来自于人为操作的失误和疏忽。因此，规范历史档案数字化流程，明确其中的权责体系，能够有效预防和降低人为原因给档案造成的损坏。
5.建立特殊历史档案的密级体系
历史档案数字资源体系的建设会增强档案开发、利用，提升档案传播效率。在这一数字资源管理体系中，应当更加重视对涉及国家秘密、组织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档案加以保护。因此，应当针对特殊时期、与特殊事件和历史人物相关的档案进行密级鉴定和隐私保护，构建完善的密级体系。
首先，结合国家和组织秘密划定历史档案的密级。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组织秘密的历史档案，严格划定密级并设定时间范围，从而进行访问控制。如对于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档案，应当充分评估其密级，并限制访问。
其次，结合个人隐私保护的需要划定历史档案的密级。例如，民国档案对民国时期历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应当加以开发利用。但是，这些档案中可能涉及当代人的隐私信息，对于该部分档案就要进行严格的保护，防止个人隐私被泄露。
民国历史范文第4篇
中国历史上一共有3类12名女子被封为四大才女，分别为：
1、中国古代四大才女：蔡文姬、李清照、上官婉儿、班昭；
2、蜀中四大才女：卓文君、薛涛、花蕊夫人、黄娥；
3、民国四大才女：庐隐、萧红、石评梅、 张爱玲。
（来源：文章屋网 ）
民国历史范文第5篇
（1）挖掘史料中的传统文化。
中国历史既是一部追溯中国上下五千多年文明的历史，也是一部记载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的历史，所以教师要学会运用历史经典和历史材料，从中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予以传承。传统文化总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寻：一是物质领域，一是制度领域，一是精神领域。中国在汉朝、唐朝等阶段都经历过物质的鼎盛，这些物质鼎盛时期所形成的饮食文化、穿着文化等都是教师可以传授的传统文化重点。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下，形成了专制、集权等制度文化，教师也可以从中深入挖掘，让学生对制度文化中的精髓加以学习。而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则是在历久弥新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中值得学习的传统文化内容极多，比如儒家思想中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很值得青少年去理解和学习。
（2）结合传统节日寻根溯源。
历史老师在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时，还应该注意与传统节日的相互结合。比如春节即将来临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了解春节的起源、历史中春节的相关传统；端午节来临时，教师就可以教授学生端午节的来历和相关习俗等，以这种追根溯源的方式来教授传统文化，提升学生传统文化的底蕴。
二、注重形式，运用多种方式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1）运用多媒体给学生营造立体感受。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教师要学会与时俱进，将信息技术与教学相结合，增强教学过程的立体感、现场感，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历史教学可以运用的多媒体资料种类繁多，从中挑选出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给学生播放，这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例如，在学习民国时期的服饰文化时，教师可以从网上搜索一些图片或影像资料，在课堂上展示，这些服饰的样式比较特别，色彩比较鲜明，形象立体感比较强，学生容易对其产生学习的兴趣，进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2）通过课外活动让学生体验历史。
除了丰富教学手段之外，教师还可以丰富教学方式，不仅满足于在课堂上教授传统文化相关的知识，还可以借助课外活动让学生对历史文化进行身临其境的体验。比如在清明节的时候，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墓扫墓或者去参观英雄纪念堂、当地的博物馆等，让学生在亲身参观的过程中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感受心灵的震撼，从而对传统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本土体验，结合区域历史教授传统文化
（1）在区域历史中学习本土传统。
历史课程的学习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学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学生至少应该对本区域的发展历史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教师在教授学生本土历史的过程中，可以从中挖掘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让学生在区域历史中学习本土文化。例如，在湖南长沙的历史中会提到岳麓山，教师在给学生教授本土历史的过程中，就可以给学生讲解一下岳麓山上的文化典故。
（2）结合中国历史突出本土典故。
中国历史是由无数的地域历史组成的，地域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教师可以结合本区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出名的典故向学生讲解地域传统文化，让学生对所生长的土地有更深入的认识。例如，中国历史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出自湖南长沙，如蔡伦、欧阳询、，等等。
四、结语
民国历史范文第6篇
关键词：钱穆；以士释史；文化史学；新史学
作者简介：谢进东，男，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师，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项目“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进”，项目编号：11QN0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中西文明历史经验中的公共社会价值观研究”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53-07
钱穆（1895—1990）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位重要学者，主要以研治中国历史与文化为主。借助于文化来研究历史，是钱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他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历史背后蕴藏的文化和文化精神。[1]（序，P1）[2]（P7）那么，钱穆究竟是如何借助文化来研究历史的？笔者通过对钱穆国史著述的考察，提出：钱穆主要是通过在他看来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阐释国史及其演变的。钱穆为何主张以“士”来阐释国史及其演变？他又是如何通过“士”来进行国史阐释的？其“以士释史”之合理性依据何在？其通过“以士释史”而表现出来的文化历史观之形成是否有它特定的学术史背景？此文化历史观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的影响如何？以上便是本文努力解决的问题。
