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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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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范文第1篇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

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真堂,1985年。

[3]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

[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

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

国际直接投资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融合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快速飞速发展,产业资本跨国流动日益增加。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与传统的资本流动形式截然不同的特点和方法。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在投资的过程中直接投资是通过全部或者部分国外企业的进行管理和控制,更是通过间接方式对国外企业进行经营和管理。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从资本发展的过程中看,其形式也不尽相同,直接投资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货币形态的投资方式,而逐步的转向为其他各种方式的货币投资方法,其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方式在国际上也在日益应用,逐步的进行转移化。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随着当前社会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投资应用的过程中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方式进行了综合的处理与分析,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的区分,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的时候在投资控制的过程中对其接线的划分很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①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②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③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④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3)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2.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

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带来的启示

1.引进外资需要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往往和间接投资是相伴相随的,对金融资本流入的限制也会阻碍直接投资的进入,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限制国内企业向外商发行或出售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也变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资的流入。

2.两者的融合趋势,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发展,也对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金融中介的穿针引线,它们的紧密结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购、兼并、各种资产的证券化、相关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才能顺利而高效地进行。同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企业对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能够提供从资金融通到投资顾问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而且要能够在全世界开展业务提供服务,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国际直接投资范文第3篇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三十年来我国对外投资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整体上还处于年增加规模100亿美元以下的较低水平。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但众所期望的投资却一直未曾出现。

2008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330亿美元,下半年由于全球经济收缩,2008年全年净流出也达到了535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24亿美元,但第二季度,当季投资高达87亿美元,同比增长37.6%,环比增长182%。目前有一批大项目正在协商中,全年对外投资的总体形势仍然乐观。据此可以说,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屡创新高,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与对外投资大国(如美国、日本等)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年流出量不到这些国家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差距达数百亿美元;外向存量差距千亿甚至万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落后于老牌发达国家,在存量上也不及新加坡、巴西等国。这个现实一方面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存在巨大增长空间。

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

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处于“双顺差”状态。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3年以后,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绝对值和占总顺差比重呈增加趋势,并且与国际收支总顺差、外汇储备同方向增加。2008年,经常项目顺差4261亿美元;国际收支总顺差4451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1300亿美元,国际收支总顺差1859亿美元。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源于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虽然不是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但却成为一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资本项目顺差虽然从绝对额看呈现波动的趋势,但所占总顺差比例逐年下降,2008年资本项目顺差占总顺差的比例是4%。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有望在近年出现扭转,首先实现资本项目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巨额的“双顺差”,我国国际储备也逐年增长。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2009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中国依然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格局,外汇储备更达到21316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此时释放一定量的外汇储备,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十分明智的。加快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相对有效的降低中国外汇储备风险,降低资本项目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同时,人民币的强势和外汇储备的充足也有效的支撑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也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坚实的外汇供应基础。

三、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1.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改善国际收支更可行更有效的途径。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贸易顺差会一直存在,要改变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就需要从资本项目入手。2008年,我国国际收支之所以改善(顺差缩小),资本项目顺差缩小的作用不可忽视。2007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89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是735亿美元;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5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4%,资本项目顺差190亿美元,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项目顺差的影响巨大,资本项目对我国国际收支的作用正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而日益凸显。由于全球经济收缩,当前许多国家正面临严重的资金缺乏,形成了对外来资本的深度需求,而且各国政府对外资的一些限制也有所放松,这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带来了机会,此外,人民币的强势也会促使中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未来增长速度会加快,可能慢慢成为减轻资本项目顺差压力的重要因素。

2. 对外直接投资及其贸易效应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我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而言,尤其是货物的进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生产型和贸易型子公司,可以有效的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通过“走出去”直接到国外投资,可以绕开一国或区域集团的贸易保护。而通过在东道国建立生产销售网络,在维持对原有国外市场的同时,还有助于扩大中国产品向新的出口市场的渗透,或在建立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过程中,还能带动我国产品设备、材料的出口。另一方面,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是为了解决中国国内稀缺资源的供求矛盾,但势必带来中国进口增加。但是,即使中国没有进行这种投资,对一些国内缺乏资源的进口也是刚性的。

3.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改变贸易结构改善国际收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源于货物贸易顺差,而服务贸易从1982年至今却一直都是逆差,可见我国的贸易结构很不合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如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收购非洲最大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可谓一箭多雕。首先是为我国企业在非洲寻求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其次是改变了我国对南非的贸易结构,由产品出口逐渐转向技术和服务的出口,不仅如此,这宗大额的收购也缓和了南非因为长期对我国贸易逆差的不满。