一、“以士释史”：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认识的结果。受不同历史观影响的学者，对同种历史会形成不同的认知样貌。唯物史观的倡导者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强调经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以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为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主线，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程划分为原始公社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几个阶段。[3]（P154）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影响的雷海宗，则以文化作为解析中国历史的基本依据，以中国的“兵”文化（或称之为兵的精神、尚武精神）的兴衰、有无作为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基本线索，将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以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为界分为两大周，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两周”说命题，试图突破将西洋史上古、中古、近古的分期方法生硬地套用在中国史上的做法。[4]（P131-160）基于经济与文化的这两种不同历史观，导致了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不同看法。然即便是同样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若依据的文化内容不同，那么，所获得的认识结果也会不尽相同。与雷海宗依据中国的“兵”文化提出“中国文化的两周”说不同，钱穆依凭中国的“士”文化或“士”精神来阐释国史，把中国自春秋战国以下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称之为由“士”阶层作为“领导之基础”的“四民社会”。[5]（P561）
钱穆为何主张以“士”作为阐释国史的依据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5]（P561），“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动，主要就变动在士的这一流。士的变动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6]（P108）。问题是，“士”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以至可以“主持与领导”中国史之演进、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动？钱穆的回答，即“士是中国社会的领导中心”。他指出，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知识分子阶层，是自战国以后逐渐取代没落贵族而“成为此下中国社会一领导的新中心”。[7]（P121）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分合、治乱，以及学术文化之传承、传统社会之赓续，皆与“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息息相关。这些作用和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秦之统一，南北朝世运之支撑，传统社会之赓续，学术文化之传承，全靠士阶层之担当与坚守。在钱穆看来，士对于秦之统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论秦之统一天下，其主要动力，亦在六国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贵族。”[7]（P45）钱穆认为，魏晋之后南北朝“世运的支撑点，只在门第世族身上”[5]（P272）。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较为严重的一个时期，不过钱穆认为，政府贫弱并不影响学术发展，只因士阶层在朝廷养士尊士的风气中复兴起来，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学术转益兴盛。[7]（P49-50）元清两代，蒙、满入主中原，社会局势大变，但在钱穆看来，由于士阶层的坚守，中国学术文化传统还是依然保持、传承了下来。[7]（P50-51）
其二，东汉王室之倾覆，魏晋清谈之祸国，中唐至五代之“黑暗社会”，明代政治之下滑皆由士之离心力渐长、崇尚清谈、轻薄及不受重用所致，尽管终未致传统社会崩溃，文化命脉全绝。钱穆认为，东汉末年王室之倾覆，并非由于黄巾军所致，而实为当时名士之离心力逐渐长成的结果。[5]（P214-215）魏晋时期的分裂局面，在钱穆眼中亦是此一时期的名士清谈祸国的结果。[5]（P219-222）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兴起，为士阶层参与政治、进入社会领导中心广开进路，此后之社会似应渐趋开明。然钱穆以为，从唐之中叶到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时期，或称之为“黑暗社会”，虽然此时传统社会犹未彻底崩溃，文化命脉尚未全绝。这一时期社会之所以黑暗，在钱穆看来，是由于当时朝廷以诗赋文学取士，造成进士轻薄，士之内在精神尽失，社会之领导中心亦随之丧失。[7]（P49）钱穆从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士人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明代政治“走上歧途”，是由明太祖以一己私意，逆“尊师相，抑君权”之历史潮流而动，对士人的抑制造成的。[5]（P668-669）
钱穆从中国社会中的“士”这一特殊阶层出发，对中国历史上由秦至清涵括各重要朝代的社会兴衰、治乱与分合，以及这一长时期的学术传承和社会赓续，进行了一种视角新颖而又见解独到的通观性文化式解读。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运用以“士”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对本国历史进行释读的文化历史观。这种依据文化自身特点来解释历史的做法，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钱穆这种试图仅从士的身份、地位及其精神的变化来解答中国近两千年的复杂社会历史变化的做法，又显得有些不够周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这种历史解释方式，实际上是过于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复杂事实及其矛盾性，而同时夸大了士在其中的影响力。在钱穆看来，秦之统一从最根本上来讲是由当时游士之“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所促成的[7]（P12），虽然他也承认其中有“秦国地势之险塞及其兵力之强盛”的因素。[5]（P120）这种解释显然忽略了秦并六国之前的社会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朝着统一的趋向走去。吕思勉就认为，秦之统一是由多方面因素合力促成的[8]（P323）。再如，钱穆认为，西晋灭亡，天下瓦解，主要是由名士清谈误国所致。名士清谈即便是西晋灭亡的原因，那么，这种原因是不是唯一的或者最根本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陈寅恪虽认为西晋社会变乱在名士清谈的风气中孕育，亦只承认“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9]（P52）张齐明则认为：清谈误国只是西晋亡国的一个历史表象，其败亡的真正原因除了石勒等强大军事压力外，还有在晋武帝时就已埋下的祸根：行“封建”封诸侯，“罢州郡之兵”，对东汉以来形成的“五胡内附”的民族杂处局面缺乏足够的驾驭能力，更为严重的错误是晋武帝所托非人，“储后不顺”。[10]