国际直接投资范文第4篇

一、对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与评述

(一)西方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回顾

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的流派:一是从微观角度,通过对产业组织和厂商行为的分析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流派以海默为代表。二是从宏观角度,基于国际贸易和产业区位变化、以比较优势和市场周期分析来诠释国际投资的理论学派,可以称为动态优势理论流派或周期发展理论流派,主要有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三是用自然性市场不完全来解释国际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以巴克利、卡森和拉格曼为代表。四是融合各家之长,对国际投资进行综合分析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代表人物是邓宁。

剖析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各种学说,可以看出各派理论学说均有其不足之处。垄断优势理论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开山之作,在理论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它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产物,虽然较好地说明了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之间互相投资的现象,但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和中小企业在不具备垄断优势情况下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制造业对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但其理论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和市场竞争的加剧,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大量国际投资现象从实践角度已经了该理论在区位选择上的结论。比较优势投资理论从比较优势分析出发,对日本的国际直接投资作出了宏观的、合理的解释,但该理论相对来说忽视了作为真正投资主体的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时的复杂动机、企业的特定优势和竞争过程,因此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缺乏说服力。内部化理论从内部化与市场的矛盾原理出发,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内在经营动机和内部决策过程的分析考量国际直接投资行为,能较好地解释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直接投资与贸易障碍的关系以及各类跨国投资的动因。具有较强的理论生命力,但这一理论只强调了市场的不完全性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而忽视了市场的积极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也没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交易内部化在特定的情况下必须表现为跨国界的经营行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综合了微观层次上的产业组织分析和宏观层次上的比较优势分析,构建了一般性的国际投资理论研究框架,适用范围较广,因此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最有影响的国际投资理论,但实质上折衷理论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和研究主线,基本上是对各种以前理论的简单归总,其较强的解释能力只是因为它包容了已有的各种投资理论。当然,虽然主流国际投资理论各有各的局限性,但也各具特色,且都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并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了补充和发展。因此这些理论大都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现象的研究,创立了许多国际投资新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并不具备发达国家企业所拥有的优势,无论从规模、资本还是技术水平与经营管理技能等方面,发展中国家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按照传统的理论分析这些企业没有进行对外投资所必需的优势和实力。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大、中、小企业已经先后走上了国际化经营的道路,甚至不少企业还将对外投资的触角延伸到了发达国家,并且也取得了成功。经济学家先后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市场控制理论、分散风险理论、提高公司形象理论、国家利益优先取得理论等学说来解释这些现象。这些理论大多注重强调某种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影响,并据此说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优势和对外投资的动因。总的来看这类理论学说分析手段较为单一,缺乏理论分析应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因而也就无法充分解释各式各样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行为,但它们却可以在某些方面弥补主流国际投资理论的不足,如:小规模技术理论是对主流理论有关垄断优势绝对化观点的补充;技术地方化理论说明了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不断累积培育优势,由此可以引发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新理论简析

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层出不穷,促使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与更新,出现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纵向和横向一体化投资理论、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跨国公司全球发展战略理论等一些新的投资理论和学术观点。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对外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形成的。该理论从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双方需求、双方所具有的条件这一新的综合角度探讨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重点分析了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内的直接诱发要素对投资所起的主要作用,同时强调了包括经济政策、法律、投资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等间接诱发要素对投资所起的重要作用,做到了理论分析的全面性与综合性。纵向和横向一体化投资理论通过分析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富有创意的模型和论点,可以在许多方面解释不同形式的一体化国际投资行为。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跨国公司战略管理学派理论学说的典型代表,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理论,该理论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企业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如何寻求、发挥优势和企业如何进行国际投资选择等问题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理论从微观角度分析跨国公司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强调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该理论对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分析不再局限于其在东道国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对国际投资的认识更加贴近现实,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研发全球化、跨国并购和建立跨国战略联盟等投资行为(逢增辉,2004)。不过以上这些新理论和观点对国际投资的研究显得比较零散,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发展框架,多数只是一些单一的观点和推论,但这些观点和认识,对于我们加深理解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是很有

帮助的。

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各种投资理论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各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国际投资领域的现象和特点,对产生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决定因素以及对各国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这些认识可以为各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各国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当然,所有理论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一类或几类投资现象,虽然很多学者致力于将自己的理论由特殊推向一般,或是将别人的几种理论综合为一般性理论,但由于国际直接投资领域新现象层出不穷,投资行为呈现多元化发展,使得这些努力或成为徒劳,或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二、对国际直接投资研究成果和理论缺陷的综合分析

在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作出前瞻探讨时,我们有必要清楚地认识现有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并对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做一个全面的分析:

(一)各种理论均存在着片面性,这是理论研究深入发展的前提和动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过分夸大单一理论所研究的经济因素在对外投资中起的决定性作用,有的甚至将这些因素看成是对外投资的全部动因,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二是将单一理论对某一时期、某一特定研究对象或某一研究角度、某一方面所作研究得出的结论,不适当地加以推广用来解释各个国家的多种国际投资活动,视其为一般性的规律;三是大多数国际投资理论的优势思想,是静态的和利用型的,而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是在不具备优势的情况下通过投资来获得优势,优势实际上具有动态性和流动性;四是绝大多数投资理论都是在除资金外的其他要素均不能跨国流动的前提下展开讨论的,而现在高级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已越来越普遍,理论滞后于现实的发展;五是对跨国公司的整体国际战略布局和国际生产方式选择缺乏全面把握,容易将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与国际贸易行为、国际间接投资行为、国际融资行为对立起来,孤立地研究国际直接投资。正是由于各种理论的片面性与不断涌现的国际投资新现象发生了不吻合或冲突,从而促使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各种理论的片面性,是实现理论综合的条件

单一理论对于某些经济因素的片面性研究和作出的理论结沦,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这些因素在决定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是大有裨益的,也为今后理论研究向着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科学素材;而这些针对某一时期、某一特定研究对象或某一研究角度、某一方面的片面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全面认识国际投资现象的多样性、多维度发展性和综合性,把握不同国家国际投资活动的时序变动,并从更大范围和更长周期探求全球投资发展变化的一般性规律、特征和趋势(朱廷瑁,2004)。如:对获得型优势和优势动态变化的研究,能促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国际投资行为的动因;在人力资本要素可以流动的前提下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将使得投资理论的研究更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现实背景;将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将投资行为纳入跨国公司的整体国际战略布局和国际生产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之中,可以更好地把握行为主体和行为活动之间的关系,更为系统地理解投资行为的动因和影响。因此,只有全面考察不同时期、背景下,各国各类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相关要素及其相互影响,才能为人们最终获取系统的、科学的理论认识奠定基础。

按照科学理论的发展规律,在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各具特色、相互独立的理论并存,它们在不同的方向和层面上深化着人们对同一研究对象的认识。随着知识的积累、新方法的运用和认知范围的拓展,人们将逐步认清各个理论的缺陷和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统一的理论研究“范式”将趋于成熟,综合性理论开始出现,以前各个相互独立的理论演变成一个统一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可能会被打破,各类理论的科学内容会分裂、融合并重新组合,形成更高级、更全面、更新的理论体系(刘则渊、方玉梅,2004)。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理论发展演化规律,而对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方式的全面研究和在要素都具有一定流动性的前提下对国际投资的研究,势必将打破已有的国际投资理论体系。最近几年有关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理论融合的研究方兴未艾,可能代表了新理论体系的发展方向。

三、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分析方法和研究特点的归纳总结

国际投资的大多数理论研究,都是在借鉴吸收其他相关的宏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投资现象的特性分析展开理论探讨,从而实现一种或多种基础理论成果与国际投资理论的有效综合。例如:垄断优势理论是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结合,内部化理论是科斯企业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结合等。相关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国际投资实践活动共同推动了投资理论研究的深化。总的来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一)研究方法各具特色

国际投资研究主要有微观与宏观研究方法、静态与动态研究方法、规范与实证研究方法等,目前来看,微观研究多于宏观研究,静态研究多于动态研究,微观、静态分析方法是当前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法,而动态研究方法的运用应是今后理论发展的一大趋势。从分析工具上来看,边际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到相关理论研究之中,而超边际分析法即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所倡导的非线性规划分析方法也被运用到国际投资研究中,成为解释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问题的有效分析工具。

(二)研究涉及因素逐步增多

对于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因素的分析,从简单到复杂,从企业内资源到企业外环境,从硬的方面到软的方面,从看得见的因素到看不见的因素,不一而足,理论研究的要素和变量越来越多,各种宏观和微观、静态和动态的因素都被纳入到研究范围,于是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的认识,也由单要素决定论扩展到多要素决定论,这在客观上使得统一理论模型构建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三)研究侧重点有所转移