其次，钱穆在以“士”之本身地位的变化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动时，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原因，而未在其著述中进一步阐明士之本身变化的社会根源。在钱穆看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兴衰与分合，实由士之不同身份及精神气质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影响所致。然而，游士在秦并六国之时能够抱持“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何以到了东汉末年，士之离心力却渐长终致王室倾覆？西晋末年，名士崇尚清谈以致误国，何以到了南北朝，门第却成为世运支撑的核心力量？又何以到了中唐至五代，进士却又轻薄以致出现“黑暗社会”？同样是士，为何在不同时期出现如此之大的角色反差，进而造成绝大差异的社会面貌？士的不同身份、地位及其精神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有何社会根源？如果不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探寻士之本身变化的缘由，那么，仅以士本身的变化为基点而作出的关于历史演变的解释，似总有一种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钱穆“以士释史”的一个缺憾。
二、“以士释史”之依凭：“历史即文化”
钱穆为何主张“以士释史”？其理论依据何在？这对于他而言，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以及领导“中国史之演进”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将历史与文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由于钱穆主张“历史即文化”，故研究历史即研究历史背后的文化，从根本上说即研究历史背后的文化精神。而中国文化的精神，主要就体现在“士”阶层上。故而，“士”的精神，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就是中国历史精神，亦即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所以，钱穆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就应从其历史的领导精神，也即“士”精神入手。也即，只有从“士”入手，才能探究到本国历史的深意。
在钱穆看来，“历史与文化，此二者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了历史，才有文化，同时有了文化就会有历史。也可以说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11]（P1）。对于他来讲，文化与历史之所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体、相关系，就在于它们分别是人生和对人生的记载：“文化即是人生，历史乃是人生之记载。故可说，文化即历史，历史即文化。文化不同，历史亦不同。文化变，历史亦随而变。文化堕落，历史亦中断。”[12]（P123）
对于钱穆而言，“历史即文化”不仅是因为它们都是有关人生之事，还在于它们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他认为，历史精神，就是文化精神，也是民族精神，都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所以，对于钱穆而言，“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故“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2]（P6-7）而“中国历史精神，实际只是中国之文化精神”[12]（P147）。
既然研究历史，就应找寻历史之精神，而中国历史之精神，即中国文化之精神。那么，何为中国文化精神？钱穆认为：“中国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13]（P132），而这种道德精神主要即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即“士”阶层身上。钱穆认为：“士”十足地表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之完整性，担负着中国社会人群之所以成其为社会人群之“理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充分说明了“士”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所在。[14]（P87-92）钱穆还曾多次强调士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认为士的精神与传统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传统[6]（P127）。对于钱穆来讲，士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即中国历史精神。而他又认为：“所谓历史精神，就是指导这部历史不断向前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6]（P116）这样一来，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就具体体现在“士”的精神上。所以，钱穆认为：“中国的历史指导精神寄在士的一流品。”[6]（P129）对于钱穆而言，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士”，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那么，由“士”切入来研究中国历史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由上述可见，钱穆探寻到历史背后的领导精神，就是文化精神，也即“士”的精神。所以，钱穆虽主张“士”“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但实际上强调的是“士”的精神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关键性作用。知此便不难理解钱穆所强调的“士”之“大同观念”、“离心力”、“好名”、“轻薄”对秦之统一、东汉王室倾覆、西晋灭亡、中唐至五代之“黑暗社会”所造成的决定性影响。这里的“大同观念”、“离心力”、“好名”、“轻薄”，即指“士”的精神。其实，钱穆在其著述中经常使用“精神”、“意识”、“理性”等形而上的概念来指代历史演进的动因。缪凤林认为钱穆所使用的这些概念，“其义实与学术思想略同；论诸名之本身，虽富有形而上学的含义，但作者原旨，并不含形而上学的意义”[15]。即便不含形而上学的含义，钱穆在解释历史进程之动因时所指的“士”精神或学术思想，都表明他在思想与实践之间更注重前者在历史演进中的决定性作用。王晴佳就曾指出：钱穆历史观的基本特点，即“认为历史的运动由一种形上的、唯心的力量操纵。与这一力量相比，表现在历史中的所有变化，如制度的变迁、朝代的衰降、宗教的侵入，都只具有表面的意义”[16]（P97）。