由注重资金流动转向重点考察企业能力等隐性要素流动,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界定也出现了模糊化倾向。由于国际融资多元化和非股权性质国际直接投资现象的大量出现,资金流动已不再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特征,企业能力等隐性要素的流动似乎更能代表投资行为的本质和发展趋势。

(四)理论研究由单一分析转向综合分析

从对单一投资现象的孤立分析,发展到将投资置入国际分工、产业发展、跨国公司国际经营行为的综合分析之中,从而将投资与所在国家和产业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与组织结构、国际贸易等联系起来,便于更系统地论证和把握投资行为,研究结论也更深刻和全面。

(五)研究前提有所拓宽

传统的理论都是在除资金外其他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要素不能流动的前提下展开理论探讨的,现在有的理论已经注意到要素的流动性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例如:在对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研究中,Fahy John(2002)提出:资源是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竞争的核心和基础,资源不仅包括企业资源,也包括国别资源。国别资源可以分为基本国别资源(包括天赋的资源如地理位置、气候、自然资源等固定的资源和可以随时间改变的资源如劳动力成本、资本、汇率、税赋水平等)和高级国别资源(包括那些需要长期持续投资才能形成的自然资源和高级生产要素如国家的教育体系、技术与组织能力、通讯和基础设施以及劳动生产率水平等)。高级国别资源基本不能流动且在国家间扩散缓慢,在跨国经营中它比基本国别资源更为重要,战略性国际投资决策应以获取高级国别资源和开发企业资源为目的;而有的基本国别资源因其流动性强,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为本国企业所利用。樊增强、尚涛(2006)提出:充裕的物质资本、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先进的组织资本,不同于以往不可移动的比较优势(如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这三种资本是可以移动的,特别是组织资本往往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复制到发展中国家,并以跨国公司形式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更为明显的比较优势。我们也认为:相对高级人力资本而言,低级人力资本要素因其流动性差,对于特定产业来说更易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诱因,例如:中国近几年加工制造业吸引了大量外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丰富低廉的初级劳动力以及初级劳动力的不可转移性。

(六)研究目的趋于多元化

国际投资研究的目的从试图构建投资通论,演变为更多地关注局部、特定形态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使得投资理论呈现“两极化”发展趋势:综合归纳和局部研究。由于理论的综合需要长期的研究积淀,归纳的难度也较大,理论综合的发展是一个断续性的过程,因此现在大多数研究越来越注重对特定形态投资现象的探讨,当然构建科学统一的投资通论仍是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之一。

(七)以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思想为研究发展的主线

不管是一般性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或是针对局部投资现象的投资理论,其对各类要素、资源、企业能力、自然或社会环境、各种禀赋的单一或综合分析,最终都归于内生的或外生的优势,有的优势是静态的和可以为投资所利用的,有的优势则可以通过投资来获得,并依赖投资累积、培育优势,因此优势也是动态发展的,而跨国公司就是优势培育的主体和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载体。

四、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的前瞻分析

当今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呈现出跨国并购迭起、跨国公司组织结构不断变迁、跨国投资区域集中化与全球化并存、国际投资后发国奋起直追的发展格局。如何认清并准确反映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投资的发展潮流与特点,如何把握决定和影响这种发展趋势的主要力量,如何分析并全面解释日益增多的跨国战略联盟、日趋庞大的跨国公司全球网络化组织、日渐兴起的服务型和知识型跨国投资、日趋强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今后理论研究可以沿着以下的发展思路和趋势展开探讨。

(一)着眼于建立一个具有通论性质的综合分析的理论框架

我们认为:随着对国际直接投资现象的认识从单一投资现象分析发展到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以包括地区(国家)分工、产业分工、产业内分工、企业内分工的各层次国际分工为基础,构建由分工带来的地区、产业、企业国际生产方式选择为分析内核的理论框架,较为符合实践发展的要求;通过对贸易、投资与各层次国际分工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关系的研究,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

(二)搭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分析平台

在这方面我们比较看好跨国公司这一研究平台。我们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行为,如果仅从这一行为出发来分析投资现象,可能会因为难以把握行为主体的主观多样性而陷入理论的迷茫之中,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行为方式更大的多样性和更多的选择性。考虑到现在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主要施行者,国际投资理论研究理应建立在跨国公司的战略布局和行为选择的基础之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应逐步融合于跨国公司的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之中。

(三)探索构建一个能够充分反映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投资发展普遍规律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

传统的投资理论产生于全球经济的贸易导向型发展时期,这些理论难以合理解释当今投资导向型经济发展阶段所涌现的大规模、全方位国际投资现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下,建立包含能集中反映经济全球化中影响国际直接投资诸多变量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尤其是既能反映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发展,又能反映发展中国家和中小跨国公司投资发展的综合理论模型,是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所作的努力和所采取的方法,还是很值得在今后理论研究中加以借鉴的。

(四)追随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发展,创建一个能反映各类人力资本要素的影响、作用和流动变化特点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模型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的人力资本要素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能否充分利用各国不同的人力资本,而各类人力资本不同的流动性和其对使用环境的不同要求,使得利用或获得人力资本成了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跨国公司越来越趋向于进入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知识产权得到严格保护的区域,进入拥有较多智力资本和高素质人才的区域,进入具有购买与使用知识产品消费偏好的区域;而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又证明:发展中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是国际投资流入的主要动因。微软、英特尔、摩托罗拉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了研发机构,而我国的海尔、联想等知名企业又在美国等发达地区组建研发和生产基地,这些都说明充分利用或获取各类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影响各国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但如何选择投资方式和地点来达到这一目的则需要投资理论作出合理的解释。

(五)投资理论应该加强对后发性、获得型和内生优势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范文第5篇

自1991年以来,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增长。2000年全球国际投资达到最高点1.38万亿美元,此后经历了三年下降。2004年开始回升,2006年达到1.31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8%。国际组织预计,2007年增速有所回落但全球跨国并购已达581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预计全年总流量将达1.4万亿美元。国际投资出现新特点:

(一)发达国家仍是引资的主力。国际投资流量很多,钱都流到了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发达国家吸收的外资增长了40%,国际投资吸收美国是第一名,达1700亿,英国第二,第三名是法国,第四名是中国,全部资金流量的不到40%流入发展中国家。所以说,不是有钱的地方往没钱的地方流,是有钱的地方往有钱的地方流。发达国家既是外资的提供者,又是外资的吸收者,2006年发达国家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总流量的80%,且其中一半来自欧盟。过去人们总认为钱多的地方往钱少的地方流,而实际上往往是跨国公司多的国家互相流动,流出的多也吸收的多。

(二)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上升较快。近20年来,全球跨国公司投资更多面向服务业,其比重在不断上升。到21世纪初,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已从50%上升到60%,特别是以服务外包为主要形式的跨国公司和跨国转移,成为服务业跨国投资的重要形式。服务业外包市场容量不断扩大,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这些领域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可贸易产品,这一行业也就成为可贸易的行业。因此,这一行业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引起了跨国公司的关注。服务外包的来源地主要是欧、美、日,美国占最大的比重是2/3,承接最多的是亚洲,约占全球外包业务的45%。上世纪90年代我国接受的是制造业的外包业务,特别是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量发展都是因为接受了制造业的转移和制造业外包。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是服务外包,承接最多的虽然是亚洲,但并不是中国,而是印度、菲律宾等国。在未来十年,我国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也就是在服务业外包中能不能赢得像上世纪90年代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成就,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三)跨国并购是国际投资的重要形式。国际投资主要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来实现,还可通过绿地投资,也就是新建一个企业,但这一比重越来越低。收购、兼并的两种形式作为直接投资的形式越来越多,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并购投资占全球国际投资流量的份额一直保持在50%以上,凡是国际流量上升的阶段就是并购比重上升的阶段,凡是投资流量下降的阶段,就是并购投资份额下降时期。换句话,凡是国际投资流量上升就意味着跨国并购活动很活跃。现在正处在国际投资流量上升的阶段,达到13000亿-14000亿美元,这意味着国际跨国并购活动非常活跃。并购的双方有可能实现资源共享,能够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帮助现有企业脱困,减轻失业压力;通过收购兼并,原来的生产能力得到稳定,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企业也避免了下岗失业的风险。并购投资需要的基础条件,一是东道国国内市场产能过剩;二是东道国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存在支持并购活动的法律框架。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并购不是在搞扶贫,不是解决弱势企业的下岗问题,而是看到企业有某种优势,甚至有的是好企业。跨国并购有可能是强强联合,不一定是强兼并弱,有的是强兼并强。这种经济现象必须这样来理解,否则容易产生误解。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