钱穆的这种过于看重思想的历史观在《国史大纲》中则又常常表现为，特别重视学术思想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曾表明：其治国史，“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著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5]（引论，P11-12）。不过，通读《国史大纲》后就能体会到，钱穆即便在论述到秦汉、魏晋时期的历史演变时，仍然注重的是“士”的精神或学术思想而非政治制度或社会经济在这一时期社会变动中的影响力。对此，王晴佳亦曾做过评论，“虽然钱穆在‘引论’中说他会‘于客观中求实证’……但他在实际写作当中，则不完全能保持与他的设想一致。体现中国历史精神的学术文化，往往成为他解释历史变化、朝代更替的终极原因”[16]（P95）。总之，由于钱穆从精神层面来把握文化与历史，进而将二者视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体、相关系，以致其在国史阐释中更倾向于思想（如“士”的精神）而非实践（如“士”的行为）在历史进程中的终极影响，这在历史动因的解释问题上似有一种舍本求末之嫌。
三、钱穆文化历史观的缘起、意义与不足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的形成，除源于他所持守的“历史即文化”、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及领导“中国史之演进”等观念外，还有其特定的学术史背景，即主要针对晚清民国史学界之“考订派”、“革新派”之弊病而展开的批评与纠偏。
钱穆将当时之史学划分为三派：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传统派暂且不论，就“考订派”与“革新派”而言，钱穆认为，这两派之治史各有优长和弊病，但总体而言皆是弊大而优小。他指出：“考订派”偏于历史材料，精密有加，但“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5]（引论，P3-4）。在钱穆看来，像“考订派”这种治史方式是他极不认同的。因为如此，便不能在通晓本国史实的基础上把握其文化独特精神之所在，而这恰恰是钱穆所强调的治国史之第一要务。[5]（引论，P11）
“考订派”史学的上述缺陷，“革新派”似能补救，因为“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然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钱穆同时看到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5]（引论，P4）
在钱穆看来，因“革新派”智识之不真而造成的国人最大之无识，即认为中国自秦以下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或“封建社会”。这些不真的历史智识实际上是由“革新派”在晚清民国相继发生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过程中，为了其政治宣传从胸中臆测而来，并非他们据实从历史材料中概括得出。[5]（引论，P5-6）钱穆认为，此所谓“专制政治”、“封建社会”的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1]（P39-40）。对于他来讲，这种依据西方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道路与特征本不相同，何以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方观念之履？而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说是由中、西方之民族、文化不同造成的。[7]（P120）
基于中、西方历史之不同，钱穆认为研究中国史不应据于西方观念，而应诉诸本国史实，这也是他研究中国史所持的一贯立场：“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13]（P281）出于对“革新派”据西方观念附会中国历史之做法的反驳，加上他意识到历史受文化之影响最大，钱穆从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寻求到了阐释本国历史的根据，即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而这种以“士”来阐释本国历史的做法，又能很好地展现出本国历史的系统性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这对于“缺乏系统，无意义”的“考订派”史学也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纠偏作用。所以说，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是在对“革新派”和“考订派”的批评和纠偏中形成的。
此处实际上已经指出了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即通过“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强说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比如，针对当时在国人中盛行的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即所谓“封建社会”、“专制政治”的说法，钱穆就试图从“以士释史”的角度，以中国自秦以下所成立的士人政府及其通过公开察举考试所体现出来的民主政治予以批驳[7]（P46）[1]（P27-28）。
说中国是“专制政治”或“封建社会”，实际上是运用根据西方历史归纳出来的“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再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一发展图示来解释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产物。在这种解释框架下，常有人说，中国社会“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1]（P43）。钱穆则反驳说：“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即不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5]（引论，P22）此所谓“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对于钱穆而言，即主要是指士人政治观念。可见，在他看来，士人政治观念对中国社会形态演进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主要是从中国“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1]（P47）。具体就中国是否为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钱穆主要是在对中、西方历史的比较中，从“士”所倡导的以“人道人心人本”为特征的文化精神和其所抱持的低水准的经济观两个方面，来论说中国之所以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缘由。