200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630亿美元(不包含金融类),在全球已降到第四位,过去是第二,美国第一。2007年上半年吸收外资额达230亿,11月是616亿,2007年可能会略微超过2006年。资金来源地结构没有什么变化,外资的来源地结构亚洲的比重很大,第一是香港,然后是台湾,还有日本、新加坡、东盟国家,接下来的就是美国、欧洲,美国有四五十亿,欧洲也是四五十亿,来源地结构一直很稳定。这两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自由港来的外资比较多,如维尔京群岛、开曼等地。这些资金来源地较复杂,还有一些是大陆自己流出去,在自由港注册又返回来,但这种情况很少。近两年也引进一些资金与技术密集型项目,如,韩国的起亚汽车公司发动机生产线及欧洲空客总装线在天津滨海新区落户,英特尔、微软、百事高公司在广州投资,这些公司都是资金密集度较高的项目。

制造业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六个行业,主要是通讯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业。2006年,这些部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总额的5l%。上世纪90年代外资主要集中在轻纺、轻工业、消费品、纺织工业领域,现在明显集中在资金和技术比较密集的行业。

我国利用外资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利用外资占全球外资中的比重下降。1994年,吸收外资337亿美元,占全球比重是13.5%。后来比重一直在下降,到2000年我国只占到了3.2%。2001年后国际投资流量在下降,但我国的比重在上升。到2005、2006年比重又在下降,2006年的比重已降到5%,在全球国际投资中的流量只占到了5.1%,2007年还会下降。2007年利用外资600多亿,全球资金流量达1000亿,利用外资比重要降到5%以下。近几年,我国利用外资成绩很大,但在全球投资金额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较低。近年来,国际投资主要流向服务业,但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每年都只能在23%左右,服务业吸收外资这几年都没有突破。这两年的金融业、房地产业比较活跃。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比重仍占最大。2006年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重达400亿,服务贸易领域仅是160亿,金融业是64亿,这都是几家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之后,吸收的国外银行战略投资,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商业银行,通过股改吸收的外资,总共不超过10家,所以主要还是制造业的投资。

三、认识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形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国际产业转移,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我国,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快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从21世纪初开始,国际产业转移又有了新的发展动向,主要表现为:第一,日益向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转移。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重心。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及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酒店业、交通业和通讯业等服务业成为多国服务业发展的主流。第二,国际产业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延伸。根据工序分工理论,可将价值链增值环节划分为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国际产品工序调整和转移表现为:在全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由生产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转移;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在生产环节中由下游生产环节(终端的加工组装)向上游生产环节(关键零部件生产)转移。现在的分工越来越细,产业转移具有产品类分工的性质,要求更加专业化、集群化。原来条件好的地方更容易吸引外资;原来条件不具备,分工不发达的地方,更不容易吸引外资。第三,资本流动方向也更具水平性。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成为资本流动的两大主要方向。2005年,发达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59%,且其中90%是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也在相互流动,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钢铁和石油化工等制造业。第四,跨国公司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的整合升级和转移。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加速了国际间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使多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发生变化,强化了国际产业的集聚效应,并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高度和虚拟化程度。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一项品牌的营销渠道,然后把其他的生产制造研发环节转移到别的国家,并促使原有产业在结构升级中整合转移。第五,跨国证券投资和并购日益活跃。现在的跨国投资越来越多的是利用兼并、收购,兼并收购很大部分是收购股权。收购股权就离不开证券市场,因此,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间的界限在模糊,或者说活动发生了很大的衔接性。如,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吸收外资,外资进来相当于收购了股权,中行、建行20%的股权卖给人家,卖完之后马上在境内境外上市,上市之后又吸收外资。第一步是直接投资,收购股权,收购资产,其目的也是希望该公司上市,上市后其资金就可置换出来,置换出来后又可投资。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是比比皆是,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特点,吸收外资的工作就无法做。

国际直接投资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收益;国际收支

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5-0070-03

一、FDI投资收益处置情况的推算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利润主要有四种主要的处置方式:利润暂不予分配、利润分配后汇出、利润分配后不汇出而作为“应付股利”、利润分配后转增资或再投资。通过对上海外商投资企业的抽样调查,我们以各行业样本企业的实收资本占比值作为权重得出各项利润指标的加权平均值。

以2004年至2006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吸收外资金额的存量数据为基础,其中“当年外方利润再投资或增资”数据引用外汇局直接投资外汇核准系统统计数据,“当年外方汇出境外利润”数据采用国际收支间接申报系统数据,根据样本企业的加权利润指标,推算考察期(2004年-2006年)上海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处置情况。