钱穆指出：“中国四千年来之社会，实一贯相承为一人道人心人本之社会”，“修明此道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西方社会“乃是一工商社会，进而变成资本主义之社会。与中国人道人心人本社会之本质，仍有其大不同处”[7]（P63）。钱穆认为，中国士阶层所持有的低水准的经济观，亦构成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以后不走向工商业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根本原因。他分析说：“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即以经济对人生之必需为最高限度。中国历史上的各项经济政策，也都据此来做决定。而“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故中国以农立国。这都源于“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奉行的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观，即经济水准超出了人生所必需之限度。“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他进而指出：与工商业发达的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之所以走上以农立国的历史道路，并与西方超水准之经济观不同，形成了一种以人生必需为主的经济观，其关键就在于“士”阶层的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所起的主导作用。[1]（P57-66）因此，钱穆说：“中国社会决不能而且亦断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及现代世界潮流趋向的人，所同样首肯的。”[7]（P39）
钱穆由“士”阶层及其所持守的文化精神和经济观念，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所以无论如何不会走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种从中国文化及政治观念来说明中西方历史演进差异的做法，是一个非常独到的观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不过，钱穆在此论说过程中亦同样夸大了“士”的影响力。“士”阶层所奉行的文化精神和经济观念，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究竟占据多大的分量，还需进一步讨论。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工商业未及西方那样发达，也未必全是由“士”精神所致，如地理环境也会有所影响。黄河、长江等江河两岸地区，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宜耕种，为中国农业发展、以农立国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其实，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将中、西方文化分别定位为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时也已注意到了这一点。[17]（P15）钱穆主要以“士”来论说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反映出他过于强调“士”在中西历史演进差异中的影响。
结 语
何为中国“新史学”？钱穆的史学是否属于“新史学”范畴？在许冠三看来，钱穆未必是。否则，钱穆就不应该在其《新史学九十年》中缺席了。那么，许冠三所谓的中国“新史学”有什么特征呢？许冠三在该书中指出：“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18]（自序，P2）可以看出，“科学”的质素应该是许冠三所认同的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内涵。他在论中国“新史学”时主要涉及了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等，它们显然都具有科学的特质。前三派都同样注重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材料进行实证研究，单从以科学实证精神考订史料的角度看，它们大体皆可归为“史料学派”。这一派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注重史料研究而忽略对历史的阐释。故而，历史的意义在这派史学研究中不易展现。“史观学派”的科学特征，则集中表现在注重从史实中寻求历史规则，而这种寻求在世界历史视域下，则又倾向于追求普世性的通则。对这种普世性通则的追求，又常以牺牲事实、忽略历史个性为代价。此“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恰与钱穆所谓的“考订派”与“革新派”相应和。基于对以上两派之不注重历史意义或忽略历史事实及个性精神的体察，钱穆主张并践行由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阐释国史，以求从中国史自身事实中发掘本国历史文化之独特精神与意义。在钱穆看来，这恰是中国“新史学”成立之基础。他曾在《略论治史方法》一文中断言：“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已往之进程与动向”，“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已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1]（附录，P156，159）就此而言，在《国史要义》中标举“以礼释史”的柳诒徵，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礼”是“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19]（P11），也应属于钱穆所谓“中国新史学”的一员。在此姑且称此类“新史学”为“文化史学”。只不过，钱穆的这种“文化史学”与以“实证”和“规则”为主要特征的“科学”之间的距离略远了一些。实际上，钱穆在治史的早期就是以“考史”成名，主要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但他很快因抗战的关系，开始改以“著史”为业，旨在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精神的价值与意义。[20]这大概就是钱穆与许冠三对中国“新史学”的不同体认吧。或许，恰是这种不同体认，成为钱穆在《新史学九十年》中缺席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这种缺席，却从侧面反映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学术史上的多元面相。实际上，在“文化史学”与“史料学派”、“史观学派”之间原无根本性的冲突和对垒，它们在史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上本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与以史料学派、史观学派为主的“科学史学”，可同被视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山脉中的两座山峰。
参 考 文 献
[1]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
[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 钱穆：《民族与文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
[7] 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 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10] 张齐明：《魏晋“清谈误国论”是怎样形成的》，载《光明日报》，2011年8月25日（11）.
[11] 钱穆：《中国文化丛谈》，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兰台出版社，2001.
[12]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3] 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
[14] 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5] 翟宗沛：《评钱穆先生国史大纲》，载《文史杂志》，1942年第4期.
[16] 王晴佳：《钱穆〈国史大纲〉之历史观分析》，载李明辉、陈玮芬主编：《现代儒家与东亚文明：地域与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
[1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8]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
民国历史范文第7篇
韩国导游词
大家好：
首先，欢迎大家到韩国首尔来旅游，下面就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具有东方神秘与西方文明的国家吧。
下面介绍一下本次旅游的行程：我们今天第一个景点是利川温泉，体验一下特色的温泉。这个温泉必须男女分开，不允许穿衣服的哦。不能接受的游客可以穿着泳衣到户外的温泉泡，在冰天雪地中泡温泉，非常特别，还可以到泳池游泳。三楼的休息室也很多项目、桑拿、石屋等等。
韩国利川温泉
下午，我们到首尔著名的阳智滑雪场，到那里可以过一把滑雪瘾。虽然今天没下雪，滑雪场照常开放。南方来的游客一定很渴望这个项目了。
韩国阳智滑雪场
明天上午，我们前往象征首尔600年历史的北村韩屋村，可以让你感受一下韩国历史古都的往日情怀，《大长今》的大部分背景都是在这里拍的。
韩国北村韩屋村
下午，我们到首尔著名的南山公园，可以进距离观赏首尔城市标志N首尔塔，俯瞰首尔全景。很多韩剧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南山公园首尔塔
樱花盛开的南山
第三天，前往参观景福宫，景福宫是韩国的故宫，虽然没有中国的紫禁城那么大，同样地它历史悠久。接着，参观旁边的大韩民国总统官邸青瓦台，虽然不能进去，我们可以到那里拍照留念。
韩国景福宫
下午我们参观战争纪念馆，馆外，展出了韩国历年的军事武器，有飞机、坦克、大炮等等。纪念馆内，详细介绍了韩国历史以来的站争。特别是北朝鲜和韩国的战争，除了展品，还有视频、皮影动画。大家只要选择中文，就可以看到中文说明和解说，非常详细和方便。韩国的历史可以从那里了解得一清二楚。那里保存了韩国至今的战争历史
韩国战争纪念广场 韩国战争纪念馆
除了形成，我再介绍一下韩国的文化。韩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亦保留了不少传统文化。韩国人的餐桌是矮脚的小桌，宾主席地盘腿而坐。年青人更会在长辈面前跪坐在自己的脚底上，绝不能将双腿伸直，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懂礼貌。韩国人非常节俭，总喜欢用最小的面积发挥最大的作用，如果遇上房间太小，可以将餐桌摆在院子里，铺上席子便可。不过，现代的韩国人越来越崇尚外国潮流，无论餐桌或者饮食礼仪，都离传统越来越远了。
韩国的饮食文化
就从餐具谈起吧，韩国人同我们一样使用筷子，但他们使用的多为金属筷，餐馆里见不到一双竹木筷子，更不用说一次性的方便筷了。金属筷爽利、卫生、经久耐用，一次性的简易筷子太浪费，即消耗资源又污染环境。仅此一点，我就觉得是我们应该仿效的。
韩国人传统饮食比较简单，主食为米饭，爱吃泡菜，几乎每餐都有，精致盘碟中能摆出不少花样：白菜、萝卜、辣椒，既开胃也好吃，餐桌上的素菜显然比荤菜多。韩国菜跟我们中国的东北菜比较接近，你们广东人可能吃不习惯。
现代韩国人以男性工作为主，女性负责照顾小孩。韩国男人是不去逛商场的，逛商场大部分是女性，大家到商场就可以看到这情景。韩国的家长从小要求小孩要付出劳动才有收获，小孩要零用钱不需先付出劳动，家长按劳动付出报酬。
韩国的特产是人参、化妆品、泡菜，大家可以带些手信回去哦。
民国历史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民国建筑；历史主义观；菲利普·约翰逊；传统文化
1、菲利普历史主义观的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建筑正处于“现代主义”的进程中，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建筑理念、建筑形态和建筑风格。在这一时期众多的建筑风格运动中，密斯·凡·德·罗是现代建筑运动中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改革先驱和国际主义风格的奠基人之一。而菲利普·约翰逊在20世纪40至50年代曾是密斯忠实的追随者，约翰逊在康涅狄克州纽坎南兴建的“玻璃住宅”，是使他声名大躁并极具典型的体现密斯精神——“少就是多”的成功案例。但当他与密斯合作设计1958年落成的西格拉姆大厦的时候，却开始走向另一种方向。