从推算数据我们可以对上海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处置情况形成如下初步的判断:上海外商投资企业实际吸收外资金额年均增长率维持在12%左右,资本收益率在13%左右,外方对企业投资收益的占比为70%左右,外方投资收益中的30%汇出境外,20%转增资于本企业或再投资于境内其他领域或企业,20%以应付股利的形式留在境内,30%以未分配利润的形式留在境内。

二、FDI投资收益对国际收支影响的模型描述

(一)卡莱斯基模型

国际直接投资范文第7篇

信息时代的发展,促使国际贸易形势发生转变,针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产生相应的变动。信息时代下,国际贸易转变了直接投资公司内部贸易结构,改变国际贸易定价机制;国际直接投资格局,也直接影响国际贸易格局。同时,国际直接投资,可以提升本国经济水平,有带动性的促进母国产品出口,增强母国的产品出口竞争力,同时也可以增加母国外汇收入。对于信息时代下,转化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可以提升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在信息时代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条件之下,应用传统统计方法中以国家为单位的方式,通过其进出口额计算国际贸易的收支,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出当前国家的贸易利益,将其转化为用原产国外汇增加额来进行计算,其结果较为精确。”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间发生一定转化。

二、完善改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系措施

1.改变角度

对于信息时代下,在国际贸易的理论体系之中,其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据了统治的地位,而相对与比较成本理论而言,其已经发展成为自由贸易理论中的主线。根据传统国际贸易要素中的禀赋理论,基于占有不同优势资源、不同优势生产要素的国家,其在生产各自国家产业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可以用国家自身优势产品,有效的换取别国经济生产的优势产品,使得交换产品后各自国家彼此均获利,然后,再由各国按各自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形成产业贸易的竞争发展模式。在现代化经济全球条件之下,改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针对实际情况,明确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因此,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实现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促使实现贸易投资的一体化发展,其实质就是依靠跨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整合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资源,大力借助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提升贸易发展水平。在信息时代下,转化贸易投资角度,有助于发挥实践指导意义;其主要表现为,若是一个国家具备越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就能够在国际贸易分工中,更多的来整合别国的产业发展资源,同时也可以减少本国产业资源被别国的贸易直接投资企业整合。对于信息时代下,在国际贸易中,可以依靠获取产业生产技术优势,以及大力生产差别化产品的形式;优化贸易管理方法来降低国际贸易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

2.重构路径

在信息时代的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研究之中,已形成了三种基于不同研究对象的贸易理论体系;一是就是以由市场机制为研究对象,可以从组织结构及协调发展之间进行国际的分工;而对于另一种,则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进行研究;同时,对于信息时代下,其第三种研究中,则是由专业化个体发展为研究对象,以此来进行贸易分工。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对于新兴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之中,就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以及交易效率概念,以此来解释企业生产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由于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市场和企业是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在信息时代中,对于实际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国际贸易方面应该秉持降低交易成本,改进商品交易效率的原则,能够运用重构路径的发展思路,提升贸易经济水平。当在实际中,若是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远远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之时,就可以选择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能够使跨国企业从国际贸易分工之中抽离出去,不仅可以降低贸易交易费用,提升国际直接投资经济效益。

3.转化主体

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产物,在信息时代贸易中,对于很大程度上可以将跨国公司作为在国际贸易中的研究主体。在信息时代国际贸易中,可以双向作用实现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联合机制,对于跨国公司之间实施全球战略前,国际上的贸易分工中主要是以产品为发展界限的,也就是各国根据比较优势,各自的集中生产具有贸易优势产业,从而形成某些、某一种的最终产业产品,最后通过国家间主题交换,使贸易产业中最终产品进行投资交换,在经济活动结束之后,对于国家企业结果双方,都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贸易利益。对于信息时代下,转化贸易过程中的主体,提高国家贸易发展的整体福利,实现国际贸易直接投资,促使转化新的经济行为,能够以贸易投资经济活动为国际贸易中的主体,有助于促使提升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家贸易的整体经济水平。