密斯的建筑哲学中，他强调的“少就是多”及继承的“建筑的统一性”、“结构的诚实性”的设计原则，这在当时主流的设计思想中是较为推崇的。而当约翰逊与密斯合作设计位于纽约总部加拿大酿酒企业西格拉姆大楼时，约翰逊开始对密斯过于统一、刻板的设计风格产生怀疑，厌恶过去高层办公楼这一“乏味的建筑类型”，他希望突破这个局限，发展建筑的丰富面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的活动中心已转移到对现代主义的怀疑和否定，并确立自己称之为“历史主义”的原则。这一时期的中期他的作品风格多变，是一条自己也在寻找和探索的道路，并希望在广博精深的历史中，吸取养分，来滋润现代主义建筑。在他提倡的“新古典主义”便反映了继承传统的态度，他认为古典的形式基本仅作为一种设计概念和气氛而加以撷取运用，而不是图式和构件的照搬。他还曾多次表示“我们不能不懂历史” 并强调指出：“历史是一种广阔的、有用的教养”，“要是我手边没有历史，我就不能进行设计。”[1]这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后的近十余年里，约翰逊建造的摩天大楼中无一不能找出这种受历史先例影响的痕迹。建筑师迈耶曾对约翰逊做出这样的评价：“对建筑艺术的鉴赏力和历史观，以及敢于接受和彻底摒弃各种影响的勇气。”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约翰逊的本质。
2、近代民国建筑历史沿革与形成原因
1842年，中英《》签订以来，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大量土地的割让，使西方国家迅速在中国生根，在租界相继建立了欧式风格的使馆、洋行、银行和工厂以及教堂、学堂、医院。荟萃了古典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等主要建筑风格。民国时期（1911年-1949年）尤其是1937年爆发前，租界区建立了大批住宅、私人洋房和别墅。自此，西方建筑大量传入中国，在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史上出现了空前的营造高峰，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国建筑。
2.1 近代民国建筑形成的原因
历史上中国建筑是其他国家欣赏和效仿的典范，但到了近代民国时期兴起的建筑无论是在形式或风格上几乎于大气候上移植外国建筑。究其原因，这主要由两大因素组成：
（1）外部因素——外来帝国主义的羞辱性掠夺。国外建筑风格登入中国正是西方列强入侵，企图将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属一种文化侵略是西方侵略行径的一部分。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中国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都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雨果曾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也评价：“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议论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从这些外国学者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所持的态度。即认为西方的历史文化经历过巨大变革的优越性。
（2）内部因素——中国内部的腐败。内部因素则为中国自己的建筑体系没有在近代自主提升。这也与中国建筑历史的特殊性有关。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的建筑有小的变化，没有大的更新。如林徽因先生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中所作的精辟总结：“中国建筑为东方独立系统，数千年来，继承演变，流布极广大的区域。虽然在思想及生活上，中国曾多次受外来异族的影响，发生多少变异，而中国建筑直至成熟繁衍的后代，竟仍然保存着它固有的结构方法及布置规模，始终没有失掉它的原始面目，形成一个极特殊、极长寿、极体面的建筑系统。”虽然中国传统建筑是古代能工巧匠对木结构的极致发挥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但因其始终没有大的演变，在近代建筑中便显现其负面效果。
3、历史主义观对民国建筑的影响：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在中国港口开埠以来，外国殖民者纷纷在中国的大陆上划定本国的租界势力范围。尔后由租界国内的建筑设计师或其它国家的西方建筑师承接修建早期的新建筑。这些建筑风格类型各异具有浓烈的其租界国特色，但又是西方现代建筑的集体表征。因租界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原因使临近租界范围的土地极为抢手，地价也水涨船高起来。在尔后修建其它的商业银行大厦、民居住宅等新建筑几乎皆由大富商，大官僚或海外华侨集资修建。在此之前外国建筑师已开始逐步转变，更加关注我国的建筑环境文化特色，“开始以中国建筑之部分应用于近代建筑”。
中国人很快吸收了西方新的建筑施工技术，接着又生产出许多自行研究的新型建筑材料。20世纪20年代，一批到国外学习建筑设计和建筑工程技术的年青学子已陆续归国。到民国时期，新建筑已经能由中国自己的建筑设计师承接兴建与外国在华建筑师分庭抗礼。早期，这批建筑师可能还只是停留在移植西方的建筑风格，但这批建筑师同时也通晓本国的传统文化及建筑特色，因此很快便能很好的融入了一些中国本土化的传统建筑特征，形成一些中西合璧的经典建筑。如范文照、赵深设计的铁道部等均以欧式建筑为体干，但在建筑上缀以中国特色构件。
因此历史的东西不完全只是腐朽与过时的沉积，它也包含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及古代能工巧匠的经验、摸索和智慧的总结。在纵观近代民国建筑的兴起与转变中，可以看出它透露着一种无形的“历史主义观”。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说“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艺术的进境是基于丰富的遗产上，今后的中国建筑自亦不能例外。”
4、尊重历史建筑未来
无论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到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迭起云涌或是中国近代民国建筑的发展来看，根植于各自本土的建筑都经历了一个相同的过程亦或是阶段，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对新风格前的传统建筑风格的完全否定，再而怀疑反思，最终提倡尊重历史来建筑我们的未来。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菲利普·约翰逊从事建筑事业的亲身经历中便反映着历史主义观对他的影响。同样，在中国的近代民国建筑亦是如此，从移植国外纯西式的建筑风格，进而内部吸收与再创造，发展中西合璧、具有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特色的建筑，使中国建筑再次融入到世界建筑的发展潮流，也让国际的建筑风格符合中国的水土，使之本土化。他们都透露着建筑的创新与发展必须根植于历史，历史是文化延续下来的结合点，是总结了许多代匠人的经验与智慧的精华，、抹杀、毁灭历史沉淀的东西便是割断了传统的文脉。
我们新时代的建筑必须要懂得如何尊重我们的历史，在开发与保护，历史与现代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使之相协调。陈丹青曾在访谈中也说过他在看哲学家萨伊德写的书中“innovate”是创新的拉丁文的原意，而它的原意并不是指创新，而是指返回和利用过去的资源，找到一个新的可能性。回到过去的某一历史时期的氛围，在这种返回的过程，你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你的智慧，你的表现力，这个叫做创新。现代建筑显示了设计意识的大胆性和突破性，在认真研究古代人类居住环境的基础上，已创造了一组梦幻般的空间构图组合的形式，为建筑形式的更加多样化提供了新的启发。
返回现今建筑遗产上的复兴，有些老建筑本身就带有特定的人文背景如工厂的厂房、烟囱，古门楼，牌坊，胡同，民居等，当这些建筑遗迹及所处土地被收购时，更应该把握“尊重历史，建筑未来”的原则去建构新的环境，因此开发不是一定要建立在对传统和历史的破坏上，历史与现代的矛盾性仅仅只是我们的认识问题。
结语
对历史的完全摒弃，是对文脉的一种毁灭。许多房屋不是单纯的物质用器，它们还负载着精神功能和文化意义。建筑学不是纯粹的科学技术，它包含着人文内容和艺术创造的成分。中国现代建筑先天带有国际性，而缺乏中国文化的根基，需要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努力把中国的文化精神灌注其中，使之本土化。[4]中国和西方虽是两个不同而又完整的系统，可无论是在西方或是中国的绘画史和建筑历程中，我们都能强烈的感受到艺术家对根植于传统文化的重视。西方古典绘画大师安格尔曾画《路易十三的宣誓》便是模仿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可见东西方的艺术大师都坚信：从传统资源中可以生长出自己新的艺术风格，很多被人称道的大师都是在古代经典作品中，寻找一种自我发展的道路。
在建筑中亦是如此，菲利普·约翰逊的历史主义观及其建筑历程，中国近代民国建筑的发展。普桑、大卫、安格尔效法古代，赵孟頫、董其昌临仿古代经典，他们都只是整个人类学习的传统，从传统中创新，这样的文化策略中的一个缩影。但背后却向我们显示着历史主义观的重大作用，告诫我们重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12月
[2] 张钦哲，朱纯华.菲利浦·约翰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12月
[3] 吴焕加.外国现代建筑二十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月
[4] 吴焕加：《外国现代建筑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