国际直接投资范文第8篇

一、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理论研究

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得迅速发展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论研究的比较反映出实践中存在的差异。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阐述了在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降低营运成本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独特动机。其中,垄断优势理论以结构性市场的非完全性和企业的特定优势为前提,认为市场非完全性是企业获得垄断优势的根源,垄断优势是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内部化理论以Coase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分析推广到国际范畴,认为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寻求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论则从寡头之间的博弈行为来分析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Caves提出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巨大波动主要与汇率变化有关,强币国的资本化率要高于弱币国。因此,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强货币国家具有较高资本化优势的厂商将向弱货币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以上理论较多关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视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Kogut提出了多国网络理论假设,着重分析了企业通过跨国经营网络所提供的营运弹性而产生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较多的优势;Buckley和Casson指出,弹性不仅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根据多国网络假设理论,国际化涉入效果的评估是通过衡量企业持有的具有价值的实质选择权的组合;Doukas & Travlos主张,这些选择权只能由跨国公司取得并运用,却不能被投资人取得并买卖。因此公司的价值应该增加以反映这些选择价值权的增加。由于这些实质选择权数目的增加,跨国公司的价值应该随着更高的国际化水平而增加。

从有关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的发展来看,内部化理论和多国网络理论得到了国外诸多学者和文献的支持。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兴起,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成果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R.Wells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Wells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规模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母国市场特征密切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及低价策略;二是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因此,即使是技术、规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技术再生途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保护出口市场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 Lall进一步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所以本质上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小规模生产条件、相似市场需求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甚至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促进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理论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战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步伐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不断深入与多样化发展,诸多学者陆续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美国学者Vernon Raymond创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Vernon认为,当产品特性基本趋于稳定,生产成本趋于下降时,从国内生产、国内消费进一步扩展至国内生产、海外消费,最终发展到国外生产、国外消费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有所变化,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中国际直接投资将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从而绕开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正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企业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运作本土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及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归纳,探讨了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从而有利于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继续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小岛清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雁行模式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后者说明了在一个由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地区中,较先进的国家如何通过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日本学者山田荣作在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全球化过程时,依据Vernon 学说把美国的企业全球化过程具体划分为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在发展中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以及在发展中的外国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四个阶段。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关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研究逐渐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约翰・邓宁提出和发展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被看作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输出减直接投资输入之差) 具有周期性规律,其间将经历四至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接受较少的国际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净对外直接投资呈负数增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本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时国家OLI范式中的优势明显,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呈正数增长,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五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 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 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邓宁指出,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或第三阶段开始,可以从本身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出发,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Cantwell和Tolentino进一步从微观形态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并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从技术累积角度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从而把对外投资动态化和阶段化。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是一国生产、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具备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其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累积增长相关联,即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其国际直接投资流出不仅总量增长,而且速度加快、时间提前。同时,Cantwell和Tolentino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利用种族联系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为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小泽辉智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对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国际直接投资三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了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应从纯吸引外资转变为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国际直接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该理论不仅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选择原则和实现步骤,进一步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一般会因母国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两种视角。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理论更多的关注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之后的视角则逐渐延伸并适用到发展中国家。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比较

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在投资动机方面更为关注全球市场与比较优势,对此,国内学者赵景华认为,跨国公司依其动机不同可划分为市场开拓型、生产基地型、资源获取型、知识提取型、风险规避型和利润重心型六种不同类型。冯雁秋也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优势型FDI和学习型FDI两类。优势型FDI是以发挥相对竞争优势、转移边际产业、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国际企业。学习型境外投资是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企业。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比较

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来看,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多处于第四或第五个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较为普遍。发展中国家尽管从第二或第三个阶段进行基于OLI范式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其净直接投资仍为0或负数。对此,国内学者刘红忠、高敏雪和李颖俊、储小俊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趋势分析和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非按GDP对应的第三发展阶段,并指出中国企业目前应该大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

此外,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进行跨国投资,并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逐渐实现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因此其投资区位的发展顺序往往与发达国家呈相反的态势。

四、对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间较晚,深度和广度也相差甚远。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加快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发展很快,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流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国际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

可见,单就总量而言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净额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考虑到GDP因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显著差距。2006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并不相称。因此,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该领域的重点。

(二)识别并利用多国网络的营运弹性

根据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市场的不完全性能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系统化优势,因此对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的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时,中国企业必须重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这种营运弹性主要包括:通过不同国家间的资源转移、决定某些生产要素的输入来源以及利润分配的地点,而在不同的部门间或具有市场不完全性的国家间产生的套利能力。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开始超过亚洲地区其他国家,跃居第一,占流量总额的52.6%,投资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2006年我国企业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从区域分布看过于集中,不利于更为广泛的利用全球区位优势,也限制了通过多国网络营运弹性来获利的能力。

(三)选择稳健的国际直接投资运营策略

一般来说,企业海外投资的目标市场往往从邻近国家开始,然后依据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差异以及地理位置远近等因素依次向外扩散直至最远和差异最大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更重要的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实现阶段性发展。